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K10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982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a277e14d25e243c78b697a7ae5cde731_b.jpg& data-rawwidth=&754& data-rawheight=&4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54&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a277e14d25e243c78b697a7ae5cde731_r.jpg&&&/figure&&p&改革货币发行机制，摆脱经济危机&/p&&p&一、主要货币的发行机制&/p&&p&货币是经济运行的核心，货币发行机制是货币制度的核心，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p&&p&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经历了实物货币（如贝壳、金、银、铜等）、代用货币（如银行券、纸币、硬币等）两个时期。实物货币时期，货币本身即为具有价值的商品，由生产所得，不能无限创造。代用货币时期，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仅为代表一定实物或实物货币的符号，由印制所得，可以无限创造。&/p&&p&代用货币发行分为三类：A.准备金制：以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额或一定幅度超额发行货币；B.担保制：以国债等有价证券作为担保，等额发行货币；C.信用制：无准备金和有价证券担保，凭国家权威发行货币。&/p&&p&研究了主要货币的发行机制，如下：&/p&&p&1.美元&/p&&p&美元发行属于担保制，发行机构为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经国会批准后发行各类国债，并在市场上进行拍卖，未卖出去的国债美联储须照单全收，并印发相应的美元给财政部。美联储通过买进国债获得利息，但其每年剩余利润须上交财政部。美国国债很大一部分被外国央行、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所购买，并没有引起美元发行，只有当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引起美元发行。&/p&&p&美国国债及利息通过政府税收来偿还，随着国债越发越多，必然导致政府税收难以偿还国债甚至利息，只能借新债还旧债而增发美元，进而引起美元购买力下降和美元资产缩水，由于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必然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p&&p&美国政府通过国债换得美元，支出流向之处则购买力随之上升，财富（供给）也纷纷沓至，新发货币本质上是一台财富分配机。&/p&&p&2.日元&/p&&p&日元发行属于担保制，发行机构为日本银行。日本财务省经国会批准后发行各类国债，并在市场上进行拍卖，未卖出去的国债日本银行须照单全收，并印发相应的日元给财务省。由于日本国债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外汇，间接上外汇占款也成为日元发行的主要途径。&/p&&p&3.英镑&/p&&p&英镑发行属于担保制，发行机构主要为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部经议会批准后发行各类国债，英格兰银行购买国债并印发相应的英镑给财政部。&/p&&p&4.欧元&/p&&p&欧元发行属于担保制，发行机构为欧洲中央银行。欧盟成员国经各自议会批准后均可发行各类国债，但约定各成员国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各成员国国债在市场上进行拍卖，在不违反约定标准的情况下，未卖出去的国债由欧洲中央银行认购，并印发相应的欧元给该国。&/p&&p&由于约定标准没有也难以严格执行，不少成员国的国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远超过标准，前期由于利息较高其国债在市场上也很热销，并借新债还旧债，后期终因财政收入不堪重负而爆发债务危机。&/p&&p&欧债危机后，再贷款成为欧元发行的另一重要途径，欧元发行参照通货膨胀、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指标，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就可以向市场投放货币以提供流动性，当通胀率高于预先设定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预先设定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发放量。&/p&&p&由于三个指标没有也难以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大量无上限的再贷款给向各成员国银行，各成员国银行利用从央行获得的廉价贷款，购买欧元区国家发行的高息国债从中套利，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欧债危机已经发酵。&/p&&p&5.港元和台币&/p&&p&港元发行属于准备金制，发行机构为政府指定商业银行。香港于1983年起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为7.8：1 ,香港政府指定汇丰、渣打和中银三家商业银行为港元发行机构，发钞银行向香港金融管理局交付美元,即可按固定汇率发行等值港元。&/p&&p&台币发行属于准备金制，发行机构为台湾银行。发钞银行向台湾中央银行交付外汇、金银,即可发行等值台币。&/p&&p&6.人民币&/p&&p&人民币发行属于信用制，发行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法律上并无准备金、担保要求及发行限额规定。&/p&&p&改革开放初期，财政部收不抵支则向央行借款，央行成为财政部的出纳，财政赤字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引起八十年代末的通货膨胀。1992年小平南巡后，央行向国有银行再贷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国有银行向国企、房企发放贷款，大量企业借债却不还钱，新发货币通过腐败流向官商腰包，国有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而濒临破产。&/p&&p&面对内需型经济增长连连受挫的局面，政府将经济发展的侧重点转向外需型增长模式，允许民营企业享有进出口权，把中国经济的车厢挂在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上，尤其2001年入世后出口行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出口企业、外商投资者将外汇通过商业银行上交央行换取人民币，成就了出口企业的黄金时代，但货物出口于外、货币增发于内，也造成了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局面。&/p&&p&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大降，再贷款又起，近年已逐渐超过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大量新发货币流向房地产行业，随着物价飞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房地产等经济发动机逐个熄火。&/p&&p&人民币的下一个锚在哪，事关中国经济的前途，至今也未见广泛的探试，谋略规划更无从谈起，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下，货币制度如果跟着感觉走，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自不待言。&/p&&p&二、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p&&p&1.货币的集聚性&/p&&p&生产通过资本、资源、劳动、技能四要素共同创造产品，在产值分配中，由于资本、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分配了产值的大多数，而劳动、技能要素分配了产值的较少数，大量统计数据显示在产值初次分配中二者比例约为80%：20%。&/p&&p&国民按收入方式大致划分为三类：资产阶层、工薪阶层、官员阶层，资产阶层靠资本、资源分配产值，工薪阶层靠劳动、技能分配产值，官员阶层通过征税进行产值二次分配并从中抽成。&/p&&p&生产主要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吃、穿、住、用、行、医、学、娱等，每人需求数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有上限的。工薪阶层分配了产值的较少数，但由于其人口众多，须消费掉产品的大多数，资产阶层分配了产值的大多数，但由于其人口较少，仅消费掉产品的较少数。工薪阶层满足基本需求后所剩无几，资产阶层满足基本需求后大量结余并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在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循环过程中，工薪阶层在存量产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资产阶层在存量产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p&&p&产值通过货币来计量，产值的多寡表现为货币的多少，在生产、消费循环过程中，工薪阶层货币拥有比重越来越少，资产阶层货币拥有比重越来越大，生产、消费循环过程就像抽水机一样，使货币向资产阶层集聚。&/p&&p&2.经济危机的原因&/p&&p&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社会总供给数量与社会总需求数量的失衡，古代没有机器大生产，社会总供给数量一直小于社会总需求数量，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紧缺。现代机器大生产可以使供给数量迅速扩张，社会总供给数量经常大于社会总需求数量，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p&&p&社会总需求数量=社会人口数量*每人需求数量，人的需求数量（包括吃、穿、住、用、行、医、学、娱等）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有上限的，当每个人的需求数量都接近上限时，社会总需求数量是最大的。每人需求数量取决于每人购买力，每人购买力取决于每人货币拥有数量，在需求数量达到上限后，购买力（货币拥有数量）的增加只会导致价格上升而难以带动数量增长，即在每个人的货币拥有数量均等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数量是最大的。&/p&&p&所以现代经济危机的原因为社会总需求数量小于社会总供给数量，社会总需求数量较小的原因为每个人的货币拥有数量很不均等。&/p&&p&3.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p&&p&由于货币的集聚性，每个人的货币拥有数量只会趋向于不均等，而当前的货币发行机制使大多新发货币流向资产阶层，更加加剧了每人货币拥有数量的不均等，必然会使社会总需求数量大大小于社会总供给数量，导致经济危机。&/p&&p&所以现代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为提高社会总需求数量，提高社会总需求数量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民众购买力。&/p&&p&货币的多寡决定购买力的大小，只有将货币均衡的分配给每个人，才能有效提高民众购买力，使社会总需求数量最大化，带动社会总供给数量与社会总需求数量均衡提高，摆脱经济危机。即建立以国民基金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p&&p&三、改革货币发行机制&/p&&p&1.再贷款引起的债务危机&/p&&p&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贷款又逐渐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央行海量印钞通过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国企、事业单位，大量铁公基上马，无效、低效投资丛生，过剩产能更加过剩，落后产业也没有技术创新。新发货币在此过程中通过腐败流向官商腰包，银行大量贷款难以按期收回，出现债务危机不可避免。&/p&&p&截止2014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12.6万亿元，但其负有偿还责任的贷款为15.4万亿元，是当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每年贷款利息约1万亿元，偿债压力巨大。