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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大多数人都说美国强，那加拿大是美国的近邻，难道会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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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美国实行共同防御政策，综合国力加拿大的确不如美国，但是加拿大是美国大后院，加拿大知道自己发展军事肯定不够美国厉害，一旦有人打加拿大，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加拿大觉得搞军事浪费，干脆不怎么搞。每年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加拿大都叫加拿大加军费，加拿大才不管，呵呵，在美国人眼中，加拿大都不算是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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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认为美加不是兄弟而胜似兄弟，有兄弟感情而没有可能的龌龊。
对于美而言，它会尽可能的维护两国利益，而对于加而言，美利益得到保障，它的利益也就会的到很好的维护。它们在经济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在其它方面也不存在利益的冲突。在国际社会上，按理，加拿大是世界第二大国，经济发达，但是却很少在政治、军事甚至是经济方面听到它们的声音，不是不说，是美国帮他们都说完了。事实上美加之间有只存在两国之间的经济组织、军事体系。
美加有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境，当然你可以认为是军事实力相差太大所致，但是不可否认，美加，至少对两国人民而言，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国界线，举个例子：五大湖中的四个在两国边界上，大家都会说那是两国共有的，不会说从以哪儿哪儿哪儿为界，因为不需要。
再拿现在国际做例：如果欧盟成员国之间要达到美加之间的关系，那么希腊绝不会破产。世界杯也差不多不用开了，即使开了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激烈这么精彩，因为谁赢都没关系，这样说有点儿夸张，但也差不多。
美加关系，就像朝鲜战争刚过那几年中朝之间的关系，比之胡志明当政时中越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而言之，它们关系在深入一点儿，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家了。
加拿大和美国就相当于兄弟的关系。 军事联防， 如果有地方要打加拿大美国肯定会加入， 但是有地方打美国加拿大就不一定了。。加拿大军事上不算强，加拿大是资源大国世界上最多的淡水和林木，
很多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是双国籍。 加拿大护照或者身份证可以直接去美国，911以前去美国都不需要护照，直接驾照就能进。加拿大和美国电话号都是1 ，加拿大电视节目80%以上都是和美国完全一样的。其实说是2个国家感觉差不多吧， 不过加拿大是不能持枪的，就算考了猎枪证也是相当严格的，不像美国遍地是枪。比较恶心的就是加拿大物价比美国贵-。-
还有就是加拿大黑人不多， 白人和法国后裔多但分地区。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享英联邦的一切福利
不弱，但是是一个一直被无视的国家
加拿大不需要军事，就好比朝鲜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美国不敢打，加拿大也一样，没人敢去打他，美国都不敢，因为美国老百姓也不同意，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移民来移民去，很多美国人以前就是加拿大人，美国老百姓完全把加拿大当美国看的，还有美国要是打加拿大，欧洲也不同意，美国也不是一个党派说的算的，如果执政党去打加拿大，在野党去吹吹风，给老百姓来点迷魂汤，估计这个总统就要撤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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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历史:你能说说巴勒斯坦问题的来龙去脉吗
要简短精炼的，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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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阿拉伯语：فلسطين‎‎）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小国，由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二部分所组成。加沙地区面积365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地区面积5800平方公里。巴勒斯坦以农业为主，该地区历史悠久，阿拉伯人是该地区的主要居民，2014年巴勒斯坦国总人口有430万人。其中加沙地区人口180万人，约旦河西岸地区人口250万人·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 百废待兴。[1]因为该地域随时间的不同而不断变化，至今已经确定部分边界。日，阿巴斯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寻求独立建国。日，第67届联合国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百度百科
采纳率：41%
1917年-1947年
一战之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根据国际联盟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有关委任统治的条款，巴勒斯坦与其它几个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地区一起交由英国委任统治。除一个委任统治地之外其它委任统治地全部按照最早的设想纷纷独立。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例外。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不是仅限于“协助管理和提供建议”，其首要任务是执行英国在1917年颁布的《鲍尔弗宣言》，该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
