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部队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申请退伍的,当时赌气没要证明,现在有了好政策,可部队解散了我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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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2016年退伍,在部队得了肺结核...
用户:mgds***
| 山东-东营 | 发布: 10:29:21
我是一名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2016年退伍,在部队得了肺结核住院四个月。退伍后到地方上民政局申请退伍军人慢性病补助。到市人民医院鉴定说我不符合标准我该怎么办。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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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邓小平大裁军助我退伍 为事业和爸赌气
作者: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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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下定决心离开部队,非要和老爸赌上这口气,不靠父母的安排,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来。后来就传来了邓小平要进行大裁军的决定,“部队要减员一百万”,我也多了个退伍的理由。我的退伍报告就这样批下来了。
  人生总是由许多偶然和特殊事件构成,但主角永远是自己。
  1980年春节我回到了北京,当时北京为安排待业青年就业,解决城市供给与服务的困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措施,姐夫的堂兄在北京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市联社”)下面成立了“北京青年服务社”,是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专门安排待业青年自谋出路的小企业,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那时除了原来计划体制之内的企业外,还没有放开对工商业的管理,但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试点工作。或许是因为父亲一辈子从事商品供应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在新四军五师时即负责后勤供应而非战斗)引发了我对经济活动的兴趣,而改革使我有了参与这些活动的机遇。
  于是,我向团里递交了申请退伍的报告,之后就到北京青年服务社当了一名不领工资的临时工,试试运气。
  第一笔生意是出口兔皮。河北一些地区的农民养兔子,而兔皮却很难做成衣物,只能做成垫子,国外有些需求。那时国家的商品出口都是由国家的外资公司垄断的,农民很难有直接的出口渠道,我们就当起了中间商,代理农民的兔皮,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赚取中间服务费用。
  那时我没有成熟的商路,但有点野路子,利用战友的关系到了广州——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刚刚开放的广州,并不像北京死气沉沉,一些人已经开始走上经商之路。那时我住不起旅馆(虽然一个床位只收几块钱),更别说酒店了,大多投住亲友家中,省些费用,人生地不熟,也要靠朋友带路跑东跑西。这次我来广州也不例外,吃住都在战友家。这个战友叫李大南,曾是七连的一名战士,父母也曾经是军人。记得到广州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过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和动物园,才到了他家。没有他的帮助,也许我连去外贸公司的路都找不到。
  外贸公司的办公室挤在一幢八层高楼的第七层,那时八层以下的楼不装电梯,来往的人全挤在楼梯间上上下下。还好我在北京时与他们事先联系过,我拿出带来的优质样板后,很顺利地通过了验收,合同也按照事先谈好的条件顺利签订完成。
  那时的外贸公司大多早就有了合适的客户,只是缺少供货的生产源,而我正好将货源送上门,减少了他们收购、组织生产和运输的环节。计划经济常常使得需求与供给两方在国家体制的障碍中被隔离,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探索恰恰打通了这个被封闭的通道,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容易地建立了合作关系。
  服务社与外贸公司都会从交易中收取中介费用,制度的约束让农民在整个出口的链条上不得不在每一道“关卡”留下“买路钱”。
  挤在楼梯中上上下下的许多人都是和我一样的中间商,搭起需求之间的桥梁。中国最初放开的外贸出口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步成长和逐步开放的。
  记得这第一份与农民签订的合同是用带格的稿纸,用多层复写纸和圆珠笔复写的方式完成的。当我把合同安全放入军用挎包中时,一颗心也就落了地。背着兔皮样板从北京上火车时,我的心就像火车一样“哐哐”地跳,这毕竟是个责任重大却完全陌生的工作。幸亏有战友的帮忙,有事先的沟通,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份出口代理合同的签订,也让我对闯入经济领域有了信心。
  开始时,北京青年服务社设在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4号,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四合院中占了三间北房,院里的其他房子里还住着许多居民。服务社没有多少办公设备,只有一张桌子,是给总经理用的,我只能在值夜班的床板上写字。
  合同中注明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换一块四角四分人民币,而实际完成交易时,一美元兑换一块六角七分人民币,于是又与农民打起了差价的官司,还好在合同中注明了汇率,双方分担了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这笔生意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外汇,第一次知道了汇率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无知和对知识的渴望,读书成为了我的必修课。
  就在我准备在北京大干一场时,退伍的事却并没有我想象中顺利。班里的一名陈姓战士,曾在我的推荐下到司令部担任了工兵参谋。一天,陈参谋专门到北京,向我传达了团长的指示:退伍报告没有被批准,要求我回部队参加演习。
  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后领导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全军著名的“八○二”军事实战大演习,是多兵种配合的实战演习。我所在的团是主席台位置前的主攻团,和历次实战演习一样,工兵要做好各种爆破、烟火的配合方案,这正是我的拿手好戏,因此团长要求我回团参加这次重要的演习任务,并承诺干得好就给我个更大的官当当。
  但我已下定决心离开部队,非要和老爸赌上这口气,不靠父母的安排,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来。
  我让陈参谋带着我的第二份退伍申请报告和我做的演习初步配合方案回了部队。后来听说这次演习非常成功,全团都受到了通令嘉奖,只是有点小遗憾:陈参谋将装药量计算大了,爆炸的效果很壮观,却震碎了旁边村庄的所有玻璃,团里不得不给老百姓重新安装玻璃。由于演习的紧张和成功,团长也许忘了我的存在,随后就传来了邓小平要进行大裁军的决定,“部队要减员一百万”,我也多了个退伍的理由。我的退伍报告就这样批下来了。
