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正文
中国为何不能冒昧推广美国式民主政治
一、开头的话
朋友向我提过数次，希望我能根据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历，谈谈美国的民主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壬辰年春节，我们俩又谈及近来多见诸于报章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言论，尤其是现在还有些颇有名气的人物，也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危机的唯一方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做著美国民主梦。
尽管我承认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不敢认同非得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条路。
关於民主的议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纷纷扬扬也谈了一百多年，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谈起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得不好，也许我的意见也会遭骂。我发表我的看法的意图是，国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为何物的话，懵裏懵懂跟著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许真的会闹出一点事来，於国家，於民族，於子孙，均没有好处。我观中国今天的知识界，对於当代西方民主大发赞词的，多半没有在西方那个社会中，长期体验过那里的生活，潜心研究过民主到底是怎麼回事。有过那么一段短短时间作为访问学者或留学生，或者作为一般游客走马观花经历的，大都因为一时一事大发议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人的决策核心和主流社会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国内的舆论界和媒体人物，因为同样缺乏深入的体验，人云亦云，听风便是雨，闹得年轻人也来大喊中国若不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出路之类的幼稚言论。近代中国的多次政治风波，其起因和结果均为对民主了解泛泛而导致的悲剧。民主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也不是有闲阶级饭余茶后聊天的话题。民主政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的一日三餐饭一样，非常实际同时又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民主制度对於我们这样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到底能不能适用，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今西风渐盛，现在似乎不说民主一词便不可得民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这也难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日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风气是很不好对付的。
唐末诗人司空图，面对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败和五代乱象的肆虐，写过一首诗《河湟有感》，诗中说：&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也有一帮学得西方名词和言语的时代宠儿，没了解太多西方政权和体系运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自毁长城。
据此，我也斗胆发一些议论，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的同胞们，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在我们自家的国土上，有个实践运用中的借鉴作用。我声明在先，我觉得搞点民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复杂，文化多元的国家，可以让百姓多一点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动乱，我们的民族矛盾就会急剧上升，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灭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二、先谈点哲学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政治学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来自西方的学问。既然民主这两个字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本源和内容应该是带有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色彩。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平民老百姓统统都望文生义，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会对政府的政策，对决策者的方针提出种种意见，发出各种牢骚，甚至于闹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且又统统放在实行民主的旗号下，自己觉得义正词严。不过，以&人民当家作主&来理解则完全不是民主的本义。以今天的概念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从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义上讲,也不算错。只不过这个问题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谈，不能挂在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特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社会，单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演绎了几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记录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试图了解宇宙的奥秘（对外的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玄妙（对内的物质和心灵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争论，都是为了寻求身外世界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学，都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奥秘而做出的探索与解释之一。或全，或偏，万变不离其宗，都逃脱不了人类渴求了解生存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这个深刻目标。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有必要规范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规则，虽然也是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中提炼出来的。但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於，弱肉强食的法则不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人类有思想，便有各自对於这个所生存空间的解释。有一个个体的观察和解释，便有了多个个体观察的异同，於是便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便又有了群体内行事的准则。推而广之，群体之间对於共同生存的空间，又有了共识与分歧。尤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按照什么规则生活,应当按照什么规则与人交往,应当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生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探索了几千年，而至今还在希求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方法，来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出於对於一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会有宗教，有文化，有语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乃至於音乐歌唱，统统有基於不同地理空间，生存环境,不同历史基础，而演变来的特有生存规则和方法。人们为了认识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和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经过了几千年的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传承的限制。也许惟有人类这种有思想的动物(唯物的)，对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什么会生存于这个世界，而后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诸多赞誉，诸多批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跳开了对於这种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对现今制度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而已。任何制度，都是基於一个有形的社会的影响和需要，而衍生发展设计出来的。一切有形的社会制度，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化，反之亦然。而当这种物质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的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辩证的逻辑。但是，辩证逻辑解决不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人照样有烦恼，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这就是任何所谓设计的制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在某一时刻，某一阶段消失毁灭殆尽。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这个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人类，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生、老、病、死。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发生变化。一切来自于虚空，一切也消失于虚空。
同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同对世界的了解一样，都还很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少认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得了别人？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又有多少准确度？其实，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同样适用於人文科学，适用於认知科学。人类认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过《易经&系辞》所讲&象其物宜&的范围，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个现象、事物，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总之，不管什么制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面前，都会捉襟见肘，困惑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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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和中国政策定位
　　摘要：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自然规律。当国际关系上存在残暴和仁义政权时，人民会选择仁义政权，当&假仁&与&真仁&并存时，人民会选择&真仁&;在国内各阶级关系上，考虑人民利益的政权将得到巩固，考虑少数剥削者利益的政权将遭到人民的反抗，甚至丧失执政的地位。
　　美国现在成为世界唯一的霸主，没有国家能单独挑战其霸主位置，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美国成为称霸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
　　我们梳理一下世界现代史。
　　二战期间。
　　世界强国：英、法、德、苏、日、美、意。
　　科技最强国：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队伍，科学家云集在德国。
　　军事最强国：德。拥有大量坦克和飞机，军队战斗力最强，闪电之战横扫欧洲，一气打到莫斯科郊外。
　　凝聚力最强国：日本。由于武士道精神的灌输，日本士兵投降的最少，并在二战后期出现了大批自杀式战役，如神风敢死队等。
　　但是，德国和日本最终没有战胜实力不如他们的盟国，这是不争是事实。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对占领国执行政策上的错误。
　　对于占领国政策。
　　德国横扫欧洲后，奴役被占领国人民，对占领国实行残酷政策，烧杀抢掠，并建立了很多集中营，把被占领国人民看成低等民族(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正是他们这些错误的政策，使他们处于人民的包围之中，处于人民的反抗之中，所以他们每占领一处，都需要派驻部队占领，随着被占领面积的扩大，他们的需要的派驻更多的部队，反抗的人民越多，整个国家的战斗力逐渐成了强弩之末。如被占领国人民对德国的军事设施的破坏，为他们制造军火中掺杂一些哑弹，人人成为间谍，向盟国传递军事机密等。特别是对待犹太民族，更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政策令人发指。德国政府对占领国人民横征暴敛，随意奴役被占领国人们，德国士兵为所欲为，强奸、杀人、侮辱的事情随时发生，人民能拥护这样的政府吗?人民需要这样的统治吗?
　　日本的行径更加令人发指。占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东北后，在国内招募拓荒团，派驻到被占领国的肥沃土地上，把当地人民赶到贫瘠的土地，并对当地人民随意强奸、杀害。在卢沟桥事变后，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执行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慰安妇政策，建立731部队，还有比赛杀人游戏。在对待汉奸，也不是完全相信，也是执行日本是优等民族，汉族是劣等民族的政策，看不起汉族，汉奸也不会真心为他们卖命。这样的占领者，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吗?人民能不反抗吗?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政策吧。
　　美国是帮助被占领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解放自己的人民，让遭受侵略之苦的人民重新找到自己幸福。美国的政策没有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看成低等民族，没有残酷的杀害、随意的强奸和横征暴敛，可以说，美国的军队，成了这些地方人民的救世主，是解放者，因此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每到一处都宽阔的后方，都有人民的支援，他们每解放一地，不需要驻扎一兵一卒，并有当地人民不断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和政府部队)，队伍越战越大，这样的军队能不取得胜利吗?
