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议我写一写精准扶贫，他们好奇，为何在一夜之间，精准扶贫就遍布各地？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历史承诺，因为这是历史大考面前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因为这是我党不忘初心的最好证明——一个也不能落下！如今进行的精准扶贫，能够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其一是遏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其二是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背后，其实含蓄的点明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不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阶级矛盾就有可能重新激化，阶级斗争就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是精准扶贫的现实考虑！此外，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农村尤为显著，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掌握资源的村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部分人的腐化直接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进而影响党的公信力，通过精准扶贫，重走群众路线，重塑基层党组织，这是精准扶贫的长远考虑。
　　老实说，扶贫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唯独这五年来进行的如火如荼，里面有很深层次的原因，我仅仅就我的一些观察，来浅要的谈一谈。
　　扶贫要想成功，需要三个根本性的因素：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人去贯彻落实好政策；第三，要有制度保障，防止脱贫返贫。自从2004年废除农业税之后，中国就不差钱，也不缺钱了。虽然贫困人口如是之多，根子上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过去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由于农村存在的一些村干部腐化现象，扶贫款并没有给予最需要的人，反而是村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成了第一批扶助对象，落实的不到位，直接导致了杨改兰一家的悲剧。再者，由于农民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一场大病可能就导致全家脱贫后再返贫，这在新农合之前尤为显著，还有就是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谁来管？
　　这是之前脱贫工作遇到的一些困境，下面我就谈谈我在农村看到的三个现象：
　　一、农村的养老院建设，颇有成效
　　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因为一个近门的伯伯在养老院住着，我过去看他。让我惊讶的是，原本破旧不堪的养老院，竟然修葺一新(小时候，我们班主任让我们放学之后去养老院做好人好事，给大家积分评优秀，所以我对养老院并不陌生)偌大的一个院子，大门朝东，西面北面和南面，整排都是新房子。里面的老人，每人一个屋子，屋里有电视；养老院里面还有休闲娱乐的棋牌室和专门的餐厅。我去的时候，十几个老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他们在这里生病看门诊或住院，基本是不要钱的。跟他们聊天儿，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满意，没想到晚年还可以住到平房里。
　　二、精准扶贫的对象，精准无误
　　农村之前的贫困户有两种身份：五保和低保，早些年国家的扶贫，主要是评上这两种身份，我大伯各方面条件都能占上五保，然并卵，村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把低保的名额全拿走了。这种情况，一直到精准扶贫的文件下来，有了根本性改变。农村基层开始清退虚假低保对象，对于五保和低保人员的筛选尤为严肃，这次政策的改变，使我大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五保对象。7月份，大伯因为肾结石住院，结算的时候我看到，医保药品之类的开支，先减免八五折(记不太准，或是八折)，剩下的部分再报销四折，每次住院的扣减基准是400元。再者，就在今年9月份，政府派人在我大伯院里，免费修建了一间30平左右的平房。
　　三、政府部门的齐抓落实，深入群众，责任到人
　　另外，今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在我们村口贴着精准扶贫人员的具体名单及贫困原因：比如精神病、尿毒症、残疾等，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还是7月份时，村里的小弟因为报考的原因去了一趟教育局，结果发现那边县招办的人不在，原来是下基层扶贫去了，跟教育局办公室的人沟通后才知道，教育局负责80多户240多人的扶贫工作，所以这边的人经常下基层。还有，各个村都有包村干部，有些干部，还包到具体的个人。这些都是在农村发生着的真实的精准扶贫工作，我这样一个出生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对于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扶贫，有着发自内心的鼓掌叫好：这次，真的不一样！