国企、事业单位的贷款比之地方政府贷款毫不逊色，又是另一个定时炸弹。&/p&&p&2014年中国财政收支情况见下表：&/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ac759b84ac385e5fbb2e79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774& data-rawheight=&302&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74&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ac759b84ac385e5fbb2e79_r.jpg&&&/figure&&p&&br&&/p&&p&注：①201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94719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68587亿元，占比35%，地方政府财政收入126132亿元，占比65%；②201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606亿元，归地方政府享有，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34%。&/p&&p&近期国务院推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债券拍卖所得偿还贷款，即将利息较高、期限较短的贷款置换为利息较低、期限较长的债券，减轻地方财政负担。但拍卖过程并不理想，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对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并不积极，最终只能是央行直接印钞购买或再贷款给银行购买，实际由全民为地方政府债务买单，民众购买力更加降低，内需更加萎缩，经济更加下行。&/p&&p&2.中国应采取的对策&/p&&p&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命门就是提高民众购买力，使每个人的货币拥有数量趋向均等。途径如下：&/p&&p&（1）改革货币投放途径&/p&&p&我国当前的货币投放途径主要为外汇占款印钞和银行再贷款，M2从1990年的1.5万亿增长至现在的120万亿，25年间增长了近80倍，社会财富快速向货币首发群体集聚，极大地加剧了市场经济的财富集聚过程，导致国内购买力长期萎靡不振。&/p&&p&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更加只能靠出口平衡国内生产力，而随着欧美产业逐渐空心化，失业率剧增，其购买力亦逐步萎缩，最终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美国逐步通过制造业回归扩大就业，实现购买力提升，而中国的四万亿等投资加剧了生产力过剩，却在提高购买力方面无所作为。&/p&&p&住房、医疗、教育占据家庭消费的绝大部分，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购买力，没有多余的钱去改善吃、穿、用、行、娱等需求，当然也很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货币首发群体的少数人集聚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但由于人口较少基本需求有限，而奢侈品需求很难带动生产扩大，亦无法消耗生产力过剩。&/p&&p&显然当前的货币投放途径为劫贫济富，必须改革，应以国民基金为锚发行货币，与市场经济的财富集聚性形成对冲，实现财富良性循环。印钞发给民众，润物细无声的均贫富，不失为提高社会购买力的极佳途径。&/p&&p&建立国民基金，包括养老、育儿、医疗、教育、住房等账户，每年测定需求资金，以此为锚发行货币，直接支付于个人国民基金账户。养老金和育儿金根据全国平均工资测定，平等的发放于每个退休国民和未成年国民。医疗金分为日常医疗金和大病医疗金，日常医疗金根据全国平均标准测定，平等的发放于每个国民，大病医疗金实行全额实报实销。教育金根据全国平均标准测定，平等的发放于每个受教育国民(包括幼儿园至大学阶段)。住房金根据全国平均房租标准测定，平等的发放于每个无房国民。&/p&&p&（2）改革资本市场&/p&&p&中国还没有建立成熟的资本市场，里面充斥着太多的投机和骗局，国民即有闲钱也对之望而却步，难以利用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生产成果，而另一方的民营企业家又出现融资难的窘局。&/p&&p&改革资本市场首先要改革股票市场，股票发行实行注册制，上市企业每年现金分红不得低于当年利润的15%，连续三年不盈利必须退市，退市须将股市募集资金全部返还股民，并支付不低于基准贷款利率的利息。&/p&&p&金融行业应对民营企业开放，利率、汇率逐步实现自由化，国有金融机构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股份逐步降低至50%以下。&/p&&p&（3）改革所有制&/p&&p&国有企业全部实行混合所有制，开放所有垄断行业，国资委由管理企业转变为管理资本，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股份逐步通过出售降低至50%以下，国有股出售所得和利润分红上缴国民基金。&/p&&p&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村土地归承包人所有，城镇住宅和商业用地归房产所有人所有，城镇工业用地归承租人所有，荒山、荒岛、沙漠等荒地由国家拍卖，拍卖所得上缴国民基金。&/p&&p&国民基金上缴所得用于购买上市企业股票，但不得超过任一上市企业股份的10%，分红所得支付养老、育儿、医疗、教育、住房等账户。&/p&&p&（4）改革社会管理&/p&&p&实行高考全国统招统考、同分同权。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还民生育之自由，废除户籍制度，还民迁徙之自由。&/p&&p&将社保、住房公积金统筹账户的历史亏空由国民基金补足，然后全部转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缴纳自愿、存取自由，享有不低于同期国债收益的利息。&/p&&p&建立职业资格全国统考制度，在财务、采购、销售、人事、审计、法务、生产、技术、研发等岗位，开展从业人员资格、中级管理人员资格、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确立各岗位的资格准入制度。&/p&&p&逐步推行各级政府的民主转型，市、县、镇（乡）的长官候选人由科举考试产生，然后由国民从候选人中投票选举长官。&/p&
改革货币发行机制，摆脱经济危机一、主要货币的发行机制货币是经济运行的核心，货币发行机制是货币制度的核心，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经历了实物货币（如贝壳、金、银、铜等）、代用货币（如银行券、纸币、硬币等）两个时期。…
&p&&a class=&member_mention& href=&https://www.zhihu.com/people/ce5a1cad2& data-hash=&ce5a1cad2& data-hovercard=&p$b$ce5a1cad2&&@马前卒&/a& 在这个问题下的答案&a hr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zhihu.com/question/2890&/span&&span class=&invisible&&6735/answer/&/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的根本论点属于事实错误，之后的引申也都是错的。&/p&&p&摘录几段如下：&/p&&blockquote&看到没有，从宽计算，&b&十八年间年下乡知青总数只有1776万&/b&，只相当于十四年国有单位招工数量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乐意，只要&b&停止从农村招工&/b&（同时招聘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单纯地吸收城市人口子女，不用说安置所有城市知青就业，就算都安置他们进效率高、福利好的国营企业，也不是不可能。&/blockquote&&p&而在他的另一个答案（&a hr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zhihu.com/question/3808&/span&&span class=&invisible&&5361/answer/&/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中也提到含义相似的一段：&/p&&blockquote&唯一合理的方案是&b&果断阻止1700万城市知青获得“超国民待遇”&/b&，不许他们因为父母被选拔来搞工业，就靠血统获得好工作。必须让他们和三倍的农村知识青年一样，获得国民待遇，即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权利（下乡知青分配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视为土改待遇），然后再从中选拔优秀者进城工作、升学。&/blockquote&&p&而上山下乡的原因，则被他描述如下：&/p&&blockquote&但问题在于，&b&此时农村也普及了教育，也有大量的中学生。&/b&虽然人均受教育水平比城市还是低，但人口基数大。几百万乡村教师筚路蓝缕十几年，把农村的中学生发展到了城市的三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这时候你说，工作天然就该优先给城里人，剩下的再到农村去挑选。你觉得结果会怎样？结果必然是80年代初流行的&b&读书无用论提前出现&/b&。七八亿农村人口彻底放弃让子女升学——升学也不能得到好工作，还是回家种地，为啥要上学？&/blockquote&&p&&br&&/p&&p&这几段话的意思大概是，&/p&&p&1，上山下乡从来不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城市人口就业完全没有压力。&/p&&p&2，上山下乡的重要目，是为了让1700万城市知青到农村去，和数量更多的农村知青拥有一样的招工起跑线。&/p&&p&3，如果不这么做，农村的大量中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会提前出现读书无用论。&/p&&p&&br&&/p&&p&不幸的是，这三个论点全是错的。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上山下乡这个事儿。&/p&&p&&br&&/p&&p&&b&一，上山下乡的起因&/b&&/p&&p&要说清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得从大跃进开始讲。&/p&&p&1958年，大跃进开始，由于不切实际的工业指标，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造成粮食减产（&a hr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zhihu.com/question/4157&/span&&span class=&invisible&&2944/answer/&/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p&&p&直到1961年，大跃进宣告失败，所有的工业指标全部回调，从农村来的这些职工必须被大量精简，回到农村，补充农业生产（&a hr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chenqin：如何理解「 1961 年全国精简 2000 万工人」？&/a&）。&/p&&p&从年，中国一边持续精简大跃进时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一边招城镇职工来补充正在恢复的经济。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经验，叫做「亦工亦农劳动制度」。这套经验的主要发明者是刘shaoqi。&/p&&p&亦工亦农的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轮换工等好几种，说白了，就是对农村人口来说，有工作了就来城镇干活，没活了回家种田，不要赖在城里面。&/p&&p&劳动部在日发布了一个《对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一些意见》对亦工亦农表示支持，写到：&/p&&blockquote&在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业必需新增的劳动力，应该大部分实行能进能出的合同工制度，其中，招用来之于农村的农民，必须推行亦工亦农制度。这样做好处很多，因它可以逐步做到用人能进能出，合理使用劳动力；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力，防止职业病，减少企业中的老弱残人员；可以控制城镇人口和商品粮销量的增加，节约企业生活福利设施方面的投资；可以使提供劳动力的社、队增加收入，帮助穷队和参加亦工亦农劳动的贫农、下中农解决部分困难；可以提髙这部分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有利于农业的技术改革。总之，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很大好处。