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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齐下”打造良好投资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综述投资审批改革篇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题：“三管齐下”打造良好投资环境——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综述投资审批改革篇
　　今年1至4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特别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6.9%，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增速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投资领域的稳中向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我国在投资审批制度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
　　记者5月份随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组采访了解到，各地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投资建设领域审批多、评估多、收费高、耗时长等突出问题，减审批、强监管、优服务“三管齐下”，营造更好投资环境，努力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放：减审批增活力
　　今年3月，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投资2亿多元建设一处码头项目。公司总经理刘永兆说，项目五月中旬已经完成核准，从申请到核准用了大概两个月。如果放在2012年，建设这样一个码头，光审批可能就要一两年时间。
　　同样是在辽宁，投资超100亿元的抚顺清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受理到核准仅用了12天。
　　国办第二督查组来到辽宁。面对督查组关于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询问，辽宁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说，不仅要将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更要转变观念。“管理部门要把企业的项目看作自己的项目，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怎么能简化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就怎么做。”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大幅减少投资领域审批事项，着力解决“审批多”的问题：
　　——减核准。2013年、2014年、2016年，连续3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90%。
　　——减前置。推动取消下放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改革前涉及15个部门的50项核准前置条件，率先取消了银行贷款承诺等18项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其他32项前置审批条件只保留规划选址、用地预审2项。
　　——减报建。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将投资项目报告核准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之后、开工建设之前涉及15个部门的报建审批事项由65项减至42项，推动项目前期工作提速。
　　减审批、增效率，各地也出了不少“实招”。去年，湖北全面组织开展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清理规范，精简投资项目准入阶段的相关手续。今年，湖北还准备再下放市州8项投资项目核准权限。
　　北京在城市副中心开展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投资审批改革试点，将北京城市副中心道路、停车设施、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纳入试点范围，围绕精简审批和中介服务事项、下放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和环节、实行告知承诺制等推出多项细化改革措施，促进投资项目尽快落地。
　　福建宁德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学良告诉记者，前几年，港口项目报批需要提交的材料多达几十项，现在前置审批和报建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审批手续材料大大简化。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审批范围大幅缩小和权限大幅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不断加速，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管：严约束强监管
　　简政不是减责，放权不能放任。在推动投资领域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效率的同时，同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力求从项目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竣工验收，实现全链条的监管。
　　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建成运行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项目开工前依法依规需要办理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以及规划许可等一系列手续都通过在线监管平台办理，并依托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指导并服务项目单位及时办理项目开工前的各项手续，保证程序合法、手续齐全，确保项目按规定建设实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面向社会，所有投资项目都要网上申请审批，这仅是监管审批的手续，还是监管开工施工的情况？”“这个项目开工了吗？报批手续是不是完备？”“这个项目开工在建了吗？拿到批复以后的开工状态有没有记录？”
　　国办第四督查组一行近日前往福建省发改委，对当地“放管服”改革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实地督查，督查组成员在现场轮番提问。
　　“投资项目审批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从申报到建成验收，都要按规定办理手续，规范有序实施。”面对督查组的询问，现场福建省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福建省加快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已经完成全省829个部门、1287个项目目录、5663项审批事项的梳理，初步形成覆盖全省的投资项目在线办理、纵横联动、协同服务和依法监管网络。”
