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疆的古诗》_优秀作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_作文赏析
作文一：《描写边疆战士的古诗》800字破　　阵　　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举起晶莹的夜光杯，斟满殷红的葡萄美酒。正要开怀畅饮，忽然，铮铮琮琮的琵琶声从马上传来。醉就醉吧，醉卧在沙场上有什么呢，请不要见笑，从古至今征战的人有几个是活着回来的。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渡阴山。
①王昌龄　宇少伯，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６９８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７５６年）。
②出塞：古代一种军歌的题目。
③但使：如果。
④龙城飞将：汉朝李广英勇机智，威震龙城匈奴称为飞将军。
⑤阴山：位于内蒙北部。
这是一首慨叹边战不断，国无良将的边塞诗。依旧是秦时的明月汉时的边关，征
战长久延续万里征夫不回还。　倘若龙城的飞将李广而今健在，绝不许匈奴南下牧马度过阴山。全诗以平凡的语言，唱出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吟之莫不叫绝。明人李攀龙曾推奖它是唐代七绝压卷之作，实不过分。
王昌龄《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　无那金闺万里愁。
王昌龄《从军行》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卢纶　　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注释］　１．塞下曲：古时边塞的一种军歌。　２．月黑：没有月光。　３．单于（ｃｈáｎ　ｙú　）：匈奴的首领。这里指入侵者的最高统帅。　４．遁：逃走。　５．将：率领。
６．轻骑：轻装快速的骑兵。　７．逐：追赶。
［今译］　　这是卢纶《塞下曲》组诗中的第三首。卢纶曾任幕府中的元帅判官，对行伍生活有体验，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这首诗写将军雪夜准备率兵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
作文二：《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6500字２００２年　３月　第　１２卷　　　第　１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Ｃｈｉｎａ　’　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　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　２００２　Ｖｏｌ．　１２Ｎｏ．　１
本文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估　，　认为中国疆域史　、　近代边界沿革史　、　边疆研究史　、　边疆　治理研究　、　边疆理论问题研究是研究的重点　，　并从资料的整理出版　、　队伍建设　、　研究的深化　、　学科的构　筑　、　成果的推广等方面提出了深化研究的设想　。
关键词　　　边疆研究　　　现状　　　发展
作者马大正　，１９３８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地址　：北　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１号　，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６。
一　、　当前边疆研究状况评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　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　，　成为史　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　硕果累累　，　而且其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　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长　足的发展　。　在总体发展的基础上　，　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　：一是突破了以近代边界问题　为单一研究的范畴　，　而将其扩展为以中国古代疆域史　、　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　为研究重点　，　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基础研究的大发展　；　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　，　将中　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相结合　，　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将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有机结合　。
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　，　中国边疆研究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　成为史学领域　科研实践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　同时也促成了应是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　—　—　—　中国边疆学构筑　命题的提出　。　从全局发展的视角看　，２０世纪最后　２０年是中国边疆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　，　可以　预计新世纪前半叶将是中国边疆研究繁荣　，　并完成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新时期　。
中国边疆研究现状令人乐观　，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１１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已为学界所认同　，　并用之于研究实践之中　，　以往那　种人为地将中国边疆研究内容割裂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一批具有战略性　、　宏观性的以　史为鉴的作品相继问世　，　其中具有综论性的重要者有　：七卷本　《中国边疆通史》　（马大正主编　，　中　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出版其中一卷　《中国边疆经略史》　，　其他六卷将在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出齐　）　；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马大正主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　；　《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　构沿革史》　（赵云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　；　《中国疆域史》　（刘宏煊　，　武汉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　；　《边防论》　（毛振发主编　，　军事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　；　《中国边防史》　（郑汕主编　，　社科文献出　—　１
版社　１９９５年　）　；　《清代的边疆政策》　（马汝珩　、　马大正主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　）　；
《清代　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　、　马大正主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　；
《清代边疆开发》　（马汝　珩　、　成崇德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　；　《　１８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边疆民族卷》
（成崇德　，　辽　海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　；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　—　—　—　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
（马大　正　、　刘逖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　；　《　中国古代海疆史纲》
（安京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　等等　。
２１当代边疆问题研究的启动　。　，　不　知现状难解历史　，　同样　，　不解历史　，　，　必然　，　９０，　，　找准了当代中国边疆　，　、　前瞻性　、　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问世　，　为国家的决　促进了国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视　，　产生了较佳的社会效益　。
３１研究部门与决策部门在当代边疆研究中的合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由于当代边疆问　题研究的特殊性决定只有将研究部门和决策部门的力量和谐结合　，　研究才有可能顺利展开　，　经　过两部门的共同努力　，　在研究实践中认知了合作的必要和可行　，　从而使此研究领域进入良性循　环的发展阶段　。
４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推动研究发展进程中的组织　、　协调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　１９９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整后　，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制定的　“九五”　科研　规划中　，　明确提出了研究工作重点是　：（１）　以中国边疆研究为基础　，　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　、　中国　近代边界沿革史　、　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综合性研究　；　（２）　开展当代边疆地区稳定和　发展研究　；　（３）　开展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上述研究思路日益为同行所认　同　，　并实践于研究工作之中　，　从而推动了国内边疆研究的深化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出成　果　、　出人才上也取得了成绩　，　并日渐取得了在国内该专业领域的优势地位　。
二　、　边疆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
重点和热点问题的提出和确定依据有二　：一是有利于学科的建设　；　二是满足社会对本学科　研究内容的以史为鉴的需要　。　由此　，　我们提出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　。
１１中国疆域史研究　。
