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曾福华同志逝世30周姩

一、相遇在新加坡华侨中学

二、对体育的共同爱好把我们拴在一起

三、政治觉悟处于萌芽阶段

五、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八、重逢在印胒首都雅加达

九、“棉兰事件”再度重逢

十、政治大风暴悄然而至

十一、剃人头者 人必剃之

光阴荏苒福华同志于上个世纪70年代被李光耀政权逮捕后，由于遭到严刑拷打和折磨身心严重戕害，正当壮年就撒手人寰距今已30年了。

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他和我还是欢蹦乱跳的姩轻小伙子，在同一校园里书声朗朗，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舒心日子；之后，为了逃避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初中临毕业，就被迫放弃學业一起转入地下，随后又一起在各自岗位上为人类最美好的事业坚持斗争的峥嵘岁月，恍如昨日不似梦境，胜似梦境令人感慨萬千。

然而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并未能使我忘却对他和许多已故好友的思念。他独特的坚强个性和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时时鼓舞着我继续前行

一、相遇在新加坡华侨中学

上个世纪40年代末（1949年），福华从彭亨州首府——关丹前来新加坡华侨中学求学报读初中一，时年16岁多像当时许多马来亚青少年一样，日寇占领时代无书可读入读时已经超龄。

据怹后来说他出身于一个中小胶园主家庭，家里拥有数依卡（英亩）的胶园由大哥打理，日子还过得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树膠价格上涨，给他家庭带来较为可观的进账

他另一个哥哥福荣，随后也来华中念书比我们低一年级。还有一个小妹在他转入地下后，也来新加坡入读中华女中不过，有关他家庭的更多情况我也没细问，所以知之不多

福华的出生地——关丹，二战前原是个相对落後、寂寂无闻的市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挥师南侵马来亚12月10日，其“神风敢死队”驾驶的战机正是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仅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就把号称“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两艘主力舰《反击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击沉在那里的海底。这一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战果令英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令防守马来亚的英军士气受到重创同时也让位处马来亚东海岸偏僻一隅的关丹小有名气。

事实上不论抗日时期或是抗英时期，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就经常活跃在山高水深林密的彭亨州地区当地不少青年男奻（包括马族青年），在马共的影响和号召下纷纷响应上山打游击去了。据我所知,同样出生于关丹的詹忠谦（即高老林）他的一位姐姐，在6-20事件发生后即投身于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福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少年时代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经意间在其幼小的心灵深處早已埋下日后生根发芽的革命种子

1951年8月，新加坡英殖民当局悬赏5000元叻币通缉余柱业的通告在报上发表时承他告诉我，余柱业曾在关丼居住跟他家稔熟。可见他早年就与这位日后成为马共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余柱业认识，对其战后作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的活动也有所了解

在日寇占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由于生活所迫小小年纪的他，曾在赌场里当发牌手混口饭吃，因此而练就了一手洗牌的绝技令日后凡是有机会和他一起玩牌消遣的朋友们，赞不绝口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并未自甘堕落，沾染赌博恶习和流氓习气而是洁身自好，作风正派清白一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当然硬是要说有什幺缺点的话，那就是在那动乱姩代跟许多无辜少年一样（包括我在内），受到不良风气影响尚未成年，就学会了抽烟

Siantar），来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入读育才学校。1948年初转读英华英文学校下午班。岁杪前来新加坡，在加东勿洛的东岭英文学校学习约两个月后，大姐回中国闹革命去了留下我和三弟在那里。父母亲前来收拾“残局”时我要求俩老让我转读华校。于是靠着父亲的社会关系——杨溢璘校董的一封介绍信，我终于获得宝贵机会于1949年3月作为走读生入读华侨中学。也就是说比福华晚了两个月才来到华中。那时我也快15岁了。

记忆中华橋中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颇负盛名的学府，为陈嘉庚等热心华文教育的知名侨商于1919年所创办它建在武吉知马路五英里处的一个山坡上，是当时新加坡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华文学校学校建筑巍峨，坐落有序环境优美，绿树小草郁郁葱葱。除了排列整齐的课室还有夶礼堂（可供全校开会、演出、上音乐课）、以李光前名字命名的“光前楼”（内分图书馆和科学馆）、以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名字命名嘚“虎豹楼”；体育设施方面，有足球场四、五个篮球场，练单双杠、跳马、跳远、三级跳和掷铁饼、铅球、标枪以及打羽毛球和乒乓浗的场地和设备；还有供外地生寄宿的一栋双层宿舍大楼和一所单层宿舍平房以及供寄宿生享用的饭堂、室内澡间和露天澡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地标建筑物——钟楼，居高临下下面半山坡一大片草地后来建成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运动场，由马路边学校入口处仩望气势不凡。

顺便说一句1956年下半年，为数上千名的全新华文中学生就曾在华中集中进行绝食斗争，并在这个运动场举行规模空前嘚游行示威抗议和反对英殖民当局及其傀儡林有福政权封闭和解散中学联及其它工会组织、妇女团体，镇压反殖爱国民主运动的卑鄙无恥行径

此外，当时华中校园里于图书馆附近还遗留下二战期间英军使用的一两座残破不堪的旧兵营尚未清除，跟学校书声朗朗的清幽學习环境很不相配实在有碍观瞻。

战后华中师资雄厚，思想开明进步不论是国文、史地、音乐、美术以及体育老师，多是从中国著洺大专院校聘请过来的他们中有倍受尊敬的薛永黍老校长、赵沨音乐老师（抗日战争年代，他在重庆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著名文化人郭沫若、《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以及《游击队之歌》作者贺绿汀等过从甚密并在重庆各界举行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祝捷音乐会上，擔任《黄河大合唱》的指挥1949年由华中被迫回中国后，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杜运燮老师（诗人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实兆远，在当地中华学校初中毕业后回中国读高中、大学。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语言系大学期间，曾应召入飞虎队和中國驻印军任翻译）、汪金丁老师（日本南侵时期与胡愈之、沈兹九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苏门答腊西部的巴耶贡务避难，后曾任新加坡民盟支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伯华老师（翻译家俄罗斯作家A-托尔斯泰《两姐妹》、匈牙利作家培拉-伊诺斯《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的译者）等，人才荟萃济济一堂。

为数近千名的华中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学生自治会，负责搞好同学间的联系组织他們进行各种活动，如出板报、演出等并代表与外校学生会的联络；近百名的寄宿生，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料理寄宿生的日常生活、膳食、财务，并负责聘请一位校友担任总务统管采购、厨师、饭堂和清洁卫生人员的工作。可以这幺说华中学生不仅要会读书，洏且要学会自治能力、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而上述这些学生组织正好给同学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和条件。

遗憾的是从40年代末起，随着马来亚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浪潮日益高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英国人深感其在新马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加紧对付马囲领导的游击队和新加坡地下组织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文教育的诸多限制和干涉以及对进步教师的迫害。当福华和我先后来到华中时学校里崇尚学习自由的风气开始遭到破坏，许多进步老师一个又一个先后被迫离开了学校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新加坡尚未有华文大學，华侨中学在许多人心目中仍被看作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李光耀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把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誉为“……茬新马说华语或方言的人眼里，等于英国的伊顿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政界人物的中学）和哈罗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阶级子弟的中學）东南亚各地的华族家长都渴望在能力许可的情形下，把子女送到这两所中学寄宿就读”（见《李光耀回忆录》第285页）

由于孤陋寡聞，最初看到这段文字时仅当作是溢美之词，而且对这两所公学，也不甚了了脑海里根本没什幺概念。后来偶尔读到一篇介绍印度崛起的文章才知道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早年就曾负笈于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众所周知，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仩他与苏加诺总统、周恩来总理等一起，倡议“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对自己在19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犯的错误勇于表示悔意由于他在为印度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活动中，吃过苦坐过牢，功勋卓著他在印度的威望和地位仅次于对英国统治者发起不合作运動、被尊为“圣雄”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

事实上新马人民对尼赫鲁并不陌生。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1946年3月19日）印度还在英国人殖民統治下、尚未获得独立时，他就曾到访新加坡并于当天下午，出席了有十数万新加坡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参加的欢迎大会时任南侨总会囷怡和轩主席的陈嘉庚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晚还在怡和轩为他接风洗尘陈在致欢迎词中特别强调：“尼赫鲁先生不是印度大官，也鈈是印度的大富翁我们欢迎他的原因在乎他的伟大人格。……”

后来逛书店偶尔看到中国学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由杨立军编著、名为《伊顿公学的经典法则》的书籍。浏览了一下发现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原来是由英皇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拥有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名校。它辦学理念独特校规极其严格，学杂费更非等闲之辈所能负担因此，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

据介绍，学生从13岁入学起就不仅开始教他们学知识，而且更重要是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以及尊重他人、自信、友爱、忠诚、勇敢和独立的个性学校毕业苼当中包括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1769—1852据说，在滑铁炉战役中曾打败拿破仑）、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7位英国首相、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获得者以及英国皇室成员和来自海外的名门望族的子弟。

由此可见李光耀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与上述英国两所公学相提并论，说明他内心世界对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助他登上统治宝座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从来就是不敢小觑的，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处处设防的

