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实证调研】|陈雯| 形式“同质”与本质“异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机制与困境研究
摘要:本项研究依据3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持续三年多的生活史访谈资料，探讨其婚恋模式和生育抚养、代际关系、家庭结构等后续生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总体呈现“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和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三大主要类别;三种婚恋模式在形式上以其安全机制、情感机制和弥补机制都一定程度地呈现符合主流预期的同质婚特征;三种婚恋模式在本质上较大程度地隐含着破坏婚恋规律的异质性和脆弱不稳定特征;异质性程度较强、整合能力较弱的三类青年民工婚恋模式造成婚姻脆弱、儿童留守、老人自养和村庄衰落的循环问题和无尽困境。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现代化与城市化的阵痛，加剧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成本。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合理机制;衍生困境
如果说近9亿“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已在近四十年间持续为以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贡献力量，那么上亿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复杂的婚恋模式及其衍生的脆弱婚姻、留守儿童、自养老人、乡村衰落等多主体困境正静悄悄地支付巨大成本与代价，冲击和挑战我国以人民幸福生活为核心追求的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至2016年底，全国2.81亿农民工群体中，16~40岁阶段的新生代青年以53.9%的比例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那么匆匆离开乡土却尚处成年早期并深具成长“弱化”与婚育“催化”等社会化特征的青年农民工[1]，以其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边际人”身份能否顺利完成婚恋生育、成家立业等稳定秩序要义的青年社会化核心内容?其婚恋选择与模式特征会给个人及相关群体造成何种影响?这不仅是密切关系青年自身主观幸福归属和社会化质量的私人事件，更是深刻影响当下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家风建设、乡村治理、村规乡貌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大议题。对来自湖南、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并长期在上海、苏州、南京、宁波等长三角城市流动打工的30多位青年民工及其父母三年多生活轨迹的深度访谈，为本项研究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及规律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一、开放抑或保守: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类主要婚恋模式
十余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家庭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已经获得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持续研究[2]。就类型与模式而言，学者们或从总体层面对打工青年的婚恋观念、择偶选择和婚姻形式做出高度概括和详尽描述[3]，或对“闪婚闪离”、“无媒不婚”、跨省婚姻等不同模式类型进行深度分析和比较归纳，再或对打工妹、女性婚姻移民、都市农家女等性别视角分类研究[4]。然而，早期社会化深受传统(包括乡土文化、父权至上、代际秩序等)、现代(包括打工经历、教育技能、城市体验等)和独特成长(包括家庭“弱化”、婚育“催化”、独立依附并存等)三重合力塑造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深受结构桎梏和体制壁垒的双重约束而呈现出传统现代交织、开放保守并存的多元复杂特征，婚恋涉及的青年主体和老幼三代的生存发展早已超越群体边界而影响深远，所以类型学的模式划分更需深刻机制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治理思路和进步文化引导。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研究”等课题支持下，笔者从2014年到2017年的三年半时间里接触到并深入了解5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家庭的发展和变动。通过在南京、苏州、昆山、上海、宁波五个城市和安徽L村、河南H村两个村庄的十余次实地调研和回访，笔者保持对30位青年民工的持续跟踪研究，获得了他们和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生活史资料。在30位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12人，26~35岁的18人;男性16人、女性14人;未婚10人(其中9人已订婚)，已婚20人，已婚者中的初婚14人，再婚6人;已婚者中生育1个孩子的3人，生育2个孩子的11人，生育3个孩子的6人，43个孩子的养育方式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亲子分离，留守在老家由祖辈、单亲抚养或学校、亲属寄宿;研究中接触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母亲6人、父亲9人。笔者依据流出地、流入地和初次访谈时间对30位青年民工进行编号，依据结婚前(恋爱阶段)至结婚后(婚育阶段)两个维度和恋爱次数、结识方式、相处时间、结婚仪式(民间—法律)、居住模式、婚姻时间、生育数量、养育方式等指标，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归纳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三大主要类别。
1.“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
主要是指由父母意志主导，经父母在地域、家境、品貌等多方面考察并认可的基础上，借助亲属、朋友、老乡或专业媒人的中介和帮助，利用春节等假期或其他特殊特定时间，以最快速度和最多次数安排两个短期返乡的打工青年相亲相识并相继圆满完成聘礼嫁娶等民俗认可结婚仪式的婚恋类型。