从 1922年到1947年巴勒斯坦被委任统治期间，大量犹太移民从其它地方，尤其是东欧涌入，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使该地区犹太人口急剧膨胀。巴勒斯坦人对独立的诉求和对犹太移民的抵制导致了1937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其后，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来自双方的恐吓和暴力从未间歇过。英国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方法让这块饱受暴力蹂躏的土地独立，但均未成功。1947年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了联合国。 1947年-1977年
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之后，联合国提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阿拉伯独立国，另一个是犹太独立国，并在耶路撒冷市建立特别国际政权（181号联大决议第二部分）。分治计划中设想的两个国家中一个成为后来的以色列，在1948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77%的土地，以及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当地居民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出了巴勒斯坦。约旦和埃及占领了分治决议本来划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其它部分领土，这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从未正式成立过。
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当时约旦和埃及控制的巴勒斯坦其它地区（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包括之前未被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残留的地区，其后这些地区也被以色列兼并。这次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外逃，据估计外逃人数达50万人。安理会于日通过第242号决议，促请以色列从它在1967年的冲突中占领的地区撤离。
1974年，联合国大会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治、民族及主权独立以及重返家园的不可分割的权利。随后一年，联合国大会建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联合国大会授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大以及其它由联合国主办的各会议中以观察员资格。1977年-1990年
然而事情继续朝相反的方向发展。1982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宣称要消灭巴解组织。后来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得到保证在其撤离之后上千万留下来的巴勒斯坦难民有安全保证之后，巴解组织的军队撤出贝鲁特，转移到了其它邻近国家。其后在萨布拉和夏提拉发生了大规模屠杀难民的事件。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于1983年9月召开，参加人数众多，除其它事项之外，这次会议通过了包括如下原则的《日内瓦宣言》：必须反对和拒绝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及其所采取的改变耶路撒冷地位一切行动；该地区所有的国家均有权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存，所有的人民均有权享受公正的待遇并过安定的生活；承认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得合法权利。
1987年12月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了集体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抗暴行动。以色列军队对这次抗暴行动的镇压伤及大量人员并导致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伤亡。 1991年至今（和平进程）
1973年阿以战争后，整个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各方在不同论坛为安全理事会第242和338号决议基础上实现中东全面和平而不断努力。冷战结束与海湾战争及其影响等全球性变化对中东局势都产生了影响。1991年10月，阿以认真恢复谈判进程，在美苏两国共同主持下在马德里召开中东问题和平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但到1993年年中，谈判似乎在若干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停滞不前。在这些公开的外交努力的同时，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在挪威举行秘密会谈。双方于1993年8月末结束会谈并达成协议，这一消息使国际社会既吃惊又萌生希望。
日，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就相互承认换文，双方代表并于9月13日在白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签署《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出席签字仪式的有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声明签署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这一历史性协定为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实现自治开辟了道路。它标志着一个谈判解决永久地位问题的进程的开始。
大会在1993年届会上通过一项题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对《原则声明》表示支持，同时重申大会自己提出的若干原则以指导最后解决。此外，大会重申，联合国将继续承担对巴勒斯坦问题应尽的职责，直至该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1994年7月，亚西尔·阿拉法特返回巴勒斯坦，在加沙和西岸耶利哥地区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此后达成的若干协定使更多地区归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
