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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为零
中国的宗教与文化
普世价值为零
15:59 转贴发表在
第一部分：宗教
第一章：宗教的世界
一、 原始宗教
一种倾向是将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归类于宗教这个范畴，如原始部落的祭祀、卜筮、图腾崇拜；儒家的入世哲学；基督的原罪和末日审判的恐吓；以及佛陀的“大彻大悟”的人即是佛的诱惑，等等。现代学者将这些文化现象归在宗教现象里，那么，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然而，适量的鸦片有镇静止痛的作用，这是不是肯定宗教是必须和有益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对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休谟认为：宗教是一种哲学。弗洛伊德的“投射理论”则有点绕，说宗教是：人的主观意愿投射到外在的某种超自然的人物或观念之上，以构成自己崇拜的对象。但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人类心理的探究就比较直白，认为是人类潜意识中恋父或者恋母情结控制了宗教的产生。我对弗氏这个结论相当不感冒，弗氏大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用“恋父”“恋母”情结包打天下、解释一切文化现象。
我认为：宗教源于恐惧。人类在生存状况下对自然和生存环境的恐惧，恐惧产生敬畏。原始人类将不可知的、直接威胁自身生存的自然现象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的操控，臆测与之达成某种契约，就能平安，抚平内心的恐惧。原始部落的祭祀就是人类一厢情愿地与神达成契约后的履约行为。溯源现代宗教，有一条清晰路径可寻：祭祀、卜筮、图腾崇拜、多神教到一神教。
人类与神达成“契约”的祭祀条件取决于当地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恶劣的，神的要价就高；生存环境相对适宜的，神的欲求就小。当然，神对祭祀时牺牲的要求都是原始人类自己臆测的。生活在墨西哥特斯科科岛屿和阿纳瓦克谷地的阿兹特克人，由于人口压力，不得不创造出“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谋取生存。所以，阿兹特克人的“祭祀”就显得异常血腥和残酷，用活人献祭，数量往往成百上千，甚至过万。他们需要献上所能给出的极限，换得神对另一些人的饶恕以生存。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上，苏美尔人的恐惧不如阿兹特克人那么剧烈，所以，祭祀的残酷性就平和得多。尽管两河平原土地肥沃，但北部山区不定期的洪水泛滥，让苏美尔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神灵的无常，所以，在苏美尔人多神观念中最主要的神是一位恶神。但出于恐惧，仍要对其“祭祀”。在古埃及，情况又有所不同，它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接阿拉伯沙漠、南临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朝地中海，地理环境保证了埃及不受外来民族的侵扰。纵贯境内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河流平缓，适宜农耕、利于航行。所以，在古埃及人眼里，河神是位善良的神祗。由于对自然现象造成的恐惧的减弱，埃及人的恐惧就转向了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我们今天能见到金字塔，为保存尸体而创造出的奇迹的原因。
中国人，以官方代表黎民的“祭天”有种形式上的庄严感，而民间的祭祀活动只有对祖先的祭祀有仪式上的定例，对自然神的祭祀向来没有定例可循，既残酷也随意。残酷到以活人祭祀直到上个世纪时也有发生，随意到，风调雨顺时，祭祀不过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大众派对。中国人的祭祀，有明确的诉求指向；祭祀的对象则应时、应地、应人，可以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对象，而这一对象必须与诉求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一般是有难才祭、有祭必求，相当于与神祗做一场一次性的交易。原始宗教理念里蕴含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并非是中国人所独有，在古希腊的多神教里，希腊人就将祈祷和祭祀当做与诸神平等交换的仪式，通过献祭诉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两个最早的理性民族的与世不同之处。中国人在祭灶王爷的行为中，将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也透露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幽默。用麦芽糖祭祀灶王爷，说是每年这天灶王爷要上天去报告这一家的是非功过，上天之前供上麦芽糖，一是用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说不出话；二是即使说出来，经过糖的过滤，都成了甜言蜜语。除了这一天，平常的日子里，中国人是不大给灶王爷上供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神祗，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被人利用和供人戏弄。
人类自己非常清楚，“祭祀”作为与神祗达成契约的履约行为是单向的，不知道神祗是否同意“契约”的条款、不清楚神祗是否满意自己的履约行为、最要命的是不了解神祗对人类自己吉凶祸福的神谕。不能解读神谕，人类有在黑暗中行走的危险提示，同时，对“祭祀”的成本有大半打了水瓢的遗憾。于是，作为解读神谕的“卜筮”就产生了。“卜筮”是使用特定的工具、按照特定的仪式获取神谕的一种方式。苏美尔人用动物的肝脏来解读神的语言；中国人一般用龟甲兽骨，以烧灼过的裂纹的行状、排列、走向来确定神的提示，作出战争、媾和等重大决定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琐事。“祭祀”与“卜筮”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如此重要和休息相关，自然，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和能够解读神谕的原始“知识分子”就成为了人类始初的贵族阶级。由于人类初始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在“祭祀”和“卜筮”的原始宗教指导下进行，世俗生活与宗教活动如此紧密，使得这一特殊阶级在世俗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轻易地成为了世俗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现象发生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一地区，巴比伦、埃及、印度概莫能外，即使在共和制的民主的古希腊，祭司与巫师也是独立于民主政体之外的一个重要的阶层。在当代西方国家中，教会的力量可看成古代“巫师”和“祭司”在世俗生活中权力和影响的延续。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巫师阶层，这在世界是个特例，但巫术信仰却延续至今，既普遍又根深蒂固，甚至今天的地方法院、地方政府亦热衷于此，用巫术来趋吉辟邪，更不用说官员个人的祸福升迁采取的巫术手段。这也让人相当不解。
中国最迟在春秋晚期，“巫师”和“祭司”阶层就与世俗政治脱离干系，成为微不足道的力量。公元前6世纪前后，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理性哲学思想已成为普遍的世俗文化。同一时期，在印度产生了乔达摩悉达多的佛陀思想，在古希腊，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哲学也达到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高峰。而除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的整个欧洲大陆，还在多神教中挣扎，非理性文化掌握在僧侣手中。中国最早摆脱非理性宗教文化，确立以儒家理性入世哲学的世俗文化，从而确保了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民族延续，并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能在中国产生，而在从来没有摆脱宗教文化束缚的西欧发生和发展。究其根源，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归结于宗教的因素，认为是基督教精神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我认为，恰恰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遏制了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发育，使得欧洲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落后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假使没有结束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欧洲会在基督教文化中窒息而死。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才使欧洲重新认识了古希腊的共和制与民主思想、以及古罗马的法律精神。而在之前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里，欧洲遗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被基督教文化折腾得神经兮兮。宗教改革后，新教清教徒的禁欲精神确实在孕育现代资本主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此种精神实在是歪打正着的、基督教精神的副产品，它瞎猫碰上死老鼠地恰好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说是基督教孵化了现代资本主义，因为，是拆了基督教的一堵墙，而又挖到了“希腊”和“罗马”两件宝，民主与自由才姗姗来迟降临欧洲。（关于清教徒的基督教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我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展开讨论。）
以牺牲来祭祀神灵，和以卜筮的方式来揣摩神灵的意志，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的恐惧，因为，人与神仍然是不相干的独立存在。最好的安全保证就是使自己与“最有力量者”建立亲密关系，与之结成一体，这就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物有动物有植物，每个民族或者说每一个氏族，都有过属于自己的图腾崇拜物，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图腾崇拜这个历史过程。
我不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图腾”是始终不变的，随着迁徙，生存环境的改变，“图腾”一定会随之改变。因为，最初“图腾”对象的选定，完全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映射，出于恐惧心理，对最具威胁的事物的一种妥协和归顺。台湾土著人以蛇为图腾，并刺以蛇纹，实在是出于对毒蛇的恐惧而无奈的归顺。台湾的气候，免除了台湾土著人食物来源之虞，孤悬海外的岛屿，也少大型食肉动物的威胁，草茂林密的环境，毒蛇就成了人类的最大恐惧。匈奴人的狼图腾也是一样，匈奴人以放牧为生，食物来源就是牧养的羊群或者牛群，在广袤的草原上，抢夺匈奴人食物的最大的敌人，非狼群莫属。由恐惧而敬畏而归顺。心理上的认同和归顺，是求得安全的心理安慰，如果环境改变，就会被另一种恐惧所取代，“图腾”也必然改变。
