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令行不止 实施10年
塑料袋消耗不减反增
谁之“锅”？
限制了大型商超，“限不住”小摊菜店。
“限塑令”从日起开始实施，如今十年过去了。一段时间内，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大型商超的购物袋也明码标价。然而近年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兴起，外卖、网购又一跃成为塑料使用大户。那么最终限塑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限制了大型商超，“限不住”小摊菜店
被称为“限塑令”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中要求：
自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经过多年的整治和管理，目前各地的大型商场、超市几乎都按照规定实行了有偿塑料购物袋的使用制度，塑料袋价格从2角到1元不等，虽然要收取一定费用，但是选择付费的消费者仍不在少数。
据了解，10年前“限塑令”出台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而2017年为36396元，翻了一倍还多，但塑料袋的价格却与10年前持平，因此有观点认为，收费对消费者来说约束有限。
“去超市购物塑料袋是肯定需要的，至于价格，几毛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成了不少人在商超购买塑料袋的理由。“如果说之前买塑料袋有顾虑是因为每次收银员总会找给你很多零钱，带着不方便，但现在微信、支付宝那么方便，没有叮叮当当的硬币困扰，就根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在某超市购物的顾客小林说道。
而在一些小型农贸市场、菜店和水果店，无偿塑料袋依然在大量使用。
“感觉塑料袋也不贵，有时候顾客买菜多抽几个袋子我们也不会管，都是老顾客了。”位于北京北五环外某小区门口的菜店老板表示，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候来买菜的人最多，塑料袋都挂在门口随便拿，有的人比较节省，会把称完重量的菜都放在一个大袋子里，但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菜至少拿一个袋，最后还要再拿一个大袋子装。
“周末人多的时候一天要补三次塑料袋，每次500个。”说起塑料袋收费问题以及“限塑令”的要求，菜店老板表示，“从没想过收费，进价就几分钱一个的袋子，如果不送感觉大家就不来我家买菜了”。
菜店随处可见的免费塑料袋 中新经纬 图
水果店门口挂着塑料袋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 图
中新经纬走访发现，相邻的水果店、便利店与上述菜店老板的做法如出一辙，塑料袋都挂在最明显的地方供大家免费取用。
外卖网购成“限塑令”灰色地带
“限塑令”对减少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无法降解的塑料袋目前在市面上已经减少很多，但随着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塑料袋的数量需求却仍然非常旺盛。
“一份外卖至少需要1个餐盒1个塑料袋，如果点的多那就是成倍增加。”北京某粥店服务人员表示，每天店里的外卖订单上百份，塑料袋的话一天用500个是“正常水平”。
某外卖官网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每日订单达1200万份，累积用户2亿。如果按照上述粥店服务员的说法，包括餐盒与塑料袋在内，每天至少有2400万个塑料品被消耗。
据了解，从08年限塑令开始实行到2016年，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共节约了约700亿个，平均计算下来每年大概节约87.5亿个。而据《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塑料袋总使用量约147亿个，而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加起来远超每年节约下来塑料购物袋。
除了外卖业，在快递行业，快递塑料袋的使用也十分频繁。另外，为了商品不被挤压碰撞，商家还会在商品外包裹几层打包气泡膜。而这些塑料制品在用户拆开快递的一瞬间就变成了“废物”。
据国家发改委估计，“限塑令”实施一年间，全国超市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2/3 左右，减少塑料消耗约27万吨。但是尴尬的是，十年后，超市、餐饮行业、集贸市场等场所使用塑料袋现象仍然普遍，与此同时，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态的发展，塑料快递包装的消耗量又在快速上升。
当然，“限塑令”中除了对塑料袋的使用数量进行限制外，也号召了要提高废弃塑料袋的回收功能。然而事实上，能被成功回收的少之又少。据业内人士分析，塑料袋大部分都不可回收的原因一是塑料袋在使用时就已经被污染，二是用户不注意垃圾分类，致使回收困难，只能进行焚烧或填埋，对环境也有一定污染。
在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对塑料袋治理着力点都在限制使用。今年5月，欧盟就提案将立法扩大“限塑”范围，全面禁止塑料餐具；而日本则采取了惩罚措施，如商店一年内使用塑料袋超过50吨则要被罚款50万日元等；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则采取部分商超、饭店禁止向顾客提供塑料袋，鼓励使用环保袋等措施。
据央视新闻报道，有专家建议，我国限塑环保应当从两方面入手，消费者自身要尽量减少使用，绿色消费，重复利用，合理回收，商家以及外卖和快递业在这方面应该有意识的进行自我约束和监管。（原题为《“限塑令”实施10年了，塑料袋消耗不减反增，谁的“锅”？》）
十年限塑调查：大型商超使用量明显下降，外卖快递成使用大户
刘佳华、祝大伟/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5月28日报道，有这样两道选择题，你能答对吗？问题一：据国家邮政局报告，2016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 ）个——A.14.7万，B.147万，C.147亿。