从长远来看，它是逐步缩短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从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重要办法。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根据中央关于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提出推行亦工亦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坚定不移地逐步贯彻执行。&/blockquote&&p&就是说，对农村招来的工人，用这种亦工亦农的安排，又可以灵活利用劳动力，又可以节省商品粮。不像大跃进一样增加了大量固定工，到城镇吃商品粮，现在精简都精简不回去。&/p&&p&&br&&/p&&p&在此基础上，1965年3月，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如下：&/p&&blockquote&为了促使企业、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经济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并简化临时工的招用手续，现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暂作如下规定：&br&一、企业、事业单位因生产、工作需要，必须从社会上招用职工时，凡是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都应当使用临时工（包括季节工，下同）；已经使用固定工的临时性工作，应当逐步地改用临时工。&br&在劳动计划管理上，根据严格控制固定工人数，便利使用临时工的原则，今后，国家劳动计划只控制固定工的年末人数和固定工、临时工的全部工资总额。临时工的平均人数和期末人数，只进行统计，不作为计划控制指标。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在国家下达的固定工年末人数和工资总额计划指标以内，有权减少固定工，多用临时工。&/blockquote&&p&&br&&/p&&p&总之，大跃进之后，对于农村进城做工的招收就变得非常之严格。这样严格的招工政策，够不够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农村粮食生产呢？&/p&&p&还是差一点。1963年8月，劳动部就有一个文件《关于今后18年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安排的初步估算》，这样写道：&/p&&blockquote&因此，今后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如果不下降，按每年增加400万人（不包括由农村进城人数）计算，那么将在4年内把过去两年半经过巨大努力取得的减少城镇人口成绩全部抵消。从长远看，如果城镇人口不下乡，自然增长趋势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5%算，今后18年内，城镇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298万人，到1980年末，将达到17025万人。但是，根据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可能性，并考虑到将来在城镇进行就学就业安排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因素，城镇人口的数量也还是偏多的。仅从粮食增长的可能性看，今后18年内，丰年与歉年相抵，粮食产量估计达到5500亿斤以上。那时候的全国人口，根据开展计划生育、降低自然增长率的要求，也将增加到9亿左右，平均每人粮食产量约610斤，稍髙于1957年的水平。因此，为了使城镇人口同粮食增长相适应，城乡人口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b&从这个角度考虑，今后18年内，城镇人口的绝对数必须控制在15000万人以下，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能超过现有的水平。&/b&&br&……&br&1965年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共约479万人,能在城镇安置的约267万人，不能在城镇安置的约212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当年在安排上不能平衡，每年都有遗留，因而累计的数字越来越大，安排上的困难越来越多。&br&在年的15年内，据初步估算，进人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共约4404万人，能在城镇安置的约2621万人，平均每年安置约174万多人。&b&这样安置以后，还多余1783万人&/b&，即平均每年有118万多人，是城镇本身安置不了的。&br&&b&上述情况表明，今后18年内，城镇劳动力的安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根据中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除了城镇本身尽可能安排外，必须每年有计划地动员百万以上的青壮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才能在安排上保持平衡。&/b&&/blockquote&&p&——来源：劳动部档案，编号143-1-167&/p&&p&也就是说，根据劳动部的估算，在就业和粮食的双重压力下，不仅农民不能进城做固定工，就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也必须每年安排上百万的人口进入农村参与农业生产。往后数18年，一共多余了1783万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压力需要安置，每年必须安排上百万人上山下乡。&/p&&p&我们回头再看看，实际在这17年里上山下乡了多少人呢？1776万。&/p&&p&不管是从目的上，还是从最终数字上，上山下乡完全就是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而量身定制的。&/p&&p&&br&&/p&&p&&b&二，上山下乡的开端与扩大&/b&&/p&&p&1963年12月，在劳动部的估算文件发布后4个月，上山下乡就开始了。主要的安置对象是指家居城镇的青年学生、退伍兵和闲散劳动力，安置方式以插人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其次是插人现有的国营农、林、牧、渔 场，再次是扩建或新建农、林、牧、渔场。&/p&&p&根据劳动部的历年报告，1964年下乡了83万人，1965年下乡了57万人。这两年的上山下乡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自愿为主，第二是组织比较好，第三是人数不达标。&/p&&p&比如北京在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是这样的，&/p&&blockquote&由市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部署进行，首先多次召开全市性的大会，邀请东北“北大荒“地区负责人介绍北大荒的情况，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东北边耦的开发建没。具体动员组织工作以区、街道两级行政领导为主进行，共青团、妇联、教疗、宣传等部门配合。各街道办事处普遍办起“青年学习班”或“劳动后备讲习所&，按居住地点成立小组，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树立革命人生观。同时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动员工作，召开家属代表会议，请积极支持子女上山下乡的家长作报告，号召家长支持子女上山下乡。这一阶段对报名的知青条件进行审查把关，组织工作也很严密，在火车站欢送时锣鼓喧天，场面热烈，前后共有23260人上山下乡。&/blockquote&&p&——《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p&&p&这一段时期的下乡，还是要先作通思想工作，然后自愿为主。但人数没有达标，则成了一个大问题。到了1966年，问题更大了。&/p&&p&我们现在从《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1962年到1966年总共下乡了129.28万人，可在之前的年里面，下乡人数已经达到了140万，这意味着1966年不仅一个人都没下乡，可能还返城了10万人。&/p&&p&这就很尴尬了，说好要下乡18年，这下乡才第3年，怎么就开始返城了呢？&/p&&p&原来，文革开始了。1966年下半年，大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城，仅在北京大串联、逗留的便有40多万人，很多人就此待在城里就不走了。&/p&&p&1967年，还是天下大乱，基本没有下乡安排。&/p&&p&从年，一共4年，平均每年才下乡了30多万，比预想的100万，差太多了。&/p&&p&等到了1968年，秩序开始缓慢恢复，就业压力兜不住了。到了1968年5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中央呈交一份有名的报告——《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就全国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进行请示。&/p&&p&随后在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二·二二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p&&p&于是，下乡的动员力度开始极大加强。凡按规定应该上山下乡的青年，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军队不征兵，对动员后没存特殊情况不上山下乡的，一般不予安排工作。&/p&&p&基本上所有的未就业人口和新增劳动力，都成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p&&p&比如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对动员范围和对象做了明确的规定:「凡1966年至1968年三届初中、髙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包括已经结婚、没有就业的）一律动员下乡；非城镇的工矿、铁路职工的子女，也动员下乡，就地安排」。&/p&&p&而甘肃的安排则是「凡年满17岁的应届髙中毕业生、未升高中、初中的应届毕业生，及社会上年满17岁未升学就业的青年，均为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p&&p&于是，从1968年到1969年，上山下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总量来看，这两年的上山下乡人数，是整个上山下乡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为467万人。&/p&&p&比如下表列出了北京的情况&/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1c1bb4aa_b.jpg&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143& data-rawheight=&144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143&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1c1bb4aa_r.jpg&&&figcaption&《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figcaption&&/figure&&p&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市上山下乡共65.8万人，其中年就有26.4万人，占总数的40%。&/p&&p&说到这里，我们又要提到之前讲过多次的《劳动部估算》了。我们已经知道，年的上山下乡数量是严重不达标的，平均每年只有30万人多一点。&/p&&p&那么现在把年的放进去，等于596万人，除以六年，刚好一年一百万。&/p&&p&终于……达标了。&/p&&p&从北京历年上山下乡数量这张表里，我们就能看到上山下乡「消灭三大差别」「让城镇青年和农村青年站回同一起跑线」的荒谬之处了。&/p&&p&如果说真的是要让城镇青年和农村青年站回同一起跑线，为什么1970年的下乡人数从1969年的接近17万，迅速缩小到不到五千人呢？&/p&&p&是因为没有城镇青年了，还是因为三大差别已经消灭完了？&/p&&p&都不是，是因为从1966年开始的大折腾，终于以1969年的全国各地革委会成立和九大召开画下了句点。&/p&&p&到了1970年，经济恢复，需要大量招工，因此这一届毕业的毕业生就被北京城里的工作岗位消化完了，当然就用不着根据「让城镇青年和农村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浪漫想象，再来进一步折腾自己了。