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卖墓地为名骗了18万元：“我觉得有空子可钻”_社会新闻_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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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墓地，只供本村人用”，对此心知肚明的他，以卖墓地为名骗了17名被害人18万元――“我觉得有空子可钻”
“入土为安，风水要好”，这是买家买墓地的需求，也是邓成最终把自己葬送在“钱途”上的商机。日，由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邓成诈骗案一审宣判，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邓成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责令退赔犯罪所得。
经人介绍买墓地
2017年清明节。一捧花、一炷香、两三样瓜果，摆放好祭品，沈恭躬身许久，方才挺起腰来，看着墙上一小方遗像，心中的酸涩和遗憾渐渐翻腾起来。自大哥2015年离世，骨灰放在安息堂已经是第三个年头，本来想暂放在这里，没想到一搁就这么久。
落叶归根，人死当入土，传统观念很深的沈恭亦是这样认为，大哥至今不能入土安息，自己更难得心安。沈恭有了买墓地安葬大哥的想法。
清明节后，沈恭四处找人打听，从朋友口中得知在某村的小墓区可以买到穴位，但自己对那一片区域不甚熟悉。正当沈恭一筹莫展时，小表弟的到来，让他燃起了希望。这位小表弟在社会上混得开、人脉广，沈恭想他一定有办法，便把想法和盘托出。
“好说，我帮你去探探情况。”小表弟拍拍胸脯。
日，小表弟打来了电话，说有消息了。几天后，小表弟开着车带沈恭去了邓成的家里。邓成此时早已等在客厅，小表弟指着这位憨厚的花甲男子介绍：“哥，这就是你让我帮着打听的老邓。”
沈恭赶忙从口袋中摸出中华烟向老邓递过去。邓成客气地从沈恭手上接下香烟：“来来，老弟，快来里面坐，事情嘛，你表弟大概跟我说过了，墓地的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对方开门见山，沈恭也有话直说：“别的没什么，只希望能够快点给他挑个风水好的穴位，价格不是问题！”
“穴位，到时候我带你去挑。一个墓地双穴8800块，一口价，这个不能让，钱都是要交给村里面的，你是熟人介绍来的，我也不赚你的！”邓成说。
“价钱倒不是太贵，就是问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外面都说这边的墓地是不对外销售的，不会有问题吧？”
好一会儿，邓成才开了口：“外面这么传，你心里有点顾虑也难免，但我也把话给你挑明了，我在村委会里面干活，找我买墓地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出了问题，钱一分不少退给你。”
看上去挺正规
5月26日，沈恭和大嫂带上风水先生一起找到了邓成。山脚下，邓成一手高举，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沈恭三人抬头望去，葱翠环抱中碑石林立，山前有小河流经如玉带环绕。邓成招呼一声：“走吧，我们一起上去看看。”便率先走在了前头，几人紧跟在后。
上到山腰，映入几人眼帘的是四四方方、修葺整齐的十数排穴位，大部分穴位上已然竖立着碑石，碑前香炉端坐，碑侧松柏相伴，透出讲究、庄重。
“这地方，靠山面水，藏风聚气，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具体哪个位置，你们自己让人看一下吧，看好了跟我说一声。”撂下话，邓成点起烟站到了旁边的道径上。
沈恭和风水先生在一旁忙活了起来，左探右看，半小时后选准了一处穴位。“老邓过来一下，就要这个了。”沈恭把具体序号记了下来。之后，几人便下了山商谈如何付钱。
“老邓这样吧，地方我们也看过了，还是不错的。8800块我一次性付了，还有1200块是给你的辛苦费。”说着，沈恭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沓现金。
“这些钱我先替村里收下，你放一百个心，这事一定帮你办好。其余手续我来弄，有什么要求也跟我说，我去开张收据给你们。”不一会儿，沈恭拿到了邓成手填的收据，入账时间、交款单位、收款事由等项目均精准，单位盖章处盖着半个印子，“某某街道某某村”几个字环绕着红五星赫然在目，经办人一栏是邓成的签名，收据看起来很正规。
沈恭将收据递给大嫂过了目，确认妥帖后放进包内，接着双方就墓地的装修详谈了起来，准备第二年清明节迁入事宜。
两三个星期后，在邓成的陪同下，沈恭再次来到选定的穴位前，上面已经按照自己的要求竖立起大理石碑，石碑上篆刻着大哥的名字。
骗局终败露
“半年过去了，除了一块碑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初保证的墓穴证也没有拿到手，这钱邓成代村委会收了，你们的承诺能兑现吗？”日，沈恭来到江阴市某村委会，出示手中的收据等待工作人员的回复。
“邓成早就被村委会辞退了，村里面从来没有授权过他出售墓地，你估计被骗了，还是赶紧报警吧！”沈恭听罢心瞬间凉了大半截。马上报了警。12月22日，邓成被抓获归案。
“你有权力代表村委卖墓地吗？”承办检察官提讯时问。
“所谓的墓区，是村里面自留的墓地，供本村人使用的。我只不过帮着去管理一下墓区，至于卖的权力，肯定说不上。”邓成供述。
“你是怎么想到利用墓地骗钱的？”
“就是偶然有人找我了解买墓地的事，我觉得有空子可钻。”邓成说他利用自己曾经在村委会担任调解员的便利，私藏了十几份三联单的收据，并想方设法利用调解章在三联单上盖了刻有“某某街道某某村”字样的上半部分，冒充村委会的公章。
断断续续历时3年，涉及17名被害人，金额合计18万余元的骗局，终于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下真相大白。日，江阴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邓成依法提起公诉；5月16日，法院一审开庭，被告人邓成当庭认罪。
王苏燕 吴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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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谁说没有蒙汗药
1.别了，两种文化至上论年秋，北京召开过“东方文化与21世纪国际研讨论”，笔者有幸应邀赴会。时正中秋，会议主持人及与会学者，晚宴碰杯时，自然互致节日的祝福。这使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月亮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本世纪20年代初期，某些在美国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中国留学生，刚刚喝了一点洋墨水，便昏昏然，“不知今昔是何年”，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觉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已经腐朽、没落，应全盘否定，从而主张中国全盘西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即有人宣称“月亮还是美国的圆”。这种论调，后来成了西方文化至上论的代名词。与这种论调争锋相对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老资格的国粹主义者、东方文化至上论者，认为东方文化好得不得了，“半部《论语》即可治天下”，甚至说“世界文明之精华，无出佛经之右者”，西方的科学成就，如原子学说、飞船，中国的《老子》、《墨经》里早就有了，无足称奇。直到80年代，在我“中华古国古”的齐鲁大地，某学会的章程上有一条，“批评孔子者不得人会”；有人宣称，孔子比任何圣哲都伟大，他的“仁者爱人”四个字，可以领导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传之万世；不久前，更有名教授公开预言，下一个世纪，西方文化将全面衰落，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并形象地用“西方不亮东方亮”概括，一时间沸沸扬扬，让一部分习惯目光向后的冬烘及天真烂漫的青年，大感扬眉吐气，手舞足蹈，不亦快哉。如果仍用月亮象征文化，实际上他们认为月亮还是东方的圆。但是，他们忘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至末期被西方列强坐着军舰，在大炮轰鸣声中杀进国门，逞凶肆虐，不也正是表明了，儒学——主导“天朝”的意识形态，已腐朽得不堪一击么？令人心惊的亚洲金融风暴，不也充分暴露出东方文化中家长式专制主义、裙带风之类的劣根性么？而当今仍然十分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更尖锐地揭示，传统文化中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物官本位意识，依然是滋生腐败分子的温床，严重妨碍着“四化”大业。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儒学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不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力求社会和谐发展，这对中国及东、西方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此仅聊举一例也。月亮究竟是哪儿的圆？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伏论。我觉得，还是借用宋代文豪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一句词“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述，比较恰当。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差不多花了五百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较量，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发展起来的，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它也有难以克服的令世人可厌、可畏、可恨的劣根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用导弹袭击我驻南大使馆，人们记忆犹新；在我看来不啻是梦呓的用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世界导弹防护网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美国决策者们，完全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贝“人定胜天”，结果恐怖分子在美国的蓝天下，易如反掌地制造了纽约、华盛顿的大爆炸大惨案，事先美国中央情报局竞一无所知，这正是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黑洞的最好证明。