现当代对图腾崇拜的研究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将图腾崇拜简单地当成祖先崇拜。固然在图腾崇拜的传说中，有许多是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某个物种，而将此物种作为“图腾”。比如鄂伦春族，称“熊”为祖父和祖母，畲族自认为是中国古时候一条名叫盘瓠的名犬的后裔。将畲族的图腾崇拜当成祖先崇拜于理有据，但要将类似鄂伦春族的图腾崇拜，比如其他民族的狮图腾、狼图腾、鹰图腾、蛇图腾和植物图腾统统当成祖先崇拜，则大谬。这个“图腾”的祖先，或许可以视为祖先的一个符号，究其实质则是对祖先的异化，是恐惧心理的映射。在对“图腾”物的态度上，也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对图腾礼敬有加，禁止触摸、禁止注视、甚至禁止提及。另一种则猎取图腾，以图腾为食物，以图腾为牺牲。这两种态度都与祖先崇拜相距甚远。
人类文化哺乳期的图腾崇拜，大多会与祖先扯上关系，认“最有力量者”为祖先，那时，人类太弱。人类两三岁时的图腾崇拜，基本上改掉了乱认祖宗的毛病，而会基于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如欧洲很多民族的“鹰图腾”。长到四五岁，图腾崇拜往往从神话自己、抬高自己、以区别其他人为价值取向。如中国的商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只没有实际存在的、来自上天的“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成长并非齐头并进、个个都一般年龄，要区别各民族的文化年龄，图腾崇拜的“图腾”是一重要指标，中国商族的玄鸟图腾较之实体的动物图腾、植物图腾的民族在文化和文明程度上要年长那么几岁。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中国人的龙图腾，是否出于夏人很难说，但夏人已有龙旗则是确凿无疑的。龙是中国人想象的、很有神通的动物，它由现实中的动物各取一部分所构成，我以为，龙图腾是多个氏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各个氏族之间达到类似共和的妥协，各取氏族图腾的一部分构成新的图腾，在新图腾下，氏族融合为一个整体。
氏族间因为战争、征服和通婚而趋于联合和融合，这是多神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一般看法是，人们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产生朴素的自然神观念，而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类事物进行人格神化，具体为分派各路神仙各管一项社会事务，在此基础上产生多神教。我不以为然。我以为朴素的人格神观念不足以搭建多神教这个大厦。
以古希腊多神教为例。古希腊的多神教源于神话传说，而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很多神祗可以在埃及神话中找到蓝本，希腊神话和埃及神话在早于1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的神话中就已成型。那么，以宙斯为主神的希腊多神体系，就不是源于本土的朴素的多神观念，至少可以这么说，希腊多神教的主干部分取自苏美尔人的多神教。既然希腊的的多神教，希腊本土只贡献了枝叶，那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的多神教也不会单纯来自人们朴素的人格神观念，而主要原因，就是我要说的因为氏族间的融合而催生了多神教。（这是转贴，不知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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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富有深厚的民族哲学文化内涵的，既包括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与历代圣哲学人的研究探索的成果，也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是以儒道释为主的，儒家是人生基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道教文化是中国科学之基础，是生活之必须；佛教文化虽然是印度外来的，但是重于哲学思想，解决人生最后去哪里的，是修行的最高次第，缺一不可。青少年适合儒家，中年适合道家，年长适合佛家。所以儒道释合一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和谐大同的人类文化。原文
重佛 抑儒道，故删减修改以正人心。&
&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佛祖说了些什么》
&&& 转贴编辑自
这里想大致介绍一下中国佛教的历史，以及几大宗派的基本教义，再说一些历史什么的。
社会上很多人会觉得，所谓信佛，指的就是老头老太太、土大款们到庙里烧香磕头，往庙里的“功德箱”里放钱捐款。生活在科技时代的人平时基本是接触不到佛教的。其实，道佛两教早在宋明之时，已经融入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远不止到庙里烧香拜佛这么简单。古印度佛教是没有烧香的，那是中国人的习惯，来自西藏的喇嘛教密宗则是点油灯的。
比如，中国人遇到巧合的好事的时候，比如两个熟人无意中碰面了，会说：“咱俩真有缘啊，这真是缘分啊！”
——“有缘”、“缘分”，也是佛教概念。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中一种原因，就叫做“缘”。比如两个熟人的意外相遇，在个体看来，似乎是随机发生的，但是在宏观看来，是生活中的种种事件的一系列反应，导致了这两个人正好同时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连锁反应，就是佛教所说的“缘”。
再比如，中国人遇到坏事的时候，有时会感叹说：“真是报应啊！”
——这个“报应”也是佛教概念。佛教常说“因果报应”，大致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了好事或者坏事，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受到相应的好报或者坏报。比如某人打了别人，按照佛教的理论，这个打人者早晚也得被别人打，这就叫“报应”。
这么看来，中国人生活中到处都是佛教的影子，中国人应该很熟悉佛教喽？
这么说也不对。很多人自以为信佛，其实跟真正的佛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一般认为到庙里烧香拜佛，就是信仰佛教的行为。所以有些没有孩子的妇女，会到庙里去拜送子观音，去求一个孩子……等会儿！这“送子观音”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佛教主张禁欲、不结婚啊，怎么冒出来一个专门给老百姓送孩子的“送子观音”呢？
其实这是这么回事。
佛教原本并没有“送子观音”的说法。在中国，一开始只是道教有“送子娘娘”这么个神灵。唐朝吴道子等画家笔下的观音像垂珠带钏，显出女相，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深具爱心迫切需要一位慈善、怜爱万众的女相观音，才逐步创造了女性观音的博爱形象。而且佛经上说，观世音菩萨会变成各种各样的相貌来到人间救苦救难，所以中国人膜拜的观世音菩萨，就有很多不同的形象。
中国古代很重视生子。妇女生不出儿子来，压力就会极大。妇女的生子愿望强烈，“送子娘娘”的香火就很旺盛。由于历史的道教佛教融合，使得原本在汉唐时期的男性观音到宋朝，逐渐被演化为了女性观音，时间一长，中国人就把两者混为一谈，创造出了“送子观音”。现在一些很有名的佛寺里，也都塑起“送子观音”的像，照拜不误了。
有些中国人讲究厚葬，坟墓搞得非常华丽，还在坟墓周围雕塑佛像、在墓碑上刻上佛经，似乎这样就可以让故去的人在“那边”得到更好的待遇，或者让故去的祖先保佑子孙升官发财。那么，这是信仰佛教的表现吗？
不是。造再多的佛像也没用。
这是因为，佛教有一个“轮回”的概念。比如说《西游记》里，猪八戒原本是天蓬元帅被罚到人间，“投胎”变成一只猪的。这个“投胎”的过程，就是“轮回”的意思。佛教认为，人去世以后，会轮回成别的生命。既然人死后，真正的生命已经轮回了，那么这个人留下的肉体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所以没必要盖个大坟墓厚葬。实际上，印度佛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张人死了不埋葬。僧人故去以后，直接就把尸体放到森林中，让野兽去啃食。只不过佛教到了中国以后，这习俗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不符，才没流传下来。按照佛教的丧葬习俗，给故去的亲人厚葬则属于浪费。
再说一个例子。有的人觉得，到寺庙里捐钱就是信仰佛教的一种行为，很多信佛的人，遇到造佛像、印佛经的行为，都会慷慨解囊，到了庙里也是把大把的钱放到“功德箱”里。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最早的佛教，也就是印度佛教那里，有一条戒律叫做“不持银钱戒”，就是说，僧人根本不允许接触金钱。不仅不能碰钱，除了衣物等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僧人不能拥有任何财产。印度佛教这么规定，是因为积蓄钱财会让人产生占有欲，这不适合佛教的修行。而且为了能不让僧人拥有财产，印度佛教干脆禁止僧人劳动、经商。也就是说，僧人连耕地都不允许，必须靠乞讨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佛寺收费已经成了很普遍的事。不仅很多信众都愿意捐钱做功德，有些佛寺还干脆推出收费的“服务项目”：算个命多少钱啊，烧个高香多少钱啊。甚至有的寺庙干脆把自己变成了公司，注册商标，还上市了。
这符合佛教的戒律吗？
还有个好玩的例子，中国人遇到倒霉事，有时会说：“这是报应啊！”这话不仅用在自己身上，也能用在别人身上。比如一位中年妇女遇到自己的仇人倒霉，会幸灾乐祸的说：“这是报应！”我们说了，这是佛教概念。可紧接着，这位中年妇女可能又会说：“这是老天爷在惩罚她呢！”
——这“老天爷”是什么？
“老天爷”不是佛教概念，倒是有些道教的概念，这是一个早在佛教和道教出现之前，中国本土就有的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的、无所不能的管理者。中国人认为，“天”能管理一切，所以皇帝的诏书会说“奉天承运”，意思是说，我的命令是遵照“天”的意思，所以你们必须听我的。皇帝本人也叫做“天子”，自称是“天”的代言人，所以他的权力比别人的大。
既然“天”能管理一切，那么也就可以管理人一生的遭遇，所以才有了“命运”的说法。
有人遇到事情会感叹说：“这都是命中注定。”这也就是说，“命运”是在人出生之前就设定好的。就像一张计划表一样，你的人生必需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是你的个人意志能改变的。这种观念就叫做“宿命论”。
刚才说了，佛教不认为有“天”，那么自然，也就不认为有“天”来制定的“命运”。佛教主张的是因果报应，所以佛教认为一个人遭遇的事情是由他之前的行为导致的“报应”，而不是外在的“命运”决定的。
如果在庙里遇到人说要给你“算命”，或者对你说“施主你的命数不好”，甭管这人是剃了光头还是有张出家证明，这个人都不能算是个真正的佛教徒。
相应的，“相面”、“看手相”这种行为，佛教也不相信。这些反倒是本土道教里的一些东西。更有甚者，还有人号称能通过某种方式“改命”、“转运”（当然，“为了显示施主的诚心”，多少要收点钱的啦），这就更不属于佛教的概念了。因为佛教“因果报应”指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鼓励人多做善事、不做恶事。那么假如一个人原本做了恶事，注定要遭受恶报，结果花了一些钱、搞了一些仪式就能避免自己承受恶报，那坏人岂不是太舒坦了？做坏事又能花钱免罪，那佛教岂不是成了收保护费的黑社会了么？
所以“转运”这种行为，正统的佛教也是不承认的[
要说明，现在有很多僧人在说法的时候也使用“命运”这个词，但他们指的不是天定的命运，而是因果报应决定的“命运”。说一个人“命不好”，意思是这个人之前做过坏事，所以“命不好”。有的僧人也讲“转运”，这里的意思不是进行神秘的仪式，而是让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按照因果报应以后受到的善报多了，自然也就“转运”了
——中国百姓有了苦难，就去求神拜佛，祈求观世音菩萨能“救难”。可是按照佛教观点，苦难不是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应该承受的惩罚吗？要是观世音真能救难，那不就等于让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了吗，因果报应不也就不成立了吗？