从执行主体上看，本地婚配基本由父母主导和操控，父母不仅决定孩子婚前的相亲年龄、相亲个数、结婚时间和结婚仪式等，也基本掌控着结婚后的居住模式、生育速度、子女数量甚至抚养方式。如育有两子一女的个案陈母反复强调:“我天天急得睡不着觉，小涛(大儿子)快22了，过了25我们农村就要打光棍了，小丽(二女儿)到20不下彩礼还上哪里去找......”从理想地域看，本地婚配的结婚距离已从曾占主流的本村、邻村、本乡、邻乡逐渐扩展到本县和邻县，但更远的跨市跨省则被父母强烈排斥。从结识方式看，青年民工自身和父母的常年外出务工使得留在家乡的亲属、乡邻甚至专业媒人成为这种快速婚配的最佳依赖人选，他们因为熟悉家乡而非常敬业负责地提供从安排相亲见面，讨论彩礼财产、结婚仪式等全程服务工作。然而从婚配主体看，因过年或假期而短暂返乡的农村青年通常接受并配合父母和媒人的相亲安排和后续工作，如在苏州打工春节回河南老家的个案小霞曾一天相亲七个对象却无一满意，而在宁波打工的陈母长子小涛，在经历2015年春节初婚第二天新娘出走闪离无果后，2016年春节返乡时再次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最终实现在开年再次务工外出之前的一个月内举办民俗仪式等程序的理想完婚和皆大欢喜。
2.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跨城、跨省、跨国婚恋)
主要是指由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生活中相对自由自发自主和相互吸引的基础上，通过自由恋爱和情感积累而或同居、或生育、或结婚、或三者皆有的婚恋类型。
从婚恋主体看，异地婚恋是由青年自身相互吸引自由选择的自然类型。在巨大“流动拉力”的驱使下，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早早放弃高中学业，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快速从“留守儿童”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自食其力的打工生活为其自由恋爱和婚姻情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支持。调查中来自安徽身在上海务工的个案小强就是在饭店打工时结识了来自贵州农村的女孩小敏，并且两人回到小强安徽老家后因深厚情感得到了开明父母的支持和祝福，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并生育两个孩子。从地域特征来看，异地婚恋总体的结婚距离是跨市和跨省的，这种扩大的通婚圈通常为其后续婚姻和家庭生活埋下不良种子，父母的排斥、亲属网络的疏远、夫妻关系相处的矛盾、养育子女的艰辛等，所有婚姻生活中的脆弱性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异地远距离婚姻关系的脆弱或破裂。如研究中的个案小青就是在婚后两年的夫妻打架中负气丢下女儿和家庭离开安徽外出打工几年不归。需要提及并强调的是即便本地(本村、邻村、本县、邻县等)的恋爱和婚姻也并不完全是介绍相亲，一直存在本村或邻村青年自由恋爱并结婚生育，笔者使用“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模式”，侧重与第一类“父母之命的傀儡婚姻”相对应，而非做绝对严格的边界和模式的类型划分。
3.非婚生育的边缘婚恋
主要是指成年早期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在短暂或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基于人性内在的精神—情感需求(如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对孤独寂寞的恐惧、对社会交往的渴望等)或社会外在的物资—功利需求(如挥金如土奢侈生活的仰慕、不劳而获的懒惰享受等)而在恋爱婚姻模式上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的非婚同居、包养被包养、非婚生育、堕胎或遗弃婴儿，却始终未能接受父辈认同和世俗认同，也未举办法律和民间婚姻仪式的短暂或持久的婚恋类型。
从情感角度而言，边缘婚恋类似异地婚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吸引、自由恋爱的进步文明因素，如个案小婉来自重男轻女的河南农村，在上海做饭店服务员的辛苦工作中结识了继承家族企业风度翩翩的年轻老板王总，基于仰慕崇拜和安全依恋成为情人和“小三”并住在王总为其购置的别墅，生育一儿一女。
然而在世俗认可层面，如果说本地婚恋被父辈和民间认同，异地婚恋被较大程度地排斥，那么边缘婚恋则既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又被民间彻底打击和唾弃甚至引发若干暴力刑事案件，妇女和儿童通常成为这类畸恋的最大受害者。
从性别关系来看，总体上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青年仍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深受男性生育偏好传统延续和束缚，女性与兄弟相比更容易同步或提前主动辍学进城务工，这从进步的一面看虽然降低了中国农村自杀率并改变自杀群体特征[5](中国自杀率在年呈下降趋势，这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流动人口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既往从属地位、既往家庭纠纷、既往自杀工具三种既往自杀风险，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农村自杀率)，但具有养育文化中“集体被抛弃”的农村女孩一旦进城，更容易在婚恋关系中陷入被动和弱者的命运。不仅本项研究中接受访谈的多位女孩都集体表示自己进城打工后对男工友或老乡的主动示好不知所措而进入恋爱关系，已有数据也一再证实非婚生育的子女首先成为情感破裂后的被抛弃对象[6]。
二、凝聚与合力:三类婚恋模式的合理机制与同类婚特征
时至今日，如果说转型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体旋律，流动成为个体生命历程的常规样态，但在婚恋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社会生活主流领域中，阶层内婚制始终未因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以及农村社会形式上持久频繁的流动与开放而根本削弱和改变[7]，并且白头偕老的终身婚姻亦始终成为不同代际雷同的主流态度[8]。以上三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与此契合，展示并再次验证婚姻匹配与择偶配对的“同质性”即“同类婚”特征。
1.安全机制在“媒妁之言”本地婚恋模式中的主导作用
在持续的乡土文化变迁和治理思路中，不容忽视的是，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通过乡土、财富和配合三重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大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筑牢安全网。
首先，久居乡土的媒人成为一桩本地婚姻可靠安全的首要保障。常年外出务工的父辈和子辈两代农民工已对仍深刻眷恋的家乡相当程度地陌生和疏远，而那些未曾外出打工的亲属、村镇权威精英和专业媒人因其熟悉村庄环境和乡土人情而被委以重托。就像当妹妹陈母为长子小涛婚事委托守村务农的哥哥费心时，这位舅舅媒人慷慨地拍着胸膛:这是我的亲外甥，他的终身大事我自然要放在心上，有好的姑娘肯定优先考虑自己人......而陈母和丈夫则坦言:要说媒人是会因为费用耍点鬼心眼，不过我亲哥哥，不会害自家孩子，信得过......