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西方文化已经穷途末路，“美帝国主义”成了连麻雀也吓不倒的稻草人、纸老虎。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是日出日落、潮涨潮退，依然活蹦乱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东西方文化，互有长短，彼此应当取长补短。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新的世纪还将证明，两种文化至上论，都是历史的残梦。新的世纪已经来临。让我们告别两种文化至上论，高声吟哦“月有阴晴圆缺”，面对历史，走向未来，和平共处，创造辉煌。新千年国耻日于牛屋，朱元璋的入神之变。皇帝是人不是神，这是常识。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皇帝却被人为地神化，遗害无穷。考察皇帝的人神之变，有助于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认识的深化。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吧。本来他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几乎连裤子也穿不上，是个讨饭的困难户。朱元璋小时，‘为混口饭吃，只好替大户人家放牛，后来干脆到皇觉寺这座庙里当了小和尚，苦度光阴，是再凄惶不过的小民百姓了！可是，等到他率领一帮子穷哥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红巾军造反，推翻了元朝，一个筋斗翻到天上，一屁股坐到大明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上，当上了开国皇帝后，很快就被人大大神化起来。常言道“泥菩萨越涂越亮，老母猪越吹越壮”。据明朝嘉靖年间王文禄写的《龙兴慈记》这本书记载，明朝初年就掀起了造神运动，一会儿说朱元璋离开娘胎时，“屋上红光烛天”，皇觉寺的和尚看了大吃一惊，以为是失火了，第二天才知道是朱元璋出世；一会儿说朱元璋当了小和尚后，不知道是患了多动症，还是别的臭毛病作怪，经常捅漏子，当家和尚忍无可忍，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台阶下。没想到朱元璋居然做了一首诗，大声念道：“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其实，这时候的朱元璋，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怎能做诗？不过是造神的吹鼓手编造的牛皮而已。甘蔗越嚼越甜，神话越编越玄。又说朱元璋当放牛娃时，人小胆大，公然杀掉一条小牛，煮熟吃了，却把牛尾巴插在地上，骗主人说：“地上突然裂了一条缝，小牛陷进去了！”主人拔牛尾巴，结果尾巴陷入地中，主人深信不疑。更神的是，朱元璋当上小和尚后，在庙里打扫卫生，用扫帚敲敲伽蓝像，说：缩脚！让我扫地。伽蓝立刻就把脚缩起来。老鼠啃了佛像前的蜡烛，朱元璋大怒，责怪保驾护航的护法神伽蓝光受香火不管事，在他的背上写了“发去三千里”几个字，夜里老和尚梦见伽蓝来辞行，说：“当今新皇上发配我三千里。”老和尚第二天早上，见伽蓝背上有字，追问朱元璋，朱元璋说：“我是开玩笑的。现在我把伽蓝放了！”晚上，老和尚又梦见伽蓝来道谢，感谢朱元璋的宽大发落。同样神乎其神的是，当时江淮大地上流言四起，盛传要接新天子，朱元璋好奇，也站在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趺石龟背上眺望远方，石龟居然向前爬了十几步！如此等等，不断涂、不断吹的结果，朱元璋也就由人变成神，成了人间活菩萨，并且越来越亮，越来越壮。皇帝被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了龙。穿着绣有张牙舞爪金龙的袍子，叫龙袍，坐的刻上龙的椅子叫龙椅，皇帝哈哈一乐，叫龙颜大悦，皇帝绷紧老脸，叫龙颜大怒，皇帝见阎王老子去了，叫龙驭上宾，甚至干脆把朝廷就叫做龙廷。虽然，把皇帝与龙画上等号的把戏，秦汉就开始了，但这套把戏耍得最熟练、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还是明清两朝的皇帝。说不尽的朱元璋。他坐了龙廷后，曾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见丛书《纪录汇编》卷六），把一个疯和尚周颠，说得比济公活佛还神。以后打九江，攻安庆，周颠说胜就胜，要风有风，简直是诸葛亮第二。更叫人惊奇的是，十多年后，朱元璋害了热病，差点死了，后来吃了周颠仙和叫天眼尊者的道士送来的药，服下去，当晚病就好了。您瞧，这多神，多灵！皇帝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何况他亲自写的文章？朱元璋的文章一发表，周仙人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了。‘而很快另一个神话又沸沸扬扬传开了：说朱元璋生病，派人到匡庐天池山顶上找到周颠仙，要他遍查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办公室，都有人，只有一个星宿的屋子是空无一人，有条蛟龙，耷拉着头，无精打采，还流着血。周颠仙说：“此世主也。”（见王文禄：《龙兴慈记》），也就是说这是朱元璋，原来人家是天上的蛟龙下凡的！明清皇帝虽不同，但是无人不称龙。故宫太和殿里形形色色的龙，一共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据不完全统计，太和殿内外的龙纹、龙雕等各种各样的龙，约有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四条之多，群龙飞舞，真让人眼花缭乱。而每当皇帝上朝时，乐声大作，香烟袅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这一切都显示，皇帝是真龙天子，是神不是人！但是，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何况区区皇帝。什么龙裔凤胄，龙子龙孙，都是扯淡。常言道：“皇帝也是人养的。”一样的肉眼凡胎，一样的七情六欲。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手一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割，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朱元璋在明朝初年，为纠正元末社会积弊，不惜矫枉过正，实行恐怖政策，大搞法外法，滥施酷刑，剥皮、抽筋、钩肠、火烙、水煮、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无所不用其极。而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把开国元勋、功臣宿将，几乎一巴掌全打下去，更尽人皆知矣，呜呼！皇帝是人不是神，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皇帝。1962年，随着溥仪的被特赦，重新结婚成家，初步治好了少年时就阳萎、多少年不能过夫妻生活的宿疾，开始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可以说给历代皇帝的造神运动，画上了句号。尽管后来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又死水微澜，沉渣泛起，但不过是历史的残梦而已，终究不成气候。日于方庄老牛堂2.蒙汗药之谜“妇人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噤了口，望后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这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里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位自称老娘的，就是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她沾沾自喜的“洗脚水”，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水浒传》和其他一些古典小说中常常见到的蒙汗药。你看，押送武松的那两个鸟公人，吃了孙二娘下了蒙汗药的酒，顷刻间便被麻醉得死猪一般了。遥忆童年，读了《水浒传》这段故事，不禁对如此神奇的“洗脚水”，在大为惊叹之余，浮想联翩：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药？它是什么药物组成的呢？这一直是我的心头之谜。后来，当我长大成人，并成了史学工作者后，才知道我当年的心头之谜，实在也是“余生也晚”。原来，古人对蒙汗药早就有过怀疑、研究，力图解开其谜底；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十分可贵的。史籍中对蒙汗药一词，早有记载。明中叶郎瑛写道：“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七修类稿》卷下，事物类）这里，郎瑛虽然未能指出蒙汗药到底是何物，但他根据史籍，举出押不庐、草乌末、曼陀罗花三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草，断言蒙汗药决非小说家的虚妄之谈，结论弥足珍贵。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种药草吧。押不庐，李时珍根据《癸辛杂志》，曾予著录：指出这是一种草，麻醉的效果，虽“加以刀斧亦不知”。草乌末，顾名思义，是草乌的末。草乌，是当代中药温里药中常用的药物。经化学分析，它含有乌头碱、新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等，而乌头碱对人体的各种神经末梢及中枢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明初朱棣等所撰的《普齐方》中，即载有用于麻醉的“草乌散”。曼陀罗花，是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曼陀罗等的花冠，在明代又名风茄、山茄子，今天中医的处方用名，称为洋金花、风茄花。这种花为什么叫曼陀罗花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说：“《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显然，曼陀罗花是从印度传人我国的。但是，系何时传入？有待考证。