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夜间飞行的飞行员。摄影| 贲道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子倩

　　本文首发于2014年11月10日总第683期《中国新闻周刊》

　　套上抗荷服，汤峥逐一检视身上的装备，走进机库，进行飞行前的地勤检查，从燃油、氧气到加挂的武器、吊舱。虽是一次例行的夜航对抗训练，但这位空军一级飞行员不敢放过起飞前的任何细节。

　　一个小时后，凌晨零点。

　　“拐八三，可以起飞。”耳机里传来塔台的命令。783是汤峥的编号。

　　“明白。”汤峥的川味普通话短促有力。

　　他猛地一推油门杆，战机迅速启动，只需6秒，速度便从零破百，跑道边两排醒目的跑道灯刹那间退到身后，滑跑二百多米后，战机轻轻一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冲入夜空。

　　汤峥的“坐骑”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歼-10。他所在空军某飞行团是距北京最近的歼-10部队，负责首都的空防安全。

　　生于1981的汤峥已入伍14年。在他所在的团队中，80后飞行员超过半数。不仅如此，除了一名副团长和一名参谋长，包括团长在内的大部分领导岗位也都由80后飞行员担当。

　　就在两个月前，该团在空军2014年“金头盔”比武中荣获团队第一。汤峥在个人对抗中仅以一分之差，与“金头盔”失之交臂，获得第二名。“金头盔”比武代表着中国空军对抗空战训练的最高水平，个人夺得“金头盔”，是空军歼击机飞行员职业生涯的至高荣誉。

　　参加今年“金头盔”比武的170名歼击机飞行员，大部分是80后飞行员。正准备接班的，则是正在成长中的90后飞行学员。

　　作为21世纪后跨进战斗机舱位的新一代飞行员，这些80后和90后们，正在试图打破外界对飞行员的神秘感和刻板印象：他们拒绝与时代隔绝，尝试与社会互动；他们反感空洞的口号，更喜欢务实；他们善于钻研，不迷信权威。这股高调而“自我”的新势力，也正在成为新时期中国空军改革转型的新基因。

在雨夜准备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们。摄影| 贲道春

　　“胖子”与“虎子”

　　80后的汤峥，体重上也是个“80后”，一米七的个子，重85公斤。减肥，成了他平日最为急迫的任务。

　　起飞前，汤峥穿上了护腰。每飞一个架次，因为对抗中机动动作激烈，有时得承受8至9个g的载荷（g，重力加速度，一个g的载荷相当于自己的体重）。换句话说，每飞一个架次，身体得承受多次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挤压。他一天要飞四个架次。

　　由于长期大载荷飞行训练，以及他的“80后体重”，汤峥得了与年龄不符的腰肌劳损。现在，他连洗碗这样的家务都戒了。“洗碗哈腰时间稍长点儿，就有些直不起腰。”他下意识地双手叉向腰间，“这也算飞行员的职业病吧。”

　　汤峥是重庆人，从小喜欢军事，中学时常买些军事杂志，对战斗机格外着迷。招飞之前，他的高考目标是沈阳建筑学院，他爱绘画，觉得成为画家远比当飞行员靠谱。邻居一位大哥曾参加招飞，据说从转椅上下来后，“吐得稀里哗啦”。这勾起了汤峥“试试”的欲望。

　　这也是新一代空军飞行员的特点之一。“多数80后飞行员，都不是冲着飞行员的待遇来的，而是对战斗机、对当空军，有一定向往。”汤峥说。

　　中国空军的代际更迭，也从80后一代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服输，有闯劲，学习能力强，善于攻克技术难题，一专多能，汤峥所在团里的一套飞行电子系统就是80后飞行员自己开发的。“为了战斗力不能怕伤面子。”一位飞行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汤峥略感意外的是，他亲自坐到转椅上后，没感受到想象中的不适。体检人员故意和他聊天，检查他的反应，他还能开玩笑。

　　经过初检、复检和定检，2000年，汤峥顺利考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现更名为空军航空大学），成为第42期学员。

　　当艰苦的训练开始，汤峥才意识到，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体能训练近乎疯狂。每天早上出操都要在规定时间分别跑完300米、600米、900米；转悬梯、固滚轮，一直转到吐；文化课后，还要跑上一万米。有时候他们会恍惚：我来当飞行员的，还是来当田径运动员的？