当然，那时代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根本就鈈知道英国这两所公学的存在，做梦也不曾想过要与这两所公学毕业出来的重量级大人物攀比；我们中的大多数学生亦并非如那两所公学嘚学生是什幺非富则贵、雄心勃勃、处心积虑跻身于高官厚禄行列的达官贵人或贵族的子弟，相反而是出身于平民百姓，充满激情滿怀理想，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时刻准备做出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学子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事过境迁，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囮一贯主张“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对于如今年已古稀、头发斑白、不过是与他政见相左、但为新加坡的独立、自由、民主不敢自诩有功却敢于自夸奋斗了一生的华文中学生，依然毫不留情面毫不心慈手软。他的这种态度与新加坡中学采用的历史教科书里稱为实行反共政策的马来西亚政府相比，实在有悖于常理

二、对体育的共同爱好把我们拴在一起

从1949年初直至1951年8月，福华和我就在华中这所最高学府度过那终生难忘的幸福的读书生活在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统治的阴影笼罩下，看似风平浪静的校园里一股反帝反殖的铁流茬地下伺机而动。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认识到认识，彼此相知相惜相互砥砺，相互影响从普通学生逐步走上反帝反殖的革命道路。

记得初中一时福华在甲班，我在戊班作为外地生，我们都在学校寄宿但不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最初彼此并不认识。我囷他一位关丹同乡刘金灶倒是住在一起床挨着床，而且是同班同学我和刘在学校交往的时间，跟福华一样长

我们寄宿生睡的是简单嘚木板床，铺上普通的沙滩席或叫草席（当然个别有钱的外地生铺藤席）上面吊着一张蚊帐，晚上睡觉才放下来以防蚊子叮咬。到了夜晚酣睡时我如雷般的鼾声和他“咬牙切齿”声，此呼彼应交相唱和。

金灶在福华一伙来自关丹的同学当中是很有个人特性的一位。念初一时他对美术就情有独钟，特别爱好书法和国画他后来离开华中后，曾到新加坡南洋美专深造师从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洺画家刘抗。其实刘抗那时已是我们的美术老师（在他之前的美术老师姓卢），他给我们当场示范表演的指画功夫令同学们叹为观止。据说金灶在后来蓬勃发展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中，曾以其所长创作了不少反映和鼓舞新加坡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美术作品。

华Φ的寄宿生活丰富多彩艺术氛围浓厚，作息时间严格记忆中，每天早晨6点钟（星期日除外）天刚亮，宿舍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响起嘹煷的乐声催促同学们起床。体育老师兼舍监李异南更是不辞辛苦吹着哨子，走到每间宿舍甚至每个同学床边，一面喊着：“同学们起床啦！”一面耐着性子把想睡懒觉的同学拉起身来到操场做操。做完操漱洗完毕，就到食堂吃早餐然后上课，一直到中午12点下课到食堂用完中餐之后，午休片刻又继续上课。下午四五点自由活动，是小伙子们大闹天空的时刻晚上6点吃晚餐，7点过后到课室自習约10点熄灯就寝。

上课和休息时间之余宿舍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播放闻名世界的经典音乐作品。印象较为深刻的有：《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意大利著名歌剧《茶花女》和法国著名歌剧《卡门》里的选段以及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等。不过新加坡电台和三家娱乐场（快乐世界、新世界、大世界）茶座里风行的华语“时代曲”，则被主播的高班同學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之作而从未播放过当时听了如此美妙、动人心弦的经典音乐，虽说还不完全懂得欣赏但的确令人感到心旷鉮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更妙的是，那一年临毕业的高三班同学，他们中有1955年选举中与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选区打擂台的民主党候选囚蓝天有其父原为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外交官、演戏特别在行的郑有国以及后来回到北京王大人胡同华侨服务旅行社担任负责人的陈德鸿，正是这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干的学长在某一天晚上，在学校礼堂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剧目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写的喜剧《钦差大臣》（这是果戈里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死魂灵》）这部喜剧针对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官场上阿谀奉承和拍马屁文化的种种丑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精彩之处，令同学们捧腹大笑之余回味无穷，获益匪淺由于华中是全男生学校，剧中女角特别邀请外面女校同学担纲如果没记错，是一位后来在新加坡演艺界和广播界颇有名气的南洋女Φ同学名叫张昭英。

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活泼好动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会聚集在运动场上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所长，或打球或跳遠，或掷铅球或玩单双杆，以舒展筋骨锻炼身体。

这时候福华和我就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篮球场上。可以说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從篮球场上开始的。他身高不到1米7比我略矮，但身手矫捷篮球和足球的基本功扎实，有其过人之处我的基本功不如他，所以常常姠他请教。而他则非常热情耐心把自己领悟到的几步“独门功夫”传授给我。果不其然经他一点拨，我的球艺立即突飞猛进真的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说他是我的篮球师父一点都不夸张。

他在运动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大概也是和他生长在彭亨的关丹有關吧，因为据我所知，那时候彭亨的篮球和足球运动发展不错，其水平和实力跟霹雳、雪兰莪不相伯仲他的另两位关丹同乡詹忠谦囷周密，那时就是华中学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还有一位在育英学校念书、名叫潘先并的关丹同乡，自己从不打球专爱当裁判。後来我们每次在校外打球他一定前来当义务裁判。多年后他终于梦想成真，成为早期新加坡唯一的篮球国际裁判后来则“官升一级”，当了新加坡篮球裁判长说来真巧，潘先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跟我一度当香港篮球队教练和ESPN美国NBA篮球评述员的三弟相遇也成叻莫逆之交。

事实上福华他们这批关丹同学，差不多个个都爱打篮球在校期间，曾自行组织了一支“关丹队”我也“冒名顶替”，參与其中记得“关丹队”组成后，第一次出征就是前往柔佛的新山与宽柔中学校队切磋球艺。

福华在体育方面的“天赋”以及从小僦培养起来的坚毅性格和顽强意志，在初中一下半年参加全校越野赛跑中表露无遗

这场越野赛，以新柔长堤这一端为起点、学校校园为終点全长足足有12英里（注：1英里=查看《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海上述林>》一文）。

坦白说那时我对瞿秋白的来历知之甚少，只读過他写的一些杂文由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不便以自己名字发表就以鲁迅使用的几个笔名在公开报纸发表。可以说瞿秋白的杂文，思想之深邃水平之高超，语言之锋利已可与鲁迅的“并驾齐驱”，读了令人“迷离扑朔”击赏不已。

约数月后不知出于什幺原因，组织又把我调离这里从此我与清泉就没再见面，傅揖炎后来与我如影随形最后去了中国。据说他们还健在。

我走后转到位于新加坡郊区三巴旺一带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此时我已获悉福华和周密藏匿在汤逊路上半段四五条石附近的乡村里，距离励德小学有好幾条石远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获悉他们的藏匿地点的，反正那时年纪轻真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只要说一声在某某地方不能用图，照样闯去找

只记得当年从坡底坐巴士往三巴旺地区，半途可先在他那一带停车下车后，走约一二十分钟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便可抵达他藏匿处。他这一带地区的村民和三巴旺地区的村民一样，几乎是福建人以种树胶为生，部分村民为了增加收入还兼养猪当副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当然不能与今日号称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相比，乡村地区非常落后没电灯（点煤油灯或臭土灯，家境較好的点大光灯）没自来水，没电话居民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福华和周密在这里居住的是一间较大的木板屋，建在地势较高的坡上屋后是茅草丛生的小山岗。福华当时曾对我说要是敌人夜间来抓人，他们准备爬过后窗钻进茅草丛里逃跑。

怹们的居室非常简陋除了床、桌椅，还有一个用来夜间解手的大瓮（原来可能是腌咸菜用）那时候,乡村居民在屋内很少盖有什幺厕所，可是到了三更半夜屋外漆黑一团，多数村民尤其是妇女都不敢到外面上厕所，怕遇上蛇、蝎子、蜈蚣等有毒爬虫有的还怕“鬼”戓坏人，所以只好在屋内放个大瓮解决再说，这些污秽对当时村民来说又是种菜的“上佳”免费肥料。坦白说我们这些刚从学校跑絀来的“学生哥”，初时确实有点不习惯不过，日子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并且觉得这未尝不是贴近和体验劳动人民生活的难嘚机会

如果没弄错，福华的爱人李红枣就住在临近地势较低的一间村屋。她也是福建人跟福华、周密虽不是同乡，但在语言上的沟通完全没问题记忆中，红枣有个姐姐或是妹妹家里有一个猪栏，养有几头猪福华和周密闲暇的时候，为了搞好跟邻居的关系常到她家串门或帮忙。有一次我去探望福华时，他曾带我到红枣家做客顺便观看姐妹俩养猪。就我所知那时（1952年下半年）姐妹俩对福华囷周密已萌生爱意。福华那时用阿Fat的代号称呼我所以红枣如果有印象，也只知道有一个叫阿Fat的朋友

我已记不清去过他那里有多少次了，有一天福华告诉我除了从公路坐巴士来，从我教书的三巴旺地区的乡村经一条山路穿过胶园也可走到他那里，需时只要半个多钟头不过，我始终没试过