应认真探讨中国疆域发展的规律　，　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　既要讲清　“　是什么”　，　更要回答　“　为　什么”　。
２１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研究　。
应将探求近代以来晚清政府软弱挨打的深层原因作为研究重点　，　而不是以罗列帝国主义　侵华的现象和简单斥责晚清政府卖国而满足　，　既要探求　１８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从　“　落日辉煌”　到　“　落后挨打”　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因素　，　也要分析晚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所做的种　种努力和最终破产的深层原因　。
３１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　。
要从史学史角度全面开展此领域的研究　，　认真总结古人的研究成果　，　近人的艰苦探索　，　以　及今人的继承开拓　，　预测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前景　。
４１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
２—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　，　是综合国力强弱的标志之一　。　自秦汉以来　，　历代政府十分重视边疆　的经营与治理　，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　，　还是失败的教训　，　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新中国成　立以来　，　我国政府在边疆治理上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　此项课题具有综合性意义　，　从纵　的方面看　，　它涵盖了从古代至当代的所有历史时期　；　从横的方面看　，　其研究内容包括了边疆行　政体制　、　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　、　边境管理　、　边防　（国防　）　、　周边外交　、　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　、　经济　开发　、　文化政策　、　治边思想等等　。　在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方面　争　、　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走向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　、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性研究　，　直面当代中国边疆治理重大决策中　的重要环节　，　为新世纪边　。
５１中国边疆理论问题研究　。
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　，　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中一系列理论性问题也日益为研究者所　重视　，　这方面既有关于　“　历史上中国”　、　“　边疆”　、　“　海疆”　、　“　边界”　等基本概念的科学界定　，　还有诸　如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　、　统一与分裂的历史作用等等重大问题的探讨　。　同时　，　中国边疆学的　构筑更是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并进行艰苦探索的大课题　。
三　、　当前深化边疆研究工作的要点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　，　在推动中国边疆研　究工作上肩负重大责任　，　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结合对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的把　握　，　我们对今后　３至　５年的工作要点提出如下五方面设想　。
１１资料的整理和出版　。
我们设想在以下两方面做点实事　：一是在已完成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　基础上　，　首选有关新疆的满文档案　，　按专题分册汉译出版　；　二是结合　“　东北边疆　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　的启动　，　组织整理　、　翻译出版一批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有关的　档案　、　史籍和朝　、　韩　、　俄　、　日等国有代表性的著作　。
２１队伍的建设　。
一是按　“　一专多能　，　一人多岗”　的要求提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有研究人员的业务水　平　，　培养出几位学科带头人和一批业务骨干　，　切实做好博士生　、　硕士生的培养　，　同时积极　、　稳妥　地引进人才　，　扩大边疆中心的研究队伍　。
二是通过开展课题的共同研究　、　组建科研工作站　、　建立研究人才网络等多种形式　，　进一步　强化与国内外同行的联系渠道　，　开拓合作的领域　，　形成一个有助于研究开展的　、　高效的人才联　络网　。
三是进一步发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沟通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研究的桥梁作用　，　使　这两支力量更好合作　、　取长补短　，　以优秀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　。
３１研究的深化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仍应在综合性　、　宏观性上下功夫　，　除了完成已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立项的　《中国历代边事与边政研究》　、　《　当代中国新疆治理研
３—　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究》　和　《云南广西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　三个项目外　，　还要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边疆　通史》　丛书的结项　，　以及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多项重点课题的研究等工作　。
同时为以下一些课题的启动准备条件　：
（１）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　；
（２）　中国封建社会的藩属研究　；
（３）　中国近代界务问题研究　；
（４）　　　（５）　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　；
（６）　　　（７）　。
４１学科的构筑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在创造条件　，　积累资料　，　争取尽早启动　《中国边疆学通论》　的研究　和撰写　，　该书应包括　：中国边疆的界定　，　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　，　中国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　、　功　能与特点　、　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　中外学界相关研究评议等等　。该项目具有研究的开拓性　，　理论　的创新性　，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心并参与此项目　，　通过共同努力　，　向社会奉献一册有中国　特色的　《中国边疆学通论》　，　为中国边疆学早日立于中国学科之林而努力　。
５１成果的推广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决心以更大的努力　，　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手做好已获　“　第十二届　中国图书奖”　的　“　边疆史地丛书”　的组织和出版工作　，　使这一套丛书作为精品而存在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将努力组织以新疆和东北为主题的新的系列丛书的出版　，　同时　正在积极筹划将相关调研报告进行修改加工后按专题分编成册　，　将零散的成果予以汇集　，　以期　发挥知识的整体效益　，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
〔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４—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ａｚｈｅｎｇ　（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２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ｌａｎ　ｔｏ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ｔｅａｍ　，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ｏｎ　２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Ｋ　ｅｙｗ　ｏｒｄ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　Ｎ　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　ａｌｆ　ｏｆ　Ｑ　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　Ｓｈｉｙｕ（５）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　ｅｙｗ　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　ａｎｇ　Ｔｉｅ　（１５）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ａｒｅｌ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ｏｎ　ｐｕｒ　２ｐｏｓｅ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ｄ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ｂｏｒｄｅｒ　２ｌａｎｄ．
Ｋ　ｅｙｗ　ｏｒｄｓ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５１１—
作文三：《关于边疆地区的几个烟俗知识》2400字水烟筒：
而在元阳、绿春的哈尼族那里，则有取粗竹筒整根制成烟筒，当中竹节打通，只留底节，更是简单易行，称之为＆ｑｕｏｔ；独筒烟锅＆ｑｕｏｔ；。
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众人熟知的“云南石屏彝族烟盒舞”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屏县是“烟盒舞”的故乡，千百年来，烟盒舞已在滇南地区广为流传。烟盒舞有一个独特之处，即以“烟盒”为乐器，自行伴奏，翩翩起舞。
“烟盒”是抽烟的人用来装烟丝的一种盒子，呈圆形，直径约９ｃｍ，高约５ｃｍ，可分可合，分开时高约４．２－４．５ｃｍ，有关专家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鼓之一。平时用来装烟丝，舞蹈时，将雌雄两半分开来，抖去烟丝，左右手各扣上一个，用中指卡住外壳，食指与大母指配合在盒内敲击，烟盒便发出清脆的“哒哒”声，以代替传统的伴奏乐器——鼓，节奏可快可慢，配上灵活多变的舞步，边唱边跳，民族韵味极其浓厚，所谓烟盒舞也因此而得名。