　　二战的结果，美苏中英等仁义之师战胜了德日的残暴之师，是正义力量战胜了邪恶势力，是人性化的政策战胜残暴政策，是社会进步的胜利，这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也可以说，战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
　　如果你是被占领国人们，你愿意在残忍的主子下工作，还是在善良的主子下工作呢?你愿意当平等的公民，还是愿意当低等的奴隶呢?你愿意处在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里，还是愿意处在随时被杀、被辱的环境里呢?
　　美国在占领地内没有制造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惨案，包括二战后占领的德国和日本，他们让占领地实行自治，并且严格约束部队的行为，这与德、日的部队有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也有士兵为非作歹，但是毕竟是个别案例)。
　　这说明，美国的对外政策上，是比较人性化的，是比较得人心的，所以被占领国的人们接受了美国，抛弃了德国和日本。
　　二战的胜利，是进步社会关系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胜利，是仁义政策战胜了残暴政策。
　　我们再看看二战后的大国对外政策吧！
　　二战后，随着轴心国的覆灭，美、苏成为新的世界强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一支独大，称霸世界，显露其霸权本性，但是由于中俄的存在，其对外政策不敢完全暴露其霸权本性。
　　让我们再看看美苏中的对外政策吧。
　　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的对政策是让被占领国自治，当自治国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时，会选择隐蔽的方法，影响其政策，限制其发展。这是&仁义&的政策，但这是&假仁假义&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美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驻军，都是让这些国家自治，但是影响到美国利益时，美国就会出面干涉。如日本、韩国、德国、菲律宾等。如中日韩和东盟想建立自贸区的时候，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让美国在亚太地区边缘化)，其便挑动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产生矛盾。让日本与中国想缓和关系的首相下台，让日本与中国产生矛盾的首相上台，挑动中日关系，阻碍中日韩和东盟建立自贸区。当年日本经济发展眼看要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日元升值的政策，让日本经济迅速下滑，永远居其下，所以日本一直不敢挑战美国经济霸主地位。所以说，美国让其自治，让其发展，但是永远不要超过美国，这些国家的幸福要攥在美国人手里。美国还不会真心实意帮助其发展，绝对不会让这些国家发展重工业，这样可以有效控制他们，他们一定会请求美国保护，同时，当美国经济困难时候，可以卖给你点淘汰的武器;绝对不会让这些国家发展高科技，这样他们不会远离美国;绝对不会让这些国家远离自己，这样可以为美国人民服务，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充当美国的炮灰。如全球反导系统，当核弹在任何国家上方爆炸时，受伤的永远是这些国家，不会影响到美国。最明显是事件，就是斯诺事件，美国监听他们最忠实的盟友，英法德等国，还有制裁法国银行，无偿给了美国89亿美元罚款。
　　以上实例还不足以证明的美国的假仁假义吗？
　　我们看一看二战后的美国发动的战争吧，充分显现了霸权本性。
　　日利比亚战争;日伊拉克战争;日阿富汗战争;日凌晨1时到日凌晨4时50分 沙漠之狐行动;1998年底起科索沃战争;1992年起索马里内战;日海湾战争;日巴拿马战争;日格林纳达战争;1961年~1973年越南战争;日 朝鲜战争。
　　这些战争，有的是直接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有的是找个借口侵略他国，这不证明美国霸权的实例吗？这不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吗？
　　这说明，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比二战时候的德国和日本文明，但还不是先进的对外政策。当美国的这种对外政策遇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外政策时，就失去了生命力，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策消失后，美国这种政策又显现了他的生命力。
　　苏联的对外政策。
　　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援助基本是无私的。因为当时的国家形势所决定。当时世界大国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本主义国家有美英法中(中华民国)，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苏联。因此，斯大林时代，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是无私的，对东欧国家的援助是无私的，对拉美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是无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了，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强大了，可以让苏联更加安全。因此，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增加，国际影响力更加强大，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处于防守地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处于发展地位。
　　赫鲁晓夫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苏联国际影响力的逐步增强，苏联的对外政策由无私帮助变成了霸权，让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其小弟，为苏联的霸权服务，为苏联充当炮灰。如要挟在中国建潜艇基地，打击不听话的铁托，甚至计划对不听话的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武装侵略阿富汗等等。此时的苏联由一个仁义是国家变成了一个霸权的流氓国家，国际公信力的大幅下降，渐渐失去世界各国的支持。
　　再看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吧!
　　毛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首先提出了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
　　在对外援助上，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因此换来真心朋友，非洲、拉美和亚欧的国家，他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表，成为了世界的一极。中国赢得世界的根本原因，是真正的仁义政策，是不欺负任何国家的仁义政策，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仁义政策，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政策，是没有歧视性的帮助，证明了是&真仁&战胜了所有的&假仁&(虚伪的仁义)，也就是说，虚假的仁义，在真实的仁义面前不堪一击。
　　因此，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主张正义的国家，成为敢和世界两大霸权国家叫板的国家，成为世界人民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国家。
　　所以，当美苏争霸时代里，美国总统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没有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出访中国，拜访毛泽东主席，这说明了什么，真正仁义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
　　正是有了中国对外政策上的&真仁&，对比显现了美国、苏联(赫鲁晓夫时代)对外政策的&假仁&。
　　这说明，&假仁&在&真仁&面前不堪一击，&真仁&的胜利，是社会进步关系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胜利。
　　以上历史告诉我们，对外政策上，&假仁&胜过&残忍&。&真仁&胜过&假仁&。
　　在对国内政策上，法西斯统治被民主所替代，假民主逐步被真民主替代。
　　二战的结束，代表法西斯统治的结束，代表民主的到来。这是法西斯统治被民主政治所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民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改变了广大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真民主。新中国的出现，对比显现了美国的假民主，唤醒美国人民，因此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国内政策，出台(或改进)了救助政策、保险政策、民族平等政策等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得以稳定自己的执政地位。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由于美国执政者认识到只有改善国内政策，改善民生，才有利于巩固执政地位，因此他们不断改善国内政策，人民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缩小了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差距，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团结，为美国实现世界霸权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整体政策失去了方向，世界民主政治失去了舵手，直接导致第三世界力量削弱，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分清了美国为什么执行比较民主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忽视民主的建设，对比显现了美国的民主是世界最和谐的民主，显示了他生命力。也就是说，哪个国家内部越民主，人民的地位越高，这样的国家越具有生命力。
　　有人说：美国的军队强大、科技先进、军费开支世界第一，造成了他称霸世界的原因。
　　假如说，美国在国内实行暴政或法西斯政策，让国内人民得不到幸福，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能有强大的军队、先进的科技，筹集到巨大军费吗?国内矛盾重重的国家，失去国内人民支持的国家，能有这样的实力吗?
　　假如说，美国在国外实行暴政，这些军队也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一样，在占领的国家内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所欲为，他们能站住脚吗?就是再强大的军队，这些国家的人民吗?再高额的军费，够用吗?