  当年一般来说,部队要求转业的干部都会被安排回各地方公、检、法系统工作,以恢复被“文革”打烂的公、检、法系统,建设一批新的公、检、法队伍。军队的干部在那个敌我界限不清的年代成了最优秀的并可靠的力量。
  但我的志向恰恰是要退出这套正统的体制内工作,恰恰是要摸索一条新路。选择转业与复员的差别在于,转业可以保留干部级别,由组织安排就业,而复员不再保留干部级别,也不是由组织安排就业,而是自谋生路。
  这对于农村入伍的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意味着他们或者可以留在城市、县镇工作,或者只能回农村,因此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选择了转业,只有我选择了复员。好在这一年多的临时工期间,我有了些从商、从企的经验,有了一个可以安排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上了许多补习班、学习班、夜校,有工商管理的,有计算机的,也有合同法与会计的。
  当然,那时补习所学习的知识,在今天大多没什么用,比如计算机,那时学的是0和1的关系与运用,是贝斯克语言系统,除了画框图与我的参谋业务类似,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之外,其余的大都忘了。但那些知识无疑开阔了我的思路,比军营中见的世面更多了,也有了一定的闯荡江湖的勇气和胆量。
  虽然离开了军营,但我没脱下军装。那时没有更多的钱用于买衣服,军装陪伴了我很多年,也为我出门办事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在那个时代,军人是正义、诚实、可靠的象征,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与退伍军人打交道、做生意。在刚刚开始的小商品经济中,军装也成为了一件奢侈品。
  (本文转载自任志强著《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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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任志强接触过多次,最初他给本报记者留下的印象说不上很好。和许多人一样,记者也是对他逐渐深入了解才慢慢改变对他的看法。国企前夕,时逢华远集团举办三十周年庆典,那天,任志强虽然早已从华远集团董事长任上退下来,但作为华远集团曾经的掌门人和董事长,依然是最忙碌和最受关注的焦点人物。任志强本就是个大忙人,赶上公司三十周年庆典这样盛大的活动,就更忙碌了。当天华远总部所有的会议室甚至地下图书馆都成为了接待场所,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著名学者茅于轼、樊纲、张曙光、周其仁、张维迎等都前往祝贺,并参加了当天的论坛。华远所在的西城区四大班子一把手更是集体出动前往捧场。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是放到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观察,它却意义非凡。华远和任志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壮大与成长为时代的弄潮者。尽管华远集团的血统是国有企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计划外的非传统国企,必须自己到市场找饭吃,从20万元、三间平房蹒跚起步,在短短三十年间发展成资产超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尽管在普通百姓看来任志强出身显赫,父亲是副部级的高官,但是他蹬过板车,卖过油条,自认为不是靠“拼爹”而是靠自己打拼撑起一片天地,最终成为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任志强大红大紫,江湖地位越来越高,而华远的发展在业界相对逊色,乃至落后于很多地产后起之秀。于是在当天采访任志强时,本报记者就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任志强(这个问题在当天随后举行的论坛上,刘晓光等一帮老友当着任志强面揭短过程中也被提了出来,这是后话)。对于外界看来华远发展滞后问题,任志强的看法则不同,他说这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华远,很多人只知道华远地产,不知华远还有金融,是多家金融机构大股东,前些年万科等房企从股市拿到了数百亿资金,而华远二次创业,没拿股市一分钱。“企业不在大小,要看核心竞争力,股东给你一块钱,你能赚回多少。从净资产回报率看,华远一直全国排名靠前。”任志强说。  被问及对于房地产调控有怎样的看法,任志强的“大炮”风格立马就显现了出来。“政府不应该管房价,用政策调控管理房价是个错误。”任志强批评说。他认为应加强政府责任,住房保障是政府的硬任务。目前高层没提房地产调控传递了一个信号,预计十八届后房地产调控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纵观华远走过的三十年,其中超过二十年都是任志强掌控的时代,而他任华远地产掌门人则已长达25年,难免打上其烙印。回顾这段历史,是华远成就了任志强,还是任志强成就了华远?这也是本报记者想从任志强口中寻找的答案。“当然是华远成就了我。”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在他之前,还有两任华远领导,他们也都对华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长期管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任志强对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自然是深有感触。谈到这一问题,任志强直言不讳,并且再爆雷人言论,他说国资委成立后提出做大做强国企,不好的结果是出现了“国进民退”,前三十年的实践说明,国企是好不了的。  任志强就是这么一个人,媒体圈里以前说他是“老愤青”,动不动就放炮,从不顾及政府和人民的感受,好像跟很多人都有仇似的。网络上曾发起一个投票活动:选出十个中国人最想揍的人。结果任志强名列前茅,排在第三名。从“农村人买不起房就回农村”、“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到多年来一直高调地在媒体面前抛出房价要涨的言论。各种雷人话语使任志强成为了“人民公敌”。任志强在最近出版的新书《野心优雅》中也自嘲:在中国能有这一称号的人并不多,一个是曾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另一个大约就是他自己了。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很难讨领导喜欢,更别说他还顶撞过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了。但是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任志强在华远这家国企掌门人位置上一呆就是20多年,而且不知不觉中,任志强似乎已经翻身了,还一不小心成为了“姑娘们最想嫁的人”。  用宁高宁的话说,“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确实火了,越混越好,越混粉丝越多,不仅名气大了,而且时常还被认为代表着真理了。那么任志强是怎么“混”出来的,又是怎么翻身的呢?  事实上,在任志强新书《野心优雅》中读者可以找到答案。有人说微博时代造就了任志强,也有人说房地产经济的时代造就了任志强,还有人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言论容忍度高的时代,给了任志强放炮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他。  华远和任志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且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这么认为,没有华远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任志强,没有任志强也没有今天的华远。  性格决定命运,任志强个性中的较劲、较真,爱钻研还特自信,打破砂锅问到底,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态度,以及他的我行我素,无惧真言,任人评说,不怕挨板砖,不怕扔臭鞋的勇气也是决定其命运的要素,任志强性格中的“真”和“直”使他交到了很多朋友。  还是宁高宁最了解任志强,这位任志强的昔日顶头上司说,任志强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任志强与我们大部分人比起来还是有他自身的明显不同特点。“态度和勇气好像让任志强站到了河的对岸,一直不停地向河的另一边的众人大喊。这个世界有态度的人不少,但没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少,但没有态度,既有勇气又有态度才造就了任志强。”(时报)