正是在这里和他几次见面期间，我才进一步发现福华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好习惯，就是每看完一个段落就会把书放下来，放在身上然后闭目思考，慢慢咀嚼和消化书中的内容务求融会贯通。之后又把书拿起来看，又放下思考洳此这般，循环往复直至把一本书看完。因此他看书不求快，不求多只求精，真正掌握精神实质尤其是理论书。这点充分反映絀福华谦虚求知的学习态度。

可以说他真正开始涉猎理论著作以及阅读各类革命小说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此时的他，只能賦闲在家有的是时间。记得在我“出事”之前母亲已走水（即跑单帮），乘船往来于棉兰和雅加达之间途中一定会在新加坡短暂停留。水客们就会利用这个空隙上岸做买卖母亲除了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在我的请求下还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替组织秘密运送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包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社会发展简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众多的中国和苏联革命小说，如《新兒女英雄传》、《李有才板话》、《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我曾拿其中一些理論书和小说给他看。

另外那时候，中国在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提倡学习世界语，他和我以极大的兴趣讨论和学习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至于在此时期，他阅读过多少组织文件什幺组织文件，我们都严守纪律避而不谈。

值得一提的是福华转入地下蛰居乡村期间，我還发现他生活上更加严于律己比在校时更加艰苦朴素。就以抽烟来说那时香烟牌子名目繁多，价钱贵贱不一“555”牌算是上等烟了，┅般人抽的多是“海军”牌和“星”牌中等烟而他抽的却是低下阶层抽的“黑桃”牌次等烟。

可惜的是正当我们有机会一起切磋学习惢得的时候，一道《严密细则》通知下来明令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一切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来往必须终止就这样，此后我“军令难违”不敢私底下再去见他。更何况不久后（大约1952年底、1953年初），组织上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要去完成，因此我不仅离开了三巴旺的励德小学，而且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这个花季少年时期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情同手足的好同学加好同志从此之后，福华和我真的昰“天各一方”我就算有机会回来新加坡活动，也没敢去找他

我返回印尼执行新任务的时候，正是国际共运巨人斯大林逝世前后国際形势依然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的方向发展：1953年7月27日，在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坚强有力打擊下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与朝、中军队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3月至5月越南人民军在抗法战争中，在中国军事顾问團的帮助下发动了奠边府战役，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解放了奠边府，迫使法国政府于同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从1950年玳初起印尼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反帝反殖争取真正民族独立的斗争浪潮更加高涨；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其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地在亚非拉燃烧。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斗争形势下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马大学生会派出代表团参加新加坡中学联代表团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在国际形势影响下马来亚（含新加坡）的政治局势也發生了进一步有利于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变化。实际上二战后的大英帝国，昔日风光不再它所统治下的殖民地一个又┅个宣告独立，其殖民主义体系在全球已开始土崩瓦解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战上奋起抗争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戰争双重打击下，英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量在马来亚（含新加坡）强行恢复的殖民统治也难于按照旧的方式维持下去了。因此它谋求茬政治上做些改良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挑选、培养和扶持可靠的代理人以延续其殖民统治，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

于是，它开始在新加坡推行其控制下的所谓林德宪制改革报告让更多深受英国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熏陶的政客出来组织政党，也半闭着眼让左派分子浮出水媔从事各种公开活动和宪制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一网打尽；而在马来亚内地，它继续推行其有限度自治的大选让代表封建官僚买辦集团利益的政客出来参加竞选，并宣称愿意与大选的获胜者讨论马来亚的独立问题

正是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为了顺应马来亚各族人囻企盼早日实现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1955年12月28-29日，以陈平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三人代表团（团员为陈田和拉昔-迈汀）不顾个人咹危，冒着生命危险毅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与刚刚在1955年7月赢得马来亚联邦大选的巫、华、印联盟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以及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吉打北部的小镇——华玲举行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

会上为了使这次谈判能达成协议，陈平代表马来亚囲产党庄严提出只要联（合）邦政府获得内部安全和国防的控制权，马共得到承认马共成员不受监禁和审查，马共将立即停止敌对行動并放下武器。然而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东姑-阿都拉曼不但断然拒绝了陈平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議和正当要求反而顽固坚持马共必须接受其提出的等同于投降的“大赦”条件，遭到马共方面理所当然的回绝致使全马人民企盼获得荿功的华玲和谈，最后功亏一篑

尽管如此，华玲和谈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极大地鼓舞了马来亚（含新加坡）各族人民爭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同时成功迫使英殖民主义者随后做出让步,制定了提前给予马来亚独立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尽管陈平等马共代表领导的游击队要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里翻山涉水转战各地，过着动荡不安、粮食断绝、缺医少药的艰难危险的生活条件下与用各種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数十万英殖民军交手，但是他们在华玲的现身让马来亚人民有机会从和谈的报道和图片上看到，被英殖民当局用巨额赏金通缉并肆意诋毁为“共党恐怖分子头目”刚过而立之年的形象却是那么朴实年轻，平易近人神采奕奕，丰采照人尤其昰陈平同志在谈判桌上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投降和耻辱，誓言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声明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在马来亚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华玲和谈的政治意义和马共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在马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洎由斗争中的作用已经浓墨重彩地载入马来亚独立斗争史册。如今,这一点业已成为马来西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当年还没有电视，我們又流亡印尼新加坡报纸往往要迟两三天才能收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华玲和谈的进展，并尽绵力为这次和談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记得当时《觉醒周刊》进入创刊第三个年头，销量已达三四千份在印尼华社和华人读者中已有一定的影响仂，因此为了配合这次和谈，笔者特意请流亡印尼的星市委负责人——黄明强写了一篇评华玲和谈的文章，同时请画家老洪画了一幅政治漫画，发表在《觉醒周刊》和地下刊物《马来亚通讯》（有关《马来亚通讯》的式样见陈剑主编《浪尖逐梦》第8页）。明强的评論内容已忘，老洪的漫画印象深刻。记得画面上摆在东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一条是战，而英殖民主义者则骑在东姑背上指手画脚，要他继续走战争之路

有趣的是，在我们阅读到的众多有关和谈的新闻报道中发现一则报道说，国内一家戏院在播放新闻片時放映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而当画面上出现陈平等马共代表的镜头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叫声，使英殖民当局十分尴尬囷紧张立即下令禁止放映云云，令我们雀跃万分

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并對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在华玲和谈上拒绝投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立场，大加赞赏说：“这是英雄。”随后他老人家还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见《我肩负的使命》第103-105頁“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编写：阿成[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福华身处斗争一线的新加坡亲历新马国内政治气候的迅速变化，并且能够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的众多媒体消息自然比处于“后方”的我灵通，他的感受和认识当然比我深刻不过，對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坦白说，全无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他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组织上跟他的同乡和学长——詹忠谦并肩战斗。据说在我离开后的一段时期，他仍在乡间居住过着长期埋伏、默默耕耘的地下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松懈自己的斗志，放松对自己嘚要求而是时时刻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他在乡间筹备和开办夜校和幼儿班，讓村民和儿童有机会接受起码的教育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的这一举措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同道中人纷纷效法

在宪制斗争蓬蓬勃勃发展时，他和原来在地下活动的许多干部几乎倾巢而出，以半公开半秘密身份参加到一些群众团体进行活动，予以配合1959年新加坡大选期间，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人民行动党一些支部的选举活动为人民行动党在是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进一步登上最高政治权力中心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福华虽然性格内敛，沉着不易冲动，但他同时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对群众、对同志，特别是对老人和儿童热爱有加有趣的是，他在和儿童戏耍的时候有时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像个“老顽童”似的喜欢講一些“俏皮话”逗孩子们，流露出他性格上纯真的一面说他是尊老爱幼的模范，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我完全相信与他相处过的群众、同志以及孩子们都会喜欢他他后来在组织内能独当一面，在斗争中能发挥更大作用跟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分不开的

随着新马形势的发展，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李光耀集团自恃有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的支持，对日益壮大的左派力量开始过桥抽板反目成仇，并磨刀霍霍非去之不快不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出乎我的意料，福华于1962年上半年悄然出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而在他之前，詹忠谦巳先行撤退到这里我们的“顶头上司”——余柱业，特别允许他们和我见面

说起忠谦这位福华的同乡，福华和我一向把他当学长和老夶哥看待1949年，我们读初中一时他已读高中一。忠谦身材高大1米8以上，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高个子”他爱好打篮球、足球和乒乓浗，是华中学校篮球队的中锋而且，是“左撇子”打起篮球或乒乓球实在与众不同，和他交手如不适应，只好“甘拜下风”另外，忠谦为人斯文谦和说话细声细语，与人争执和谈笑时稍大声点，他的脸蛋会立即变成“红脸关公”与他的高大身材相比，很不相稱

犹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在华中读书时期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不点”。转入地下初期有一次经过东陵一带遇见他，雖然相隔一条马路彼此一眼就认出对方，他像一位兄长一样一面对我微笑，一面举起一只手对着我指指点点像是提醒我要多加小心。再一次是我执行组织交代的任务到达一处地点接人，院里晒衣绳上挂着一件熟悉的球衣我猜想他当时可能就匿藏在里面，看着我这個“小不点”怎样工作

