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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抗战
爆发于八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的领导下共同完成的。令今人难以理解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上下级，也不是朋友，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准确地说，他们是目标暂时一致的平行者，甚至是竞争者。&一国两公&是最接近两人之间真实关系的词汇。除了抗日，两人在其它方面基本是南辕北辙。
就是这样一种随时有破裂可能的脆弱同盟，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政治传统中，却维系到了抗战胜利，避免了中日甲午战争悲剧的重演。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规则的一个成功例外。
更深一步的研究显示，虽然这两人共同但独立地领导了这场战争，对战争的认识却有很大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主导了抗战胜利后的政局走向，即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可以在抗战中崛起，并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
本文旨趣即在于此。捎带手，澄清些江湖传闻。
一、妥协VS迎战，谁最先拉开对日作战序幕？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整个抗战的起点，而这个问题还真有点复杂。广义的抗日战争，应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当年的10月，为阻止伪军张海鹏占领洮昂铁路上的江桥，东北军徐宝珍率部与之展开激战，伪军溃败，徐下令毁桥阻敌。之后日本以该桥有日本投资为由，于11月4日命本庄繁率关东军武装掩护日本工兵修桥，与新任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领的守军爆发冲突，这就是江桥抗战。从此时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是十四年。
而我们通常所称的&八年抗战&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之间的六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思路的主导下，一直幻想对日妥协，以便先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内各派、中共及地方实力派问题。因此，这六年间的抗日活动都不是政府的主动作为，因而不能算作国民政府的抗战时期。
这就有了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两个不同的起点。我个人认为，就中华民族而言，应以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为起点。而国民政府的抗战起点，确实只能从七七事变算起。
让我们从江桥抗战说起。
打响江桥抗战第一枪的是徐宝珍，他是奉齐齐哈尔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之命赴江桥布防，那么谢珂又是奉谁之命呢？没有人给他下达命令，谢珂不仅命令徐宝珍守江桥，同时还做出了一系列作战部署，摆出一付拒日寇于黑龙江省界之外的架式。显然，这些命令超出了一个副司令长官的职权范围。
这说明，打响第一枪的虽然是军人，但却是军人的自发行为。
战斗打响四天后，张学良才任命为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但蹊跷的是，张学良虽然任命马为总指挥，却并未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是抵抗至死？还是掩护齐市机关市民撤退？还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以上马占山均不得要领。显然，这时的张学良还没有在东北全面抵抗日军的想法，这道命令大有敷衍舆情之意&&我已经下达了抵抗命令，别再骂我是不抵抗将军。至于战事，打到哪里算哪里吧。
再来看蒋介石的态度，对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蒋介石还是肯定的。
&此次日本借口修理江桥，忽复进寇黑省，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执事等为党国洒耻，为民族争存，振臂一呼，全华轰动，人心未死，公理难泯，莽莽前途，誓共努力。临风雪涕，不尽欲言。蒋中正。&（蒋介石致马占山电，日）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于日，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令，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另有任用，恳请辞职。万福麟准免本兼各职。此令。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此令。任命马占山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此令。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长蒋中正。&
又是嘉奖，又是升职，似乎蒋还是积极抗日的，不像在避战。
玄机在于，其一，马占山到职并组织江桥抗战是在11月4日，蒋的嘉奖电发于11月12日，晚了八天，可见蒋对于是否予以嘉奖是犹豫了很长时间的，而升职令更是晚了十三天。
其二，除嘉奖电和升职令外，蒋就再也没有动作了，没有补给、没有增援、没有掩护、没有接应。开过上述支票后，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一样，对马占山放任自流了。马升职后的第三天，日本突破江桥防线，马占山弃走苏联，而蒋也没有再组织后续作战。江桥抗战，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说明，蒋介石的嘉奖升职之类，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再来看九一八事变本身，当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人在北平，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报告张学良后，命令部队&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搞笑的是，荣臻这样下令的理由是&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在回答《盛京时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实力，亦无开战之理由&。于是，几小时后，日本占领沈阳，五个月后，东北全境已经可以不用&糜烂&来形容了，因为它已然变成了别人的&满洲国&。至于&无开战理由&，简直要把人气得笑起来。
对九一八这么重大的事件，蒋介石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先看蒋当天的日记：&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排斥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可见，这一天蒋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筹划对粤策略（当时因蒋介石非法软禁胡汉民，导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分裂），另一件是剿共。而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蒋未有丝毫预判。
那么第二天的日记又写的什么呢？&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余下的内容是一通感慨（后面将会引用），既恨日人之贪婪，又叹国人之不争，而对于将要采取什么对策，诸如召集军事会议、外交会议、军队集结之类等，无一字述及，一副束手无策，怨天尤人的态度。
当然，也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9月19日这一天蒋有封给张学良的电报，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晚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呵呵，唯一的反应就是对外辟谣，说我方并无拆毁铁路的计划。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蒋张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就是：除了解释辟谣，不得有任何反应。说蒋对日避战，一点也不冤枉。
那么，决意避战的蒋介石打算怎么处理九一八事变呢？找国联（一个一战后成立的类似现在联合国的国际组织）。蒋准备像一个受辱的寡妇一样把全部的疮疤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国联面前，希望这个婆婆替中国做主。
日本的对策也很简单，主动退出国联，让国联当不成婆婆。
蒋介石唯一的一根稻草，就这样被日本人抽走了。
而日本人还有后手，九一八之后的第二年1月28日，上海又爆发淞沪会战，有别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一般称之为第一次淞沪会战（日本人称之为第一次上海事变）。
我对一件事略感困惑，在我们熟知的史实不断被专家们质疑的今天&&诸如济南惨案、沈崇案、汉口景明楼案等，第一次淞沪会战的起因似乎是个例外，恕我寡闻，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学者质疑这次战役不是由日本人挑起的。但事实上，它太容易被质疑了。
而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忖度某些期盼被各类基金包养者们的做人底线&&或许只是遗忘而已。为未雨绸缪计，我先展示一下手上的资料，以迎接可能到来的质疑。
上坂冬子，当代日本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感于川岛芳子（中文名金璧辉，清末代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谱名显?，日本著名男装女谍）的生平被各种不负责地演绎，而决心写一本书来还原她的本来面目，为此她专门来到中国，采访金璧辉的亲人，查阅各种资料，写下了《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一书。在该书末尾，作者列出了提供资料和提出建议者的名单，共59位，其中日本机构4家，日本人48位，中国人7位（主要是川岛芳子在中国大陆的亲人）。以及各类参考文献32种，其中31种作者为日本人且由日本出版社出版，唯一一本来自中国人的文献是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在《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中文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第108-111页，作者这样写道：
&转过年来的昭和七年（1932年）一月十日，以关东军板垣参谋的名义，给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两万圆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者注）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疑为国联之误&&引者注）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田中隆吉著作集》）
田中则利用这笔两万圆的谋略经费，挑起了&上海事变&，并把战火扩大成日中战争，这是后话。这里先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昭和七年（1932年）一月八日，天皇为了表扬关东军在&满洲事变&中的出色行动，颁发了敕诏：&尔等行动果断神速，以寡制众，速讨顽敌。&&勇敢奋战，拔除祸根，皇军威武，得扬中外。&
正好这一天，当天皇的卤簿（天皇行幸时的仪仗行列）路过樱田门警视厅门前时，朝鲜人李奉昌扔了一颗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立刻就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了这件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好象在惋惜暗杀事件没有取得成功。
侨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对此报道当然群情激愤，直至中国方面对此表示道谦，才没有使事态扩大。但是，事隔十天后的一月十八日，又发生了中国人袭击日本日莲宗僧侣的事件。
