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功]15集电视片《中华武功》解说词_中华武功-文化杂谈-就爱阅读网
[中华武功]15集电视片《中华武功》解说词_中华武功
本文话题：中华武功，传奇故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央视《探索发现》2008年播出（一）习武秘籍中华武术，源自人类攻击自卫本能，但又远不只是拳脚打斗的蛮力比拼。千百年来，一脉传承而来的拳械套路、功法理论浩若烟海，多得难以数清。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调动周身每一根神经去努力感受，每一个武术门派，都有着一段传奇曲折的历史。纵观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还没有哪一种传统搏击技巧，具有如此丰富的技术理论体系，也没有哪一种搏击技术，具有中国武术这样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是当一个初习武艺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武术时，常会有高山仰止、不得其门而入之感。于是传说中的习武秘籍就成为进身武林的不二法门。习武秘笈,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武术功法及兵器演练图谱，它是记录中华武功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可是，它究竟出现在何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是如何传承至今的呢？许多人的习武梦想是从这些神秘的古书开始的，在武侠文学中，这些神秘的图画和文字，是绿林侠客舍命拼争的无价之宝，是江湖争斗的永恒主题。有些人认为，只要熟练这些拳脚动作，就掌握了超人的功夫武艺。有了它，可以让一个凡夫俗子，在一夜之间修炼成绝世奇功，获得号令江湖的至尊地位。这些武侠文学影视作品描写的神奇武功或许早已充斥你的想象，九阴真经、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换日大法这些充满文学想象力的神奇功法是否真的存在？飞来飞去的掌法剑法令人神往，却让人半信半疑。而号称天下第一的所谓葵花宝典神功，则是需要用最极端的方式才能获得，听来很荒诞，需要自宫以断绝阳刚之气外泄，才能修炼成功。这样的神功秘籍自然是小说家的奇思妙想，但真实的武林秘籍到底有没有呢？初习武术者能否依靠它来指点迷津呢？位于上海的中国武术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武术专业博物馆。馆藏数百件古代兵器文物和文献典籍，我们寻找的武功秘籍是否隐身其中呢？根据研究人员搜集的编目，较早记录武术技法的书籍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类的"兵技巧"部中介绍了武术，共有13家、199 篇，其中"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蒲苴（pú jū）子弋（yì）法四篇"是对汉代武艺的专门介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专著原文都已散失,仅有篇目名称。但从标题来看，可以明确判断是较早的武术技巧专著。然而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还有那些没有进入文字更久远的历史？武术真的是汉代才起源的么？秦汉之前武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武术当然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起源。武术的本质是攻击，这是人类的天性，为了获得食物、保护自己，攻防能力是必须的。这也是武术的源头。但是本能还不是武术，只有当本能变为自觉，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强化自己的攻击技能时，武术才开始萌芽。抛开文字的历史，武术起源的证据在更早期的岩石上。云南沧源岩画，真实记录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先民的战争和狩猎场面。画面构图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人物造型古朴，用铁矿石粉末和动物的血液混合涂染，色彩呈暗红色。根据学者的解读，这些岩画描绘的是原始部落时期狩猎、战争和祭祀场面。广西，新疆，青海等地也陆续发现一些类似的岩画，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商周时期，跨越年代可谓久远。虽然图画兼有庆典、祭祀等功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打斗人物形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承担教授部落内部成员狩猎和攻击技巧功能，堪称最原始的武功秘籍。武术最初的发展，与军事国防是分不开的。中国武术博物馆的古代兵器的收藏，不仅注重文物价值，更强调其中的武术发展史相关信息的含量。商周时期冶金技术成熟，金属兵器战具大量出现，包括戟在内的五种长兵器，是当时军队配备的常规武器。兴兵打仗也开始采用车战方式，这对士兵的武艺提出新的要求。