　　汤峥的强项是固滚轮。训练要求1分钟内转够40圈，但汤峥只用38秒就能完成。“当时我才130多斤。”他腼腆地笑。如今，他的体重不可避免地使他获得了“胖子”的绰号。

　　汤峥现在的战友徐虎，当年同为42期飞行学员。徐虎与汤峥不同，最初选择当飞行员，并不了解这个职业。不过，进入航空大学后，他的特长很快得以展现。他是班里体能训练中的“疯子”，不论短跑还是长跑，都能轻松完成。特别是百米测试，他的最快成绩是11秒34，超过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起跑反应时间全队最短。

　　同为80后飞行员，汤峥与徐虎也有很大不同。汤峥老成持重，遇事冷静，喜欢思考，擅长研究战术战法；徐虎天生一副飞行员的身板，勇猛过人，机敏果敢，善于出奇制胜，好抖机灵。

　　徐虎的机灵劲儿有时也用在别处。他曾与班长公开打赌：单手做俯卧撑，多者获胜，赌注是为全班学员每人买一瓶饮料。体能“疯子”毫无争议地赢了。

　　他最津津乐道的还有，当年常在课上偷看金庸小说。这是违反校规的。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他把小说按章节撕下来，每次只在兜里揣一章，万一被发现没收，“损失很小，剩下的还能接着看”。皮肤黝黑的徐虎挤了下眼，一脸坏笑。有时虎气十足，偶尔虎了吧唧，“虎子”的外号从军校一直被叫到了部队。

　　2014年10月，在空军航空大学进行的中国空军第二届学员周中，外国学员体验模拟飞行。摄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廖强

　　战斗机飞行员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仅一个起落，就包含300多个动作。飞行员需掌握飞行原理、雷达、电抗、武器等多项专业知识，并始终保持较高的身体素质。因此，从进入航空大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开始面对极残酷的淘汰制度。

　　从体能，到文化课，再到定期体检，最后到飞行筛选，综合淘汰率超过60%。“淘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贯穿于四年始末。”航空大学2011级清华班队干部张伟岸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有可能昨天顺利通过体检，第二天就在筛选飞行后被淘汰了。”以2013年7月的筛选为例，402名大二飞行学员中，有80名遭停飞，淘汰率接近20%。

　　即便从航空大学顺利毕业，到了飞行基地，考试与淘汰也随时可能发生。汤峥从二代机改装三代机时，仅16开大小的航理教材就有三大本，近1500页，更要命的是，还有一本需要从头背到尾的108页的知识手册。每周考试，95分及格，不及格就要淘汰。最终能够成功改装第三代歼击机的，已是80后飞行员精英中的精英。

　　大学毕业后，汤峥几乎飞过所有国产机型。最先飞的是歼教-5，之后又被调往另一个空军基地飞歼教-6。本来可以留校任教，无奈打球时弄伤了手，错过了夜航考核和实弹考核，于是被调至第三个空军基地开始飞歼七。他的第四站是八一飞行表演队。可他只是一名“板凳”队员，三年时间里，他一场表演都没飞过。

　　当时，国产战斗机歼-10已经列装部队。汤峥说，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飞歼-10，我一定能证明自己是最棒的。

　　机会终于来了。2009年，他被调至现在的部队。一听说这里能飞歼-10，汤峥两眼放光。从二代机升级到三代，犹如黑白屏手机直接换成了触屏的智能机，“谁都愿意飞最好的飞机”。

　　为了成为最棒的，一些爱好因此被搁置下来。汤峥喜欢画画，能在橄榄核上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花卉，爱玩网游，爱看国外大片，喜欢模仿外国空战片中的动作。

　　在这里，他与大学同学徐虎重逢。这里也是徐虎的第三站。从西北戈壁，到南下中原，徐虎仍然保持着他大学时期的“虎里虎气”，逢人便笑，笑容里充满了调皮。

　　对于权威与传统，徐虎仍保持着一股戏谑的反抗。他不喜欢说那些“高大上”的话，更喜欢服从“有理有据”的命令，对“挑战极限”有种按捺不住的渴望。“不论我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让我挑战最好的飞机。”徐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是部队有名的“荷载王”。做过载测试时，他问工作人员：“这机器能测的最大荷载是多少？”