其次，占据父权威严、财富资源和情感优势的父母支持成为本地婚恋的关键运作机制。如果说男方及父母以财富资源的占据而主动发起说媒相亲娶亲等一整套程序的优势，那么女方父母则以乡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女儿稀缺的特点而占据以彩礼多少讨价还价为自己和女儿获得更多婚姻补偿的优势。历经多年的举家外出务工，父辈早早以其多年打工积蓄为其尚处成年早期的儿女盖(买)婚房、备嫁妆。相比儿子的房子，女儿的嫁妆则属次要。
没有房子哪家闺女愿意嫁过来啊，除非不检点的和外地带过来的，我三个儿子个个一表人才不愁娶不到人。在县城先给老大买一套楼房，够体面了，等他在外野够了回家做点生意。媳妇上学多少无所谓，能知根知底，身体没病能添孙子过上安稳日子，生几个我们都帮他们养，户口找家里亲戚帮忙就能帮她上好，开年带上她一起出去，这年里年外赶紧把婚事办妥，到哪里能找到我们这么贴心的父母啊!(个案倪父HN-NB1401，男，50岁)
再次，作为结婚主体的青年农民自身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配合相亲及后续婚俗礼仪的安排保证了本地婚恋的圆满完成。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代际的、文化和资源的影响，农民工的母亲仍在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中起关键作用[9]。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尊严维护、道德秩序要求以及自身实力的脆弱和无助，多数青年会对父母的意愿和要求妥协。如果说打工薪资已经超过父兄却仍遵从父母意愿相亲见面并举办结婚仪式的小妞是因为爱护父母，那么吃喝挥霍成性的小辉则以顺从父母安排的相亲和结婚要求要挟父母必须持续不断地为其提供经济支撑。
2.情感机制在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模式中的维护作用
对于具有生命早期家庭“弱化”群体特征的青年民工而言，情感归属与自我认同两大机制较大程度地满足并实现其婚姻的稳定延续与家庭的扩大。
一群提前主动辍学尚未满20周岁的农村大龄留守儿童，能以其匆匆进城追逐黄金梦与幸福梦而成长转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获得爱情与幸福吗?调查发现，除了建筑、高危等劳动强度过大的行业，离开乡土束缚、父母祖辈约束并打工赚钱的青年民工因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时间和空间自由，几乎都有一次或若干自由恋爱的经历并对完美爱情和理想婚姻充满期待。所以情感机制在异地婚恋和跨省婚姻的初期超越父辈权威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城市青年自由恋爱的浪漫追求并无根本差异。访谈中除了在建筑工地高强度工作的两位小伙子表示愿意听从父母安排相亲，其他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同样工作劳累的二十多位青年男女都表示想自己为恋爱婚姻做主才甘心，情投意合感情稳定才能结婚。
小的时候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非常想念，见不到人连电话都很少打，看到电视节目放映的城市完整三口之家的生活非常吃惊和羡慕，也长了见识，明白了家人是可以不分开过得很好很幸福的，所以工作的时候就特别拼命，经常主动要求夜班，想多赚钱多攒钱可以找个自己喜欢的人，生了孩子可以自己养而不是交给别人。他跟我表白以后特别会照顾我特别细心，好像特别懂我的性格和心思，工作不能见面一有时间就短信息微信不停，我感觉很放心很轻松，最重要的是他和我想法一样，生了孩子要自己抚养而不是丢在老家交给老人，这样虽然我们拼命挣钱有压力，但觉得很有奔头，特别期待一家人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像城里人那样过。(个案小丽AN-SH1402，女，20岁)
在与小丽的多次交流中，“快乐”“幸福”“理解”“感情基础”等字眼在这个美丽要强的姑娘那里反复使用，认真工作、拼命加班和可观的收入令人无法认为她与城市青年有太大的区别，一边在反思验证教育经历、打工经历和电视等传媒对留守女童的进步观念和现代婚姻追求向往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一边更令人心痛的是“读书无用论”和“流动拉力”主导下的农村女童高主动辍学率及早期亲子分离留下的安全感创伤。几乎所有的女孩都表示孤独单调的打工生活中非常期待美好爱情，但同时更多女孩则表示当男孩表白时不知如何应对而开启一段恋爱。
其次，跨省跨市的异地自由恋爱的长久和稳定需要以或简或繁的婚姻仪式以获得双方亲属的认可与祝福。越是能得到父母认可并举办民俗婚姻仪式的自由恋爱，越是婚姻满意度高，稳定性强，持续时间久。
我们贵州老家重男轻女很严重，买卖妇女孩子比较常见，我在上海打工虽然累但是觉得风气好了很多，大家一起工作有好的相处，我觉得小强很善良，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半年多他提出带我回安徽老家见父母结婚，大家都会和他一样爱护我，我非常感动，公公婆婆确实勤劳能干，对我们很好，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和幸福......(个案小敏GZ-SH1405，女，20岁)
对于儿子小强和媳妇小敏上海打工认识恋爱并回老家见父母结婚的经历，其母则表示:
我有两个儿子都是一样的疼爱，我不是很在意媳妇老家在贵州穷乡僻壤，关键是她要对儿子好，两人成家日子能蒸蒸日上。我和老公年轻时也很穷，但我们非常恩爱相互支持，也攒了钱为儿子盖了新房，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我对儿子的人品放心，只要他们愿意，我们老的愿意帮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结婚以后特别孝顺......(个案小强母亲AH1612，女，53岁)
而对于刚满二十就因打工谈恋爱未婚先孕充满恐惧而畏罪回家向父母摊牌的小丽，两家父母因为邻县，男方家经济殷实态度友好，于是对于两个孩子的婚事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彩礼嫁妆迎娶婚礼等一样不缺补齐，婚后的小丽顺利生育一子并在两年后又生一子，夫妻两人回到家乡县城买房做生意陪着孩子上学。访谈中夫妻俩坦言:双方父母给予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让他们很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更想珍惜家庭和孩子，而不是到处跑着打工了......