对不起，我要跟您说，这回您错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正统的佛教观点。
《法华经》的《光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说：“一心称呼光世音名，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光世音”是观世音菩萨的另一个译名）
——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是能救苦救难的。但您就会困惑了，这“救苦救难”不是和“因果报应”矛盾了吗？
假如您产生了上述困惑，那么我为您高兴：您看对帖子了。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本着抬杠到底的精神，对一切和佛教有关的疑问，都追问到底。
比如在前面的几段里就产生了很多疑问：“送子观音”是不是违反了佛教禁欲的观点？（答案是不违反）土大款到庙里扔钱能不能得到福报？（答案是有的能，有的不能）那可以免灾吗？（答案是不能）寺庙收钱算违反戒律吗？（答案是大部分不算）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和“因果报应”矛盾吗？（答案是不矛盾）
您一定会问：为什么？
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其实都涉及到根本的佛学理论。您如果像我一样喜欢抬杠到底，那么您就必须和我一起走完佛学的历程，才能对上面这些问题回答得有理有据。
不过在开始研究佛学之前，借一个有趣的问题不需要涉及复杂的佛学，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如来佛祖管得了玉皇大帝吗？
第一章如来佛祖管得了玉皇大帝吗？
01、因为有近代的四大名著之说，所以才有了中国近代的小说化历史观。
您或许会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如来佛和玉皇大帝一个是佛教的，一个是道教的，这是两个系统，怎么能放到一块比呢？其实还是能比的，《西游记》就这么干了。您又会说，《西游记》是本小说啊，不是严肃的宗教文献，这书里说的东西做的了准吗？
没错，做不了准。但研究《西游记》还是很有用的。这是因为，通俗小说对于我们普通人宗教知识的影响，要远大于正统的宗教文献。我们普通人对佛道的模糊概念，大都来自于近代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
比如关公在中国民间香火很旺，不仅商家拜，在香港电影里，黑社会和警察局也都拜关公。那么关公崇拜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历史上关羽真有其人，但历史上的关羽形象并不是高大全，既没有温酒斩华雄，也没有千里走单骑。还是因为小说《三国演义》中虚构的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情节，百姓才觉得关公是忠义的代表。所以说白了，民间拜关公，其实拜的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说，要论忠义，岳飞不也忠义吗？可是岳飞庙哪有关帝庙多？归根结底，“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岳飞香火不旺，应该怪小说作者不够卖力呢。
佛教也深受小说影响。有些寺庙里受到《西游记》的影响，把唐僧师徒等等小说人物当做真正的佛教神祗，雕刻出来供人膜拜。有的庙在观世音菩萨身边雕了红孩儿和黑熊精，其实也是来自于《西游记》，和正统佛教无关的。
所以在正式开始研究佛教之前，我们不妨先回忆一下《西游记》里的神话设定，先想想我们自己印象中的佛道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佛道正统的说法，把两者比较一下。
02、《西游记》里，佛道两家是什么关系呢？
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写于明代，正是近古代道佛大融合的时期，才有了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最精彩的部分要数大闹天宫。小时候看央视86版的电视剧，最喜欢看的也是大闹天宫那几集。直到现在，还清楚得记得有一集最后一个镜头，是玉皇大帝躲在桌子下冲镜头咆哮：“快去请如来佛祖——！”
我小时候不大喜欢这个镜头，因为后面如来佛就该来了，孙悟空就被降服了。
但这个情节能清楚的说明《西游记》里神仙世界的结构：
有个玉皇大帝统帅天宫，还有个如来佛祖统帅西天诸佛。这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但是不打架，关键时刻还能互相帮个忙什么的。
03、具体来说是这么个结构。先说玉皇大帝这边：
首先，在人界上面有个天宫。孙悟空大闹的就是这个天宫。天宫里有很多建筑。大门叫“南天门”，还有玉皇大帝接见群臣用的凌霄宝殿，还有蟠桃园之类的庭院，就像是人间宫殿的翻版。
天宫和人间的主要差别是时间尺度不一样：“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但这一点小说也很少表现出来。在有的故事里，唐僧在人间被怪物抓住，孙悟空上天宫去求助。要是真按照上面的时间比例，那么孙悟空在天上只要和神仙说5分钟的话，地上就30个小时过去了。甭管妖怪是想吃肉还是想结婚，时间都足够用了。
再说天宫的行政结构，也如同人间王朝的翻版：等级最高的是玉皇大帝，相当于人间的皇帝。玉皇大帝的老婆是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和人间的娘娘一样，不管行政上的事，只管家务事，比如带着七仙女组织个蟠桃会什么的。
玉皇大帝的下面，有很多文臣武将：文臣有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到炼丹炉里炼出火眼金睛的那个。还有太白金星，主张让孙悟空当弼马温的那个。
天宫的武将也不少：职位高的有托塔李天王。讨伐孙悟空的时候，托塔李天王是天兵天将的统帅，可见级别很高。放到今天，最少也是军区司令级别的。
猪八戒的前世天蓬元帅也应该是个大官，元帅嘛。厉害的武将还有二郎神。能把孙悟空打得天上地下跑。还有一些职位低的小将，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沙僧的前世卷帘大将。
天宫底层的，还有众多仙女、天兵天将，就像人间的奴仆、兵丁一样。总之，天宫的行政结构，基本和人间的皇宫是一样的。
04、如来佛祖这边的结构又是怎么回事呢？比玉皇大帝那边简单。
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如来佛是佛教系统的最高“领导”，下面也有不少随从、侍者。如来佛每次出场的时候，身后都会带一大帮人。但小说里最常出现的，还是观世音菩萨。感觉上，观世音菩萨像是佛教的基层干部，唐僧师徒和人间的其他事务，大部分都是观世音菩萨来出面处理的。
至于佛道关系，前面说过，《西游记》的设定是，如来佛祖和玉皇大帝属于平行机构，大家是朋友，谁也不能管谁。
《西游记》第七回说，如来佛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后，玉皇大帝派人邀请如来佛一起吃饭看歌舞。“如来不敢违悖”，答应了。玉皇大帝则带着部下“同谢佛恩”。
一边是“不敢”，一边是“谢恩”，两边都极客气。像极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僧人见了道士，绝不会像西方中世纪人见了异教徒那样拔刀相向，反倒像是见了同行一般：大家都是修道人，打个招呼，客客气气。
机构不同，如来佛和玉皇大帝也不住在一块。《西游记》说玉皇大帝住在天宫，如来佛则住在“西天大雷音寺”，最后唐僧取经的目的地也是西天的大雷音寺。以上差不多就是《西游记》的神话观。差不多也是大部分老百姓心中的神话世界。
咱们接下来就说说佛道正式的神话系统。您马上会发现，在宗教知识上，《西游记》有多么不靠谱……
05、先说道教。首先，道教最高的神灵不是玉皇大帝。
道教最高的神灵有三位，叫做“三清”。
最高的一位叫做“元始天尊”。“元始”大意为“起始”，所以元始天尊，就相当于道教的创世神，万物的始祖。
第二位叫做“灵宝太上大道君”手持玉如意。
第三位就是“老子太上老君”——对，就是那个在《西游记》里炼孙悟空的太上老君。道教认为，太上老君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老子。
说完了最高的三清，玉皇大帝还没出现呢。所以您知道，其实在道教的系统里，太上老君比玉皇大帝要大。不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好像太上老君是玉皇大帝的大臣。貌似三清是太上老君，原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还不是最大的，上面还有鸿均，有一说就是鸿均就是盘古！
在三清的下面，有叫做“四御”的神仙，用来辅佐三清的四位天帝。
这四御是：第一位“昊天玉皇大帝”，是四御的首领。
第二位“紫微大帝”，掌管群星、天文一类的事务。所谓“紫微斗数”，就是道教中通过观测天文来算命的技术。
第三位“勾陈大帝”， 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統御諸星並人間兵革之事。
第四位“后土皇地祇”，掌管阴阳万物大地山河之秀美为女性，所以又叫“后土娘娘”。
所以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玉皇大帝只属于四御，是上面三位领导的辅佐而已。而《西游记》里的描写就很混乱了。说玉皇大帝在宴请如来佛祖的时候，“即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
06、那王母娘娘又是谁呢？王母娘娘的来历也很有意思。
在中国的传说里，早在道教出现之前，就有了王母娘娘的形象。那时候王母娘娘叫做“西王母”，传说住在昆仑山上。在早年的传说中，长的是青面獠牙，半人半兽。而且性别不明，不知道是男是女。
在道教出现之前的汉代，西王母渐渐变成了女性，变成了漂亮的神仙，还拥有不死药和仙桃。中国有个嫦娥奔月的传说。说嫦娥是后羿的老婆，就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药，所以飞到了月亮里。
道教出现以后，把西王母吸收到自己的神仙谱系里，就变成王母娘娘了。说王母娘娘是元始天尊的女儿。
王母娘娘、玉皇大帝，一个是娘娘，一个是皇帝，听着就很般配，于是人们就把他俩许配到一起，王母娘娘成了玉皇大帝的老婆。
皇帝有了娘娘，还有孩子啊，于是就有七仙女。
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七仙女中最小的一个还下凡和董永发生了一段恋情。在另一个民间故事里，这个最小的仙女又化身为织女，和牛郎展开了一段恋情。
《西游记》里道教诸神的真实地位大致如此。至于太白金星等人，那就是更低一级的小仙了。
7、那么佛教呢？先说如来佛祖。
如来佛是什么佛？佛教里是不是还有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佛教里“等级”最高的“神仙”，就称为“佛”。
比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就认为他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如来佛是什么佛呢？
“如来”这个词，其实是“佛”的另一种说法。“如来”和“佛”就是同一个意思。比如我们说“药师佛”，我们也可以说“药师如来”。
所以“如来佛”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相当于“佛佛”，意思不通。
但“如来佛”这个词已经成为中国百姓的一种俗称了，中国百姓说“如来佛”的时候，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
对于释迦牟尼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佛教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由一个叫做“悉达多·乔达摩”的印度人创立的。这个人生前收了很多徒弟，向他们传播佛教的教义。他去世以后，被信徒们尊称为“释迦牟尼”。
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佛。而且由于他是我们今天佛教实际的创立者，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教界最受尊敬。一般的佛教寺庙都要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08、但是大乘佛教——也就是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佛教——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佛，而是有无数佛。