&/p&&p&&br&&/p&&p&&b&三，所谓的「城乡大对流」究竟是什么？&/b&&/p&&p&从总量看，1970年的上山下乡数量只有1969年的三分之一，年的数量也很少，三年加在一起都没有1969年多，略少于1963年的劳动部估算。&/p&&p&经济好转，城镇就业需求增加是上山下乡减缓的最主要原因。在此期间，&b&工厂除了开始从城镇招工招工外，也开始从农村招收一些工人直接作为固定职工&/b&。&/p&&p&不过，这里的农村招工，和马前卒所描述的一个概念「上山下乡期间，城镇和农村青年出现了大对流，城镇知青下乡，农村知青进城工作」完全不一样。&/p&&p&农民被招工进城，不是一个和城镇知青下乡一样被长时间大规模实行的政策。&/p&&p&各位读者可以先来猜猜看，1965年停止的从农村招工，在1970年重启后，延续到了哪一年才结束？&/p&&p&80年上山下乡停止？错，太晚了。&/p&&p&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仍然太晚。&/p&&p&76年毛主席逝世？也太晚了。&/p&&p&75年邓上台抓经济？还是太晚了。&/p&&p&算了算了，让我们公布答案吧。&/p&&p&&br&&/p&&p&农民青年被招工进城的窗口，从1970年一直开到了——————1971年。&/p&&p&是的，就两年。1971年发布了两个文件，基本关上了农村青年进城的口子。&/p&&p&第一个，是1971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发布的当年招收固定工来源：&/p&&blockquote&1，退伍军人。&br&2，根据四个面向的政策，从家居城镇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br&3，经验丰富、劳动锻炼2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青，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br&4，矿山、森林工业、地质勘探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本系统可招收。&br&5、&b&从农村招工要严格控制，必须从农村招一部分工人时，要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审批。&/b&&/blockquote&&p&第二个，是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p&&blockquote&《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b&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b&。现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b&可以改为固定工&/b&。&/blockquote&&p&也就是说，从1971年起，固定工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且临时工停招。&/p&&p&固定工不能做，临时工没得做，那农村青年还进的哪门子城？&/p&&p&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马前卒的「城乡大对流」从何而来。他引用了一个来源，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但是马前卒并未引用原文，而是找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p&&p&&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news.ifeng.com/a/48733_0.shtml&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法国学者：知青下乡时相同数量农民被招工进城&/a&&/p&&blockquote&在《失落的一代》中，老潘（Mich elBonnin）反驳了这个在学术界流行最广的观点。他通过仔细的数据考证，发现就在知青下乡的期间，&b&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招进城市工&/b&作。反过来&b&，政府允许知青回城的那几年，恰好是中国城市就业压力最大的几年。这证明“就业与人口压力促成知青下乡”的说法行不通。&/b&&/blockquote&&p&潘鸣啸的原文是什么呢？&/p&&blockquote&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b&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b&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blockquote&&p&马前卒认为，下乡1700多万人，从农村招工也是1700万人。但我们从潘鸣啸的原文看到，潘鸣啸算出来的文革期间从农村招工的总数，大概是800万，这个已经与马前卒所引述的数量相矛盾。&/p&&p&那么，潘鸣啸这个800万又引用自哪里呢？&/p&&blockquote&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br&……&br&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所以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blockquote&&p&原来潘鸣啸所谓的800万农村工人进城，绝大部分指的就是这个「变成固定工」。&/p&&p&那么这一段表述又引用自哪个文件呢？我查阅了一下他的引用，应当是出版于1990年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这一本书，其中原文是这样写的：&/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e548ff8a4ad0e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075& data-rawheight=&29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75&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e548ff8a4ad0e_r.jpg&&&/figure&&p&——《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p&&p&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城乡人口大对流」，其中主体指的其实就是「临时工转正」。而1972年后，由于农村招工窗口基本关闭，新增从农村招收的工人比起临时工转正来说，就要小得多了。&/p&&p&举几个例子，1990年出版的《屯溪市志》是这么描述「城乡劳动力对流」的&/p&&blockquote&“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就业秩序，在城镇待业的历届高、初中毕业生达9472人。从1968年9月起，正式安排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至1977年3月，知识青年下乡累计达7772人。但在1971年和1972年，又将1700名临时工转为固定工，造成城乡劳动力对流的不正常现象。&/blockquote&&p&1998年出版的《南宁市志、政治卷》是这么描述的：&/p&&blockquote&年，全市共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8801人。年，从农村招收劳动力1万多名，形成城乡劳动力对流。&/blockquote&&p&1996年出版的《雅安市志》给出了年的新增职工来源：&/p&&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d8cfa7a5188aaaea0cc58d4bce63fa17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994& data-rawheight=&101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994&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d8cfa7a5188aaaea0cc58d4bce63fa17_r.jpg&&&/figure&&p&从上表里，我们可以从一个城市的情况管窥一下全局——&/p&&p&年，招工安置总数为8847人，其中复退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加上集体以及其他一共有2467人，临时工转正有2342人，城镇招收1580人。农村招收2458人，但农村来的又有1588人是知青，870个农村劳动力。&/p&&p&也就是说，在年间，8847个职工里一共有3168个城镇人口，占比35.8%；870个农村人口，占比为9.8%。&/p&&p&雅安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县，他从农村招收职工的数量占比只会比全国平均更高，因此我们能基本上做出判断——在文革期间的职工增加中，来自农村招工的占比应当在10%以下。&/p&&p&新增职工中只有10%以下的来自农村招工，绝不可能是什么「城乡人口大对流」，我们后文马上就会讲到，相对来看，这个比例低于78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p&&p&&br&&/p&&p&&b&四，「临时工转正」的背后&/b&&/p&&p&回到上面来自《雅安市志》的表格，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还没讨论——临时工转正，在上表中总数为2342人，占总招工人数的26%，其中绝大部分临时工转正出现在1972年。&/p&&p&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临时工转正」，就是被马前卒错引的，潘鸣啸写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的的主要组成部分。&/p&&p&事实确实如此，73到78年一共6年，这六年从农村招工的数量加在一起，差不多只有72年一年临时工转正数量的四分之一。&/p&&p&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临时工转正」看成一种为了实现「城乡大对流」而进行的尝试呢？&/p&&p&恐怕不行。&/p&&p&第一，临时工并不全来自农村。&/p&&p&比如1964年时，劳动部有一个《关于一九六三劳动、工资工作总结》写道：&/p&&blockquote&我们还提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从社会上招用职工的审批手续的通知》，加强了招工工作的管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一年来，&b&从社会上招收的职工共计一百八十六万人（包括长期工二十万人，临时工一百六十六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为六十二万人&/b&。&/blockquote&&p&可以看到，临时工166万人，其中农村招收62万人。即便农村招工全都是临时工，那么也有104万城镇招工是临时工。因此，临时工转正的对象， 可能有很大比例原本就居住在城镇。&/p&&p&&br&&/p&&p&第二，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个《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p&&p&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争取工人阶级的一场斗争。想想看在文革前，工人阶级最想要改掉的一项制度是什么？你可以在我前面的文章里面找到答案。&/p&&p&——说对了，就是有名的亦工亦农，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制度！&/p&&p&早在1966年底，有名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总团」（简称「全红总」）和江qing等人的一场会面时，关于这个临时工、合同工的问题，就开成了声泪俱下的批判会：&/p&&blockquote&代表：现行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制造差别，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政治权力被剥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制度是刘shaoqi一九六四年三月到河北各地视察做报告后，劳动部根据其报告做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执行。&br&……&br&代表们即席控诉了在这个反动制度下，工人群众所受的政治迫害，经济上的压迫，这个制度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代表们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br&江qing、陈boda同志听到了工人的控诉，都流下了痛苦、愤恨的热泪。