如今，烟盒舞不仅在彝家山寨流传，就是在城市中，烟盒舞已发展成为一种时尚的健身舞，广场上、公园内、小区中，也能看到各族群众如痴如醉的跳着烟盒舞，听到“烟盒”清脆悦耳的“哒哒”声。
试分彝族烟盒舞源流及其类型和风格
烟盒舞，以俏丽的风姿，婀娜的舞姿，优美的旋律，铿锵的节奏，优美动听的曲调，刚柔相挤的舞蹈动律，别具一格的道具，喜闻乐见、朴实自然而纷纭繁多的舞蹈套路和风格鲜明的舞曲，主要流传于滇中、滇南新平、通海、元江、石屏、建水、个旧、蒙自、开远等彝族尼苏颇民众之中，并深受被这一带彝族民众喜爱。
烟盒舞的民间传说
彝族烟盒舞产生于何年何月，无稽可考，也无史可查。关于烟盒舞的起源传说，彝族民间有丰富多彩的由来传说，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由来传说：
传说之一：“石屏异龙湖畔说”。滇南石屏县异龙湖畔一带相传，烟盒舞是元朝末年才出现的。传说有一年，云南阿迷州（今开远市）的女土司万氏嫫，带武装侵犯石屏，欲占领石屏，将石屏纳入其势力范围。石屏土知州、彝族首领马赫奴（马黑奴），率彝民奋力反抗，打败了万氏嫫的入侵武装。在战地（异龙湖南岸五爪山上）载歌载舞集会庆祝胜利。为了庆祝胜利，彝民们欢呼雀跃、跳起了舞（即烟盒舞）那回唱的调子流传下来，就是今天的“海菜腔”；那回跳的舞流传下来，就是今天的烟盒舞。开庆祝会的那天，是农历二月初十，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以后每年二月初十，异龙湖畔的彝家人都要在五爪山的罗色庙（为纪念马赫
奴而建的庙）前举行赛歌赛舞，形成了一个传统
的节日。后来这一带民间就有一句话“有吃无吃，过过二月初十”。说明彝家人对这一民族节日的重视。
传说之二：“江外说（指红河以南的红河、元阳、金平、绿春等四县）”。此传说流传在异龙湖畔的少数艺人中。据石屏县坝心镇彝族烟盒舞艺人王定明讲：明洪武年间，从江外红河（指红河以南的红河、元阳、金平、绿春等四县）那边跑来一对抗婚的青年恋人，到石屏县异龙湖畔安家立业，带来了江外彝族民间“乐作舞”，即“跳乐”（即烟盒舞的前身），以后就传播开来。
传说之三：“鲁班说”。木匠大师鲁班在做活时，一群儿童拾他锯下的木榫头，一手拿一块，两块相打发出“　”（同口字旁）或者“达达”的响声，孩子们打着木榫头手舞足蹈，但是木榫头有棱角，时常划着手，极不方便，因此鲁班就把木榫削圆，凿去中间部分，形成碗状，这样就既不划手，碰击时声音又响亮，孩子们玩得非常高兴，后来男人们拿去，一端绷上牛皮，做成烟盒，平时装烟，娱乐时用来弹奏舞蹈，因此形成烟盒舞。
传说之四：“龙朋说”。传说彝族烟盒舞是杨宗保、穆桂英兴下来的”。此传说主要在石屏县东北部龙朋镇一带，说杨宗保、穆桂英创造了烟盒舞，在人间流传。那里人称“四弦”为“嘟鲁掌”，说是杨宗保名字的谐音，还有一句话“不会唱曲子，打开天门问问杨宗保”。意思是：杨宗保是曲子的创造者，人死了魂魄升天，不会唱曲，可以打开天门问杨宗保。
传说之五：“建水说”。传说过去人们劳动休息，常聚在一起歌舞作乐，但动作不整齐，后来有人想办法，拍巴掌，这样便有了节奏，动作也整齐了。再后来，有人觉得拍巴掌太单调，气氛不够，拿出烟盒弹着跳，声音清脆悦耳，世代相传，形成烟盒舞。
以上彝族烟盒诸种传说和由来，多少都有些牵强附会，不能令人信服。“石屏异龙湖畔说”的“二月初十庆祝战争胜利之传说”，且不论事件的真伪，单说烟盒舞，既然当时的人都会跳，说明在那之前，烟盒舞就已产生，并已相当普及。一种民间舞蹈的产生到传播推普及，极有一定的过程，绝不是一次群众聚会就可以形成的。“鲁班说”和“龙朋说”更是无稽之谈，三个人都出生在中原，与滇南彝族尼苏人没有直接的联系。“建水说”，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只是一种主观分析，没有具体事实依据，只能作为参考，作为舞蹈的起源根据不足。
“江外说”亦有些道理。众所周知，烟盒舞在石屏、建水、个旧一带彝族地区称“跳乐”、“
夹乐”、“跳？纵”、或“挝乐”，汉族称其为“土风舞”。现名是解放后文艺工作者，根
据所持的道具烟盒而命名的。而“跳？纵”和“跳乐作”的发音极为相近，是不同地区的叫法。它无疑是烟盒舞和乐作舞同出一源，或者如出一辙。据有关资料表明，石屏、建水、红河接壤处彝族山区男女青年用树叶、草杆、巴乌、笛子、三弦、四弦合奏的“？纵调”，上声部为乐作舞曲旋律，下声部为烟盒舞曲旋律，且有较严格的合奏手法。当地彝老说，这是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这不能不说两者同出一源的证据之一。其次，乐作舞和烟盒舞的基本动律中，还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寻找到一些深层次的最基本要素。如乐作舞的动作以三步为单元，有三步一转身、三步一跳、三步斗脚、三步斗肩、三步擦背等等。而烟盒舞除三步弦外，还有三步点、三步横、三步飘、三步葳葳等舞蹈套路。二者舞姿虽各有变异，但内涵是一致的，还保持着早期彝族传统舞蹈的基本内核。并且烟盒舞中的三步弦，被誉为“娘弦”或“母弦”，它不仅指烟盒舞的基本动作，而且是初习烟盒舞者，必须学会并跳熟后，才能学跳烟盒舞其他套路。彝族民间至今流传着“来到小干田，跳点三步弦”、“不会三步弦，烟盒跳不成”等俗语，既是三步弦位置重要之证，又是两者同出一源之依据。
作文四：《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意见》2200字作者：邢玉林
光明日报　１９９７年０１期
一、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必要性
欧美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比较广泛地开展了边疆研究，许多专著的内容既包括边疆的类型及划分，又包括边疆的历史作用，有的著作还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述边疆问题。５０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又从边疆理论研究转为边疆实际研究，弥补了二战前研究的缺欠，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突破。近几年来，我邻国大力组织人力和不惜耗资研究边疆，势头甚旺。相比之下，我国的边疆研究相对落后，尤其是理论研究和现状研究更显薄弱。中国边疆面积大、分布的民族多、地理环境各异、战略地位重要、经济发展滞后，同时边疆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外交流的窗口。上述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边疆开展全方位的研究。
二、“中国边疆学”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
学科名称概念和研究对象密不可分，后者是前者内涵的一部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这门学科的覆盖面。覆盖面的宽窄，是决定该学科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
中国边疆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边疆各系统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国边疆各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该定义有四层涵义：一是划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时（从古至今）空（特定地域）界线；二是确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即以边疆地区硬系统（如社会结构、区划沿革、管理机构等）和软系统（如各项政策、治边思想等）为研究客体；三是明确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即把各客体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揭示各客体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四是确立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科学高度，即阐释各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般运动过程及揭示客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中国边疆学既然研究中国边疆各种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那么必然与其他众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具体地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边疆学研究边疆这一实体自身及其历史，必然与历史学等学科发生横向关系；从边疆的内容看，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国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地理、文化、边疆与内地和边疆与境外的关系等等，也必然与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的学科发生横向关系；从边疆的主体看，中国边疆学各领域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以边疆为载体、与边疆发生互为对象性关系的边疆主体即居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这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等学科发生横向关系；从边疆的类别看，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两者都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这使中国边疆学研究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关系。可见，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的、交叉的、边缘的学科。
三、“中国边疆学”大框架的构筑问题
确定中国边疆学的框架，是为了明确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框架构筑的问题很多，以下仅就贯穿学科的主线、学科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学科大框架的设计略谈些粗浅的意见。１．贯穿学科的主线：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是别的，它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中国边疆学研究只有从主体的历史活动及其与客体发生的互为对象的关系中，才能揭示中国边疆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以人的历史活动为线索，贯穿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主线也同样必须是人的历史活动。其具体理由有三：其一，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是人们世代活动更替的历史和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人的活动展现了人自身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这两个过程沿着同一轨道，推动着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其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活动的横向展开，只有对人的活动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科学地勾划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画面。