3.弥补机制在非婚边缘婚恋模式中的主导和运作
值得重视的是，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虽遭受世俗排斥却以其弥补性或补偿性机制具有合理性而顽固地弥漫在新生代农民工不堪而又漫长的城市边缘生活中。
为什么包括非婚同居、非婚生育、婚外情甚至同性恋等多种形式，并衍生堕胎、弃婴、非婚子女、生殖疾病、精神疾病及暴力事件等多种问题的边缘婚恋，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与同质性而跃升为城乡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呢?童年时期的匮乏一生都在苦苦追求。尽管当前并无官方统计数据验证这类边缘婚恋的精确形式和确切数据，但这恰恰是普遍以留守性“制度性孤儿”长大的青年民工因早期生命质量受挫而在成年早期快速融入城市适应障碍和困境的集中表现，本文称之为弥补性机制。
首先，对情感连接、爱与归属的需求在超越时空和经济自立的催化下挣脱了村规民俗、乡土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制约束缚，从恋爱到同居的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和人情温暖一定程度地弥补了青年民工家庭缺失的温情爱护和独自漂泊打工的孤独迷茫和无助。访谈中的青年男女几乎都是在缺少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忙坐上远行的火车汽车来到异地他乡。
独行的小梅说:
“先坐火车到上海再说，当地很多工厂酒店都长期招聘，以前大家都还会过了正月十五才出去，现在有的初三初六都走了，家里已经吃不惯住不惯了，到上海可以先住在男朋友住的房子里再慢慢找工作，有个照应感觉踏实多了。”(个案小梅HB-SH1504，女，23岁)
而前文甘作王总“金丝雀”的小婉则坦言:
“在家上学也要照顾弟弟妹妹做家务，上初中后爸爸就说成绩不好花钱不少不如打工赚钱有用，在酒店服务也非常累，他主动关心照顾我，我特别感动，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名分地位我管不了了，现在这样我也觉得值了......”(个案小婉HN-SH1406，女，27岁)
其次，诸多以非婚同居、婚外情等形式表现的边缘婚恋的接受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以叛逆反抗甚至病态的方式弥补新生代农民工在离散化家庭模式成长中长期被忽视和压抑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
纵观那些一进城就快速恋爱同居、怀孕流产甚至非婚生育的背后，无不在以血泪和生命痛诉大龄留守儿童在迷茫城市梦的追求中自我认同获得和自我价值提升的惨痛代价。访谈中的大多数青年提起童年经历和与父母的关系都表示一把辛酸泪，而叛逆的小洋多次表达对父母的失望后坚持要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自己常年不回家，一回来还对我大呼小叫，我才不愿意去见他们安排的相亲对象呢，那样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我有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在微信摇一摇找到的，就在邻村，我们非常聊得来......(个案小洋AN-NB1402，男，25岁)
研究中的几位女性甚至不同程度地认可自己的非婚生存状态:
他和我坦白过很多次自己和妻子早就没有感情了，但因为孩子财产和家族生意很难离婚，我们生了一对儿女，平时他为我们花钱大方，还会为我娘家父母着想，主动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回老家探亲好几次了。我要是在老家找个城里人结婚又能比现在好到哪里去呢?除了结婚手续，我家里对他各方面都满意得很......(个案小婉HN-SH1702女，30岁)
三、脆弱与失灵:三类婚恋模式的差异矛盾和衍生困境
那么形式完美而延续多年并顽固稳定且兼具理性、趋利等合理机制的阶层内婚制(“同类婚”、“同质婚”)是否充分满足了社会稳定的需要、乡土秩序的保持、家族兴旺的期盼、家庭合力凝聚的提升以及个体主观满意幸福追求等多重功能?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民政部印发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依法办理登记结婚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84.1万对，比上年增长5.6%，粗离婚率为2.8‰，超出‰的近2倍，结婚率降低而离婚率提高的特点十余年来持续保持。
从城乡对比来看，持久规模化的人口流动造成婚恋选择的时空范围扩大，制度、文化和家族的黏滞性和束缚性式微，乡村离婚高峰最早到来，后续为城镇、城市，越往后峰形越陡。2010年全国城市、城镇和农村离婚人口性别比为81、116和245，呈现城市离婚女性“过剩”和农村男性“过剩”并列特征。从性别差异来看，年15岁以上人口离婚率增幅显著，男性先降后升，变化幅度较小，而女性自1990年始剧烈增长，20年增长3倍。全国15岁以上离婚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来出现陡降，由378降至127。2010年离婚人口性别比由城市到乡村依次升高，性别空间不均衡矛盾突出，离婚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显著错峰效应[10]。近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却在婚恋领域呈现模式的同质性回潮[11]和满意度的减弱特征值得警惕和反思。近年来，以华中乡土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已对以青年民工为主题的“重返光棍”的农村剩男、“抛夫弃子”的年轻妇女、“闪婚闪离”的结婚模式、婚变及临时夫妻泛滥等问题[12]丰富描述和深刻解析。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婚恋模式中隐含的矛盾和困境提出更多思考。