在坐的人大会堂招待员都痛哭起来。&br&江qing：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br&江qing：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br&江qing：同志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议马上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力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问王、希、李）你们听到了吗？（王、希、李答：听到了。）江qing又问：能不能做到？王、希、李连连答道：能、能、能！&/blockquote&&p&然后到了1967年初，「全红总」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权给夺了，发了一个《三家联合通告》，宣布临时工、合同工一律不准辞退，已经辞退的要请回来，补发工资。&/p&&p&这个通告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批临时工与合同工跑到当地要工资，前面我们提到，大跃进过后，大量农村员工被清退回乡——现在，这批临时工也来要补发好多年的工资了。&/p&&p&虽然在1968年之后这个《三家联合通告》就被闹经济主义歪风的由头给取缔了——当时也确实没钱给临时工补发工资——但随着经济逐渐好转，临时工、合同工想要成为固定职工的想法，终于随着1971年这一纸通知成为了现实。&/p&&p&1971年时，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900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650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250万人。这900万人，在《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颁布之后，两年之内就转正了800万人。&/p&&p&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所谓的上山下乡期间进行「城乡大对流」的实际状况了——&/p&&p&1，将原本就在城镇做工的大量临时工全部转正，转户口，转商品粮户头。&/p&&p&2，从农村招工时，以下乡知青为主要对象，基本关闭农村青年招工进城的通道。&/p&&p&这是要促进「城乡大对流」吗？&/p&&p&错，这是一场用尽量小的成本争取更多的工人阶级支持的政治斗争。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自己政治上的基本盘一定是城镇职工。&/p&&p&现有临时工原本就在城市工作，已经不怎么参与农业生产了，用比较低的成本将他们变成固定工，不就获得了这8、900万人的支持吗？&/p&&p&下乡知青，是他们第二个争取的对象，因此面向农村招工时，要以下乡知青为主，使他们将下乡后经贫下中农推荐，成功回城的功劳归于自己的政策。&/p&&p&至于农村知青？&/p&&p&农村知青压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p&&p&&br&&/p&&p&&b&五，农村招工的总量与结构变化&/b&&/p&&p&前面的讨论引用了大量地方志和区域数据，但这毕竟不是总体情况。我们现在从1995年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CHIPs）来看看农村招工的情况。&/p&&p&之前我们已经说到了，农村招工分几个阶段，大跃进之后年，清退多余职工，新增招收以临时工为主；年基本没有在农村招工；年开始大量从农村招工，其中有下乡知青也有农村青年；1971年转正了大量临时工之后停招临时工，并对固定工的招工对象进行限制。从此农村青年招工进城数量锐减。&/p&&p&也就是说，在1972年之后，农民成为职工，只有成为固定工一种途径。而成为固定工，必定会变成城镇户口。比如下面一个文件：&/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5e0e8b5e6fdc39fca99bd1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953& data-rawheight=&132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53&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5e0e8b5e6fdc39fca99bd1_r.jpg&&&/figure&&p&因此，只要一个城镇人口没有上山下乡过（下乡后回城也会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同时他在青年时期（15到30岁）更换成城镇户口，我们就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农村招工。&/p&&p&&b&首先，看总量。&/b&&/p&&p&我们把符合以上要求的人口做下图：&/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bbcd8bdeac48313c8dda93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054& data-rawheight=&585&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54&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bbcd8bdeac48313c8dda93_r.jpg&&&/figure&&p&CHIPs1995年的总样本中，山下乡过的样本有2751人。有3545人在青年时期获得了城镇户口，其中上山下乡的17年内（）一共有1019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共有584人，农村招工窗口关闭后（）一共有239人。&/p&&p&从这些数字的相互比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p&&p&1，上山下乡17年内从农村招工的总数，大概是同期上山下乡总数的&b&37%&/b&；&/p&&p&2，文革期间从农村招工的总数，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总数的&b&26%&/b&——其中包括大量的临时工转正。&/p&&p&3，1972年农村招工窗口关闭后一直到1976年，从农村招工的总数差不多是同期上山下乡总数的&b&16.6%&/b&。&/p&&p&当我们将窗口逐渐缩小时，可以看到农村招工的数量，比起同期上山下乡的人口数量越变越小，到了1972年后，下乡六个人，才从农村招收一个人——而下乡的知青两年就可以回城了。&/p&&p&这正从侧面说明，像马前卒说的那样，「必须把城市知青送下乡，和三倍的农村知青混在一起劳动，然后再从中挑选优秀可靠的人进城工作，招工或者是升学。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有动力读书」的想法，是多么的梦幻了。&/p&&p&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到，年，是农村招工最快的时期，与70年的大量招工和71年的大批「临时工转正」相符。随后从1972一直到1977年，农村招工都进入了低潮期，到了1978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新一波的农村招,工，一直到1985年，其招工力度明显大于年。&/p&&p&如果文革时期的农村招工都能称为大对流，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招工应该叫什么？超级对流？&/p&&p&&b&其次，看结构。&/b&&/p&&p&按照马前卒的想法，城乡大对流是为了防止农村出现读书无用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不同时期被招工到城镇的农民，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分别是多少，相对于和他们同龄的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这批人的平均教育年限是高是低？&/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b1dbd872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992& data-rawheight=&682&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92&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b1dbd872_r.jpg&&&/figure&&p&上图显示了不同阶段被招工的农村人口的&b&相对教育年限&/b&。&/p&&p&可以看到，在被招工时教育水平最高的，是年进入城镇的农村青年，这批人是真正的「农村知青」，其教育水平高于同年龄城镇人口。&/p&&p&但是，这批人的数量非常少，如前文所述，年，农村知青招收的窗口基本关闭了，每下乡六个城镇知青，才能有一个农村知青进城。&/p&&p&其次是改革开放后被招工的人口。可以看到，除了1956年出生的人口以外，从1962年到1967年出生的那批人的平均教育年限都显著高于城镇人口，他们也属于农村中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类。这批人比起年的农村招工，每年平均要多出82%。&/p&&p&再接下来，就是年的临时工转正，和年的招工了。他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从农村的招工，绝大部分是原本就在城市做工，然后等到时间了获得临时工转正，属于在文化大革命形态下的政治斗争的受益者。但是，这批人的教育水平比城镇同年龄人口更低，更比不上城镇知青了。&/p&&p&因此，用上山下乡期间的农村招工来预防当时的「读书无用论」，可能是南辕北辙了。大量临时工转正的那批人，教育程度并不高，而是来城早了，来对了时间；而真正教育程度高的农村知青能进城的时期，从农村招工的窗口又基本关上了。&/p&&p&我想，这种农村招工，恐怕不能预防「读书无用论」，而只能加强「还好我生早了几年论」。&/p&&p&&br&&/p&&p&&b&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b&&/p&&p&1，上山下乡的确是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无论是每年上山下乡的数量和调整，还是上山下乡最后的总人数，都与劳动部在1963年的估算基本一致。&/p&&p&2，所谓的「城乡大对流」并不是上山下乡时同时在农村人口招工，而是大量原本就在城镇的临时工转正，他的并不是让公平惠及农村，而是笼络已经在城镇做工多年的大量临时工。&/p&&p&3，真正的农村知青在1972年之后，基本丧失了进城做工的机会，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好转，当然不可能达到「防止读书无用论」的目的。&/p&&p&&br&&/p&&p&&b&写在最后&/b&&/p&&p&一年前我在马前卒的答案下无奈地写下了这个评论——&/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2f6ec3e79050b6adceb93711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440& data-rawheight=&2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440&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2f6ec3e79050b6adceb93711_r.jpg&&&/figure&&p&因为错到实在看不下去，但太忙了，又没时间反驳。只好晾在那里。&/p&&p&那时太忙。还好，现在我有点时间了。&/p&&p&谎言和谣言能飞一段时间，但总是飞不远的。&/p&
在这个问题下的答案的根本论点属于事实错误，之后的引申也都是错的。摘录几段如下：看到没有，从宽计算，十八年间年下乡知青总数只有1776万，只相当于十四年国有单位招工数量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乐意，只要停止从农村招工…