首先由弓箭手发起进攻，待双方逼近，则挥舞矛戈殳戟，近距离搏杀。因此，驾车、射箭技术，使用长兵器的力量和技巧，都是士兵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武术史研究者看来，古代兵器所包含丰富的技巧信息，也是反映那个时代武术发展状况的军事武术秘籍。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武术渐渐脱离纯粹的军事范畴，被赋予更多道德教化内容。《列子?说符》记载：孔子的力量，能举起都城大门的门栓。有人估算，大概相当于两三百斤的重量。而孔子的射箭技术之高超，也是完全有教导学生的资格。据说孔子的射术能准确命中空中飞鸟，因此当他给学生演示射箭技巧时，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麋集如堵，水泄不通。在孔子看来，射箭不仅是武艺，还是培养礼仪品德的重要内容。《论语》里孔子曾经说, 君子不会轻率与人争斗,如果一定要争高下的话,那就射箭比武吧!孔子时代，是属于思想家的时代。老子、庄子、墨子诸大家的哲学思想，影响到社会思潮的方方面面。中国武术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呈现出注重内涵的哲理化趋向。早在战国时期，武术家们就将剑术上升到哲学层面，越女论剑堪称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武学理论名篇。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这篇文章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因为史学家对于武艺本身的细节描述过于简略。这或许是由于汉代之前的文字，大多是写在竹简上的，窄窄的竹片限制了插图形式的表现。那么汉代时，到底有没有图文并茂、我们所熟悉版式的武术秘籍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距今两千多年，西汉时期的帛画，震惊了学术界。当考古工作者将这幅残破的帛画拼贴一起的时候，立即被画面中数十个形态各异的人物所吸引。他们衣着各不相同，有的高举双臂、引颈向天，有的俯身弓步，酷似武术中的马步站桩。他们是否在演练某种武术套路？一幅深埋地下两千多年的帛画，是否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图文并茂的武林秘籍呢？帛画长约100厘米，高40厘米。分上下4层，每层11人，共绘有44个人物。其中男、女、老、幼均有，或着衣，或裸背，均为工笔彩绘。仔细查看，除个别人物使用器械外，多为徒手操练。依稀可辨的文字图注弥足珍贵，由此揭开这幅帛画的庐山真面目。图注文字一般位于每个人物旁边，这与后世武术古籍的版式相似。文字内容都与鸟兽动物相关，涉及鹞、鹤、猿、猴、龙、熊等八种。原来画中人物正在模仿动物的体态。但是这种模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曾经有过不少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武术站桩功法的鼻祖。也有人认为它的每一个招式暗含杀机，是具备实战技击意义的拳法图谱。不过专家们最终的研究结论是：这幅帛画是一种先秦健身术的图解教材，名为导引术。庄子曾对此有过记载：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之术，导引健身术，是一种模仿动物体态，注重调整呼吸的健身体操。古人的健身观念认为，有些动物具有长生不死的本领，人们模仿这些鸟兽的动作姿态，就可以达到舒展经络长生不老的目的。考古专家因此将它命名为导引图，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图解健身文献，也被武术史研究者誉为最古老的导引健身秘籍。而中国武术的一大特色，是健身与技击两方面并重。象形拳，是古代武术家最为独特的发明。传承至今的种种奇特拳法，如猴拳、鹤拳、虎拳、螳螂拳，都是源于象形观念，与马王堆导引术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正是中国武术与其他国家传统技击术的最大区别，也是武术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源泉。时光之轮向前运转，越过了战火频繁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和短暂的隋朝，直至大唐盛世。通过这一时期石刻造像、兵器甲胄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军事武艺已得到长足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没有受到重视的缘故，导致武学文献专著散失无存，无迹可寻。不过唐代时，许多武术招法出现在了诗辞歌赋当中。而武侠文学的先行者--唐代传奇，也留下许多经典的魔幻武功典型，为后世神秘化武功秘籍开了先河唐传奇名篇《聂隐娘》，描述了一种神话般的所谓飞剑技艺。聂隐娘掌握一种飞剑法术，她的宝剑是一种被施过法术的神剑，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可以縮成一只弹丸大小，藏在发髻中；要使用的時候，只需意念催动，弹丸就展开成一柄宝剑，腾空飞翔千里之外，瞬间斩杀敌人，这就是所谓的千里飞剑、取人首级的神奇武功。在唐代传奇里，轻功神行术则是侠客们走江湖的必备。