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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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被破坏的遗存。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被盗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我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之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从古自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分别是在西汉、清代和现代。我们之所以把西汉时期作为第一次盗墓高峰，是因为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陪葬品最多的也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清代成为第二次盗墓高峰，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也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第三次盗墓高峰，也就是现代的盗墓高峰，这一次盗墓高峰是时间持续最长的。
纵观古今，参与盗墓的盗墓者可谓多如牛毛。翻遍盗墓强人的花名册，里面既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有出身于草根的流贼，甚至还有墓主的自家人。官盗者明火执仗，民盗者聚蚁成堆，监守自盗者防不胜防，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在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业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这就是在盗墓者中至今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获取墓中财物。
盗墓者一般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方式等风俗、宗教文明毫不在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盗墓运动曾经形成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中国官方墓葬考古开始于1921年，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组织考古发掘。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也一度偃旗息鼓，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盗墓再度猖獗。昔日墓葬排布密集、“无卧牛之地”的洛阳邙山，在盗墓者长期的盗扰下，如今已经是“十墓九空，甚至九九空”。在周公庙遗址发掘之初，已经探明的22座西周大型贵族墓和14个星布其间的车马坑遗址区内，形成于各个时期的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盗洞随处可见。如今，历代帝王陵除始皇陵地宫和明清大多数帝王陵之外，没有被盗扰过的已经很罕见了。
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最大的不敬；对生者来说，会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对文明工来说，是巨大的祸患。
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说过：“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墓葬文化、盗墓史实，我们编纂了本书，我们无意于对盗墓活动推波助澜，惟愿地下的亡灵能够得到安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不知从何时起，盗墓之风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盗墓的源起，是因为有墓可盗，并且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也就是说，盗墓，是因为厚葬的兴起。厚葬之风越浓，盗墓活动越发猖獗。盗墓活动并非简单的掘人祖坟，撬开棺材，它也有相当的规矩与技术要求。比如，如何选择大型墓地，如何确定墓内有丰厚的陪葬品，这些都是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的。
一般情况下，盗墓者盗掘陵墓，主要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的陪葬品，也有一些盗墓者是为了窃取墓葬中的墓材，有些人是为了进行政治打击、压迫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历朝历代都对盗墓者进行严厉的打击、制裁，但盗墓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其原因何在，也许人们口口相传的这句话比较能回答这个问题：要致富，去盗墓。盗墓能取得巨大的利益，墓葬中的陪葬品引诱着一拨又一拨人前仆后继，奔向墓地……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中国墓葬文化
墓葬何时到人间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清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古代文献中对“墓”这个字的解释与“没”字相同，即埋在地下就没有了。远古时代，人死了只是在地下随便挖一个坑掩埋而已，有的甚至不加掩埋，那时没有墓葬这个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古人认为人的肉体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还会回到人间来降临福祸。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后人对死者的崇拜和信仰，人们对逝去的人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人加以保护和庇护，死者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灵魂也应该有一个安居之所，他生前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他喜欢的装饰品也应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氏族成员、妻子儿女死后也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同他欢聚。这个死者灵魂的安居之所、亲人死后同他团聚的地方，就发展变化为墓葬或墓葬群。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但这样也只是将死者的墓穴挖的更大一些，随葬的物品更多一些，埋葬死者的方式更隆重一些而已，因为当时还没有产生把死者的墓穴作为永远祭祀的意图，所以，地面上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这种挖坑掩埋死者的方式，在目前发现的夏、商、周代遗址中已得到证实。如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在这里建都达三百年之久，现已发掘出商王墓十一座，而墓的地面上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标志。这种埋葬死者的方式，经过了夏代、商代、一直到周代的春秋时期，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古代墓葬有各种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亚”字型墓是最高级别的，是古代天子和皇帝的墓葬；“甲”字型墓是大臣级的墓葬。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余件。
到了西汉时期，棺椁的用料及规格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黄肠题凑的出现。