1.弱支持体系衍生的弱婚姻稳定性风险与困境
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治理中无法忽视和回避的现实是，普遍存在于青年民工群体中的三类婚恋模式都较大程度地因完整支持体系的匮乏和薄弱而极易陷入低质量、低满意度、低幸福感的情感创伤陷阱，即情感异质性特征。
首先，作为一种被安排的婚姻，“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因从根源上缺少青年主体自身基于相互吸引的情感根基和后续共同生活所需的支持和努力意愿，即主体性情感支持缺乏而具有较大异质性而极易脆弱破裂。
父母催得急，我们从见面到办仪式结婚一共十五天，但过了门第三天她就走了，啥也没说......我们找到做媒的舅舅一起去她们家理论，她父母说她并没有回过家......后来有人传话说她在外面打工有相处很好的男朋友，她过年回来不同意和我见面，她爸爸非要做主，可能她看不上我，我们家也不富裕，盖房子也是全家一起打工这几年攒的钱，我妈气得犯病下不了床，我爸气得蹲地上掉眼泪，我们也没有领结婚证，她这样走了基本不指望还会再回来，对弟弟妹妹影响也不好......(个案小涛AN-NB1508，男，22岁)
可以说，每一个不肯式微的父权家庭都为儿女内心的婚恋追求和逃婚悔婚的叛逆行为甚至糟糕恶化的代际关系埋下重重隐患。作为常年和父亲一起在建筑工地辛苦劳作的小涛，不仅配合父母与舅舅一起去女方家讨要彩礼，同时也继续配合母亲接受相亲安排，他既能理解父母为其包办终身大事的艰辛，也深知自身底层劳工的弱势无奈和妥协。而同在南京理发店打工多年的一对老乡小军和小梅，则以冷漠和逃避的方式面对来自父母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催婚。作为未能读完初中就离开安徽老家来到南京以理发店洗头学徒开启打工生涯并坚持十年以上分别升级为高级理发师的小梅，和店长小军的观点不谋而合。
常年给大学生理发，你看那些自由恋爱很多年一毕业就容易分手或者结了婚还过不到一起的也有那么多，那回老家随随便便见一面结婚就能过到一起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我现在自己赚了钱经常补贴家里，但是让我相亲结婚我肯定不会配合，大不了过年也不回家了......(个案小军AH-NJ1610，男，30岁)
其次，作为一种具有一定自主性而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婚恋模式，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在生活实践中因就业、家务和生育而累加的生活成本和因亲缘匮乏、专业服务缺失导致的双重矛盾，即社会支持薄弱而极易脆弱破裂。
本项研究中不乏因得到双方父母接受认可并顺利成婚生育过上幸福生活的青年民工夫妇个案，如上文小强和小敏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物质支持(包括盖房子、补办婚礼仪式等)和精神支持(包括教育孩子和睦、家务分担、照料孙辈等)而过上正常的婚姻生活，小丽也在未婚先孕后被男友带回老家，双方家长为孩子补办结婚手续并在县城购买学区房供孙子接受更好教育等，在此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与城市大学生和职业青年自由恋爱基础上成长的感情并无根本差异。然而更多自由恋爱的青年民工则在父母亲属的抵触情绪和反对声讨中后悔放弃或独自在漫长琐碎的共同生活中耐心耗尽妥协放弃，成为其年少无知过早接触恋爱婚姻却自我成长缓慢不协调必然付出的惨重代价和痛苦回忆。
认识不到半年我们就租房子住到一起了，查出怀孕后他主动提出带我回老家生孩子办婚礼。他父母嫌我家离得太远不是很满意，跟我们说先住下来等生了孩子再联系我父母商量婚礼的事情。还没过一个月我站在椅子上晾衣服摔了一跤孩子没了，他们家态度非常差各种为难，逼得我没法过也没脸赖在别人家，他也怨我不小心，我心凉透了，出院后就没有再回他家，直接回到苏州打工，和原来的朋友联系上了，不打算再联系他了。今年过年回老家父母还安排我相亲了好几个，我都没看上，不打算把跟他的事儿告诉父母，重新开始......(个案小凤HN-SZ1612，19岁)
再次，作为一种被世俗排斥乃至自我否定却因情感需求或利益需求而顽固持久存在的非婚性、非制度性保护模式，形式繁多、表现复杂、兼具病态与越轨特点的边缘婚恋，亦因约束机制薄弱而短暂脆弱却遗留诸多社会问题。
我生了个女儿也没能留住他，他说还没有做好当爸爸的准备不想要孩子，我辞了宁波的工作带着女儿回到河南老家抬不起头，说什么的都有，我都忍了。孩子的爸爸消失了，现在三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不能报名，我爸爸和弟弟托了关系找人还没有联系好，我感觉活得特别委屈。现在带着孩子也没法工作赚钱，全靠父母和弟弟养，有时真想把孩子丢在孤儿院或者送人出去打工，有时甚至想做个了断......(个案小静AN-NJ1611，女，23岁)
无论争当全球化主角的顶层设计，还是城市规划的发展路径乃至企业效率至上的本质追求，来自农村正值青春年少的一线工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殖健康却被视为私人问题而长期被忽视漠视。诸如小静这样非婚生育的打工妹及其非婚子女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临时夫妻滋生的身体或精神疾病、那些未婚却堕胎多次而失去生育能力的打工妹、那些从事色情服务或非法经营的打工仔打工妹面临的生殖疾病及相应医疗保障的空白等等，无不展示了边缘婚恋本身的脆弱、展示城市发展与人口治理方式的功利化和功能的不完整等弊端。
2.弱家庭功能衍生深度抚幼和养老两重困境
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三类婚恋模式都因青年主体的脆弱性和夫妻情感的脆弱性而极易破坏完整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陷入家庭功能弱化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老人、儿童和青年夫妇自身集体性统统沦为异质性婚恋模式和家庭异化的最大牺牲品和代价。