据我所知，史籍中最早记载曼陀罗花的，似为北宋周师厚在元丰初年写成的《洛阳花木记》。（《说郛》第104册）此书在“草花”类中，载有曼陀罗花、千叶曼陀罗花、层台曼陀罗花三种，但并未指出此花的特性。那么，首先记载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的书，是哪一部呢？前述郎瑛《七修类稿》曾引南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的一段有关记载。但查《古今逸史》、《知不足斋丛》等收录的《桂海虞衡志》，均无此段记载。看来，如果不是郎瑛别有所据，就是他搞错了。成书比《桂海虞衡志》稍晚的史籍，则有明确的记载。如周去非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乾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趋。”（《岭外代答》卷八）这种用曼陀罗花末作麻药，使人食之不省人事，然后窃其财物的行径，堪称开《水浒传》中十字坡下张青、孙二娘夫妇所干勾当的先河。由此我们不难断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蒙汗药，原来就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实际上，南宋建炎年间窦材在论及“睡圣散”这一药方时，即已明确记载谓：“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即大麻）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扁鹊心书》）可见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大概也正因为这种麻药十分普及，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人皆知之，而且“遍生原野”，所以绿林豪客们才信手采撷，制成蒙汗药，经营他们的特种买卖。上述文献记载，已为当代的科学实验所证实。江、浙、沪、藏等地研究中药麻醉的大夫，根据《水浒传》所载蒙汗药的线索，经反复试验，终于发现“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罗花。经分析，它含有莨菪碱、东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日，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首次把以曼陀罗花为主药的中药麻醉汤剂，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实践证明，麻醉效果是好的。古老的蒙汗药，重放异彩，造福于人类，令人振奋。但至此，蒙汗药之谜也只能说是解开了一半。因为从《水浒传》的描写看来，当张青把两个麻倒的公人扶起后，“孙二娘便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这种解药，不可谓不灵！那么，这种解药，又是用什么草药制成的呢？可惜史籍上并无明确记载。但是，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论述中草药不同部位的药性与疗效时，曾说到坐拿“能懵人，食其心则醒”（《补笔谈》卷三，药议）。这就是说，吃了坐拿的叶子能使人昏迷，但吃了它的心，又可以使人苏醒。而据明代初年朱橚等所撰《普齐方》载，在举行骨科手术时，病人服用坐拿草、曼陀罗花各五钱，即不知痛。如此看来，坐拿草与曼陀罗花一样，具有麻醉性能。那么，如果服用坐拿草的心，是否对服用曼陀罗花作麻醉的人，具有催醒作用呢？谨质疑，并提请医药界研究。搞中药麻醉的同志，为了找到曼陀罗花的解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已取得重大成果。1972年，国内已经人工合成了毒扁豆碱【毒扁豆碱是毒扁豆种子的有效成分，又称依色林（Eerium）】。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中药麻醉手术后的病人，“用毒扁豆碱静脉注射，一般经过10分钟左右，就能达到完全清醒”（《中药麻醉的临床应用与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看来，毒扁豆是当代蒙汗药的解药。但是，古代蒙汗药的解药是不是毒扁豆？不得而知。听说，医药界曾打算组织有关人员到山东梁山地区民间采访，以搞清《水浒传》时代蒙汗药的解药。在我看来，即使去了，恐怕也未必能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水浒传》毕竟是小说，更何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梁山地区与《水浒传》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广西志》的这一段记载：“曼陀罗人食之则颠闷、软弱，急用水喷面，乃解”（见清中叶吴其小濬《植物名实图考》引文）——“急用水喷面”，也许不失为古代蒙汗药最原始、最土的“解药”吧？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古代某些西方国家，并不懂得麻醉药；在施行手术时，为使病人暂昏迷，只好用棍棒打头，或者放血。对比之下，很早就懂得用曼陀罗花之类作麻药的我国古代先民，生病动手术时，真不啻独享如天之福了。庄子日：“大盗亦有盗。”就张青、孙二娘之流用蒙汗药蒙人而论，可谓小盗亦有道，被窃者难哭笑。这当然是第一个发现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者所未曾料及的。1978年春于复旦大学第六教工宿舍74号。汗药，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这个结论，应当说确切无误。《水浒传》中多次描写蒙汗药，但没有一次不是写下药时，均撒人酒中，使药性发作得更快。这种描写是有充分客观依据的。早在北宋年间，司马光即记载：“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朝廷劾其弃信专杀之状，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阁待制。”（《涑水记闻》卷三）杜杞诱杀造反的少数民族达数千人之多，卑鄙、残忍至极。但杜杞施展阴谋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曼陀罗酒”，也就是蒙汗药。一次下药，竟使数千人昏醉而身首异处，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使用蒙汗药成风，采、制曼陀罗花的规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直至明代，此风仍盛而不衰。从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可知，蒙汗药将人麻翻的故事，化为小说家言，流传更广，也更神奇。明代史料中，对曼陀罗花入酒或它物中，人食后的麻醉性能，时有记载。如：“用风茄为末，投酒中，饮之，即睡去，须酒气尽乃寤。风茄产广西，土人谓之颠茄。”（魏濬：《岭南琐记》）风茄即曼陀罗花也。又如：杨循吉载谓：“以曼陀罗煮鸭，日食则痴。”（《吴中故语》）再如：沈德符写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吴中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这里，沈德符是从批判富豪生活的奢靡、无聊这个角度，谈到蒙汗药的；蒙汗药一词，成了人们口头上颇为流行的贬义语。这条史实也正是“蒙汗药”在明代风行天下的一个证据。在清代，“拍花”术盛行。所谓“拍花，即以迷药绝于行道之人，使其昏迷不醒，攘夺财物也”（徐珂：《清稗类钞》第39册）。其实，又岂止是攘夺财物！更可恶的是，以此术毒害、贩卖儿童，虽“天子脚下”的京城也不能免。有首题作《拍花》的诗写道：“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末迷人在意行。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都门杂纂?杂咏》）这使人为之瞠目的“迷药”，除威灵仙、精刺豆制成药末，能将人，弄得“麻木不仁”，不省人事外，曼陀罗花更是施拍花术的歹徒们，炮制“迷药”的重要原料。这对曼陀罗花来说，也真可谓明花暗投，插在贼窝上了。从文献记载来看，“蒙汗药”的解药究竟是什么呢？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写道：“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精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物理小识》卷十二）天茄花，与风茄花一样，应是曼陀罗花的别称。据此条记载可知，蓝汁，能够解“蒙汗药”。明代的谢肇涮，曾转述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所载谓：“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虫，诸药试之皆不死。时方治蓝，以蓝汁浇之，即化为水。然蓝不独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杀诸虫。”（《五杂俎?物部三》卷十一）蓝既能解百毒，解“蒙汗药”之毒，当然也就无足称奇了。3.说神童年来海外一家杂志，批评国人崇奉国粹的种种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宣传神童。我认为这个批评切中时弊。神童一词，妇孺皆知。在我们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中，不时能看到、听到关于各种神童的消息：三岁识字、四岁画画、五岁作文、十岁上大学……不一而足。语日：“人生识字忧患始”，要是读一些史书，恐怕更难免忧从中来；我对于不时出现的对神童的报导、渲染，即心窃忧之。何以故？答日：早慧未必成大器，艳说神童，有可能使人坠入封建文化的迷雾之中。中国历史上的神童，可谓多矣，对此，台湾学者写了一部专书。不可否认，有的儿童确实是聪慧过人的，据《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七岁能属文”，这自然有点稀奇了，但他的舅舅是位大官，经常带着他在亲友处卖弄，“号日神童”，则纯属拔高，多此一举。尤有甚者，唐宋两朝科举有童子科，赴举者称应试神童。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试神童蔡伯俙，让他对对联，朗读真宗的诗作，居然被授予“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这一年，蔡伯俙才三岁。由于他有宋真宗赐予的“三岁奇童出盛时”的诗一首，成了护身符，从此一直做官，到80岁退休时，竟已食禄70余年。若问此人对国家的贡献，对不起，“寂无所传”（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毫无建树。有些儿童，往往在某一点上，显示出特殊才能，但其它方面，则与常人无异。