昆仑奴是来自异国的武林高手，用自己坚实的后背承载一对有情人，腾身飞出重重高大的宫墙。侠女红线可以在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这些神奇武功，在后世武侠小说里被演绎为所谓“千里独行”、“万里追风”的“飞行术”。唐传奇侠客故事，是武侠文学之滥觞，种种玄幻风格的描写，对后世武功秘籍的神秘化倾向影响深远。宋元以后，中国武术发展完备，全面走向成熟。真正意义上的武术秘籍出现在明代，代表性著作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武篇》﹑程宗猷的《耕馀剩技》，俞大猷的《剑经》。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拳术﹑器械流派及沿革，以图文并茂方式讲解动作特征﹑要诀，功法理论。但是书中语言朴实无华，与人们想象的神功秘法相去甚远。中国武术从远古时代发端，至明清时期达到理论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历代热爱武术的人们将自己的智慧心血融入其中，传世的拳法图谱、出土兵器和相关文物、文献，被誉为真实再现古代武术面貌的、看得见的武术秘籍。但是有了武功秘籍，并不等于功夫上身，我们很有幸生活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各种书籍资料很容易得到。然而武术并不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听上去有趣的视听艺术，还是一种需要与你自己身体的极限，进行挑战的艰难历程。外练筋骨皮，说的是这些硬功夫。铁砂掌，金钟罩，铁头功，种种令人眩目的抗击打功夫，都在挑战习武者身体的承受极限。人们常说的意守丹田，更形象的说法是用“丹田呼吸”。多习武者对于丹田呼吸有着自己的理解。长期采用胸腹式呼吸，可以有效增加肺活量。此外许多习武者认为，意存丹田还能培养元气，调整情绪，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但是中国武术的气，又远远不止是呼吸。气、穴位、经络，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体的独特认识，武术的功法理论体系由此构建。套路，是将技击攻防的招式连续演练的串联编排。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最好的概括了武术的内外双修理念，带给人们独特的身心愉悦审美感受。然而这些功夫学有小成，还只算得上是初入武林的新手。习武人讲武德为行走江湖的头等大事。武术在今天已经淡化它原本单纯的技击攻防功能，而成为强健身体，提高修养的文化生活方式。但习武者对于功夫二字的追求却一直没有停止，各个门派的武术，都重视切磋比试，而太极推手在外人眼里看，就像两个人的肢体谈话。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武术事业，一些体育院校开设武术专业，将武术列入教学课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国家体委主持的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武术摸底普查顺利开展。对全国范围内尚在世的许多门派名家传人以文字、录像、拍照多种方式记录存档，为后续研究取得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与武术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习武招式、套路的技术层面，也不满足武侠小说渲染的神秘玄幻，而是希望理性的探求武术这一传承数千年传统体育的文化蕴涵。武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象征和标识之一。上海中国武术博物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座目前全球第一家全方位展示武术历史与文化的专业博物馆，于日世界博物馆日，推出一系列武术文化史专题展览。馆藏的近千件历代武术文物和武学典籍，将带领人们跨越时空，从那遥远的起始原点出发，一路解密传奇与历史，一起体验艺术与技术，阴柔与阳刚。感悟中国武术文化的昨天与今天，共同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二）奇门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这是中国武术界对于冷兵器的形象评价。在中国武术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兵器一直和拳脚功夫如影随形——弓箭可以让打击距离变得更远，刀剑可以使攻击更加犀利，而枪棍则令人以一当十。在中国古代，伴随战争所产生的诸多冷兵器，成为战场的主角。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兵器渐渐流入民间，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华武术的内容。有人做过统计，中国各式各样的兵器可以达到100多种。但是，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兵器中，刀和剑最为重要，它们被称为百兵之首……在中国武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早在武术套路出现之前，兵器就已经存在很久了。