从表面上看，这次事件好象由于《民国日报》的报道而酿成的怨气，终于爆发了，但实际上这是田中隆吉巧妙地抓住当时的形势而策划的一个阴谋，当然川岛芳子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当时，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见此机会便从两万圆经费中拿出一万圆交给了川岛芳子。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五人。一月十八日午后四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所指，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实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使三人受了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于二十四日死亡。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三十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从表面看，似乎也像是纯群众性的报复行为，与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个全厂有上千人职工的三友实业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的对立，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也确实由满洲移到了上海。据《田中著作集》的记载：田中按照板桓参谋的指示所进行的阴谋，&正起着作用&。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委，田中本人也在昭和四十年（1965年）一月六日，在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以《我的昭和史》为题，谈了这一情况。另外，据宪立（川岛芳子同父同母的兄弟&&引者注）说，芳子曾告诉他，她经人介绍认识过三友实业公司的工人，所以关于芳子在这一阴谋的漩涡中也担负了重大任务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
在日莲宗僧侣遭到袭击事件之后，村井仓松驻上海总领事，向吴铁城上海市长提出了下列四项要求。
一、&&&&&&&& 向日本道谦；
二、&&&&&&&& 处理肇事者；
三、&&&&&&&& 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
四、&&&&&&&& 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
对此四项要求，吴市长直到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一月二十八日午后三时，才予以认可。
尽管对事件已作了处理，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出动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闸北，而中国驻扎在闸北的，则是满怀抗日斗志的广东派精锐第十九路军，他们在那里修筑了街垒防守。于是，在这时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上海事变&。&
至此，这场战役为何目的，是何起因，谁开的第一枪应该很清楚了。
还在冲突爆发前，蒋介石就开始了他的常规动作&&为化解宁粤冲突已下野的委托国民党元老说服十九路军总司令尽量避免与日军冲突，并准备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但蔡拒绝了&&显然他比蒋介石更懂日本，无论第十九路军是否换防或者做不做准备，冲突都无法避免。
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西侧的每一条支路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
超出日本预料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打得顽强，而且打得很聪敏，他们依托江南水网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的相对优势，与日军顽强周旋。这种迥异于东北军的抵抗精神和扬长避短的战法是日军没有料到的。日本方面不断增兵，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为海军中将，最后是前陆军大臣，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亲自指挥，作战人员则由最初2300名陆战队员猛增至七万余人。
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鼓舞了全国人民（也包括蒋介石）的士气，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表示决不屈服。2月16日，爱国将领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驰援，同时蒋介石调在江西&剿匪&的陈诚第十八军回浙，大有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架式。
战至3月3日，日军在国军后侧的太仓浏河登陆，后路被抄，国军被迫撤退。同时长期战事使依托上海从事贸易的英美等国无法忍受，于是出面调停，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而且两天前，伪满洲国成立，日本的目的已达到。而蒋介石也不想遽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双方都有意接受英美等国调停。
月，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及附件一、二号，根据该协议，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则不能在上海至苏州、一带地区驻军，更没有道理的是，抗战态度坚决的十九路军被迫迁出上海，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
第一次淞沪抗战虽以蒋介石的忍让结束，却也诞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故事，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左联骨干田汉，拉着他的小弟聂耳扛着担架赴前线抢救伤员。二人扑卧在泥泞的战场上，冰凉的雨水混杂着血水溅到聂耳的眼镜片上。冲锋号伴着枪炮声响起，这大概是聂耳第一次听到冲锋号的旋律。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聂耳不顾流弹以及身躯下的泥泞，掏出笔，在自己的衣袖上记下了冲锋号的旋律&&两年后，聂耳主动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这时他想起了冲锋号的旋律，于是将它用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结尾部分。熟悉冲锋号的人如果留意一下国歌的结尾，就一定能听到冲锋号的旋律，而与之对应的歌词正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里我想再扯点闲篇，日军在炮轰闸北时，有一个轰炸重点是宝山路584号。它不是一个军事目标，毫无军事价值，它是的馆址。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中历史最悠久的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与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是误炸？不！包括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附属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无一幸免。不仅如此，2月1日，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五层大楼成了空壳。
据统计，此次轰炸及纵火共造成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占总资产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我们来听听下达命令者，日本第一遣外司令官盐泽幸一给出的理由：&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想想如今朋友圈中流行的所谓&厓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明自宋而亡&、&现今的中国人已不是炎黄后裔&、&中华文明的正宗不在大陆&等，时隔八十四年，我仿佛还能看见东方图书馆冲天大火被后盐泽幸一得意的表情。
将闲篇再扯远点，1944年盟军准备轰炸日本本土时，中国人、建筑学家梁思成向盟军建议不要轰炸奈良和京都的古建筑，盟军采纳了梁的建议，这两个城市的古建筑得以完整保留。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战死于第一次淞沪抗战。他的内弟林恒，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他本人则挈妇将雏，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湖南、四川直到云南。面对国仇家恨，梁先生却要求盟军保护奈良和京都。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和胸怀，当我们今天看到奈良和京都的唐式建筑时，千万别忘了，这里面有我们的同胞，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功劳。
紧接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是&长城抗战&。此时，日本已扶持溥仪在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人之间的几番拉扯之后，遗下孙殿英与日本人虚与委蛇，自己不战而逃。
孙殿英本是流氓出身，所部乃被招安的土匪，他与日本人交涉的结果可想而知，于是日本人又占了热河，这样日军的兵锋就抵达到长城沿线。当时华北的守军大致包括原西北军序列的宋哲元、、、刘汝明，张学良的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以及中央军（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刘戡）。这些部队共计十四个军二十万人，布置在自山海关至赤城的长城沿线。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刚刚签订，日军便将目光盯在东北军何柱国部，先是频繁诱降，继之以武力挑衅，均以何部忍让未能得逞。1933年元旦夜11时，日本军人儿玉派人在山海关日本宪兵队车站分驻所和国境警察厅门前各扔了一枚假手榴弹，爆炸声引起混乱，日军趁机炮击山海关，长城抗战开始。而正是在长城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回答为何不派中央军参战时第一次给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解释。
&长城抗战&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役该军的大刀队神勇无比，专于夜间偷袭日军军营，如砍瓜切菜般，日军的脑袋就搬了家。据野史记载，有的日军为防止大刀队的偷袭，专门请铁匠打一个铁箍，晚上睡觉前戴在脖子上。大刀队的神勇表现更是深深地感动了作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一不朽名作。
遗憾的是，那边西北军、东北军在苦苦支撑，这边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命何应钦派黄郛与冈村宁茨谈判。结果是&长城抗战&以《塘沽协定》告终，按该协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且该连线以东，以北地区&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这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及热河，以至于蒋介石在公布该协定时怕民怨太大而删除了后一句。《塘沽协定》将平、津两市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里的文物不得不开始南迁，而若大的华北，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江桥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是九一八至七七事变这六年间的三次主要战役。期间还穿插有若干次小的冲突，签订有几个小的协定&&