问题二：据公开数据，国内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2000万左右，1单至少1个塑料袋。按每袋0.06平方米估算，每天消耗塑料袋可铺满（ ）个足球场——A.16.8，B.168，C.1680。
根据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日起，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
10年过去，“限塑令”实施效果如何？互联网兴起，外卖快递领域成为塑料袋使用大户，实际情况怎样？10年前强调的线下商品零售场所，限塑令推行顺利吗？记者展开调查。
大型商超：使用量明显下降，替代品增加
“请问您需要塑料袋吗？”在广西南宁华润万家超市东葛店，顾客结账时，收银员都会问一句。“不用了。”一位老人一边说，一边掏出折成几折的布袋。
工作日下午，超市购物的多是老年人，记者观察近10分钟，20多名顾客付款离开，只有2名购买塑料袋。收银台有3种塑料袋，承重6公斤、8公斤和10公斤，价格分别为0.2元、0.3元和0.4元，袋上印有执行标准、规格、环保提示、生产单位等。超市客服副总经理张顶新介绍，每天客流量约5000人次，销售塑料袋1000个。
限塑令在商超、药店执行情况良好，全市各大超市、商场塑料袋销售量明显下降，收费塑料袋使用量比限塑前减少近七成，南宁市工商部门市场规范管理科有关负责人说。
在吉林长春欧亚春城超市，除了可降解塑料袋，还提供了多款布袋、纸盒、纸袋、编织筐等。副总经理李建鑫介绍，2016年销售了7.8万个布袋，44.4万多个可降解塑料袋；2017年销售10万多个布袋，约40.5万个可降解塑料袋，塑料袋销售量减少近4万个，消费者更多选择耐用的布袋。
吉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起禁止生产、销售、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吉林在全国第一个全面禁塑。如今，全省大型商超可降解塑料产品替换率达90%，市场供应主渠道已形成。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限塑以来至2016年，全国商超塑料袋使用量普遍减少2/3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近3000万吨。
小摊贩：超薄塑料袋大多免费提供，禁而难绝
限塑令要求，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袋明码标价，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但在一些场所，现实不容乐观。
“每晚都有人来卖塑料袋，这种薄的我一般买5捆，每捆1元共30个，第二天几乎都用光。限塑令之后，厚袋子更贵了，我们要多花一些钱，但不会向顾客收塑料袋钱。”南宁某农贸市场一位摊主说。
记者看到，商贩都备有塑料袋，超薄的占多数。顾客买菜时，摊主会主动套袋，有顾客接过袋子掂量一下，觉得袋子薄，还让摊主多套一个。有骑车来的，为了袋子挂在车把上牢靠，也会要求多套一两个。
与市场两街之隔的小巷里，几个商贩在摆摊。一位卖水果的商贩展示了3种塑料袋，“这是能装10斤的，这是能装8斤的，都是9元3捆，这种薄的9元6捆。”薄塑料袋上没有任何标识。
刚买完菜的李女士提着袋子说：“有的菜沾着土，有的带着水，用塑料袋提回家直接扔了，不心疼。如果用布袋子，还得收拾一下，不方便。卖菜的都会提供塑料袋。”
南宁市工商部门市场规范管理科负责人说，限塑令在集贸市场执行情况不佳，特别是菜市场个体经营者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的问题仍普遍存在。有个体商户坦言，这是无奈之举，“如果提出收费，顾客扭头就走，生意没法做。”
长春市工商部门市场处处长张庆文也表示，在一些小型市场、超市、杂食店，禁塑令的执行因塑料制品成本、质量问题等，存在打折扣现象。
3年前，吉林禁塑令颁布之初，记者曾走访长春光复路小商品批发市场，当时不可降解塑料袋经销商面临经营压力。近日，记者来到该市场，却发现传统塑料袋仍随处可见。有门店前贴着禁塑宣传单，店内塑料袋却各式各样。一间小店前挂着“塑料袋”“垃圾袋”大牌子，下面黑红蓝白各色塑料袋摆了几排，店内塑料袋琳琅满目，基本都是传统PE材料塑料袋，有些无任何标识。经询问，中等大小的塑料袋4元50个，最便宜的小号袋1.5元70个，批发给长春市的小商户。
“禁塑力度不断加大，禁塑难度也依然存在。”张庆文说。
外卖快递：新业态带来新压力，监管在加强
回到开头的两个问题，前者答案是C，后者是B。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发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装等消耗量快速上升，造成新的资源环境压力。
以外卖为例，塑料餐盒、塑料袋使用普遍。在南宁某住宅小区门口，刚送完一份外卖的送餐员说：“我负责的这片区域外卖商家很多，大部分都用塑料袋打包，只有3家用纸质包装。”在某大型商场负一层，一家鸡排连锁店店员说：“我们卖的是油炸食品，送外卖、顾客到店打包带走都要用塑料袋，平均每天100个。”
一名刚收到外卖的市民说：“这种能一起打包的，比如肉串和烤肠，会放在一起用塑料袋装；米饭、面、粉之类的，会用塑料餐盒装；最后会用一个大袋子把小袋子装在一块儿，便于携带；饮料、汤汁还会另装在一个袋子里。”
“吃完外卖，一般会把餐盒等垃圾放在装外卖的袋子里一起扔了，不会重复用，因为有饭菜的味道、油污等。”这位市民说，尽管收到的外卖塑料袋、餐盒质量不错，商家还会收餐盒费，但吃完外卖并不会回收利用，而是直接丢弃。
针对这些新问题，吉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餐饮外卖、邮政快递等新兴消费行业的监管责任主体不明确，出现监管盲区和薄弱环节。对此，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快递暂行条例》明确提出，鼓励快递企业使用环保包装材料、回收快件包装材料。国内的快递外卖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以实际措施推进“绿色物流”。
日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发改委准备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方案。
在地方，相关尝试也已开始。南宁市区一家健身餐餐馆用纸袋包装外卖食品，店主说：“我们以前用塑料袋，改用纸袋后，顾客觉得我们的商品看起来更绿色环保。”