　　这就应了我们的一句古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们谈到这里，中国的外交定位该是如何，中国国内政策该是如何，中国的改革方向该是如何，大家都会很明白的。如果还像与霸权主义国家一样，他也将失去世界人民的信任，失去世界人民的支持，成了世界人民反对的对象;如果他像毛泽东一样，他将得到世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成为世界人民的主心骨，成了世界和平基石，成了世界人民的代言人，成了世界人民的领袖。如果他在国内政策上，考虑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将失去民心，甚至危及执政基础;如果考虑人民利益，将得到民心，无论既得利益集团怎样破坏，这样的政权将越来越牢固。
　　怎样做是执政党的事情，人民是否接受是人民的事情，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接受，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事情。
　　如何做的结果或者说前途命运，已经摆在世人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顺应社会呢？还是做出不明智的选择，被社会进步的巨轮碾得粉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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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举步维艰，整个国家没比革命前好多少。（核心句，下同）
15:02:00（发表时间，下同）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原文出处，下同）
现在的民主都是大众民主。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
新加坡《联合早报》
民主需要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约束。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
英国《金融时报》
中东发生的运动继承了一战后的大变化。
中东烽火《日本经济新闻》
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
欧美新闻英国《金融时报》
此次大选印度全国共有选民8.14亿人。&&
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
近年来的泰国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
中国寻找并坚持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
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中国之所以成功，政治制度是一个关键原因。&
美国只有少数人（13%）认可国会的表现。&&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
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
要改善西方民主，西方必须改变其伪善的一面。
美国体制的状况变得比看上去还要糟糕。
欧洲议会选举极端主义政党或赢得30%席位。&&
欧陆观察&/&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体制的真正问题在于平时的运转。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
普京的诱惑是一种有害却熟悉的政治病毒。
民主如果发挥不了作用，西方也应该承认失败。
企图把民主强加给完全无法运转民主的文化和环境是愚蠢的。
历史远未接近其终点，民主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对其目前形式进行一场重大改革。&&
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
《经济学家》：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一）
15:02: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核心提示： 新政府举步维艰，整个国家没比革命前好多少。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日一期刊发文章称，推翻乌克兰政权的抗议者们对祖国怀有美好憧憬。他们呼吁向欧盟靠拢、终止俄罗斯干涉内政、推翻窃国贼亚努科维奇、建立廉洁政府。但是，他们最根本的要求与许多人几十年来奋斗的目标一样，即对抗腐败、蛮横的专制政府。他们渴望按规则办事的民主政体。
个中缘由众人皆知。大体上讲，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富裕，卷入战火的几率较小，反腐败更加有力。从深层次看，民主国家让人们直抒胸臆，决定子女和本人的命运。全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地方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一起为了民主之理念而奋斗，这是其不朽魅力最好的证明。
然而，最近基辅等地的欢呼声背后夹杂着焦虑，因为好几个国家都上演了同一种令人不安的运动模式。民主聚集在重要广场。在民众的坚强护卫和全球新闻媒体的聚焦下，政府被迫让步。全球欢呼政权垮台，愿为建立民主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赶走独裁者容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则困难得多。新政府举步维艰，经济疲软，结果整个国家没比革命前好多少。这就是阿拉伯革命和10年前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故事。2004年，亚努科维奇被街头抗议赶下台，2010年又被选为总统，之后反对派再度上台，国家状况还是一样糟糕。
乌克兰乱局
&&& 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独裁者被赶下台以后，反对派大多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社会上弥漫着对政治的幻灭情绪。然而，仅仅几年前，民主还大有统治世界之势。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在那些最困难的地域生根发芽――遭纳粹重创的德国、穷人最多的印度、经历过种族隔离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创造了一大批民主化的亚非国家，民主政府取代了专制政权。苏联垮台创造了一批中亚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个民主国家，占全世界总人口的63%。
那一年，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在华沙齐聚一堂，参加世界民主论坛，宣布“人民意志”乃是“政府权威之基础”。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现在看来，民主取得了最终胜利”。
&&&&但冷静地来看，民主的胜利没有那么多必然性。20世纪晚期的进步势头在21世纪终止了。今年，全世界约40%的人口将参加自由、公平的选举。但是，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流。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
胜利能够点燃人们对民主的信心，例如政权更迭之际的开罗和基辅，但随后便再度熄灭。在非西方地区，民主屡屡崩溃。而在西方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损害其国内外的名声。民主永远有批评者，但现在，西方内部出现种种缺陷，其海外形象日益脆弱。于是，原来的批评声音重新被加以严肃对待。民主失势，原因何在？
&&&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年的金融危机，其二是中国崛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数十年来持续发放福利，任凭债务不断升高，政客们以为他们已经超越了繁荣泡沫的循环并解除了风险。许多人对本国政治体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当银行家们为自己订制高额奖金时，各国政府却掏出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纾困。金融危机让华盛顿共识招致新兴世界齐声谴责。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观察到，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严密控制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国领导人每10年左右换一届，按照完成施政目标的能力选拔干部。
批评者们谴责中国政府用各种措施控制民意，无论是关押异议者或审查网络言论。不过，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决心反过来也证明了对民意的关切。同时，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困扰民主国家数十年。例如，中国仅用两年就实现2.4亿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这要比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人口多得多。
许多中国人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忍受现行体制。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提出，民主正在破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轻视决策、还产生了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北京大学的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简单事情“过于复杂和琐碎”，让“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观察到，“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中国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东南亚（越南），都在严肃对待这一意见。
面对2000年以来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绪，中国的发展显得更加强势。第一个重大挫折是在俄罗斯。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不可阻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几步。但1999年末，他将权力移交给普京。这位后现代沙皇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民主实质。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等地的独裁者依样画葫芦，没有完全抛弃、而是维持着民主的假象。这让民主的信誉进一步受损。
第二个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领导的侵略战争结束后，传说中萨达姆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兑现。随后，小布什又把战争的借口换成了自由与民主。“自由国家协同一致推动民主，乃是敌人失败的先声。”他在总统连任讲话上说。但这让民主进程遭受重创。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民主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遮羞布。现实主义外交家则认为，当前伊拉克日益动荡的局势再度表明，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社会不稳定的解药――美国一旦放弃领导权，社会就动荡了。
第三个严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2011年垮台，浪潮般的抗议活动让人们看到希望，以为民主将在中东地区传播开来。但颂歌随即变成悲鸣。埃及大选的赢家不是自由派，而是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把民主当作赢家通吃的体制。2013年7月，军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关押穆兄会高层人士，杀害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埃及局势与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无政府状态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时，民主阵营的某些新成员成绩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体制以来，一直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该党越来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将温和的伊斯兰教与繁荣、民主结合在一起，而现在正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反对党要么抵制大选，要么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维持民主正常运转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那种以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发芽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虽然民主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所说是“普世的追求”，但它还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实践。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在建立复杂的政治制度很长时间以后才落实选举权，实现强有力的公民组织和宪法权利，而西方社会一贯珍视个人权利与司法独立等理念。
不过，原本视为民主范例的体制最近几年却变得过时而无用。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这个国家如此痴迷于党派之争，以至于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分割选区以谋取选举优势的行为也侵蚀了美国民主。这种行为鼓励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只顾吸引“死忠”选民，抛弃了大量的普通选民。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要应对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民主是可以买卖的，富人权力比穷人大，尽管说客和金主们宣称政党开销是在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是，美国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冲击。
