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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树军事理论答案 军事理论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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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是哪个国家的军事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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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期 拿破仑参谋约米尼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写出了几部有关战争和军事理论的鸿篇巨著，对战争的规律、性质、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他和19世纪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并列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两大权威。约米尼的著作从19世纪起便成为西方国家各大军事院校的教科书，直到今日仍是军校生的必读课本。 约米尼是拿破仑成功的见证人，虽然拿破仑未能留下军事著作，但约米尼弥补了这一遗憾。约米尼在理论上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规律、经验和教训，因此人称“拿破仑只是立功而未立言，把拿破仑的战绩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是约米尼的功劳”。约米尼在著作中对战争的本质、规律、基本原则、战略战术、战争原因等许多重大理论均有较精辟的论述。约米尼是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把国防放在军事和经济工作的首位，认为国防是最重要的工作，提倡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在战术上他极其推崇拿破仑的歼灭战略，即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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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人物介绍/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1803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6年10月随亲王参加奥尔施泰特会战时，被法军俘虏，翌年底获释。1809年初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G.J.D.von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协助沙恩霍斯特从事军事改革。1810年秋任军校教官，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春，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法国，因不满普鲁士国王同拿破仑一世结盟而辞职，转到俄军，在骑兵军和步兵军司令部中任职。1814年回归普军。翌年任G.L.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参加利尼会战。1818年5月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晋升为少将。任校长职12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着述。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同年11月卒于布雷斯劳。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于年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着》，共10卷，1～3卷为《战争论》，其余为战史着作。
个人简介/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出生在普鲁士马格德堡的一个贵族家庭，12岁时就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3岁就第一次走上了战场。1803年从柏林普通军校毕业后担任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1808年，克劳塞维茨进入到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奠基的普军总参谋部中任职。当时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的军事行动使普鲁士内部也涌动着改革的潮流，这场变革与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施泰因、哈登堡等人的名字紧紧相连，克劳塞维茨所在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自然成为了军事改革的先锋。克劳塞维茨在1812年发表了名为《三个信条》的日尔曼民族解放纲领，在其中表达了改革派联合俄国，抗击拿破仑的观点，和19世纪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约米尼并列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两大权威。就在1812年5月克劳塞维茨来到俄国军队，在俄国抵抗拿破仑进攻的卫国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参加了奥斯特洛夫斯诺、斯摩棱斯克、博罗金诺等会战，担任过柏林骑兵军与乌瓦洛甫骑兵军的作战军官。1814年回到普鲁士军队，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在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克劳塞维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资料，遗孀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着》。这部巨着共十卷。著名的《战争论》是其前三卷，后七卷为战史战例，包括了年中大小130余例会战，记述了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腓特烈大帝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和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
战争论/克劳塞维茨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列宁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
时势造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凡杰出人物无一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享有「西方兵圣」之誉的克劳塞维茨就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令人瞩目的《战争论》，成为西方军事理论巨匠，与十八世纪震撼整个欧洲大陆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时光隧道中，重新认识、了解克劳塞维茨充满智慧的一生及他所创造兵学巨着《战争论》的时代背景。克劳塞维茨曾经预言：「他的《战争论》将引起军事理论的一场革命，并且它将不是二、三之后就会被人们遗忘的书。」现在看来，人们不能不为他这种坚定的自信和准确的预见而赞叹。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克劳塞维茨熔铸在《战争论》中不朽的灵魂，一直活跃在世界军事舞台上。其军事思想精华在新时代的军事革命中仍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本书叙途克劳塞维茨成长的时代背景及政治环境，带领读者了解克劳塞维茨的人生智慧以及其创作出巨着《战争论》的伟大思想。
思想/克劳塞维茨
1.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目的是打垮对方，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定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2.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意图和敌对感情这两种不同的要素。3.暴力的使用是无限度的。4.让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的目标。5.假使在决战中，为决战做的准备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挽回。6.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7.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8.战争是利用严肃手段达到严肃目的的 人类活动，它所包括的赌博色彩、爱恨情仇、勇气、想象力和热情只是它的特殊性质。9.军事活动总是少不了危险，而在危险中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10.虽然人的理性总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但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11.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一种政治行为。