那么，最早发明的兵器究竟是什么呢？在距今60万年前的周口店遗址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石锤、石刀和石凿。这些石器都有着经过打凿过的锋利刃部，在原始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这些笨拙的石器，既是那时人们用来生活的工具，也是与野兽搏斗的武器。而长时期的逐步积累，他们又不断丰富着使用这些武器的动作和技巧。但，严格的说，它们算不上是真正的兵器，它们仍旧只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食物的一种工具。真正的兵器，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把发明青铜兵器归功于一个历史传说人物——蚩尤。传说蚩尤用青铜制造出了戈、矛、戟、弩。他用这些先进的兵器，先后灭掉了21个诸侯。为了夺得整个中原，他开始向那里的领袖——黄帝宣战。双方在涿鹿爆发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激战，这就是中国神话故事里著名的涿鹿大战。最终，黄帝借助上天的力量，击败并处死了蚩尤。至此，蚩尤的故事便结束了。但是，后人并没有忘记他，因为他发明了众多的兵器，蚩尤被后人尊为军神。尽管很多兵器都出自蚩尤之手，但是，唯独一件兵器，被他的对手黄帝掌握，这件兵器就是——剑。根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兵书《孙膑兵法》记载，剑为黄帝所铸。蚩尤代表着反叛，黄帝象征着正统。蚩尤的戈矛戟，后来成为青铜时代的主战兵器。战国时期著名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他的《国殇》中，生动描绘了先秦一场相当惨烈的战争：交战双方首先发射弓箭，对敌阵进行远程打击，而后发动战车，向敌阵冲击，士兵站在车上，手持矛、戈、戟等长杆武器，展开了血腥的厮杀……用兵车作战，一直是先秦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而在车战的主要兵器配备中，剑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看来，剑的实战作用远不如矛、戈、戟等长杆兵器，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剑最终却远远超越了战场，成为凌驾于任何兵器之上的神兵……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先秦时期，剑并非寻常之物。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士以上阶层的人才能佩剑。而贵族们更是把配剑作为成年的标志。史记在记载秦王政登基的场面时，只用了6个字来描述——“乙酉，王冠，带剑。”意思是，乙酉年，带上王冠，配带宝剑，正式登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时代，仅仅因为一把宝剑的归属问题，就足以引发两国之间的一场恶战。传说晋国出兵伐楚，是为了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泰阿宝剑。晋国当时最为强大，晋王当然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得到这把宝剑。兵力悬殊，楚国大部分城池很快陷落，并且都城也被团团围住。晋国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剑，明天将攻陷此城！楚王并不屈服，他登上城头，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剑啊，泰阿剑，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他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奇迹出现了：城外瞬间飞砂走石，晋国兵马大乱，片刻之后，全军覆没……今天，传说中的泰阿宝剑下落已经无法查询，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与它齐名的另一把剑身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的楚国贵族墓中，发现一柄名贵的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这把宝剑叫越王勾践剑。1977年，上海复旦大学专家对它进行了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宝贵兵器究竟是怎样铸造出来的呢？正因为这复杂的铸造技术，使得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只能掌握在君王手中，那么，当时民间的习武之人又在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呢？《周礼》是一部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礼仪制度的书籍，其中的《考工记》里写道，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这句话是说，民间只允许使用便于藏带的短刀，斧头和木棍之类的兵器。