写了十多篇的江苏抗战历史的评论文章，总是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汉奸和伪军”，在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江苏抗战的几乎每一次大小战斗中，总会提到“同时消灭了多少伪军”，而往往消灭伪军的数字还会远大于消灭日军的人数。上篇文章写到的发生在1941年12月间苏中如东地区的这场战斗也是如此。当看到消灭日军30多人，心里顿感畅快、鼓舞！可是再看到也消灭了十倍数量的伪军时，在感到鼓舞的同时，却少了几分畅快，这些人毕竟是自己的同胞。人们不竟会问，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这些同胞会背宗叛祖，不顾民族大义去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犯下为虎作伥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罪行呢？

　　扬子晚报军事观察员 孙小伟

　　伪军的人数超过侵华日军

　　正当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军入侵之际，在中国竟有溥仪、汪精卫、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等人，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先后组织起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等一些伪政府组织，并分别招募组建起各自的武装——伪军，协助配合日军镇压中国的抗日斗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汉奸罪行。

　　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1938年后，正面战场开始出现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严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结果伪军数量急剧攀升，在整个中国的战场上，汉奸、伪军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占领军的数量。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也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超过200万人。

　　伪军大部来自国民党军

　　汪精卫的汉奸伪政府的所谓“曲线救国”的谎言，在诱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欺骗民众方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起到了使伪军人数急剧增长的催化作用。到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对外号称兵力百万。在国民党的内部，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政治上的独裁，内部派系林立，多年来亲近嫡系，导致地方杂牌军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备受歧视，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及怨恨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比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集团军司令，有六个是来自于原西北军、东北军和山东韩复榘的部队。

　　当然，伪军中也不乏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人。包括黄埔一期的刘明夏（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黄埔一期黄子琪（国民党补充旅旅长）、黄埔一期谢文达，黄埔二期刘启雄、张海帆、陈孝强，黄埔三期方先觉（国民党第10军中将军长）、黄埔三期金亦吾等二十多位“天子门生”。据统计，在伪军建制中62%左右来自原国民党军部队，换句话说，是国民党向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主要伪军兵源，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当时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极度穷困，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许多老百姓“为混一口饭吃”，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汉奸——民族的千古罪人

　　中国抗战时期的伪军，成为支撑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参加了对华北地区的“扫荡”。这些以“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保安队”、“警备队”称呼的伪军，可以由日军随便调遣。不少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被百姓称之为“二鬼子”。当时的伪军帮助日军残害中国百姓，却与国民党政府军有着默契。在抗战时期，伪军主要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却始终与国民党政府勾勾搭搭，与国民党军作战较少。

　　伪军还在很多方面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默许。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制定限共、反共政策。会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早在1939年，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就把进攻八路军失败后率部投降日军，并变为“冀中剿匪总司令”的柴恩波的叛变行为称为“实施曲线救国。”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甚至提出：“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正因为此，在国民党军内部流传着许可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使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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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贝当在1940年会见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留影。

　　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

　　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

　　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

　　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

　　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

　　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

　　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对汉奸卖国贼及其为之翻案行为狠狠打击，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锻造忠诚品质。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忠诚是当代革命军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纯而又纯的“忠诚度”，坚定政治信仰，不做“两面人”，克服“伪忠诚”“亚忠诚”现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大是大非见忠诚。在新的征程上，面对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同诋毁英雄、美化汉奸等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刘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