欧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样。1999年引入欧元主要是技术官僚的决策；只有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都是否决）。巩固欧盟权力的《里斯本条约》遭选民们错误地投票否决。欧元危机最困难的日子里，欧元精英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取代民选领导人。欧洲议会修补民主赤字的努力失败了，这一机构本身遭到忽视与鄙夷。欧盟已成为孕育民粹主义政党的沃土，荷兰自由党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和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等人宣称，将捍卫普通百姓，对抗傲慢、无能的精英。希腊的金色黎明党正在考验民主国家对纳粹式政党的容忍限度。原本用来遏制欧洲民粹主义的机制，如今却让它死灰复燃。
民主的坏脾气
&&& 甚至在其心脏地带，民主也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纪晚期以来，民主通过民族国家和全国性议会得以体现。人民选出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行使国家权力。但这种安排从上到下均遭到冲击。
从上层来看，全球化改变了一国政治的根基。国家领导人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结果，政治家无法向选民兑现承诺，国际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底层的挑战同样严峻：NGO和说客等“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政治结构。互联网让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便利；观众们每个星期参与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网民们轻点鼠标便可发出联署信，在这样的世界，每隔几年才轮到一次的政治选举越来越与时代脱节。
但是，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底层，而是来自中间――选民本身。柏拉图关于民主的主要忧虑是市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乐”。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民主政府逐渐习惯于背负庞大的结构性债务，借钱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过财政平衡。金融危机骤然暴露了此类以借债度日的民主国家的真面目。
随着危机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缩小，政客们现在必须直面两难困境。政客们要想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那么他们在选举中就会不受欢迎。增长放缓、财政吃紧，导致利益集团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西方世界展开。老人投票率比年轻人高，许多国家现在面临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的斗争。
日益蔓延的厌倦情绪让民主雪上加霜。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仅仅1%的英国人现在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选民数量也在下降，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英国尤戈夫调查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
同时，“闹着玩儿”和“游行抗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010年，冰岛的“最佳党”承诺将公然腐败，却赢得足够选票，成功走进雷克雅未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选民支持贝佩．格里洛――一位喜剧演员。如果人们真是一无所求，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厌倦情绪也许是健康的；但选民实际上有很多要求。结果将造成恶劣、不稳定的影响，一方面依赖政府，一方面却鄙视政府。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政府过度扩张、背负过多债务，而鄙夷的情绪剥夺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机能失调与坏脾气接踵而来。
心脏地带的民主问题有助于解释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难。20世纪民主之所以运转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霸权：其他国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领袖。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和欧洲失去了榜样的魅力和推广民主的胃口。既然美国政府连预算都通不过，更谈不上对未来的任何规划，那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把民主当作理想政体呢？既然欧元国家的精英们为了财政原则而踢走民选领导人，那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教诲呢？
与此同时，新兴世界的民主国家遭遇了发达世界的同样问题。这些国家也受到短期开销的束缚，拿不出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53岁退休，却造不出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印度花钱收买各类团体，却没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的恶习所破坏。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写道，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资本家们都不再愿意支持民主：许多印度商业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乱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威权体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却。如今事情没那么糟糕，但针对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这一理念，中国造成的威胁远比共产主义来得大。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的外表总是看起来比内在虚弱：表面上各种混乱，实际上却具有很多内在力量。产生新的领导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国家能够比专制国家采取更加新颖的策略处理问题，虽然寻找正确的政策可能来来回回花费很多时间。但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若想确保胜利，都必须打牢根基。
让民主恢复正常
&&& 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穆勒等现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的清醒态度。他们将民主视为有力、但不完美的机制：需要审慎设计，发挥人类的创造力，但还要制约反常的人性，确保机器正常工作，不断加油、调试、试验。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失败的民主试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秘诀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数主义的诱惑――赢得大选以后，多数派即可为所欲为。印度从1974年（除了实施紧急状态的那几年）、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都得以保持民主政体至今，原因都只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
强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够促进长期稳定，还可以减少少数派篡权的几率。它还能够支持打击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祸根。相反，新兴民主国家受挫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民选领导人逾越权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名义。
这类反自由的行为发生时，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设计者：他们应当看到，对于健康的民主政体而言，强有力的分权制衡的重要性不亚于选举权。甚至谋求独揽大权的政客也应当从埃及和乌克兰吸取教训。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全球化和数字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体制变得陈旧不堪。制度完备的民主国家需要将自身体制升级换代，解决本国问题，重新拾起民主的国际威望。某些国家已经开始有所准备。美国参议院采取措施，加大参议员阻挠提名的难度。一些州引入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还有别的措施。改革政党资金政策，公布所有金主的名字，这也许能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可以要求议员提供公款开销的发票。意大利议会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议员，上下议院权力过于均等，导致任何议案都难以通过。可是，改革者必须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最好办法是限制政府项目数量。解决政治厌倦情绪的最好办法是政客们少说大话。简而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国革命。
这些分权制衡的理念乃是出于对暴政的恐惧。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杀民主的敌人越来越隐蔽。一个是政府规模。政府持续扩张，导致个人权利受损，特殊利益集团受益。另一个敌人是政府允诺空头支票的恶习，要么是发放根本承担不起的福利，要么是发动赢不了的战争（例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都必须认可限制政府扩张权力的欲望。现在正是时候在更大范围内限制政府权力。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一样，都需要对民选政府进行分权制衡。
对于虚弱的民主国家来说，赋予智者与好人以更大权力，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不尽然。无私的规则可以防止人们选择导致破产和社会停滞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护少数族裔免于迫害。但是，技术官僚的统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财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领域，权力应谨慎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一些权力向上集中，由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决策，那么另一些权力则应下放给普通民众，以取得制衡。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国家面临的两股力量――上层的全球化，下层的微观权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够增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
托克维尔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镇集会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就像小学的科学课一样；它教导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享受民主。”市长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国性政客的两倍。现代技术能够帮助实行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镇集会，推动公民参与和创新。过度的网络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复复的投票）可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但技术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打个比方，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可以评估发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民主不会永远存在。它会衰弱、耗尽，然后自杀。从来没有哪个民主政体最终没有自杀。”显然他错了。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但如果民主还想延续20世纪的辉煌战绩，它必须在幼时得到一丝不苟的呵护，成年后得到孜孜不倦的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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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7-23 09:13
&&[第2版 07-23 09:13]
新报：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二）
& 09:51: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责任编辑：冯灵逸
核心提示： 现在的民主都是大众民主。