如果家庭、社会引导得法，可能在长大成人后，成为人才；如果引导不得法，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不但不成才，甚至会先聪后愚，成为笑柄。明代万历年间的孙庾，吴江人，童年时很聪敏，善于做对联，如“莺梭柳线，织成一段*；雁字云笺，写出几行秋意。”确实很美。但是，对联做得好，不过是对联做得好而已，人们竟交口称颂，“皆以大物期之”，以为他长大后会成为有成就的大人物。结果怎么样？孙庾成人后竟愚不可及，“人皆笑其痴”（沈瓒：《近事丛残》），索性都叫他孙痴了。去年春天，报纸上曾揭露河南有个青年农民，号称神童，出版了《弃九速算法》一书，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抄袭他人成果的骗子。这种招摇撞骗的“神童”，实在也是古已有之。明末的江南，更是不乏其人。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学书大字，背几首诗，其它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吏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至“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猢狲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南雷文集》卷十）。实践出真知。学海无涯苦作舟。从历史上看，那些有大成就的学问家，有的固然儿时聪敏，但也有的儿时愚钝，他们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能几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在书海中永不疲倦地航行，并注重社会实践、科学实践，才成为一代英才。仅凭小聪明、神童而成大器者，一个也没有。有句老话说：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老而不死。这是对仅靠一点天资颖慧吃饭而不成气候的神童、才子的嘲讽，语虽辛辣，却一针见血。我以为，我们的新闻工具，应当尽量少宣传、甚至不宣传神童。在人才的造就上，顾炎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当永远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日4.再说神童年春天，我写过一篇《说神童》（刊在《北京日报》日），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港、台及海外有关神童的资料，很受启迪，有些想法，拟再议一番。先介绍一个洋“神童”的故事：美国一位年轻读者，翻阅旧报时偶然发现一篇关于“神童”的报道，一个3岁小孩，能正确无误地读完整张报纸。消息传出后，前往访问者络绎不绝，目睹该童的表演，无不称奇。但曾几何时，就再不见有关这位“神童”的报道。这位记者掐指算来，当年的3岁小儿，现在已届不惑之年了。好奇心驱使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这位“神童”，发现他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并无大的建树。耐人寻味的是，此人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年不是被人称为神童，备受世人青睐，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今天，也许我已是个杰出的学者、教授了，我毕生最大的愿望是跻身学术研究，要那些虚名作甚？”这位洋“神童”的结局，使人联想起王安石的名文《伤仲永》。仲永5岁时诗写得不错，被视为奇才，但在亲友的怂恿下，其父经常让他在众人面前作表演，成了摇钱树，到了十二三岁，仲永便完全成了毫无才气的庸人，连他当年红得发紫时作的诗都忘得一千二净，昔日的颖慧，早丢到爪畦国去了。这些故事，真让人感到悲哀。惟其如此，香港李沛先生在去年4月8日《明报》上谈神童的文章，题目就叫《神童的悲哀》。这些故事，比起传播媒介对形形色色“神童”的喝彩、称羡，无疑是煞风景的事，有时却也振聋发聩。因为人们的悲哀之处，正是在于“神童”的种种煞风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李沛先生的文章中，还介绍了这样一件事：美国某大学一位物理教授，曾获得诺贝尔奖。几年前，他找了七八位“神童”，组成少年班，给他们“开小灶”，悉心培养。这些“神童”都是十三四岁至十六岁的中学生，除数学成绩突出外，其它功课平平。在少年班上，他们专修物理、数学，三四年后，这方面的成绩的确优异。但毕业后，虽然校方大力推荐，却没有一所大学肯接受他们当研究生。何以故？搞科研必须有广泛的知识，仅靠数理优秀，是难以胜任的。惟其如此，有关方面指出，这些“神童”们，要么就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补课，要么就只好做普通工作，连那位著名的物理教授，也颇受同行学者的非议云云。我国也有少年班。特殊培养的成效如何，笔者未作调查，不便置评。但几年前，我在上海跟某大学一位物理教师聊起此事，他是很不以为然的。此人现在在美国某大学教物理。回想他不以为然的理由，大体上与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相同，这也是“英雄所见”之一例吧。陈教授前年冬在香港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对任何一位青少年所取得的成绩，都不应作过多宣传，例如‘天才少年’、‘神童’等等，这都是有害无益的。每一门学问要取得成功，有如马拉松赛跑，要经过长距离的比试，即使你在前面一段领先，也不等于最后能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些话，发人深思。我国历史悠久，各种史籍上关于“神童”的记载，不绝如缕。这些“神童”，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特点呢？台湾学者张大春经过深入研究后，在《小时了了些什么？》一文中，概括“中国式神童的三味真火”是：“一、和长辈辩难、顶嘴，理直气壮而且不饶人。二、有特殊才艺表现的都是神仙下凡或者和鬼魅有来往。三、所谓才艺，不外乎背诗诵文、写诗作文，其它的五谷六畜可以一概不分，反正孔夫子都能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话，神童又何必去和农家的‘野孩子’抢饭碗？”如此看来，这些传统的“神童”，对国家、社会，实在并无大的用处。至于某些“神童”的第二味“真火”，分明是骗子伎俩，不值一哂。我以为：“神童”，并非家、国之祥瑞也。1988年8月5.一点红丹判贞洁蜴，又名龙子、山龙子、泉龙、石蜴、猪婆蛇、守宫等，能在水中游。有的书上，将它与捕食苍蝇的壁虎——又名蝎虎，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壁虎，顾名思义，善在壁上行，但一入水，即动弹不得，很快小命休矣。蜥蜴的那一大串名字，以龙子、守官最为奥妙。据说，此物能够吐雹，可以求雨，故得龙子的美誉。每逢大旱之年，人们以大瓮贮水，插柳枝，让蜥蜴在瓮中游来游去，青衣小儿则环绕大瓮，连声呼叫：“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求雨的结果如何，固且不论，有时却因求雨太急，闹出大笑话。宋代熙宁中，京师久旱，开封府下令城内坊巷寺观，赶快求雨，百姓急忙到处捕捉蜥蜴，仓促间哪里能找到很多？无奈，往往以形状与蜥蜴相似的壁虎代替。但可怜壁虎入水即死，求雨重任，顿成泡影，以致小儿们改了求雨词，唱道：“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真是令人好笑。蜥蜴的命运，被人和宫女联系在一起，下场比壁虎更惨，但却博得守宫的美名，为骚人墨客津津乐道。据说，早在秦汉时，“守官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体，终生不灭。若有房室之专则灭矣，可以防闲淫逸，故谓之守官也，”（《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如此看来，守官本来是民间流行的桎梏女性的方法。不知何时，此法被引进宫廷，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取蜥蜴以草脂和朱砂食之，待体赤捣膏以点宫人之臂，则终身不灭，遇男合即灭，故日守宫。”《墨客挥犀》甚至谓“以其能守钥，能知宫人有异志淫心者，则吐血污衣”，未免太神乎其神了。古代诗人咏守宫者不少，明代成化年间的汤胤勣所作“素腕守宫”一诗，深沉真挚，值得一读：“惟解秦宫一粒丹，记时容易守时难。鸳鸯梦断肠堪冷，蜥蜴魂消血未干。榴子色分金钏晓，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时试卷香罗袖，笑语东风仔细看。”（明?刘昌：《县笥琐探摘抄》）此诗大有李商隐风致，难能可贵。不过，李时珍对守宫的贞洁卫士的性能，表示怀疑，说：“大抵不真，恐别有术，今不传矣。”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要动物学家做些实验，是不难水落石出的；说不定还能有其它的发现。质之动物学家，不知然否？1989年11月于八角北里6.缅铃趣谈土过古典小说《*梅》的人，大概都会对那一大包稀奇一古怪的淫器感到纳闷，诸如缅铃、颤音娇、美女相思套……之类，不知究为何物？不才友人中有位著名历史学家，博古通今，人称“张八流”——意即比“三教九流”还高一流，经这位大哥指点，我在笔记、野史中仔细爬梳，终于弄清部分淫器的来龙去脉。这里先说缅铃，供读者谈助。据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学者杨慎所著《滇程记》记载，“缅铃，相传鹏精也。”据说，鹏性淫毒，一出，诸牝悉避去。甚至于对人类也敢于“动手动脚”，“遇蛮妇辄啄而求合”。土人充分利用鹏的这种习性，扎个草人，披上红衣，并簪花其上，远远看去，俨然是位美人迎风而立。鹏见之，淫性大发，对草人“嬲之不置，精溢其上”。土人将鹏之精液采下，“裹以重金”，大仅如豆，嵌于男子之势，房事时，妇人“得气愈劲”。此物土人不外售，有求之者，颇费周章后，方能觅得，故世间流传甚少。物以稀为贵。于是滇省有人造假缅铃出售，但瞒不过行家。真缅铃“不摇自鸣”，而假缅铃需摇后方能跳动。万历时做过福建左布政使的徐应秋，见多识广，在所著《玉芝堂谈荟》中，也谈过缅铃，不过比杨慎所述稍大，谓大如龙眼，“得热气则自动不休”。徐应秋的记载，颇有助于我们了解西门庆这位沉湎于脂粉队里的怪杰，为什么对缅铃是那样宝爱了。清代，缅铃仍在流行。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名著《枣林杂俎》中集，也曾写过缅铃，但取材于《滇程记》。乾嘉时的考据家赵翼，记述他归田后，有人曾携一缅铃前来求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因不知真假，便将缅铃握于手中，“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而置于几案则止，无怪乎赵老先生惊叹此“亦一奇也”。行文至此，想来读者对缅铃的用途，已经心领神会。