《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缘起于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大员桂、大井久等4人，由潜入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县北门，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部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协定的结果是&将驻于和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即宋哲元部从长城以北撤回到北京方向）。
《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缘起于日夜3日晨，汉奸报《国权》胡恩溥、《振报》社长相继被杀。以及日，在南部活动的抗日部受到日军的追击退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协定的结果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上述种种，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1931年至1937年之间的大致作为，归纳起来，就是绝不主动作为、尽量不抵抗，凡事能忍则忍，其结果是：
日至日，日军占领东三省全境。
日，伪满洲国成立。
日－3月3日，第一次淞沪会战，5月5日签《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失去在上海至苏州、一带地区驻军权。
日－1月31日，长城抗战，签《塘沽协定》以及《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南，以西。
日，日本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
对照地图检查一下蒋介石这六年的抗战业绩，说他一直是妥协避战，应该是没有冤枉的。
那么，中共和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呢？
我们从文和武两方面来梳理。
所谓文，就是以书面形式的表态。
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一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日，中共中央再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说明一下，以上文件本人均在网上查得原文，而其它没有看到原文的文件，如周恩来在《红旗周报》第20期上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等，均未列出。
归纳上述文件的内容，主要包括：
1、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号召全体国人提高警惕。
2、表明中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3、宣誓将要开展与日寇的武装斗争。
4、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推翻蒋氏政权。
5、继续坚持土地革命。
6、武装保卫苏联。
公平地说，上述内容有不妥之处，如&武装保卫苏联&，也有脱离现实之处，如继续土地革命和推翻蒋氏政权。但是，作为一种宣言及表态性质的文件，我们不应苛刻其内容必须完美无瑕。相对于蒋氏的&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抗日与反蒋并举&。与&攘外必先安内&相比，一个是先后有别，一个是并举不废，这就是区别。
转过年，从1932年开始，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变化。
1932年1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久的毛泽东抱病亲笔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及《中华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以上文件，详细分析了的局势，明确中共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对日作战（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基本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游击队。
这说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完成了在东北地区的政策转变&&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改为抗日战争，&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则只字未提。
武的方面，中共更没有含糊，试举三例。
张甲洲，7.08，黑龙江巴彦县人，1930年加入中共，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5月，与于九公、夏尚志等一起，在巴彦县七马架（今镇东乡）小学校组织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转战于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等地。不久，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巴彦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8月30日，联合其他义勇军攻陷巴彦县城。1937年8月，张甲洲遇伪军设伏阵亡。
童长荣，，安徽桐城县人，公费留日学生，1925年在日本加入中共，1931年3月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1月调任东满特委书记，先后建立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中韩工农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1933年11月，童部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1934年童长荣在汪清与日军遭遇战中牺牲。
周保中，，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共，北伐时任副师长，1928年赴苏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奉派回国任中共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5月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1934年组建由中共直接指挥的绥宁反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过的战斗包括两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
事实上，东三省沦陷后，各路草莽并起，各种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人民革命军、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等多如牛毛，但到1932年，这些队伍便已烟消云散。这才有了中共周保中、童长荣、张甲洲、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李延禄等人的闪亮登场。到1936年，他们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对外号称共有十一个军。从1932年一直坚持到1941年，后转入苏联西北利亚地区整训，1945年随苏联远东军反攻东北，再次汇入抗日洪流。
至此，我们可以对比国共两党在这六年间的表现了。
&&自九一八事变始，蒋介石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政策始终是两个字&避战&，对于无法避免的冲突，要么任其自生自灭（如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要么妥协（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
&&默认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导致伪满洲国成立。
&&在华北和上海建立非军事区，导致华北失控，纵容了日军的气焰。
&&中共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号召对日作战，毛泽东并以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对日作战的宣言及训令。从1932年开始，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政策完全转变，由土地革命改为抗击日本侵略。
&&中共的抗日武装自1932年正式成立，长期活跃在东北，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这样的民族英雄。毫不夸张地说，中共领导下的抗联是东北地区唯一一支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抗日武装，不算苏联的远东军，他们独立承担了东三省的对日作战任务。在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战场上，尽管抗联一度被逼退入苏联，但除江桥抗战之外，东北的抗日战争一直没中央军、东北军什么事。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在满洲共阵亡26.5万多人，而苏联宣布在远东战场共击毙日军8万多人。也就是说，以中共抗日联军为主的东北抗日武装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共击毙伤日军26.5-8＝18.5万人（不包括伪军）。
这就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长达六年间的抗日真相&&蒋介石在对中共根据地进行的如火如荼围剿的同时，竭力避免与日军的冲突。而中共在竭尽全力反围剿的同时，还在东北地区成立了一支专打日寇的抗联部队，尽管在许多人眼里，他的形象很吊丝，他的战绩很苦逼，但他是如假包换的抗日武装，除汉奸外，没对国人放过一枪。
而这时，蒋介石政府还没有一支专打日军的抗日军队。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谁在妥协，谁在迎战，结论不言而喻。
有人会说，蒋介石之所以不敢打日本，正是由于有中共的捣乱。难不成蒋之惧日，真是因为有中共的存在？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二、悲壮VS豪迈，谁对抗战充满信心？
前引九一八之后第二天蒋介石的日记，后面还有一段，现摘录如下：&&&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情理而论，绝无能存立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恃者，唯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认为日本选择此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是&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矣！&
粤逆者，广州政府之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李宗仁、陈友仁诸辈也。
蒋介石何以会有此结论，因为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曾密告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谓&陈友仁曾表示，愿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
呵呵！原来日本是利用粤逆叛变之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是因为中共的武装割据导致蒋介石没法抗日，显然过誉了。蒋当时的头等大事，乃是解决粤变，他之所以第二次辞职，也是因为粤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
无论当时的蒋介石、&粤逆&还是日本人，中共那点人马简直都不是事。在蒋介石眼里，赤匪的影响甚至排在&天灾&之后（即1931年水灾，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均爆发洪水，据估算死亡人数在40－400万之间）。
再来看蒋介石日日记内容：&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唯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明知战无幸胜，但国家至此，亦无可再弱，绝不至比诸现在再恶也。&