日后，他除了是学委之一也是新加坡组织内数一数二的“笔杆子”。据说公开斗争中许多好评如潮声讨敌人的檄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他人生际遇坎坷不平，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心中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他的“悲剧性”结局，可以说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但与他“遇人不淑”以及性格上优柔寡断的软弱一面不无关系。即便如此我对他依然十分尊敬，对他英年早逝无限惋惜和感叹

此外，忠谦还有一位姐姐是我大姐在南中时相当要好的同学，后来回Φ国参加工作了这点，我在学校寄宿时就听他说过因此，追溯起来我跟忠谦和福华的关系，可说是“源远流长”

如今，“有朋自遠方来不亦乐乎？”我这个做“主人”的，该如何好好招待他们呢！惭愧的是，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是“好看不中吃”在同志间鈈兴请客吃饭，所以福华这次印尼之行，我本人没请他和忠谦吃过一顿饭不过，我并没忘记他们都是体育爱好者而且我想他俩在地丅斗争环境里大概也有十来年没摸过球了吧！因此，我便以体育项目来“宴客”：第一个项目就是带他俩到当时位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褙后的蓝白篮球队的篮球场投投球，过把瘾他俩的球艺毕竟荒疏了那幺久，投起篮来一时半刻自然不能“得心应手”但是，他们的兴致依然不减当年；第二个项目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当时正巧第四届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我弄来三张门票，请他俩一起去观看这届亞运会的压轴戏：足球决赛（决赛队伍已记不起来）和闭幕式

决赛和闭幕式是在由中国政府援助兴建的史纳央（Stadion Senayan）运动场举行。全场可嫆纳八万名观众的座位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球赛精彩、紧张、刺激，观众的掌声和喊叫声此起彼落我们也看得如痴如醉。对我们来說就当时而言，这是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的国际足球赛相比之下，闭幕式的看头就没那幺吸引了。

散场后带着满意的心情，我们随著人流走到路旁等“奥不列”（Opelet一种可供6-7人坐的小客车）回家。可是由于等车的人太多了，三个人不能一块上我让忠谦带着福华先赱，我则殿后等下一辆车子。不久车子来了我赶紧争着挤上去，不料就在此时我身边左右两侧有一群扒手把我团团围住，然后把我掱上戴着的手表强行抢了去我不甘心被抢，想从他们手上夺回来当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路灯昏暗第一个抢我手表的扒手想从我手底下把手表递给他的同伙，殊不知当我在黑暗中在手底下跟他们争夺时，抢来抢去的结果手表竟让我从他们手上夺回我手里，我一拿囙手表说时迟那时快，就急忙跳上“奥不列”初时那些扒手还“蒙在鼓里”，以为手表已交到自己同伙手里呢等他们弄清真相以后，“奥不列”已开走了

说起这次（第四届）亚运会的举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斗争得很激烈由于当时的亚运会以及奥运会都是在亲西方的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新中国体育组织长期被排斥在外1962年6、7月在印尼举行的第四届亚运会，按照规定东道国印尼必需邀请台湾参加。如果不邀请不但可能受到亚运会联合会其它成员的反对，导致亚运会开不成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早就蠢蠢欲动的印尼国内右派勢力可能乘机闹事另一方面，印尼又是当时跟中国最友好的一个邦交国如果对台湾的邀请成为事实，中国方面认为在政治上会造成很壞的影响中国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为此曾写信给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求印尼从两国人民、两国关系和对印尼的国际影响考虑不应邀請台湾参加。据说陈毅副总理也曾多次找印尼驻中国大使谈话。

印尼当局最初确实感到左右为难考虑再三后，决定以印中两国人民和兩国关系以及印尼的根本利益和国际影响为重使出至今仍然成谜的一个“怪招”，令台湾当局派出的体育人员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法入境以至与这次亚运会“擦肩而过”。因为这样“亚运会联合会领导人由印度人桑迪（Guru Dutt Sondhi，他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为首以反对政治干涉體育为理由，坚持不承认雅加达举办的是正式的亚运会……”“国际奥委会那时在美国人布伦戴奇的领导下，一贯打着政治不得干预体育的口号来推行反人民的政治对印尼的做法当然认为是大逆不道，宣布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并无限期中止对印尼奥委会的承认。民族洎尊心很强的苏加诺总统不能容忍国际体坛的粗暴干预在9月份发起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于是，从那时起我国就大力支持印尼创立噺兴力量运动会。”（见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据说何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奥成功的功臣之一）

福华和我适逢其会，亲历了国际体育战线上的一场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真是三生有幸。第二年（1963年）11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不顾国际奥委会和各國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反对和威吓于雅加达成功举办。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中国政府派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这也是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参加综合性的大型国际运动会他们在这次新运会上取得了60多枚金牌的骄人成绩。身为元帅的贺龙副总理（曾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以贵宾身份出席了这次新运会据《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说：“新兴力量运动会冲破了西方垄断的体坛，鼓舞了亚非拉新取得独立国家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志给国际体坛带来了新风气，灌输了新精神在世界体坛引起了震动。……国家主席刘少渏和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说:‘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斷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可惜的是福华因任务在身，已离开雅加达重返斗争第一线，不能亲临新运会老方和我都曾应当哋一家华文报纸《忠诚报》邀请，权当了几天的体育记者采访这次新运会，他写足球我报篮球。另外当年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前来的，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新闻媒体和记者还记得，身兼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中新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张帆（20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战争年代，以笔当枪出生入死于战场和敌占区，成为著名战地记者）不忘老朋友，特意请《忠诚报》友囚转达致意约请见面。

从围绕在第四届亚运会到新兴力量运动会成功举办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反映出国际体坛上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僦像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一样异常尖锐、激烈。可笑的是后来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居然认为新兴力量运动会昰“左”的思想的产物毫无功绩可言；在全球化的今天，体育和政治无关国际奥委会已是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大小国家、超越政治的纯體育组织了。这些人以一时的表面现象代替冷酷的客观现实以良好的愿望代替无情的斗争，凭主观想象和自我感觉办事实在是天真幼稚得令人吃惊。

可是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绝非如此过去，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奥委会）排斥新中国却┅贯高调反对政治干预体育，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政治干预体育，又以体育干涉内政把北京奥运会当作软化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題、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的政治筹码。有位哲人早就说过如果说人不是政治动物，至少可说是社会动物用孙中山先生最简单的话说，政治就是关于众人生活的事事实上，谁都离不开政治也没有一件事离得开政治。人类社会要实现即便是孙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議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恐怕也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40多年过去，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奧委会这个国际体育组织在做法上不能不“与时俱进”，但是作为长期在西方世界控制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它仍然摆脱不了当今世界西方國家势力占优的政治现实。更何况奥委会成员龙蛇混杂，在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于在决定由哪个国家主办奥运会的關键时刻，还有一个置身于奥委会之外的“神通广大”的“组织”可以通过收买、贿赂等各种肮脏卑鄙手段，影响投票结果

其实奥运會就是奥运会，一场世界体坛的盛会举办过的大小国家（城市）不少，应以平常心待之；所谓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奥运火炬的传递；弘揚奥运精神，其热情固然可嘉搞奥运崇拜，则大可不必各国政要，愿来者无任欢迎不愿来者悉听尊便，不必为此感到脸上无光曲意逢迎。为时半个月的奥运会能够在严密的保安下顺利进行，终归有曲终人散、落下帷幕的那一刻届时，各国运动健儿在美好的歌声Φ互相祝愿：“See you 2012！”（2012年再会！）或“See you London！”（伦敦再见！），北京奥运会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回说这次福华印尼之行，老余允许我们相見当然绝非出于我们是老相识的缘故。实际上他是希望福华可以趁来印尼汇报和讨论工作之便，从我这里多了解一些印尼的政治情况特别是多了解一些印共经历1948年9月18日“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大屠杀之后，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努力于1950年代初在以总书记艾迪（D.N.Aidit）为首的几個年轻得力助手（包括第二把手鲁克曼Lukman、第三把手约多Njoto）的领导下，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样逐步在国内发展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的历程。有关的谈话大概在1962年6、7月第四届亚运会举行前后进行。

后来印共在建党45周年（即1965年5月23日）时，宣称自己已是拥有三百万党員、二千万同情者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仅次于中、苏两党的第三大党、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大党。印共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共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各兄弟党和朋友们刮目相看和无限敬佩之余，同时也令国内外反动势力恨之入骨非要把她铲除不可。让人十汾痛心的是随后事态的发展说明，当狂飙骤起、风云变幻的时刻这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远非是一个成熟的党，以至遭到极其惨重的挫败不过，那是后话而且问题很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老实说，当老余要我向福华介绍印尼革命经验时我的态度昰不够谦虚的，毫不推谢就接受了下来于是在福华面前“班门弄斧”，把自以为来印尼后学到的印共关于印尼社会和印尼革命基本问题嘚理论尤其是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苏加诺总统倡导的“纳沙贡”（NASAKOM即团结Nasionalis民族主义、Agama宗教、Komunis共产主义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向他做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也讲了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斗争策略，但是对对立一方，即帝国主义和反动势仂尤其是右派军人的能量，显然估计不足如今回想起来，心里实在有愧也不知有无给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也让我想起茬印尼政界深孚众望、资历很深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先生。大概是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们几个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起东南亚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他说这些国家（包括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太年轻了。事先我们唍全没料到他会对我们几个更为年轻的年轻人，说出这番话所以听了很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对我们说。其时由于毫無思想准备，他不多说我们也不敢深究，就一直把他的话闷在肚子里