　　回到我们上文讲的，扶贫要想成功，需要三个基本因素：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贯彻落实的问题，过去五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确实实是精准到贫困户了；随着新农合、大病医保和农村养老工作的有序展开，脱贫后再返贫的现象，将慢慢的得到根治。当然，高房价和高彩礼，也是农村脱贫再返贫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风俗的改变，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久。
　　一项好的政策，一旦落地生根，底层的人就将长期享受政策的福利。先富带动后富，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建党100年大考的必备考核指标。通过精准扶贫，拉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也确确实实解决了贫困户的生活问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若能长期坚持，终将会转化成人民对政府的由衷拥戴，到那个时候，也就真的上下齐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齐心协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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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如果能精准执行倒是好事，最怕又是走过场，最后好处都是村干部。
　　扶的是乡村一级干部，扶贫款都扶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
　　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监管都存在问题
　　物质的贫穷比精神的不信任和社会的正能量都容易改变，看上边的几个评论就知道了。
　　我们这里村上修的扶贫房都到村干部亲戚什么的那里去了，真正穷的没有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我们单位年薪10万以上一对一扶贫，一到年底就开始忙忙碌碌给这些贫困户买被子什么的，还要找项目让他们脱贫，三年好像要让他们年收入达到我也忘记多少了。前些时侯我们部门领导还给他的扶贫对象找了一个工作，哈哈，人家看不上，宁愿在外面收破烂。我们单位也有定点扶贫村，隔几天村里就要什么空调啊，电脑啊，桌椅啊，就是要去给他们村委会改善办公环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不会错。
　　村干部这一块，存在不少扶贫政策不落实，村委委员都是七大姑八大姨，村里的资源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
　　我九月回老家，在村小学看到了公布的扶贫名单，对两个人有印象，一个是精神病人，一个是我得了重病的邻居。我爸爸说，政府有的是钱，还给村里一户贫困户盖了新房，花了二十多万。　　愿政策能再向农村倾斜一点，让农民这个牺牲最大的群体也能共享发展成果。
　　扶贫款真正公开，用到实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到下面都变了味…
　　挺好，但你发错地方了。-
　　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取得长期成功。　　因为基本官员要权力寻租，获取利益。高层官员也要权力寻租，从基层官员那获取好处。必然会纵容基层官员的行为。　　而决策层又不能完全反腐。大家都两袖清风了，必然追求理想，追求敏猪紫油，凭什么跟着他们走？难道中国人是天生的奴才，天生的贱种？
　　不说具体措施，空谈扶贫有何意义？比如引进企业进行规模化养殖或者种植经济作物。
　　村一级干部，跟基层干部沆瀣一气占用补助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怕是在梦里太久了，时至今日政府的财政支出都没实现财务透明。
　　我出身农村家中三姊妹，两个重点本科，一个大专，国家有教育扶贫，但是我们家里一毛钱都没拿到，反而哪些利息链条的人把文件给家里的父母签了，家里没有收到任何一分钱，我记得上面写的是本科生每人每年有六千块？（具体记不清楚了）的补助，但是我现在都毕业两年了，我家里的三姊妹都毕业了，什么也没有，我有朋友在不同地区的公务员岗位，我向他们咨询这种情况，人家给的话就是钱基本都被瓜分了！　　所以现在对于那些所谓的“扶贫”人员，只要是遇到我，我都不待见的，基本不可能信任他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有很多很辛苦的基层干部，但就是有一些人渣把你们的脸面抹黑了！
　　楼主是体制内宣传或者组织部的，鉴定完毕
　　让房市崩就是最好的扶贫，精准有毛用，你能精准他们一辈子？
　　这次扶贫只管非常穷的。楼主说的基本差不多。四川这边。无房户都给盖平房。去了省内好多地方都差不多。
　　政策一个练一个，口号一个接一个，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扶贫又能起多大的作业，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也只能呵呵，以前提的五年计划现在也不说了，为什么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提的这些口号能持续多久，唉，苦百姓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都是忽悠和扯淡。
　　扶贫的那些人，还是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
　　农村，是看人多的好吧谁人多谁有便宜占
　　每月70元养老金提高到每月700元才叫精准扶贫。。。。。。。。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基层腐败问题没有解决好，所谓的精准怎么精准。扶谁谁困难，扶谁谁拿钱。谁证明他的确困难，那不得百姓说了算，真困难周边邻居都有心救济，如果真困难道德有问题邻居也不会帮的，百姓参与了，即救济了真正困难户还正了道德观。