&战无幸胜&清晰地表明了蒋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态度，而他之所以悲观，第一是因为&粤逆&，第二是所谓国民素质，第三才是&共匪&（如果不算天灾的话）。
而&战无幸胜&并非蒋一人的观点，整个国民党的主流意见均如此，且以汪精卫尤甚。
&试问以一个刚刚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怎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
&敌人为占领我们的领土，第一期的方法仅限于点与线，第二期后将逐渐展及全面。这象建筑道路一样，是先筑干线然后作支线的。交通线落入敌人手中，就象血管被切断了一样，据点而为敌人所掌握，就恰如被扼住了咽喉。若不去求解脱，则何处可找活路呢？&（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汪精卫传》）
&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同上）
&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汪精卫集团投敌》）
上述言论，有出自汪精卫本人著述的，也有旁人记录的。而记录者中，有挺汪的，也有非汪的。这些言论都证明一件事&&汪精卫认为这仗是没法打了。
不过蒋与汪还是有区别的。
&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日日记）
&&&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蒋介石日日记）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唯有牺牲一已，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蒋介石日日记）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蒋介石日新年日记，&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中的五年，是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算起。）
这就是蒋汪之间的最大区别，汪认为战不可胜则降，而蒋宁战死而不降，他是一个坚定但悲壮的抗日者。
而毛泽东与蒋汪两人有根本的不同，他不仅是一个坚定的抗日者，而且抱有必胜的信念。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
&&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 &&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
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 &&1938年5月《论持久战》
三人的抗日言论，清晰地展示出三人的不同境界，谁在悲观，谁更豪迈，一看便知。
为什么蒋、汪都认为抗战必败？蒋的主要观点是&粤逆&和国民素质太低，最后才是&共匪&，而汪则认为是国力孱弱，只是到了今天的后知们眼里，中共捣乱才成为唯一理由。呵呵，真不知他们这种超越当事者的良好感觉来自何处。
是毛行事鲁莽，大运撞身，还是汪百密一疏，失之偶然？这个问题我们最后会讨论。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是，蒋、毛二人对抗日战争前景的不同判断，导致了二人在抗战期间对日和谈的不同态度。
三、蒋日密谈VS潘汉年见汪，谁的抗日态度更坚决？
虽然以知日派自居的汪精卫自认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但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资源与人口，就是日本的命门。所以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日本一直以战、和两手对付蒋政府，渴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粗略梳理一下，不算以前北洋政府官员、民间人士以及汪精卫为对象，仅针对蒋政府的和谈项目就有：
陶德曼调停，时间自1937年10月底至1938年元月16日。地点为上海、汉口、南京。
参与人员先后有：
德国外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
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行政院长孔祥熙
外长王宠惠
外交次长徐谟
军方高级将领、、、。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
（注：以上地点、出场人物均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同）
结果：蒋政府同意了日方第一次提出的七项条件&&
（一）自治；
（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国境线的非军事区；
（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的巡捕队；
（四）停止抗日政策；
（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
（六）降低对日关税；
（七）尊重外国权益。
但随着南京的陷落，日方提出了更苛刻的四项条件&&
（一）日满华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二）在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三）中日满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
（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偿。
接着又提出了更苛刻的九项条件&&
（一）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四）在华北设立日、满、华经济合作机构
（五）在内蒙建立防共自治政府
（六）中国确实采取防共政策
（七）在华中设立非武装地带，在上海由日中两国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九）中国应该给日本赔款
结果：蒋介石政府不能接受，日本政府遂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双方互相召回大使，日方工作重点转移至诱降汪精卫。
萱野长知与孔祥熙（后由蒋介石亲自掌握），时间自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底，谈判地点上海、香港。
日方出场的人物有：
松本藏次（萱野长知的助手）
萱野长知（日本民间人士，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老友，与国民党诸元老有旧）
中村丰一（日本驻香港总领事）
日方参与人员有：
小川平吉（日本铁道部长，东亚同文会干事，创始人为近卫笃磨）
头山满（黑龙会创始人，大亚细亚主义者）
宇恒一成（时任日本外相）
近卫宫磨（时任日本首相，近卫笃磨之子）
蒋方先后出场的人物有：
贾存德（行政院代理秘书）
乔辅三（孔祥熙秘书）
马伯援（日本&青年会&干事，孔祥熙曾任该会干事，萱野长知旧友）
居正夫人（萱野长知养女）
蒋方参与人员有：
孔祥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郑介民（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掌理军事情报）
结果：因蒋方无法满足&蒋介石下野&这一条件，加之日本军部正在与汪精卫密谈，且因近卫宫磨于1938年1月曾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萱野、小川等人在军部的压力下主动放弃。
萧振瀛与和知鹰二，时间：1938年8月，地点：香港
日方出场人员：
和知鹰二（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
日方参与人员：
多田骏（日本陆军大学校长）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相）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第14师团长）、
蒋方出场人员：
萧振瀛（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和知鹰二旧友）
雷嗣尚（曾任北平社会局长）
蒋方参与人员：
张季鸾（著名报人，蒋介石智囊）
结果：时日本占领武汉，蒋介石担心日本言而无信而作罢。
萱野长知与杜石山、宋美龄，时间1939年1月至1939年6月，地点：香港。
日方出场人员：
头山秀（头山满之子）
日方参与人员：
平沼骐一郎（日本首相）
有田八郎（日本外相）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相）
蒋方出场人员：
蒋方参与人：
张铭新（蒋介石副官）
杨洁（蒋介石副官）
结果：因蒋介石迁延不决，致日本方面承认汪伪政权，放弃对蒋的努力。
松冈洋右与钱永铭，时间1940年8月至12月初。地点：香港、上海、东京、重庆。
日方出场人员：
西义显（松冈洋右门生）
船津辰一郎（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沈阳总领事）
松本重治（松冈洋右门生）、
日方参与人员：
松冈洋右（日本外相）、
蒋方出场人员：
钱永铭（前交通银行董事长，曾任财政部次长）
周作民（上海金城银行经理）
周佛海（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戴自牧（上海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
蒋方参与人员：
结果：因日本军方更倾向于扶持汪伪政权而放弃蒋介石。
应该说明的是，蒋主持的这些谈判与汪精卫有很大不同，汪谈判的目的只有一个&&所谓的&和平&，而蒋介入的这些谈判只有一部分是以&和平&为目的，如陶德曼调停、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萱野长知与孔祥熙。尤其是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谈判，已到了蒋介石方面起草好《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的阶段。另有一部分则目的复杂，既有想利用谈判来阻止日本对汪伪政府的承认，又有想利用谈判来刺探日本情报，如&姜豪工作&等。还有一部分更特别，即有人冒充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本谈判，如著名的&桐工作&。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与日本一直保持着亦真亦假的谈判这一点却是铁的事实。
那么中共呢，我没有收集到任何中共与日本人谈判的证据，唯一可以扯上点关系的，就是潘汉年见汪精卫和李士群的军事顾问都甲大佐一案，而这也导致了潘汉年个人一生的悲剧。
1943年春，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风闻汪伪军将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由于此前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已从上海撤回苏北根据地，中共无法获得准确信息，饶漱石和陈毅为此很着急。关键时刻，潘汉年向饶漱石建议自己重返上海，希望凭借他与汪伪李士群的关系探得&大扫荡&的具体消息。喜出望外的饶漱石同意了潘的想法。
但立功心切的潘却落入了李士群的圈套。当时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本想抛开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预感到将被抛弃的汪情绪低落。而周佛海因手握蒋介石&京沪保安副总司令&的任命而逾加跋扈，认为蒋可以通过自己与日本人建立联系，自己完全可以做到日、蒋、汪通吃。彼时李士群正与周佛海在汪精卫面前争宠，为显示自己的神通，李士群有意带潘见汪，以示自己与中共的关系。而汪也有意见潘，以便向日本人表明自己有说服中共的能力。
为引诱潘汉年见汪，李士群想尽了花招，他利用潘急于了解大&扫荡&具体信息的心理将他一步步从上海、苏州引到南京，而且派出大批特务出面接待潘，这等于半公开地宣布他与中共的关系不一般。做足这些铺垫后，李士群才提出要带潘见汪。
当时潘处境非常被动，因为事实上他已落入李士群手里，如果不从，不仅无法完成摸清有关大&扫荡&具体内容的任务，而且自己还有性命之虞。但见汪不仅事先未请示同意，而且中共中央还很有可能不会同意，因为这会造成中共与汪伪有牵联的假象，这是毛泽东最忌讳的。思虑再三，潘还是决定见汪，只要自己不作任何实质性表态，便问心无愧，否则自己很难脱身，既便能脱身，空手而回也不好交待。