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黄肠是指柏木黄芯即榫头用柏木芯；题凑是指椁室的构筑形式，榫（sǔn）铆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发现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880根黄芯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代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秦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墓葬中，随着墓主人一起下葬的，不仅仅是主人的尸体，还有一些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既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说：“土之高者曰坟，葬而无坟谓之墓。”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周代的春秋前后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的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的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辩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ōng）》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扬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ū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的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作墓葬名称的有如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时七雄之一的赵国国君赵绁（xiè）（公元前349—326年）。《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赵绁）十五年（公元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000万人，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象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嵕（zōng）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及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贼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以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能逃过，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园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升、李景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CD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园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的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时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ǐ）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2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也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所谓“封”，便是以土堆积成封丘，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坟包。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期中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达了信息。
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因此，战国秦惠王陵成为了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这就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遗迹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11个帝陵帝陵较为集中，有9个在今咸阳塬上，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塬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塬上。除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皇帝与皇后合葬也是有规定的。他们合葬后，虽然同茔，但不同陵。皇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墓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在帝陵之东建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象征死者对墓地拥有所有权，从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买地券”。随着货币经济的冲击，一些地区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南北朝的“潜葬”之制相比，唐陵平面布局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依然不再像当年珍珠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真正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成熟阶段的布局风格是明陵。明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被誉为“地下宫殿”的明神宗定陵玄宫，该陵墓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5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都是厚葬惹的祸
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着的变化。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大百余人。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yì）藏之。”汉陵中的藏品，可以从赤眉军盗墓时的情形窥见一斑：当年，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同样地，因未开掘而尚未得知其珍宝数量的，还有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陪葬墓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乾陵的藏品将是多么丰盈。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累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这些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的宝花，令人叹为观止，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还有数千件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