参考消息网5月6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8日发表题为《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文章，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翻开任何一本民主教科书，人们总是把诸多美好的价值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例如免于专制之苦、政治参与、个人权利的实现、社会的和谐、经济发展、高收入、社会公平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秩序作为目标的原因。不过，上述这些美好词汇只是对那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的描述。
尽管发达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民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些价值或多或少都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当人们离开教科书和西方发达国家，而把目光转移到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情况就不是像民主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理想，也看不到西方民主那样的情形，甚至刚好相反。在非西方社会，很多民主面临着无穷的社会冲突。近来的泰国、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
民主在历史上具建设性作用
&&& 要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就要理解西方式民主的扩张过程。尽管世界各地近代之前存在过不同形式的民主，但西方民主成为主体之后，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传播开来。在人们把民主视为一种需要追求的价值之前，必须把民主视为是一种国家建构的制度方法。总体上来说，在一些时候，民主促成了国家的建构，但在更多的时候，民主是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
在两个历史阶段，民主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帝国解体之后，民主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政治形式。帝国解体之后，世界进入民族主权国家时代。在西方，在帝国的废墟上不仅产生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也产生了商人阶层和资产阶层。那个时代，精英民主对国家最具有建设作用。在国际层面，西方确立了主权原则，承认各个国家的主权，并且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一个主权国家不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使得各主权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在国内，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者也经常能达成政治妥协，实现精英民主。简单地说，君主为了统一国家，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必须寻求商人的支持。国家的统一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民族市场，因此也符合商人资本的利益。商人资本一方面出钱支持国王的国家统一大业，同时也担心国王会侵害和掠夺他们的利益，因此要约束和限制国王的权力。议会、法治、财产权等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西方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阶层互动的产物。
西方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原则，不仅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上经常导致冲突和暴力，更成为后来后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建设不可克服的障碍。
对国家建设而言，民主具有建设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殖民地运动。在第一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在这第二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非西方社会。在反殖民地过程中，民主扮演了整合和团结的作用。如同西方社会，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也表现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特征。反殖民地表明，这些不同民族都面临一个外在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者。这促成了一些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各种民族的联合，在反殖民地过程中，建成多民族国家。
“非自由民主”是历史过程
&&& 在这两个时代，所谓的民主都是精英政治，民主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主权国家时代的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为精英政治，选举权仅仅限于少数社会群体，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例如存在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族群限制（少数族群没有选举权）等。西方学者经常把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描述成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以区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民主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也是非自由民主。所谓的“自由”仅仅限于少数人之间，也就是精英之间。在反殖民地运动阶段里，民主也是精英政治。事实上，大多数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政治精英，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民主主要表现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土精英和西方宗主国精英之间的冲突。当时，本地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并不高，属于动员型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人民是被动员进入民主政治过程的，而非像西方国家那样，商人资产者是自下而上地参与。动员型民主的这一特征，也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留下了负面的遗产。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反对殖民地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向往、赶超西方国家等等。问题在于，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不能持续多久。当民众开始追求西方国家人民所具有的民主价值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理由很简单，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
今天，不管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的民主现状如何，民主已经俨然成为各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主要原则。但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民主的现状来看，人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案例，民主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解体现存国家，而非建设国家。我们现在面临这样几种主要冲突情形。
民主导致内部的多元冲突
&&& 第一，民主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最显著的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版图的变化。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激增，也导致了无穷的民族冲突。民族主义的冲突一直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紧密相关。从乌克兰等国家的现状来看，这样的冲突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政治和族群、宗教之间的冲突。族群和宗教经常成为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组织的单元。在中东等地方，这种情形非常明确。民主化就导致了以族群、宗教为单元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埃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为世俗化了的政治群体和宗教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土耳其也是一个例子，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第三，阶级斗争和冲突。阶级斗争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所说的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者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崛起之后和资产者之间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如果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民主政治就会走向乱局。西方的经验是发展各种妥协机制，来调和阶级矛盾。最为成功的是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塑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在后发展中社会，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即富人和穷人，并且穷人占大多数。在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失灵，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无穷的阶级冲突。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都会把民主称为“人民的力量”，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泰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四，阶级和民族的再造及其所导致的冲突。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于是乎，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纷纷构造起民族来。台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少数原住民，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但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政治人物也可以把他们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而且所动员起来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并不亚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香港正在民主化，但也出现了类似于台湾的趋势。实际上，“民族”的概念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政治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如果这样，冲突就会无穷无尽。
如果“民族”可以塑造，“阶级”也可以塑造。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流动激增，很多外来移民经常成为新的阶级。一旦涉及民主政治，本地人和外来人的冲突也经常会变得不可避免，原因很简单，民主意味着“本地人”，而全球化下的社会流动则意味着“外地人”。
民主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
&&& 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前面两个阶段（即帝国解体之后和反殖民地时代）不同，现在的民主都是大众民主。客观地说，后发展中社会尽管并不具备西方那样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在民主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西方，即大家都是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在民主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去重复西方的道路，即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和身份限制等等。