主意一定，潘便随李士群去见汪，下面是潘、汪对话的主要内容（摘自尹骐先生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汪：&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们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向的余地。&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而且潘很不给汪面子，对汪伸出的橄榄枝，潘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见了汪之后，李士群才告诉潘汉年，所谓的大&扫荡&暂时不会进行，怕潘不信，李士群又带潘见自己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向潘证实了李的说法，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交通安全，日本方面不会主动出击。
潘汉年则向都甲说明新四军目前的重点在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津浦路南段，但如果日军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必将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这就是潘汉年被李士群带去见汪的主要经过，潘汉年不仅完全了预定任务&&确定汪伪暂无大规模&扫荡&计划，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带回了新的情报&&只要新四军不袭击津浦线南段，日军暂时不会向新四军进攻。
同时他也犯了错&&过于自信，低估了李士群的流氓本性，被迫去见了汪精卫。
但这只是工作中的失误，他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的善后&&他向饶漱石隐瞒了见汪一事，在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单独接见时也未主动汇报此事，以至于毛泽东向党内情报系统发电宣布&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
如果当时见汪是来不及请示（也无法请示），那么潘在回到根据地后应第一时间向饶汇报。如果潘不向饶汇报是由于饶正在抓潘的小辫子，那么回到延安后就必须向毛泽东交待清楚&&但面对非常信任自己的毛泽东，潘没有勇气说出事情的真相，其结果是毛向全党发布了错误的信息&&若干年后，当陈毅带着潘汉年主动写的交待材料去见毛泽东时（此时潘仍无勇气当面向毛汇报此事），毛勃然大怒。因为潘的经历非常复杂，与莫斯科、第三国际、王明、博古等均有交集，现在又与李士群、汪精卫甚至日本人绞在一起说不清楚。毛也许会想：&此人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于是挥笔道&此人以后不可信用&。短短八个字，潘汉年的人生悲剧就此定格！
讨论潘案悲剧的成因不是本文的主旨。我在此引用潘案，是想证明毛蒋二人在对日和谈上的迥异的态度。蒋是藕断丝连，毛是决不允许。两人谁的抗日态度更坚决？在此一目了然。
也许有人会说，蒋作为一国总裁，必须全盘考虑国家利益，在和战之间作出最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因此保持与日本的联系确有必要。此说或有道理，但下面我将会证明，蒋之所以不停地试探&和平&的可能性，乃是昧于世界大势使然，所谓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过是的块遮羞布而已。
四、攘外必先安内VS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为抗日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从以上所引蒋的日记和毛的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坚定的抗日者，区别在于对抗战结果一个悲观，一个乐观。毛泽东于1932年1月即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出抗日宣言，此后不断研究抗日的战略战术问题，先后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0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而蒋介石则经历了一个能忍则忍－忍无可忍－坚决抵抗－摇摆－坚决抵抗的过程。
蒋介石的心路历程之所以更曲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内政问题困扰（还有其它原因，如民众素质、国力、外交等，此不赘述）。
内政问题又突出地表现在政府、军队、党争三个方面。
&&政府方面，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政见不同。北伐完成后，胡汉民固执地要求按照孙中山设计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程序，由国民党对全国老百姓进行训政，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认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纯粹多余。蒋介石主张有限度地接过胡适等人的民主旗帜，而胡汉民则坚持认为训政乃民主必经程序。其实两人都藏有私货，胡的如意算盘是：训政意味着以党代政，自己可以凭借国民党内的优势地位压制蒋介石在军界的影响，防蒋独裁；而蒋则想通过响应自由知识分子的呼声打压党内的元老。最后的结果，是蒋将胡软禁，随即国民党内支持胡的一干人如孙科等&粤逆&跑到广州另立政府，与南京形成了一党二府的分裂局面。
&&军队方面，随着东北易帜，北伐大功告成，但接着又形成了蒋系（中央军，以黄埔军校为班底）、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西北军（冯玉祥）、东北军（张学良）和晋系（阎锡山）等主要军队派系，这尚不包括西南、华南等地的小军阀部队（滇系龙云、黔系王家烈、川系刘湘、粤系陈济棠等）。基本上，除了中央军，蒋介石无法指挥其它部队，而部队之间的也常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是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不甘失势的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拉拢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等向蒋介石摊牌，参战规模高达140万人，伤亡29.5万人，持续时间半年。
&&党争方面，自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满心以为凭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可以令中共彻底消失，叵料中共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四年后，中共由一个武装斗争的门外汉变成了国军的一大痛点，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共先后成立的根据地有广东（）根据地（34）、湘鄂赣根据地（34.8）、井冈山根据地（29.01）、广东琼崖根据地（38.12）、鄂豫皖根据地（37）、湘根据地（34.11）、鄂西根据地（32年秋）、赣南闽西根据地（38.01）、广西左右江根据地（32年冬）、湘赣根据地（34.8）。中共根据地的诞生和发展，大有按下葫芦起来瓢，此起彼伏的架式。
正是由于种种内忧外患，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才表现出多变性。为了完成北伐，他忍下了&济南惨案&，为了摆平胡记广州政府、剿共以及遏制地方势力，他忍下了九一八事变，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完成剿共大业，他不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和《淞沪停战协定》。
但毕竟九一八事变让所有中国人感觉到了亡国之祸，各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都面临着调整政策，一致抗日的问题，这其中的时间先后、程度深浅，差别巨大，颇值得总结。
我们先来看中共的政策调整时间表：
第一阶段：反蒋抗日，时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日&八一宣言&。
日，中共发表《中共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将九一八事变定性为日本武装占领满洲，如前所述，宣言体现出来的政策可以&反蒋+抗日&概括。
第二阶段：联蒋抗日，自日&八一宣言&至日西安事变。
&八一宣言&虽然也称蒋介石为卖国贼，但也提出了如下观点：&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像是一份抗日宣言，更像是一份体面的认输宣言。因为当时他们正在长征，已自顾不暇，联合抗日是假，保存性命是真。
但历史的事实是：此宣言并非毛、朱、周等人发表于长征途中，而是由身在莫斯科的王明为贯彻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的，张毛朱周诸公并未与闻此事（由于长征中电台被毁，他们已与莫斯科失去联系多日）。而此宣言究竟是为救红军还是为抗日，大家只要脑补一下王明与苏联、与第三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苏日关系就明白了。
真正在中共内部达成将全党工作的重心由土地革命转为抗日战争共识的，是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高级干部审势度时，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着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一点就是&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
自此，中共开始执行联合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简言之即联蒋抗日。
第三阶段：逼蒋抗日，自西安事变至七七事变。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中共于次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事发突然，中共高层一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有人主张&除蒋&，有人主张&审蒋&，有人主张&罢蒋&，还有人主张成立西安抗日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此时最冷静的是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他不同意上述意见，但也提不出更合适的可操作的主张，会议唯一能做出的决定是立即派周恩来赴西安，在周未到西安之前，中共暂不发表任何宣言。
此后，经过六天的反复讨论，中共高层逐渐从震惊中理出头绪，19日，对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下来，即&和平调停，逼蒋抗日&。与之前的&除蒋&、&审蒋&，组织西安抗日政府相比，这一方针的含义为：&只要蒋决心抗日，中共就承认蒋政权的合法地位。&接下来的一周，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张、杨、蒋、中共各方达成一致，其核心内容为：蒋介石停止剿共，全面抗日，但不留书面承诺，由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作保；张、杨释放蒋介石，中共合法化。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尤其是实现一致抗日这一目标的最大贡献者。西安事变的结局，有三种可能，一是演变成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央军的大规模内战，就象之前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一样，日本将成为最大赢家；二是张杨与蒋讲和，继续剿共，就当此事从未发生；三是达到预期目标，成功逼蒋抗日。中共在关键时刻不计前嫌，相忍为国的无私态度，加上周恩来折樽冲俎的大无畏勇气和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实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结局。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国共内战的重大转折点，而中共为实现这一转折居功至伟。
当然，中共又是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他们由国民政府、各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敌人一跃而成为蒋介石与国民党党内各派、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斡旋者。由此从内战中抽身，登堂入室，成为国民政府的座上宾。这种结局的取得，并不是中共善于取巧，而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目光高远，敢于抛却私仇，真心为国所得到的历史回报，自助者天助之，助人者，天亦助之。