为了结束冲突，已就“最后地位问题”协定开始谈判。尚待谈判的困难问题包括：以色列撤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最后边界、难民、定居点、耶路撒冷的地位。中东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日，签署了历史性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即《奥斯陆第二项协定》，取代了1993年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奥斯陆第二项协定》规定了解散以色列行政公署，撤销以色列军政府，并将西岸分成三个区，每个区都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同程度地各司其责。
联合国大会对迄令为止和平进程取得的成果表示充分支持。
在巴勒斯坦，第一次大选已于1996年1月举行。阿拉法特主席当选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他随后任命了由21名成员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执行局。安全理事会对选举表示热烈欢迎，称之为“中东和平过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
1990年代中期至末期，和平谈判停滞不前，此后，以色列埃胡德·巴拉克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签署了日的《沙姆沙伊赫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这一协议表示热烈欢迎。
定居点建设和持续暴力给谈判造成问题，此后，和平进程再度停顿。
2000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戴维营召开了中东和平问题首脑会议。秘书长科菲·安南对会议表示欢迎，希望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勇敢者的和平”。然而，以色列的巴拉克总理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阿拉法特主席未能消除分歧，达成协议。
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
2001年1月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在埃及的塔巴会晤，再度作出努力。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最后解决。然而以色列迫近的选举导致巴拉克总理中止了会谈。阿里尔·沙龙当选为以色列的新总理。
2000年9月以来，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日益恶化。2002年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每况愈下的局势表示了严重关注，并呼吁结束暴力和恐怖主义，从巴勒斯坦城市撤出以色列军队，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在2002年3月通过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确认了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一个地区各自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并存的想法。
使这一憧憬变成现实的“路线图”是由四方（美国、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和联合国）制定的。“路线图”设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采取平行步骤，以便至迟于2005年年底达成最后的、全面的和平解决。双方于2003年6月在亚喀巴首脑会议上作出了执行“路线图”的坚定承诺。安全理事会于2003年11月对“路线图”表示赞同。
尽管有一些进展的迹象，但暴力、以牙还牙和报仇的循环继续不已，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以色列决定在被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修建围墙。为了对此作出回应，大会于2003年12月请国际法院就修建围墙的法律后果发表咨询意见。2004年7月，国际法院认定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的围墙的路线违反国际法，表示以色列必修停止修建围墙，拆除已经修建的部分围墙，并对巴勒斯坦人的财产所蒙受的一切损失作出赔偿。
2004年初，以色列宣布从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和西岸一小部分地区撤出的计划。2004年5月，“四方”为这项撤出计划订立了一些原则，表明撤出必须是彻底的，而且应继而在西岸采取类似的步骤。“四方”还表示所有关于最后地位的问题，例如边界和难民问题，均应由双方根据国际公认的和平进程框架进行谈判。
于此同时，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道主义状况继续恶化。秘书长一再呼吁国际社会竭尽所能缓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并敦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采取必需的步骤，毫不迟延地达成和平解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危机日益加深，并继续夺走生命。持续的冲突、封锁、财政危机和以色列政府扣压巴勒斯坦的收入，凡此种种产生了以下现实影响：收入减少，贫穷和粮食短缺状况更形恶化。加沙地带的法律和秩序实际上已经崩溃。如果不是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临时国际机制迅速进行干预，共同提供高达8亿美元的紧急粮食、经济和预算支助，局势可能会更加恶化。
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
组建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改变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前景，创造了国际社会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更大、但仍受限制的接触机会。
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仍非常艰难。尽管2007年年初，巴勒斯坦人内部派系暴力事件有所减少，但加沙的局势依然紧张。如何使内部暴力行为得到控制，似乎已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另一项考验是，采取有效行动防止对以色列目标进行军事攻击。经济局势仍然严重萧条，鉴于持续性的商业关闭，经济局势似乎注定将继续承受重大压力。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危机在2005年年底已经十分严重，在2007年上半年又遇到了威胁其生存的风险。即使恢复移交关税和增值税，巴勒斯坦每月的预算赤字也有约8 000万美元。