相关信息/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不足之处“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着作（死后才发表出来），对于后来的普鲁士将领，特别是毛奇，有着重大的影响。普军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年所取得的胜利，促使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促使它们把普鲁土的军事制度当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讨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在非常重要。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把他的理论推崇到了极端的高度。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不过，也应该承认，克劳塞维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对于自己理论的误解。他作为康德的再传弟子，曾经学会了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战争理论，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过于抽象化，而且相当枯燥。所以，只习惯于进行具体思维的普通军人，对他的理论总是难于理解。沿着他的论据线索去思考吧，往往会突然回头后转，走向与这种线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上相当的混乱，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警语”，看到这些警语的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思想主流。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声疾呼，反对那个时代中最时髦的几何学派战略。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战线和作战角的观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战争中“危险”和“劳累”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勇敢”和“决断”的价值。这些足以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然而，有些不幸，克劳塞维茨的某些错误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不好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对于战术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多少新奇进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只不过是把战略、战术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罢了。同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师”制理论和二十世纪使用快速装甲部队的理论比较起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缺乏那种革命性的影响。而且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企图为拿破仑战争找出一个理论体系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战争的某种落后形式上面，结果出现了一种“背向革命”的趋势，反而向民族战争方向倒退了。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他接着说：“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他写道：“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在他关于“战斗”的议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只有斗争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他说：“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指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说教，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可是，克劳塞维茨接着来了一个大转弯，宣布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此外，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采取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自己说出了他的预言，对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遵循他的原则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灵验的。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学说，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实际方面的。他曾经辩论说，所以要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会战中的危险，这样又为他的门徒增加了一层误解。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偏重于抽象的阐述，结果便使他的门徒在心灵上产生了曲解现实的现象。对于他的这种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当然，读者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他的下述警语：“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克劳塞维茨的下述一段话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这更证明他对于军事学术的衰落不能推咎责任。他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很明显，克劳塞维茨在发表这个意见时，并没有认真推敲一番。他没有想到，他所公开谴责的东西，正是军事学术方面的所有匠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正是军事学术的正确目标。后来，许多头脑不清的糊涂人，在一再采取狼奔豕突式的直接进攻行动因而遭受重大伤亡时，往往是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来进行强辩，甚至于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着“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观点。这就更加增强了其理论的有害影响。当然，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透澈地指出了“突然性”的重大价值。他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惑于他那种一惯强调“数量”优势的说法，总是把使用大量军队作为夺取胜利的基本手段。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按照他的理论，只有无限制地使用力量才是达到成功之路。他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他的这种观念又由于下面一种说法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认为，如果给战争哲学中引进一种限制与缓和的因素，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说法，正是那种盲目夸大的近代化总体战争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使用兵力的原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计任何成本的，因而只对那些仇恨心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暴民“群众”完全适用。这和明智的治国艺术与合理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而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随之而破产。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他那条“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的原则，反倒是有所限制的。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在给武装力量确定目标和用兵份量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尺度）。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情况。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一种有关逻辑极限的思想。他曾指出，当手段丧失了它与最终目的之间的任何联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用最大数量的兵力去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内部必然会产生阻力。他的经典性着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十二年紧张思考的作品。如果假以天年，使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那么他有可能作出更合理和更准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是会有所变化的。遗憾的是。