有人说是中共策划了西安事变，也有人说中共在谈判中出卖了张、杨。这是毫无根据的，张学良直到抓住蒋介石才告诉他的私人秘书，中共党员刘鼎，这说明中共事先不知道张杨的&兵谏&密谋，否则中共也不会在接报后表现出震惊，直到第六天才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
中共也未出卖张杨，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阻拦，在未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赴南京请罪，一手造成自己下半辈子的悲剧，其责不在中共。张学良临行前，将东北军托付给杨虎城而非中共，但无论是杨虎城还是当时的中共，根本无法驾驭东北军，加上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分化瓦解，最终导致其分崩离析。中共对这一结果是爱莫能助。1937年6月蒋介石逼杨虎城出洋，将十七路军支解，杨同年11月回国，被蒋软禁，1949年蒋撤离大陆时将其杀害。如果杨虎城回国时不是选择香港而是延安，除了失去十七路军，他的人生应该是圆满的。
可以这样说，张杨的个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蒋介石，同时他们自身也负有一定责任。如果他们更相信中共，作出更勇敢的决定，结局会好很多。当然，文革的悲剧怕是很难避免。
第三阶段，拥蒋抗日。
西安事变后，根据国共双方约定，中共派出周恩来等赴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经周恩来斡旋，斯大林同意蒋经国返国，蒋氏父子得以团聚。
由于国共在部队编制架构、员额待遇、是中共投诚还是国共合作、是国共合作还是蒋共合作，是两党合并成立新党还是跨党合作、中共高层参政方式等诸方面分歧巨大，谈判进入拉锯状态，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局势之危已容不得蒋介石推磨。中共甚至已决定暂停与蒋的谈判，将红军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集结，准备自行改编为三个师，挥师北上。这说明，无论蒋介石承认与否，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目光坚毅的中国人，操着两湖两广、云贵川陕各种方言的指战员，将誓言挺进华北，在陌生的国土上与日寇血战到底。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首都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被逼至绝境&&他的政府已面临被推翻的危险，那样的话中共根本不再需要他赋予合法地位！事已至此，蒋不得不同意发布命令，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有这样一段话：
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改编为，受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至此，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完成了由反蒋抗日－联蒋抗日－逼蒋抗日－拥蒋抗日的艰难转身。为了抗日，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重新回到大革命时代，套用改革开放时的一句顺口溜，叫做&流血亡命已十年，一夜回到北伐前&。
这就是中共为推动全民抗日做出的让步与调整。
再来看看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历程。
1928年济南惨案至九一八事变，蒋的对日政策可以用&忍&字概括。
1928年4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兵锋直指盘踞济南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国军在攻克济南后，手下士兵与驻济南日军爆发冲突。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日本兵抓走，惨遭割鼻挖心，蔡公时以下交涉署全体人员牺牲。蒋介石不愿由此影响北伐进程，主动撤出济南城，只留下、邓殷藩两团将士断后，李延年、邓殷藩与日寇交战三昼夜后方撤出济南。之后，日本举行返城式，见人就杀，济南市民死伤共1.1万余人，这就是著名的济南惨案。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可用&妥协&来形容。但随着日本亡华之心日显，由东三省而华北、而华东，眼见得自己的地盘一步步被蚕食，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抗日问题。
第一步是与广州政府和解。日，经过多次幕后谈判，蒋介石亲往探望胡汉民，当面道歉并释放胡，双方和解，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决定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选24人成立统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由分裂而统一，九一八事变是其直接催化剂。
第二步是与苏联和解。1927年中共举行广州起义，蒋介石手下在苏联驻广州领馆内发现大量武器，成为苏联武力支持中共的证据，国民政府据此与苏联断交。1929年7月，张学良欲收回中东路，遭苏联武装反击，中苏关系跌至最低。如果蒋决心抗日，势必改善与苏联关系。几经谈判，中苏在日恢复外交。但双方仍缺乏信任，蒋介石欲要回在苏联呆了七年的儿子蒋经国，结果苏方让蒋经国自己写了份声明，声称自己在苏联生活得很愉快，不想回国，就此打发了蒋介石的要求。
但不管怎样，中苏算是恢复了外交关系，且迫于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中苏双方都有共同抗日的需求，双方携手只差一个契机。
第三步是解决中共问题。与苏联和解后，蒋介石要求对方出面解决中共问题，被拒。蒋只得自力更生想办法，他将这一任务交给陈立夫、陈果夫兄弟，1935年11月，二陈挑中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担此重任，曾又将之委托给其属下，劳工科长谌小岑，因为谌曾是天津觉悟社成员，认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谌写信给北平的中国大学教师吕振羽（中共外围组织&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后中共北方局派吕振羽、周小舟、张子华与谌小岑、曾养甫谈判。1936年秋曾养甫赴任广州市长，离开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北平，接触不再方便。时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与国民党中央展开谈判，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不必再过问此事，张子华因此建议曾养甫不再与中共北方局接触，直接与陕北中共中央谈判。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也在寻找中共，这就是宋氏姐弟。1935年底，宋庆龄、宋子文姐弟派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曾经的中共党员董健吾赴延安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宋庆龄个人并将一封密函托董面交中共中央负责人。
与董同行的就是张子华，名义上他是董的向导，实际上还负有秘密使命，他是应曾养甫之请去见张闻天，以传达国民党方面的和谈意愿。
董健吾此行见到了张闻天和林伯渠，顺利建立起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渠道，这时时间已到了1936年的4月间。
国共之间的第三个渠道，就是潘汉年与邓文仪。当时邓文仪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邓注意到王明在苏联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建立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便翻译成中文寄给蒋介石，蒋随即指示邓与王明接触。王明派潘汉年出面摸底，双方互释诚意，之后王明亲自出面与邓文仪见面两次，双方约定邓、潘同时回国，潘直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
这就是诱发潘汉年后半生个人悲剧的另一个原因，他是衔王明之命回国谈判，而王明又用的是中共中央的名义。但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延安，当时的总负责是张闻天而不是王明。从组织原则上讲王明有&冒用&中共中央名义之嫌，潘汉年正确的做法是应先到延安见张毛朱周等人，取得中共中央的正式授权后再去南京。况且他还带有电台和第三国际与中央中央之间的联络密码，此前因无电台和密码，中共中央与第三国际已中断联络数月，可想而知张毛朱周等人盼密码之心何切！
而潘汉年是先在南京见到曾养甫后，才于月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在莫斯科和南京的经过并交付电台和密码，毛泽东对潘汉年心存芥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之后，潘汉年携带中共中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的亲笔信返沪与陈立夫谈判。
彼时蒋介石刚刚解决两广事变，幻想也可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对国共谈判不再热心，陈立夫于是提出较曾养甫、邓文仪更苛刻的条件，甚至否认曾养甫之前提出过条件，国共谈判由热转冷。此时已到了1936年的11月下旬，二十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由于中共的及时介入并正确主张，西安事变不像半年前的两广事变那样被蒋瓦解，终于迫使蒋介石下决心放弃内战，团结国内各派力量共同抗日。
比较国共两党由对抗到和解的历程，充满曲折和偶然性。双方都做出了根本性的让步，中共放弃反蒋和土地革命，承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则放弃武装剿共，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承认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性。为了抗日，国共双方不得不回到北伐时代，这从客观上证明了蒋介石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来推行的剿共政策的失败，弹指间，十年光阴虚度；只可惜，若干精英不再。对此，蒋是有责任的。
现在，有人替蒋介石惋惜，似乎他当年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变，就能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他也就不会败亡台湾。呵呵，您认为日寇的兵锋已到南京城下的时候，蒋先生还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能力？为着安内，激起了福州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导致了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蒋先生用力不可谓不专不猛，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再一点，失去了东北、华北，加上并不能有效控制的西北、西南，蒋先生还有多少地盘掌握手中？还有多少本钱供其剿共？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蒋先生终其一生也未看透的，这就是他一直认为所谓安内就是剿灭国内各种势力，1927年四一二事变如此，1946年国共再次爆发内战如此，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仍然如此。在凝聚全民族意志这一点上，蒋先生作为一国领袖是不及格的，他应该认识到，若能团结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乃是安内的上策，否则安内只能消耗太多的民族元气，又哪有力量抵御外侮？
况且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以蒋先生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先生确实做到了攘外必先安内，只不过不是以他所希望的&剿&的方式，而且是被迫&和&的方式。至于那些至死都不肯相信蒋先生无法剿灭中共的人，我只能说，中国足球几十都冲不出亚洲，我还不信呢。
还有人说，毛泽东曾说过要感谢日本人，若不是他们侵略中国，蒋介石不会停止剿共。按这种逻辑，中国目前获得十余年和平发展机遇期，是不是也要感谢本拉登或ISIS？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发现机会，利用机会甚至制造机会，但机会从来就不是恩赐来的。在政治的舞台上，没能活雷锋。