　　国办第六督查组工作人员在山东济宁市泗水县了解到，由县发改局等部门参加的泗水县督查考核委员会对停建、缓建重点产业项目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对照投资协议分别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倒排工期，以有效盘活企业闲置、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该放的放到底，利于企业便捷高效；该管的要管住管好，这个环节是目前工作的重点。”山东济宁市发改委主任贺永红说。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说，一方面构建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明确了各级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建立监管联动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异常信用记录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约束惩戒机制，明确了加强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同时依托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动提高投资监管法制化、科学化水平，着力解决“监管弱”问题。
　　服：搭平台增服务
　　“以前审批报件比较懵，常常不知道卡在哪里。现在有APP，审批进度一目了然，原来3个人干的事，现在1个人就可以干完。”近日，国办第三督查组在哈尔滨举行的一场恳谈会上，方正县中宇瑞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雪峰现场演示了“龙江投资项目”APP。“‘放管服’改革后，办理投资审批既省钱又省事。”张雪峰说。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简政放权有没有效果，不能只看数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关键要看群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程序更明白、手续更简单、沟通更顺畅。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同步推进投资审批规范化、标准化，着力解决“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阳光审批。将所有投资审批事项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制定发布工作规则、办事指南，公开受理情况、办理过程、审批结果，在阳光审批、网上办理、主动服务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广西开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阳光下”审批服务，广泛推行审批预约、网上审批、加班延时等审批新模式，主动上门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
　　——并联审批。对确需保留在项目开工前完成的审批事项，与项目核准实行并联办理；对于在同一阶段同一部门实施多个审批事项予以整合，“一次受理、一并办理”。
　　江苏全面推进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将涉及投资建设领域的66个审批事项，按流程分为前期核准、土地出让、规划设计、工程施工、竣工验收5个环节，分别明确每个环节的牵头部门，审批时间压缩在50天之内，最长不超过70天。
　　“企业怕的不是审批，而是只能一项一项办，时间成本太高。”国办第二督查组成员、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制度法规处处长王国伟说，“投资项目新型核准制度的核心，就是对一个项目的各项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每个部门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审批，大大提升效率。”
　　——创新服务。通过投资审批改革，不断创新优化审批流程，改进审批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让投资审批更便捷，投资环境更优越。
　　重庆着力优化服务，降低企业办事成本，近年来投资增速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张渝是重庆市大足高新区内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仅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她所在的工厂就实现了从签约到投产的“超速度”。张渝认为，这得益于工业园区提供的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公司的建设手续、审批权限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手续均由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代办，大大简化了企业的办事流程，缩短了办事时间。
　　当前，我国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矛盾凸显，保持有效投资合理增长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从督查情况看，投资审批改革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投资者预期相比仍有拓展空间。
　　6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各种羁绊，下决心彻底打破各种互为前置的审批怪圈，着力推动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除涉及安全、环保事项外，凡是技术工艺成熟、通过市场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品，一律取消生产许可。落实95%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开放、便利措施，吸引更多外资,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据了解，在6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再次取消、下放或转认证了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相信随着“放管服”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必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记者：陈炜伟；参与采写：赵文君、王希、汪伟、徐海波、何宗渝、杨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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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信赖无线产品抓营商环境 不能忽略“投资者保护”这个刚需抓营商环境 不能忽略“投资者保护”这个刚需丰盛的百家号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营商环境在2018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比如西安市就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24人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1个办公室和10个专项组。看了半天，政策大多以优化服务为主，但显然缺少市场主体一个很重要的刚需：投资者保护。在跟大量的企业主、投资者沟通交流之后，洞察到的一个共识：他们可能不差钱投资做生意，他们也知道政府的便利服务措施越来越多，但他们最后的顾虑就是——我投资了，开工了，遇到阻力之后，有没有人给我们协调解决，确实推不动的时候，投资者的权益与损失，有没有人管。长期以来，掉到这个“坑里”的人，并不难找。受地域和经济发展限制，此前很多年里，西安营商环境难以与东南沿海城市比肩，不时爆出的负面新闻造成了西部地区“环境乱、路子野”的刻板印象。当地市场秩序混乱、工程安全和企业员工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让投资商避而远之……有些东西，看看下面这张图，也就约略明白了。