　　有的人根本扶不起来，不过敬老院这些确实建得很好，，那些五保老人晚年过的还是不错的
　　现在国家政策是真心好！就看是否执行到位！
　　先把贫和脱贫定义清楚
　　精准扶贫，哈哈
　　赫赫 先看看扶着的是谁 全是贫吗？别挂羊头卖狗肉就好
　　搞形式做样子，根已烂
　　官贴？请你去甘肃看看 看完你会心酸的
　　这一贴应该发在国观。
　　现在的扶贫人员是县里各局办选派的，不是村干部一手，各局办包村扶贫！
　　给残废贷款五万元养猪百头，风险大么
　　扶贫政策都实行二十来年了，开个会就能根本转变还是提出个所谓精准的口号就能彻底转变了？笑话
　　都是骗人的我们这，有残疾的打工没人要干活不行吃饭成问题，没关系有钱有房都是贫困户，他什么也没有贫困户跟他没关系，什么叫精纯村里说了算，不调查就说精准要脸不
　　对城市的失能老人，政府有什么政策储备？难道他们就不该对口进行精准扶贫吗？
　　广东汕尾陆河这边精准扶贫到位。
　　物联网分析能知道农村的事情么？怎么精准？666
　　巨大的浪费政策，没什么好说的
　　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早已卷土重来了，楼主是希望剥削阶级自动放弃已得的利益？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确实一度绝迹，但阶级斗争一刻都没有消失过
　　拉倒吧，我们那的精准扶贫好多都是关系户，有车有房需要精准扶贫？
　　中国这次的精准扶贫，在以反腐的大背景下，就象安装了北斗导航准确的找到了目标。有的偏远的贫困乡村修建了水泥公路，还通了互联网。有的偏远山村散落山间，其间只有几户人家，水泥公路宽带照样的修到那里。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极大的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而精准扶贫，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并卵，精准扶贫，用我妈说的话就是懒人有懒福。我们村子那些贫困的人都是懒人，今年的精准扶贫是每人给400元钱，刚开始是说每家给一个猪仔，后面直接成为每人400元，有人拿着这钱买酒喝，买rou吃了，年底一样贫困。
　　这东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下拨扶贫款的举措，原意是非常好非常实在的。但到下面就变味了。　　我们镇上包括临近几个镇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好多村的扶贫款，都是靠村干部到镇干部那里走关系得来的。出现这种情况导致很多真正需要扶贫款的村庄反倒得不到扶贫款，因为本身就穷，村干部资源不多，根本没办法去跑关系，反倒是那些比较富有的村庄因为村干部资源多，会跑关系，扶贫款反倒比更穷的村庄得到的更多。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邻镇有个村，村里各家各户都是做采石场行业的，其中最少有二十户是采石场老板，他们村里自己出资建了个石爷庙就花了差不多两千万了，但今年镇上拨下来的扶贫款头一个得到的就是那个村，款项最多的也是那个村。反倒那些远离镇中心的贫困村得不到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扶贫款。　　这种情况不是偶尔几个，非常普遍。　　上面的例子都是我身边的例子，如果谁有疑问，我可以把具体村镇地址说出来，有心人可以去实地调查的。
　　现在好很多了吧。我就是精准扶贫对象。
　　是得说地址吗？我丈母娘家，北京平谷农村的，我北京朝阳区的。离我丈母娘家不远，同村的一个男的，就是流氓地痞，平谷的警察都认识他了，他只要不犯大事，警察都懒得抓他了。一个酒鬼流氓无赖。他哥哥是村干部，他就是党员。这。。。。。。还有就村选举都是挨家挨户给几百块钱，让你选这个人，挨家挨户几百块，那么选举走动的钱就得几十万了吧，甚至上百万。那么选中了，能赚多少钱，至少不会亏钱吧？其实北京这点小破事，不值一提，什么给钱选举啊流氓也能当党员啊，都是小事。但是试想，北京都这德行，偏远地方的农村，估计人命都不值钱吧？
　　人不行给再多钱也是白搭
　　经坛loser成堆，楼主发这儿纯粹找抽
　　国家贫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这帖子跟基层党委书记报告一样。　　我只看看，我不说话。　　顺便读一首诗：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还有就是要真的认真审查。历史遗留问题好多。残疾证本来保障残疾人的。可是就因为有亲戚朋友当点小官，好好的人还办个1级残疾证，而这些人吃喝嫖赌抽样样全。你说怎么办。
　　肥了村长的腰包
　　扶贫为何就不能公开呢？
　　一项好的政策，一旦落地生根，底层的人就将长期享受政策的福利
　　扶贫有吊用，最根本的是农村村官贪腐不作为，我们村长在位起码有20年了，就没有为村里做过什么屁事。像新闻联播里面说的那样我是不信。说地址没用，你爸是纪委的啊？
　　真正的父母官啊，爱民如子
　　我记得前两年，上面领导去我们那儿检查，负责扶贫的人赶紧找人填写资料，个人信息、每年能赚多少钱，等等签一些字，然后一家发些油或面的小恩小惠，加班加点的把这些信息完善，他们跟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是扶贫对象，已经领了补贴，其实这些钱农民连见都没见着，只是走个过场啊，不知道最近怎么样了。
　　还有大把无法精准的！
　　目前这种体制，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如果这个力量用在正确的事情上，成效那同样是巨大无比的。精准扶贫就是其一。希望能持之以恒。