&p&日补录：补充一点当时没意识到的，土地领域本质上任然是高度行政集中的，各个国家都是，所以房价泡沫如果说要压缩，政府强力的控制是必要条件，这才是核心驱动力。分割线以下的万字雄文都是铺垫，可看可不看，不影响结论&/p&&p&======被答主自己Diss后无奈的分割线========&/p&&p&&br&&/p&&p&&br&&/p&&p&&b&短答案&/b&：应该是金融危机或可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自2016年以来，房地产扩张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监管层在政治压力下开始收紧表内信贷，地产业更多地通过影子银行进行隐匿融资，刺激银行同业业务短期畸形暴涨，形成2.0版本的地产-银行捆绑，同美国次贷危机前夕以及日本90年代地产泡沫时期有部分类似地方。简而言之，过去的房地产空心化制造业，现在的房地产空心化金融业&/p&&p&&br&&/p&&p&&b&长答案：&/b&&... 在这个充满资本运作的时代，任何一个资产都金融化了，交易的背后一定有一串债务、杠杆和结构，中国的房屋交易本质是在创造货币，政府限制交易实际上是在削弱房地产创造货币的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信用的收缩，和加息、缩表效果一样。房市的调整，其实是货币政策的调整。我们其实正在见证中国混乱的货币信用创造重新梳理为正确的货币信用投放的历史时期， 房屋交易摩擦增大会导致抵押效率的同步下降，金融体系对它的抵押认可也随之锐减....&&/p&&p&&br&&/p&&p&&b&一,深刻的政治背景&/b&&/p&&p&改革开放的后期，我党把GDP增长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渗入到了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当经济自然增长率低于宣告的目标增长率时，巨大的政治惯性就会逼迫政府以行政干预市场，以资源错配为代价强行拉高GDP来达到目标。网友俗称“达康书记式焦虑”或者“.com书记帮倒忙综合症”。然而经济自然增长率滑落是正常的经济规律，过高的，不切实际的GDP目标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盛行行政干预主义，累积了巨大的要素扭曲，反过来加大了行政干预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成为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上升在这1个循环中不断自我加强，带动了旺盛的融资和投机需求，围绕房地产，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金融工具被创新出来，如P2P,现货交易平台,地方性金融交易平台等等，完全穿透的话，其底层资产的最终投向均是房地产。创新型的金融工具通过spv集合打包，抵押，嵌套，互投，担保等复杂金融方式同房地产进行了关联，只要房子价格保持上涨，它们发行的各类金融债务工具在收益率上就会有相当的吸引力，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p&&p&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同房地产相关金融资产收益高，同房地产不相关的金融资产收益率低，最后的结果就是金融资源都会自发地聚拢在房地产周围，排斥其他行业的正当金融需求。形象的说，房地产不仅仅空心化了制造业，还空心化了金融业。日本经济泡沫晚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司的再投资大部分用于买土地，银行也喜欢公司问自己借钱购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可以用土地抵押，然后再放贷。如果放贷不是用于买土地，而用于企业科技研发或者产业升级，则缺少再放贷这个过程，银行挣得就少。&/p&&p&到1990年，日本的股市当时已经跌过了高点，但土地价格还保持在高位，各家株式会社都疯狂从银行融资，然后购买地产，挤占了所有的再投资需求。这一个问题在我国中央企业层面表现突出，基本各家集团旗下都有一家地产平台，你可以在各地的地王新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地方性国企似乎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p&&p&在于这个金融+房地产畸形循环的怪圈中，金融大厦的坚固性慢慢丧失，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快速趋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的深度、涉及的广度都随着时间推移线性上升。到最后演变成一种慢性的金融失衡，房产呢？房产极有可能面临这样的一种图景:在购买层面和居民贷款层面双边都受到很严厉的政府调控，价格不下跌不上涨，政府不准买也不准卖，老百姓不用高杠杆买不得起，但高杠杆政府又不允许:也没人愿意卖，因为觉得卖了后换一堆现金没地方投。我国房地产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有价无市退出流通领域的金融资产。围绕在房地产的周围的，则是一群群被掏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非地产实业再融资渠道昂贵，因为资本高度倾向于房地产；银行业缺少负债来源，因为房地产被限制了新增规模。...然后在一片废墟中，新的经济形态又慢慢地开始萌芽，轻资产轻负债高现金的服务业形态开始出现并慢慢替代过去的老经济，就好像白垩纪晚期爬行类动物被哺乳类动物所取代的社会学翻版。上一个周期没上赶上车的人，又迎来新的康波周期....&/p&&p&&br&&/p&&p&&b&二,暗流涌动的金融环境&/b&&/p&&p&&b&1.金融市场的坚固性，渐渐丧失&/b&&/p&&p&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分布式计算网格，每一个决策个体犹如分子式般地对收益和风险进行着不停追踪，保证金融风险弥漫到了有参与者的各个角落，这个美丽的系统确保了资源的正确分配。风险的出清和消化只能通过市场本身，行政干预无法消灭金融风险、只能改变其空间分布，说通过政府调控能够同时做到抵御金融风险又保证经济增长，就好像班主任家长会保证说能让班里所有同学都上班平均一样，是自欺欺人。&/p&&p&中央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明显的运动性、行政性特征。政府不管动机如何，在操作上明显更多地是通过降低市场有效性，甚至是杀掉市场来防止风险。&/p&&p&资本发现自己能投的资产越来越少，企业发现能稳定融钱的来源越来越少。本来弥散在各个角落的风险突然集中到了一两个流动性最好的市场，资产收益率相关性急剧上扬。在金融资产相关性趋同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做股票的开始和客户讲分红率高低是选股第一考虑；做债券的开始在酒会上讲自己高抛低吸的短线操作技巧；做股票量化的人编了一堆自己也搞不懂的电脑程序在炒大豆炒白糖，美名其曰宏观对冲，……资本市场表面上看好像挺红火的，每个人都发展的特别好，挣得特别多。风险？风险在哪里呢？&/p&&p&货币金融学的教科书上有这么一句话：&/p&&p&“政治干预能起到的唯一效果，只是通过牺牲金融市场的坚固性来暂时平抑金融资产的波动性，短期看是降低了个别风险，但其实却增加了系统性风险.”&/p&&p&我很喜欢一部金融危机题材的电影“margin call”，但我更喜欢另一部纪录片色彩的同题材影片“监守自盗”，片中索罗斯老爷爷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远洋运输油轮，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储油晃动造成的全船倾覆，设计者把油箱划成一个个小区，这样波动被错开，油轮就不会被风浪打翻。&/p&&p&金融体系也是一样，不同风险层次的参与者增厚了市场的深度，不同禀赋类型的参与者拓展了市场的广度。足够深、足够广的市场体系就有了耐摧毁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我他都懂。&/p&&p&那谁在腐蚀中国金融市场的坚固性?&/p&&p&失控的银行业，确切的说，是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体系&/p&&p&&b&2.货币疯狂泛滥，在你看不到的地方&/b&&/p&&p&这个问题姜超博士说得很清楚，下面很多内容摘自他的一段台上演讲&/p&&p&当时姜博士在台上问了一个问题，问大家觉得中国印钱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人民银行的答案是10.5%，因为我们定的M2增速目标就是10.5%。然而说我们身边的钞票每年才增长10.5%实在是太过于反直觉，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p&&p&因为银行进化了，它们进化出了一个新技能，能不靠居民储蓄就可以发钞票，能绕开央行的监管还不用缴纳准备金、有无穷大的货币倍数，还能绕开区域吸纳存款的限制，让一个西北边陲的县级农信社跑到北京吸收货币...&/p&&p&这词叫同业业务&/p&&p&通过同业业务的扩张，银行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大银行的资产增速过去几年平均只有10%，中等银行增速20%，小型银行的资产增速平均每年30%-50%。现在你去金融街，陆家嘴一看满山遍野都是你之前听都没听过的城商行，农信社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就忙一件事，加杠杆买债券，发存单放委外&/p&&p&但是当银行以这么快的增速去增长的时候，它会给我们的宏观经济带来什么样的风险？&/p&&p&姜博士在讲台上没有明答，他反问了个问题，央行为什么要定一个12%的M2增速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7%，物价增长目标是3%，10%的货币增速对中国经济而言已经远远够用了，但16年资产管理行业扩张速度没有一个低于20%的：信托增速是24%，险资增速也是24%，券商资管增速50%。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盆满钵满，非常开心，货币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M2目标，银行和影子银行创造了过多的货币，在广义货币统计口径之外，冰山惊人。&/p&&p&举个例子，影子银行+房地产，：银行左手放贷款给地产企业拍地，右手放贷款给居民买房子，放贷款的钱也不需要储蓄余额，直接在同业市场吸收货币就可以，什么？同业市场可能拿不够钱？开玩笑，什么是同业存单解决不了的？如果有，我加50个BP...&/p&&p&但这个游戏本身是有风险的，因为在过去的商业银行模式下，由于银行负债是存款，只要老百姓不去挤兑存款，银行就会非常稳定。但去年银行新增资产30万亿，传统的信贷资产只有一半，剩下的一般是影子银行。它不断通过同业市场、金融市场去吸收负债，使得其负债结构非常不稳定，需要每隔3月借一次。一旦哪天银行的同业存单找不到人来买，就有可能是雷曼兄弟倒台级别的财经新闻....&/p&&p&其实姜博士的论断,并不罕见，我读本科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非法刊物（不过现在好像拿到ISBN了），叫《乱世华尔街》，是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作者渔阳在08年的时候是瑞信的债券交易员（渔师兄现在在浦西开了家私募，祝他生意兴隆），书中描述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和现在中国的经济世界惊人相似，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p&&p&书中反思美国08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征兆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p&&p&1.普通的交易越来越难挣到钱，全行业都在KPI的压力下猛加杠杆，借短期资金买长期资产&/p&&p&2.央行体系主动的进行货币收缩，但被市场错误的解读为“经济足够好，央行才敢收流动性”，所以大宗商品牛市，利率走高与投机热情齐飞，警惕风险的投资经理业绩被人讥笑&/p&&p&3.细分金融市场在追逐动力的驱使下逐渐融合，做地产的也做并购，玩债券的也炒股票，基金越来越多“混合多策略全天候广市场绝对收益理念放心你来买我有对冲肯定不会亏系列基金X号”，仿佛《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庞统把曹军的战船一条一条地连到了一起。&/p&&p&嗯，至今还记得渔师兄在讲08年4月贝尔斯登倒台，金融危机最前夜的那句单自然段引子：&/p&&p&“第一只战船烧着了”&/p&&p&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三线四线城市而言，从2014年起，国务院一直在推行棚户区改造，央行每年送了1万亿psl给到了国开，让国开撒钱给三四线的居民，拆他们的旧房子还给你盖一栋新房还送你一笔安置费。希望这些从农村变成居民的人能复制改革开放中前期深圳，珠海等地区的“开发区-招商引资-农民变工人”模式。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年的开发区模式，每一笔投资背后都是有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投资人，他亏了本是要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一定会保护自己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是真正的商业。而现在三四线是央行直接把钱送给地产，送给懒汉，除非这个过程有其他产业的中途加入支撑，否则三四线的地产繁荣就是虚假繁荣，是信贷繁荣，而信贷繁荣，从来都撑不过还本付息日，最后结局要么是赖账，要么是赖账。&/p&&p&&b&3.我国商业银行真实的资本充足率很可能已经不太乐观&/b&&/p&&p&自从上世纪巴林银行倒闭，国际银行监管引入了“巴塞尔协议”体系来统一监管商业银行（FRM考试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这个领域），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众多指标中，最重要的莫属资本充足率，它综合考虑了不同资产的风险权重，精细，全面，能综合反应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截止2016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13.28%，是非常健康的水平，在近几年也保持稳定，所以表面上看，银行的杠杆水平并不高。