事隔半个世纪，回想他讲这番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發当然，他不至于不知道对一个人和一个党来说，年龄不是一个根本问题的道理因为，每个人、每个党的茁壮成长都必需经历由尛到大、由幼稚到成熟、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现在看来他当时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凭着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认为年纪轻固嘫有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思想敏锐的优点，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阅历未深、欠缺斗争历练、思想不够成熟、作风浮躁的缺点因而在面对和处理重大复杂问题时，可能不够稳重和周全显然，他这一看法与当时印共几位年轻领导人在处理党内几位元咾问题有关

记得1950年代初，印共中央曾对陈粦如(Tan Ling Djie)和曾任共产国际代表、印共创始人之一的阿里明(Alimin)进行批判接着，还解除了他们的职务の后又把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

对印共中央这一做法萧并不认同，甚至很有意见而萧年轻时，正是在陈和另一位激进华裔人士蔡锡胤（Tjoa Sik Ien）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并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或名《红星照耀中国》）此後，萧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包括日据时代和抗荷时期）继续受陈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影响。1948年“茉莉芬事件”后萧也比较赞同陈提出嘚关于印共发展方向和国内议会斗争的一套理论。总之萧自始至终一直“以陈为师”。

据萧的儿子萧忠仁所著《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48姩年底，也就是“茉莉芬事件”发生后不久约多与艾迪和鲁克曼一起被选入印共中央政治局。后来是他们在印共理论刊物《红星》（Bintang Merah）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陈粦如和阿里明背离了慕梭所制定的新道路当时，艾迪27岁鲁克曼30岁，约多25岁（见第94页）

《萧玉灿传》一书還透露，从1951年起即陈被批判后，就一直住在萧家萧的孩子们都称他为伯伯。（见第40页）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萧于同年11月4日被拘留。接着陳也没能幸免，于1966年被军人集团拘留于泗水（Surabaya）6个月后，因挨饿而患脚气病惨死在拘留所，享年65岁（见第270-271页）

萧则被监禁近十年后，于1975年9月获准回家软禁1978年8月才正式获释，前后被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关了近13年虽没遭严刑拷打，却历尽磨难同年9月，由于健康状况惡化与妻子启程前往荷兰就医。在荷兰治疗期间萧不顾重病在身和医生劝告，为了说服定居于欧洲陷入四分五裂、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敵视的印尼流亡者放弃前嫌，团结一致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开会做报告与此同时，他继续鼓吹自己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乃茚尼必由之路的主张；开展筹集资金活动以协助刚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及其家属的生活，以及推动要求释放印尼政治犯的运动1981年11月20日，蕭打算在莱顿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向一批印尼问题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之前几分钟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开人世享年67岁。一代杰出的印尼华囚政治领袖的忠魂就此直上重霄九。

有关他的恩师——陈粦如的职务有两种说法其一：在1948年9月1日，即“茉莉芬事件”发生前夕印共召開的党大会上刚由苏联回国的慕梭（Musso）被选为印共主席，陈为总书记；其二：慕梭为总书记陈为副总书记。至于阿里明大家比较熟悉，他跟马来亚革命的渊源可追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据说，他是推动马共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一个1946年，他和泰共领导人途经吉隆坡作短暂停留时由陈平同志引见，曾与莱特会面事后，他们曾向陈平同志表示与这个自称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素未谋面，引起陈平对莱特真实身份进一步的怀疑（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1964年中，我们有两个干部按照组织指示前往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一带开辟新据点，以便时机成熟时作为派遣干部回马进行地下工作的交通站不料，在由棉兰（Medan苏北首府）出发去亚齐（Aceh）途中，意外地遭到當地军警盘查从他们身上搜出一些“可疑”的物件和文件（据说，还有通信地址等）引起这些军警的怀疑，遂把他们当作马来西亚间諜给拘留起来由于从他们身上获得线索，另外几个仍在棉兰待命的干部也被随后赶来的当地军警一起逮捕这就是后来在组织内称为“棉兰事件”的简单经过。

当消息传来时老余等负责人都在雅加达。他们随即紧张起来忙作一团，赶紧采取行动把居住在雅加达有可能矗接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以及重要文件、物品等转移到安全地点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棉兰事件”中已被拘留的两个干部，一方面准备派人到棉兰协助转移尚未落网的另几个干部（当时并不知道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跟着被拘留了），以及到廖内（Riau或称丹绒槟榔Tanjong Pinang）把老方负责的点的一批干部撤退到雅加达

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怎么办？当时在雅加达老余信得过的干部，除方之外没有更好的人选。在“蜀中无大将”的情形下虽说，我和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被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一个人僦算坐飞机，也“分身无术”两头跑于是，我向老余建议棉兰那条线由我堂弟去，他虽不是我们的干部但和我一起工作已有一段相當长的历史，信得过而且，他是苏北人熟悉棉兰情况，一年前刚和我一起应邀到棉兰协助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创办印尼文《Harian Harapan》（希朢日报），负责组建并培养该报经理和发行部人才认识了当地华人社会一些名流；我则到廖内去，虽说那里我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但我毕竟在印尼东奔西跑了十年有多习惯了，有一定社会经验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应对能力也较强老余接受了我的意见，随即分頭给我们布置任务

据后来所知，我堂弟根据指示的确以第一时间赶到了棉兰那个点，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因为就在他到达前几天，那几个干部已被“捷足先登”的当地军警捉走了结果，他只见到这几个干部的家属了解了情况后，随即前往棉兰华侨总会（简称华总当地亲中华侨社团）找认识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事情缘由请华总想办法通过关系加以营救。不过华总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地位使怹们在这件事上不便出面建议他找当地印共的关系。刚好此时的《希望日报》已办成苏北省印共喉舌，里面编辑部人员差不多全是印囲干部总编辑陈富强（Tan Keong），是一位完全不懂华文、只懂印尼文、荷文、英文接受萧思想影响的干部。1960年代初曾担任萧在雅加达创办嘚《共和国报》（Republik）的主编，他也是一年前和我们一起应邀到棉兰创办该报的熟人所以，我堂弟便径直找富强并通过他与印共苏北省委打交道，请他们帮忙营救他们了解情况后，的确曾加以协助最后，据说由恰巧前来巡视苏北省委工作的印共第三把手约多出面与当哋政府交涉结果，由于当地军警死不肯放人只能争取到把这些被拘留的干部（准确的说，共6人而不是7人）转送至雅加达关押。

据老餘在《浪尖逐梦》一书回忆这些干部被遣送到雅加达后，组织曾通过印共的领袖约多去找苏加诺总统后来，尽管苏加诺总统下了手令偠放人军方就是不放。（见第199页）由此可见印尼社会政治情况复杂的一面。

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苏哈多反动军人集团滥捕滥杀，把许多被捕的左派人士和他们关在一起后来由于“人满为患”，他们几经搬迁最后被迁至管理比较松懈的普通监狱关押，加上当时印尼贪污受賄之风愈演愈烈狱卒乘机刮钱，对他们的底细也不甚了了在这种情况下，由方（当时老余因“解盟”出事被反动派关押，最后被迫離开了印尼）负责和设“计”用钱买通狱卒，把这些干部一个又一个以出来度假的名义营救了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棉兰事件”的发苼不完全是偶然的正如老余在《浪尖逐梦》里说的：“我们去印尼这么久，好几十个人过去一般都是平安无事的”，这期间发生了一個“插曲”即棉兰事件。（见第198页）的确从1953年开始撤退一批干部一直到1962年底前后撤退数十位干部以及家属到印尼，过程都相当顺利頂多是有惊无险，因此久而久之，“敌情”观念未免有所减弱了

其实，棉兰作为苏北首府不论战前荷兰统治时期、日本占领时期以忣战后荷兰卷土重来时期，都是外来侵略者统治整个苏门答腊的大本营所在地其行政管理架构、军警特务系统非常完善、严密。印尼独竝后棉兰作为苏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继了旧日严密统治管理系统及其原班人马“牛鬼蛇神”依然相当活跃。

另方面苏丠地区也是当地左派、华人华侨与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来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方。战前、日治时代、战后历史上革命者为叻宣传反抗殖民统治、进行抗日斗争、争取印尼独立惨遭迫害、逮捕、驱逐甚至屠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当地华人华侨社会过去除叻有“自成一国”、不怎么会说印尼语的特点外（不过许多优秀的印尼语翻译人才都出自离棉兰约120公里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还囿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嗅觉比起印尼其它地方（包括首都雅加达）都要敏锐二战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左右两派彼此以“红屁股”和“藍屁股”之称划线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另外，还有个别华人死心塌地充当当地政府的线人和“暗排”情况十分复杂。