    任志强现在微博上认证的身份还是“知名地产商”,但事实上他已经于两年前从任职多年的华远地产退休了。这两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在写作,并于近日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他在书中再现他的“传奇”经历:“红二代”背景,年轻时插队下乡,以贩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蒙冤入狱,最后又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任志强坦陈,在决定写回忆录之前,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 “表白”,是否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流言蜚语和争议质疑对于任志强一点都不陌生,他时常因为一些大胆言论遭受炮轰。但这没有妨碍他保持敢言的率性,他依旧敢讲爱“放炮”,并经常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见闻。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讲真话,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在他看来,坦率和人交流,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诉社会,就是一种优雅。  01  朋友都说我“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优雅”  深圳晚报:您写回忆录的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现在就想到要出回忆录,很多人都觉得太早了点,您为什么急于给自己做一个总结?  任志强: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争议,于是就老想表白自己,这本书就是要把社会上已经有的根本争议,在书里做一个解释。我想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我不是做得最好,我也不是做得最大,但是我在努力去做自己。如果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完整的自己,你就是最完美的。  今年是华远30年,我女儿18岁。我想这个书给他们看,一个是给我女儿看到,父亲曾经做过什么;另外相当一部分,我在华远将近30年的时候,我经历过的事情,也记录了华远的一些事情,整个华远在前头,也有后来人,我希望大家对整个事情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深圳晚报:野心跟优雅这两个词怎么理解?野心还比较好理解,但因为您给公众的印象是很敢言,甚至潘石屹还用粗糙形容过您,读者要怎么理解这里的“优雅”?将这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很特别,您的用意是什么?  任志强:回忆录最早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后来还想过《真诚无限》,还有人说《任劳任怨》。出版社认为不用那么直接,所以他们用了《野心优雅》。  认识我的朋友都说,你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优雅。出版社认为,一个人野心不野心,在于你的心宽和窄。他们认为我心很宽,把职业都可以抛弃,把很多东西可以不放在心里。说到优雅,所有认识我的朋友,都认为任志强是最粗的,不优雅。但是他们认为,因为你很坦率的,可以和别人交流,可以把自己真正想法告诉给社会,这是一种优雅。  深圳晚报:好像您只花了一年时间写完该书,写作过程如何?潘石屹说您每次写到夜晚就泪流满面?是因为什么流泪?  任志强:退休后这两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这两年,不管在什么地方,飞机、酒店,反正空下来的时候都写。到全国各地,到美国,凡是空下来的时间都在写,基本上球也没怎么打。、星期天,都在写,因为白天还有工作。有时候晚上写地很晚。书中我想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想走的路,和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风景,把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摆在桌面上。所以有时会写到动情处。  深圳晚报:我在您的自序里看到,“真实”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柴静曾说“真实是无底洞的那个底”,在您看来什么才是真实?  任志强:真实就是说真话。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人至今尚未解密的事情,尽管我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却可以用自己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社会变革的过程。真实也需要社会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作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  02  我敢说是因为不怕别人说我有什么毛病  深圳晚报:您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对您的影响更多是在哪些方面?  任志强:当我决定从部队复员并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时,宁愿去当临时工,也绝不向父亲开口求援;当我被无辜地关进监狱,父亲都坚持绝不会动用任何老战友、老下级的关系去为我说情、鸣冤,直到我从狱中无罪释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清白。正是“红二代”的成长背景,让我在面对更多的诱惑时仍旧选择留在华远,始终爱党爱国。  深圳晚报:也有人认为您也只是过过嘴瘾,选择用一张大嘴来博弈天下。为什么一定要表达?并且选择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这种方式曾经为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么?  任志强:我之所以敢说,是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有什么毛病,但是我不愿意让别人去以一个假的东西去判断。总会有人去说真话,那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等,小学、中学课本都学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到我这,我们就不说了?共产党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深圳晚报:您曾经自认为“血色浪漫的一代”,身上打下了五十年代的深刻烙印,您身上有典型的那种吃苦、理想精神,您觉得您性格中的哪一部分让您和同龄人最终区分开了?