&/p&&p&&br&&/p&&p&然而世界从来不像FRM试题一样简单&/p&&p&&br&&/p&&p&随着经济下行，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良增加，银行不太敢再给他们放款，出现“惜贷”现象。但银行的业绩考核压力还在，于是他们转而寻找一些相对“安全”的借款客户。。这些客户其实未必是最终的资金使用者，他们是资金链条上新增的一个环节，我们称之为“信用中介”。信用中介角色的出现，使上述杠杆链条日益复杂化。 &/p&&p&典型的信用中介，包括有政府背景的部门（包括国企、融资平台、公务员等，拥有政府信用）、房地产（拥有土地信用）、上市公司（拥有壳价值）、非银金融机构（含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等。这些部门因为种种原因，在经济下行阶段依然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或者是银行认为它们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于是，银行的资金纷纷向这些领域集中，融资情况呈“贫富”高度分化，有的撑死，有的饿死。&/p&&p&金融信贷资源的高度不均衡分布，导致上文提到的“信用中介”（说穿了，就是央企、国企、地产企业以及他们的关联系公司）发现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比如说3.5%），而其他企业的融资需求非常高，能接受很高的利率（比如说5%）。与其老老实实经营，不如多问银行按3.5%借些钱，然后5%贷给其他企业。一本万利&/p&&p&每年第一个月，你都会看到财经新闻报道我国的信贷创下天量。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银行争先恐后的把信贷放水给信用中介，他们是银行每一个对公客户经理最最重要的大腿，只要他们贷款了，一年的指标也就完成了大半。即使借多了，也没关系，外面需要钱的小企业大把大把。&/p&&p&这个游戏放出去的水有多少呢？王剑博士作了个统计，他提出了两个估算的思路&/p&&p&1.要么统计从银行这端统计输送出去的资金（银行表内外资产投放）&/p&&p&2.要么统计从企业这端统计获得的资金（社融总量）。&/p&&p&因为不管中间经过多少环节，这一进一出的数字必然是大致相当的，因为货币出了银行体系后，就不会再自己派生了，总额不会大幅变化（但中间信用中介的资金投入与囤积，会有点小变化）。&/p&&p&综上两个方向的统计，他估计银行体系（表内外）直接或通过非银间接输送给实体的资金，约150万亿元左右。&/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50/v2-eb60f68ae8fd649ac94cf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640& data-rawheight=&32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40&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50/v2-eb60f68ae8fd649ac94cf_r.jpg&&&/figure&&p&这个游戏直接导致了两个风险&/p&&p&（1）表外理财游离于资本监管之外，但由于刚性兑付，其风险却是由银行承担的。这一部分风险是没有计提资本去覆盖的；&/p&&p&（2）非银部门充当了前文所谓的银行的“信用中介”，银行先将资金投放给非银部门，非银部门再将资金投放给企业。非银部门赚取利差或通道费，而银行却因此模糊了资产的投向和风险情况，可能依然实际承担风险。因而可能计提了风险资本，但计提的金额不足够。&/p&&p&&br&&/p&&p&令人担忧的是，自2013年以来，银行向非银部门的资金投放，呈激增的态势。&/p&&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50/v2-bed15f5d943af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640& data-rawheight=&41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4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50/v2-bed15f5d943af_r.jpg&&&/figure&&p&&br&&/p&&p&而该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也是飙升。&/p&&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50/v2-9cbe70c59b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613& data-rawheight=&385&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13&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50/v2-9cbe70c59b_r.jpg&&&/figure&&p&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如监管当局所公布的数字那么高）。同样，那些充当通道的非银部门，也是面临杠杆过高问题。&/p&&p&作一个最为极端的假设测算，17万亿元的表外理财，如果全部要求计提100%的风险权重；而26.53万亿元的银行投放非银，如果其中有10万亿元未计提100%（而是只计提了25%）。那么把这两部分该计提未计提的补提，则2016年末的全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将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降至10.85%、9.19%、8.79%，好在基本达标（标准分别为10.5%、8.5%、7.5%，系统重要银行再加1个百分点）。因此，多亏现有的资本充足率留有一定富余，为去杠杆留有一定空间，银行补提资本的压力较小，我们也算可以松口气。&/p&&p&情况也许还在控制中&/p&&p&但是，那额外的未计提资本的杠杆，正是监管当局的心腹大患。&/p&&p&&br&&/p&&p&&b&三、面对风险，政府开始有所作为&/b&&/p&&p&&b&1.降低银行货币的发行速度&/b&&/p&&p&做大类资产配置的人都熟悉美林时钟理论，然而2016年中国的美林时钟转得飞快，上半年热词是通缩、衰退，下半年经济就过热，商品暴涨，股票上涨。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PPI连续54个月超长期的负增长超过了决策层的容忍，通过银行系统放送监管，持续性地注入信贷，把工业，尤其是工业上游，拉了起来，但是下游需求却未能如期配合，造成滞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2016年二、三季度债券市场收益率猛下，无脑地猛下，CPI数值却像一个软泥鳅，动也不动。所以在2016年上半年，做债券的资管公司风光无限。&/p&&p&等到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把管理公司的理论拿来治国。中央才猛然意识到危机，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以前中美是供货商和代理商关系，你产我销，相得益彰。现在换了个总统，提出我也要做供货商，和你竞争。整个棋盘迅速被打翻在地，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倒逼中国决策层加速改革，颇有些意味。&/p&&p&中国的金融凝聚的是最聪明的一群人，面对可能的危机，不会傻到坐以待毙&/p&&p&在大选尘埃落定后，最早见诸报端的官方反应，恐怕就是央行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宏观审慎框架”，MPA考核&/p&&p&MPA考核的核心含义其实很简单，央行强行把所有银行的扩张速度和自己报送给人大的M2增速目标捆死。按照最新MPA考核规则，如果银行扩张速度想超过M2目标，银行必须有足够高的资本充足率，也就是要实现50%的资产增速，必须拿出50%的资本充足率，否则按照目前银行业平均13%左右的资本充足率，大家只能按照12%、13%的资产增速来增长，这意味着银行业高速扩张的时代结束了，依靠银行的资产管理机构高速增长也随之结束。从央行的态度来看，银行业今年面临缩表的压力。&/p&&p&银行缩表，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市场，两个点&br&1.房贷利率会有持续上行的利率压力，目前银行融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银行的新增融资很多来自于同业市场，如果银行不把房贷利率往上调会亏钱&br&2.新增房贷额度也会压缩，央行目标是要把新增房贷占比控制在30%以下，对应到今年的房贷就只有四万亿，意味着今年不管是新增房贷的额度，还是房贷利率都会有上调，地产市场应该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p&&p&&br&&/p&&p&推动房子上涨的暖空气，又少了一些.&/p&&p&&br&&/p&&p&&b&2.彻底穿透审查，构造真实银行资产负债表&/b&&/p&&p&银行方面的金融去杠杆，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便是查账，彻底穿透非银等信用中介，查明银行真正承担的企业风险敞口，还原一张真实的资产负债表，还原一个真实的资本充足率。然后，再想出台措施，针对不同情形，通过补提资本，或纠正不当的资产投放项目，把杠杆降下来。&/p&&p&一方面是从银行入手，彻查银行微观业务层面通过层层嵌套、杠杆叠加、隐性担保等方式，绕开监管要求扩张杠杆的行为。这就是3月末至4月初银监部门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文件，强调了对银行违规业务的检查。目前，这些检查工作已经铺开，银行的朋友们正在应对监管领导们的检查。与金融杠杆较为相关的，是检查有没有通过各种监管套利手段，逃避资本监管，节省资本的情形。&/p&&p&另一方面是从非银部门入手，彻查与统计所有非银通道的实质，尤其是否充当银行投放资产的通道。其中最为重点的就是各种资管产品，因为它们的表外性，隐匿作用更强，特别是跨监管部门嵌套时（比如，非银监体系的资管产品作为通道时，银监部门无法实施详细检查）。这就是前期媒体披露的，央行正在着手准备的“大资管”综合统计方案。实现所有资管产品的统一统计之后，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穿透，才能让借助资管通道进行监管套利的行为无处遁形。&/p&&p&&b&3.最艰难的一步，处理不良债务&/b&&/p&&p&完成数据清查后，金融去杠杆进程将全面地铺开。在查清银行的真实资产投向后，需要按照真实的风险敞口补提资本，同时使用包括违约、货币化债务、债转股等多种手段清退问题资产。这估计是最容易失败的一步。&/p&&p&补提资本，是指本质上由银行承担风险的资产投放，未足额计提风险权重，现在要补提。监管部门可能会要求银行在一定时限内完成计提（短期内全部完成计提可能是不现实的）。在这过程中可能进一步导致两种情形：&/p&&p&（1）银行因自身资本不足（补提消耗了不少资本），新增资产投放开始减少；&/p&&p&（2）部分银行可能有补充资本金需求，会有再融资。&/p&&p&结果就是信贷有收缩压力，小银行股价有下跌压力&/p&&p&清退问题资产，则是针对部分违规问题较大的资产，比如非合意投向的资产。对于依靠这些业务来融资的企业，则意味着清退债务。所以，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清退的阻力在于，企业若想把所有有问题的债务偿清，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于是，想要不发生大面积企业债务违约，那么“新老划断，逐步清退”成了惟一的选择。&/p&&p&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即使最小心翼翼地推进新老划断，不发生一起信用违约事件也是不可能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依然会时不时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企业债务违约的新闻。&/p&&p&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清查资产、还是补资本金，还是清退不良贷款，都面临两个威胁&/p&&p&1.清查资产，需要商业银行主动曝光内部的信息，容易被利益集团所阻挠&/p&&p&2.去杠杆行为直接打击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保增长和去杠杆优先考虑哪一个？&/p&&p&最终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风险在呵护中慢慢成长、纵容，越滚越大。&/p&&p&&b&四、金融危机是否能够避免，短期看小银行、中期看影子银行，长期看外贸和资本流动，归根结底看政治取舍&/b&&/p&&p&&br&&/p&&p&&b&1.