对于双方而言，确保恢复谈判以达成永久解决冲突的办法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为了在政治轨道上取得持续进展，巴勒斯坦政府必须在减少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方面取得进展。以色列政府方面必须停止修建定居点并拆除前哨基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政府也都面临内部困难。国际社会、包括该区域各国都能作出有益贡献，例如，对“四方”倡议与阿拉伯和平倡议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道主义准入
在联合国机构继续就无障碍人道主义援助准入进行谈判之时，巴勒斯坦人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封锁规定，这直接削弱了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无法扭转这些封锁造成的影响。在严格限制准入的环境下，预计改善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努力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尽管大幅度增加了援助数量，但社会经济指数仍然恶化。如果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东耶路撒冷以及西岸的状况没有正常化，预计贫穷和失业人数将上升，对外援依赖的程度也会增加。
青年和教育
多年来，巴勒斯坦学生的入学率在该地区一直是最好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教育部门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引起人们对教育服务质量的关切。由于人口压力日益增长，需要更多的教室并加快师资培训。在边远地区，如约旦谷，校舍依然破旧，缺乏基本的供水和卫生设施。尤其是在封锁最为严厉的地区，急需开展补习教育并更加重视女孩入学。
除了外部对经济和流动强加的限制外，妇女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往往进一步阻碍了她们的流动性以及获得信息、资源和服务的机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案中，巴勒斯坦妇女往往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尽管在帮助增加家庭收入方面，她们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社区做法提供了一个机会，帮助通过地方倡议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此外，还需要解决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单单是把她们作为照顾别人的人，而要把她们当作有特殊需要和承受更大压力的群体。
人们日益担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危机将严重影响卫生部门长期的运作情况。过去，卫生部约一半的预算一直是国际社会通过预算支助和由该部执行的项目所提供援助支付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对此类预算施加的限制使保健服务和改革面临恶化的真实风险。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于全世界人权的未来特别重要。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已有60年；特别是自1967年东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之后过去这40年更是如此。多年来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争相捕捉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随着1994年种族隔离的结束，巴勒斯坦成为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从属政权占领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关系着人权的未来。压制人权的体制不只一个，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但是由一个从属于西方的政权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剥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自决权和人权，这是唯一的一例。这就说明为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成为对西方的试金石，能充分表明西方是否真正地致力于维护人权。如果西方经不起这一考验，就很难想像发展中世界能在其本国内认真地纠正违反人权的行为，但实际上西方似乎是经不起这一考验的。欧盟通过临时国际机制向巴勒斯坦人民支付良心钱，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它接受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停止违反人权的行为。由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联邦组成的四方也同样失败了。如果在全世界倡导维护人权的西方不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表现出真正的负责和承诺，那么在过去60年里国际社会最引以为荣的国际人权运动就将陷入危机和困境。参考资料：
这是犹太人的历史问题。几千年前，犹太人曾在西亚建立国，但很不幸，都被灭了。之后犹太人开始流浪世界。原住地有了巴勒斯坦人。二战后犹太人在美国支持下建立以色列国，而巴勒斯坦国一直未建立，矛盾产生，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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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同情。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确”。欧洲难民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3岁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土耳其海滩遇难的照片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陶短房
　　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同情。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确”。然而仅仅10多天后，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正确”却出现了迅速而微妙的变化：许多不久前才表示对难民“有条件接纳、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接纳”的欧洲国家，如今正迫不及待“关门大吉”。