在清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了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正是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盗墓与反盗墓之间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与盗墓是呈咬合发展趋势的。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风潮愈高涨。也许，历代帝王将相并没有想到，他们在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正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它令死者尸横于野，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墓贼觊觎宝物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这说明，古人对于厚葬的危害，早有所认识。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盘，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北宋时的陕西转运使李朝孺盗得商末名臣比干墓，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出现了。《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厘（lí）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在该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1928年夏天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导致墓坑下陷。当时正好有一个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破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1933年被盗掘的著名的楚幽王墓。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盗得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古墓也没有得到安宁。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但是，挖出的器物并没有像盗掘的官兵想象得那么多，他们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实在窝火，便在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在前两次的盗掘中都毫发未损。因其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让盗墓贼得手。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日，***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虽然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我们无从得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说法，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各方学者对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这一说法做了认可。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个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入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yìng）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魏君墓。它位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有三座大墓在固围村，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1929年时，墓地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9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但这一论断似乎是太过牵强。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何许人也，成了历史悬案。
第二处是中山王墓。该墓位于河北平山，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jué）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了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时盗掘该墓的应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guó）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有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luò）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楚顷襄王墓。该墓位于河南淮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秦汉时期，中原大地逐渐实行大一统，国家实力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再度刮起。虽然墓主人极力奢华，大加装饰，但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曾因出土了因高超的防腐术而保存完好的女尸的马王堆汉墓让世人感到惊叹，众人皆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但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nài）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名人墓都被盗掘过，这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yǎn）墓等。
宋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盗墓贼的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对生者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在明清两代的王陵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与毁坏。
　　墓葬风水有奇书
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我们国家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相传，晋代郭璞为《葬经》的作者。郭璞（pú）（公元276年~公元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今山西省闻喜县），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lǎn）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隋书经籍志》着录有集十七卷，明人辑有《郭弘农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一看便知道不是他的真名。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葬经》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着，对各种地相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墓址的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
《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都是按照《葬经》中提出的吉凶为依据进行墓葬选址的。