但是，此物为何称为缅铃？仍然无有着落。其实，你如果翻翻赵翼的《檐曝杂记》卷三，就立刻明白了：“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知当今之世，尚有收藏缅铃者否？1990年6月于京西八角村7.江湖隐语知多少近日有幸与文化大学的明史专家吴智和先生，在王阳明故里余姚龙泉山上的茶馆里一边品茗，一边说文谈史，纵论古今。他告诉我：在理发店听理发师们的交谈，虽懂其语，但根本不知道这种话的涵义，因此实际上完全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显然，这些理发师说的是行话——其理发行业间流行的特殊用语，行业之外的人，听来只能莫名其妙。古人通称此类行话为“市语”。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载谓：“《辍耕录》言：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日‘憨大’，暗换易物日‘搠包儿’，麄蠢人日‘杓子’，朴实日‘艮头……并进而指出，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竞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日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这里的从一到十，尚有一点规律可寻，即一与忆、二与耳、三与散、四与思等谐音；而大与朵朵云，老与落梅风，用一句上海话来说，毫不搭界，只能使外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些隐语对社会生活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各省地讳的出现，可谓典型的例证。不少人在日常交谈中，称畿辅日响马，陕西日豹，山西日瓜，山东曰胯，河南日驴，江南日蟹，浙及徽州日盐豆，浙又日呆，江西日腊鸡，福建日癞，四川日鼠，湖广日干鱼，两广日蛇，云贵日象（褚人获：《坚瓠集》乙集卷一）奇怪的是，当时人说到自己籍贯时，“各以讳相嘲”，如攻击四川人是耗子，福建人是癞子等等，实在不雅，但仍旧风行天下，真是不可思议。有些食品也被冠以隐语，最有趣的是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坚瓠集》丁集），不知从何说起，真让人忍俊不禁。市民中的隐语，无非是故弄玄虚，让人听不懂，除了做生意需要，含有一定的保密作用外，至多骗一点钱，并无特别险恶用心。例如，清初艾纳道人的《豆棚闲话》第卜则，就曾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市语，叽哩咕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不料被人揭穿，什么好处也未得到。而另一种隐语，即江湖黑话，往往是盗匪、秘密组织专用的语言，是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是为杀人越货服务的，这就与市语有着根本的区别。简言之，黑话，乃黑社会成员中讲的特种话也：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不会忘记十字坡下开人肉馒头店的母夜叉孙二娘语录：“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此“洗脚水”不是别的，正是动辄将人麻翻、把身上的肉割下，化为包子馅的蒙汗药。区区“洗脚水”，是典型的江湖黑话。《水浒传》名人鲁智深一见友人时，常常“翦拂”，这也是句黑话，即下拜之意。近读《江湖切要》，对明清黑话几乎无所不包，且令人神鬼莫测，颇感惊异。此书是清初康熙五十二年自称“八闽后学东海卓亭子”记录并订正的，当时有未付梓，不得而知，我见到的，是清末光绪十年吟杏山馆刻本的晒蓝本。开卷有诗，曰：“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寥寥四句，不啻是江湖宣言。绌读全文，大部分是流行于明朝的江湖黑话，少部分是清初黑话。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亲戚、人物、店铺、工匠、经纪、医药、星卜、倡优、乞丐、盗贼、释道、身体、宫室、器用、文具、武备、乐律、舟器、章服、饮馔、珍宝、数礼、草木、五谷、百果、鸟兽、虫鱼、疾病、死生、人事等，无不黑话连篇。现举若干例子，以见一斑。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荼：青老。清喉：木鬼。枝叶：木癸。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宝赞。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江湖上称猪头日纱帽，这不能说不是对官老爷的莫大讽刺；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黑社会原本就是蔑视公权、法纪的。我们在阅读某些近代武侠小说时，常常对其中的江湖黑话，感到惊异。实际上，较诸明清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江湖黑话，武侠小说所描绘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日于石景山区八角村8.明武宗与蚺蛇封“威武大将军”的明武宗正德皇帝，虽然后妃成群，并把*弄进宫内，打得火热，但她们从未生下一男半女。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寡人有疾”，正德爷的那话儿失灵。据传武宗本来一切正常，问题出在“初年尝宿豹房，刘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阳”（明?王文禄：《庭闻述略》）。所谓豹房，是设在宫禁内的特种淫乐之所，内有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蚺蛇，又名南蛇，据明朝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说：“此蛇身大而行更纡徐、冉冉然也，故名。”（《本草纲目》卷四十三）此蛇甚大，能绞杀人畜吞食之，说蚺蛇油能致人阳萎，看来是可信的。明人谢肇淛曾记载，嘉禾沈思孝被廷杖时，曾暗中吞食一粒蚺蛇胆，虽挨了数十棍，得以不死。沈思孝虽死里逃生，“而常以艰嗣为虑”，因为蚺蛇胆“性大寒，能萎阳道，令人无子”。（《五杂俎》卷五）一直隔了20多年，沈思孝始得一子，那是因为经过漫长岁月后，蚺蛇胆的药性已经完全丧失的缘故。如此看来，也许蚺蛇油与蚺蛇胆是一路货色。至于刘瑾为什么要下毒手使武宗绝后，也许是他有野心。据《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被捕后，武宗亲自去抄他的家，抄出私刻的玉玺及龙袍等物，于此我们不难看出蛛丝马迹。正德皇帝14岁登基，30岁驾崩。只当了16年万岁爷。倘天假以年，他再活上四五载，也许能跟沈思孝一样，恢复生机，不致绝嗣。就此而论，区区蚺蛇竟使“威武大将军”的威风扫地以尽，武宗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日上午于京西老牛堂9.皇帝与毒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皇帝与群臣的关系，是主奴关系。所谓“伴君如伴虎”，弄得不好，会被“虎”咬死。不少皇帝对大臣打屁股、砍头、剥皮、“炮打功臣楼”、株连九族，屡见不鲜；而某些帝王用毒药戕害官员，让臣下为他尝有毒之药，充当“试剂”，以保自己长生不老，同样令人切齿。五代时，天下离乱，纪纲颓靡，帝王常命四川、广西等地进贡鸩鸟、蛇头、胡蔓藤、钩吻草等草药的毒汁，杀害胆敢有贰心的大臣（宋?王明清：《挥麈后灵》卷一）。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在挖空心思地访求毒药及解毒之方，有关的朱批渝旨，至今还保存完好，堪称铁证。例如，雍正三年（1725），他曾密谕广西巡抚李绂：“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狎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出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单用蛇汁，其毒能止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日‘撒’，以此配人蛇汁敷箭，其毒遍处周流，殆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树，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你看，雍正皇帝对毒药的兴趣，何其大也！民间流传雍正皇帝杀人用“血滴子”，历史文献并无记载，但看了上述雍正的密谕，就可知道，民间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联系到雍正在翦除政敌（包括其兄弟）时的心狠手辣，他访求毒药的目的，不言而喻。没有一个帝王不想活到万岁千秋，这就给方士进各种丹药以邀宠开了方便之门。据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记载，宋朝有个叫王定观的人，很有才学，政和末年，在朝中做官。一日，他忽然被召进宫内，宋徽宗赵估说：“朕近来找到一位异人，能制丹砂，花了一年功夫，炼成一粒长生不老丹，色如紫金，你先吃下去，试试药性如何。”可怜王定观蒙在鼓里，以为皇帝如此信任自己，是莫大的恩宠，于是欢天喜地，立即取药吞下。不料才下咽，便觉得“胸间烦躁之甚”，顷刻间竞“烟从口出”，“急扶归，已不救”，一命呜呼。此类丹药，内含金石，其性燥热，毒性甚大，可谓不是毒药，胜似毒药。明穆宗朱载垕服了此类丹药后，“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可见药性之烈，骇入耳目。朱载垕健康日坏，自然是咎由自取，活该；而王定观则纯属宋徽宗的牺牲品，实在是个悲剧。但这样的牺牲品，并非绝无仅有；名气最大的恐怕要数明朝大名鼎鼎的严嵩了。此公历来被视为奸相，近来有的学者主张为他翻案，这是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当你读了他的一些奏疏后，是不能不摇头的。嘉靖皇帝酷好神仙方术，荒淫无度，不断服用稀奇古怪的丹药，而事先往往让严嵩先试服，严嵩便将服后的感觉，逐一上奏。请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十日严嵩的奏疏：“伏蒙圣问服药一件，仰惟圣慈倦倦轸念，勉臣以大道难迂，天高地厚之恩……无任感激。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热始解……臣……惟一意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已，伏乞圣明俯察。”（《嘉靖奏对录》卷十）此时的严嵩，已是77岁高龄，身为内阁首辅，他不但没有力谏嘉靖皇帝的荒唐行径，反而感激涕零地念叨所谓“天高地厚之恩”，甘心身试丹药，因此，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终究不值得同情。