　　欧洲难民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民问题由来已久
　　欧洲难民问题一般被欧洲人称作“地中海难民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痼疾。
　　所谓“难民”和“非法移民”往往是同一类人，他们来自贫穷或动荡的环地中海国家，甚至更远。二战后的历次巴以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阿富汗乱局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中海难民”。他们或自己或借助“蛇头”，或单独或拖家带口，甚至成群结队，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偷渡进入欧盟境内，如果未被发现或阻拦，他们就是非法移民，否则往往以各种理由寻求难民庇护，并因此成为“地中海难民”。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出政治难民庇护申请，但其实相当部分应被算作经济难民。
　　自2014年起，“地中海难民”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也越来越引人关注。欧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已超过33万难民为去欧洲“冲入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数已超过2500人，其中40%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两个国家。涌入国中首当其冲的是南欧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
　　叙利亚等国难民的大量出现，与“阿拉伯之春”和ISIS的兴起导致国内战乱有关。厄立特里亚之所以成为难民渊薮，则是因为该国自独立以来一直饱受内战、原教旨主义和与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之苦，且同时伴随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
　　实际上，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远非难民问题的全部：据统计，月向欧洲申请难民庇护的“地中海难民”中，叙利亚人只占16%，比例甚至低于厄立特里亚人(27%)和科索沃人(26%)，而阿富汗人(7%)、伊拉克人(4%)和阿尔巴尼亚人(4%)也为数不少，此外，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船民的比例虽暂时下降，却也是困扰欧洲几十年的“老大难”难民源。
　　“9?2”事件前欧洲的暧昧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欧盟内难民强制性配额”计划，根据这一新配额，欧洲将强制性由各成员国分摊共计16万“地中海难民”。负担最重的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其余23个成员国包括弹丸小国卢森堡都被摊派，只有事先就宣布不参加并获得布鲁塞尔方面认可的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国未获配额，但也被要求“自愿接收”。
　　不过这项“配额”很快引发欧盟内部强烈争议。被要求“自愿参加”的三国中，英国在当天就表态称“不反对这一原则，但英国认为最好由各国政府自愿决定，英国不打算参与”，丹麦首相施密特称丹麦“将行使豁免权”，只有爱尔兰政府表示“或许会酌情接收一些”。而被强行摊派的各国意见更为激烈。
　　欧美许多国家最初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2015年5月迫于屡屡发生的难民船悲剧而推出“强制性难民配额”，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美国自2011年起的4个财年仅接收了不到400个叙利亚难民，今年截至9月4日也不过接纳了1199人，难民资格甄别过程长达18～24个月。加拿大不仅对在境外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要求“5G”(笔者注――每名申请者需要5个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提供担保)，且本财年截至目前接纳人数不过1074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系列的顾虑，如就业压力、社会福利竞争、文化差异、治安问题、社会矛盾等。历史上大规模、成建制的难民(如越南船民、巴勒斯坦难民、非洲难民等)都曾给输入国带来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中东难民的移民成分和情况甚至更为复杂，已在许多国家催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如英国伦敦托特纳姆骚乱、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人质事件等，让这些国家心有余悸。美国、加拿大如今都处于选举周期，在“9?2”事件发生前，不少政党、候选人为取悦担心“饭碗被非法移民、难民”抢走的选民，竞相作出“抬高准入门槛”的承诺。
　　“9?2”事件后欧洲竞相秀“慷慨”
　　然而，库尔迪带来的“催泪效应”让许多欧美国家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责政府缺乏人道精神，呼吁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成了新的舆情主流和“政治正确”。如在德国、法国和英国，“9?2”后支持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民调比率一度飙升，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出现捐赠物资塞满道路的盛况，而加拿大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0%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得更多，54%民众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舆情、民意和“政治正确”逆转下，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又会作何选择。
　　几个月前，曾当众告诉巴勒斯坦难民小女孩“德国接纳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而将之惹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2”后却一下成了对“地中海难民”最慷慨的世界领袖和“默克尔妈妈”。
　　原本态度暧昧的法国和英国也出现微妙变化：曾公开宣称“法国绝不认同配额”的法国总理瓦尔斯改口，在社交平台上称“对难民的不幸忍不住热泪盈眶”。原本一直不松口的英国，也由首相卡梅伦出面表示“愿意根据情感和能力的综合考量自愿接纳一些难民”。其它一些国家或政要也纷纷作出象征性姿态，美国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大方一下”：9月8日，白宫宣布将在本财年接纳至少5000叙利亚等国难民，两天后这一数量又翻了一番。