短期看小银行，农信社城商行&/b&&/p&&p&从2016年四季度央行收紧流动性的过程中，大量玩借短期资金买长期资产玩儿错配的小银行陷入了泥潭。一方面本身资金的成本在抬升，另一方面没有一级交易商资格的小银行资金的可获得性也急剧降低。盈利能力下降还在其次，关键是瞬间面临规模锐减的风险，可能会危及本身的银行信用。&/p&&p&对小银行来说，获取负债的压力变大，单位资金使用效率最高是银行的首要目标。而要使单位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不是单单看能创造多少利润，而是要选择杠杆比例用的最足的资产，把规模先稳住，否则就要卖资产，那就是浮亏兑现，兑现得越多，亏得越多，亏得越多卖得越多，死亡循环&/p&&p&&br&&/p&&p&正所谓最有效的防御是进攻，银行的优势是什么？他是银行啊，能够自己发钱救自己啊。发钱指的就是放贷款，因为每一笔贷款都能够同时增加银行的负债和资产，同时由于准备金制度(假设准备金为20%)，还能够以五倍左右的杠杆创造规模。于是我们看到中小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快速的收缩委外投资和金融市场操作，一方面，发行NCD补充负债端的基础货币，一方面，发放贷款，增加企业端存款的流入。通过放贷，并吸收存款的循环，能自己给自己提供存款，稳住阵脚。&/p&&p&这就是2017困扰利率债交易员的贷款利率之谜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按理说应该表内贷款利率早就该升了，或者利率债收益率早就该降了。但是你去问问两高一剩行业的龙头企业，银行给他们基准贷款下浮5%~10%的一大票，人家考虑的是要不要提前还款，完全不符合交易员脑子里的逻辑&/p&&p&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的，有不少做资管的市场部人员很奇怪，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中小银行赎回的委外资金跑去干嘛了？答案就是它们都在用这些钱放企业贷款，人家要自救呢。&/p&&p&自救成功过此劫，自救不成功，有可能就是场小规模的金融危机&/p&&p&&b&2.中期看影子银行&/b&&/p&&p&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暴增的背后，其实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存在监管漏洞，叠加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能给到较高的资本回报导致的。银监会有明文规定，银行不能对地产和融资平台的贷款比例过高，所以银行就找到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把信贷变成委托贷款等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俗称SPV马甲法。所以目前银监会要求要全面穿透，查看底层资产，查券商大集合等等。这个监管的运动过程当属广东省最为积极，最为透彻。一方面广东政治高层人员构成较为敏感，另一方面广州的“金融创新”确实在过去搞得过于红火，有不少的集合信托、券商大集合等产品的最终投向都是房地产企业，一旦银行资本开始惜贷、抽贷，整个SPV的兑付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资金流断裂的消息一旦蔓延开极有可能会造成挤兑，或者规模骤降。&/p&&p&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信托业之外，影子银行最大的幕后老板反而是保险。中国所有的规模以上地产公司都有保险牌照，为什么？因为保险是规模最大的影子银行，既不受法定准备金影响，也不受央行流动性控制，地产公司只一要有了这么一条金融渠道，就像一个军队稳定了粮道，可以放心大胆的高价买地，收购兼并。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连险和万能险规模迅猛扩张最能说明问题。保险监管问题在过去五年都是独立王国，随着项xx的落马可能会迅速打开缺口，遏制其扩张势头。&/p&&p&总的来说，在影子银行是否会引爆金融危机这一个问题上，最直接的决定性变量的就是保监会和银监会的动作速度和动作幅度。查的速度太快太猛亦或者是和其他部委没配合好，挂挡没咬合有可能就又是场小规模的金融危机&/p&&p&&b&3.长期要看外贸和资本流动&/b&&/p&&p&还是援引姜博士的话，他主张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的不可贸易部门。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就可以通过货币放松使得房价不停上涨。但是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我们经济里面除了不可贸易部门还有贸易部门，而房价的所有上涨会使得贸易部门成本大幅上升，会使得中国经济失去竞争力,造成贸易失衡，从而间接威胁到人民币购买力&/p&&p&在过去十年，美联储货币相对宽松，中国的信贷刺激容错度很高，就算放点水也不容易引发资本外流。但是现在美联储货币开始收紧，假如这一次房价真跌了，我们又一次想要回到货币宽松这条老路上，你会发现可能我们放松不了，因为美国还在加息、缩表。真要搞宽松的话，就要冒资本外流和对外贸易失衡的巨大风险，作为一个工业核心技术还比较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来说，如果操作的火候不到位，引发资本外流，出口疲软亦或者是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则工业核心部件和核心劳务服务技术的购买成本上升，会直接造成工业部门的利润生产能力变弱，甚至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毕竟，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考虑到这样的结构，美国加息，我们多半也得加息，起码不能任性玩儿大水漫灌。关键，要看实体经济能不能撑住美国加息的速度。&/p&&p&实体经济足够强劲，能够在经济收缩的情况下保持增长和就业水平，或者美国加息速度温和的话就能保证软着陆。如果实体经济撑不住高利率的环境，开始缩小投资和产能，甚至于大面积关门，或者美国加息速度缩表速度超过预期，都有可能诱发小规模的金融危机&/p&&p&&b&4.归根结底看最高层的政治取舍&/b&&/p&&p&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段子吧，据说是有一位宏观研究员在酒桌上为资管行业鸣不平&/p&&p&说假设国家有50万亿的债，货币投放锁定10万亿，那市场的平均杠杆率就是5倍，行政要求杠杆，好啊，那手里捏债券的人就要抛债券，回笼货币，解开杠杆对吧？对不起，不行，因为一旦有人去买你的卖的债券，则背后一定是有接近5倍的杠杆在推动，因为货币根本不够债券规模，要是杠杆低于5倍就意味着债券面值大幅度下折，出系统性金融风险了。所以想要真的去杠杆，则要么政府主动缩减债务规模，要么人民银行增加货币投放，这两个事儿一个归财政部，一个归货执委管，和资本市场哪有半点关系？&/p&&p&这个故事看起来就是个无解的悖论，要加大财政刺激，货币就不能缩减，货币不缩减，杠杆就没法去，杠杆没法去风险就还是很大。.....&/p&&p&理解这个悖论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关键在于正确的审题。所谓的去杠杆其实不是降低债务负担比，而是像日本一样，维持较高的债务/GDP比例，但是是旋转杠杆，把债务都从私营部门转到政府控制部门锁定起来。杠杆的筹码分布变了，但杠杆比率没有变。&/p&&p&然而这么做是有政治风险的，此举几乎等价于货币化债务，他会破坏了市场对资金利率和企业信用风险的价格发现机制：我们不妨假设下情景，政府大力扩张不良资产公司规模，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旋转杠杆，债务腾挪到国家自己手中，商业银行失去独立性，像政策性银行一样，被迫向僵尸企业续贷款，置换债务...&/p&&p&最后的结果就是严重的道德风险，国企常年发债，借了钱随意经营，反正亏了有国家兜底，金融市场也爱买国企发行的债券，因为有国家担保。老老实实经营的民企被金融市场冷落，融资艰难，逐渐在这样不公平的竞争中淘汰出局。&/p&&p&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可能2020年以后的共和国会走入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或许那时候的历史课本上会说，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新时期的引蛇出洞，是我国迈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序章，具有积极的意义....&/p&&p&&br&&/p&&p&大家可以自由估量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这种政治决策的概率&/p&&p&&br&&/p&&p&&b&五、最好的应对策略是?&/b&&/p&&p&应对之策很简单，大大们的话语从新闻联播到人民日报，天天都在讲：减少投机(别买太多房)，降低你的杠杆(别借太多钱)，加仓你的现金(适当卖掉一些房产)，等捡便宜的人爆仓(拥有足够的耐心，别急着抄底)，最后进场捡便宜(趁火打劫，心要黑，手要狠，胆子要大)...&/p&&p&&br&&/p&&p&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了三十年，大浪淘沙，流传下来一句话，只看K线账户缩，常看新闻联播赚得多。然而好像年轻一代对研读官样套话似乎提不起兴趣，更喜欢翻翻公众号，百度百度，以为自己就懂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漠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意志的个体最后好像都被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所教育。&/p&&p&&br&&/p&&p&&br&&/p&&p&后记：文中部分观点文字援引自各家券商的公开研究报告和相关人士演讲稿，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p&
日补录：补充一点当时没意识到的，土地领域本质上任然是高度行政集中的，各个国家都是，所以房价泡沫如果说要压缩，政府强力的控制是必要条件，这才是核心驱动力。分割线以下的万字雄文都是铺垫，可看可不看，不影响结论======被答主自己Diss后无…
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从事宏观策略研究近20年，擅长运用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势，并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四周期嵌套策略分析框架。&br&&br&&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5cbd8f592dd8cb9cfdebad_b.jpg& data-rawwidth=&387& data-rawheight=&238&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87&&&/figure&&br&令周金涛声名鹊起的是，2007年，周金涛成功预测了次贷危机。2015年，他又成功预测了全球的资产价格动荡等。&br&2015年11月，他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周期阶段性见底，全球大宗商品将出现年度级别反弹，目前来看，全球资产价格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运行。&br&也正因为此，在他身上，被贴上了许多标签，例如 “尼古拉斯.金涛”、“周期天王”等。&br&在他看来，人生规划的本质亦随经济周期而动，掌握了周期原理，在正确的时间点布局正确的资产，也就掌握了财富人生的密码。&br&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访问时，他曾指出：一个人一生来看，基本的财富轮回实际只有三次，而且不可能全部把握。&br&一代人最多把握一次技术周期，能赶上就是幸运，赶不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比如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经历信息技术的爆发期，只能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期；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好几个房地产周期，例如1999年开始的房地产周期，成就了一批财富积累者。而人生的一个财富基本轮回是10年，1999年，2009年，2019年都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人生机会。但就一个人一生来看，基本的财富轮回实际只有三次，而且不可能全部把握。&br&投资大咖的出现，比如巴菲特、索罗斯等等，他们最重要的是生在一个好的年代，处于康波周期上升和繁荣期。当然，他们比同辈人一定更为优秀，但他们的卓越，主要是站在了周期的潮头，所谓时势造英雄。所以，我欣赏的投资大咖，都是顺势而为的投资者。”&br&周金涛曾预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