1、投资者保护 西安已起步早在2016年10月，西安市政府就出台了《西安市影响投资环境行为处理办法》，主题就是严打欺商扰商。2017年2月雁塔区政府开始投资环境整治，其中一条就是“对于利用职权影响企业生产的人员要严厉处理，一切以企业利益为上”。6月，高新区以优化投资环境为主题，开展了规范市场的专项整治，瞄准的是工程建设中的强揽、串标、围标等扰乱市场秩序、官商利益输送等问题。7月，国际港务区除了出台政策外，还着力通过媒体发声，向社会各界传递出营商环境整顿的决心，以及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了各个投诉渠道。9月，航天基地围绕质量安全、执法程序等六方面进行整顿，明确提出“严厉打击官商勾结”、“严厉打击利益输送”，直面“村霸”、“沙霸”等西安城中村顽疾。……集中分析各区县发布的政策、意见、办法，可以看到，从西安市政府到下辖各个区县，也算是都瞅到了整顿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七寸”：当地宗族势力抱团扰乱市场秩序问题和官商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输送问题。从态度上倒是可以说，在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西安的投资者保护，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2、西安营商环境旧疾待剜除抓取全网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上投诉地方恶势力的话题仍有很多，其中以涉及“村霸”、当地派出所不作为、强揽工程几种类型的投诉内容为最。网络投诉多，折射到现实之中，除了反映出西安类似问题较多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线下投诉渠道的稀少和不畅通。翻阅社交媒体中的投诉案例，当事人在微博中@当地相关部门时，得到的回复一般都寥寥无几，但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的负面效益却不容忽视。许多网络投诉中，评论区时常有网友对西安治安环境的反复讨论和对政府打黑行动的质疑。在分析众多的网络投诉后我们发现，大家确实看好大西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发展空间，有很好的预期。但放到当下，许多群众和企业并没有特别好地感受到西安在投资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对西安投资者保护仍然缺乏信任。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网民里有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主认为严厉打击“地头蛇”只是暂时的，“会开完了过几天又是老样子”。第二，还有不少村民网民反应当地派出所与“村霸”等地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存在包庇行为。第三，总的来看核心城区以外的周边区县、村镇境况改变程度小于中心城区。我们在对企业主的一份调查问卷中，关于营商环境改变方面，得分最低的一项，就是“缺乏投资的安全感”——“招商的时候说的挺好的，一遇到包括拆迁、交通等方面的阻力时，不知道找谁，大家都绕开矛盾走，只能自己认倒霉”。可以肯定的说，在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的当下，如果投资者利益无法得到妥善保护，其他的措施即使在到位，收效必然会大打折扣。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太难。光会添花，不会送碳，所谓的营商诚意，总让人觉得打折扣。3、"法治“对投资者的重要性法治化水平，在营商环境中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典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新加坡营商环境曾八年蝉联全球第一，国内外一些知名研究机构对新加坡营商环境的分析都指出，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新加坡受投资者青睐的根源。新加坡法律以其严厉和详尽闻名，在投资保护方面，新加坡也延续了一贯的严厉作风。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吸引人才、劳动者权利保护等方面，新加坡为企业提供了详实有力的保障。与国内相比，在保护范围上，新加坡针对外形专利等设有专门的保护条例。在专利保护期限上，20年后新加坡还允许申请延长保护。而我国《专利法》关于专利权管理的相关规定较为笼统的体现在总则等章节内，且对于判定是否构成违法及处罚条例并无明确规定。此外，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网站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申请上界面更为友好，流程、文件和费用明晰，以及还设有专栏为专利进入市场提供渠道帮助。同时，令不少创新企业充满希望的是，今年二月西北首家知识产权法庭在西安成立，对于西安营商环境的提升来说不失为一个加分的砝码。在国内，广东较早提出了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目标，从结果来看，省会广州对企业进驻的吸引力有目共睹，华南美国商会有59%的企业在广州设立他们驻华总部，该商会会长对此解释时说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广州有一个非常透明的政府。不少企业家称进驻羊城就是“按规定办事不求人，按法律经营不怕事，利益受损不怕打官司”，这三点归根结底都反应了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在广州投资，投资者不担心利益受损，因为广州市政府对投资者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法治化保护。也因此，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20家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广州，而广州平均每天的新注册企业达386家。4、保护投资者西安需“组合拳””法治”对营商环境、对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已经用事实，西安在依法保护投资者方面的现状前文也进行了论述，如果要切实提升营商环境让投资者对西安充满信心，西安市政府不妨对标新加坡和广州，打出一套投资者保护“组合拳”：第一，将提升和维护营商环境法治化推动投资保护立法，一方面能更有效地限制民间不正势力对于企业的干扰，一方面制约大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发展的限制，并从感官上增强企业在当地的受尊重感和公平正义感，提升营商环境口碑。2017年底，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司法服务提出了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多条措施。第一是对西安宗族势力、帮派势力干预现代企业生产的严厉打击;第二是强调了不同所有制主体、不同地区市场主体和不同行业主体的平等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拓宽道路;第三是强调了对企业创新权益、知识产权的保护;第四对政府行为进行了约束，提高了政府违约的成本，最大限度上降低职能部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即使出台了相关的司法服务保障措施，但只有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及将条例落到实处才是投资和财产最根本的保障。第二，加强实施监督、保障各项制度的执行在投资保护立法的过程中，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也是提升西安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本着除了“引进来”还要“留下来”的诉求，当越来越多的“硬科技”进驻西安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各项制度的完善、落地和普及，应是西安在投资保护的方面的前瞻举措。