也正是因为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民主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创造了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条件。在动员人民的过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恶”方面表露无遗，民主无一不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实际上，传统的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些假设已经不灵。传统上，人们假定在民主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都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政治人物，从而做出理性的决策。但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员才成为被动的政治人，做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总而言之，民主政治在当代国家建设或者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界对民主政治的争论和反思。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民主是不是当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工具？除了少数几个例子，人们只看到民主在解体国家，而并没有看到民主所带来的制度建设成就。第二，各种专制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大众民主也同样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呢？
发表于：14-07-23 09:31
&&[第2版 07-23 09:31]
金融时报：民主的约束和要素（三）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责任编辑：冯灵逸
核心提示： 民主需要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约束。
参考消息网5月7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4日发表题为《民主之路无坦途》的文章，作者为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民主是脆弱的
&&& 乌克兰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能。乌克兰将成为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其他一些国家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普选权的民主是一棵脆弱的植物，尤其是在初期。一些年轻的民主制国家发生的情况，比如埃及、泰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突出了这个事实。民主是脆弱的，因为这非常复杂，而且在一些关键方面，是一场有违自然的游戏。
&&&&我的出发点是，对被管理者负责任的政府是适合成年人的唯一政府形式。其他所有形式的政府都把人民当成儿童。过去，当多数人都不识字，这种家长式的制度或许是有道理的。可不能再是这种情况了。随着人民掌握的信息更多，以这种方式对待人民的政府就越来越不可接受。
相关的证据与这样的乐观相符。政体指数的数据库显示，现在有近100个国家是（多多少少不完美的）民主制。这个数字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1800年，一个民主制国家都没有。
真正的独裁政府也明显减少，从1990年的大约90个降至现在的20个左右。令人遗憾的是，半民主制国家的数量从20个左右增至50多个，这样的政权极不稳定，效率低下，腐败猖獗，要么是濒临崩溃的独裁，要么是快要垮台的民主。它们也容易发生武装冲突或武力夺权。
民主需要约束
&&& 那么，稳定成功的民主制的基础是什么？简短的回答是，民主需要另一套约束：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约束。这些约束依赖四个特点，它们都是必要的。
首先，民主需要公民。公民不仅是从事公共生活的人，尽管他们也是这样的人。最重要的是，公民承认自己对共同参与的议事过程的忠诚必须胜过对自己政治派别的忠诚。公民理解“忠诚的反对”这一概念。他们接受由对手管理甚至代表对手的政府，相信到时候或许也能轮到自己。接下来，公民不利用政治过程破坏对手和平行动的能力。他们接受异议甚至喧嚣抗议的合法性。他们只排除使用武力。当然，有些对手是不可接受的，首先是那些拒绝民主制合法性的人。一个缺乏这种公民的国家永远处于崩溃甚至内战的边缘。
其次，民主需要看守，这个词是已故的简．雅各布斯在她的杰作《生存系统》中使用的。看守们占据政治、政府、法律或军队高位。他们是看守而非土匪，区别在于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地位谋取私利，而是用它们做符合客观准则或支持大众福祉的事情。被罢黜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是你可以想象到的这方面的最佳反例。
第三，民主需要市场。这里的市场绝对不是指滥用国家权力把公共财产变成私有财产，就像前苏联各地发生的情况那样。通过这种盗窃行为积聚财富的商人跟帮助他们的政客一样没有合法性。
由运转正常的政府支持的运转正常的市场为稳定的民主提供了关键的基础。首先，它们维系繁荣。一个能保证像样的、比较安全的生活水平的国家很可能也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也将信任自己的同胞和国家的经济未来。第二，市场放松了繁荣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它们使人们得以重视选举结果，但不把它当成对自己或家人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把政治的温度从灼人降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最后，如果所有这些复杂而关键的系统要发挥作用，民主还需要公认的法律，包括宪法（即便有时候未成文）。这样的法律按照认可的程序制定和实施后将塑造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游戏规则。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永远处于混乱或独裁的边缘：这就是几百年来俄罗斯的不幸命运。
民主不只是选举
&&& 因此，民主远不只是选举。这当然不是“一人，一次，一票”，也不是“一人，一张舞弊的选票，多次”。这是一个权利、义务、权力和限制彼此交叉的错综复杂的网。民主如果不是自由个人共同行动的政治表达，那它就什么都不是。赢得选举的人没有权利随心所欲。那不是真民主，而是选举的独裁。
外人能帮助一个民族走向民主之路么？是的。欧盟在中欧和东欧扮演的有益的经济政治角色就显示了这一点。后退可能么？是的，匈牙利的情况恰好说明这一点。糟糕的邻居会破坏希望么？是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
在民主之路上，我们的确目睹了很多失败。埃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或许缺少太多成功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创造出自1991年以来的第三次机会。但这个国家需要很多帮助。西方已经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帮助。但是，乌克兰自身也需要采取全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必须产生真正的公民、诚实的看守、适当的市场和公正的法律。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可能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相当肯定：这种努力是值得的。
发表于：14-07-23 09:49
&&[第2版 07-23 09:49]
多个部门“共享权力”阻碍民主化进程（四）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中东烽火责任编辑：杨宁昱
核心提示： 中东发生的运动继承了一战后的大变化。
参考消息网5月8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3月11日刊登题为《民主需要时间》一文，作者为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文章称，如今在中东发生的运动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变化。
在阿拉伯社会，受奥斯曼帝国崩溃影响，上世纪20年代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伊斯兰政党登场。另一方面，埃及和叙利亚出现了试图通过非宗教的世俗路线来建国的动作。
2010年之后阿拉伯世界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众反政府浪潮所淹没。这与伊斯兰和世俗政治潮流无关。其原因在于腐败、职能不健全的独裁政权导致民众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但是实际上，叙利亚内战被视为造成13万人丧生；利比亚方面，卡扎菲政权虽被推翻，但利比亚却走到了国家崩溃的边缘；埃及方面，军方再次掌握政权，穆斯林兄弟会被驱逐。可以说成功的只有突尼斯。
埃及的民主化运动因2013年7月军方介入和穆尔西总统被赶下台而倒退。不过，并非倒退到穆巴拉克总统时代。年轻人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叙利亚也是一样，不过叙利亚一直呈螺旋下降状态，反攻的尝试受阻。
&&&&一般多元主义的缺乏、不承认（多人和多个机构）共享权力的态度是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原因。走在民主化道路上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问题。在埃及，军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均希望掌握全部权力。
&&&&政治上的多元共存并不是强迫的东西。社会在期待政治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还要求构筑持续的制度。这一过程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重要的是不要丢失历史视角。发生民众反政府运动时各国的状况不尽相同。像突尼斯这样的同族国家能够平息暴动，而在叙利亚等国则是另一种结果。在中东，奉行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国家只有土耳其。
和上述阿拉伯世界相比，乌克兰等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有幸共享了民主化的出发点和前进的道路。上述国家还拥有加入欧盟、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现安全保障的共同目标。
不管是乌克兰还是埃及，要实现多元共存都离不开坚忍的战略和不断的努力。
发表于：14-07-23 09:46
&&[第2版 07-23 09:46]
外媒：民主发育过程漫长 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五）
15:00: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核心提示： 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13日刊发题为《民主有可能通过转型实现吗？》的文章，作者为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分析师陈功。
民主须有政治发育
&&& 最近几年，“转型”这一词汇相当流行，很多人期待民主转型能够在中国实现。什么是“转型”？
说到社会转型，就不能不提及“阿拉伯之春”。埃及是在转型，突尼斯是在转型，利比亚革命是转型，整个“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的转型，但这些转型并不成功。从社会实践结果来看，“转型”其实只是西方理论界的理论和概念，更是西方政治家不成功的理想实践。
在转型问题上，关键之处在于西方理论家的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的是，民主并不能通过转型来实现。
西方的民主是一种有序的民主，它提供了一种有序而自觉的社会环境。但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在享受着真正民主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要求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冒着混乱和丧失发展财富的危险去追求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明白的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旦这种意图与社会愤懑相结合，所造成的危险和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民主是一种强烈的秩序，是一种明显的自我约束体制和理念，民主自古就是社会秩序的理想化身。民主的实现，与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有关，而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以致形成共识，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以致民主政体系统的最终形成，它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充分必要的政治过程。
民主元素缺一不可
&&& 所谓“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是指一个复杂的、理性的、综合的社会运动过程。在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中，首先要有一大帮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去组织去宣传民主政体的好处。他们的鼓动和宣传，最终形成了整体社会的一个教育基础，民众不但由此了解民主的益处，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利益融入这样的社会秩序当中，而不会总是期待个人利益超越社会秩序。
事实上，仅仅靠这样的一帮政治人物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环境和外部社会压力。
最后还有普遍的教育和学习，这是大众知识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系统。一律的无知，一律的自我，只会造就盲目的跟风和暴民，不会形成理性，更不会形成秩序。
这些缺一不可的民主元素，西方国家大都具备，所以民主政体才能得以稳定实现并存在。
发育过程修远漫长
&&& 那么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对于那些急切期盼民主社会到来的人，必然要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以香港为例，大概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以土耳其为例来看，也需要同样的时间。
香港社会，港英政府开始的时候进行的也是总督治下的独裁统治，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后来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同时香港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于是港英政府开始更多地咨询民意，更多地利用香港华人社会来治理香港。此后的香港逐渐地步入法制轨道，但尚未完全实现民主选举。如果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计算的话，那么迄今已经有50余年了。