（原题为《商超塑料袋 少用一大半(政策解读·限塑十年(上))》）
调查：“限塑令”10年效果喜忧参半，塑料袋仍是“主角”
刘硕、赵鸿宇、梁建强、翟永冠/新华社
塑料袋依然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广泛使用。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被称为“限塑令”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已经推行整整十年。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等地，环保塑料袋有偿使用得以推广，不合格塑料袋难见踪影。但在一些小型市场、商铺等地，超薄塑料袋、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依旧是包装“主角”。“限塑令”乃至部分地区试点的“禁塑令”仍难以完全推广落实，公众的使用习惯还有待改善。
限得住大型商超，限不住边边角角
“限塑令”要求，自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记者在天津、武汉、石家庄、长春等地走访发现，限塑措施在大型商超内一般落实较好，但在农贸市场或小型商铺，塑料袋依然广泛使用。
在一些大型商超内记者发现，不合格塑料袋等制品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收费的可降解塑料袋，一些消费者也会购买可多次使用的布袋或其他材质环保袋。
但在农贸市场、小型商铺等地，不可降解塑料袋等制品依然大行其道。一些地方的菜市场内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大量使用，消费者并不需要为塑料袋额外付钱。在天津市红旗南路附近的一个早点摊记者看到，一位顾客买了两根油条，用去3个袋子，买了两份馄饨，又用去5个袋子，袋子同样是不要钱随便用。
河北邯郸一位蔬菜经营者杨勇说，不少人在农贸市场买东西都会讨价还价，自然不愿意额外再花钱买塑料袋。如果市场上只有他这里强制收钱，肯定会影响生意。
塑料袋需求依旧旺盛，不环保产品仍然占多数
“限塑令”对减少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塑料袋的需求却仍然非常旺盛。
记者午餐时间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家餐厅看到，不少外卖都采取“一盒一袋”包装，多份同时订购时还会套上数量不等的大号外包装袋。以一份外卖至少一个塑料袋和一个塑料餐盒计算，全国每天可能产生上千万甚至更多的塑料袋使用量。
日益壮大的快递行业也是塑料袋使用“大户”。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快递塑料袋约68亿个。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黎介绍，一些快递企业，尽管外壳为纸箱，但纸箱中仍大量使用塑料袋、胶带等，包装也多为一次性包装，很难进行有效回收利用。有关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快递包装使用的塑料袋及相关制品大多数是不可降解的。
在日常消费领域，超薄塑料袋、不可降解塑料袋的需求也同样旺盛。在长春市朝阳区一家综合市场内，一家以销售塑料袋等产品为主的商铺内摆放着多种塑料袋制品，其中大部分塑料袋单价在0.1-0.2元。记者询问得知，这些价格较低的塑料袋都是不可降解的，销量非常好。可降解塑料袋一般价格较高，几乎没人买。
吉林省从日起施行“禁塑令”，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但一些人仍在“钻空子”。“有的人在买不可降解袋子的同时，也会买一捆可降解的，万一有人来查的时候赶紧换上。”一位塑料袋经营者说。一位水果销售摊主表示，市场上不少人用的袋子都是有人统一送货上门，一般50个一捆只要3元钱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部门分工不同及机构调整等原因，一些地方发改、环保、工商等部门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不少地方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塑料袋产销情况统计数字。
严管底气不足，“限塑令”亟待升级
在河北、吉林、湖北等地，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限塑、禁塑相关宣传，提倡人们多用菜篮子、布袋等环保产品，少用、不用塑料袋，对生产和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者给予了相应惩戒。但记者了解到，目前“限塑令”对市场的影响仍然有限，真抓严管的底气稍显不足。
针对超薄塑料袋屡禁不止的情况，邯郸市工商局市场处负责人表示，农贸市场、小商店属流动作业，通常与执法人员“打游击”。而小生产厂家，是一间厂房、几台机器就可生产，常处“地下状态”，并且大多是熟人生意，单线联系销售，隐蔽性较强。另外，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淡薄，凡事图方便，也加大了“限塑”治理的难度。
有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处理一起违规销售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案件往往要经历调查取证等多道程序，执法部门人员有限，对于普遍性违规行为难以根本性长效治理。有业内人士透露，在一些地方，小型塑料袋生产企业总是很“默契”地在执法前几天关闭，风头过去后再恢复生产。
专家指出，当前关于限塑的倡导性、鼓励性措施多，缺乏严格执行的相关法规条款，效果很难保证。“‘限塑令’很有意义，但不能只停留在倡导层面，也要更加注重强制性的要求，比如，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层面细化相关规定，以及明确违反相应规定的惩处措施。监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强化监督与检查。”王黎说。
（原题为《“限塑令”10年：效果喜忧参半　塑料袋仍是“主角”》）
外卖平台年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限塑令”形同虚设？