《葬经》中云“地贵平夷”，就是说墓地最好选择在平坦之处。在中国，一般的中小型墓葬都会在平地选址，这当然是因为平地容易修建墓葬的缘故。但《葬经》一经问世，平地起墓似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平民的墓葬都是修建在平地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人的墓不是建在平地的，那就是帝王陵和一些贵族的高等级墓葬。
“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这说的是山中墓葬的埋藏深浅问题。如果墓葬选址在干涸的地方，那么可以埋藏得浅一些；如果选址在山中平坦的地方，则要埋藏得深一些。唐代末年，爵封秦王的军阀李茂贞的墓葬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北坡公园，距市区2.5公里，其周围为低矮的小山。李茂贞墓所在之处为山顶的平坦之处，正是《葬经》中所说的“坦夷”之地。在这种地方安葬，需要深挖墓，李茂贞墓墓室距地表竟然深达20余米，做到了深浅得宜，也只有这样才能“风水自成”。
在古代，很多帝王、贵族的陵墓设于山间，因此《葬经》中对山中如何选择墓址有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明确提到了“葬山之法”。山有巅和谷，那么，墓葬究竟是要建在山巅还是山谷呢？“若呼谷中。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这就是说，如果在山脉上选址，则要建在山脊上，如果是在山谷中选址，不能建在山谷最低处，而要建在山腰处。辽代陈国公主墓的选址恰恰印证了这一墓葬选址原则。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的山谷中的陈国公主墓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那里山势蜿蜒，陈国公主墓便坐落在龙山的山谷中。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山谷的山麓处发现辽代墓葬特有的青砖，经过勘察，确认为一处辽代贵族墓。其墓葬所在之处便是“垄葬其麓”的典型代表。
接下来的问题是，适合修建陵墓的山是什么样的呢？哪种山更适合建墓呢？《葬经》中言“若乃断而复续，去而复留，奇而异相，千金难求”，意思是说，山脉断了之后又起伏延续，延伸远去，却又蜿蜒而回，这种奇特的山势视为风水宝地，千金难求。又说“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内外表里，或然或为”，意为草木繁茂的地方有吉气。当然，奇特的山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山中如果有溪流经过，那是最好的。“山来水回，贵寿而财”。有这样一种说法：山主贵，水主财。也就是说，山中有流水经过，才能给子孙增寿添财。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陵墓为什么都选在背山面水之处的原因了。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位于关中九嵕山，其山纵横起伏，巍峨壮美，松柏丛生，更有山溪环绕，正是《葬经》中所描绘的绝佳安葬之所。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嵕山，便被这里的山势地形吸引，当即下旨，选九嵕山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所在地，据史料记载，也是在一个有山有谷、有泉有溪的风水宝地，经考古调查最后确定，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的山中，那些地表遗留的石像生、石墙等遗迹正在群山环抱间。
人活着的时候，家是休憩之地，死后，墓葬便是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需要慎重选择，不光是下葬的地点，还有下葬的时间等。这些风水堪舆之说并非先人杜撰，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所生，绵延万世。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陵墓选址是极其重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皇帝本人来讲，选择一个万年吉地是一大心愿，他希望死后继续享受帝国的荣华富贵和皇帝的威严，希望他的威严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其次，对于整个皇族而言，这是关系到龙脉兴旺的重大事情，所以不得不慎重。最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般来说，政府会设立专门负责修皇帝陵墓的机构，比如，在明朝主要是工部负责，而负责的大臣，主要是内阁大臣。主持修陵工程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表现，主持者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会获得丰收。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生在苏杭，葬于北邙。意思是说，苏杭一带是人世间的天堂，最适宜人居；而洛阳的邙山，自古汇聚帝王将相之陵冢，最适宜穴居。北邙，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亦作北芒，即邙山，也叫郏山、北山。西起三门峡门，东止伊洛河岸。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旧说此山是陇山之尾，乃众山总名，连岭修（yǒu）亘400余里。自东汉城阳王祉葬于此后，遂成三侯公卿葬地。后因泛称墓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通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在邙山发现九处大型墓地：西郊三山村东周陵区、东周王城陵区、东郊金村东周陵区、邙山东汉陵区、邙山北魏陵区、偃师万安山东汉陵区、偃师首阳山西晋陵区、偃师曹魏陵区、偃师景山唐代陵区。正如唐人诗中所描述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郎山之中处处皆有王陵，此地堪称中国墓葬第一风水宝地。
中国人认为，墓地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社，如果是帝王陵选址，则又牵扯到国运兴衰、百姓苍生。
相传，唐高宗李治早年命大臣长孙无忌为自己百年之后选择安身之地。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主峰高耸、两川环绕的梁山。但这一提议遭到当时著名星相学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认为梁山与唐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嵕山中有一水相隔，阻断了皇室龙脉的传承，因此李唐王朝三代之后恐有亡国之厄。而梁山本身北峰为高，整个山形看似仿佛少妇平躺，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帝王，恐怕李唐王朝会被女人所控制。然而，唐高宗并未听从袁天是意见，终于还是将陵寝建在了梁山之上。后来，武则天代唐，建立武周政权，也恰恰印证了袁天是当初的预言。
这个传说虽是后人为武则天称帝之事穿凿附会，但却从反面说明古人相信帝王陵寝的风水关乎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墓葬的重视，才会产生墓葬风水之说，《葬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但是，先人们在通过风水选择墓地的同时，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告诉后世的盗墓者们，此处有墓。好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千百年后，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坟墓被盗殆尽，甚至暴尸荒野时，他们可能无法想象，当时奉为风水宝地的墓址，会被后人盗掘、毁坏，假如他们地下有知，定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名臣调包争墓地