通过各项的对比，课题组发现在我国法律制定和发展现状的限制下，的确无法将西安与国外一些前沿城市进行直接的对比。但是在提出提升营商环境之后，西安在管理制度等方面仍有创新空间，在将政策落到实处上还需再努把力。第三，将投资者保护与“一带一路”结合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西安将会吸引约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入住，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跨境跨国贸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各国及地区的法律环境都不相同，且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许多并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受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国际贸易仲裁制度的约束。法律的不同将导致出现法律争端时国家的处理方式不同，法律的适用性被削减(抑制)。因此，西安必须得考虑对跨国贸易的企业，如何尽量避免、减少法治冲突，如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援助。目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成立了全国首个涉“一带一路”建设案件的专业合议庭，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完全可以考虑和借鉴。第四，将严格执法、效果检测常态化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尤其在遵循市场规律、加强法制建设和解决企业突出问题上，西安市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措施，但结合大数据系统的社会反馈，距离完全落实向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转变还有一定空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执法过程中的断层，在整改间歇期还存在着放低标准的情况。因此将严格执法常态化，才能真正落实投资保护，这不仅需要在警力分配、人事调动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还要对投诉渠道、案件侦破进行大力宣传，保证报警、办案、反馈公开透明，以提高当地执法部门权威，成为投资保护的铁军。最起码的一步，搞了这么多小组，也应该有一个基于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的专项小组，能够及时地接到市场主体的诉求，破冰解决推动一些矛盾，避免成为商业流动的“梗阻”堵塞在那里。大家都像进入一个无物之阵一般，束手无策。此外，对于政策举措的效果还需时常进行检测。一方面是通过线下调研对相关主体满意度进行调查，另一面还可以结合大数据，通过海量数据发现问题，定性与定量手段并用，以问题为导向提升西安营商环境。编辑：雷晓娟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丰盛的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你带你飞到你阿道夫啊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韩冰：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了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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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合生元、美赞臣、恒天然、多美滋、雅培与富仕兰等6 家乳粉生产企业违反《反垄断法》的价格垄断行为开出了6.7亿元的巨额罚单。由于被罚企业除合生元外都为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吸引了外媒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今年以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被陆续爆出苹果售后门事件、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事件、恒天然毒奶粉事件等，而在每次事件发生后一些外媒的报道，往往从事件外寻找原因，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提出质疑，例如&跨国药企在华感受凉意&、&外企遭遇&中国麻烦&&、&在华外国企业的压力增大&等醒目但喧宾夺主的标题。那么当前中国投资环境的真实图景如何？中国投资环境是否恶化？外企缘何在中国&麻烦&不断？
中国投资环境在优化
投资环境与企业效益息息相关，因此，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其对外资的吸引力。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2 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117.2亿美元，比2007年高出49.4%。2013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9.84亿美元，同比增长4.9%。6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3.8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2%。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走势相对平稳，中国投资环境仍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而这一结果也得到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印证，在2012年前20位东道经济体中，中国在全球排名中稳居第二位，仍是外国投资的重要东道国。（见图1）
图1：2012年20大东道经济体（10亿美元）
另据世界银行《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2006年至2013年间，中国在缩小与监管体制方面表现最佳的经济体的距离方面稳步前进（见图2），在与前沿距离缩小最多的5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
图2：2006年-2013年中国在缩小与前沿距离方向稳步前进
&前沿距离& 显示一个经济体离每个&营商环境&指标自2005 年以来所达最高水平的总体差距。这个指标被规格化为0-100的区间，100代表最高水平（前沿）。
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外资审批和核准范围不断缩小，从2005年至2012年，我国商务部的审批数量已由3000多件减少到100余件，审批量减少95%。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里，涉及外资的行政审批1项，即现已完全取消石油天然气对外合作的合同审批。随着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近日，国务院又决定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从而有利于营造公正发展的投资环境。上述数据充分说明当前中国投资环境的很多方面正日益改善与优化。
外企的抱怨缘何而来
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也通过在华商会表达其对当前中国投资环境的各种&抱怨&，其中包括劳动力成本攀升、产业政策倾向于国有企业、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缺乏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市场准入壁垒、在华经营压力增大等。