我们的印象里，中国僧人都习惯喊“阿弥陀佛”：遇到人打招呼，先喊“阿弥陀佛”；告别的时候互相祝福，也喊“阿弥陀佛”。甚至于不信佛教的中国百姓，遇到幸运的事情长出一口气，也会连声喊“阿弥陀佛”。就像是外国人随口喊“Oh
my god!”一样。
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一位佛的名字。
“南无”当然不是“南边没有”的意思，“南无”在梵文中，是恭敬礼拜的意思，是音译。那么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是，僧人在向阿弥陀佛这位佛，表达自己恭敬之心。
但中国僧人为什么要这么崇拜阿弥陀佛呢？
这是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阿弥陀佛用自己四十八大愿的不可思议力量，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边建立了一个天堂般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习惯称为“西方极乐世界”。
要注意了，虽然佛经说极乐世界在西边，那是一种极远极远的西，和我们世俗中的地理概念不一样。并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印度或者在欧洲。都不对。印度和欧洲都属于我们人间的范围。而西方极乐世界超过了人间，在我们接触不到的地方。
（当然您别问我“都出了地球了哪边儿才算是西”这种问题，我也不会回答。如果是僧人回答，大概会说“是我们人类不可思议的地方”。）
中国僧人经常把“阿弥陀佛”挂在嘴边的原因在于，阿弥陀佛发誓要拯救众生。而且拯救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人能诚心诚意的想象阿弥陀佛的形象、念他的佛号，诚心许愿要转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在人去世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带领众佛、菩萨来接引这个人到极乐世界。这个人就永远不会再受苦，而是很快就可以成佛了。嘴上念“阿弥陀佛”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唐末宋朝开始流行的佛教西方极乐净土法门的一种修行方式。
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人不分对象，在寺庙里对任何佛像、菩萨像礼拜的时候，都念“阿弥陀佛”，这就有些奇怪了。念佛号不算错。但对此佛念彼佛的佛号，对着观世音菩萨喊“阿弥陀佛”来问候，总是很怪吧。
《西游记》里也是一样，里面的信众不论拜雷神雨神、观世音菩萨，也都习惯念“阿弥陀佛”。石德堂本《西游记》第十九回里，猪八戒还说：“阿弥陀佛，南无佛……”这哪有一个“南无佛”，大约是描写猪八戒的呆像故意写的。
还有一件非常搞笑的事。“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所以阿弥陀佛也另一个名字叫“无量寿佛”。而本土的道教修行目标是长寿成仙，所以以前互相问候的时候，有一句问候语叫做三无量的光、寿、福，后来简化说法是“无量寿福”，祝福对方多多的寿福。结果因为发音相近，民间就渐渐把“无量寿佛”当成了道家的用语。包括《红楼梦》在内，道士见面都说“无量寿佛”，这其实是小说的张冠李戴了。
09、 “上西天”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俗语。
因为有很多佛教信徒都希望自己死后能到西方的极乐世界“西天”去，所以后来“上西天”就成了死亡的代名词。中国小说里常常有武者大喝一声：“呔！待某家送你上西天！”就跟外国人大喊一声：“送你上天堂！”差不多的意思。
这都没什么问题吧。
可等会儿……要是阿弥陀佛住在“西天”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不是住在“西天大雷音寺”吗？这么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是邻居喽？
错了，释迦牟尼佛不住在“西天”。
佛教认为，作为普通人的释迦牟尼去世以后，释迦牟尼就离开我们的世界了。但作为佛，释迦牟尼佛当然不会真的死去，而是到其他世界去说法了。但并不在西方极乐世界。
可《西游记》里为什么说释迦牟尼在“西天”呢？
唐僧在历史上的原型我们都知道吧？《西游记》的故事取材于唐朝僧人玄奘的真实故事。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所以历史上的僧人玄奘为了取得佛经的梵文原本，就从长安出发，一路走到了印度。他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把梵文佛经带回到中国了。
《西游记》虽然取材于真实故事，但它是神怪小说。讲唐僧去人间的印度取经太没意思了，要直接从佛那里取经，这才能算是“真经”嘛。所以《西游记》里不提印度，说唐僧是去佛祖那里取经。
印度在中国的西边，所以历史上的玄奘取经是向西走。大概是这个方向给了《西游记》故事的创作者们灵感，于是也让唐僧和玄奘一样去西边取经，所以就说成了“西天”。
但问题是，释迦牟尼佛在中国、特别是民间的地位最高。取经当然是从最“权威”的释迦牟尼佛那里取才最合适。这么一来，《西游记》也就只好让释迦牟尼佛也住在“西天”了，还专门为佛祖创造了一个“大雷音寺”当做居所。是《西游记》把玄奘取经的“西天”和修行者希望死后能往生的“西天”混在一起。
10、在《西游记》里，释迦牟尼佛住在西天了，那阿弥陀佛怎么办呢？
吴承恩应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是另一个佛的名号。看《西游记》第七回的这一段，孙悟空见到如来佛，问他你是什么人？“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里的“尊者”，是佛教对长辈的尊称。我们见到一位高僧，就可以称为“尊者”。释迦牟尼是佛，当然不是尊者这么简单了。不过这里可以理解为是释迦牟尼自谦，是没问题的。
关键的问题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可以理解成是释迦牟尼佛的问候，那这就是个巨大的错误。这句也可以理解成释迦牟尼只是像中国宋明之后的僧人那样，随口念的。但是，“南无阿弥陀佛”是西方净土信徒对阿弥陀佛的尊称。释迦牟尼佛是佛界最高的佛，说“南无阿弥陀佛”恐怕不太合适。其实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唐末宋初西方净土宗大流行的结果了。
11、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及其他佛之间，能比大小吗？不是。
首先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大家都是佛，都是一个“级别”的。
只是分工不同：释迦牟尼佛来咱们的世界传法，阿弥陀佛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接引众生。而且这分工是佛本人的选择，是自愿的，不是谁命令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佛教的“行政结构”和道教的完全不同。
刚才说道教天宫，基本就是地方皇宫的再现。但是佛教里的佛、菩萨这些“等级”不是行政级别，而更像是一种学位，只是表明你的在佛学上的造诣，表明你修行到什么程度了。用佛教术语说，叫做“果位”。
所以释迦牟尼佛和修行者之间的关系，不像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更像师生关系。实际上，很多佛教徒也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众生的老师，而不是“上级”、不是“领导”。
菩萨比佛的“果位”低，观世音菩萨的确要听从释迦牟尼佛的话。但这种听从不是行政上的服从，而相当于学生听从老师的：因为佛比菩萨更有智慧，所以菩萨才自愿听佛的指导和教诲。
不过，同样是佛，还有个成佛先后的问题。比如按照佛教传说，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但是佛教不是特别强调等级，强调论资排辈，所以并不是说先成佛的就是老大。只不过闻道有先后罢了。大家见面是很平等的。
这么说来，道教是行政机构，佛教是学术机构，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佛完全没有可比性喽？&&
12、大乘佛教的神佛“等级”是这样的：
咱们从人往上说。人以上是“天”。“天”是一种小神，有种种法力，但是寿命是有限的。“天”死后还是会轮回。
《西游记》里的“四大金刚”，是佛教“四大天王”的简称。“四大天王”就属于“天”这个级别。
“天”以上是“阿罗汉”。我们习惯说的十八罗汉、一百零八罗汉、五百罗汉，说的都是这个等级。阿罗汉就已经可以永生了，不再轮回了。中国民间传说认为济公是罗汉，就是这个等级的。但阿罗汉还不够高，再往上还有菩萨，比如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等等。菩萨再之上就是佛了。
《西游记》最后，唐僧师徒四人连白龙马都获得了果位：唐僧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为“斗战胜佛”、猪八戒为“净坛使者”、沙僧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为“天龙八部”。
13、那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和玉皇大帝比高低的呢？
这是因为，世界各大宗教都喜欢把其他宗教的神祗吸收进本教，在本教里安排个小职务，用来抬高本教。
佛教也很喜欢做这种事，如西方净土就把弥勒净土比下去了，因为简单方便，适合人类的习性，其他在后文会给您举出很多例子来。
因为道教在中国很流行，所以中国佛教就把紫微大帝和玉皇大帝都吸收到佛教里了，在“天”等级给他们安排了位置——你们不是住在“天”宫吗？你们不都是“天”神吗？这在我们佛教看来，还是很低的位置，连轮回还没跳出呢，慢慢修行吧！
所以在佛教系统里，释迦牟尼佛和玉皇大帝还是可以比的，释迦牟尼佛远比玉皇大帝要大。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点恶意攻击的味道，所以很多宗教人士不赞成这么乱来。
不过，党同伐异这种事也不是只有佛教干，道教也一样。
比如道教曾经有个“老子化胡说”的说法，说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学生。因为道教把老子当做本教的始祖，所以这就等于在说道教是佛教的始祖。佛教当然接受不了了。
第二章，佛教刚到中国的影响。展现团队的力量。
道教还有更厉害的地方。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知道，东汉末年，张角发动的黄巾事变差一点就推翻了东汉政府，一统天下。
厉害的地方是，张角率领的是个叫做“太平道”的宗教团体，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道教组织。假如张角真能统一中国的话，那中国就将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道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那样的话，还能有佛教什么事儿啊！
你说，佛教什么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搞过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
这么看来，张角很值得道教骄傲吧？
正相反。这是因为在黄巾事变里，历史记录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14、在张角黄巾军的起事过程中，很多书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
在起事前夕，张角手下有个叛徒向朝廷告密。朝廷立刻展开了对黄巾军的抓捕，所以张角不得不提前起事。这事有史可查，《后汉书》里就是这么写的。但就在这么一个几乎没争议的小细节里，却有一个大漏洞。
什么漏洞呢？
我们先学个小知识。中国古人有一门叫做“谶（ch&n）”的学问。“谶”就是预言的意思。
有谶的用图画画出来，有谶的用文字写出来。
用图画表示的，叫“图谶”，比如《推背图》。
用文字写的呢，叫“谶语”，比如《烧饼歌》。
我们有个成语“一语成谶”，意思就是：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结果一不小心就应验了，成了“谶语”了。（因为万事由心想成）
古代人科学知识不发达，所以很容易相信预言这东西。就像古代欧洲遍地都是“先知”一样，中国古人也特别相信“谶”。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起兵之前，社会上就流行着“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有一位王莽朝廷的重臣刘歆，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秀”以迎合这句谶语。结果这位“假刘秀”兵败身亡，“真刘秀”却如谶语所说，当上了天子。