他们既不能使用战争中的主战兵器戈矛戟等，也不能使用象征贵族王权的剑。但是，有一种人能够使用与剑在形状上最接近的兵器——匕首，那就是刺客。当然，它们的长度远远不及贵族手里的剑。历史上匕首与长剑最著名的一次对话，发生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荆轲从地图中抽出30厘米长的匕首，向秦王刺去。一时间，秦王惊起，边退边拔剑，但无奈佩剑太长，慌乱中竟无法拔出。紧急关头，一名大臣喊道，大王负剑！意思是提醒秦王将佩剑从腰侧推向背后，从而使右手容易拔出宝剑。经此提醒，秦王奋力拔出长达1米多的佩剑，终于刺死了荆轲。在匕首与长剑的这场惨烈的对话中，民间使用的匕首败在了君王手中的长剑之下。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刺杀，使得秦王更加明白兵器对于统治的重要。在他刚刚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秦始皇便收天下之兵，铸铜人十二，以显示政权的不可侵犯。以至于直到秦朝末年，陈胜武广发动农民起义时，只能揭竿而起，用木质的武器，向秦朝锋利的青铜兵器发起冲锋。在秦始皇兵马俑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士兵配备的兵器，有远射武器弓弩、箭镞，有安装长柄的戈、矛、戟等兵器，还有用于近战格斗的青铜剑。这些青铜剑甚至长达一米，锋利无比。实战性能的大大提高，使得秦长剑趋于完美。如同秦朝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顶峰一样，秦剑在青铜时代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就在人们都痴迷于青铜长剑的时候，剑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而这个致命弱点和青铜本身有关。早在战国末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炼铁技术。那时只是把铁矿石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冶炼，通过这种方法炼出的铁块，疏松多孔，被称为海绵铁。它的硬度并不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西汉时期利用高温冶炼得到的百炼钢。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里，陈列着10把珍贵的汉剑。它们是大汉王朝丰功伟绩的象征。这些剑每把都在1米以上，气势磅礴，锋利无比，它们就是用百炼钢技术打造出来的。钢铁赋予剑从未有过的品质，它们比青铜剑更加锋利，也更加坚韧。而这些，都归功于百炼钢技术的应用，那么，什么是百炼钢呢？历史上关于百炼钢技术的细节，并没有太多的记载。直到距今10年前，在中国铸剑的故乡，浙江龙泉，一位铸剑师终于复原了这一古老的技艺。一把汉剑，不仅要经过反复的折叠锻打，还要进行严格的淬火、研磨、抛光、开刃，整个过程共有16道全手工的复杂程序。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一把刚柔相济的上等汉剑！锋利而不易折断的汉代铁剑，不但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而且降低了折损率，这使剑在战场上作为格斗兵器的杀伤效能大大提高，增强了汉朝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剑以外，弓弩、戟构成了汉朝军队的主要武器，在常见的汉代作战序列里，它们有着明确分工——在平原，首先用弓弩进行覆盖打击；在两军厮杀时，多用长戟来攻击敌人，而在狭隘地带，则用剑配合盾来进行近身搏杀。就在整个汉王朝都对剑趋之若骛的时候，来自北方的匈奴开始频繁地骚扰汉朝边境，匈奴的骑兵不仅对汉朝构成了威胁，而且也使人们对剑的实战作用又产生了怀疑。面对灵活机动的匈奴骑兵冲击，汉朝传统的战车方阵显得十分被动。而汉朝骑兵手中的铁剑，与匈奴的胡刀相比更显得十分吃力。就这样，刀开始成为汉朝军队中最常见的兵器。单刃的刀就取代了双刃的剑，成为骑兵的重要装备兵器。出于同样的理由，步兵也大量装备了这种厚重刀背的单刃刀。到了三国时期，以刀为首的兵器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之所以会这样，和当时的乱世格局是分不开的。由于汉皇室衰微，群雄逐鹿，为了夺得天下，除了大量征召士兵入伍外，魏蜀吴三国纷纷研究新型兵器，这成为他们实现统一霸业的重要手段之一。或许，今天的人们对于那个时期最有印象的兵器，莫过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了。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武圣关羽使用了一把叫做青龙偃月刀的兵器，这种兵器又名冷艳锯，重约40公斤，据说是当时闻名的神兵利器，曾随关羽威震华夏：颜良文丑、五关六将、华雄蔡阳……无不在刀下授首。但事实上，青龙偃月刀在三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如果不是青龙偃月刀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关羽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兵器呢？