严嵩的身体素来很好，暮年仍颇顽健。时人曾记载，尽管他年已七旬，但“耳目聪明，步履轻健，颜色清和。”（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二）显然，若非严嵩体质特好，恐怕早就由活“试剂”而成为死“试剂”了。然而，严嵩毕竟未得善终，被罢官、放逐，“乞食不得，放逐以死。”（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二）落得个不光彩的结局。日10.论“吃他娘……”300多年前，中华大地遍地哀鸿，饿殍随处可见。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译成今天的口语，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妈的！”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大户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吴伟业：《绥冠纪略》卷八）。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民谚有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权卵翼下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明中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政治的腐败，官场吃喝风更是愈演愈烈。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口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17000余两（佚名：《夭水冰山录》）。严嵩被多数史家视为奸相，形象丑恶，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学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所过州邑郡，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焦竑：《玉堂丛话》卷八）。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刚好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谢肇涮：《五杂俎》卷十一）。真是目不忍睹，状极疹人，堪为胡吃豪喝者戒！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明代本来就官员冗滥，多如牛毛，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6384名，成化十年（1475），又添500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1000名（《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四，第340页），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1429），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真是夜以继日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宴客时“劝尽饮日”千岁（叶盛：《水东日记》卷四），“千岁”之声，不绝于耳。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按：指上元县、江宁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时13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13000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缢死，一人投水死，”（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一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肴品汁百余样。”（《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涮的记述，最为生动：“穷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此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十一）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同上）。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会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史玄：《旧京遗事》）。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须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然叹日：“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陶庵梦忆》卷八）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影梅庵忆语》）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竞摆下16碗之多（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室，多至卜余日，少亦不下五六”（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二），无怪乎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是“宴贵宾”（褚人获：《坚瓠集》三，续集），不难想见，蚩蚩小民，哪里经得起权贵们蝗虫一样的大吃大喝？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至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了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谈迁：《枣林杂俎》中集），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梅》第四十九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桌酒席竞费了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货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13石，从三品26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5斗，至5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一一贯，是一石米仅值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火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做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拙作《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台湾《中央日报》日副刊“长河”版）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2000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竞有人一桌饭菜花去35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愿300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不眠忧吃喝，此风何时息！11.书神之吼在承平时期，国人一向视书为圣物，敬之不暇。凡圣物最易神化，故书有书申，而旧时书商均供奉文昌帝君，大概认为这位司天下文教之命的尊神，直接领导1坊，自有许多方便处。不才儿时，即闻诸老人言，书神庄严，令人敬畏。惜肉眼凡胎，自今未能一睹法相。不过，稽诸史籍，有关书神的记载倒是历历在目，并发人深省。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是个学者，也是藏家。但顺治七年（1650）冬，绛云楼的一场大火，将他多年购得的宋元刊本，尽付劫灰。查慎行《人海记》谓：“绛云楼火作，见朱衣人无数，出入烟焰中，只字不存。”这个“朱衣人”，与其说是火神祝融的部下，还不如说是书神麾下的兵丁。何以故？读了下文，自然明白。明末郑仲夔《耳新》卷六谓：“秦进士廷丞嗜学，每困场屋，因感愤，欲取平日所读书悉焚之。方筒书，书忽作吼声，遂不复焚，攻苦如故。明年举于乡，义明年成进士。”“书忽作吼声”，颇堪玩味。分明是面对屡遭挫折便感绝望、公然企图烧书的懦儒，书神愤怒了，大吼一声，以警冥顽不学。更耐人寻味的是，清初沈起凤《谐铎》卷十一谓：南京城钞库街有户人家的儿子某，他家世代读书，到了他这一代，因读书不能致富，便“下海”经商，将书本弃如敝帚。想不到一天夜里有个朱履腹方巾者自床后踱出，愤怒地说：“予神也！自流寓汝家，蒙尔租尔父，颇加青盼一不意留传至汝……为钱奴束缚，使予意气不扬，若不早脱腰缠，则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祸将及汝，莫悔！莫悔！”言毕而逝。某急起，秉烛四照，只有破数卷，以钱串捆缚，弃置床头，恨书为祟，取火焚之。想不到烈焰起处，房屋、财产“回首相看已成灰”，后竟以贫死。显然，此书神又一次怒吼也。由此不难看出，钱谦益有钱、有势、有书，但缺德，丧失民族气节，故“读尽诗书也枉然”，终遭书神严惩，落得个“纸船明烛照天烧”。当然，区区钱谦益又何足道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种厌学欲烧书，特别是“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的现象。书神何在？与一切神一样，自然纯属子虚乌有。神话，归根结底，是拐了弯的人话。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不读书，相信知识无用论，迟早必遭惩罚。眼下铜臭熏得时人醉，大量青少年弃学、失学，新华书店改成服装店、火锅城，安得有“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日于京西12.