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毛主席是一个神,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到经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发现,人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那么也包括我们从无奈到寻找、彷徨一直到最后找到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路,这样一个过程告诉大家,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不是泛泛意义上的,不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才有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一代人,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敬畏,这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03  微博上的我更真实  深圳晚报:您现在是微博上的影响力名人,也被网友称为“知心哥哥”,潘石屹甚至开玩笑说,微博的沟通方式改变了你傲慢的性格,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又怎么看微博这一平台?  任志强:是我想成为公知,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传媒都是为吸引眼球,为传媒自身利益而服务的,所以在使用语言、使用标题等各种方面,目标是让这个报道怎么能吸引人,而它是真的假的,语境是怎样的,或者阐述的中心思想,和它没关系,有人看我的报道就好了,有人买我东西就好了。而当信息更充分发达的时候,我们有了博客,有了微博,可以及时反映出来真相,所以造谣的相对少了一些,或者是扭曲的稍微少一些。  我觉得微博上的我是更真实的,因为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亲情。当人们更全面和更广泛地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深圳晚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听说您很喜欢读书,都是读哪些方面比较多?后面还有写作计划吗?  任志强:我现在主要做书院,国际金融博物馆馆长王巍给我安排的活,或者是冯仑给我排的活,阿拉善的公益环保,还有就是跟张维迎一块,去参加论坛。做这些公益活动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司安排的活动。应该说从时间比例上来说,这些公益活动,大概要占到1/3的时间。另外1/3是社会活动,跟房地产有关的,真正在公司里面也就1/3时间。(南方都市报)
    时代先行者任志强自传《野心优雅》:58万字写尽60年大时代人生故事  “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可以为一段历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现在,轮到任大炮背书了。  9月22日,“地产大佬”任志强历时两年隐密写作的58万字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在北京首发。曾纠结于是否将自己的私生活和内心真实感受公布于众的任志强,最终选择不改大炮本色,揭秘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性的60年人生,发表火药味浓烈的经济和社会观点,将“一个人的故事”写成“我们的故事”。  当日,衣锡群 、宁高宁 、许小年 、张维迎 、张颐武、潘石屹 、刘春 、王巍、李国庆 、俞渝 、王利芬 、宋立新 、夏华 、王潮歌、洪晃 、童书盟等等著名企业家和文化人云集于中国金融博物馆,以“一个大时代中的先行者”为主题,为任志强和他的大时代背书。  让任志强写至落泪的大传  任志强写回忆录,曾被认为是一个玩笑。日,这位华远集团的老大在其微博发表声明,声称自己退职申请已经上级批准,并透露将在免职后开始写作回忆录。 “这是任总开的愚人节玩笑吧?” 许多微博网友当时一头雾水。  这当然不是玩笑。荣退之后,这位地产英雄不但忙于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一项“立言”的事业—写作回忆录。据他透露,2011年8月至上半年,他以传统手写方式、随时随地写作了近60万字,写到动情处常常落泪。  谈及写作原因,任志强不讳言想通过一本完整回忆录回答社会各种疑问:“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关于我的不断有很多争论,我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答复。所以,我干脆把自己暴露在自传里,让大家看到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部任志强唯一一部传记两年来一直江湖上的一个传说。在经过几十家出版社激烈争夺之后,中国畅销书发动机—凤凰联动公司最终抢得《任志强回忆录》的出版权,并在两个多月时间内高速运作、高质推出。据出版方介绍,之所以将这部自传命名为《野心优雅》乃是为任志强量身定制。“野心是指他的心怀宽广,甚至把很多东西不放在心里。优雅是指内心坦率的,可以把真正的想法传递给社会。”凤凰联动有关负责人说。  在这部回忆录中,任志强首次披露与政府高层过招细节,首次公开与重磅企业家联手内幕,不但道尽创业酸甜,而且为新一代中国商人造像。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认为,这部回忆录与郭敬明的《小时代》不同,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窥视大时代镜像中的任志强的特殊人生和特别的性格以及特别的业绩。他甚至认为,任志强的回忆录可能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思考模式、人生经历、语言风格和个性的落幕。  大V再度向政府开炮  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任志强的成长交织着历史变迁。在这部自传中,他独家曝光起诉政府、状告、被国家暗查等曾经引发极大争议事件的内幕细节,堪称极具个人和时代特色的商业史著。  经常处在风口浪尖和漩涡中心的任志强,在撰写回忆录时仍将真实和真诚作为第一准则,即使谈及政府政策,从外经贸部到北京市政府,依旧是炮声隆隆。任志强坦言:“从建设部领导到市政府领导,从国土部到相关单位,我几乎都给得罪光了。”  上世纪90年代末,华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西单文化广场的拆迁和建设工作,但是汪光焘接替张百发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之后,不承认政府对开发企业的土地出让金的减免,并试图将只有地下建筑面积而无地上建筑面积可用的西单文化广场进行出让,让任志强支付一笔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于是,任志强将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拍到桌子上,并与汪光焘大吵一架,成为汪市长眼中不听话的国企干部。“在依法办事与照顾市领导的面子问题上,我又一次犯了错误”。  1996年10月,华远借桥上市在香港引发轰动效应,却激怒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以华润(北京)置地公司未经该会批准而违规在香港上市为由,要求国务院限制和撤销上市的行为,试图用境内的管理办法限制企业借桥上市的行为。任志强认为,华远的中方股权并没有在境外上市,只是所持的外方股权在香港上市了,并且合同中明确规定,获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在华远增资扩股。华润按照“三资法”的规定,具有合法的外资身份。而中国证监会的明文法律并没有规定外资在境外上市需由中国证券会批准。国证监会当发现法律的漏洞可以让企业实现境外上市时,想把审批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绝不是改革的思路。”任志强至今坚持这样的观点。  