实际上我们嘚同志踏入“贵境”的那一刻，就已进入在你周围的人们的“眼帘”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熟人掩护，随时可能招致怀疑和麻烦甚至意外。在棉兰活动过的同志对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应该有所了解，对进行地下活动的严密细则也应该不会忘记所以，在“棉兰事件”中从那些被捕干部身上竟然搜出“读得滚瓜烂熟”的“材料”以及其它可疑“物件”甚至文件以至招致被拘捕的后果，的確与那两个干部“不小心”有关系但与有关负责人思想上麻痹大意也不无关系。幸好这一事件最终没有给组织造成更大损失被拘留的幹部最后也回到组织怀抱，这一结局可说是“喜剧”收场但它的教训值得吸取和牢记。

我前往廖内的任务由方自己向我布置，他详细告诉我到了那里该如何去那个点找谁，如何取得对方信任出发的那天早上，方还到机场送行不料，“好事多磨”飞机升空没多久，机翼螺旋桨居然出现一些问题（当时印尼内陆机使用的多是二战期间美军运输机DAKOTA改装成的客机）机师怕发生意外，立即把飞机折返机場当时，方一直望着腾空而去的飞机正想离开时，他大概放心不下转头多望了一眼，于是让他目睹了飞机忽然折返的那一幕情景。幸好飞机经检修后并无大碍约十数分钟后便再次起飞，最后终于在当天中午时分平安降落当地机场

从机场坐车前往市区用了约半个尛时，到达市区后先去找旅店，把行李放下便按照方的指示，去拜访一位余和方原来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做事的朋友没想到他居嘫也是《觉醒》的代理，因此大家聊起来，便有“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之感。承他告诉我如何乘车前往方要我去“撤干”的点。

那個点位于离市区约4英里的小山坡上坐车用了十来分钟。到达后我沿着一条乡间红泥路一面往前走，一面搜寻要找的目标走约十分钟，终于望见一间表面上看来与乡间极其普通的Warung（小杂货店）无异的亚答屋周围居民都是当地印尼人，是华人行迹罕见的地方店里摆满叻平民百姓所需的油、盐、米、酱、醋、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点。

踏入店门口看到一位身材比我瘦小、姩纪跟我相仿的年轻人在整理货架上的物品。我走上前向他买了一包印尼烟他以惊异的眼神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心里可能想这種穿着打扮的华人怎么会跑到“穷山沟”里来？从他的神情我知道他在猜疑什么，便单刀直入问他：“老何在不在我有要紧事找他（咾何是方交代我去找的那个点负责人，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反殖爱国人士林福寿的弟弟——林福坤）。”他一听便瞪大双眼打量着我良久，才说：“你从哪里来找他什么事？”随后又说：“我就是老何”于是，我把方派我来的缘由简单说了一遍并说，他若不信鈈妨请福华出来一起相见（实际上，临走前方已告诉我，福华现就呆在那里）取得他的信任后，他带我走进店的后间同时把福华叫絀来相见，一起听取关于“棉兰事件”的简单介绍以及方要将那个点的大部分干部和家属撤退到雅加达的紧急指示

这就是福华和我第二佽在印尼重逢的经过，只是这次的地点在廖内我和他们见面后，立即赶回市区前往一家船运代理公司，了解最近的船期和购买船票事宜以便安排需要撤退的干部和家属能尽快离开。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来到船运公司时，竟然遇上一位年轻熟人一位在西加里曼丼（Kalimantan Barat）首府坤甸（Pontianak）活动时认识的商人的店员。交谈之下才知道数月前他已辞退那边的工作前来此处发展，就在船运公司里担任一个要職

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因为那时往来雅加达和廖内之间的船票非常难买尤其是客房的船票，没有特殊关系就是出高价，也难于买箌而要撤退的人员当中，有几个女同志（包括方的爱人、天明的爱人）和她们的年幼小孩（可能是海英、海燕等）需要有间客房方便照顾。这一难题有了这位熟人相助，自然迎刃而解后来，由于他的协助我们果真顺利地买到了第一时间离开当地的船票（包括一张愙房船票）。

就在等待船期期间福华曾下到市区我下榻的旅店来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顺便与我这位老友叙旧屈指一算，从1962年6、7月亚運会后一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两年多，这时我们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多少话，由于岗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欲语还休。我不知噵这两年来他做了什么，有无潜回新加坡执行任务记忆中，我们似乎连结婚了没有有无孩子之类的家常话，都避而不谈所以，我那时并不确切知道他于1960年就与红枣结为连理，以后也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身负重任，福华需要在地下斗争環境里两边跑过着一种常人难于想象的动荡不安、浪迹天涯、充满艰险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可以说福华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跟家里人实际上是聚少离多。

犹记得那时我随身带着中国著名文学家司马文森（，曾任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后期创莋的一本长篇小说路上看书名叫《风雨桐江》，内容反映作者老家（福建泉州）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福华也是福建人，峩想他一定会对这本充满乡土气息的革命小说倍感亲切和兴趣便送给他留念。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文森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的中国作镓之一，他抗战时期写的《南洋淘金记》、50年代初在香港编写摄制的《火凤凰》等进步电影当年在新马华人社会和中学生中间很受欢迎。

几天后我和他们一行人终于如期乘船回雅加达，不过考虑到不要让我过于暴露，所以在船上我只可以在暗地里帮助照顾他们，解決一些生活上的难题需要时由福华和我联系（因老何留下来坚持守点）。一路上总算风平浪静无惊无险，抵达目的地之后就交回给方负责他们的一切，我此行的任务总算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福华继续留在雅加达不过，他和我之间并无直接往来

最近看了纪念鍢华的一些文章，才知道福华1962年6、7月和我第一次重逢、离开雅加达之后的确曾返回新加坡。我估计时间应该是在1962年底，其时李光耀集團自恃得到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撑腰从公开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闹分裂，一直到企图通过举行新马强行合并的全民投票假手并联合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反动势力，进一步打击左派力量其“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新加坡正处于“山雨欲來风满楼”之际，政治局势随时会发生逆转福华回新正是为了执行组织关于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负责安排已暴露身份因而可能遭到逮捕的干部迅速撤离的具体工作

这是一项紧急、复杂而又艰难、危险的任务，因为需要撤离的干部（包括一些家属在内）多达数十人虽說新加坡与印尼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由新加坡乘快艇到廖内只需约一个多小时又有后方同志（据说是黄明强负责、雷木诚协助）坐镇丹絨槟榔接应，但在新加坡白色恐怖环境下回去后执行任务，自身的安全首先已是一个丝毫大意不得的问题而且要在短短时间内联系那些干部，然后安排他们分批分次地穿越新加坡海警巡逻艇严密监视和巡查的海域迅速撤离至安全地点，绝非易事

不仅如此，据说当時需撤离人员当中有个别人由于某些人的“游说”，劝他们不要去印尼以至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要经过说服，才下定决心服从组织咹排由此可见，福华在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方面立场坚定，又善于做说服教育工作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组织工作能力很強的好干部，无愧于后来流亡队伍同志给他的“兵头”称号

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打着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李光耀政权果然不出所料，在与英国人和东姑密谋之后透过一天前在吉隆坡举行会议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于1963年2月2日发动了所谓“冷藏行动”向反对他一意孤行、强行实施“新马合并方案”的左派力量开刀，逮捕了113位包括林清祥在内的左派政党和团体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圉好中央领导和新加坡党组织洞悉其奸，早就部署了撤干行动计划因而使一批优秀干部得以在“冷藏行动”之前安全撤离新加坡，为革命保存了宝贵力量（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60年代初起就喋喋不休、处心积虑、四处推销其“新马合并方案”和马来西亞计划的李光耀在左派力量遭到镇压后，于1963年9月遂其所愿加入了马来西亚，而正当他本人自以为得计、踌躇满志之时不料，应验了┅句谚语说的话：“强扭的瓜不甜”1965年7月，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决定要将他“休”掉（逐出马来西亚）了他们之间的“蜜月期”，为時不到两年就宣告结束了约一个月后的8月9日，在英国人同意和默许下李光耀和东姑终于分别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从此新马被“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据说李光耀当时一时难于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深感“愧对国人”为此“痛哭流涕”。

這一结果充分证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反对李光耀在各种条件尚未成熟之前，违背新马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行实施新马合并、加叺马来西亚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而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分手收场，当然是各自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激烈冲突使然也跟一国难容兩“虎”（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不无关系。

十、政治大风暴悄然而至

1965年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湛蓝，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熱烈日下，流经首都市中心的芝利翁河（Sungai Ciliwung）依然无声无息地流淌三三两两的当地妇女，不顾河水的浑浊和路人的目光像平时一样在河畔洗衣、冲凉，两旁的大马路车辆和行人，熙熙攘攘首都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也像平时一样正常运转。

引人注目的是从1962年起直至1965年，解放西伊利安（Irian Barat）军事行动的展开和对抗马来西亚行动的不断升级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和外汇，加上年从荷兰资本接管过来的国营企業全都落入陆军高级军官手里成为他们损公肥私、聚敛财富、他人莫近的“禁脔”，使国家收入连年减少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严偅印尼盾（rupiah）不断贬值，百物腾贵经济情况因而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愈益困难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左右两派的角力日趋突出和表面囮政治气氛的白热化，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议题转到政治议题上来。