奇书一瞥时下书摊上，常见有的书赫然印上“奇书”两个大字；有的书更被特制成彩色海报，大书“千占奇书，不可不看”之类字眼，让你心跳。但一看书的内容，不对了，平淡无奇，味同嚼蜡。此辈之所以一再标出“奇书”云云，如同明朝一首小曲所形容的那样，不过是“一个个兔赵獐，一个个卖狗悬羊”而已。当然，此类等而下之的书贾制造的奇特文化现象，决不等于说天下无奇书。管窥所及，就有好多种，现略举三种，聊备一格。《胠箧秘诀》：又称《暴客阴符经》，明代万历年间江南大盗邱老四著。据明末学者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七记载，邱老四在江南作恶多端，后栖身江阴，白天佯为双瞽，为人算命，人皆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夜则聚伙行劫。此盗从未失手，并安享天年，固然狡狯可想而知。但更重要的是，看来他很善于总结经验，并写出上述专书。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强盗经。可惜此书已佚，要不很值得认真研究，以便以毒攻毒。《杜骗新书》：本书的全称是《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明万历浙江夔衷张应俞撰。夔衷是何地？我请专攻历史地理的专家查考，无结果。张应俞的生平也不得而知。此书原有万历刻本，国内极罕见，但在日本却很流行，十年前，我偶得此书复印本，曾策划整理重印，惜未果。所幸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孟昭连整理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现在我们渎来就很方便了。本书奇就奇在：形象、真实地揭露了明朝中叶后光怪陆离的骗子及五花八门的骗人勾当。全书按照骗子的行为方式，分成24个门类，即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假银骗、妇人骗……真是洋洋大观，把骗子一个个揪到你面前示众。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应俞在每则故事后面，均写有评论，分析骗子的所用手法，以及被骗者应当吸取的教训。此书与《胠箧秘诀》恰成鲜明的对比！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一边是庄严，一边是无耻。阅读此书，对于我们识别当今江湖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骗子，显然是很有帮助的。《花间梦词记》：蜀人谢重开著，1934年上海喜怒用功社印行。这是一本流传甚少的书。全书分“高会”、“求女”、“三谪”、“听歌”、“酒会”、“艳运”、“病浮”七个部分，为古今谈词之书所仅见，如此分类、标题，便有几分怪诞。在“高会”中，作者写道：“每岁花朝，词灵大集花间，其人士集者：前辈屈原、宋玉、贾生、王粲、庾信；宾客庄生、司马相如、杜甫；府主李白；掌院前席刘禹锡，后席温飞卿；西苑韦庄，南苑冯延巳；录事赵崇祚……词境诸仙女、巫山女、长命女、薄命女、柳青娘、武媚娘……”然后写他们穿过历史的隧道，从天上人间飘然而至，谈词沦道，有欢悦、有感慨、有愤懑、有悲歌。上海有句话说：“东搭西搭，七搭八搭。”谢重开的这种“七搭八搭”的功夫，令我称奇：想像奇特瑰丽，而并未越出词境。需知，如“搭”得不好，就会像另一句上海话所形容的那样，是“瞎七搭八”，徒增笑柄。上述三种书，书名上并未标出“奇书”之类字眼，但至少在不才看来，确有奇特之处。可见，书之奇，在内而不在外也。日于老牛堂13.论“焦大故居”焦大何许人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此人是贾府的一名老奴才，成天骂骂咧咧，对老主子的接班人颇不满，把他们玩小叔子、爬灰之类的老底都抖出来，虽然鲁迅翁说他是“贾府的屈原”，满腹牢骚都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但贾府的新一代，谁也不欣赏他的耿耿忠心，赏给他的，竟是塞了一嘴马粪，真是太委屈了这位“焦屈原”了！然而，焦大一朝忽然似乎抖起来了，竟然有了“焦大故居”，这岂不新鲜？可惜，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早几年，剧作家黄宗江忽然心血来潮，请当时还健在的红学家俞平伯给他题“焦大故居”四字，俞老还真的写了。我想，这不过是黄宗江寻开心，制造一个开玩笑的小掌故而已，尽人皆知，焦大乃文学巨匠曹雪芹笔下的艺术形象，乌有乡中人物，自然谈不上故居之类。倘有好事之徒，真的在什么地方造起一座焦大故居，那不过是公然造假，自欺欺人，招摇撞骗而已。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州大地，怪事迭出，怪现象之一，便是假文物、假名胜成风，无以名之，不妨叫做“焦大故居现象”，想来应无不妥。其中比较突出的事，莫过于湖南石门夹山的伪闯王陵。伪者，假也。尽人皆知，闯王是明末农民军领袖，后来成了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的绰号。经过几代史学家特别是明清史专家们的研究、考证，认定李自成确实在1645年5月在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为地方反动武装杀死，因而这里有李自成墓，后来由郭沫若题签，并在此基础上，修建闯王陵、1988年，国务院已公布闯王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对历史作出的庄严的交代，是非常正确，电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石门一些人士却把传说当成信史，把推理小说的创作手法引进史学领域，说李自成末遭地主阶级的团练杀害，而是跑到夹山出家当了和尚，退居幕后，继续指挥部下作战。这种奇谈，根本不值明末清初史专家们一晒，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拿不出一条能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历史依据。什么奉大玉和尚、梅花诗、“奉天玉诏”的铜牌之类，根本无法与李自成划等号。当然，编造李自成出家为僧的故事，由来已久，乾隆年间就开始。这实在也是封建帮闲文人的惯伎，老谱常被袭用。例如，唐代农民大起义领袖黄巢，明明死于泰山上的虎狼谷，可到了宋代，便有人制造谎言，说他“遁免后祝发为浮屠”，还居然“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挢上无人问，独倚危阑看落晖，”说的如此有鼻子有眼，遂蒙蔽了一些人。但是，毕竟骗不了行家。当时的学者赵与时指出。“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阑干望落晖。”（赵与时：《宾退录》）这就揭穿了老底，没人再信了。又如元末农民大起义将领李二（绰号“芝麻李”），明明在1352年秋，被元军俘后，杀害于雄州（今河北雄县）。可到了明中叶，却有人编造故事，说他当了头陀僧，还在永固河上留连亭题诗，说什么“……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当年漫自劳，英雄每每无常在，战袍着尽又方袍”（杨仪：《垄起杂事》）。这仍然是黄巢出家的旧把戏而已。“方信当年漫自劳”，真是可圈可点，无非借李二的嘴，宣扬天命有归的老调，向朱明王朝献媚。诸如此类编造的结果，农民军领袖被统治阶级逼死或杀死的血腥气，是一丝也闻不到了！这不是替封建主子帮闲，又是什么呢？当然，时代不同了，而今石门某些人士把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拉郎配，目的只有一个：替石门开一致富之门，招徕游客，只要袋里钱掏下，管它历史真与假！于是，所谓的闯王陵，便成了黄金台。但是，他们忘了我们老祖宗不知说过多少遍的金玉良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歪曲历史真相，建伪闯王陵，使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浑淘淘，只能是歪门邪道。无怪乎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播出《“棒棰”岂能成“针”》的专题片，尖锐揭露了石门的这种造假文物牟利的行为，受到了学术界、文化界的好评。好就好在：经济领域在坚决打假，文化领域也应打假！“焦大故居现象”固应体矣，报刊上不时披露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冒牌学者、鼠窃狗偷的文化骗子之类，也都应置于打假之列。这对于建设精神文明，应当是很重要的。时下正忙于秋收。人们希望收获金色的谷穗、透红的高梁，而不是貌似谷穗的狗尾巴草。这难道还有疑义吗？日于老牛堂，10月9日小改14.论苍蝇?蚊子?丁香前几年，台湾当局允许大陆籍同胞回乡探亲，但又作出种种限制，如不准行政公职人员返乡之类，颇不近人情。著名物理学家、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老先生闻后笑日：奇怪，既然允许苍蝇飞出去，为什么不让蚊子飞出去？当然，此是吴老戏言也，也许不失为对台湾当局不合理政策的讥评。不过，细想起来，此老所语，实有所本。早在十几年前，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吗：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乘虚而入，我们必须警惕，要清除精神污染，云云。于是，有些人把社会上一些消极、阴暗面，都归结为从西方飞进来的苍蝇、蚊子一类，其实，这至少也是一种误解，“错把家乡作他乡”。现聊举两例。其一，假货。西方固然至今也确有卖假货坑人的，但资格绝对没有我堂堂中土的骗子老。以南宋杭州为例，卖假货成风，上当受骗者不知凡几。有个卖养脾丸的李郎中，在店前树起大幅广告，上写：“不使丁香木香合则天诛地灭”，表明他的丸药绝对是用丁香、木香合成的，如此信誓旦旦，谁能不信？但是，此公因醉溺死后，其妻改嫁，终于泄露天机：丁香、木香是李郎中的两个、丫鬟的名字，“先夫专委之修合”（宋?朱晖：《绝倒录》。见《说郛》卷四十四）。原来如此！他的养脾丸中，哪有什么丁香、木香这样好的药材？离杭州不远的华亭（今松江），所售之酒。掺水之多，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当时有人作《行香子》嘲日：“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磬，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这样的假酒假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某些酒楼歌厅，“三陪”泛滥，国人甚厌之。但是，“卡拉OK”歌厅固然是从外国传人的，而“三陪”的伎俩，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土产”。倘若我们找一本《中国娼妓史》来翻翻，就可以知道，太远的不说，以唐代而论，哪个教坊不是“三陪”之所？再以明朝而论，早在明初，朱元璋就下令在南京先后建造了16座酒偻，除了招待士大夫外，还招待四方之商贾，用官妓侑酒。当时在其中的南市楼住过的诗人揭轨，曾有诗谓：“……赵女酒翻歌扇混，燕姬香袭舞裙纡。