15、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有很多政权起兵造反。其实每个政权下面都有几个预言家，造些本政权的领袖注定当天子之类的谶语。不仅有刘秀当天子的预言，还有预言“刘三”、“刘四”之类的。这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要是预言家依附的政权失败了，预言家一跑就是。可万一要是夺权成功，这预言家就一跃成为一言兴邦的国师啦。
而且因为王莽抢的是西汉刘氏的皇位，所以当时关于刘姓的谶语特别多，有人预言“刘秀”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呢，刘秀这件事还是有点特别的地方。按照史书的说法，这句谶语在刘秀起兵之前就已经流传开了。（能应验的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道家的天地阴阳与八字对应。）
因为有了这个合，不难理解刘秀在登基以后特别相信谶术。他“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术列为东汉帝国的官方学说。有了朝廷的推崇，有了本朝开国之主的亲身证明，所以在东汉时代谶术非常流行，老百姓都信。
16、这事跟张角有什么关系呢？
张角为了给自己造势，也利用了谶术。他给自己编造了一条谶语，就是很有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关键是，既然这句谶语是造势用的，所以不是在起事之后喊出来的，而是在起事之前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起事的时间也清清楚楚的写在里面了：“甲子”。
更为夸张的是，起事前夕，黄巾党人在首都和各地政府的大门上都用白土写了“甲子”两个字。
这种行为，就如同今天有一帮劫匪，抢银行前先到处嚷嚷：“礼拜三我们可要抢银行了啊！”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在那家银行的门上写上了大大的“礼拜三”三个字，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说，黄巾军这么明目张胆的造反法，算哪门子的“密谋”呢？不需要叛徒举报，早就应该被官府抓起来了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漏洞了。
而且不仅如此，还有更夸张的：其实早在黄巾事变三年以前，东汉皇帝就对黄巾军的动态一清二楚！
17、三年前，皇帝刘宏就接到帝国军事总司令的报告，说有个叫张角的道士信徒太多，对帝国是个威胁。
总司令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先让各地官员调查当地百姓籍贯，把外地人都送回原籍。这样黄巾党人就不能聚众集会了。然后再秘密逮捕张角，就可以不动声色的解决问题。
这个方案先釜底抽薪，再擒贼擒王。就算以我们今天的经验看，都觉得很靠谱吧？
我觉得，只要刘宏当时采用这个方案，历史上就不会有黄巾民变这件事了。而且类似的报告被几次三番被提出，直到黄巾军起事的前一年还有。但刘宏都没有理睬。
在我们看来，总司令的报告已经把黄巾军的危险说得非常清楚。刘宏不予理睬，只能说明他糊涂透顶。然而不仅是皇帝糊涂，政府官员也一样。
张角搞社会活动，目的是收罗信众，所以他的活动是公开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但是很少有官员认为黄巾集会是件危险的事。
有些官员天真的觉得，张角给人看病、劝人向善，这是好事嘛。有的官员甚至和太平道交往，替道徒掩盖一些小罪行，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等黄巾事变之后，这些官员都因为牵连受到了严惩。
以咱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官员随意结交乱党，政治敏感性实在是太差了。在今天，恐怕多读两本历史小说的中学生，见识都能比他们强。
张角的活动已经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到群臣，就没几个对黄巾军产生重视呢？&&&
这是说，古人都是笨蛋吗？
18、不能这么说。
读历史最怕的就是把古代人想成笨蛋。这么解释历史太不负责任了。
为什么说古人不笨？
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我们今天见到的人世百态，和古人们见到的没什么不同。所以古人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我们也就没什么不同。
特别是古代的权贵和官僚，大多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生存下来的政治精英，都是玩人际关系的高手。他们对人性的见解应该比大部分现代人更高一筹。否则现代人也就不会忙着从三国里学什么权谋了。
可是，如果古人不是笨蛋，那为什么面对黄巾军的时候，汉帝国除了一两位官员外，全国官员都表现得极为幼稚呢？
19、要解答这个疑问，得从一个貌似无关的问题说起：
在古代，农民军领袖是如何征募民众，组织军队的？
这个问题历史课本好像没有讲过，就简单的说灾民遍野，所以领袖一起义，就响应者众了。要我们去想象这场景，似乎就和历史课本插图里画的一样：好像农民军领袖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喊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背后就是旌旗招展，应者如云了。
但这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是兵员的主要来源，但农民不集中生活在城镇里，而是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古代人口稀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今天习惯说“乡里”、“故里”、“邻里”，其中这个“里”是古代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村。一里大约有几十户人家，远比我们今天村庄的规模要小。按照一户三个壮丁来计算，那么古代一个村子里，大概有一两百个壮丁。所以农民军领袖“振臂一呼”，其实只有几百个人能听见，这其中肯跟他玩命的就更少了。
人口稀疏也就算了，更重要的是古代交通和通讯都很差。古代没有电视电话，商贩也很少，农民很难知道几十里地外的事情。所以你别想农民领袖这边一号召，隔壁几个村子的农民就能主动出来当兵。
农民领袖要是主动深入村庄也很费劲。因为古代没有平坦的马路，牲畜也很宝贵，这位领袖在茫茫大地上走上一天，能访问几个村庄？
20、您或许会问，征兵这么困难，那古代政府又是怎么征兵的呢？
我们印象里，官府征兵似乎就是《石壕吏》里描写的那样：恶霸似的差役一脚踹开老百姓的家门，把壮丁生拉硬拽的抢走，押送到军队里就算完成任务。
真相才没那么简单呢。最大的困难是，朝廷和地方相距十万八千里，交通和通讯都不便，朝廷怎么能防止地方官员向朝廷瞒报赋税数字呢？
说白了，地方官从百姓那里抢来了钱粮，却只向朝廷交了一小半，大部分中饱私囊，那朝廷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朝廷亲手掌握所有纳税人的信息。
所以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实行了遍及全国的户籍制度。每一户居民的人口、年龄、耕种土地等等赋税信息，全都在政府登记造册。地方官还要负责每年更新户籍资料。
征税征兵的时候，就按照这些户籍记录来征。这方法说的容易，却需要大量的文案和调查工作。东汉帝国从朝廷到州、到郡、到县、到乡、到里，养了多达数万名官员，才能完成繁重的文案工作。有这么多政府部门同时工作，还需要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
另外，还要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古代中国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无论是粮食还是壮丁，运输既花时间，又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为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政令，还需要一套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需要在国家的主要干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处传递文书用的驿站。驿站要准备食水、马匹、常驻邮政人员。还要有一定的士兵负责周边的治安。该系统同样耗资巨大，非一时一刻能够建立。
只有拥有以上这些条件：庞大的文官集团、系统的管理制度、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一个古代政权才有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21、这些农民军领袖都没有。
农民领袖唯一快速召集军队的机会，是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时候。然而即便是流民也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军常常带有“席卷”的性质：在一个地区收集完流民后，再奔向下一个地区，经过不断的积累才能越滚越大。
我们历史课本由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的关系，常常夸大农民起义的影响。其实，秦末的陈胜吴广，王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这些农民军刚起事的时候都不过只有几百几千人。都是经过了成年累月的积累，才慢慢壮大起来。而上来就能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反政府武装，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早已驾驭文官系统多年的贵族们组织的。
说白了，就是在汉代，王爷、太守叛乱最可怕，上来就能组织上万上十万的叛军。而农民造反，起手不过几百几千人，根本不叫威胁。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汉朝官员对于黄巾军的“幼稚”反应了。
汉朝官员们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只会警惕贵族的叛乱。农民叛乱呢，不过几百几千人，临时剿灭也来得及。
实际上，在黄巾军起事前夕，东汉帝国的行政力量正投入到抓捕“党人”的行动中。所谓“党人”，是一些有大家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帝国的政治精英，他们才是朝廷最为警惕的对象。和这项大任务相比，关于张角的报告就不值得一提了。
22、另一件事可以佐证这个结论。
张角被手下告发后，朝廷终于开始抓捕黄巾军。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朝廷的行动是这样的：
皇帝先给帝国总理、首都警备司令下命令抓捕黄巾党。但这些人没亲自去抓，只派了一个首都园林局局长，让这个局长带着国务院警卫班，在皇宫、政府机关以及民间搜寻黄巾党人，杀了一千多人。又到张角的家乡河北省去抓捕张角本人。
您听明白了么？东汉朝廷最后是派了一个在首都地区管理园林的小官儿，带着负责警卫的非正规部队，就在首都附近搜索黄巾军。一共才抓了一千多人。
而在八年前，在抓捕政治精英“党人”的行动中，皇帝的反应是“诏州郡”。也就是下诏到全国所有的州、郡，在全国范围内搜捕。
两件事一比，就看出朝廷并不是对张角视而不见，而是对民间叛乱根本提不起重视。就算事变发动的时间都写在政府大门上了，就算参与者都主动举报了，朝廷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小事件。抓抓皇宫、政府里的叛乱分子，别让皇帝本人有危险就行了。
全国性的叛乱？朝廷想都没想过。
23、然而，朝廷错了。
在东西两汉这段时间里，最大规模的战役可能是两汉中间的昆阳之战。王莽动用举国之力组织了大约40万军队。汉朝鼎盛时期，汉武帝在北伐匈奴的战役中，由于路途遥远，能组织的只有20万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组织的也只有20万人。
那么，没有文官集团、没有官僚机构、没有邮政系统的张角呢？据估算，黄巾军的规模达到了30到40万人。我们惊讶的不是黄巾军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缺乏组织、训练和装备。在战争打响之后大多各自为战，毫无章法。