首先，受制于青年独立性欠缺、孝道与乡土秩序延续、依附与妥协等多重机制，“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因父权超越主权的代际失衡扭曲而强化并加重父辈的责任与负担，成为家庭矛盾、老人弱势甚至老人自杀的导火索。
近年来，农村自杀尤其是老人自杀已经得到学界关注[13]和政府重视，然而“恩往下流”[14]的代际失衡表面下所掩饰的正是父权忽视子女自立基础、压制或牺牲子女情感发育、心灵成长及精神追求，取而代之越位包办所导致的恶性循环，所以在此意义上，看似操劳过度、无人赡养甚至经受虐待处于弱势的老人，恰恰是其在子女婚恋主权上过度强势以及糟糕的代际关系质量的自然延续和表现。
他天天跑到外面不归家，一年到头也没挣到钱，有几个钱估计都被他吃喝花光了。连生三个孩子你都得帮他养着，无论如何也要养啊，老二天天跟着我和他奶奶在村里开饭店，快四岁了什么都会了。媳妇一个人带着老大和老三住在县城的房子里，老大已经上幼儿园了，每天都要按时接送，小的一周岁多了，动不动就问我要钱，孩子一周岁拍个照的钱也问我要，我给三百她还嫌少非要五百。好吃懒做的啥也不指望她，家里乱得像猪窝，早晨也不做饭带着孩子能睡到十点多，我要是不开这饭店一大家子生活哪来的钱。二儿子去年结婚了在武汉做生意，小儿子在帮人养羊，我们给他张罗对象他不同意，见面前几天刚和我打过一架......(个案倪父HN-NB1702，男，53岁)
实地研究中，皖豫交界的李村倪家较为典型，以村里经营饭店谋生供养三个年龄相仿依次谈婚论嫁的儿子，倪家父母带病操劳，养育孙辈，但儿子媳妇的主要任务基本都是回家吃饭要钱，顺便和父母吵一架甚至动手打一架。对于和父母的关系及夫妻感情，大儿子小辉和儿媳小燕都表示父亲极其暴躁强势，全家人对他基本都是言听计从，稍有反抗都要爆发一场战争，从两人19岁相亲结婚后举家到武汉打工，到连生两个女儿父亲逼生儿子并要求B超检查胎儿性别，再到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汉回到老家做生意，全是顺从父母的安排。提及婚姻满意度和日常家庭生活，夫妻二人均表达出悲观和绝望。
我当时不想上学还没出去打工，爸爸就给我安排了和他相亲，后面结婚都是父母安排，我感觉啥也不懂，想不到后面的生活会是这样。结婚不到五年我生了三个孩子，每天都是围着孩子转，老三是个儿子家里才算安稳下来不让我再生了。平时公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过得胆战心惊，现在老大上小学了我们才总算能分开住，他爸爸天天不在家我带不了三个就把老二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带，天天哭着找妈妈。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不会工作赚钱家里也不想收拾，有时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真想带着孩子饿死算了......(个案小燕HN-L村1703，女，26岁)
而常年不回家稳定居住的丈夫小辉则强调自己跟妻子无法共同生活:
我在外面跑车回到家累得只想睡觉，听见孩子打闹我特别心烦，家里乱七八糟没个住的样子，也不知道她天天在家都做些什么，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养老婆孩子还不如在外面找个情人简单......(个案小辉HN-KS，男，26岁)
像倪家这样还能维持家人在一起的个案已经算是庆幸，更多少年父母包办婚姻留下的是两到三个十岁以内的孩子和年迈公婆相依为命，青年父母各自外出形同陌路，他们甚至在漫长苦闷的打工生涯中加入城市非婚同居或临时夫妻的人群之中。
其次，受制于农村青年心智成熟的欠缺、情感模式的复杂变化及快速衍生的抚幼养老生活负担，曾享受短暂甜蜜的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便在浪漫爱情与现实生活的挑战冲击下向经济劳动、家务琐事、养儿育女的世俗生活低头妥协，拮据、琐碎和辛劳的日常生活通常成为自由婚姻短暂脆弱的导火索。
我们微信聊得来就见面了，她怀孕后我们想赶紧结婚，父母没有反对，给我们办了体面的婚礼，毕竟我是最小的儿子，结婚大事他们很上心。女儿出生后我们就跟着爸爸一起回到老家养牛，她负责做饭持家照顾孩子，挺不容易，但一家人在一起我挺满足。后来给女儿上户口发现她之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她向我坦白是那个男的家暴她受不了逃出来打工，孩子也不要了。但是爸爸知道这事非常生气，对她态度大变，多次让我和她离婚。其实我并不想离婚，但是也受父亲影响，觉得她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有一次我们吵架我动手打了她，她就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来。前两个月女儿天天哭着喊妈妈，现在已经不哭了，也不提妈妈了......(个案小洋AN-NB1704，男，27岁)
那么逃离不幸婚姻的青年女性能够从此获得幸福吗?事实证明，她们在忍受一次甚至多次亲子分离痛苦后变得冷漠坚强甚至堕落，在独自苦累打工生活中想法养活自己，抑或再次通过婚姻、生育的轮回期盼获得重生。那么婚姻解体后的男方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吗?事实证明，失败的婚姻既是夫妻合力的结果，也必然造成两性的两败俱伤。目前，小洋带着三岁的女儿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还催着他再次相亲结婚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虽不想配合父亲要求，但他不擅农活，离开父亲支持寸步难行。几个月来他在当爹又当妈的辛劳中疲惫狼狈，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留恋怜爱幼小的女儿却在辛劳痛苦时想扔掉女儿......