　　“8个g合格，最高可以体验9个g。”

　　“给我来9个。”徐虎的“虎气”出来了。

　　离心机启动后，徐虎一把将拉杆爆到底。

　　正常人猛然遭遇大荷载时，会出现四五秒黑视。不过徐虎对此无所谓。一次飞行训练，他为甩开对手，猛地做了一个大角度机动，坐在前舱的飞行员在耳机里喊，“虎子，我黑视了，你怎么样？”“我没事，继续！”

　　但做测试时，他没有得逞。几秒钟后，工作人员冲了进来，一下关停了机器：“你赶紧下来，照你这个拉法，我们的机器都让你弄坏了。”

　　汤峥与徐虎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首都空域安全。值班时，需全副武装在塔台上24小时待命。每当报警铃声响起，警报灯闪烁，便要在最短时间内驾机升空。“值班高度紧张，回家后楼下电动车报警器一响，都会腾地站起来。”汤峥说。

　　有时，其实雷达上出现的不明空情是带着金属环的鸟群，战机升空后目标已经消失。有一次，汤峥驾机升空，按雷达指示搜索不明飞行物，最后发现只是商家促销的热气球，上面还印着一只硕大的灰太狼。

　　“虎子”虽然表面调皮，真正的飞行却一次也没马虎过。

　　一次例行训练中，徐虎与战友准备编队起飞。飞机加速滑跑，刚要扬起机头，徐虎发现右侧警告灯突然闪烁。大学时最短百米起跑的反应速度此时派上了用场，徐虎立即收了油门，安全脱离跑道。

　　慢车滑至停机位后，他感觉到战斗机在发抖，忙问赶来的机务：“为什么摇晃飞机？”“我没动啊。”机务回答。徐虎走到尾部，看到机油正顺着喷口流下来。他赶紧报告值班师长。战斗机发生险情，在部队可是天大的事。

　　事后检查发现，应是发动机里一个极小的轴承齿轮在起飞滑行时被打碎了。经过推算，如果徐虎的反应时间再长一些，两秒钟后，战斗机就会升空，那时，它将遭遇发动机空中停车，而机场外面就是居民区，后果不可想象。

　　“反应快不是吹的，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徐虎说，这也来自平时严格的流程训练。

　　徐虎因此荣立空军一等功。三个月后，妻子才从邻居口中得知立功一事，问他：“到底因为啥事啊？”

　　“就收了下油门。”徐虎轻描淡写地回答，东北口音里透着二人转的喜感。妻子后来还是在家属区的宣传栏上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中外学员4米高墙上合影。摄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廖强

　　“逃跑？以后还咋在这行‘混’，跟他拼了”

　　10月17日，一场“金头盔”反思总结会在团会议室里召开。

　　与想象的正襟危坐的军队会议不同，飞行员们围在一个白板周围，有的坐着，有的依着窗子，还有的背着手站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争论起来。

　　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月前的“金头盔”比武。在2014年的“金头盔”比武中，汤峥所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团队打败了全空军知名的王牌飞行团，取得团体第一，荣获“空战优胜单位”称号。

　　汤峥负责将此次空战比武中出现的问题逐一列在黑板上。

　　二大队长先开腔：“如何防范违规，提高飞行员安全意识，把这个写上。”

　　汤峥转过头：“是这个意思，但你这是套话啊。咱们最好来点‘干货’。”

　　在许多人看来，“金头盔”自由空战，与80后空军飞行员天然切合：自主、个性、创新、荣誉。这也正是80后一代人的气质。

　　汤铮的感觉更加直观。此前，飞行员训练大多中规中矩，只是按要求训练大纲上规定的科目。汤峥原来驾机一般只会盯着仪表，状态把握不准就找参照物。“金头盔”诞生后，“操作飞行用的是心。”汤峥说。

　　最明显的是战术选择。年轻人倾向于主动进攻，直拿3分；而年长的飞行员则强调，立足防守，伺机拿分。双机配合，老同志坚持两机保持15公里距离，便于相互支援，以汤峥为代表的80后则建议距离拉到20公里，前机诱敌，后机攻击。