例如，中国美国商会《2013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指出，更多的企业对许可申请的公平性表示担忧。对于许多企业可能遇到的市场准入壁垒之一&& 申请获得营业执照难度大这一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年间，认为&获得许可时对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视同仁&的受访者比例从29% 下降至14%。
与此同时，受访者中认为&外资企业许可审批程序较复杂，透明度较差，时间较长&的比例则从29% 跃升至41 %。另外，今年的调查中，认为&获得许可时对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但执行上存在差异且缺乏透明度&的受访者人数有所上升。（见图3）
图3：企业所在产业相关许可申请情况
上述&抱怨& 的产生，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引资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积累了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充足的外汇资金、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对外资需求的迫切性显著降低，而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负面效应已凸现，如外商投资企业控制或垄断某些领域、&假外资现象&等，严重抑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环境。
自2006年进入&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以来，中国的引资政策开始调整。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与《反垄断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引资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即逐步为内资和外资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
日起，《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适用则标志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正式终结。
与此同时，自2007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国家开始强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限制外商投资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引导外资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
201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结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西部地区&。中国政府坚持引资由追求&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与导向，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因此，受上述政策调整影响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那些习惯依靠优惠政策获得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而言，必然有所不适并感到较大的生存发展压力。
二是法律环境的不完善与相对滞后。目前中国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三部法律，以及围绕此三部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通知等多层次规范构成的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但由于三部外资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经过修订，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内容、立法技术方面仍然不能完全适应现今我国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部外资法中的一些规定与近年修订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也存在冲突之处，而在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外商投资法律与《公司法》等法律适用冲突问题，又面临许多现实困境。
此外，某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也存在不规范行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公权私用等腐败现象也时有出现。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难免引起一些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质疑。
三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国际竞争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13年《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公布，95 家中国公司上榜。中国欧盟商会《2013年商业信心调查》也指出，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正日益影响着欧洲企业的业绩和前景。
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必然对外企在华的经营带来挑战，给其带来竞争压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完善，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例如，美国学者甘思德的研究显示，通过对比2003年与2013年在工商总局登记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变化，可以发现10年来中国的私营行业正在壮大，从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而言都是如此。国企占总注册资本比例从62.3% 降至46.6%，私企所占比重则从14.9% 升至30.8% 。包括规模较小的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目前占总注册资本的40%以上，略低于国企。同时，跨国公司所占比重已从21%降至13%。就平均值而言，跨国公司的规模远远高于私企，甚至超过国企，但它们在总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见图4） 。因此其认为，国企的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平均规模正在上升。跨国公司的平均规模很大，但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正在降低。
图4：在工商局登记的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
四是炒作与游说。从外媒对某些跨国企业事件的蓄意歪曲与夸大的报道来看，不排除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借此对中国管理层施压与游说，希冀能继续享有一些&政策红利&或获得其他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为重振本国制造业，促进其经济复苏与长期发展，也有可能通过炒作&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促成本国制造业的回流。
对中国严打的误读