槊是在青铜矛样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铁兵器。东汉的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里谈到，长约3米的矛就是槊，这样长的兵器，倘若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使用的话，毫无疑问，只有力大过人，并且受过严格训练的武将才能运用自如。除了槊以外，今天的人们还能在三国志中找到许多奇形怪状的兵器，像吕布用的方天画戟，甘宁用的双戟，董卓用的手戟，典韦用的长刀，公孙瓒用的双头矛，等等，他们都反映出三国时期兵器业的繁荣。经过汉代以后四百多年的实战洗礼，尤其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作战需要，中国的制刀技术也稳步提高。到了唐朝，以直刀为代表的制刀技术发展到了顶峰。在唐朝的骑兵中，直刀的装备数量高达百分之三十。唐朝的直刀不同于汉朝的环首刀。它去掉了在汉刀尾部的环，并延长了短柄，改为可以双手使用的长柄，唐刀制造精良，堪称是一款艺术品。它的刀刃采用来自中亚的优质钢材制造，而一把唐直刀的成品，必须要经过三十次左右的反复锻造。因此，它是一款十分可怕的武器，一般的铠甲根本无法阻挡唐刀锋利的劈砍。完美的唐刀成为那时世界上最为顶级的兵器。日本贵族以拥有一把舶来的中国刀为特殊荣誉。连当时的日本天皇也羡慕不已，他赞叹道：骏马是日本的好，刀剑还是中国的精！唐刀技术后来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刀的鼻祖。随着刀成为战场的主宰，剑开始逐渐退出战争舞台，但是，在民间，剑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诗仙”李白，15岁就喜爱击剑，25岁仗剑远游。唐代教坊女乐中还有剑器之舞的风俗，尤其在唐玄宗时代更是盛行。当时有公孙大娘擅长这种舞蹈，号称全国第一。诗人杜甫曾经亲眼目睹了公孙大娘的剑舞表演，并做了出神入化的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尽管刀剑工艺在唐朝时已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强大的唐王朝并没有达到冷兵器发展的高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冷兵器发展的最高点，却在一个军事上屡战屡败的大宋王朝悄然来临……（三）奇门兵器（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这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的18种冷兵器。对于每个习武者来说，能够熟练掌握这十八般兵器，就意味着达到了极高的武术境界。而对于中国漫长的冷兵器发展史来说，它们的集体亮相，则象征着冷兵器发展的巅峰。史学家认为，十八般兵器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宋朝。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一概念既没有出现在军事强盛的汉唐时期，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明清两朝。而是偏偏产生在军事上屡战屡败的宋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但是，宋朝从刚一开始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飘摇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之中。在它的北方，活跃着辽、金、西夏三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草原民族政权的军队，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他们擅长骑射，宋朝的北部边关一直处于烽火连天的状态。战马匮乏，骑兵力量薄弱，一直是宋朝军事的一个软肋。于是，宋太祖从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大力研发兵器，尤其是步兵对付骑兵的武器。于是，中国古代冷兵器到了宋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兵器作坊，他们负责生产刀枪弓弩等兵器，工匠多达10000人，产量最高时，这些作坊可以一年生产出30000多件兵器。宋朝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几乎动用了全部的血本。也正因如此，中国冷兵器的巅峰时期到来了。对付灵活机动的骑兵，最好的武器依然是却敌于百米之外的弓弩。这些远射武器在宋朝被应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杀伤力最大的床子弩了。这种弩并非由士兵直接发射，而是用绞车的机械力量将巨大的弓弦拉开，操作这种弩的士兵达到了7名之多，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60米以上。中国古代的冷兵器，尤其是步兵兵器，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所谓“十八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而且趋于定型。