　　我更愿意相信，，，，，数字脱贫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只说我们镇里，现在每个机关干部一人包一户，政府一毛钱都没有还一屁股外债，给他们的钱都是自己的工资钱，一个月就两千多还得给他们二三百，有的贫困户真的很令人无语自己天天啥活不干懒得要死地也不种天天来民政要钱给完出门就喝酒下馆子花没了再来要，有个人那天来政府找帮扶他那个人进屋就说：我看中个自行车四百多，你给钱我自己去买就行！真是服了，什么人都有！现在扶贫这个事还真不是走走过场，这段时间市长副市长、县市扶贫办、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的人天天下来检查，县纪委的这连着两个月挨家挨户的检查扶贫的事。现在已经有一个副镇长因为四五年之前在扶贫时候的事被免职调离还有一个刚上来的副镇长估计也够呛了正在查他，工作都是非常认真不是那种不作为懒政年龄才四十左右，原因不是因为贪污扶贫款这类而是因为在扶贫工作中存在数据乱不准确审核不严案卷缺失这类问题，定位是工作失职渎职工作不到位作为主管领导把关不严监管不到位。扶贫这个事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从上到下都是乱！上到顶级下到贫困户自己都是乱的不行！谁干都是焦头烂额的！
　　最主要还是看精准的准头掌握在谁手里吧？原来为什么不精准呢
　　对于扶贫，我的感官真的好复杂，我内心的小天使希望每个孤寡老人老有所依。我内心的小恶魔恐惧政府扶贫这么下去，又有谁会去交养老金呢。我本人是缴纳养老金的，大家都不交了，我这养老金真到老了不就没钱了么。
　　生活在农村的，才知道在叫故事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
　　说那么多干嘛
一句话 敢不敢人手一张选票
说什么都是虚的 不看广告 看疗效
　　我娘家也是扶贫对象，有个小册子一直挂着家里，每次扶贫的人来了在上面签字，说做了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没在意过那个册子，偶尔一次我回家翻看后只能呵呵了。
　　我讲个故事，　　据说有一个人年薪都快有二十万了，家里还是扶贫对象，为什么呢？说是全村就他们家房子破，尼妹那是人家不想在村子里再起房了，准备在大城市买楼
　　救急不救穷。只能拯救那些愿意自救的人，那些愿意自救的人，因为某种愿意突然贫困了，你拯救他一把，他就能活下来，而且，能活的很好。对于那些又懒又蠢的人，越救越完蛋。
　　我公司是直接跟企业打交道的，每次去企业都能看到很多企业都成立了扶贫办
　　请你去河南信阳看看，看完后你就再也不相信所谓的精准扶贫了。
　　原来为什么不精准呢？为什么不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的政策有什么值得大家去欣赏的？
　　一时个别针对容易，长期全面铺开困难
　　真正的农村人心里都明白，那些叫好额估计是城市人
　　身边的包括朋友，政府出的好政策全部要有关系才行
　　这个精准扶贫我该如何说呢，我们小组人不多20户人家，说实话都不穷但没和生产小组有一个名额，于是这个名额就是组长家的了，隔壁小组有个50左右的懒汉，从年轻时就不干活，把老婆儿子赶走天天游手好闲，穷的一塌糊涂房倒屋塌，政府出钱帮他修房精准扶贫就是他啦
　　这个有很多问题的，要深入基层才知道，很多问题是存在客观规律的，不是几年喊口号得行的，基层干部很辛苦，但实际作用有多少？关键是这个东西是不一定能持续下去的，投入与效益不成比例，揠苗助长的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少干。2020年后，是不是全国的每个人都不敢再宣称自己贫困了？美国达到了吗？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兜底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养老，才是最符合客观规律的。　　这个帖子不一定能长久，因为这个政策话题一般不让人评论与讨论的。
　　农村老家自己的老姨，两个儿子，大儿子不认爹娘了。小儿子五年前心脏病死了，留下一对子女让自己带着。为了拿低保，找了村长无数次了，就是不给盖章。老姨说村长见了他都躲着走，而村长的两个兄弟都有房有车，还吃低保。真事！
　　老姨不识字，找村里的会计写低保申请书，会计怕得罪村长，不给写。无奈老姨只能让我的爸爸给写了。当时我还在场，记得我爸爸写的是：孤寡老人，顽疾缠身，长子不孝，次子早逝，老幼无依，申请低保，实属无奈。 记得当时爸爸说申请低保应该有正规的表格，村长那里肯定有，他们不想给申请。 现在我出去打工好几年了，不知道最后申请下了没。
　　从花费与起到的效果来说，是不划算的。当然精准比以前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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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跋山涉水走遍宁德穷困之地
日10:14&&来源：
原标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
　　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几乎走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多次讲述他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推进扶贫工作的历程。重温这些动人往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编 者
　　贫困记忆 刻骨铭心
　　聂帅“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那句话感人至深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同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插队时挨饿品尝到贫穷之苦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高产穷县”的苦日子历历在目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印５搅艘サ墓纾揖妥≡谒悄嵌Ｄ歉鍪焙蛎挥惺裁凑写缡榧前阉陌旃摇⒋财倘酶摇５蹦甑哪侵智榫埃依谀俊Ｋ淙恍量嘁坏悖肥得辶饲榭觯愀刹亢屠习傩绽司嗬搿⒃鼋烁星椤５毕匚榧且院螅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跋山涉水走遍宁德穷困之地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西海固的极端贫困深深震撼了我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时，曾经带队去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国家贫困县的统称）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在正定搞农村改革探索脱贫路