鉴于对中国投资环境林林总总的&抱怨&涉及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对市场方面因素的担忧，也包括对监管环境的批评，而其产生的原因也&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抱怨&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以识其&真面目&。
就今年以来被踢爆的几个跨国公司事件而言，主要原因还是这些企业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未合法合规经营，国内国外实行双重标准。其中苹果售后门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苹果客户服务政策存在中外有别、回避保修期等问题。而其名列在4月份《人民日报》报道中则是由于其应用程序商店在中国提供色情内容而遭查处。
葛兰素史克行贿案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实更是清晰明了，其通过旅行社和咨询公司向医生、政府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医院行贿的违法犯罪事实昭然若揭，而并非外媒所渲染的&跨国企业成了反腐的牺牲品&。
相较而言，最近国家发改委对6家乳粉企业的反价格垄断查处，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议。此次涉案乳粉企业主要是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涉案乳粉企业均对下游经营者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转售价格维持，存在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或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不正当地维持了乳粉的销售高价，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并且，涉案企业均无法证明其控制价格的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条件。虽然此次国家发改委对乳粉生产企业的&亮剑&合法性不容置疑，而且也符合世界潮流，现今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但是由于我国《反垄断法》于日始生效，其社会认知度并不高，因此引发了较多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高比例的跨国企业涉案， 被认为是其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无论从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来看，还是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情况来看，都不能得出其专门指向外企的结论。
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区分，只要经营者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都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顶住民族品牌、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等多重压力，对茅台、五粮液由于多年实施限定最低转售价开出4.49亿元罚单的执法案例，也表明违法企业是反垄断法的执法目标。
二是将此次反垄断行为狭隘地视为&对&洋奶粉&开刀有意保护国产奶粉&。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目的来看，其直接目的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而这一立法宗旨也体现在我国《反垄断法》的第一条规定中，即&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因此，对一些品牌乳粉的反垄断执法行为，可能会有利于市场上其他品牌的发展，但其并不是适用《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
三是针对不同企业开出的不同额度的罚单引发的争议。总体而言，此次国家发改委对不同企业的处罚额度符合《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即其有权责令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和10%以下的罚款。但我们也应看到1%-10%的取舍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遵循更为细致与量化的标准，才能让被罚企业心悦诚服。
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反垄断执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我国目前仅实施5 年的《反垄断法》相较于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而言，其犹如蹒跚学步的孩童，无论在具体规则、执法机构建设、执法能力与水平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跨国企业需守住社会公民底线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市场主体发育尚不健全，不排除一些经营者通过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谋求垄断利润。因此，今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在严格执法、透明执法、公正执法与依法执法的基础上将反价格垄断工作常态化，真正发挥《反垄断法》这一&经济宪法&的功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进一步改善中国投资的法律环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11日在华盛顿落下帷幕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之一，即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这意味着如果协定达成，中国市场将更为开放，中国的外商投资监管体制也将进一步改革。
而另据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消息，将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国务院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这均表明中国正在探索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中国的投资环境将趋向更为透明、规范、开放与有序。
总之，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中国政府正在主动解决与处理，以确保随着中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逐渐放缓后，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具有吸引外商投资的比较优势，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投资环境中挑战与风险、机遇与机会正上演着二重奏，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化险为夷、抓住发展机遇则是其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绣球已抛来， 接与不接以及如何接稳则有待跨国企业运用智慧予以选择，而成功并不困难，只要其在中国能守住一个合法的社会公民的底线。
（感谢博士生刘洁对图表制作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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