外卖平台年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限塑令”形同虚设？ 视频来源：央视网(02:18)
@央视网 6月6日消息，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147亿个，而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加起来远超每年节约下来的塑料购物袋。
（原题为《外卖平台年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 “限塑令”形同虚设？》）
快递、外卖成塑料垃圾“大户”，餐盒餐具都不在限塑令范围内
徐岑 张瑜 徐红艳/现代快报
现代快报5月30日报道，一个人每天要产生多少塑料垃圾？吃早饭，豆浆、包子有塑料袋包着；中午点份外卖，包装也是塑料袋；下班了，逛菜场买菜，晚上吃个水果，也都要用到袋子……这样算来，一天将产生四五个塑料袋垃圾。
到日，“限塑令”施行整整10年。10年间，塑料袋使用率一度下降，但由于新业态的发展，又出现了塑料垃圾回潮现象。有人说，“限塑令”该升级了。
商场超市塑料袋使用减少80%、90%以上
为了保护环境，日，我国施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也被大家称作“限塑令”。其中规定，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实施10年，根据江苏省商务厅的数据，目前江苏大型商场、超市基本做到了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商场和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分别减少80%、90%以上。在生产源头上，江苏也会定期抽检。现代快报记者从江苏省质监局了解到，江苏目前有13家塑料购物袋生产企业，去年对14批次产品抽查，有5批次不合格。质监部门也将结果通报给生产企业，并要求整改。
快递、外卖成塑料制品消费大户
三个西红柿、两根莴笋、一把青菜……老板麻利地用塑料袋将蔬菜分开装好，递给顾客，瞬间四五个塑料袋用出去了。5月29日，记者在南京豆菜桥农贸市场看到，市民买菜还是习惯用塑料袋。一家蔬菜摊的摊主告诉记者，他们每天要用三四百个塑料袋。另一家海鲜摊主也表示，塑料袋消耗很大，很多人担心袋子漏水，还会要求再套一层。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塑料袋的使用很普遍，存在于水果店、蛋糕店、奶茶店、花店、面店、饭店、零食店等各类店铺。除了超市的购物袋是收费的，其他塑料购物袋都是免费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购、餐饮外卖等新的消费业态，也让塑料垃圾成倍增长。据公开数据，国内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2000万左右，按照每个订单至少产生一个塑料袋来计算，每天仅通过餐饮外卖，全国将产生2000万个塑料袋垃圾。
其实不仅是塑料袋，一份外卖订单产生的塑料垃圾，还有塑料餐盒、塑料餐具等。此前，有外卖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南京人均每单消耗餐盒为2.57个。
没限住外卖、快递污染，“限塑令”过时了？
农贸市场的塑料购物袋为啥不能有偿使用？“塑料袋不值钱，这一把70个，总共也就1块5。”一家早餐店老板介绍，如果你收费，其他摊主不收费，生意就丢了。另一家蔬菜摊主王师傅表示，一个西红柿卖1块多，也就赚两三毛，如果用好袋子，成本就要两三毛，基本没得赚了。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16年，南京曾鼓励和引导市场开办者或场内经营者在市场内设立合格塑料购物袋专营（或兼营）点。 “这不是强制规定，也没有处罚措施，农贸市场很难推行。”豆菜桥农贸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需出台配套措施。
更尴尬的是，外卖、快递等塑料包装、餐盒、餐具，似乎都不在“限塑令”范围内。对此，南京市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王达浩也有所关注，“10年前限塑令出台的时候，网络外卖、快递业还没有这么受欢迎，如今因外卖、快递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制品垃圾，加强监管是必然。”
把菜场统一管起来
要有相应处罚措施
针对“限塑令”实施10年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各行各业的人也提出了很多建议。5月29日，在鼓楼区怡景花园垃圾中转站和麻家巷垃圾中转站，现代快报记者满眼看到的都是塑料袋。
鼓楼环卫所华侨路保洁分公司经理孙西艳表示，片区内的塑料袋垃圾，最大的源头是农贸市场。“要从源头上制定统一的规定，把菜场管起来，而且要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处罚多了，自然就不敢了。” 而在塑料袋的使用上，她建议，最好使用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
外卖和快递
加收垃圾处理费
针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造成的塑料垃圾问题，在今年江苏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如亚也提出“扩大‘限塑令’的实施范围，将快递、外卖等新兴产业纳入其中”的建议。他建议，在外卖和快递中加收垃圾处理费。
5月29日，宋如亚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目前，江苏省商务厅已经对他的建议作出回复。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将加大绿色流通推广力度，引导企业积极运用可回收包装材料，开展简约包装及包装回收活动，鼓励采用新型环保包装材料。此外，还将严格执行行业监管，加强与工商、质监、环保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形成行业监管合力，提升执法合力，提高监管效能。
“限塑令”该如何升级？王达浩认为，关键在“疏”，不是“堵”。“一次性包装用品在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王达浩表示，可借鉴外国的经验，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出台法规，支持可降解材料的使用，比如规定使用这种材料，国家会给予商家或者消费者相应补贴。