　　“战术上没有谁对谁错，你跟团长争个脸红脖子粗反而说明你有想法。”徐虎说，“但飞行员这个工作，最能体现飞行员的个性。有的人就适合进攻，有的人就擅长防守。飞时间长了，战斗机就有了飞行员的思想。”

　　今年的“金头盔”比武，汤峥是第一次正式参赛。决战中，他的对手是第一届“金头盔”获得者，驾驶苏-30战斗机，无论个人经验还是装备性能，他预先判断，都优于他。

　　本来，汤峥制定的是“逃跑”战术：进入“敌”机打击范围后，先回转诱敌，再伺机偷袭，力争首发命中。可机舱盖刚一关上，他就改了主意。“要是逃跑了，以后还咋在这行‘混’，跟他拼了。”

　　起飞后，汤峥一直与对方缠斗，试图趁机咬其尾后，可苏-30盘旋半径短，难以得逞。在相距15公里时，汤峥做了一个90度机动，从高处俯冲，和对方打了一个对头，他打出一弹命中，但对手打出的两弹命中。第二次对头时，两人都未击中对方。以一分之差，汤峥成为第二名，被评为“空战优秀飞行员”。

　　他的对手南空某团副团长颜锋事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只有一分之差，但赢得也不轻松，这样的对手值得尊敬。”

　　特级飞行员、副团长张剑武是会议室里唯一的70后。他在不大的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子，似乎憋了一肚子话。

　　在“金头盔”团体比武中，他与汤峥搭档，代表部队上阵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他们输了，讨论第二场战术时，有人建议模仿其他团，争取首攻命中，先拿3分，然后“逃跑”。但大家都不接受这种战术，“这样赢了，也不光彩”。最终，张、汤组合，采取的仍是连续进攻战术，最终赢下比赛，获得团体第一。

　　但张剑武认为分数并不重要。

　　“应该努力提高评估系统的效率和权威。”他边踱步边发言，“评估规则和系统，应该更加贴近实战，更加科学、客观、准确。比武目的主要是让飞行员发现不足，总是盯着那一两分，没啥意思。”

　　汤峥也提了自己的意见：“可以考虑把‘回合制’改为‘击落制’，第一回合都中弹了，还怎么打第二回合？”

　　会议的气氛远比内容轻松。飞行员们随便出入走动，时不时说两句笑话，互相开开玩笑。从早上一直开到中午，白板上已经写满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34岁的团长张昊，也是80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反思会的另一个目的，是对一年来的飞行训练得失进行检讨式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问题，以便指导和改进下一步的训练。比如，为了使战机性能最大化，团里专门请来飞机、火控设计专家，指导飞行员空战训练，开发出一些不为常人注意的作战性能，再经过研究和飞行实验，最终形成一系列既符合个人空战风格又兼顾团队战术协同的战术方案。

　　他认为，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正是80后一代飞行员的特质。他们团队的80后飞行员，订阅了国外全英文飞行杂志，时刻关注着国外空军的变化。

　　而这一代人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制度环境，更开放的训练平台。正如“金头盔”比武。“它就像NBA一样，只要建立起公平客观的竞赛机制，高手就会源源不断涌现。”张昊说。

　　外国学员演示自己国家的持手枪动作。摄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廖强

　　2014年10月19日，长春空军航空大学。中国空军第二届国际学员周正式开幕。参加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国内外90后飞行学员。70名中外学员混编成一个模拟学员队，在一周时间里同吃同住，自主管理。

　　20岁的郭明震是模拟学员队队长。初中时就到新加坡做过国际交换生的他，更容易与国际学员打成一片。他是2012年入学的第54期学员。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比民航招飞录取分数线高出一百多分。“所以觉得没有挑战。”郭明震说，他曾算过，若当民航飞行员，40岁前可以身家千万，但“天天平着飞，哪有战斗机刺激”。

　　在来自大连的53期学员王潇雨眼中，90后飞行学员的动机更单纯，不为待遇，不为面子，选择空军仅仅由于爱好。“我就是喜欢脱离地面，享受在六自由度中的感觉。”他说。

　　这种变化在空军航空大学招生数据中得到佐证。以2012年为例，报考航空大学的优质生源数量比上一年增加近万人，高考平均成绩比上一年提高17分，一本线比例高达73%。因此，2013年，经教育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航空大学招生录取划线由二类本科调整为一类本科。“近几年的学生，文化基础课摸底成绩、心理品质测评成绩也明显逐渐提高。”张伟岸说。