再者，如果说日寇的进犯给了中共机会，同时也应该给国内其它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北军、晋军、尤其是东北军等同样的机会，何以只有中共在抗战中逐渐壮大？
眼光放更远一点，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离抗日战争最近的一次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爆发，清政府的政策是对外妥协，对内强硬，结果是对外赔款、割地，对内无情镇压。而蒋毛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内妥协、对外强硬，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们究竟应该鼓励哪一种行为？在将来的中国，一定还会面临内忧与外患并存的局面，本人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学学国共两党，对内妥协，共捐前嫌；对外同心，共赴国难。如是，则是对中国几千年治国之术的新贡献。
至于有人说国民党不容共就不会亡于共，此说之谬，几不用驳，不亡于共，焉知不会亡于日？看来有些人是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五、抗战到底，谁的抗战目标更高
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对抗战的胜利标准，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实是不一样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仍希望国联出面调停，国联则建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此事，初步设想是先就地停火，再谈解决方案。由于此时日本已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局部并包围上海，就地停火相当于暂时承认日本对上述地区的占领，因此对中国不利，于是蒋介石接受某国外智囊建议，广泛游说英美等国联代表，要求在就地停火后面加上&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于是，&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蒋介石对日谈判的底线，换言之，只要日军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蒋就会与之展开谈判。
这样做，对于孤立地解决七七事变是有利的，尤其相对于国联先就地停火的设想。但后来这一政策变成了蒋介石对日基本国策，在前述历次与日谈判过程中，这一条件都成为蒋介石的谈判底线之一。其弊端也很明显&&等于变相承认伪满洲国。事实上，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后的相当时期内的设想是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伪满洲国问题，在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谈判中，萧振瀛草拟的伪满洲国问题三方案是（一）日本退还满洲，但保留在东北已有的一切特权，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或（二）日本放弃所有特权，满洲自治；或（三）维持现状，以后再谈。
可见，抗战伊始，收复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及热河）不在蒋介石的抗日范围之内，换言之，此时的抗日之底在于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至于满洲问题，他希望谈判解决。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未向东北派出过任何军队，仅向民间的义勇队派出过军事指导员。这从另一侧面证实，东北不在蒋介石的抗日范围之内。
随着战事的演进，蒋氏的抗战之底也发生变化，大体上，与欧美对日的态度相关联。日，德军进攻波兰，随即英法对德宣战，传说中的欧战终于爆发。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发表讲话，对他的抗战之底进行修正，&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他开始意识到，抗日战争将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始终。隐隐约约中，似乎蒋不甘心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为抗战之底。
1940年6月，法国投降并封锁滇缅公路，英军撤出欧洲大陆，法西斯德军横扫欧洲，战局对中国不利，蒋介石将他的抗战之底一分为二，&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
显然，鉴于盟国的暂时失利，蒋介石认为只恢复卢沟桥事变的原状也是可以接受的。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蒋介石不再提&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他于两天后正式对日宣战（这时已进入八年抗战的第五个年头了），这一次他充分利用一国的宣战权（根据国际法，一国向另一国宣战，则两国间之前所订的各项条约均作废。按这一规则，之前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乃至《民四条约》、《马关条约》均不复存在），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阐述自己的&抗战新底&&&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
至1943年开罗会议时，蒋介石的抗战之底终于成型，开罗会议公报是这样说的&&&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自此至战争结束，蒋介石的抗战之底再也没有变过。
与之相反，中共的抗战之底则一直未变，前引中共《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日）就表明了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日伪满洲国成立后，4月15日毛泽东以主席身份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宣布对日作战。
全面抗战后，他在《论持久战》曾引述斯诺采访他时的一段话&&
斯诺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毛：&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在台湾问题上，毛也是坚决主张收复的，1936年7月在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毛指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了收复台湾的政策主张：&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显然，毛泽东的抗战之底要比蒋介石深得多、形成时间也更早，而且始终未变，从两人抗战之底的不同，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谁对抗日更坚决。
六、西退VS东进，谁的持久战理论更高明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断一桩公案，即谁最先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名鼎鼎，很多人据此认为持久战理论当然为毛泽东首倡，但也有很多人说是蒋百里、陈诚、白崇禧诸人先提出的持久战思想。为搞清这一问题，我拜读了蒋百里、陈诚两先生的有关著作。
说蒋百里先生是持久战首倡者，证据是百里先生于1937年写的四篇文章&&《国防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基本观念》、《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但是，我反复阅读、检索这四篇文章，均未发现百里先生的持久战思想论述，只在《国防论》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
但联系上下文，这句话说的却是德国，因为紧接这句话后面的是&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
显然，仅凭此据说百里先生首倡持久战是站不住的。
不过，我却找到了另外的证据，日，芦沟桥事变第二天，蒋百里先生在庐山与蒋介石有一次对话，百里先生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要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至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将百里先生上述观点校之抗战的实际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吻合。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蒋百里先生是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理论的首倡者，蒋介石基本上是按这一理论指挥抗战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这样一段话，&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可见，在毛泽东写此文时，持久战的观点已经很流行了。
但是，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产生在百里先生之后呢？非也！日，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呵呵，原来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提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只是到了1938年，毛泽东为解释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打持久战，才专门写了《论持久战》，蒋百里和毛泽东谁最先提出的持久战思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这恐怕跟《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有关，该文发表于1937年，从文中&甚至妄想威胁我南京&，淞沪抗战两个月和述及雁门关失守来看，具体写作时间应为1937年11月份前后。比较陈文和毛文，可以说除了都认同抗战是持久战外，两人的其它观点可谓大相径庭&&陈文中六次提出抗战要坚持三五年（这就是陈诚对持久的认识），但毛文却没有给出具体时间，当斯诺问他：&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毛泽东的回答是：
&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三五年所能解决的。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陈文中四次提出持久战就是消耗战，但毛认为应避免消耗战，代之以战术上的歼灭战（这一点与蒋百里先生高度一致）。这就与陈诚的持久战思路南辕北辙了。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之所以写《论持久战》，就是为了澄清类似陈诚的这些关于持久战理论的错误言论，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要解决&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
《论持久战》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中国必胜以及如何打持久战。
为什么会是持久战？因为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这一点与百里先生、陈诚观点无异。
为什么中国必胜：因为随着战局的变化，敌人的优势（兵员素质、装备给养、物质储备）会被消耗，劣势（国民少、资源匮乏、战线延长、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会增加，而我方会逐渐消化劣势（准备不足、国力落后、人民不团结、国际同盟少），优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义战争）会逐渐增多。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毛文要比百里先生、陈诚丰富得多、具体得多，也就更有说服力。
如何打持久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术上的歼灭战&&这是百里先生根本未述及的，陈文也只提了&精神战胜一切&这一非常片面的观点。