再次，受制于农村青年教育教养的欠缺、城市打工经济自主权的获得以及乡土黏滞性减弱等机制影响，虽受世俗排斥但泛滥持续的非婚边缘婚恋极易以其脆弱性、毁灭性甚至越轨暴力回应婚恋家庭和生育养老中面临的责任和困难。
除了前文提到的独立发展能力欠缺、心智情感成熟欠缺，迅速从“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青年，在成长中就没能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亦没能享受完整的家庭温暖，既没能获得良好的教养品质，也不能领悟传统乡土的规范秩序，这诸多欠缺不仅会渗透在其短暂或漫长的打工生涯中，也会以其人格品质的表现形式渗透在其情感发展和恋爱婚姻中。
我们工厂因为抢女朋友打架的情况很多，女孩之间也会因为喜欢的男生打架互殴，有的租房子住在外面工厂就基本不管，光是我知道的就有把孩子生在出租屋里的，还有怀孕后跳水跳楼的，都是很难想象，有的女孩年龄还很小，家里来人都找不到了。有个女孩把孩子生下来发现有病，就直接丢在福利院门口了，后来听说被福利院收养了，活下来了。(个案小印AH-HF1510，男，30岁)
在一定意义上，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深陷的非婚边缘婚恋已是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早年起长期离家务工造成的离散化家庭的代际传递，那么子辈，即第二代农民工当前呈现的多元复杂异质甚至病态越轨的婚恋选择和对待婴幼儿的态度行为，则正把代际传递向第三代子女延展，把家庭的不幸和情感的脆弱推向无尽循环的深渊。
3.弱结构性资源要素衍生乡土文明的衰落和消逝
当作为主力军的青年民工身临婚姻稳定性风险、婚姻满意度锐减和抚幼养老家庭功能弱化失灵的多重困境，这一群体牵连的三类婚恋模式都在资源和要素单向失衡流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农村的“流出性衰败”，加剧乡土村落在实体和文化领域的双重消逝。
首先，三类婚恋模式的超异质性、脆弱性甚至短暂性，正以激烈或安静、显性或隐性的复杂交织方式瓦解农村社会稳固的根基。
研究中无论是打工自由恋爱并得到两家扶持的跨县婚姻并亲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小丽夫妇，还是相亲满意同村结婚外出务工父母抚养两个孩子的小妮夫妇，都非常坚定地举全家之力(自己务工多年的收入积蓄和父母的经济支援)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为已成长至学龄阶段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做最大的努力和准备，并以此作为家族兴旺的最佳途径，即让孩子彻底离开农村，通过接受最好的教育获得体面的工作，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
家境相对殷实的小丽坦言:
房子我已经选好了，就在县城一中旁边的新小区，算是这里最好的学区房了，马上老大上小学老二上幼儿园我们不打算再出去打工了，我主要负责照顾孩子，他爸爸跟着父母做生意两家跑，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公婆没什么可隐瞒的，也都非常支持我培养孩子成才的想法。(个案小丽AN-SH1702，女，25岁)
家境一般经济有限的小妮也想出了更合适的办法:
暂时买不起房子也得租房子供孩子上学，他俩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租个房子，她奶奶不干农活了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爷爷身体硬朗留在家里种地，我们夫妇还是到苏州打工。孩子上学花销更大，公婆帮着照顾赚不了大钱全靠我们自己了，孩子他们看着比托养更放心，我们估计还要再打五年工才能攒够城里买房的钱，到时候我就不想再外出了。(个案小妮AH-KS，女，31岁)
大量的个案在另一层面上呈现了强烈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那些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具有经济收入能力和婚姻自主权力的青年农村女性，已经在自己的家庭决策、子女抚养、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处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她们追求独立、自由、幸福的理想和努力，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实体性衰落。
其次，留恋并驻守乡土的祖辈农民和父辈民工在巨大的“流动拉力”[15]下陷入物质匮乏和精神孤独的双重困境，这既在关系和质量层面考验或检验着传统代际秩序，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
面对形式上日益空心化和衰败的农村，那些长期孤独自养兼养孙辈的祖辈父辈老人遵循“恩往下流，老人弱势”的根源机制在于哪里呢?长期的生活史访谈发现，是否孝顺公婆以及如何孝顺公婆的关键和源头不在是否夫妻异地本地、不在父母经济支援多少、不在抚育孙辈程度，而在夫妻之间的感情好坏，即凡是那些夫妻感情比较好的农村青年，不管是本地还是异地，都对双方父母比较好，而凡是那些夫妻感情比较差的青年，可能是本地也可能是异地，也都对双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父母更加不孝顺。正如经常出入红灯区并对妻子毫无感情的小辉不仅自己不体谅父母开饭店起早贪黑赚钱的艰辛、为自己养育女儿并长期经济支援的无私奉献，妻子也经常因为没有收入而向公婆索要生活花费而与公婆语言冲突甚至暴力打架。而与小辉一村长大的表弟小强不仅自己与父母关系极为亲密，其打工结识的妻子小敏也与公婆相处良好，在照顾幼儿的留守时光里，小敏愿意冬天为婆婆洗脚做饭，传为村里的佳话......