他在一八三○年因患霍乱病去世了，致使其着述工作未能最后完成。克劳塞维茨的着作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的。在好几个包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其中，还写着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附注：“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霍乱病，那么克劳塞维茨的着作也许不至于出现这些弊病。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在演变当中，他差不多快要到达放弃原有“绝对战争”观念的地步，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来全面修改他的理论。可惜就在这个时刻，他不幸死去了。结果，“遭到误解”的大门便永远地敞开着，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预测的程度。总的说来，由于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竟使文明世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对他的理论缺乏深刻了解，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点，受他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后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克劳施维茨不但亲自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而且是第一个对于战争的调查分析感兴趣的军事理论家。他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就他所见所学，做了认真，系统，富有哲学性的调查研究。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西方战争艺术的奠基石《战争论》。他对于战争的思考是如此的细致，以至于在他去世时仅仅只完成了部分的工作。即使是在他将要去世的前不久的1827年，他还在寻求修改他的作品，以便包含更多的反例和除了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别的形态的战争，但是很遗憾这些修改并没有包含在已经出版的文集之中。在此之前的其他的军人也曾写过对于军事，对于战争的观点，但是不曾有一个人对于战争进行过像克劳施维茨和今天的军事家的理性的和富有哲理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正是由于拿破仑时代的国际大事所激发的。克劳施维茨的作品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研究，这恰恰证明了它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琳蒙特洛斯（ Lynn Montross）在他的《历代战争》（War Through the Ages）的总述中写道：“这个结果......可以被解释为约米尼（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建立了军事制度，而克劳施维茨建立了军事哲学，而其中的一个已经因新式武器的出现而淘汰，而另一个却仍然影响着武器背后的决策。”克劳施维茨将哲学的系统思维模式引入到了西方军事理论研究之中，它的巨大的意义不仅仅是是对历史和对其分析的记录，而且对于实用的策略的制定，军队的指挥系统的建立和可操作性的军事计划的制定均十分重要。他的理论主要依靠于自己的实战经历，当时的关于拿破仑的记述和相对较少的历史资料。他在历史上的明显的贡献是在他25岁时，对于三十年战争的长期研究。他反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对于战争的观点，亦即只把战争当做是一场动乱而不考虑其旷日持久的战争背后的那个时代的经济与科技因素，军队在于社会中的角色，指挥官的策略和艺术。从那时起，他才将这些哲学因素考虑在内。在《战争论》中，克劳施维茨将全部的战争视作为一个决策，行动和在不确定的，危险的环境的表现的总和，而且他也将战争视作政治的一部分。他对于战争有好几种定义，这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Der Krieg ist eine bloss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unter Einbeziehung anderer Mittel）。他强调了战争的复杂本性中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和社会运行和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克劳施维茨将一场战争看做是一个被卷入国家的全部人口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总和较量。策略（strategy）一词是现代欧洲语言的一个常用词，而克劳施维茨将它狭义的定义为：为了赢得战争的所有的可能的途径。克劳施维茨批判性的将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在两个辩证对立的，亦即实现一方的目标的同时另一方将会成为敌人的政治斗争无法解决问题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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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两大军事思想家：富勒与哈特两个英国人的碰撞
　　第一节、理论冲突之焦点——　　不列颠民族在二十世纪非常有幸地同时拥有两位军事思想的巨匠，今天，他们在很多场合还是被相提并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等等。甚至在英国三军学会颁发切斯尼奖时，他们也是同时接受。实际上，两人之间的交往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开始的关系既象合作者又象朋友，年长的富勒对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和影响了哈特，当然哈特对机械化战争态度的日趋坚定也有他对一战反思的结果。哈特还曾以学生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富勒，把自己的著作拿去让富勒指点。但他门之间在学术上的合作仅限于机械化战争理论。尽管他们对战争和战略目的的追思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学术上两人的距离始终是保持着的,用富勒的话来说就是“是伙伴似的而非合作似的”。 那他们在军事思想上倒底有什么相异之处呢?　　也许他们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研究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时都受到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富勒在《战争指导》一书中仍尊称克氏为“战略之父”，而哈特在《战略论》中却大力批判克氏的战争一定要流血的观点。钮先钟先生把他们对克氏态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哈特对《战争论》看得不够透彻，没有象富勒那样领会更深。我认为这种断言有点武断，哈特之所以对克氏的理论持比较激进的批评态度主要是出于对传统战略思想的反动。正如我前面已论述到的，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要避免克氏倡导的决定性会战，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目标。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也沿袭克氏的观点，那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充其量只能成为战术一级的间接手段。我们可从哈特的原句中看到这种因素：“‘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 &&&&& 实事求是地说，富勒也对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较多批评的：“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 我们从哈特和富勒对克劳塞维茨批评言论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其实两者的观点有很多相近之处。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反响，主要正是因为哈特必须否定当时流行和主导的“绝对战争”的观念，不破则难立。再加上哈特在批评克氏理论同时也牵涉进了一大批人，这样一来，对克氏之批评自然尤为显眼。反观富勒，我们知道《战争指导》一书并不象《战略论》那样很明显地要确立一种新观点。富勒更多的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他看待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尽管有不敢苟同的地方;但他决不会视其为非要拔去的。他宁愿承认克氏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条件下的合理性;宁愿把人类的军事思想史看成是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中得出一种结论，而不是象哈特那样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克氏思想的反动，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敢评定其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实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应用过程中，李德尔·哈特的理论更普遍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富勒与哈特在战略理论上还有一点分歧就是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克劳塞维茨思想分歧的延伸。