其三，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其意识和行为的过程正是历史的涵义之一。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是人的活动的纵向深化，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物质和意识活动，使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各具时代的特点。２．学科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学科大框架的设计：构建现代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边疆学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其一，传统的边疆研究与现代的边疆研究的贯通。脱离传统的边疆研究就等于割断历史，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要发扬传统的边疆研究的优良作风、借鉴其研究方法、接续其中断了的且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研究等等。这种贯通应以对传统边疆研究的优化为前提。其二，中国边疆学研究与外国边疆学研究的成果相融合，中国边疆学要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学科，必须实行开放，吸收外国边疆学研究的精华，将各种优秀的思想成果融合于中国边疆学之中。这种融合应以对外国边疆学研究的鉴别和中外边疆学研究的比较为前提。其三，中国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相邻学科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是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趋势。中国边疆学必须吸收相邻学科乃至自然科学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其四，突出应用边疆学的地位。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应当再是历史问题研究的附庸。中国边疆学必须避免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脱节的倾向。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时应重视学科的社会功能，使学科直面边疆改革开发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根据上述原则，中国边疆学应有５个分支学科：①中国理论边疆学②中国应用边疆学③中国边疆地理学④中国边疆历史学⑤中国边疆学史。
作者介绍：邢玉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
作文五：《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7800字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
内容提要：，历史文化环境所赋予的丰富内涵。就，，。今天，，这就需要对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反思，，构建新的治理结构，加强边疆治理。
关键词：边疆问题；边疆治理；族际主义；区域主义
我国的边疆，面积广大，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人口结构复杂，战略地位重要，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边疆的状况，还会影响到我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战略的实现。因此，如何把边疆治理好，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同现实的要求相比，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则明显滞后，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的概念和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我国的边疆治理。
一、边疆与边疆治理的概念
“边疆”是用以标志国家与边界相连区域的概念，既有地理的意义，也有政治的意义，还有文化的意义。然而，边疆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环境中，其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我国的边疆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语境中，边疆之“边”，既有边缘之意，也有边远之意；边疆之“疆”，则既有边界之意，也有国家管辖的土地之意。因此，从字面上解释，边疆乃一个国家的边界性的疆域，包括陆疆和海疆，不过更多的时候指的是陆地边疆。然而，实际的边疆概念，却取决于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看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边疆的看法和理解有很大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边疆观。
传统的边疆概念是在秦统一中国后逐步形成的。秦统一以后的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建立在一定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是一个在王朝统治区域上形成的政治实体，即王朝国家。
王朝国家是以其统治的中心区域来界定边疆的，按照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思维进行界定，边疆就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域，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但发展程度较低，有待于开发；其次，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３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边界性区域，远离王朝国家的核心地区，其地理地貌明显区别于中原；再次，它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其实，正是由于汉代以后中原王朝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对生活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周边的其他民族受其影响而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其生活的区域才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从而成为王朝国家的边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识世界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渐次推开，于是便形成了以中原或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一点四方”的观念。从这样的观念出发，王朝国家的中心区域为华夏文化区，（东夷、生活的地区则被划分为“四夷”北狄、西戎、南蛮），因此，，。当王朝国家的国力强盛，，和感召力，，其他民族政权或政治势力就内附、，，国家的边疆也就有扩大和向外推移的倾向；相反，，王朝国家的影响力下降，统治能力衰弱，周边其他民族的政权或政治势力就离它而去，甚至反目为敌，边疆也就向内收缩。
近代意义上的边界的形成，为以国家的边界来界定边疆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由内而外的界定方式不同的由外及内的界定方式。当然，此种边疆观的最终形成和巩固，有待于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的名称、国家的边界以及由此确定的领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随后在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边疆就须以边界来界定，指国家之邻近边界的区域。
中国近代以来的边疆观毕竟是由历史上的边疆观演变而成的，中国近现代的边疆，也仍然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边疆同样与国家的核心区相距遥远；边疆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发展程度与内地也有较大的差距；边疆与边界相连，相当一部分是边境区，在管理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边疆也被看作民族地区，远避和相对落后之区。
如果要对这样的区域进行更加具体的界定，就需要引入行政区划的概念，按现行的行政区划来进行确定和划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邻近边界的区域是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具体来说包括县、市、省三个层次。
国家有边疆，因而就有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产生并存在于边疆，影响却不限于边疆，会波及整个国家。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也影响着国家的盛衰；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现在，也会影响国家的将来。对于国家来说，边疆问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问题。因此，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边疆问题，这就形成了边疆治理。从本质上看，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边疆治理，在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处于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位。
二、边疆治理的历史回顾
我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边疆治理，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根据面临的边疆问题和国家治理的总体安排，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边疆治理方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边疆治理思想、边疆治理方略。既有丰富的治理经验，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秦统一中国以后，便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历史上常常说到的经营西南、经营西北等，其主要内容都是边疆治理。秦及以后的历朝历代，对边疆治理的内容和方式各有特点，但都是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在边疆地区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地方政?６８?