让我们惊讶的是张角的组织能力。这么庞大的军队并不是在起事后靠战争、收买和掳掠一点点聚拢起来的。而是一起相约蛰伏在和平年代。这么多人都愿意为领袖保密、冒险，自觉服从号令。几十万人的庞大规模和之前那些区区几百人的农民起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黄巾事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民间活动家。
但是问题回来了：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在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全都是几百几千的规模，张角却能一次性组织起几十万人的超级大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张角是靠什么穿越了广袤崎岖的中华大地，把几百万平方公里内的几十万没有文化的百姓聚拢到同一面旗下？
24、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了答案：宗教。
黄巾军不是普通的农民组织，而是宗教组织，又叫做“太平道”。张角号称自己会种种法术，特别是擅长给百姓治病。
古代通讯和交通不便成了张角的优势：百姓资讯贫乏，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过路人的只言片语。在口口相传中，教主的法术很容易被越传越神。遥不可及的距离无限放大了张角的形象。因此，张角是靠宗教的威信、靠神力的诱惑使信徒崇拜。这和世俗政府的组织能力自然大不一样。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只有张角利用了宗教，在他之前就没人想到过呢？
或许，您会觉得我这么问没有道理：凡事总有个第一，凭什么张角就不能当第一人呢？只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更厉害，不行吗？
问题是，张角厉害得有点过分了。同样是宗教，佛教用了50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而且随后内部分裂，单个僧团的规模反而更小了。基督教成规模，也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
但是太平道发展了多少年？它的前身是什么？张角的师承是谁？太平道没有前身，张角没有老师。张角自己创立的太平道，只用十几年就拥有了数十万教众。这岂不是意味着，张角是比释迦牟尼和耶稣还要厉害的教主吗？
25、细想一下，这件事简直可以成为世界宗教史的一大奇案了。
按照唯物史观来说，世界几大宗教都有创始人：佛教有释迦牟尼，基督教有耶稣，伊斯兰教有穆罕默德。
但是道教的创始人是谁？
老子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从来没说过要建立一个宗教，也没说过自己是神仙。他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学者，是道教徒事后硬把他封为祖师的。从道教的真实历史上看，最早的道教组织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以及同一时期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算是道教第一批创始人了。
而张角在组织规模上，创造了连释迦牟尼和耶稣都望尘莫及的神奇业绩。
那么，张角为什么没能成为道教最大的偶像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张角在世界上没能和释迦牟尼、和耶稣齐名呢？是不是世界宗教界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啊？——当然不是。是因为张角在这场“谁是最厉害的宗教创始人”的比赛中作弊了。他被计零分啦！
26、我们只用一句“宗教”来解释张角的成功太过潦草。仅仅是所谓的宗教崇拜，并不能说明太平道到底如何取代汉政府那庞大的文官机构。
宗教虽然对百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束缚力，省去了政府对民众管辖教诲这一步。但它仍旧无法飞过帝国无数的崇山峻岭、田野阡陌。它仍旧需要庞大的传教和管理人员，将信徒们一个个从乡野中带出来，组织他们行动、照顾他们吃穿。
这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教会要有符合民众诉求的教义，有直白的口号，有言之凿凿的神迹，有鼓励教徒传教的政策，有定时的宗教活动。还需要严格易行的教规和有效的管理系统。
佛教和基督教的这套系统，都并非一两个人发明。
释迦牟尼和耶稣本人只是专心于传播教义，并没有为组织宗教制定详细的规程。具体如何组织、宣传和维护宗教等等技术问题，都是后来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们，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完善的。
张角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么完善的宗教系统。他抄袭了。
在太平道成立前不久，东汉帝国出现了一些佛教僧团。这些僧团使用的是印度佛教徒们已经发展了六百多年的成熟制度。上述口号、戒律、组织结构一应具备。张角把这套系统稍作修改，用在了太平道上。之所以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佛教僧团在东汉末年才刚刚出现。
和张角同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无论主张、形式都和太平道相近，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这当然不是巧合，是因为张道陵和张角都是第一批模仿佛教僧团的人。
事情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僧团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其先进的宗教系统就立刻被如张角和张道陵这样的聪明人发现并迅速模仿。因此太平道直接跳过了佛教六百年的发展过程。十几年前中国还毫无宗教的影子，十几年后突然冒出了40万人的太平道。因为太平道跳跃式的发展，所以汉朝官员才会毫无经验准备，对明目张胆的黄巾军反应极为迟钝。
世界各大宗教从来都是“不依国主而法事难立”，像张角这样不和统治者媾和，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出能倾人国的实力而不受干扰的，在世界宗教史上恐怕仅此一家。因此可以说，汉末的这场倾覆了帝国的宗教战争，其根本原因并非来自道教，它是印度佛教带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第一个团队力量的惊讶。
27、然而上面的解释，还是有漏洞。
我们今天把佛教庙宇称为“寺”，是因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庙宇是汉明帝时建立的“白马寺”。之所以叫白马“寺”，是因为“寺”是汉时政府机构的名称。比如“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都是政府部门的名字。“白马寺”在汉明帝时代，就是个专门接待外国僧人的政府机构。
白马寺怎么来的呢？有个传说。说有一天汉明帝梦见一个冒着金光的神人。他醒来后问大臣，大臣说这是西方佛教的神仙。于是汉明帝派人到西方请来了高僧，建立了白马寺，也就引入了佛教。
问题是，汉明帝比张角起事早了足足一百多年呢。也就是说，虽然佛教僧团是在张角时代才出现的，但三三两两的佛教传教士，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前面说过，不要拿古人当笨蛋。那么在张角起事之前，汉朝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从外国僧人那里学习佛教历史，了解佛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学个一知半解，到了汉末的时候，也不可能像前面讲的那样慌乱无知啊。
28、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
西晋的时候，有个道士撰写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是释迦牟尼的老师。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老子的生平主要载于《史记》。《史记》里说，老子最后出了西关，不知所终。正好释迦牟尼居住在印度，在中国的西边。而且老子和释迦牟尼还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于是《老子化胡经》就说老子出了西关，其实是去教诲释迦牟尼了。
佛教徒当然无法忍受这个说法。还有佛教支持者照猫画虎撰写了《清净法行经》，声称老子、孔子、颜回全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总之佛教界对此非常愤怒。但其实，“老子化胡”的说法在汉代就有了，始作俑者竟然是佛教徒。这怎么可能呢？
29、暂时放下这个疑问，先去看看汉武帝干过的笑话。
汉武帝的名字叫刘彻，后人根据他的谥号“孝武”而习惯称他为“武帝”。所谓“谥号”，是皇帝死后由其继承人、亲属和重臣们商议而成的名号，用以区别之前的各代帝王，也用来为帝王的生平盖棺定论。如果真的像有些电视剧里演的，有人当刘彻的面称他为“武帝”，那么刘彻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等问明白了对方所指，那一定会以“大不敬”罪名予以处罚。
“大不敬”在古代，是个很常见的罪名。为了维护皇帝的威严，古代皇室的规矩特别大，在皇帝面前稍有疏忽，都可能属于“大不敬”。
在武帝57岁高龄的时候，有个方士报告说在离首都长安400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仙人的踪迹。武帝信以为真，立刻兴冲冲的赶过去，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此时皇帝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于是严厉质问报告这事的方士：你小子过来，你这是在骗我吗？
那方士却不慌不忙的说：皇帝呀，是您求着见神仙，不是神仙求着见您啊！您这么心急火燎的，当然见不着神仙啦！——这像是在解释么？
结果武帝竟然消去了怒火，反而按照这位方士的要求，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庙宇，以方便求仙。后来还在首都附近盖了一座高楼，为的是亲近天上的仙人。自然，除了半夜多着点凉外，他什么也没亲近到。
汉武帝后来也明白过来了，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说世上哪儿有神仙呢，都是胡说。不想得病，少吃点饭多吃点药是正经。
30、另一位皇帝秦始皇也好不到哪去。我们都知道他被方士欺骗的故事，比如有个人胡写一本天书送给他，秦始皇就信了。还有最著名的徐福东渡。
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求仙犯糊涂这件事上，堪称难兄难弟了。这番情景要是被汉末来中国传教的佛教僧人们知道了，一定会大加嘲笑：所谓“秦皇汉武”。在汉代，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中国有且仅有的两位最伟大的皇帝。连这两位都被方士戏弄得如此狼狈，可见你们中国人的神学弱到什么程度！
这话说的没错，中国人的神学确实很弱。我们知道，道家方士追求长生不老。同时，道家又把老子当做自己的祖师，把《老子》奉为本教经典。但是《老子》上却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明确说人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中国古人相信人死后会变鬼。王充在《论衡》里就质问说：如果人人死后都变鬼，那过去死过的人累积起来千千万，现在应该全世界满坑满谷里都塞满了鬼才对。那为什么凡是声称见鬼了的人，都说见到的只有一两只鬼呢？
佛教就不一样了。
31、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佛教已经在印度发展了数百年，早就拥有了完备的理论。因而中国人简陋的神鬼学说在印度僧人看来，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西域僧人哪里知道中国儒家文化是以立志做人为主，道家的修身最终是为了身康体健，为的是社会和大众而自立利他。）
佛教有完备的修行方法，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又航海又上山那么折腾。佛教有成熟的神鬼观，对于王充等人的质疑，只用几句话就能轻松解答。这就免不了让印度僧人小瞧中国人了。