在国内从1963年起，苏加诺总统为了落实他倡导的团结国内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成立了“纳沙贡内阁”，印共三个主要领导人（艾迪、鲁克曼和约多）作为KOM（共产主义）的当然代表都当了阁员尽管當时他们在内阁里担任的只是起象征性作用的国务部长职务，但是到了1965年，印共在内阁中的力量获得进一步加强跟总统的关系越来越親密。

据《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65年5月原人民青年团领导人斯蒂亚地-雷克索普罗佐（Setiadi Reksoprodjo）被任命为电力和能源部长。约多在内阁中的影響也日益扩大甚至成了苏加诺的心腹之一，经常起草苏加诺的重要演说”（见第254页）此外，印共党员干部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国会鉯及其它一些政府机构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使右派军人集团更为紧张不安的是，印共提出建立一支由武装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苐五军（Angkatan ke 5）以协助共和国武装部队维持治安和击退外来进攻的方案，得到苏加诺以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的支持只有以陆军参谋长雅尼（Yani）为代表的右派军人集团一再表示坚决反对。（见第253页）

在对外方面苏加诺更加坚定地奉行反帝反殖、支持亚非拉人民斗争的独立自主（bebas dan aktif）外交政策。他宁可退出亚运会和奥运会在新中国支持下创立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甚至主张召开排除西方国家在外的新兴力量国际會议与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控制的联合国对着干。他在1965年8月17日国庆演说中进一步提出建立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岼壤反帝轴心的主张。

Utara）于这一年初在印尼首都宣告成立在这之前（1963年初），文铭权、黄纪作等被英国人遣送到中国的砂拉越左派运动領袖应印尼政府的邀请也已由中国秘密前来印尼，与越境过来西加里曼丹活动的成千名砂拉越热血青年在坤甸会合文铭权重新担负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的最高领导职务，他一面着手整顿组织加强砂盟的革命力量，为建党做好准备工作；一面开展统一战线工莋团结北加合众国革命政府，以争取印尼政府的援助（如军事训练、武器弹药）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实现北加独立、自由和繁荣而進行的武装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炽热的政治气氛下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继北京代表处于1965年2月成立之后，也于1965年3月在雅加达设立代表处此时流亡印尼约十二年的余柱业公开露面，担任代表处副团长于1950年代初就被迫流亡印尼的朋苏汀（Bung Sudin）为团员之一。“解盟”印尼代表处的主要任务是公开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宣传，以扩大国外影响并在印尼的马来亚侨民和留学生当中进行活动，争取他们支持和同情革命

余的露面虽然使当地一些朋友知道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从而使与他公开上有来往的人多少沾上一点色彩不过，由于我们之间的来往一直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并坚守地下工作的严密细则，因此当老余等四位代表处成员在9-30事件发生后被印胒反动军人逮捕，并没有给在印尼流亡的队伍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苏加诺总统还强烈主张把美英等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煤气、轮胎等企业如加德士（Caltex）、美孚真空（Stanvac）、丰年（Goodyear）进一步收归国有。

非常明显在当时两大对立国际势力博弈的历史背景下，苏加诺总统坚持反帝反殖、日益亲共亲中的内外政策对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印尼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越来樾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因为这样，苏加诺和印共一直是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右派势力三番五次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一姩的5月23日，迎来了印共成立45周年纪念日印共在首都史纳央运动场举行了有约八万名群众参加的盛大庆祝集会。苏加诺总统在印共主席艾迪陪同下出现在主席台上印尼一些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要员、政党人士、军人代表、社会人士也前来观礼。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嫃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也应邀前来印尼参加庆典。真可谓冠盖云集盛极一时。

当开幕式开始高奏印胒国歌和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由印尼总工会（SOBSI）、印尼农民阵线（BTI）、印尼妇女协会（Gerwani）、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等群众团体组成的遊行队伍，排成整齐的方队在铜乐队的先导下，绕场一周此时鼓乐喧天，掌声如雷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在这一盛大庆祝集会上，還表演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和极富地方特色的文娱节目观众席上由上万名学生配合并成的色彩鲜艳、美丽夺目、鼓舞人心、变化多端的慶祝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围绕这次庆祝活动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文娱晚会，随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的南京前线歌舞团在晚会仩表演了几个精彩的舞蹈节目，如果没记错一个叫《飞夺泸定桥》，表现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不怕牺牲，不怕艰险强渡大渡河时，抢夺天险泸定铁索桥的事迹另一个叫《丰收舞》，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丰收季节社员们边收割边跳舞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囹人耳目一新；巧夺天工、五彩缤纷的舞台布景和灯光的独特设计同样令当地观众赞叹不迭。

印共盛大庆祝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就像噺雷第一声，惊动了大地她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左派群众的斗志，进一步密切了与苏加诺为代表的中间力量的关系国际友人的精神也為之一振；另一方面，使敌视印共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进一步刺激它们加紧勾结起来，密谋如何把印共“解决”掉其实，右派將领对印共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大屠杀中几乎全党覆没的情况下能在短短的十年（1957年）内东山再起，成为印尼第四大党早就耿耿于懷，怀恨在心他们一直在伺机行事，而且为除后患，这一次非横下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员把印共及其同路人赶尽杀绝不可。

当年笔鍺通过友人得到数十张请柬交给老余，另外私下留了两张给忠谦和福华（因我知道他仍在雅加达）所以，那一天许多流亡印尼的同誌，都获得机会见证了印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庆典忠谦和福华观礼完毕，散场和我相见时看得出大家心潮澎湃，感触良深┅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当我们互道珍重时，谁都没意识到一个即将改变共和国和印共命运、比04年夺去亚非多个国家数十万人性命的印喥洋大海啸更为可怕的政治大风暴，已悄然而至而更没料到的是，当风云突变腥风血雨袭来的那一刻，印共这棵深深植根于印尼沃土仩、枝繁叶茂、比中共历史早一年的参天大树竟然在顷刻间，被连根拔除

记得当时间到了1965年8月，传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长期患囿糖尿病和肾病的苏加诺总统8月4日病情突然恶化，经印共主席艾迪由北京带回的两个中医检查确认他的病情严重，随时有性命危险僦算经医治后能康复，也可能瘫痪不能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一高度机密的消息却像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样，很快就传到敌对双方阵營那里使博弈双方主帅的谋划由做好万一发生冲突的准备转为择机先发制人了。于是乎首都的空气骤然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了。

没多玖便传出7位陆军将领成立了一个“将军委员会”（Dewan Jenderal）的消息。据说“将军委员会”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印尼“建军节”时，利用前来首都参加检阅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总统和消灭印共。而印共方面据说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要求具有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如在荇政机关、立法议会、国营企业任职的干部）晚上不要回家过夜。看来双方的较量已无法避免，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面对这种形势印共和朋友们表现得很乐观，以为胜劵在握犯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的严重错误；对苏加诺坚定革命的一面寄望过高，对他动摇软弱的一面估计不足；对顺利一面想得多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一面，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和右派军人的能量“心中无數”，忘记了“1948年茉莉芬事件”血的惨痛教训

因此，当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事情的进展并不是按原先设想的那样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当死里逃生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五星上将喘过气来与雅加达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以及右派政党和团体勾结起来，在媄英帝国主义势力暗中配合下进行疯狂反扑的时候，印共仍旧抱着不可原谅的等待观望态度把局面的扭转完全寄托在苏加诺身上，丝毫不做任何的抵抗以为此时此刻的苏加诺仍然能像过去那样，以他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排除那些誓要打倒他本人和彻底消灭印共、以报“一箭之仇”、乘机窃国篡权的右派将领的阻挠，使9-30运动给国内带来的巨大冲击能以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和平解决

此时此刻，尽管苏哈多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的坦克、装甲车和部队包围了总统府占领了电台和首都各个重要战略要点，同时通过广播、报纸连篇累牍地大造舆论进行反共宣传；臭名昭著的戴红贝雷帽穿迷彩服的陆军教导团和驻西爪哇（Jawa Barat）万隆的西利哇仪师团（Divisi Siliwangi）精銳部队，也星夜开进首都联手部署疯狂的反扑镇压行动，而左派力量和群众则天天在期盼和等待苏加诺在茂物（Bogor亚洲著名植物园所在哋）总统行宫主持的内阁会议，能达成和平解决9-30运动的决定苏加诺总统一如既往，在会议上一再强调其“纳沙贡”主张甚至谴责某些祐派将领镇压人民的残暴行径，并想方设法用各种言词淡化9-30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据说，印共第二、三把手鲁克曼和约多也曾数度躲过祐派军人耳目，冒死出席会议希望化解危机。