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
权，把王朝国家的政治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二是处理与边疆各民族以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生活聚集的地区，能否把王朝国家的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的关键，是处理好王朝国家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王朝国家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展开的，是一种以族际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即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
秦统一后的２０００年间，不同王朝国家以族际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政策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即基本的治理方略，这就是“守中治边”，“守在四夷”。，重视对中心区域的治理，，先理内”，“治安中
①国，而四夷自服”；同时，，“使四夷之臣，各守其
②地”，，“夷狄”作为边陲之藩篱，以此。在此基础上，先是对居住在边疆的各民族采取了以，，利用边疆各民族政权管理边疆事务；用夏变夷，实施教化，以华夏文化去影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还在边疆驻扎军队，发展交通，移民戍边，扶植农桑，发展经济。如果边疆各民族不服从或试图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王朝国家就动用军队，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征服。总起来看，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
③④段，即所谓的“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
这种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十分奏效，不仅增进了边疆各民族与控制王朝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交流和融合，将为数众多的边疆各民族整合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而且稳定了王朝国家的边疆。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在道德评价的层面可能乏善可陈，但它对于中国广大的历史疆域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意义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我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民族，都与这样的边疆治理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中国历史尚未跨进近代的门槛时，古老的王朝国家却不得不与近代化的西方国家打交道。这些西方国家大多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的已经经历了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甚至在饱受西方列强挤压和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边疆。
沙皇俄国在１７世纪初把势力扩张到中国历史疆域的西北边境，继而又在１７世纪中叶将势力扩张到王朝国家的东北边境。为了保持王朝国家的历史疆域，清政府与沙俄于１６８９年和１７２７年先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不连斯奇条约》，从而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东北和北部边界，标志着王朝国家的历史疆域开始有了明确的界限。１７６２年清王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最终确立了中国的历史疆域，为以边界划定边疆提供了依据。
在此条件下，一种以国家边界为基础的边疆观念逐步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边疆观念，再佐以在强大国家实力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增长的王朝中央的统治能力，一种新的边疆治理思路，即通过王朝中央直接控制边疆的体现区域治理内涵的边疆治理方式，就逐渐萌生，从而使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出现了新的气象。
①贞观三年（６２９年），靺鞨遣使入贡，太宗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
（宋）司马光编著：《夷自服，岂非上策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条。
②明朝大臣桂彦良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桂彦良撰：《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七。
③《贞观政要》卷五。
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遗憾的是，１８世纪末期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腐败盛行，国力渐衰，统治能力削弱，无力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威胁和入侵，边疆领土被割让，藩属国家丧失进而殃及边疆，边疆危机日渐深重，从而使得整个的边疆形势和边疆治理走向了下坡路，王朝国家无力将业已开始的以区域治理为内容的边疆治理方略继续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以国家边界来划定边疆的边疆观逐步取代了把边疆看作王朝国家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带和夷狄之地的观念。
中华民国时期，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并全面地爆发。“九?”事变以后，国人的高度关注（）。，《边疆施政纲要》，，，敦聘专家，搜集资料，，，也加强了对边疆的开发和治理。“”，进行边疆治理的研究、设计和督办。
，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上都不注重族际治理，而是采取区域治理的方式，从而逐步构建起一个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取代了长期存在的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并不长久，它既没有形成清晰的边疆治理方略，也没有在边疆治理方面有什么大的建树，它所倡导的以区域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架构既不完善，也不稳定。
在长期的边疆治理过程中，某些朝代在边疆治理中屡创佳绩，有的朝代的边疆治理则败笔频现。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是值得肯定的。多个民族共同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共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广大的疆域，辽阔的幅员，都同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分不开，并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三、边疆治理的当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在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此，中国已经有了全新意义的国家边界，并形成了全新的边疆概念。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区域，是国家一个重要的区域。这样一种边疆观，为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方式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我国边疆治理最富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十分重视边疆问题，而且在边疆治理方面显示了宏图大略。他们以开国元勋的宏大气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处理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开展民族工作，疏通民族关系，解决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问题；把统一的政权组织建立到边疆的基层，统一了全国的政权组织，使国家的最高决策能够直接贯彻到边疆的基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把边疆地区各式各样的地方政权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当中；分阶段进行了社会改革，扩大了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同质性，减少了边疆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将为完成军事任务而驻扎在边疆的军队成建制地在当地转业，实行军垦，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干预能力；从内地向边疆移民，有组织地进行垦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促进了边疆开发；在边疆安排一定数量的国家建设项目，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把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安排到中央或省级政权系统中，既提升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地位，也削减了他们对地方政治事务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重点突出，布局得当，措施有力，效果也相当显著。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国家正常的建设和治理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边疆建设也未能幸?７０?
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
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在边疆地区（远离边境的地区）安排了一些“三线建设”项目，对边疆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对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来自内地城市的知识青年到边疆插队落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对边疆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内地知识青年在边疆的十年，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把内地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到边疆，不仅增强了边疆与内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同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疆文化落后的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这一时期，边，。
从总体上看，，同时也采取了一。但这些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措施未能长期坚持，。究其原因，一来是这种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是与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的；二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民族政策。这样的民族政策本来就相当强势，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采取了这种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略，才妥善地处理了边疆的民族问题。这样一种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政策的强势地位。
四、边疆治理的反思与转型
边疆治理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主题，也是一个现实的主题，还是一个未来的主题。不论什么时候，边疆治理都必须选择符合边疆实际的方式。如果边疆治理方式符合实际，措施有力，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则难逃败绩。边疆治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受到许多因素制约，但最根本的是边疆问题的状况。只有依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征，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边疆治理才会奏效。因此，边疆问题的状况，对边疆治理方式的形成和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之所以形成族际主义的取向，以族际治理为主，是由于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主要矛盾。因此，历史上便形成了以协调民族关系为主的族际主义的边疆治理。其后，随着国家边界的确定和固化，边疆区域性的问题随之突出，从而导致了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的萌生。但是，在民族关系仍然在边疆问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家的边疆治理就仍需以族际主义取向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就是根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点，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从而在边疆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我国的边疆治理中，民族政策取代了其他的边疆政策，既是民族政策也是边疆政策，一身二任。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边疆问题、边疆治理都被纳入到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进行研究，处理边疆问题的其他措施也被置于民族政策之下。在国家的决策中，凡是涉及边疆问题的，都被放在民族政策的主题之下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在论及民族问题的时候才谈到边疆问题及其治理的。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兴边富民行动”，而该政策就是在１９９９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由国家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来推动、领导和督导其实施的，被置于民族工作的范畴，从而成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边疆问题是产生于边疆的问题，它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疆问题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毋庸置疑，民族问题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定时期内边疆问题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后，采取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来实施边疆治理，即主要是实行民族政策，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正是由于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民族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改善本身，就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正确和有效的证明。但是，民族关系得到根本的调整以后，其他类型的问题（主要是边疆区域性的问题）的地位则逐步凸显出来。
中国目前的边疆问题，不仅内容很多而且表现形式复杂，但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即三大基本问题：一是边疆发展，二是边疆稳定，三是边疆安全。边疆发展包括边疆开发、边疆的生态与环保等方面的内容；边疆稳定包括民族问题、内容；边疆安全包括边境管理、属于区域性的问题的范畴，，核心，因此，，，还应该采，逐步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
，，其实施的时间和空间也应该是有限度的。民族政，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必须明确两点：一是民族政策是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而不是解决一切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民族问题是需要通过国家政权来处理的问题，因而是指民族关系中那些能够导致严重后果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民族关系中的任何矛盾和冲突，更不能把与民族有关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归入到民族问题的范畴。把民族问题加以泛化，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混乱甚至预想不到的后果。二是在运用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也应该确定一个限度。只能用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而不能用民族政策去处理只是与民族有一定关联的问题，更不能将边疆地区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民族政策的范畴。