古人把墓地的风水看得很重，具备好风水的墓地都想要，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一处墓地两家争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曾经就出现在汉代名臣东方朔与汉武帝之间。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字通，汉朝第7位皇帝，汉族，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其母是皇后王娡。公元前156年生于长安，公元前87年崩于五柞宫，享年69岁。汉武帝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5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曾用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号“孝武”，后葬于茂陵。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可见汉武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汉武帝生前威猛无比，死后也风光无限。汉武帝死后葬于茂陵，茂陵北依九嵕山，南望终南山，建筑宏伟、风景秀丽，陵墓本身就是一座高高土丘。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称“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yì）藏之”。当时在陵园内还建有祭祀的便殿、寝殿，以及宫女、守陵人居住的房屋，设有5000人在此管理陵园，负责浇树、洒扫等差事，而且在茂陵东南营建了茂陵县城，许多文武大臣、名门富豪迁居于此，人口达27.7万多人。茂陵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陵周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茂陵为什么成为汉武帝的陵墓所在地呢？这与一个传说有关。
传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有一次，打猎经过茂陵墓址的地方，立即被这里的风水所吸引。正当他赞叹的时候，一只麒麟状的动物朝他走来，他高兴极了，马上搭弓一箭，嗖的一声，利箭呼啸而出。以汉武帝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射中猎物应该毫无悬念，结果出乎意料，那只麒麟状的动物不见了，倒是突然长出一棵长生果树。汉武帝不明所以，立即找来当时的风水大师东方朔询问。东方朔来到汉武帝打猎的地方，但见地上平旷，绵延不尽，南望秦岭，北依群山，气象开阔，气脉极佳。他立即大呼宝地：“此地气息所集，风水乃千百年来第一吉壤，而且又与渭北诸陵连成一体，则西、北龙脉相连。另外，此地"土"大盛，您名字里的‘彻’中间有土，居于此，可居中以震四方。”
汉武帝龙颜大悦，立即下令在此建一亭舍。回宫后，汉武帝下令在此营建陵墓。汉武帝的陵墓前后修建了53年，才最终大功告成。陵墓的选址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也反映了汉武帝长寿的愿望，以及希望万年吉祥的意思。
汉武帝选择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之后，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之所以说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是因为只实现了他长寿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大汉王朝绵延子孙的愿望。他死后不久就被盗墓贼将坟盗掘，西汉王朝也很快覆亡。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可以说很差，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东方朔判断有误。
而事实上，这儿又有另一个传说在佐证这个事件。
传说，东方朔看到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之后，也想把它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息地，但皇帝看上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来了一个调包计，占尽了茂陵的风水。原来，东方朔在给刘彻看陵址时，发现这里的风水确实很好。他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飞黄腾达，瞒过汉武帝，把茂陵址故意向上移了一段，而将真正的宝地留给了自己，为了日后能顺利找到这块宝地，他在这里种了一棵小树作为标记。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甚至决定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兴衰。因此，东方朔一直将这个秘密隐藏在自己的心底，直到咽气之前才将儿子叫到面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在茂陵下面靠塬边上的那个地方找一棵树，那棵树已经六十多年了。找到后一定要把我埋在那里，切记！切记！”说完就断了气。
东方朔的儿子按照他的遗言找到了那棵树，并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埋在了那里。东方朔被埋在了宝穴后，陵墓疯长，第二天，墓就长高了五丈，第三天，又长高了五丈。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要高过茂陵了。天神看不过去了，拾起一块石头就扔向了他的坟，坟被压住，不再长了。后来人们把东方朔的墓称作“压石冢”，并说这儿的风水的确比茂陵好，在压石冢这儿可以“卧看长安”，而在茂陵那儿就只能“坐看长安”。
英勇神武的汉武帝也许不会想到，他生前看好的风水宝地，竟然被他的臣子东方朔占了去，但此时，他对此事也鞭长莫及了。
一支响箭定皇陵
从河南巩义市出发，沿郑洛公路西南行40里，再徒步南行约七、八里，就到了一个名叫“龙洼”的地方。这里，四周台地层层，远处是簇簇青山，中间是一片平川。就在这平川上，有一座古代陵墓高高隆起，它就是***《沁园春·雪》一词中提及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宋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墓地——“永昌陵”。
永昌陵统领着北宋皇帝的陵寝群——宋陵。整个宋陵区的规模不小，散落在巩义市区和下辖的芝田、西村、回郭三镇。北宋有七帝葬于此（除征、钦二帝被掳，死于北国之外），分别为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统称“七帝八陵”，还有后妃、功臣如包拯、寇准墓，据考证有300多座，是一个巨大的陵墓群。
北宋定都开封，为何要将陵寝建于远离国都的巩义呢？这还要从开国之君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长期驻军洛阳，所以赵匡胤出生地是在军营——洛阳夹马营。他在洛阳度过了童年，当了皇帝后，常到各地巡视。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春，他又到西就（洛阳）视察，顺便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忆起儿时嬉戏情景，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指着一处地方对随从人员说：“我幼时有一心爱玩具小石马，后来把它埋藏在这里，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说罢命人去挖，果然找到了小石马。赵匡胤拿起来爱不释手，就带在了身边。当他返回东京的途中，行至巩县时，又亲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祭奠（赵弘殷死后，原葬于开封东南隅，赵匡胤即帝位后，于公元963年迁葬于巩县西南40里的訾乡邓封村）。祭毕，他又登上陵园神墙的西南角楼向四处遥望，当看到远处的不老青山、近处的悠悠流水时，顿时引发了今昔之思，不禁一阵唏嘘感慨。于是，赵匡胤抽出一支响箭，搭上弓向着西北方向射去，那箭直飞到400米以外才落下。赵匡胤长叹一声，对随从大臣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终须有归宿之地。你们记住，今日箭落处，就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又亲自拟了名称——永昌。
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日，赵匡胤独坐宫中太清湖畔，细观夜色，只见星光璀灿，和风微至，宁静清幽。可是不久，天色大变，他赶忙回到宫中，传旨召弟弟开封尹（京城长官）赵光义入寝宫相见。光义来到后，命令后妃、宫女、宦者等侍候的人，一律退往外院，两人酌酒低语，谁也听不到在说什么。只从窗外透过窗纸“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状”，又见皇帝手持大斧嗵嗵拄地，大声说：“好做！好做！”随后就倒卧床上，“鼻息如雷霆”。光义当晚陪宿屋内。天将黎明时，万籁俱寂，忽听有人报说：“皇帝晏驾了”。