（原题为《快递、外卖成塑料垃圾“大户”：10年没管住白色污染，限塑令该升级了》）
环保塑料袋效果如何？最终还是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袁贻辰/中国青年报
每天2000万份外卖，用的塑料袋可覆盖168个足球场。 本文图片 中国青年报
3月3日，一名男子在巴厘岛海域潜水时，拍下触目惊心的一幕。
英国会大厦前现巨型塑料鲸鱼，呼吁减少海洋垃圾。
农田里的地膜。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说。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他说。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让王久良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他们是一群农民。”他说。
一张餐桌大小的粉碎机、两张餐桌长的制粒机就可以组成一家小作坊。机器轰鸣声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飞舞。从王久良的镜头看过去，屏幕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塑料碎屑。镜头再一转，污水可能未经处理就咕噜咕噜排进了河里。
作坊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大小，“你有10台这种机器，而我可能只有1台。”
镜头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事实上，这些干湿混合的垃圾焚烧后发电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烧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以及产生飞灰和废渣等。但相应地，“从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张。”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蒋高明说。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这名学者叹气道。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王久良在远处站着，五味杂陈。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以为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很多时候，王久良觉得自己也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问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饮料了？”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
曾经他听闻，在缺水的甘肃，有农业学家帮本地农民开发出了双层地膜，在土地铺上两层地膜，目的是帮助干旱的土地锁住水分，以便种植更多的玉米。这个项目拿下了课题，最终“各方满意”“皆大欢喜”。
蒋高明却一点也不开心，“技术出了问题，你想的是再开发一个技术来解决。实际上，人为制造最佳温、湿度的环境来种植玉米，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他说，“源头就错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学家发现，100只蜡螟在12个小时内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体编译后，这种虫子成了具备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虫”。新闻一出，蒋高明哭笑不得，人类每天生产几十万吨聚乙烯，让虫子来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让虫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想法依旧“走偏了”。
他总在思考，也许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玉米，是否可以开发种植中草药？是否能想办法推进生态农业呢？
蒋高明很清楚，能够真正让这一切改变发生的，是消费者。“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就是最好的选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他说。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在拍摄《塑料王国》和《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班生。那时候，有些“意识流”的他想做一个名叫《超级市场》的展览，“一种概念化的东西，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
想法冒出后，他开始扛着机器往大大小小的垃圾场跑。可在那里，他发现了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塑料垃圾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在现实面前，形而上的概念艺术落地，最终变成了一个纪录片项目。他也抛弃了含蓄的观点表露，选择直指问题。
《塑料王国》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这些产业在当地可能是支柱，养活了数不清的农村家庭。但当个体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时，这又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砍掉这个行业是必须的，要看到更多受影响的人，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谁又去发声？”