实现边疆治理的转型，最根本的是由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向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的治理转型。价值取向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价值取向代表着治理方式的基本方向。但是，这还不够。要使边疆治理更加有效，还必须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结构，制定一个边疆治理的国家战略，提升边疆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增大边疆治理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治理的主体都是中央政府。但是，要使边疆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积极性，构建一个由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和边疆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三维主体结构。其中，中央政府是边疆治理的主导力量和推动者。中央政府主要是提出边疆治理的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形成边疆治理的战略规划，制订边疆治理的基本政策，调动必要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督导边疆地方政府，促成边疆治理目标的实现。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具体的责任主体。落实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方略，实现边疆治理任务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织是边疆治理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传统的边疆治理，都是政府行为，都是通过政府实现的，边疆社会仅仅是被治理的对象，是边疆治理的响应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按照现代的边疆治理观念，边疆社会也应该成为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主体，积极地参与边疆治理。
我国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表明，区域发展只有进入国家战略的层面，才能引起充分的注意，有效动员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实现。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很多，但却没有专门针对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战略。为了加快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一个强大的边疆，实现富民、强国、睦邻的目标，应该制定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边疆建设计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边防等各个方面，对边疆建设进行全面规划，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国家资源，推进这一计划的实施。
作者：周平，云南大学政治学系（昆明市，６５００９１）
（责任编辑：刘　杰）
作文六：《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8500字作者：周平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０８期
我国的边疆，面积广大，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人口结构复杂，战略地位重要，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边疆的状况，还会影响到我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战略的实现。因此，如何把边疆治理好，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同现实的要求相比，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则明显滞后，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的概念和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我国的边疆治理。
一、边疆与边疆治理的概念
“边疆”是用以标志国家与边界相连区域的概念，既有地理的意义，也有政治的意义，还有文化的意义。然而，边疆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环境中，其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我国的边疆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语境中，边疆之“边”，既有边缘之意，也有边远之意；边疆之“疆”，则既有边界之意，也有国家管辖的土地之意。因此，从字面上解释，边疆乃一个国家的边界性的疆域，包括陆疆和海疆，不过更多的时候指的是陆地边疆。然而，实际的边疆概念，却取决于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看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边疆的看法和理解有很大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边疆观。
传统的边疆概念是在秦统一中国后逐步形成的。秦统一以后的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建立在一定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是一个在王朝统治区域上形成的政治实体，即王朝国家。
王朝国家是以其统治的中心区域来界定边疆的，按照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思维进行界定，边疆就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域，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但发展程度较低，有待于开发；其次，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边界性区域，远离王朝国家的核心地区，其地理地貌明显区别于中原；再次，它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其实，正是由于汉代以后中原王朝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对生活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周边的其他民族受其影响而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其生活的区域才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从而成为王朝国家的边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识世界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渐次推开，于是便形成了以中原或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一点四方”的观念。从这样的观念出发，王朝国家的中心区域为华夏文化区，处于王朝国家统治外围或边缘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地区则被划分为“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因此，边疆也就被看作夷狄之地。
由于王朝国家的周围并不存在实力强大的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实体，王朝国家统治的范围取决于自身在国力基础上形成的统治能力的大小，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当王朝国家的国力强盛，就具有将统治范围向外延伸的能力，就对周围的其他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周边其他民族就愿意与汉族共同建立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其他民族政权或政治势力就内附、归附或降附于中原王朝，向中原王朝输诚纳贡，国家的边疆也就有扩大和向外推移的倾向；相反，在中原王朝国力衰弱的时候，王朝国家的影响力下降，统治能力衰弱，周边其他民族的政权或政治势力就离它而去，甚至反目为敌，边疆也就向内收缩。
近代意义上的边界的形成，为以国家的边界来界定边疆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由内而外的界定方式不同的由外及内的界定方式。当然，此种边疆观的最终形成和巩固，有待于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的名称、国家的边界以及由此确定的领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随后在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边疆就须以边界来界定，指国家之邻近边界的区域。
中国近代以来的边疆观毕竟是由历史上的边疆观演变而成的，中国近现代的边疆，也仍然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边疆同样与国家的核心区相距遥远；边疆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发展程度与内地也有较大的差距；边疆与边界相连，相当一部分是边境区，在管理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边疆也被看做民族地区，远避和相对落后之区。
如果要对这样的区域进行更加具体的界定，就需要引入行政区划的概念，按现行的行政区划来进行确定和划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邻近边界的区域是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具体来说包括县、市、省三个层次。
国家有边疆，因而就有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产生并存在于边疆，影响却不限于边疆，会波及整个国家。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也影响着国家的盛衰；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现在，也会影响国家的将来。对于国家来说，边疆问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问题。因此，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边疆问题，这就形成了边疆治理。从本质上看，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边疆治理，在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位。
二、边疆治理的历史回顾
我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边疆治理，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根据面临的边疆问题和国家治理的总体安排，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边疆治理方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边疆治理思想、边疆治理方略。既有丰富的治理经验，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秦统一中国以后，便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历史上常常说到的经营西南、经营西北等，其主要内容都是边疆治理。秦及以后的历朝历代，对边疆治理的内容和方式各有特点，但都是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在边疆地区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地方政权，把王朝国家的政治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二是处理与边疆各民族以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生活聚集的地区，能否把王朝国家的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的关键，是处理好王朝国家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王朝国家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展开的，是一种以族际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即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
秦统一后的２０００年间，不同王朝国家以族际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政策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即基本的治理方略是“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这一基本方略以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和各民族生活的边疆区域的划分为前提，强调“守中”之地与边疆四夷的区分，重视对中心区域的治理，通过对中心区域的治理而影响边缘区域，强调“欲理外，先理内”，“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①；同时，对地处边缘的四夷之地采取守势，不主动出击，“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②，重视降附的边疆少数民族镇守疆土的作用，以臣服或藩属的“夷狄”作为边陲之藩篱，以此形成国家腹地与邻邦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在此基础上，先是对居住在边疆的各民族采取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后又实行了土司制度，利用边疆各民族政权管理边疆事务；用夏变夷，实施教化，以华夏文化去影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还在边疆驻扎军队，发展交通，移民戍边，扶植农桑，发展经济。如果边疆各民族不服从或试图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王朝国家就动用军队，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征服。总起来看，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即所谓的“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③，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④。
这种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十分奏效，不仅增进了边疆各民族与控制王朝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交流和融合，将为数众多的边疆各民族整合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而且稳定了王朝国家的边疆。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在道德评价的层面可能乏善可陈，但它对于中国广大的历史疆域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意义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我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民族，都与这样的边疆治理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中国历史尚未跨进近代的门槛时，古老的王朝国家却不得不与近代化的西方国家打交道。这些西方国家大多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的已经经历了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甚至在饱受西方列强挤压和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边疆。
沙皇俄国在１７世纪初把势力扩张到中国历史疆域的西北边境，继而又在１７世纪中叶将势力扩张到王朝国家的东北边境。为了保持王朝国家的历史疆域，清政府与沙俄于１６８９年和１７２７年先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不连斯奇条约》，从而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东北和北部边界，标志着王朝国家的历史疆域开始有了明确的界限。１７６２年清王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最终确立了中国的历史疆域，为以边界划定边疆提供了依据。
在此条件下，一种以国家边界为基础的边疆观念逐步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边疆观念，再佐以在强大国家实力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增长的王朝中央的统治能力，一种新的边疆治理思路，即通过王朝中央直接控制边疆的体现区域治理内涵的边疆治理方式，就逐渐萌生，从而使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出现了新的气象。