此外,在这部自传中,他再次批评外经贸部面对法律担忧不愿独自承担责任;炮轰北京某区政府,发誓不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  任志强回忆说:“这一路走来有着无数的沟沟坎坎,但从未阻挡我前进的步伐,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着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  披露与商业巨头交往细节  在新书中,他详细叙述了与诸多政府高层过招的细节,首次披露与王石 、冯仑、潘石屹、黄铁鹰、马云等重磅企业家私密内幕,展现了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群过河的人,一种野心优雅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一部民营企业和创业人生的心灵史和生死书。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北控集团前董事长衣锡群、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欣然为新书作序,从不同的角度畅谈对任志强的观察和思考。  潘石屹早在1993年就与任志强相识。在《野心优雅》中,任志强以轻松的口吻回忆了与潘石屹的第一次接触,初出茅庐的小潘还弄不懂某些房地产术语,但双方依旧签约成功。此外,还以调侃语气讲述了小潘第一次与王岐山见面,一看见市长坐在对面就开始结巴,而任志强只好打个圆场,抢先发言,随后不等王岐山讲话就先告假离席。结果小潘抱怨说:“你走了之后,市长将火都撒在了我头上,说”开发商真不讲理“!”这也成为小潘专门用来打趣任志强的一段闲话。作为在微博上一直与任志强斗智斗勇、亦敌亦友的朋友,潘石屹也不忘记在序言中讲故事作为“回敬”,检讨自己与任志强做了好几年的生意,居然没有请过任志强吃一顿饭。潘石屹称,直到有一次任志强和他说写自传写到深夜,最后是泪流满面,他才相信了这本自传的价值。  曾经任职华润集团总经理的宁高宁,在处理任志强辞去总经理一事上与任志强不打不相识。他认为,“态度和勇气好像让任志强站到了河的对岸,一直不停地向河的另一边的众人大喊。”他认为任志强回忆录最大价值他在真诚性格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勇气,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观点和行为。  冯仑曾经为任志强女儿找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并因一个父亲的认真而深受感动,从此对任志强非常信任。冯仑用七个“大”字(大使命、大责任、大口气、大话语、大词汇、大气魄、大年纪)和四个“真”字(对朋友、对社会、对政府、对自己)来概括任志强的特点,指出任志强身上反映的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  北控集团前董事长衣锡群认为,从华远在任志强领导下实施的资本运作,到微博时代任志强逐渐形成新的品格,任志强始终是以坚持真相著称,他脱口而出的话语,即是他心中所想。衣锡群表示,“他有权利陈述他所认识的逻辑和真相。与其说是试图改变客体或他人,毋宁说是在追究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追究自己的使命,最终,追究存在的意义。”  全面剖析华远管理哲学  在这自传中,任志强如实描绘了从贩卖兔皮小商贩起家,到历经坎坷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的全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任志强承认,他是一个“宁当鸡头,不为凤尾”的人,“只能当管理者”。30年前,当被调往华远时,他即明确向上级表达意见:“我这个人已经不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指挥了,要让我去华远,必须给我个独立的公司,由我挑选和任命干部,经营调度由我说了算,小公司服从大公司,但公司具体的经营由我自行作主,你不得干涉。只要遵纪守法,要允许我有所突破,否则我宁愿不去。”  在任志强的领导下,华远已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旗帜企业。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任志强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华远30年的管理哲学的十二字真经—“上层道治,中层儒治,下层法治”。冯仑认为,任志强的“真”表现在他对公司治理上,就是规范、专业、透明、诚信。“他能够以社会上说真话,包括批评一些政府政策,主要是基点和硬气的地方是自己企业的规范、合规。”  不过,任志强也有自己的管理怪癖。比如,不招清华毕业生。在这本回忆录中,任志强旧事重提:1988年,他从清华大学土木和建筑系等“购买”了5名大学生,每个名额5万元,但一个也没留住。“第一个被我开除退回学校的是个学生会的副主席,也是个桥牌爱好者,但进入华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本来准备请园林局吃饭,客人没来,他自己拿着支票几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顿,严重违反了公司纪律,也成了一种腐败,我没想到清华大学居然能培养出这种大学生,就将该学生退回了学校。”而的有的早就申请出国的大学生利用华远公司的人性化管理特点,拿公司当跳板的做法也是任志强最烦清华生的地方。  任志强在自传中大谈企业文化造“神”的必要。他认为,企业无法各自为政,必须拧成一股绳,而这需要的是企业文化凝聚的合力。用企业的行为,看得见,摸得着一种企业公民的责任,承担起员工的负担,慢慢地就有了神的形象,神的眼睛,神的精神。  首次揭开内心世界大幕  决定写作这本回忆录之前,任志强一直在纠结,是否应记录下自己的私生活,是否应将内心的感受公布于众。他最大程度地战胜了自己。“我太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弱点。将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无情地写出来,目的即是如此。”任志强说。  在这部回忆录中,任志强首次详细披露了人生轨迹:出身红色家庭,随父母战争、建设,辗转各地,家里兄弟姊妹好几个,上共产党进城后办的最好的子弟学校,参加“文革”、红卫兵、插队、当兵、改革开放,受委屈被拘押坐牢,又平反,创办国有民营企业,从拉板车到开餐馆,再到做房地产、做金融。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任志强对于社会上认为“他是告拼爹成功”这种观点的反驳。在自传中,他承认确实多次利用过父母的关系(主要是母亲的关系)办过许多事情,但他可以很坦然地将这些“走后门”的事情写在书里,恰恰是因为觉得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自己发财、为了简单的个人受益去跑去要,或形成腐败与贪污。“我不能说这些走后门都与个人的利益并无关,但确实并非出于敛财的目的。”他解释道“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但要办得坦荡,不是为私、不是为个人谋财富、不是腐败与贪污,而是让社会受益。”任志强认为,他的事业成功与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它,我是我”。  任志强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情感经历,他的初恋女孩、不幸的第一次婚姻,以及现在美满的家庭和对爱女的疼爱。在书中,他对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再度开炮。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人口的角度出发的,但却谋杀了人性,让子女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垄断。他断言,无须从国家人口的角度去谈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危机,仅仅从独生子女的家庭关系和人情世故上看,就必然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也必然是一种失败。  语惊人死不休, “吃着老板的饭,操着总理的心。”在《野心优雅》看,任志强利用所有可能机会开炮。衣锡群表示,虽然无法接受任志强所有的意见,甚至他的表达方式,但是,“我认为他有权利陈述他所认识的逻辑和真相。