四、结语和反思
本文重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主要类型、运作机制和衍生问题。研究发现，本地、异地和边缘三种类别的婚恋模式深受安全、情感和弥补三重机制的嵌入主导，而正在城乡之间掀起一场社会生活的革命，深刻决定着老人、青年和孩子三代人的命运前途，成为不可忽视或超越的破解养老、抚幼、村落文明、家风建设等若干重大问题的源头和关键。研究旨在通过作为婚恋主体却以流动打工为生的青年民工的婚恋模式，探索婚姻质量、代际关系、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思路模式。
既是最期盼的归属，也是最温暖的港湾，还是最私密的领域，婚恋家庭所构建的生活世界一边在顽固地恪守，一边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迷失挣扎。忽视对持续千年稳定运行的生活世界的同步改造，轻视体制世界转变和生活世界变迁的协调性，经济体制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式变迁[16]必然导致重重困境。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民工义无反顾地继替投身城市化浪潮，但由此所付出的私人生活的妥协和牺牲(包括早期生命质量受挫的留守儿童和晚年生命质量受损老人)将需要若干世代承担和消化，倘若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继续搁浅人的现代化和家庭现代化同步进程，这一悖论还将耗费更长历史和更多世代继替偿还。
那么人类究竟有多需要婚恋情感和婚姻家庭呢?时至今日，剩男剩女正催生巨大的婚恋市场，以经济和功利为主旨的婚恋配对始终顽固强大，但历史和现实一再验证，唯有真诚情感的起点和美好追求的理想能与幸福婚姻完美匹配。日益多元的婚恋模式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再次证明，脆弱甚至依附的城乡青年在主宰情感和实践终身婚姻追求中一再式微。那么信任青年，以时间、空间保障和支持青年，而非控制、剥夺、放任或纠缠，才应是家庭、社会和政府培养独立青年和婚恋家庭现代化的共同职责。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第四项青年婚恋领域明确文明健康婚恋观、高水平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发展目标。工业化、城市化催生的打工潮和巨大的流动拉力正将情感恋爱和婚姻家庭的异质性复杂性推向纵深，涌向生产一线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双重特征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研究，为我们观察全球化背景下婚恋巨变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SHC005)和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江苏完善社会矛盾源头预防与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JD009)的阶段性成果]
陈雯: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参考文献：
[1]陈雯.从“弱化”到“催化”: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婚配悖论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4(3).
[2]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1).
[3]贺飞.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研究，2007(4);杨立.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代性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3);宋月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探析[J].中州学刊，2015(1).
[4]宋丽娜.媒妁之言六十年:村庄传统与婚姻变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王会.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及其原因探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3);胡莹.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5(1);范成杰，等“.无媒不婚”: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婚配模式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陈锋“.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J].西北人口，2012(3).
[5]张杰.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5);景军.农村女性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6]她们的世界里“妈妈”成了一种禁忌—走进湖南“无妈乡”的女娃娃们[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c_.htm，.
[7]张翼.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中国人口科学，2003(4).
[8]徐安琪.白头偕老:新世纪的神话?—终身婚姻态度的代际比较研究[J].青年研究，2010(4).
[9]郭秋菊，等.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研究[J].社会，2016(5).
[10]郭永昌，丁金宏.中国离婚人口性别比:时期变化与空间差异[J].南方人口，2014(4).
[11]李煜.择偶配对的同质性与变迁:自致性与先赋性的匹配[J].青年研究，2008(6).
[12]宋丽娜“.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15(11);陈讯.抛夫弃子:理解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4(9);李永萍.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J].中国青年研究，2016(5);王会“.闪婚闪离”:打工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婚姻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12(1).
[13]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14]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15]吕利丹.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14(1).
[16]刘少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与缺失[J].学习与探索，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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