他始终忘不了拍摄期间遇到的一位老人。因为处理“洋垃圾”，拍摄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远路去买水。一天，王久良在买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偻的老太太。商贩告诉老人，一桶水4块钱。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开口，“4块钱，我能先欠着吗？”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蒋高明认为这不算难事。他记得过去国家层面对地沟油、面粉增白剂的整治，每一项都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终都得以推行。
这一次，难啃的骨头变成了塑料制品。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这一发声没能得到普通民众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塑料问题成了世界级难题。孟加拉国曾遭遇一次灾难性洪灾，人们惊讶地发现，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统堵塞的首要原因。无法统计数量的蓝脚鲣鸟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园，塑料垃圾成了秘鲁罗伯士·泰拉岛海滩新的主人。有数据显示，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在英吉利海峡捕获的鱼当中，每3条就有一条含有塑料碎片。”南极同样没有摆脱塑料污染的灾难，今年年初，科学家发现南极的表层海水里出现了肉眼不可见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他不打算回答。王久良希望这些关注环保的年轻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也有年轻人问他，拍了这么久的垃圾，会不会特别悲观。王久良笑了，“当你还在坚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明那颗想要改变的心没有变过。乐观点，就算我们不行，还有孩子们呢。”
这几年，让他惊喜的是，在民间已经有了许多关注垃圾回收的团体，在地图上像星星点点一般冒出，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在无锡，一群医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团体关注废旧注射器等医疗垃圾的回收问题。他们把无锡的各大医院跑了个遍，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提议——向每一位需要在家使用注射器的病人发放特制的利器盒。这个盒子被用来专门放置使用后的注射器，病人使用后可交回医院设置的回收站点，从而避免了注射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后来，他们又一路跑到苏州、上海的医院。
这项事业，如今还在推进之中。
京东物流绿色包装项目负责人也坦诚，塑料快递袋用量极大，一次性包装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目前在快递行业依然占据主流。“推行循环快递包装在社区末端回收存在困难，包装回收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规来支撑回收企业进行回收。”
眼下，京东物流正在推广使用循环快递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环使用，破损后可再造新箱子，对环境不造成危害，能够替代一次性纸箱。他们希望，“协同社会各环节资源，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将绿色循环包装全面落地。”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其实就是人类走了一段弯路而已。”蒋高明说，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及时纠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关塑料袋使用、滥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种种都能被记录下来，写进教科书，成为历史里永远的一面镜子。
（原标题：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施行即将十周年：郑州市工商局启动专项整治
今年6月1日是“限塑令”施行十周年的日子。郑州市工商局即日起至6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限塑”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整治行动，以全市集贸（农贸）市场为重点，通过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张贴悬挂“限塑”宣传标语和发放“限塑”倡议书、宣传品，同时郑州市环境维护协会也积极参与其中。行动中，郑州市工商局还将指导和督促集贸（农贸）市场开办单位签订“限塑”工作承诺书，建立健全“限塑”工作台账，敦促市场开办单位履行好对市场内经营户的管理责任，使经营者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专项执法中，市工商局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对全市集贸（农贸）市场进行拉网式集中清查。对违规销售使用不合格塑料购物袋，要依照《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依法追究经营者和市场开办方的法律责任。对屡查屡犯、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将追根溯源，立案查处。（原标题为《@郑州市民 请带上布袋去买菜 即日起至6月30日开展“限塑”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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