我相信,包括任志强在内的许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试图改变客体或他人,毋宁说是在追究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追究自己的使命,最终,追究存在的意义” .  任志强答记者问:在回忆录中勇敢做自己  1、您退休后,为什么愿意花费两年时间撰写回忆录?书名为什么叫《野心优雅》?您写书,是刻意安排一整块时间写的,还是平时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任志强:我喜欢做理论研究,写过数百万字的报告和文章,许多发表在内刊《决策参考》、亚洲房地产论坛专刊上,并促成了我第一本书《任人评说》的出版。此后又写了《任我评说》《任你评说》《任他评说》。都是以我为中心,让他人去说的意思。  退休后这两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主要是为了自传。我想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想走的路,和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风景,把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摆在桌面上。  平常的话,如果今天要写个博客 ,在办公室可能当天晚上写到十一二点。我们不是专门写作的人,但是我们经常会为一些东西去写作。这两年,不管在什么地方,飞机、酒店,反正空下来的时候都写。到全国各地,到美国 ,凡是空下来的时间都在写,基本上球也没怎么打,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写,因为白天还有工作。经常上班的工作,还得干。所以基本上抽空,有时候晚上写的很晚。  回忆录最早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后来还想过《真诚无限》,还有人说《任劳任怨》,出版社认为不用那么直接,间接反而可能更能吸引人的关注,所以他们用了《野心优雅》。认识我的朋友都说,你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优雅。出版社认为,一个人野心不野心,在于你的心宽和窄。他们认为我心很宽,把职业都可以抛弃,把很多东西可以不放在心里。说到优雅,所有认识我的朋友,都认为任志强是最粗的,而不优雅。但是他们认为,因为你很坦率的,可以和别人交流,可以把自己真正想法告诉给社会,这是一种优雅。  2、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回忆录真正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你自己做到多少?你想写的,有多大比例写出来了?有没有刻意回避什么?  任志强: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确实一直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心灵的拷问。是否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内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力争还原真实。有些话也许今天无法直接喊出来,但是我已经尽可能地表达了其中的含义。出版前有将近20个出版社来申请,我选择的是删的最少的出版社,但最后结果他们也删了一堆。我当时写了有将近60万字,他们现在编到50万字。他们给我的书稿上,用灰色把那一段标上,七八千字就没了。我后来翻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内容没有了。有些他们觉得和主题相比,可能比较零散一点,也就是说我跟刘晓光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休假,删掉了。我觉得有这个情节,实际上是和人的生活工作紧密联系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和主流的部分不太相配,把它摘掉了。还有包括一些行业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被删掉了。和自己有关的,没有限制,所有都可以说。但如果这个事情记录或真实反映一件事情,对别人有影响的时候,我要从别人的角度考虑,最好不要对他们产生影响,所以我可以不说。  3、您在书中提到,自己是第一个租用军事飞机的人,这是一种炫耀,还是一种不择手段?面对哥哥的车祸,即使具备您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些关系,能起作用吗?  任志强:都不是。军用飞机是部队找的我们,当时部队想做第三产业。我哥哥的事情,只要有钱都可以办到,不需要动用关系。现在民航内都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租用,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你有没有钱,当时钱也不多,当时租一个来回,也就20多万。  4、您在书中说不是靠拼爹才有今日的成功,可是在您创业初期是否动用了家里的关系,您怎么看待家庭对您取得现在成绩的影响?  任志强:我创业从未动用过家里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创业者,都不是靠拼爹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比如说有争议的是汪小菲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母亲已经很成功了,但是汪小菲现在干的是自己创业的事儿,不是靠他母亲,他做饮料公司,是他自己单独的股份,和母亲没有关系,也不是完全继承原来旧的公司,不是一回事。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毛主席是一个神,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到经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发现,人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那么也包括我们从无奈到寻找,彷徨一直到最后找到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路,这样一个过程告诉大家,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不是泛泛意义上的,不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才有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一代人,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敬畏,这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事实,来告诉这个社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在中国,有很多老话叫“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这些生活哲学都比较庸俗,但确实是很多人的生存自保法宝。您是怎么做到,不被这些庸俗的哲学束缚,从而表现出真性情呢?坦白说,偶尔也会有顾虑、恐惧吗?  任志强:没有恐惧,做人就应该这样。不这样就错了。  6、您在书中提到,“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也许这些争吵并非是她的错误,而是我的责任。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反而更容易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既不会闹得鸡飞狗跳,更不会离婚。”您如何看待中国所谓成功人士的婚姻和爱情观?  任志强:正常的恋爱观和家庭观就够了。我没觉得还需要额外的东西。我们没有过什么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都很正常。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见异思迁的。