中共如何打持久战？深入敌后，基本的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凡是不带偏见，认真读了蒋文、陈文和毛文的人，一定能够分出他们之间的高下，可以这样说，《论持久战》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军事理论，即一个大的弱国，如何对抗一个小的强国。这种历史性的，国际性的理论，岂止陈诚，就是百里先生和蒋介石、小诸葛白崇禧，也只能望其背项。
至于有人说《论持久战》真正作者是陈伯达，毛泽东只是署名。我只能说，难不成一不小心中共又出了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果真如此，叫蒋百里先生、陈诚将军、白崇禧将军情何以堪！
《论持久战》成书于1938年5月，查一下陈伯达的年谱便知，此时他还在张闻天任院长的延安马列学院教书，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
国共的战略分工，正是蒋毛两人对持久战不同认识的结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基本上是沿长江和黄河，以阵地战的形式逐层抵抗。
长江流域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第二次淞沪会战（1937.08）&南京会战（1937.12）&武汉会战（1938.06）&枣宜会战（1940.05），首都则从南京迁至重庆，甚至一度想迁至西康。
黄河流域则是由北而南，大同（1937.09）&忻口太原（1937.10）&河南安阳（1937.11）&河南濮阳（1938.02）&徐州（1938.05）&开封郑州（1938.06）。
而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是从西向东，深入敌后开展持久战，八路军由从陕西越过黄河，深入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新四军则从江西向北、向东进入湖北、安徽、江苏、浙江。
那么，谁的持久战理论更高明些呢？我以为还是毛泽东。所谓知日派如汪精卫之流，是想不到持久战这一打法的，聪明如蒋百里先生，只想到正面的持久战，即将战线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将日寇引向广袤无垠尚未开化的中国西部，让敌人的机械化优势无法展现，将敌之补给线变成弱不禁风的风中之烛。而只有天才如毛泽东，才能想出在诱敌西进之后，再杀个回马枪，深入敌后去打持久战。这种深入不是为了某次战役战斗的短暂穿插，而是持久地深入，在敌后扎根，并且在敌后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即将形式上的外线作战变成事实上的内线作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力为八路军119师一部，首长聂荣臻，以五台山为中心，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辖108县，2500万人，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主力为八路军120师，首长贺龙、关向应，辖46县，320万人，作战1万多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主力为八路军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前期张浩）、徐向前，行政中心为邯郸市，辖4个行政区共105县，2550万人，作战3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9万余人。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主力为八路军129师一部和山西牺盟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以太行山为中心区域，辖25县500万余人，毙伤日伪军4万余人。
山东抗日根据地，主力为八路军115师一部，首长罗荣桓，辖96县1350万人，作战1.9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
华中抗日根据地，主力为新四军选遣支队、第一、二、三、五支队，首长为陈毅、栗裕、张鼎丞、谭振林、罗炳辉，面积5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作战1.7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力为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首长为曾生、王作尧、冯白驹。中心区域分别为东江流域和海南岛的琼山、文昌地区，辖9县550万余人，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500余人。
其它还有苏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苏浙皖抗日根据地、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皖江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河南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湘鄂抗日根据地、东北抗联等。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哪里是敌占区，哪里就有抗日根据地。
这种大胆的战法，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使日寇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自己在前面拼死拼活打下的地盘，回头一看，中共跟在屁股后面闷声不响地忙着复辟&&自己白干了。而且自己打下的地盘越多，中共复辟的区域就会越大。如果说对蒋介石的进攻得手，攻城掠地还能称之为胜利的话，中共建立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则无论如何是一种失败。这套战法极大地损害了日寇的获得感，也是日寇那些自命不凡的战略家所根本未想到的。冈村宁茨想出&三光政策&这样歹毒的下下策，也可见其是何等的无奈了，这也将敌占区的民心彻底推到了中共这一边。
七、阵地阻击战VS游击歼灭战，谁的战术更有效
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划分，抗日战争分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的战术特点应为：第一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第二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第三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但阵地战将提高到重要地位。三个阶段中，以第二阶段最艰难，也最重要，只要扛过这一阶段，前途就是一片光明。
在毛泽东看来，运动战和游击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而阵地战则应该尽量避免，&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
那么，怎样将运动战运用到正面防御作战，尤其是城市保卫战中？刘伯承给出了四个字的建议，即&扼咽抚背&。&扼咽&者，在敌之进攻必经线路上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有效阻击，将进攻之敌汇集起来，为歼敌创造条件。&抚背&者，从侧后方予敌以杀伤，迫敌退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在予敌人有效杀伤后主动撤离战场。在这里，&扼咽&是阻击，目的在于吸引敌方兵力。&抚背&是歼灭，是主动进攻，其目的在于杀伤敌之有生力量。
但蒋介石主持的战役，大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只有&扼咽&，即单纯的阵地防御战，完全没有主动去&抚背&，如第二次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沂口太原会战、枣宜会战等，国军无一不是修筑工事，摆好架式，待敌来攻。等到日军快要形成对国军的包围时，才怀着&我已尽力&的心情被迫承认失败，撤出阵地。另一种是先&扼咽&，然后形成反包围，最后日军或者撤退，或者突围而去，前者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者如台儿庄大捷。
没有一次战役成功&抚背&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三种战法之优劣，只&扼咽&者，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有包围者，基本上算是惨胜。只有&抚背&才可算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仗。
也许蒋介石觉得，国家军队守土有责。要么坚守阵地，打退敌人；要么杀身成仁，以谢天下。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选择。殊不知战争的最高目的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其它都是形式和手段。
数字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主导的大型战役共28次，具体为：
1937年，5次
7月7日-7月30日，平津保卫战，双方兵力：5万/1万（国军/日军，下同），伤亡人数：0.5万/511人。
8月7日-8月27日，南口会战，双方兵力：6万/7万，伤亡人数：2.9万/0.26万人。
8月13日-11月12日，淞沪会战，双方兵力：75万/28万，伤亡人数：33万/4万人。
9月11日-11月8日，太原忻口会战（含平型关大捷），双方兵力：28万/14万，伤亡人数：10万/3万人。
12月5日-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双方兵力：15万/20万，伤亡人数：5万/1.2万人。（不含30万被屠杀的难民）
1938年，4次
1月26日-5月下旬，徐州会战（含台儿庄大捷），双方兵力：60万/24万，伤亡人数：6.5万/2.6万人。
5月21日-6月17日，兰封会战，双方兵力：10万/2万，伤亡人数：3.5万/0.6万人。
6月18-10月25日，武汉会战，双方兵力：110万/35万，伤亡人数：40万/5万人。
10月9日-29日，广州战役，双方兵力：8万/4万，伤亡人数：1.1万/0.2万人。
1939年，4次
3月17日-5月9日：南昌会战，双方兵力：20万/12万，伤亡人数：5.1万/1.3万；
5月1日-5月24日：随枣会战，双方兵力：22万/11.3万，伤亡人数：2万/1.3万；
9月14日-10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双方兵力：24万/10万，伤亡人数：4.2万/2万；
11月15日-2月14日，桂南会战，双方兵力：30万/7万，伤亡人数：4.5万/2万；
1940年：1次
5月1日-6月18日，宜枣会战：双方兵力：38万/12万，伤亡人数：11万/0.7万；
1941年：5次
1月30日-2月7日，豫南会战，双方兵力：20万/5万，伤亡人数：1.6万/0.9万人。
3月14日-4月9日，上高战役：双方兵力：10万/6.5万，伤亡人数：2万/1.6万；
5月7日-6月20日，晋南战役：双方兵力：18万/15万，伤亡人数：4.2万/0.29万；
9月17日-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双方兵力：52万/12万，伤亡人数：5.4万/0.68万；
12月24日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双方兵力：30万/10万，伤亡人数：2.8万/0.6万；
1942年：2次
3月18日-9月16日，滇缅路战役：双方兵力：10万（另有英军4万）/6万，伤亡人数：6.3万（其中英军1.3万）/0.45万；
5月14日-9月4日，浙赣会战：双方兵力：30万/20万，伤亡人数：4万/1.7万
1943年：3次
5月5日-6月12日，鄂西会战：双方兵力：28万/10万，伤亡人数：4.9万/2.6万
10月14日-日，缅北滇西战役：双方兵力：40万/26万，伤亡人数：6.7万/4.8万；
11月2日-12月20日，常德会战：双方兵力：21万/10万，伤亡人数：6万/4.2万。
1944年：1次
4月17日-12月10日，豫湘桂战役，双方兵力：100万/51万，伤亡人数：60万/10万人。
1945年，3次
3月21日-5月29日，豫西鄂北会战，双方兵力：7万/7.2万，伤亡人数：？/1.5万人。
4月9日-6月7日，湘西会战，双方兵力：20万/10万，伤亡人数：2.7万/2.2万人。
4月18日-8月17日，桂柳追击战，双方兵力：18万/5万，伤亡人数：？/0.9万人。
以上合计中日分别累计投入兵力为855万/381万，伤亡分别为233.6万（不含豫西鄂北会战和桂柳追击战）/56.6311万，敌我战损比为1：5.31。国军伤亡人数远远多于日军。
那么同一时期八路军的战绩又如何呢？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