我们不难理解，各个古文明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从印度人的角度讲，他们的北方是咱们所说的“西域”，过了西域向东再走很远才是中国。中国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极为偏远的地方。而且中国的佛教又不如印度兴盛，因此印度的僧人常常管中国叫“边国”、“边地”。意思是中国边远蛮荒，那的人啥也不懂。
等再看到中国人这么简陋的神鬼知识，恐怕就更瞧不起中国人了。
如果我是那些肩负重任的外国僧人，见到中国这么初级的神学，我一定会叉着腰站在长安的广场上仰天大笑的：给中国人传教的难度简直就是零呀！可是刚笑两声，就笑不出口了。知道什么东西能击败自大狂吗？那就是一个比他更自大的家伙。
32、当第一批外国佛教徒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学术极为发达的帝国。早在一两百年前，帝国首席学者董仲舒就已经制定了完善的学术和行政系统，并培养出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集团。汉帝国拥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皇家学校，学生达到数万人。各地的知识分子都争相到这所学校里学习，政府官员也从中选拔。
儒学是官方唯一承认、也是皇家学校主要教授的学说。朝廷指定了五本儒家著作为学术界不可质疑的权威。它们是学术对错的唯一标准。
更让外国僧人受不了的是，中国早在佛经传入几百年前就有了“华”和“夷”的概念。就像印度人管中国叫“边国”一样，中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全宇宙只有中国最好最文明，其余地方根本毫无文化可言。
写于黄巾事变一百年前的《汉书》上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而兽心”——说没有道德的外邦人就是禽兽，简直就不是人。
按照这种观念，既然佛教来自于外国，就已经很说明它价值不高了。不管你的佛学有多精妙，也没人会在乎。
33、更何况佛教在很多地方还和儒学有矛盾。
比如说，佛教主张出家，出家就要抛弃家庭。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抛弃家庭就是抛弃父母，抛弃父母就是不孝，不孝不就等于是畜生了么？
佛教主张人人平等。但是汉代官方学说主张“三纲五常”，天地之道各有本位，还有五种人伦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夫为妻纲，男子比女子地位高。你说男女平等，在当时的儒家看来，也是道德沦丧的疯话。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坚持按照原意传播佛教的外国僧人虽然不至于直接被就地打死，但他们的文字都被当成了异端邪说，没人会阅读、传播。所以那个时候流传在中国的佛经，都删掉了抛弃家庭、人人平等之类的内容，有的还故意添上忠孝仁义之类符合儒家观念的话。
僧人在讲佛法的时候也会审时度势，尽量迎合儒学。三国时外国僧人康僧会受到孙权的礼遇，专门建了佛寺供养他。结果康僧会在自己翻译的经文中添了很多“仁道”之类的儒家主张。布施是佛教中重要的修行方式，康僧会却在他翻译的佛经中说，与其布施，还不如孝顺亲人。他不顾佛教教义，直接把孝道摆到了佛教之上。
34、但即便是如此妥协，佛教还是摆脱不了“蛮夷”的恶名。来自于“夷”就是佛教的原罪。攻击佛教的人引用孔子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原话省略（孔子在《春秋》中所说的“夷狄”是指缺乏道德礼义的地方或某些人,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道德礼义,就可以把它看作夷狄；如果有道德礼义,就可以把它看作诸夏；没有道德礼义的地方即使有君王,也不如有道德礼义的地方没有君王。）
在这么的文化言论环境中，一些在中国的佛教拥护者，产生了把佛教和中国古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早在春秋的时候，中国人就有崇古的思想。孔子说“礼”，就是自己的理论来自于周朝的周公，讲《周礼》。墨子要超过孔子，就说自己的理论来自于更早的禹。后来的孟子就找了更早的尧、舜。他们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的理论可信，是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华夏风范。
中国古代的众多学说中，老子庄子的理论和佛教最近。再加上《史记》里还有老子出西关的说法。于是，一个用来推广佛教的“老子化胡说”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是老子的学说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
35、虽然在名义上，佛教在东汉时已经来到了中国，但当时的人们打开佛经一读，会发现佛教跟儒学、跟江湖方术根本没什么区别。
那个时代的佛教并不主张施法念咒。但是中国民间早就流行炼金施咒之类的法术。因而汉时就有《佛说安宅神咒经》之类的打着佛教旗号的咒语书，里面竟然还包括了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等等中国民间的神话，和真正的佛教完全没有关系。
当时学者对佛的描写，也完全照搬中国本土神仙的样子。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佛”不过就是中国传统神灵的另一个名字而已。
那时有一本为佛教辩护的书籍就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它说，“佛”是“三皇神”“五帝圣”死后封的谥号！
这本书又说：“佛乃道德之元祖。”“道德”是老庄道家的用语。说佛是道德元祖，虽然是在抬高佛教的地位，但也错误的把佛教和老庄归为一回事。而这还是为佛教辩护的书籍呢，其他书中的误会就可想而知了。
就连汉族佛教徒也不能完全分清佛道的区别。南北朝的僧人慧思投身佛门后也不愿意放弃道家的修行。他立誓说，希望能先炼丹修道，修成道教的“五通神仙”，然后再学佛。他的思路大概是，道教的目标是长寿。那么他先长寿了，有的是时间了，再慢慢学习佛教高深的知识。
在这位慧思的观念里，佛道是混杂在一起的，互相不冲突。佛教在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干脆就被称为“佛道”、“释道”、“道法”，佛教徒被称为“道士”。直到唐宋的时候，还有佛教徒自称为“贫道”。
36、因为以上种种误会，使得汉代的学者们以为，佛教不过是一门用来趋吉避凶、占卜算卦的法术而已。他们把佛教和五行八卦、炼丹占卜等等其他95门方术并列在一起，没瞧出佛教有什么特别的来。
现在我们能解答刚才的疑问了：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一百多年，汉政府的官员们却对宗教这件事一无所知？
因为汉代的佛教和中国方术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就算是当时饱读诗书的学者，也未必能明白所谓“佛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当黄巾大军突然出现的时候，东汉末年那些被卷在历史漩涡中的群雄们，谁又会想到历史的玄机竟然藏在一门毫不起眼的法门之中？
37、西元184年是一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年份。汉政府惊讶于一夜之间遍地而起的乱民，张角惊讶于太平道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他们在这历史大潮中或惊慌或惊喜。他们以为自己站在了浪潮尖上，却想不到其实是那个96门江湖道法之一的“佛道”，才是大潮的真正作者。而皇帝刘宏和道士张角，不过是被大浪偶然卷起的扁舟而已。
因此他们都没有做好迎接这场大潮的准备。不光是朝廷反应极端幼稚，张角也被飞速壮大的教团冲昏了头脑。他不会想到几千公里外一个外邦宗教和自己成功能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会明白，这制度只能供他传教，远不足以组织一场战争。更何况中国百姓在儒家为主的思想教化下，极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崇拜张角是因为传说张角善于治病，信了教就等于有了免费医疗——可连病都怕的信徒，怎么可能不怕死呢？
所以说汉政府有一半还是判断正确了。没有完善的管理系统的黄巾军，就如同散沙一般，根本无法和政府军队对抗。张角虽然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若干个集团军，但是军队之间全无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面崩溃。战场的主角又回到了从政者们熟悉的豪门贵族：曹操、孙权、刘备、袁术、董卓等等，他们全都是家境显赫的贵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代官员们习惯的轨道上。然而，历史不应该从这里转折吗？
张角是一个毫无资本的道士，只是因为模仿了佛教的僧团组织形式，就在短短几年里组织起40万人。宗教这么件好东西，为什么帝国的统治者们不知道善加利用？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道教，扶植一个臣服于皇帝的教主，每日祭坛做法，向民众宣布：当今圣上是天上玉帝派来的使者。这样，江山岂不是更加稳固？
张角已经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为什么中国却没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呢？
38、五胡乱华之十六国，胡人如何立国？
石勒为后赵的建立者。奴仆出身，善相马，最初投奔公师藩，公师藩败后亡命天涯，自号大将军，又投奔汉主刘渊，不断征战四方，攻破晋都洛阳。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正式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石勒不识字，他是如何统治中华大地的？
石勒身为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少数贤明君主，自比在刘邦、刘秀之间，鄙视曹操、司马懿，他重用汉人张宾（张右侯），以为股肱，张宾号称张良再世，与石勒合作一度攻下将近半个北方中国。他常听汉儒讲解古书典籍，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后赵建平四年七月病卒，遗嘱不要厚葬。可惜太子石弘被侄子石虎所杀。石虎继承后残暴不仁，断送石勒东征西讨之基业。
第三章道德怎样治国？（原文错误的西化太多，经过修改）
38、回答这个看上去简单的问题，需要花费一整章。
假如你穿越到中国古代，受到君王重用，要你为帝国设计一套高效合理的制度来管理民众，聪明的你会怎么回答？答案或许是“法制”吧。那已经是社会思想西方化的认知。
在一个完善思想教育的社会里，不会有人借着法律的名义随意玩弄道德，因为法律是做人的底线。因为没有了文明道德的约束，近代的希特勒只是以个人的道德站在资本的制高点鼓动，利用民族情绪煽动战争。没有了公共道德，人们就会只因为没有安全的食物而自寻死路，就如生活旷野中沦为动物一般。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每个百姓都期盼“清官”的时代实在是强悍爆了。
39、我们看《包公案》、《彭公案》等等公案故事，好像古代官员处理的都是杀人案、盗窃案。这种刑事案件其实好处理，只要当官的能找到真凶、能秉公处罚，这人就是清官了。
但在真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民事纠纷。比如甲家占了乙家的地，丙的媳妇跑了所以向娘家索赔之类。那么在这样的案件里，什么样的决断才能让百姓信服呢？官老爷到底是判甲家赔一两银子呢，还是该判一两五钱银子呢？怎么判才算是好官呢？官老爷就是与德为先，扬善抑恶而已，让社会更加和谐，因为中国古代最高的司法境界就是止讼而已。
在今天的法制社会里，虽然大部分人服从法庭的判决，但问题还是不断：律师水平较高也要有德，无德社会更加乱，人生更加烦恼；现代社会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尽量减少法官舞弊、保证法官的断案水平，还有更高的法庭和新的法官，但是利益与无德勾搭一起，一样冤案不断。
这一切，有德的古代哪里有这么乱呢？现代社会和谐平安吗？
中国古代的文盲率虽然有曰于九成，但乡里和睦相处夜不闭户，皆是道德礼仪教化所致。而现代社会，一点小问题还能找来俩律师俩法官一个书记员陪着他们辩论上一个礼拜，孰轻孰重？
40、因此中国古代处理案件，一是依法办事，更加是依儒家道德办事。
那讲儒家道德的古代社会，是如何解决百姓不服气的问题呢？又如何防止官员以道德的名义徇私枉法呢？现在来说道德治国的第一个好处：道德治国，更利于地方的司法公正。