如果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计算，土耳其稳定的民选政府，实际仅仅开始了11年的时间，而且治下的腐败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还有严重化的趋势，所以算起来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恐怕也需要50年的时间。
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民主政治发育过程中，必然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重组，这种利益重组的完美程度，决定了民主的秩序和结果。否则，只是提供了颠覆民主化成果的基石。
五大阶段逐步实现
&&&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平滑过程，这总会涉及不同的阶段，其中有进步，有反复，甚至有重大挫败。
陈功以为民主的发育过程，可以这样分为五个阶段：民生、民意、民法、民权、民主。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造成普遍富裕，市场打通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培育了民主。民意阶段，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财富积聚，而财富地位将会导致各种意见的表达，社会意见渠道将会形成并互动，甚至相互打通造成社会舆论声浪。民法阶段，主要是因为各种意见的表达，均具有不同的利益角度，需要一个权威的整合，用法律来加以体现，而法律是要靠有代表性的权威来制订的，所以这个阶段是威权与法律相融合的时代。民权阶段，是在前面几个阶段顺利达成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阶段的民众意识和权力意识已经拥有了理性基础，权力格局已经趋于稳定，宪法得到共同的尊重。最后的阶段，才是真正的民主阶段，是理性政治秩序阶段。
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会错的，人们应该承认，民主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好东西”，它绝对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代表着未来的大趋势，它只有在我们的长期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而有效地实现。
发表于：14-07-23 14:32
&&[第3版 07-23 14:32]
新加坡《联合早报》：印度民主的成败得失（七）
& 10:33: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核心提示： 此次大选印度全国共有选民8.14亿人。
参考消息网5月13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5日刊发题为《印度民主的成败得失》一文，作者为中国前驻印度、巴基斯坦外交官毛四维。
3月5日，印度选举委员会隆重宣布印度政治历史又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印度议会第16届人民院（下院）选举将如期举行，全国将在4月7日至5月12日之间的36天里，按地区分九批进行投票，5月16日全国统一计票。如果进展顺利，新一届印度政府将在5月底诞生。
印度大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此次大选全国共有选民8.14亿人，自2009年上次大选后新增选民1亿人。世界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对印度政治很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印度人口占世界总数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印度实行的是正宗西方式民主，直接传承于英国议会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大民主”的成败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对民主普世价值的判断。
五大成就不可否认
&&& 或许无人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个成功的榜样，但恐怕也不可否认，印度民主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笔者以为，至少从以下五个方面看，印度民主是成功的。
第一，维护了国家统一。印度在历史上缺乏政治统一的经历和文化。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印度与赤道一样，只不过是个“地理名词”。然而，得益于印度民主体制所具有的政治和民族包容性，几十年来，各路民族武装先后被“招安”，诸多叛乱领袖纷纷投身选举政治。目前看，东北部的“独立问题”正趋于解决。
第二，印度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印度的政权交替从来是通过选举和平进行的，这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罕见的政绩。
第三，选举的安全和公正享有制度保证。印度宪法确定，由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全权负责印度联邦议会、各邦立法机构以及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事务。由于该委员会的出色工作，印度的选举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存在需要有外国观察员的问题，至少最近二十多年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选举结果不被承认的争议性事件。
第四，社会不公正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印度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尤其是深为宗教理念浸淫的种姓制度数千年来桎梏着印度人的灵魂。但印度不是通过革命手段来改造现实的。印度不断深化的选举政治使得“贱民”和低种姓阶层逐渐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选票力量，以致政坛出现一批代表他们的政党和政治家，其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
第五，“族群政治”开始让位于“发展政治”。印度是一个多种族、多种姓、多宗教的多元化社会，“族群政治”长期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各政党大多着眼于选区居民的宗教、种姓构成来挑选候选人，制定选战策略。然而，近年来似乎出现新趋势，选民开始更多地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各政党的政绩进行评判，选战的理性因素在增加。
四大弊端不应忽略
&&& 至于印度政治的失败之处，由于民主政治的特性所决定，早就不乏相关的自我认识。笔者以为，以下四个方面是不应忽略的。
其一，政治犯罪化。印度不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金钱和暴力操控政治，以致黑社会人物轻易当选。尤其是在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各党都需要“胜者”，而不是“好人”，因此，许多政党的候选人中充斥着刑事犯罪分子。统计显示，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议会的议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刑事犯罪。因此，印度早就有一社会共识，即“好人不参政”。
其二，议会议政能力下降。或许与政治犯罪化不无关联，近年来印度议会的表现越来越糟，因无法维持正常秩序而不得不休会的频率越来越高。电视画面经常呈现议员们拼嗓门、比蛮力、撕文件、摔话筒的场景，前不久甚至发生一名议员在会场使用胡椒喷雾器攻击对方的咄咄怪事。
其三，中央政府决策能力弱化。印度社会多元化的特点必然在政治生活中有所反映，从而导致印度政治力量逐渐走向分散化、碎片化。自1989年以来，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在议会人民院赢得过半数议席；从1996年以来，没有一届中央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大党为获得政治支持，往往不得不屈服于小党赤裸裸的利益要求，这不仅使得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受到诸多限制，而且也使社会的政治道德受到严重侵蚀。
&&&&其四，政治对经济发展构成障碍。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8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896亿美元，而中国是1894亿美元；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270美元，而中国为220美元；两个数字印度均领先。但30多年后，在2012年，中国的GDP是8.23万亿美元，大约是印度1.84万亿美元的4.5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720美元，是印度1580美元的3.6倍。
&&&&印度新一届大选已拉开序幕，选战正迅速升温。各方预测，目前执政的国大党必败无疑，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有望东山再起，但“悬浮议会，联合执政”的大趋势不会得到扭转。另外，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大选将和平进行，选举结果不会出现大的争议，印度将再次显示其民主的成熟性。
发表于：14-07-23 14:46
&&[第2版 07-23 14:46]
独家：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八）
& 11:19: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美国“民主”实质纵横谈责任编辑：杨宁昱
核心提示： 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
参考消息网5月14日报道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关系应该来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把活跃的乡镇自治和发达的公民团体的活动本身视为民主。但是，所有热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记了托克维尔的“民情说”。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关心公共事务的民情。换言之，一个可能的反论是，没有这种性质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何关？
亨廷顿早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就对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即穆兄会抱有警惕，认为这种社会组织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国制定“大中东计划”的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置之不理，当2011年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发生政治事变之后，马上给予一个浪漫的封号“阿拉伯之春”。结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场。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
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 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将近200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危机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民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命题的正误，还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经济需要竞争一样，政治也需要竞争。但是，采取什么形式竞争？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民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杨光斌）
发表于：14-07-22 15:05
反思西方民主，构建东方民主――要学习哦！
发表于：14-07-23 14:55
&&[第2版 07-23 14:55]
乌克兰的“民主”病在哪里？（九）
& 10:3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核心提示：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
参考消息网5月13日报道 3月16日，克里米亚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了全民公投，而乌克兰自去年11月开始的大动荡却远没有划上句号。西方知名杂志《经济学家》3月初甚至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的病在哪儿？》的文章，就乌克兰局势反思民主遭遇的困境。
断言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失败，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只是在于，乌克兰的“民主”病在哪儿？
民族国家建构先天不足
&&& 乌克兰现有领土是沙俄―苏联不断向西方扩张所形成的。由于并入俄罗斯的先后顺序，对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接受程度存在差别，而原有统治者也在各自的地区打下了自身烙印。东部地区接受了东正教，而西部地区却保留了天主教传统，两种文化的交融甚至孕育出“东仪天主教”这一奇特的分支――行希腊教会的礼，服罗马教廷的管。
乌克兰各地区差异之大，即便按粗略的标准，乌克兰也至少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当1991年乌克兰仓促独立时，这些有着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构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就被一股脑地捏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境内。这样的国家看似坐拥欧洲排名第二的领土面积，但实质上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之一，乌克兰也继承了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大的国家境内竟生活着大大小小130多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纠缠不断的冲突――乌克兰人屠杀过犹太人，俄罗斯人驱逐过鞑靼人，乌克兰人打过俄罗斯人。这些地域冲突和民族矛盾，使得构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解与包容都无法培育起来。