　　为了进一步贴近空军建设需要，也为了加强飞行学员的文化和专业理论水平，2011年起，航空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从当年入学的800多名学员中，筛选出32人，赴清华学习三年，第四年返校，毕业时颁发两个大学的学历和学位证书。

　　王潇雨就是其中之一。在清华，王潇雨们要像在军校一样早上准时起床、出操、查内务，晚上定时熄灯就寝。每周上三节体育课，每节长达2小时，按训练计划，每周单日练体能操，双日练军事操。与在本校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清华不用穿军装，不需列队去上课。

　　因兴趣而做的选择，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90后飞行学员凡事喜欢刨根问底。

　　体验飞行前，教员告诉郭明震：做横滚动作时要蹬一下舵。

　　“为什么呢？”郭明震问。

　　教员愣住了，半天才回答：“我师傅就是这么教我的。你回去问问航理教员。”

　　飞行教官张凡生于1989年，与多数学员只相差四五岁，但他觉得已是两代人。“他们更有想法，也更勇于表达。”

　　每次上机前，都有学员和张凡商量：在规定动作之外，能否提前学习体验一两个新动作。在张凡那代人学习飞行时，这完全不能想象，“教官说啥就是啥”。不过，只要学员身体和技术条件允许，张凡如今也会尽力满足。

　　郭明震把自己这代飞行学员特点归结为，动脑子，不死板，爱耍点“小聪明”。

　　学校规定不能用电子产品，初衷是防止泄密。学员们变通地问：那用不能上网的平板电脑可以吗？学校规定：禁止使用3G手机。当场就有学员提出：“那用4G的。”校方哭笑不得，只得将禁止规定改写为“禁止用3G及以上手机”。

　　一次扫雪任务，原本扫雪的步骤是先用木板扫开，再拿推雪板清理，但郭明震把程序颠倒了一下，发现既省时又省力。“为什么不变通呢？目的不就是把雪扫干净吗？”

　　然而，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80后的“自我”有时尚可调和，90后“爱谁谁”的劲头有时的确让学校老师有些无所适从。

　　在一场媒体活动中，王潇雨被安排发言。听了前面几名学员的发言，他觉得与自己的讲稿内容有些重复，便自作主张，放弃审定的发言稿，即兴演讲了10分钟。

　　在军队，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举动，王潇雨却若无其事。“我讲的都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真实故事，充满正能量。”

　　另一次公开活动，清华班与本部学员交流经验。一名本部学员问：“你们在清华上课会睡觉吗？”有的清华班学员回答“不会”。活动主持人王潇雨抄起话筒：“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在课上的睡眠质量很好。”800名学员笑成一片。王潇雨特意扫了一眼观众席第一排。“所有领导的脸瞬间全黑了。”

　　但90后有90后的处世智慧。

　　一位外国学员向模拟学员队队长郭明震提出：不想打扫宿舍卫生，觉得没有受到尊重。郭明震干脆利落地回答：“Order is the first。（服从命令是第一位）。”

　　这位学员打扫了卫生后，郭明震当晚就将一面象征先进的流动红旗挂在了他的宿舍门口。外籍学员喜出望外，打扫卫生成为他剩余几天里最积极的工作。

　　郭明震的区队长是一名加拿大学员，看到郭明震每天疲于奔命的样子，好奇地问：“郭，为什么你的命令来自那么多人，你不烦恼吗？”“不过你的命令只会来自我一个人，你保证完成即可。”郭明震笑笑回答。

　　不过，数天之后，中方的90后们也有了危机感。同龄的外军学员聪明活跃，知识更为渊博，专业素养毫不逊色，有的居然能说地道中文。郭明震用中文喊“稍息、立正”等口令。仅一次之后，国际学员们就都正确理解掌握了。另一位中国学员代琪则发现了视野上的差距。“我们的关注点仍局限在飞行领域，比如我，连奥巴马连任我都不知道。”他自责道。

　　但在外籍学员眼中，中国学员敬业、刻苦、守纪，有担当精神。“这改变了我对中国空军的印象。”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学员丹尼尔·克鲁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信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