　　1982年春节，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过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推动解决“连家船”和“茅草房”问题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抓“闽宁协作”落实先富帮后富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分管了3年农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说一定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对口扶贫工作。邓小平同志讲过，先富帮后富。我们改革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花了上千万。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接下来要继续做好。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贫困地区首先得有“精气神”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不能让下一代再过贫困日子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在家里待着，没有上学。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再过十年八年能够成为致富能手，起码有本事挣到饭吃，不至于再过穷日子。
　　现在，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经费，要把更多钱倾斜到边远地区、农村，把义务教育真正抓起来。对贫困山区，要乡村教师进去，或者让孩子们在外面寄宿。对实在太偏远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为了到寄宿点，孩子要走几个小时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师进去，把待遇搞得好一点，搞轮换制，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提级的一个重要依据。
　　脱贫的军令状不是戏言
　　脱贫攻坚中，不能搞腐败，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盲目的政绩，也要严防“三拍”现象，拍脑瓜、拍胸脯、拍屁股走人。我对分管领导同志说，得来点儿真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要稳在那儿，把责任担到底，不脱贫“不能走”，一个萝卜一个坑，出水才见两腿泥。没有一点实招、硬招，我很怕这件好事办不好，最后给人民交不了账，给历史交不了账。
　　军中无戏言。脱贫是有责任制的，层层签了责任状。军令状不能白立，立了就要兑现，只有脱贫验收了以后，县委书记、县长才能离开。除非不适应工作，需要换得力干部。没有这一条，谁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变成流水宴、流水席了。一些干部确实优秀，可以就地提拔，但提拔了还得在那儿干。脱贫攻坚是全党全国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把这个任务派给最好的干部去做。
　　脱贫工作中，巡视督查要跟上，发现问题要动真刀真枪解决。要实施异地检验，脱贫成效不能由本地说了算。组织部门要把脱贫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对做得好的，该提拔重用的就提拔重用，该宣传表扬的就宣传表扬。对做得不好的，该督促的督促，该批评的批评，该问责的问责。
　　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1999年，我当了福建省代省长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镇位于上杭县，是中央苏区。上杭是将军县，光才溪乡就有“九军十八师”之说，解放后授衔时出了9位军长、18位师长。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将军，叫王直（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他是才溪乡人，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政委的原型之一。他说，有一次回来的路上，进入古田镇前路被堵住了。为什么呢？正赶上有一个纪念活动，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镇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开的多是奔驰、宝马。有人说，这些家伙坐这么好的车，还把路给堵了。老将军批评他说，你不要骂，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想看着乡亲们好起来、富起来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我们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种思想感情确实很真挚，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责编：张⒄抛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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