他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跑掉。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见异思迁,她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跑掉。这是最正常的事。很多人认为有人离婚,就所有人都得必须离婚。他们认为这个有钱了以后,要离婚的话,要换人的话,就都得换人,他们这种理解错的。大多数家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问题。从整个离婚率的情况来看,离婚的还是少数的。所以如果他们这么理解这个社会的话,他们可能会自己出现问题,而不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7、最近又地王频出,您觉得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又要升级?二线省会城市未来的房价走向怎样?您觉得在地产圈子里面,有什么您的竞争对手,是比较强的竞争对手?  任志强:我认为不会,也不值得。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尽管你们数出来有13块,但是从总量上来说,八月份的土地供给量是下降的,持续下降的土地供应量,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地王,大家在城区的这种土地供应短缺中,不得不逼着去补充,有钱没钱也得找块地买地,不买地没得干。  我们没觉得有竞争对手。房地产因为地域差别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部竞争只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产品类型,然后同一个时间段,他才会产生竞争。只有在两个项目相邻的时候,或者是在同一期间,才有可能形成竞争。我不觉得有竞争,一个竞争是实力竞争,实力竞争是谁有更多的钱。比如说,在拍卖土地的时候,这确实是竞争对手,你在举这块,他也在举这块,谁拥有最终的实力,谁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谁价格更高,谁就拿到这块土地,这确实是。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没有理智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对形势做出不同看法的一些人,这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8、您和很多大明星都是朋友,还收了两个干儿女?这也是您勇气的一部分吗?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任志强:在社会腐败成风的时代,“干女儿”成了“小三”的代名词,尤其是“郭美美事件 ”发生之后,“干女儿”就成了法定的“小三”了,但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道德的底线和人性的约束,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是个无法挽救的社会,也不认为和“干女儿”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圈子,有体制内的、官方的、企业自身的,也有家人的、亲属的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工作中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伙伴的,更有各种NGO和社会团体的。我更相信这个社会中还是有更多的真情的。  9、为什么执着于举办读书会和参与公益活动?做公益事业不被认可您怎么办?  任志强: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教育几乎都是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读书去改变因为教育体系而形成的错误认识。比如宣传部门现在还在说,要把意识形态搁到中小学教育里面去。我们已经身受其害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要改变这种东西。  我赞助时间最长的是桥牌基金会,二十多年时间我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同样,我赞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长达二十多年,支持了中国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因为北京长期受沙尘暴侵扰,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SEE基金会。并不是所有的公益事业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各种对公益活动的质疑从来没有消停过。公益本就是建立在非为小我而为大同的基础上的,本就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一种无私投入,本就是针对社会现象而非针对某个个体的奉献,社会捐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支持,受到表彰。  当政府把更多的社会矛盾忽略的时候,就要靠社会去弥补这些社会存在的问题。全世界都这样。资本主义国家里头,公益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人数也非常庞大。通过比尔·盖茨 ,通过巴菲特 ,或者索罗斯 ,我们才知道公益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更多开始投入和做这些社会公益事业。在国外计算公益的时候,常常把这些名人和管理者参加公益时间去划成钱,给你计算为投入,中国没有这种计算。人在发生变化,当我不能去从事这个商业活动之后,我愿意把我的精力和时间,更多的付给公益事业,让更多人去参与,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到公益活动。  10、您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先是“人民公敌”,而后又变成“姑娘最想嫁的人”,到“大众情人”,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评价?有的人说你比较高傲严肃,锋芒毕露,还有一些评价您比较平和,您自己觉得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任志强:不是我想成为公知,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传媒都是为吸引眼球,为传媒自身利益而服务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所以在使用语言、使用标题等各种方面,目标是让这个报道怎么能吸引人,而它是真的假的,或者阐述的中心思想,和它没关系,有人看我的报道就好了,有人买我东西就好了。语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媒体,重要的是把语境给取消了。而当信息更充分发达的时候,我们有了博客,有了微博,可以及时反映出来真相,所以造谣的相对少了一些,或者是扭曲的稍微少一些。  我觉得微博上的我是更真实的,因为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亲情。当人们更全面和更广泛的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11、您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经营得好,更因为您敢于发表一些观点,不管是受到热捧,还是批评,您敢于说话的勇气,以及愿意分享您的观点的做法,一直很受大家欢迎。这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显得尤为特别。您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份特别的?是什么内在的力量和动力,让您不吐不快?  