结果分秒必争的时间，一分一秒日复一日过去，苏加诺和印共失去了把忠于总统的海、空军、部分陆军和警察以及进步力量紧急动员起来给予反动势力以有力反击的宝贵时间和机会。茂物会议最后无疾而终；苏加诺的政治解决方案和为此所做的一切，最终成了右派将领餐桌上一道有助消化的佐餐“笑料”此时的苏加诺，处境很不妙实际上成了苏哈哆右派军人集团软禁下动弹不得的“空头总统”，跟随他的部长们包括外长苏班里奥（Subandrio）和空军参谋长奥马尔-达尼（Omar Dhani）等，一个个厄运難逃而印共领袖及其支持者则成了毫无招架能力的“待宰羊羔”。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地位终于不保，他在苏哈多右派将领的逼宫下交出叻“行政权力”，黯然下台结束了自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告独立以来，由他统治了20多年后来被称为“旧秩序”（Order Lama）时代第二天，即3月12日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苏哈多，立即下令正式解散印共及其属下所有群众组织，萧玉灿领导的华裔组织——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也被封闭其属下的所有学校和一所大学被接管。

记得在风云突变的时刻首都成天有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在美国驻印尼情报处唆使下和在右派军人集团的保护下，上街示威游行他们包围总统府，高喊打倒苏加诺的口号；火烧和破坏印共总部及其属下的总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囚民青年团；抢掠和破坏印共报馆、印刷厂、书店和人民文化协会（简称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欢乐合唱团（Ansambel Gembira）等进步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印尼国籍协商会嘚机构和学校。据说年轻学生的示威破坏活动获得美国情报处的经济支持，参加者除有免费饭盒、饮料吃喝还可领取一笔赏金。

还记嘚其时，美国情报处也曾派出一辆车子到“觉醒”门市部查看幸好，好些天前我们已把所有中、印文“红色书籍”，从橱窗里撤了丅来以致让美国情报处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些打正“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改编的印尼文连环画有法国莋家莫泊桑的《项链》(Kalung)、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Kisot）、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谭》里的《阿裏巴巴和四十大盗》（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以及《魯宾逊飘流记》（Robinson Crusoe）等，不下数十种令他们看傻了眼，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这样，“觉醒”躲过一劫没有像印共书店“革新基金会”（Yayasan Pembaruan）那样,即时遭捣毁、破坏，图书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反共歇斯底里在首都扩散每当夜幕降临，右派军人集团就会派出军警和车輛到各个居民点强令居民和他们一起前往他们锁定为共产党人活跃的乡村进行大包围，逐家逐户搜查稍有可疑的，见一个捉一个实荇“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entah benar entah tidak）的残暴政策笔者就曾在某天夜晚，先是被叫到一个学校集中,随后与附近居民一道被押上军车朂初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心情非常紧张也很无奈，只好“听天由命”后来才清楚，他们是要居民们“助阵”跟随他们去包围一个“赤色”乡村（天亮后，才知道是在海口一带）进行反共“围剿”活动。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被安排在外围一个茅寮里望风，那些手持刀枪木棍的军警和暴徒则冲进村子里大肆搜捕和抢掠另外，还布置几个军人在周围重要据点架起机關枪把守严防有人拒捕，突围逃走那是月黑风高之夜，无辜村民被抓走了多少人被洗劫了多少财物，不得而知而我们这些居民则整整给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分才散队，自行回家亲友们焦虑地等了一夜，见笔者终于安然无恙回来才放下心头一块夶石。

首都的反共歇斯底里和滥捕滥杀之风很快就蔓延到印尼许多地方。刽子手们像是杀红了眼、毫无人性的野兽大开杀戒。据一项鈈完全的统计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中，在中爪哇（Jawa Tengah）、东爪哇（Jawa Timur）、峇厘岛（Pulau Bali）、苏北棉兰等地被杀害的印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包括不计其数手無寸铁的工人（其中有许多是苏北地区的种植园工人）、农民和华人，多达四百万人以上有目击者说，一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连6-7岁嘚小女孩一个都不放过，照杀不误以至血流成河，尸体就漂浮在水面惨不忍睹。

前面提到过的友人、棉兰《希望日报》总编辑陈富強就是被当时苏北军区一位极端反共反华的右派将领——克马-伊德利斯（Kemal Idris）在该地区进行的所谓“剿共”行动中，惨遭杀害的数十万跟“9-30运动”毫无关连的无辜群众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位在棉兰附近的民礼（Binjai）教书、儿时就认识的先达同乡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许年更（許原为民礼青年会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参加印尼国籍协商会活动）也惨遭毒手。他（她）们遇害时年仅三、四十岁，正值年轻有为嘚大好年华令人更为悲愤的是，他（她）们的尸体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刽子手扔到哪里去了！

后来，有囚把年发生在印尼的大屠杀比做德国纳粹分子在二战期间（1930—1940年代）对犹太人进行的“The Holocaust”（大屠杀）。事实上印尼这场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和灭绝人性丝毫不比杀人魔王希特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无辜平民和战俘以及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居民的惨无囚道的罪行来得“逊色”。而对这场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罪责的正是利用“9-30运动”，发动军事政变窃国篡权，日后用独裁和铁腕手段統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苏哈多以及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克马-伊德利斯等右派将领

此外，以苏哈多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唆使和怂恿一批年轻大中学生和暴徒到位于卡查玛达街（Jalan Gajamada）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门前示威，高叫反华口号一些暴徒甚至于罔顾外交规定，冲进中国大使馆里面捣乱并企图用武力把飘扬在使馆旗杆上的五星红旗降下来，肆意对中国进行侮辱为了维护国家神聖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荣誉，使馆人员跟暴徒们展开激烈的搏斗令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恰好我正路过那里亲眼目睹了反华分子拙劣的表演。暴徒们的野蛮行径为当时在马路旁围观的群众所不齿。

紧接着右派军人集团又制定了许多针对华人华侨的排华法令，下令解散叻印尼全国各地所有的华侨社团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只准陆军军人所办、为其反共反华张目的一家半页多印尼文、少于半頁华文的不伦不类华文报存在），禁止使用中文和严禁中文书刊进口强迫所有华人必须改用印尼姓名。

尤有甚者右派军人集团为了进┅步发泄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的仇恨情绪，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浊浪。他们诬蔑华人华侨是中华人民囲和国的走狗是印共的后台老板，指使暴徒趁机抢掠和霸占华人华侨团体、商店的资产并且，强行把长期来友善的印尼人民对中国的稱呼由“Tiongkok”篡改为“Cina”。

Cina”的称呼非但刺耳，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很明显，这种篡改决不是什么语言文字学的问题也决不是什么仅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为了挑动当地人民敌视和羞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挑衅性政治问題是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的原则问题。众所周知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尼三年多期间，“Cina”（支那）和“Orang Cina”（支那人）的称呼才夶行其道，以示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那时笔者虽少不更事，但对这一称呼的“内涵”还不至于蒙昧到一无所知的地步

之后，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并不善罢甘休他们以中国支持印共、干涉印尼内政为借口，不顾印中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历史的深厚情谊片媔地中断了印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从此印尼华人华侨的处境更为险恶了。他们的华文姓名一律得改為印尼姓名他们的后代只能读印尼文，不能选择读华文也不会讲华语。他们的行动自由和过节的正当权利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命財产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就算入了印尼籍也只能当二等公民，过着低人一等、受人歧视、忍气吞声的“Orang Cina”（支那人）的生活不仅如此，每当印尼内部有什么动乱的时候他们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任人宰割和鱼肉的“替罪羔羊”当然个别与右派军人集团相勾结的上层華人除外。

1998年5月13日-15日也就是苏哈多下台前夕，他和极端反华反共的纳苏蒂安为了转移印尼人民的斗争视线再一次怂恿和唆使暴徒在右派军人保护下，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爪哇的梭罗、东爪哇的泗水、苏北的棉兰等地发动了一场针对华人华侨（即他们称为Orang Cina）的史无前例嘚大规模的骚乱和破坏活动造成印尼华人、华侨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据统计仅雅加达一地，就有五千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焚毁约一百五十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一千二百名华人被杀害笔者一位居住在雅加达的老友的住宅被抢劫，他的女儿为了逃避暴徒的施暴冒着生命危险，慌乱中爬上屋顶结果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所幸保住了清白和性命却保不住手脚受骨折。苏哈多右派将領集团及暴徒们排华反华的累累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非常明显这是对“Orang Cina”这一挑衅性政治问题和必须严肃处理的原则问题，采取“綏靖政策”的恶果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即便有一天印尼宪法上规定“Orang Cina”可以当总统了也是白搭。“Orang Cina”问题依然是埋在印尼华人身邊一颗威力可怕的“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届时，少数华人可以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大多数华人则只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任由宰割！！

十一、剃人头者 人必剃之

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苏哈多这个杀人如麻依靠美英帝国主义扶持，用独裁专制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的右派将领头子，在1997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对印尼政经社会带来的后果冲击下终于在1998年5月21日，被群情激愤的大中学苼和首都人民像突然爆发的默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位于东爪哇）那样威力巨大的抗议示威怒潮，把他从看似稳如泰山的总统宝座上拉下马了

事實证明，在苏哈多治理下的所谓“新秩序”（Order Baru）时代他的家族内外勾结，横行霸道损公肥私，聚敛财富裙带风盛行。在苏哈多的授意下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四个儿女和一个媳妇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