绣筵莫道知音少，司马能琴绝代无。”显然，这16座楼无一不是“三陪”楼也。随着开放，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物，确有传人我国的，如吸毒之类，对于此类的“苍蝇、蚊子”，我们自然必须正视，坚决清除。但更多的“苍蝇、蚊子”，如前述的假药、假酒等等，却并不是开放的副产物，这些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坚持不懈地荡涤之。而改革开放的国策，当如大江东去，永远奔腾向前！日晚于老牛堂15.撒向帐中都是爱房花烛夜，人生至乐时。占人礼仪繁复，对于结婚更是郑重其事，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十，有段文字写合卺之日的情景。状极生动：笙簧杂奏，萧管频吹，花簇簇孔雀屏开，锦茸茸芙蓉褥隐，宝鼎香燕，沉檀味捧出同心；银烛光生，红蜡影映成双字。门悬彩幕，恍似五色云流：乐奏*浑如一天雾绕。宾赞齐唱“贺新郎”之句，满堂喜气生春。毙伶合诵“醉太单”之歌，一：欢声载笑。搀执的障着“女冠子”，簇拥着“虞美人”，颤巍巍“玉交枝”，走得“步步娇”，满地都是“锦缠道”。撒帐的揭起“销金帐”，称赞“二郎神”，闹烘烘“赏宫花”，斟着“滴滴金”，霎时做就“鹊桥仙”……在这些仪式中，撒帐更是古色古香，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撒帐起源于汉代。包含多项内容。据《戊辰杂抄》记载，汉武帝大婚时，与李夫人共坐帐中，饮合卺酒；此时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裙盛之，谓得果多。得于多也，显然，这是意在多子。今日乡村民间在新房中，预先将红枣、桂圆等藏在被褥中，寓“早生贵子”之意，正与汉武帝一脉相承。另一含义，是避邪。《知新录》载谓：汉代京房之女，嫁给翼奉之子。京房“以其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原来，是用五谷杂粮贿赂邪神恶煞请他们走开，别在大喜的日子里捣乱。《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载：“新妇及门，婿以马鞍置地，妇跨过日平安，妇进房，阴阳家唱催妆诗，撤渚果，曰撒帐。”由俗称风水先生的阴阳家主持撒帐仪式——撤诸果，可见直到清代，不少人家仍相信撒帐可以驱邪，再一种含义，恐怕与传播房中术有关。据传唐代公事下嫁，撒帐时撒特制的铜钱，有的甚至镀金；一面是，一面是男女敦伦图。金、元时仍有此风。数十年前，北平的《艺林月刊》第46期，曾刊出属于此类的风花雪月钱照片一帧，正面有风花雪月四字，背面为三种好合姿势图，惟妙惟肖，二至今在北京的占董摊上还能买到此类钱，但多半是清末、民国时的仿制品。而当代商贩所铸，则工艺粗劣，俗不可耐。最后一种含义，即祝富贵吉祥二宋人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五载：“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撒掷，谓之撒帐。”今日民间婚礼，常用五色彩纸片撒向新郎、新娘，并撤到床上，比起古代的撒帐，自然是夕阳余辉了，撒帐时。不仅有致语（类似今日来宾致词），而且还要念撒帐诗。清人《五朵云》卷载有“撒帐致语”及《撒帐诗》，抄录如下。致语：“伏以华屋艳神仙……况今日乃唱随之始，则此时适交合之初；当合卺则知同体之需，于交拜则叙大伦之正始、流苏帐缓，已劳鸾凤下妆台，鹤羽扇开，始姬娥来月殿。敬陈善颂，聊写鄙兴。”撒帐诗：“撒帐东，可并巫山十二峰。撒帐西，好似花开蝶恋枝……撒帐南，双双取下八珠环……撤帐北，任意推班便出色。天地交泰两和谐，管教生下孩儿十。撒帐上，五枝梅花四枝放。一枝花向状元开，结子调羹为鼎相。”当然，不管撒帐的内。芬、形式，是如何的五花八门，但归结到点，便是：撒向帐中都是爱。前辈*，即使千载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脉脉温情。1989年春于古城16.说*描写然是“食色，性也”，文字作品可否描写*，包括性行为？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正如《牡丹亭》中的两句歌词形容的那样：“少不得花有根元玉有芽，待说时惹的风声大。”其实，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有这样的描写，但如何写法，便差别大矣，一言蔽之：有高低之分。所谓高，足点到为止，让读者心领神会，感到是美的艺术享受；所谓低，是采取自然主义手法，对性行为进行*裸的描写，煽动情欲，不堪入曰，如《肉蒲团》、《绣榻野史》之类，时下一些下三流的黄色小说。仍在沿袭老谱，毒害青少年，实在是人所不齿。对比之下，就更加显示出那些高雅作品的美妙《红楼梦》中曾描写贾宝玉、贾琏的*，宝玉当时还小，只是初试云雨，不值一提；而贾琏是情场老手，色中饿鬼，但我们看了曹雪芹笔下贾琏与厨子老婆的做爱过程，一笑置之而已，谁也不会大惊小怪。再以《西厢记》为例，写到个中消息，不过是：“胜葫芦软玉温香抱满怀、呀，刘阮到天台。”云云，谁能说这不是绝妙好词呢？某些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歌、谚语、谜语，也往往涉及*、性行为，但比起正宗文学作品，更清丽、幽默、精巧，有的作品简直使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充分显示出民间文学的蓬勃生机，试举三例：其一，有谜语渭：“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谜底是四人名：贾岛、李白、罗隐、潘阆（明?顾元庆：《檐曝偶谈》）。此谜写得多么精巧！其二，有一谜，打一物，谓：“两块儿合成了一块，亏杀那铁桩儿拴住了中垓。两下里战不休，全没胜败。一个在上头，不住将身摆，一个在下头，对定了不肯开。正是上边的费尽了精神也，下边的忒自在。（明，冯梦龙：《挂枝儿》咏部八卷）此物者何？磨子也。如此曲尽形容，真乃活龙活现，其弦外之音，除了聋子，又有谁听不见？其三，民间曾流行则隐含十二干支作为谜底的情诗体灯谜，描写一个男人晚二外出*的过程，及事毕归来的心理活动，谓：了相思，*游（子）。敲开金锁门前钮（丑），夤缘情窦，无夕不绸缪（寅）。柳腰儿抱着半边（卯），朱唇儿未曾到口（辰）。口吐舌尖软似钩（巳），还有那玉杵儿不是木头削就（午）。二八中间直入，挑起了脚尖头（未）。*口罢休（中），壶中酒点滴不留（酉1）倦来人倚于戈后（戊），只怕丢下孩儿，子非吾有（亥）。如此淋漓尽致的描写，构思的奇突，实在罕见。”我以为：不分肯红皂白，见到文学作品涉及*描写就摇头者，是道学家（而且多半是假道学家）；见到黄色小说就流口水者，是下里巴中的傻瓜；写*含而不露却又传神者，是高明的大作家！醉酒诗少量酒，可以活血，有益于健康；而过量饮酒，甚至酗酒，喝得酩酊大醉，口吐白沫，绝对有碍健康，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普通人喝醉了，也不过是蒙头大睡，在黑甜乡遨游一番后，也就平安无事，依然故我，不值一提了。而在诗人、民间歌手的笔下，醉酒则成了文学创作的绝妙素材，其中的佳作，读来真是别有风味。此类诗作，实际上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写他人醉态的，另一类则是描写自己醉后的感觉。先请看第一类诗作。唐人有诗谓：“门外狗儿吠，知是萧郎至。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犹胜独眠时。”“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这十个大字，把一个脚底似腾云驾雾的醉汉——而且多半是个薄情郎的神态，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如此情诗，在民歌手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俏冤家夜深归，吃得烂醉。似这般倒着头和衣睡，何似不归，枉了奴对孤灯守了三更多天气。仔细想一想，他醉的时节稀。就是抱了烂醉的冤家也，强似独睡在孤衾里。”而另一首民歌，同样描写的是醉归，风格则为之一变；一位痴情女子，风风火火，嗲声嗲气，真是呼之欲出：“俏冤家吃得这般样的醉，扶进来，倒在床，不分南北与东西。是谁家天杀的哄他吃醉。我哥哥的量又不十分好，苦苦灌他做甚的？醉坏了我哥哥也，就是十个也赔不起。”（冯梦龙：《桂枝儿》“叹部”二卷）再请看第二类诗作。宋代大诗人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五载谓：“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慷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此诗将作者醉后烦躁的心情，蒙咙人梦的感觉，写得活灵活现，无怪乎陆游老诗翁夸奖说“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而明代浙中举子张子兴的《中酒诗》，可谓后来居上，将醉后的感觉，写得更加情真意切：“一枕春寒拥翠裘，试呼侍女为扶头，身如司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旧隶步兵今作敌，故交从事却成仇。淹淹细忆宵来事，记得归时月满楼。”（褚人获：《坚瓠集》第二册戊集卷三）最后两句，情景交融，给人以特殊的美感，真是神来之笔。一般认为，元朝从阿拉伯传来烧酒，直到明朝中叶后，才逐渐风行天下。因此，写中酒诗者，饮的并非是烧酒。如果喝烧酒喝醉了，往往是先呕吐，然后稀里糊涂地睡着了，是很难有作诗的雅兴的。即使酒醒后描写中酒状，也是难以写出美的境界来的。试问，那种狼藉满地，鼾声大作，又有什么美感可言呢？酒色财气沾不得？日常口语中，有时我们仍然可以听到“酒色财气”一词，多半是用以形容某人如何糟糕，说他贪酒、*、爱财、气盛。如果要找出相对应的词，恐怕只能是“吃喝嫖赌”；但此词多矛头下指，用以斥责无赖小人，此辈向无资格享受“酒色财气”的“殊荣”，因为“酒色财气”虽亦属贬义词，但基本上用以形容富贵或较富贵者，甚至是最富贵者——皇帝。“酒色财气”出现在人们口语中的历史，不算很悠久。清初浙江仁和学者翟灏撰《通俗编》卷二十二“妇女”类“酒色财”条谓：“《后汉书》杨秉尝从容言日：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王祎）《华川卮辞》：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按，明人更益以气为四，今习为常言，莫知其原祗三也。”翟灏的这番解释，影响很大，为《辞海》等工具书所沿袭。其实，翟灏指出汉时仅有“酒色财”的说法，是正确的，而说直到明朝，才增加“气”字，形成“酒色财气”一词，则与历史实际不符。34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者在重印《通俗编》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又如‘酒色财气’一条，以为起于明人，按《东南纪事》卷一已有此语，可知在宋代已经流行。”按，此处《东南纪事》乃《东南纪闻》之误。《东南纪闻》共三卷，见《守山阁丛书》子部，另有《墨海金壶》、《四库全书》本。原文是：“韩大伦，靳王曾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