任志强:我之所以敢说,是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有什么毛病,但是我不愿意让别人去以一个假的东西去判断。总会有人去说真话,那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胡适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你让我当我就当啊?你让我当我也不一定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等,小学、中学课本都学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到我这,我们就不说了?共产党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12、您在书中又一次谈到了“700万年薪”事件,面对争议,您现在的观点依旧如此吗?  任志强:我没有从国有企业中拿到钱。国有企业这种管理方法,是没有办法去拿到钱的。如果所在的企业百分之百是国有投资,你可以去限制,尤其是像可以动用垄断的权力的行业。比如说是电信、,或者类似的公司的领导,你不能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来为个人牟利。但是如果是完全市场化的,你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用你的管理方式呢?那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从市场上招到最好的人。你要用高级人才,它有一个市场价格,你要用这个人才的话,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市场价格。为什么我们聘用一个外方的管理人员,你就可以给他高价,国内就不能给他高价,差别是在于你是不是利用国家权力,利用国家资源,利用了垄断的权力。  13、您认为一直在讨论的房产税 ,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甚至进而控制房价吗?  任志强:在最初提出房产税的时候,和抑制房价没有任何关系。03年在房价非常稳定的时候,提出要做房产税,只是想要改变税收制度。是一个税法上的概念。但是现在所说的房产税,经常被说成是为了抑制房价,这是瞎胡闹的东西,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赞成房产税,所有的财产,有财产就应该交税。但是前提是,这是你的财产吗?不是你的财产,你为什么交房产税啊?第二个,从货币财产变成实物财产之前,我已经交过你税了,我钱是交过税的钱,我才变成房子,我为什么要交你第二笔税呢?这是重复征税。我们没有说财产不应该征税,但是按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征税条件,而且征税一定是对所有人公平的一种征税。比如匈牙利在1956年就规定人均超过25平米征税,标准和规则都很清晰,而我们不是的。你看看有房产税的地方政府,包括纽约、新加坡等等很多国家,还少了很多间接税,比如说教育费附加,没有的。但是我们额外的税都不减,只加一个房产税,没道理。  14、您在平时常常对政府的政策发表一些不满的看法,但是在书里,却让人感觉爱党爱国?作为微博大V,您怎么看待国家对于大V的整治,让大家在微博上都不敢发言了?  任志强:我本来也是爱党爱国的,我们一直说的是,我们进行制度改革,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更好,不是让这个国家更坏。我们批评政府是希望它更好,不是让它更坏,或者让它垮了,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限制谣言,我觉得是对的。但是通过纠正的方法和公开信息的方法去纠正谣言,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从国际上来说,倡导言论自由,通常是用新出台一个东西,或者公布新的信息来告诉大众那个是谣言。如果他涉及到个人诽谤问题的话,你就去告他。就像大街上两个邻居骂人一样,你管他干什么?但是你要把他变成一个法律的办法去处理的话,利用公众的权力去处理的话,可能引起的是反感。  这就相当于倒洗澡水的时候,可能就把孩子也倒掉了。其实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处理好呢?这就是说我们不够自信,或者说过于担忧,老把这个放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上去发展。大V都是从零开始的。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从零开始变成很多,是因为他的声音或者是他的语言或者是他的意见,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骂我才来的,但是我们想得开,我们不拉黑任何一个人,你愿意骂你就骂吧!为什么我们政府不能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  15、最近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王功权的事情,作为一个和他相识的朋友,您怎么看?  任志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公安局说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实际的依据。所以我们不能评论他被抓起来是对还是错。王功权肯定是做了一些对社会公民权利有益的事情,但涉及到社会公民权益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不完全有利的事情,你搞不太清楚。我曾经跟他谈过,他组织了很多人去围观这个拆迁活动。我跟他说,拆迁活动即使是强制拆迁,不一定都是违法的。很多强制性拆迁,是经过法院判决了,而且法院判决时,一定是有合理补偿和合理安置,我们做房地产,我们过去也经历过很多强制性拆迁。你不要把所有的强制性拆迁都归为一类,都是侵犯公民权利,不是吗?  16、您在新书中公布了于很多高层首脑往来的细节,在与高官的交往中您坚持的原则是什么?与领导过招,您不畏惧吗?有没有什么心得?决策层中的几位领导与您有相似的年龄和阅历,对他们的印象或感受如何?  任志强:坚持的原则是真相第一。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扛上,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这代人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的更多一些,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事儿先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的事情,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  17、你现在的价值观与青年时期的价值观是否存在很大冲突,“红二代”的成长背景对你日后的人生塑造有什么样的影响?至今还留有哪些痕迹?  任志强:当我决定从部队复员并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时,宁愿去当临时工,也绝不向父亲开口求援;当我被无辜地关进监狱,父亲都坚持绝不会动用任何老战友、老下级的关系去为我说情、鸣冤,直到我从狱中无罪释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清白。正是“红二代”的成长背景,让我在面对更多的诱惑时仍旧选择留在华远,始终爱党爱国。  18、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官商关系,您始终强调在中国是制度为先,但是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靠关系好的官员,很多事情是不是可以做成?  任志强: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我们不需要官商,我完全是市场化。有什么官商呢?我更看重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财经网)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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