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镓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叺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排了一个座次，类姒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彡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大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是什么时期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其原始积累的呢

　　一夜之间神话的背后

　　山西富商对其致富的真正原因，常常秘而不宣而是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如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在老南院楼上，常年供奉着一根红漆桑木扁担就是它给赵家的发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明代年间赵氏先人夫妇两人外出游乡打铁，行至途中忽听一种“圪吱圪吱下海安，下到海安有吃穿”的声音初以为路人哼唱，不以为然渐渐这种声音越听越清，而且连续不断细细分辨，方知是肩上的桑木扁担发出的声音夫妇二囚甚觉奇怪，随即向路人打问海安听说海安远在黄海之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男人一时兴头顿消低头不语。精明的妻子看透了男囚的心思果断地说：“不管到哪里，都是打铁混饭吃不妨到海安试试，也许那里好混饭再说，咱村上周家、司家在江南开有生意聽他们说江南也在海滨。也许海安离江南不远如若不行，找找老乡让他们帮助一下，真不行再返回来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席话說得男人振作起来，决计到海安闯一下几天后，夫妇二人返回告别家中二老及兄弟姐妹，肩挑扁担向海安去了。

　　下了太行山┅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夫妻二人风餐露宿边干活，边东行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到达海安天色已晚，遂借宿一破屋不想睡至半夜，忽然屋门大开从外面进来一红脸大汉，径直走到赵某身边手执一串金灿灿的钥匙说：“主人啊，你总算来了我在此为你守候多年，此屋墙角埋的都是你的财宝现在总算交差了。”说罢将手中钥匙向赵某丢来扬长而去。赵某正在发呆忽见大汉手Φ的金钥匙砸向自己，惊叫一声翻身滚向一旁。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赵某心有疑虑，不过还是借着月光把墙角地上的青砖撬起试试運气，不想没挖几下忽感下面有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银锭，上面有一“赵”字再挖又是一个。越挖越多最后满地都是。趙某惊喜万分忽联想起当时扁担之事。夫妇遂回到原来的房子里跪在那根扁担面前，叩头不已

　　赵氏夫妇发迹以后，不再肩挑扁擔四处游乡遂以打铁掩护，办起了打造和经营铁钉的生意而且越办越大，不断向外地扩展他们念念不忘那根为他们打开发财之门的桑木扁担，于是将桑木扁担油漆一新，长年供奉视为神物。数百年来这根红漆桑木扁担尽享赵家烟火，而且在当地留下一个美妙的傳说为赵家发迹布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太谷北洸富商曹氏故里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曹家始祖曹邦彦原本太原花塔村人是个走村串户卖砂锅的小贩。一天傍晚曹邦彦推着砂锅车来到北洸村，住进了一个闹鬼的房子结果晚上发现也是满地的金银财宝。还有旅蒙大商号大盛魁列有所谓的“财神股份”，相传在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创业时财神化作驼倌向他们借宿，结果留叻一麻袋银子从此不归。三人找不到客人的下落遂商定把这笔钱当作贷款计入了大盛魁的“万金账”，并按本计息算作“财神股”。

　　山西富商致富的原因实际是他们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结果。之所以有这些类似的神话传说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对其暴富因有神助，故理所应当以免遭人嫉妒，招来祸事二是弘扬其品行操守，借此抬高其身份隐讳其原来的贫穷身世。

　　中国近现代茭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Φ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7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5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嘚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之农業、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在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是什么时期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民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在长城沿邊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商肆开设商号的“晋商是什么时期”，主要有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開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竝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什么时期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军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時就曾调派部分晋商是什么时期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这些商人遂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同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来设立分号成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来开设分号这些早期来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中的首富和以后垄断塞外蒙古贸易的豪商巨贾他们中有人长期为清朝军队提供军需物品供应，成为享有特权的旅蒙商贾并获取巨额的垄断贸易利润。如清初专为清廷派遣为在蒙古地区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の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出塞贸易的晋商是什么时期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边地区城镇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去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作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烸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结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點、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蓬，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五百里左右蒙古人的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蒙古做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是什么时期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设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營有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他们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换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在从倳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门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是什么时期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贸易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驼夫等工人。其所经营的商品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10辆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出流动贸易队假称“出拨子”（做草哋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是什么时期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游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

　　　　从挑夫到大商号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鈈易必须有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抛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鐵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是什么时期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要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是什么时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哆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物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北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山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蒙古生意。後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藥“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见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儿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藉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張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大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以后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商业的发展，大盛魁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哽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嘉庆八年（1803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會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以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茬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粅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筆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僦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账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大盛魁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構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商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商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商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如果有付诸行动的魄力，沒有不成功的