在古代中国的基层，负责决断民事纠纷的不是政府委派的官员，而是从百姓中推举出来的家长、族长。这个职位大多由未被委任官职而在家闲居的举人、秀才，或者退休回家的官员担任。因为科举考试都以儒家作品为大纲，所以这些族长都是儒家道德的代言人。就算是基层官员，也带有浓浓的家长色彩。
科举考试从来不考法律，只考道德文章。所以中国的基层官员都是道德学家，而不是法律学家。基层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被要求“爱民如子”，官员对百姓的管制叫作“教化”、对百姓的帮助叫作“恩情”。中国古代百姓从不跟县老爷讲什么权力和义务，有诉求的时候，只会拦轿喊冤、长跪不起。官民之间是类似父与子的伦理关系。
那怎么靠道德来处理民事纠纷呢？
41、过程是这样的。
当两户人家为了一棵桑树争执不清的时候，族长不必钻研法律条文判断其产权归属。而只需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给两人在案件中的行为打分，分高者可得。假如两个人都没有犯明显的道德错误，那么儒家还有另一套礼让标准：幼从长、富让贫，一样可以妥善解决此事。道德审判解决了“百姓不服”的问题。
道德的妙处在于，一个完全没文化的老太太，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懂得什么是“有规矩”，什么是“不三不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看懂道德法庭是怎么断案的。
在道德社会里，族长或者官员断案的依据都是儒家道德：某某伤风败俗，所以决定惩罚。判完后还说，这么判决是为了宣扬道德，维护社会风气之类。
今天的西方思想人士听了，会觉得这县官真是卫道士，让人讨厌。但是，这个审判过程、审判理由，任何人都能听得懂。只要审判结果真的符合儒家道德，百姓就会心服口服。
42、道德审判也解决了执行的问题。
在今天，法院判了以后，还需要有强大的警察力量去强制执行。否则审判就没有意义。而中国古代的道德审判，自身就带有强制执行的能力。
这是因为老百姓对维护道德有着天生的、极高的积极性。百姓生活的一大乐趣，就是指摘别人的道德过失。比如我们今天的电视里展现家庭矛盾的真人秀，卖点就是让观众有机会对着别人的家事指指点点。
所以只要一件事违反了公认的道德，老百姓自己就是天然的司法执行者。古代农村非常闭塞，很多人住一辈子也出不去这个村，因此村民的道德自觉力几乎就是强制的。在这样的氛围中里，道德法庭执行起来也就比国家机器还高效了。
道德审判还解决了官员徇私枉法的问题。如果县官、族长为了私利操纵审判，那就意味着案件的判决不符合儒家道德规则。
我们前面说了，在道德审判里，所有的百姓都能看出其中的不公，老百姓对维护道德有着天生的积极性。对公平的追求是人的本能，因而在明显非正义的事件上，百姓很容易达成共识，产生共同而强烈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民愤”。
如何官员如果舞弊得过分，百姓就会拉帮结伙、写签名信按手印，一起去更高的部门检举。因为上级部门也在用儒家道德要求自己，所以这种基于道德情绪的检举，总能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从而拨乱反正（当然是儒家道德上的“正”），完成制度的一次自我修复。
43、维护基层秩序还是一件小事。
对于皇帝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地方政权造反？
这件事听着简单，其实很难。这是因为在古代，通讯和交通都很不发达。我们前面讲，中国朝廷为了保证地方税收，使用了大量的文官。但这仍旧给舞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因为交通不便，地方政府大可以谎报灾情，骗取免税。
因为通讯不便，地方部门很容易在文件上做手脚。反正也没有电报电话，朝廷查证起来太麻烦了。
户籍制度虽好，但只要政府稍稍疏于管理，就会有百姓争先恐后的脱离户籍。这些人口给地主打工，不给朝廷上税，借此少交点钱。以上原因加起来，使得古代的税务有很大的舞弊空间。同样多的税收，没流到朝廷的口袋，那就只能流到了地方官员和地主的口袋里。
朝廷的收入越来越少，地方的收入越来越多，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朝廷会发现自己既拿不出钱抵御外敌，也拿不出钱整治河道、赈济灾民。遇到灾荒，大批百姓成为灾民，谁给饭吃就为谁卖命。而地方豪强又握着大笔的财富，这时候想不造反也难了。更可怕的是，中国很多地区远离首都，对外交通不便，内部经济自给自足。关起门来当皇帝简直轻而易举。
西方的欧洲从统一的罗马帝国永久的分裂成了很多民族小国，就是这个原因。以上述思路来看，几千年的中国没分裂，而且越来越大，就是和谐的道德文化凝聚力，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清末的衰落被欺凌而裂土分邦，就是道德文化的衰落，可惜乎！
中国皇帝是怎么维护统一的呢？
44、秘密在于，儒家道德提倡“仁义礼智信”，虽然“仁”在第一位，但最重要的其实是第三位的“礼”。
这个“礼”指的不仅是礼节，而是要求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爹就是爹，儿子就是儿子，儿子要听爹的话，千万不能反过来。
后世的儒学家们不断强调的都是“礼”：三纲五常指的是“敦伦尽本分而已”、中国文化的内文义，外礼仪的相辅相成而教化人心。儒家道德中“孝、悌、忠、信”是基础，礼义廉耻的四维是底线，而形成了一种规则。
为什么“礼”在社会上这么重要呢？
“礼”就是规矩，就是现代说的法律规范，礼在古代更好实现。而“忠”是中正的心，忠于良心，而不是现代人想当然的效忠或“愚忠”。
中国古代地方百姓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他们如何对皇帝产生效忠的感情？相反，是地方豪强成天在百姓身边，保护他们的财产、维持公道，这地方豪强显然要比皇帝亲多了。要“忠”那也是忠于豪强而不是皇帝啊。
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好处，人们都遵守道德文化，而天子就是道德文化的代表人，作为有德的豪强和乡绅怎能不忠于君呢！。
那么儒家的“礼”还有什么好处呢？
45现代人说过去是愚忠，还说有愚礼的？
古人“礼”的意思是，恭敬对待每个人，每件事，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皇帝尽皇帝的义务，百姓尽百姓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和谐了。这是一个公平的道德契约，而且皇帝还要做全国的道德模范，格外严格的要求自己。
皇帝要平时做的，就是让百姓吃饱了饭。该赈灾时赈灾，该祭祀时祭祀，天灾有问题就检讨，且安民下份《罪己诏》，摆出道德典范的姿态来。而百姓的义务是遵守自己的社会身份不造反，就是在维护天下的太平了。
在这个规则下，地方势力就不能让百姓效忠于自己了。因为地方势力是臣，皇帝是君，“君为臣纲”，按照“礼”的规则地方势力应该无条件听从皇帝的。如果百姓认同了“礼”的道德观，那么当地方势力有不臣之心的时候，老百姓就会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如同儿子要打老子一样不道德。
“礼”更妙的地方在于，这不是谁强加给百姓的规则，而是每一个百姓天生就愿意遵守的。
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她没读过儒家经典，她不会有“爱国忠君”的概念。但是老太太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出发，知道儿媳妇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自然的就会认为“礼”的规则是理所应当的。没有“礼”，儿子就可以打老子，儿媳妇会冲婆婆骂娘，这位老太太的生活就会完全乱掉了。
换句话说，儒家道德用“礼”的规则把家庭秩序和忠君爱国联系在了一起。百姓在维持家庭等级的时候，也就在实际意义上维护帝国的统治。所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和“家”是结构相同的一回事：“国”就是放大了的“家”，“君”就是放大了的“父”。所以我们连在一起说“国家”，古代还有一个用来称呼君主的词叫“君父”。因此《礼记》里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儒家看来，这个前后顺序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在古代，家庭和国家同结构，治理家庭需要的“礼”和治理国家的“礼”是一回事。君对臣、官对民，就如同父对子、夫对妻。如果你连小小的家庭都管不好，你就更不可能管理好国家。所以过去才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里，贾政听贾环诬告说宝玉强奸了丫环金钏儿，而打了宝玉。说怕宝玉将来要“弑君杀父”。现代西方观念不明白究竟的人会觉得，这老爸贾政不是神经病么，强奸丫环是性犯罪，“弑君杀父”是忤逆罪，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关系？
在儒家的道德社会里，人们之所以不会强奸丫环、弑君杀父，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发乎情，止于礼”。都是“礼”在规矩和保护着人。宝玉逾越主仆之礼，说明他无视礼教。越了主仆之礼，发展下去自然就有逾越父子君臣之礼的危险。按照前面《礼记》的话说，宝玉已经“心不正”，那将来肯定当家长也当不好，当臣子也当不好。所以贾政作为父亲防微杜渐，打得一点也没有错。
47、因为在维护统治上，“礼”的规矩效果远远超过了“忠”的忠于良心，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来不要求天下百姓向他个人效忠。
民国以后，各政府部门中小学校都挂孙中山的“总理像”，后来又改成蒋介石的“总统像”。人们甚至还得像这些照片发誓、汇报。可你听说过历朝历代的皇帝给老百姓发皇帝头像叫大家磕头的么？你见过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县官就去组织百姓学习最高指示的么？
实际上，中国古代大部分百姓根本不知道当朝的皇帝到底是谁。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来不宣传自己，他们只宣传儒家的道德模范就行。所以皇帝不在全国修自己的汉白玉雕像，只是拼命修关公庙、岳飞庙。百姓们崇拜关公的忠义，就等于不会造反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表扬烈女。尤其是明清两朝的贞洁烈女层出不穷，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出面表彰，由朝廷出钱修盖牌坊，事迹突出的还有皇帝御赐匾额。这是说明帝王们极端封建丧心病狂？是不是朝廷吃饱撑的管得太宽了？不，帝王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整个帝国的安稳，就维系在那些烈女的贞德腰带上！
48、上面几节说的是：儒家道德在维护地方秩序，以及保证全国不造反这两点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好处。
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初学历史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中国古人把儒家文化看得非常伟大。中国周边的很多小国也拼命学习儒学，特高兴的捧着《四书》《五经》读。过去可能会觉得奇怪：儒家全是道德文章，书里既没有科学知识也没有管理知识，读这玩意有什么用？这不是浪费时间么？
现在明白了：没有了儒家道德，古代人就没法保证地方司法公正。领土一大也没法保证地方势力不造反。结果就是基层民怨四起，地方造反不断，这国家当然也就没法发展了。
49、过去看历史可能会很奇怪？
朝廷的那些大官们都是全国竞争出来的道德精英，为什么还是玩人际关系、阴谋诡计的高手？他们互相算计起来一点都不会手软，可是为什么外表的言谈，张口都不离道德呢？
如某项国家政策，现代人看明显是一个管理问题、经济问题，但是古人却看出这个政策如何如何不符合儒家道德，如何会导致道德沦丧。
比如皇帝想灭掉一个官员，明明是因为这个官员让皇帝讨厌。但贬斥该人的公开理由，全都是说这个人道德如何败坏。其实满朝廷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道德品行完全无关，但每个人都不说透，都这么虚伪呢？
现在明白了，儒家道德是立国之本，但皇帝是人，人性缺乏道德教化就会往下滑落。那些大官都是政治精英，明白如何看皇帝的人性与顺势问题。而帝国朝廷又必须做出遵守儒家道德的模范姿态，必须带头以儒家道德标准考核一切政务，才能让朝廷符合“礼”的规则，故此都有三派，道德派，中间派，势利派。
50、翻开古代最流行的通史《资治通鉴》，会发现作者司马光就是个秉笔直书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