去苏联化破坏共同记忆
&&& 苏联时期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本来应该成为乌克兰各族人民寻找共识的出发点，但乌克兰独立后，基于其独立合法性考量，反其道而行之，将苏联历史描写得一团漆黑，妄想以共同的“苦难记忆”为基础构建共同的民族意识。
这种构建首先在历史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苏联统治集团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相对其人口总数而言，可谓微不足道，反而是乌克兰走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乌克兰亲朋故旧，统治苏联长达28年之久。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去苏联化”上甚至更进一步，在苏联、共产主义和俄罗斯三者之间划等号，将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说成是俄罗斯人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乌克兰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还企图通过推倒列宁像，割裂乌克兰与苏联的历史联系。但告别列宁之后，又有别的什么形象能把乌克兰境内所有民族凝聚起来呢？
选举制度激化民族矛盾
&&& 乌克兰的议会选举制度经过多次修改，目前实施的是简单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这种以选区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在西方一些民族成分比较单纯、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国家的确能够更好地保护地方选民的利益。但是，在乌克兰这样地域冲突、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国家，这样的选制无异于火上浇油。
由于乌克兰国内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各政党的政见也趋向极端。在“两大三小”的五个主要政党之间，相互的分歧可谓天差地别。两大党地区党和祖国党分别代表了东部和西部两种地方主义，而三小党则体现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三种政治光谱中最极化的意识形态。这就呈现出西方政治学所谓的“极化多党制”特征。按照东部―左翼和西部―右翼划分的政治营垒之间泾渭分明，毫无妥协余地。同时，政党反过来又塑造了选民。通过煽动性的宣传鼓动和对抗性的政治运动，地区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暴力夺权制造政治动荡
&&& 乌克兰任何一个执政党上台都是以一部分选民的“极为满意”和另一部分选民的“极为不满”为条件的，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就很难取得全民认同。乌克兰国内也不存在一个类似美国最高法院或是泰国普密蓬国王的能够居中调停的仲裁者，最终使得这种不适合乌克兰国情的票决民主制度，失去了其存在、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威与法律保障。
特别是西部―右翼政党参与选举往往“愿赌不服输”，当选的时候认账，一旦落选便以所谓“选举舞弊”为借口，转而跳出票决民主政治的框架，通过街头政治直接夺取政权。例如，2004年总统选举中，亚努科维奇本已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不甘心失败的尤先科却煽动其支持者发动“橙色革命”，迫使选举结果作废。
如果说2004年还只是一种街头政治的话，到了2013年底，则基本升级为武装暴动了。反对派根本不再尊重民选总统和政府的权威性，甚至连自身同总统达成的协议都无视了，直接用暴力方式夺取政府大楼。
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内政
&&& 苏联解体后，北约、欧盟相继东扩，波罗的海三国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这两个组织。这些天主教斯拉夫国家经济和政治转型都比较顺利，给了同样有着大量天主教徒的乌克兰人以信心，认为只要加入欧盟，得到西欧发达国家的“输血”，不需要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能够迅速繁荣昌盛起来。
且不说这种看法本身有多么幼稚，乌克兰投向西方这一行径也是俄罗斯无法容忍的。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基辅地区。同时，乌克兰地区又像一把尖刀直插俄罗斯心脏，假如乌克兰成为欧盟甚至北约成员国，那俄罗斯人赖以击败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西方侵略者的战略纵深将不复存在。因此，乌克兰问题既关乎俄罗斯文明和东正教世界的尊严，也涉及俄罗斯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
国内的两极分化恰恰给了各方插手乌克兰内政的机会，甚至国内政坛明显地以亲俄和亲西方分割阵营，国内政治完全国际化。于是，乌克兰的票决民主制度连其存在的最起码的基础都不存在了：这种制度究竟是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还是俄罗斯与西方争斗的角斗场呢？
可见，瓦解一个僵化的共产党政权很容易，而要真正建立一个巩固的民主政权却很难，至少需要公民对政治有最起码的共识，政党对选举有最起码的尊重，国家对内政有最起码的自主。否则简单化的票决民主，只是把一群天天骂执政党的反对者换上台成为统治者，再加之广场政治的催化，甚至造成国破家亡的局面。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很好的样板。（文/北京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丁栩翔）
发表于：14-07-23 15:03
&&[第2版 07-23 15:03]
剖析泰国民主困境：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稳定（十）
& 11:44: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杨宁昱
核心提示： 近年来的泰国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
参考消息网5月16日报道 泰国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运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出“文人政权与军人政变”不断转换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泰国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体系难以成熟和稳定？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及思想观念根源？
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对立
&&& 建立当代泰国宪政民主基本架构的所谓1932年“民主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义者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军人集团发动的一场小规模的成功政变。虽然实现了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转变，但君主和王室作为传统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军人集团也从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着泰国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历经八十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经过24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和不断的政治争斗后，泰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深陷“二元结构”的泥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农村，城乡差距和对立依然严重。
&&&&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为2001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民粹主义”惠民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经过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续动员和政治化过程，此前不太关注政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被广泛地政治动员起来，成为“他信派”政治势力庞大的民众支持力量（“红衫军”）。相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则以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结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军人集团、地方寡头、政客及其官僚（“黄衫军”），与“他信派”形成了泰国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锯困境”：双方都以“民主”为旗帜，动员和依靠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街头抗争”为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你来我往、相互拆台。而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则为这种“民主拉锯”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
两极政治博弈恶性循环
&&& 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处于多党纷争与军人政权交替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未曾有过一党主导、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文人执政的多党联合政权所出现的内斗及不稳定，也给军人政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依据。
自2001年他信率“泰爱泰党”赢得大选并夺取政权之后，以“他信―英拉系”政党为组织中心的一方，与以传统民主党为组织中心的另一方，形成了越来越趋于两极化的政党对立中轴，你死我活般地挟持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政治化经济利益动员和组织民众，以街头抗争和政局混乱相互施压，借以挑起和诱导王室和军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以两极化的政党力量为组织中心、极端政治化民众参与、“鱼死网破式的政治对决”、借机引诱军方干政，这便是“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的制度病理。
民众极度参与政治分配
&&& 泰国自2001年他信执掌政权以后，泰爱泰党政府就极力贯彻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惠及农民和贫民的政策，刺激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动机。“他信―英拉系”政党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不断巩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的组织化途径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断的“街头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此相对，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同样如法炮制，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机制，也动员了庞大的以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力量。
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人政变赶下台至今，“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峙抗争可谓此起彼伏，这就是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造成的组织化抗争结果。以政党为组织中心、挟持民众极度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化的对立两极，这是泰国“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基础和民众支撑。
泰国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虽然在宪政制度的表面形态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规则机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使传统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
国王虽然为泰王国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认军事政变的正当性，给予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军事强人和政治领袖以“特赦”，而无力捍卫宪法的最高尊严。地方寡头和政客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一己之私利挟持广大民众，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破坏宪政体系和民主制度，以民众的压力和要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草根民众，迫于严酷的生存压力和习以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头和政客挑动起来，希望通过狂热的街头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泰国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