我已经在前面分析过，富勒对战争的结果讲求一个经济的收益，但他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却不象哈特那样极端的反对。他研究军事历史的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原名就是《决定性会战》。富勒虽然倡导机械化战争以代替当时盛行的阵地战和包围作战方式，但他对机械化部队仍能以低代价取得决定性战果持肯定态度。富勒在《装甲战》中就写道：“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承认现有的军事原则，而不予以修正，并在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时，把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必须学习的主要内容。” 他的战略目的就是要达到“瘫痪”敌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勒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也不象早年倡导机械化战争是那样坚定了。尤其他在《西洋世界军事史》的最后修订版中曾对战争的形式作了与他从前很不一样的评论：“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取而代之。” 从李德尔·哈特的角度来看，他也未必是绝对地反对决定性会战。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在没有力量或时机赢得一场决定性会战时应尽量避免它——“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他还从大战略的角度强调政治目的才是大战略的最终目的，军人就是要跳出本位的思考以军事战略服从国家战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决定性会战的地位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比两为理论家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德尔·哈特与富勒在“决定性会战”上的分歧，只是对其重要程度上的认同差异而已，并不是某些人提到的截然对立。　　第二节、气质与伟人　　其实，比较富勒与哈特在理论上的差异实在一件琐碎的事，尤其是关于一些由于两人不同的背景而导致两人在一些基本的军事见解和战术修养上的不同，更不如比较两人个性上的差异能说明问题。的确，富勒和哈特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富勒是受正规军事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职业军人;而李德尔.哈特则只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时间，又是不顾父母反对为理想而直接参军，其后又成为自由职业者，甚至一度还成为政治家的私人顾问。可以说，哈特的经历要比富勒复杂得多。两人的性格受其经历的打造，明显表现出不同。富勒比较严肃、沉稳、孤僻、尖刻，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气质;而哈特比较活泼、冲动、机警、圆滑，十足的中小知识分子的性格。但两人之间却存在一种极为重要的共性——执着，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两人的影响和地位直到今天都被争论不已，但基本上有一个趋势，即富勒的影响和地位正在军事理论界的评价中超过哈特。要知道，早些时候，富勒的声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埋没的。这可能与他孤僻、尖刻、不善表达的性格特征有关，也可能与他不合时宜的政治态度倾向有关。他曾因写《战争科学基础》一书因语言尖刻引来一片反感，以至于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公开抱怨：“有两类人我们从都不会将他视为朋友并与之交往。一类是那些诽谤和抱怨比自己高明的人的人，另一类是那些以为自己读过一点军事历史就认为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的人。富勒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 哈特在肯定了富勒的见地同时，也提醒富勒在表达上的方式。哈特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做得比富勒成功。即便当时哈特对军事理论的祖师爷克劳塞维茨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也是以一个富有热情和朝气的军事理论的改革家为世人所接受。由于德军装甲兵司令对李德尔·哈特的推崇，他的声名在在军界由为受人尊重。特别是在二战中德国人将机械化作战演绎得光彩四射，作为机械化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一个被敌方著名将领极为推崇的人，哈特自然是声名远扬。他生前所获得的荣耀远远胜过了富勒，尤其是二战才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从现实的反思中直接到哈特那里寻得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的答案。相比之下，一直默默写书的富勒便黯然不少。但是随着富勒的著作一部部被世人所仔细研读，并被奉为经典，这为装甲战之父的成就渐渐为人所知。富勒留下了四十五本著作，这其中有多本已被列入经典，尤其是军事理论界已认识到富勒理论基础的扎实、思想的连贯、战略体系构架的完备。而相比之下，李德尔.哈特的三十六部著作中只有《战略论》最有影响。另外，他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从其内容来看，更应视其为一部杰出的军事历史著作，而不是军事战略理论的著作。专门研究这二人的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布雷安·霍尔登·瑞德这样评说二人：“我认为就一位思想家的眼界、创造性以及思想深度而言，富勒是两者中更杰出的一位。　　伴随着富勒声誉大振的同时，李德尔·哈特却开始饱受非议。有人批评哈特的见解过于肤浅，他的很多机械化战争理论是在抄袭富勒……其实，哈特自己从未否定过他从富勒那里吸取过思想与经验;即便在哈特声誉最辉煌的时候，他也认为富勒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先驱，并对富勒的每部著作都大加推崇。在他们生前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两个处于荣誉焦点的人之间的那种“瑜亮之感”，倒是在他们去世后充满了种种谣传，真可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而钮先钟先生对他们的比较评价却更体现出东方人的见解：“李德尔·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尔.哈特在思想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 尽管我们说，对他们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表达，二人确实也是各有优缺点。而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们各自的地位还会有起伏，但我们必须以历史事实来说话。尊其二人为二十世纪的战略大师应该是没人反对的。他们是历史造就的雄才，也是改变了历史的雄才!　　我们在探讨富勒与李德尔·哈特的不同之处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最为相近的一面。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二人朝一个方向的努力，二十世纪的军事理论在同古典军事理论的交锋中未必能获得如此彻底的成功;人们也很难说得出今天的世界战略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他们惊人的相似并不是在于他们身世或理论上的相似，他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惊人的创造力的相似才是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戏剧性的编著者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历史!富勒说：“战争是个历史的问题”， 哈特说“历史是实际的经验”。 实际上这就已经在回答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马克布·洛赫的提问。拿破仑老早就告诉我们要在历史中去获得战略的经验。&&&&&&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战略家是无法离开历史而思考的。在富勒和哈特最初的眼光中，现实就是要避免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的重演!富勒一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研究军事历史的占了一半以上，尤以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最为成功;哈特研究军事历史的著作也许比富勒要少，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战略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却都是军事历史研究的成果。尽管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富勒主张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出结论;哈特更善于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态度只是个性差异的结果而已。但两人对于历史的倚重却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称两者均为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创立者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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