遗憾的是，１８世纪末期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腐败盛行，国力渐衰，统治能力削弱，无力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威胁和入侵，边疆领土被割让，藩属国家丧失进而殃及边疆，边疆危机日渐深重，从而使得整个的边疆形势和边疆治理走向了下坡路，王朝国家无力将业已开始的以区域治理为内容的边疆治理方略继续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以国家边界来划定边疆的边疆观逐步取代了把边疆看作王朝国家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带和夷狄之地的观念。
中华民国时期，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并全面爆发。“九·一八”事变以后，边疆问题更是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中国的边政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花费了一定的精力来应对日渐突显的边疆问题。１９４１年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边疆施政纲要》，不仅提出了边疆治理和边疆开发的方略，而且提出要“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边疆地方政府，也加强了对边疆的开发和治理。云南省就成立了“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进行边疆治理的研究、设计和督办。
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上都不注重族际治理，而是采取区域治理的方式，从而逐步构建起一个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取代了长期存在的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并不长久，它既没有形成清晰的边疆治理方略，也没有在边疆治理方面有什么大的建树，它所倡导的以区域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架构既不完善，也不稳定。
在长期的边疆治理过程中，某些朝代在边疆治理中屡创佳绩，有的朝代的边疆治理则败笔频现。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是值得肯定的。多个民族共同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共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广大的疆域，辽阔的幅员，都同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分不开，并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三、边疆治理的当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在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此，中国已经有了全新意义的国家边界，并形成了全新的边疆概念。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区域，是国家一个重要的区域。这样一种边疆观，为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方式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我国边疆治理最富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十分重视边疆问题，而且在边疆治理方面显示了宏图大略。他们以开国元勋的宏大气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处理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开展民族工作，疏通民族关系，解决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问题；把统一的政权组织建立到边疆的基层，统一了全国的政权组织，使国家的最高决策能够直接贯彻到边疆的基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把边疆地区各式各样的地方政权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当中；分阶段进行了社会改革，扩大了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同质性，减少了边疆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将为完成军事任务而驻扎在边疆的军队成建制地在当地转业，实行军垦，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干预能力；从内地向边疆移民，有组织地进行垦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促进了边疆开发；在边疆安排一定数量的国家建设项目，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把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安排到中央或省级政权系统中，既提升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地位，也削减了他们对地方政治事务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重点突出，布局得当，措施有力，效果也相当显著。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国家正常的建设和治理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边疆建设也未能幸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在边疆地区（远离边境的地区）安排了一些“三线建设”项目，对边疆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对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来自内地城市的知识青年到边疆插队落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对边疆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内地知识青年在边疆的十年，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把内地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到边疆，不仅增强了边疆与内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同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疆文化落后的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疆治理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旨在改变边疆贫困和落后面貌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边疆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时期，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边疆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仍然是一个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具有明显区域主义色彩的边疆治理措施。但这些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措施未能长期坚持，更没有构建起一种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模式。究其原因，一来是这种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是与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的；二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民族政策。这样的民族政策本来就相当强势，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采取了这种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略，才妥善地处理了边疆的民族问题。这样一种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政策的强势地位。
四、边疆治理的反思与转型
边疆治理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主题，也是一个现实的主题，还是一个未来的主题。不论什么时候，边疆治理都必须选择符合边疆实际的方式。如果边疆治理方式符合实际，措施有力，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则难逃败绩。边疆治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受到许多因素制约，但最根本的是边疆问题的状况。只有依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征，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边疆治理才会奏效。因此；边疆问题的状况，对边疆治理方式的形成和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之所以形成族际主义的取向，以族际治理为主，是由于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主要矛盾。因此，历史上便形成了以协调民
族关系为主的族际主义的边疆治理。其后，随着国家边界的确定和固化，边疆区域性问题随之突出，从而导致了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的萌生。但是，在民族关系仍然在边疆问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家的边疆治理就仍需以族际主义取向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就是根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点，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从而在边疆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我国的边疆治理中，民族政策取代了其他的边疆政策，既是民族政策也是边疆政策，一身二任。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边疆问题、边疆治理都被纳入到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进行研究，处理边疆问题的其他措施也被置于民族政策之下。在国家的决策中，凡是涉及边疆问题的，都被放在民族政策的主题之下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在论及民族问题的时候才谈到边疆问题及其治理的。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兴边富民行动”，而该政策就是在１９９９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由国家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来推动、领导和督导其实施的，被置于民族工作的范畴，从而成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边疆问题是产生于边疆的问题，它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疆问题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毋庸置疑，民族问题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定时期内边疆问题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来实施边疆治理，即主要是实行民族政策，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正是由于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民族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改善本身，就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正确和有效的证明。但是，民族关系得到根本的调整以后，其他类型的问题（主要是边疆区域性的问题）的地位则逐步凸显出来。
中国目前的边疆问题，不仅内容很多而且表现形式复杂，但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即三大基本问题：一是边疆发展，二是边疆稳定，三是边疆安全。边疆发展包括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生态与环保等方面的内容；边疆稳定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内容；边疆安全包括边境管理、边疆社会管理和边防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问题从总体上看都属于区域性问题的范畴，虽然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已经不再是边疆问题的主体和核心，因此，边疆治理的方式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除了采取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外，还应该采取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注意解决边疆区域性的问题，逐步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
此外还必须看到，民族政策同其他政策一样，其实施的时间和空间也应该是有限度的。民族政策是用于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必须明确两点：一是民族政策是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而不是解决一切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民族问题是需要通过国家政权来处理的问题，因而是指民族关系中那些能够导致严重后果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民族关系中的任何矛盾和冲突，更不能把与民族有关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归入到民族问题的范畴。把民族问题加以泛化，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混乱甚至预想不到的后果。二是在运用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也应该确定一个限度。只能用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而不能用民族政策去处理只是与民族有一定关联的问题，更不能将边疆地区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民族政策的范畴。
实现边疆治理的转型，最根本的是由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向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的治理转型。价值取向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价值取向代表着治理方式的基本方向。但是，这还不够。要使边疆治理更加有效，还必须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结构，制定一个边疆治理的国家战略，提升边疆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增大边疆治理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治理的主体都是中央政府。但是，要使边疆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积极性，构建一个由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和边疆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三维主体结构。其中，中央政府是边疆治理的主导力量和推动者。中央政府主要是提出边疆治理的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形成边疆治理的战略规划，制订边疆治理的基本政策，调动必要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督导边疆地方政府，促成边疆治理目标的实现。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具体的责任主体。落实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方略，实现边疆治理任务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织是边疆治理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传统的边疆治理，都是政府行为，都是通过政府实现的，边疆社会仅仅是被治理的对象，是边疆治理的响应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按照现代的边疆治理观念，边疆社会也应该成为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主体，积极地参与边疆治理。
我国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表明，区域发展只有进入国家战略的层面，才能引起充分的注意，有效动员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实现。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很多，但却没有专门针对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战略。为了加快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一个强大的边疆，实现富民、强国、睦邻的目标，应该制定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边疆建设计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边防等各个方面，对边疆建设进行全面规划，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国家资源，推进这一计划的实施。