　　欧洲之所以在“9?2”的催泪弹效应后竞相秀“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然。
　　一方面，由于离中东战乱地区太近，历史上又有接纳这些地区的难民的传统，因此，成千上万“地中海难民”早已源源涌入欧盟各国。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多达5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挤在离战乱地区最近、经济状况又较差的意大利、希腊等国，令这些国家叫苦连天，于是便不断呼吁“欧盟一盘棋”，让所有成员国分摊负担。此外，率先“秀慷慨”的德国也不愿独立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因此成为“配额”的最大“推销者”，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甚至威胁，对反对“配额”的部分东欧国家施加停止支付欧盟基金补贴的经济制裁，其目的自然是让整个欧盟为德国的“慷慨”多少分摊一点压力。
　　另一方面，“9?2”事件的轰动效应让欧盟各国政府遭受到难民同情者的强大压力，迫使它们顾及舆情民意不得不表现得更“慷慨”。尽管后遗症明显，但成千上万的难民已“不请自来”，更多难民则在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翘首期盼，火烧眉毛，且顾眼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庞大难民潮让欧洲吃不消
　　然而被德国的慷慨吸引而来的汹涌难民潮，很快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大惊失色。
　　欧元区国家边境署Frontex9月15日公布的报告称，全年估计有50万以上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德国仅慕尼黑一地，自8月下旬至今抵达的难民多达6.3万，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不断涌向德国，平均每天万人以上，一些城市的交通系统已无法正常运转。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原本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80万”如今也俨然成了一盘“小菜”，德国民意因此在短短几天内迅速逆转，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此次政府在难民危机处理方面的工作“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甚至连默克尔的一些重要盟友也开始发出不同声音。迫于近乎失控的形势，9月13日德国大面积停开德奥铁路客运，并恢复了德奥间的边控，14日下午，今年已向德国运送45万难民的奥地利至巴伐利亚铁路停开，半小时后只有欧盟公民或持有效证件者才能通过边境，德国宣布“这种措施或许会在德捷、德波边界推广”。
　　德国的措施迅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少国家纷纷关闭边界。9月14日，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最终也未能通过“强制配额”。
　　难民潮背后的思考
　　随着新闻热点的冷却，担忧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如在德国，一些分析家指出“难民从素质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马上填补德国劳动力缺口”，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开始担心ISIS等极端原教旨分子混杂在难民中涌入，报端上开始出现“只对‘真难民’慷慨”的提法。
　　绝大多数在“9?2”后改变对难民接纳态度的国家政府、政党和政客，是出于对舆情、选情和民调结果的迁就和迎合，但民意如水，小难民之死的冲击波注定不可能持久，而“地中海难民”的根源――战乱、贫穷却方兴未艾，且即便“阿拉伯之春”结束，“地中海难民”问题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如非洲船民问题就很可能如此)。届时“照片效应”已被淡忘，而现实问题，包括就业压力、治安问题、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等，却随时可能重新唤起各国针对难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至仇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民调和“政治正确”而匆匆开放的“欧洲之门”，很快又因新的民调和“政治正确”而重新收窄。
　　更让人担心的是，此次难民潮引发了欧盟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这是对《都柏林协定》和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这一“欧盟最伟大成果”的严重动摇。如果任由这种连锁反应蔓延，或放任德国和东欧诸国间因难民问题相互拿欧盟义务“做劫”，很可能最终危及欧盟的基础。正因如此，默克尔才不得不紧急“灭火”，呼吁“需要重铸欧洲精神”，称“我不认为威胁是达成协议的正确方式”。
　　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治理难民源，包括帮助中东动乱地区平息战乱、政治及种族清洗和宗教迫害，协助难民重返家园和恢复经济，构建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地缘政治秩序，并为当地的和平、发展提供国际保证等，这些需要目前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各重要成员国迅速达成共识并诉诸实质性行动。但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和英国虽放低声调表示“一切好商量”，却依然把“巴沙尔下台”当作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而俄罗斯公开向叙利亚派兵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截至2014年底，全球难民总数已高达5900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这些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会因德国和欧洲当初迫于“9?2”催泪效应脱口而出的一句“芝麻开门”，收拾其简单行囊，争先恐后涌入欧洲。他们中绝大多数会被不断加高的欧洲新铁丝网拦在一道道根据“申根”本应消失的欧洲内部边界一侧，并不得不搭建起新的难民营等候下一次“催泪弹”的到来。他们中最不幸的一部分会随时在波涛万顷的地中海上，或暗无天日的集装箱、闷罐车里遭受健康和生命威胁，新的“9?2”悲剧随时可能上演。
　　(作者系旅加学者)
(责编：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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