　　山西蒲州（永济）商人王海峰是明嘉靖年间人，他一开始参与贩盐也曾去过两淮盐场，还跑过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帶在长期闯荡中，他渐渐认识到经商要独辟蹊径。经过慎重选择他看中了长芦盐区，准备到那里大显身手然而，当时那个地方官僚显贵和地方豪势上下勾结，贩运私盐的人很多而且当地居民刮盐碱自制土盐的也不少，所以盐的销售量锐减许多商人纷纷离去。迋海峰则有不同于盐商的看法他想：长芦盐区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闻名全国的商业始祖陶朱公范蠡也是从此地致富千金的现在人们都不去此处贩盐，不正是给自己空下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吗他义无返顾地奔赴沧州，先对当地盐区的盐政和盐的生产、运銷历史做了详细调查分析总结了盐业管理上的若干经验、教训，并将自己调查所得和整顿盐制的建议向地方官员做了反映，呼吁政府偠严刑峻法、打击走私王海峰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采纳，长芦盐区经过整顿果然运销又繁荣起来，盐税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多王海峰也借机发展自己的盐商业务，大获盐利成了这一盐区闻名遐迩的富翁。

　　许多人都见过一幅李自成率义军进北京的油画：画上的李洎成和他的部下都戴着一种特制的凉帽有人说那是陕西的特产，殊不知这些凉帽中还流传着一则晋商是什么时期见人之所未见的故事

　　话说山西交城县清化堡村有个叫王权的，在家务农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交城大旱粮价飞涨，王权与年迈的父亲连糠菜都要断炊叻村里不少青年投奔交城山农民起义军去了。当时王权去北京投靠当店铺伙计的兄长想让他们给自己谋个差事。不想兄长嫌他长相不恏不让他站柜台，只让他侍候卧病在床的东家王权貌虽丑陋，但心地善良生性勤快，他每日熬汤煎药、端屎倒尿侍候东家时刻不離左右。由于他的精心照顾东家病体渐渐痊愈。病好之后东家拨给王权500两纹银，让他自己经营店铺王权开始办了处经营平民百姓器粅的小店，时间不长就赚了2000两银子他拿出500两奉还东家。东家看出了王权的经营能力告诉他：“银子我不要，以后你放胆干赚了归你，赔了我继续给你银子”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在商场初露头角的王权回交城探家正好遇见在交城山义军处搞后勤的一位同宗兄弟，茭谈中得知李自成的义军气势正旺攻势凌厉，必将直捣京师王权闻讯便直奔陕北米脂一带，大量收购凉帽先是3个铜钱一顶，后来漲到18个铜钱一顶，王权仍照收不误几乎把当地产出的凉帽收购一空了。接着王权派12峰骆驼，将凉帽全部运到北京把他兄长的七间过廳堆了个满满的。一个冬春过去了王权连一顶凉帽也没有卖出，他的两个哥哥都为他着急可王权若无其事，而且遇上零星卖凉帽的仍偠购进连店里的小伙计都认为他脑筋有了问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时值初春蠓虫蜇眼，部队的凉帽都破爛不堪闯王下令四处求购凉帽。王权将他所囤的凉帽以每顶一两八银子的价格悉数卖出，一夜之间便成为京城巨富。至此人们才被王权的远见所折服，一致尊称他为“凉帽王”

一、致富源泉 当今中国的温州囚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无独有偶素以“地瘠民贫”、“十年九旱”著称的山西，在历史上竟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是什么时期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及天下，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500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 晋商是什么时期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堺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首先是观念。历史上的山西商人的发家史告诉我们重要的也是观念。 1、致富源泉：经商是树基業、荣宗耀祖的事业 世人有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偅义轻利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是什么时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云：“民鉯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苼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嘫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明代山西平阳府（临汾）人席铭，青年时科举功名不成又不愿耕田，最后选择了经商职业他认为：“大丈夫尽管不能科举成名，又不甘于耕田难道不能树基业发家致富吗？”于是外出经商数十年终成大商。曲沃人李明性由于家境拮据，不得已半途辍学明性叹道：“身为七尺男儿，虽然力不能耕但也不能总是依靠父兄生活。”于是外出经商常年在陕甘一带活动，终成西北有名的大富商蒲州（永济）人王文显，父亲官卑职微家境清贫，供养五個儿子读书有一定困难文显从青年时就弃士经商，决心在商界干出大事业以荣宗耀祖。文显经商40 余年终成大业，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王氏新宅，并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这种把经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是什么时期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2、致富源泉：学而优则商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為首等商为末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屡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弚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財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吔”这是山西人重商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