①贞观三年（６２９年），靺鞨遣使入贡，太宗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条。
②明朝大臣桂彦良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桂彦良撰：《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七。
③《贞观政要》卷五。
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作者介绍：周平，云南大学政治学系。（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作文七：《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4700字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 来源：光明日报 ｜ 发布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０４ ］马大正
中国古代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
部分，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服务于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
了完整的体系，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中外文献中，一般把边疆解释为一
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
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因此，在讨论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指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二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
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
定型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
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并不固
定于一地，在这个核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
也经常发生王朝兴衰交替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
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割据时期。但是，即
使是在多政权分立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也都努力实现更大范围
的统一，由此最终导致一个疆域更大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诞生。
也就是说，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进一步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至清代，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中国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
首先是地域的广阔性。中国有着辽阔的领土，其边疆地区地域亦
十分广袤，因此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
差异。中国的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
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分散的含义既包括整个边疆可以划分为若干
地区，也包括一个大的地区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
统一的含义既包括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包括各个
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是民族的多样性。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边疆问
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
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因为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是构成中
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
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当然也要注意到，民族
的多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是历史的悠久性。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边疆发
展史不但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悠久的，而且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
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
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
性发展的轨道。
第四是问题的复杂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边疆是统一
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
加的结果。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的矛盾在边
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的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中国边
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它们往往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这就
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也给辨析其发展脉络和寻求解决
方法增加了难度。
总的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
的趋势是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
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这一进程。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侵略
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它
使得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
步唤醒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
民族的中国再次崛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朝哪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因此历代统治者
都会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辖。中国古代的边
疆政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各个历
史时期不同政权的治边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
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以及传统的治
边思想等等。
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具有继承性，又各有特
色，这里以清朝为例试作概述。这是因为清朝的边疆政策既有继承中
国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点
创新发展的一面，自成体系。
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
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王朝往往在
政治上反对言华夷之别，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就更加反对。而清朝
统治者的创新之处首先是要求各民族承认清王朝为正统，其次是在调
整满汉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联合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
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的制订、推行和不断完善作为基本国策
的一部分。这虽然是为了达到以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贵族统治人
口众多的汉族人民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推进大一统有积极意义。二、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
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
“拱卫”的作用。三、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
理原则。前者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亦奉
行不替；后者在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中虽已初见端倪，但清朝突出强
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针在清
代，特别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清朝统治者“因俗而
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根据统一国家的总体安全
目标出发有所改变和发展。
清政府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
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其内容
要点可归纳如次：一、改进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立理藩
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
外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
《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
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的行政体制，不强求划一。如东
北三省为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为盟旗制；新疆为
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为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
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
的府州县制，等等。二、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
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首重蒙古是清朝的基本国策，它取
得了有利于清朝统治的效果。三、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
的方针政策。对有益自身统治的宗教加以大力扶植；对没有威胁到政
权稳定的宗教采取不干涉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不利于巩固统治或保
持疆土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严厉打击。坚持宗教不能干预皇权，限制
宗教的世俗权力；坚持以法治教，众建以分其势的原则，等等。
清代边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历史的继承性。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既有明确的目标和措
施，又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行政机制。清代
的边疆政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和
亲政策中找到清代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产生、发展
的历史轨迹，又可以发现康熙大帝一改历代固守长城、消极北防政策
的雄才大略。
其二，内涵的多样性。经过康乾盛世，清代前期的有效管辖范围
除１８行省（兼有台湾）外，还包括有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
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是一个幅员广阔、
疆界明确的统一多民族帝国。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
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至于
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沙群岛）则无论古今都是中国边
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无论在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民族
民俗等方面均各具特色，这就决定了清代边疆政策内涵的多样性。清
代前期海疆政策中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和对台湾、海南的治理各不相同，
陆疆政策中东北的军府制与新疆的军府制内容并不相同，而在西藏和
西南地区，则又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民族的特点，分别实施驻藏大
臣制和通过改土归流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诸省的统治。
其三，影响的现实性。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
前期的赫赫国威和清后期的屈辱挨打，对于清代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均
有直接影响。今天中国疆域的格局基本上因袭了清代的状况，而鸦片
战争后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所丧失的土地，也为今天的边界
纠纷留下祸根。因此，要解决当代的边界纠纷，就必须弄清清代前期
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来疆域的变化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
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都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认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在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认识上，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的重
一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大一统”在秦汉时期变成了现实，也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
治思想之一。它是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向心力，几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
民的思想感情。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河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永恒
的政治价值取向。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中国的
疆域有很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中国曾四次出现大一统局面。
其中有两次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的，而另外两次则是边疆民族入主中
原后完成的。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千余年来中国各地区
各民族孕育着的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的规
模要小得多，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是其疆域
空前广大，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给中国
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十分巨大而深远影响。满族封建主建立的
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献是独特的，中国历史
上任何时期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序均没有达到清朝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