史学家们认为，宋太祖之死是因其弟赵光义做了某种手脚，但事隔千年，今天已难以澄清真相。而“烛影斧声”也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赵匡胤死后，灵柩停放于万岁殿，由皇弟、后妃、皇子、文武大臣每日致祭。第二年四月，灵柩运往皇陵——今巩义市芝田乡安葬。护送灵车的官员、卫士、仪仗队伍及皇宫妃嫔人等共3000多人，二十五日到达了这片太祖早已选好的陵地。
宋陵有皇帝及皇后、大臣等的陵墓300余座，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皇陵群。现地上所存700多件精美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北宋皇陵的诸帝陵园建制统一，平面布局相同，皆坐北朝南，分别由上宫、宫城、地宫、下宫4部分组成，围绕陵艺术造诣园建筑有寺院、庙宇和行宫等，苍松翠柏，肃穆幽静。西村陵区位于西村乡北的常封村和滹沱村之间，包括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蔡庄陵区位于蔡庄北，有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孝义陵区位于县城西南侧，包括仁宗赵祯的永昭陵、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八陵陵区位于八陵村南，包括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哲宗赵煦的永泰陵。
好风水难保稳固
在我国，风水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音。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000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在选址时进行了充分的考虑，比如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地，就像故宫一样，虽然朝代变换，民族却愈加强大。
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并不是以人的意志或者风水的好坏来判定的。所以，纵然十三陵是风水宝地，也无法保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明朝统治者内部已经腐朽无能，统治机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驾驭当时的时代，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明朝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既然这样，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魂归北斗明孝陵
明孝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号决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周边的常遇春墓、仇成墓、吴良墓、吴桢墓及李文忠墓等5座功臣墓也同时被划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评价明孝陵的：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明孝陵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已不存在，但陵寝的格局仍保留了原恢弘的气派，地下墓宫完好如初。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明孝陵是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明孝陵堪称明清皇家第一陵。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皇家陵墓以其墓主显赫、规模宏大、形制独特、背依钟山环境优美而著名于世。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
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的设计理念、制度格局、营造规模和艺术成就很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帝陵的修建，如今分布于北京、湖北、河北等省、市的明清皇家陵寝都是以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而建造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孝陵不愧是一项天才的艺术杰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高度成熟时期的一项综合性成果，它开创了明清帝陵的一代新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地位。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规模巨大。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再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里，护陵驻军有5000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神烈山碑、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对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xièzhì）、骆驼、麒麟、马和象六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陵园规模宏大，格局严谨。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国帝王陵中唯一不呈直线，而是环绕建有三国时代孙权墓的梅花山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形似北斗七星。由卫岗的下马坊至文武方门的神道长达2400米左右。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额枋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陵寝建筑都是按中轴线配制，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孝陵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现仅存下马坊、禁约碑、内红门、碑亭中壁、石像路、方城明楼下部等砖石建筑。明孝陵布局宏雄，规制严谨，陵神道开了弯而且长的先例并影响了明清两代。陵园纵深2.62公里，当年围绕的红墙周长22.5公里。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状布局！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别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规，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规、传统办事的帝王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神道加深延长，便于布放石人、石兽。还有人说，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时，有人建议挖平孝陵对面的孙陵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认为让东吴孙权大帝为自己守陵更显气概。
后来，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为农民军起义将领时，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雄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既然费尽心机择址建陵，在陵墓的设计上一定会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