枪被称为百兵之王。它是一种在长柄上装有锐利尖头的兵器。枪杆的材料则是白蜡杆，这是专门为制枪而栽种的树种，成材率很低，现在十分少见。白蜡杆不仅密度要比一般的木头大很多，而且柔韧性极好，使用时可以随招数的节奏而反复颤动。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就是一位使枪的大师。他持有一把名叫沥泉的大枪，沥泉大枪长达3米，却在岳飞手里变得出神入化，舞动时如蛟龙出海，令敌人魂飞魄散。史书记载岳飞曾经提着一把单枪，杀入敌营，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岳家军也因此威震敌胆，从而获得“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赞誉。锏最早出现在隋唐。著名的隋末大将秦琼使用的就是两把铁锏。但是，锏应用最广泛的却是在宋朝。这是宋代的一把铁锏，重量为5公斤，长约90厘米，锏身并非铸铁而是熟铁做成，这是为了在使用时不至于折断。精致的把手反映出它曾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如果说，锏只是一种用来对付重装甲的轻武器的话，那么，锤则是能瞬间制敌于死地的重型兵器。但是，宋朝在致力于发展兵器的同时，对民间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管制政策。宋代法律规定，禁止私人持有刀剑以外的其他武器。如非法持有将被处以一年半的劳役。特别是对非法持有军队重要武器—弩的，更是要给予两年半劳役的重罚。宋代的兵器管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北宋末年为历史背景的《水浒传》中，当那些英雄好汉成为官兵追杀的对象时，武器管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水浒传中呼延灼以善使双鞭闻名。鞭是一种像铁棍一样的兵器，与锏有棱有角不同，鞭是通体浑圆的柱状体。呼延灼的两条水磨钢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鞭不像刀剑，拥有锋利的刀刃，它主要是靠力量来打击，所以使用者必须是大力勇士。宋代民间棍的使用极为普遍，从材质上说，棍可以说是兵器中最平民化的一种，它取材简单，长短皆宜，所以很多民间习武之人都喜欢用棍。尽管简单，但它却是最实惠的兵器，由于它兼具长短兵器的特点，不受招式变化牵制，使得棍在兵器中独领风骚。在宋代，棍成为缉拿罪犯的捕快的象征。《水浒传》中，无论是押送林冲的衙役，还是逼上梁山前的提辖武松，他们在办理公务时，都要携带梢棒。《水浒传》虽为小说，但是棍棒在宋代流行的现象，却是事实。抓是一种构造较复杂的兵器。宋代的兵器著作《武备志》上就展示了一种双飞抓，它们是用熟铁打造，抓的五指具有机械活动能力，被抓住就很难逃脱。尽管拥有精良的兵器，但是宋朝却是军事上最为柔弱的政权，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不得不割地赔款。公元1555年，中国东部浙江沿海，一场倭寇与明朝守军之间的对抗正在进行。结果明军首战失利。而这次失利，除了浙江沿海多为丘陵地带、不利明军展开军力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明军是输在了兵器上。那么，起源于中国的日本刀为何此时变得如此凌厉了呢？日本在引进中国刀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对刀的制作精益求精，每把刀都是由专业的制刀家族来打造，而对于明代的中国来说，刀是军队中极其普通的兵器，并不受到重视，因此，无论从钢材，还是制刀工艺上说，明军只能装备那些成本低廉的腰刀了。公元1556年，戚继光接任浙江海防参将。他在浙扛沿海招募士兵，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了著名的戚家军，同时他还针对倭刀的特点，对明朝军队的作战阵法和兵器配备进行了改造。狼铣，实际上就是利用竹子改造而成的一种奇特兵器。戚继光命人把长达5米左右的竹子砍下，保留上面茂密的枝桠，并在顶端安装枪头。这样，狼铣就像巨大的长矛一样，将敌人阻挡在5米以外，同时，狼铣上面的枪头和竹子本身的枝桠，可以攻击倭寇，令他们不敢逼近。而当倭寇举刀劈来时，倭刀会嵌进竹子里，一时间难以拔出。史料记载，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共10年，终于在1566年荡平了多年横行无忌的倭寇。戚继光也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明清两朝是我国武术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各种武术技法异彩纷呈，武术门派林立，而每一门派也都纷纷确定了自己的独门兵器。棍是少林寺最富盛名的兵器。少林功夫形成的早期就开始用棍，由于少林寺是佛门圣地，僧人要以慈悲为怀，不能持有刀枪剑戟等铁制兵器，所以，只能使用木质的棍。随着少林寺将棍作为武僧习武的主要兵器，少林棍法也逐渐成熟起来。剑则是武当派的代表。武当剑法源于明代，相传为著名道人张三丰所创，这种剑法吸收了道教文化思想，能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养练功。而远在四川的峨嵋派，其代表兵器之一是极其古怪的峨嵋刺。它又被称为玉女簪，是由女子的发簪演变来的。峨嵋刺短小，铁制，长约30厘米，其形状如枣核，头端略扁，呈菱形带尖。舞动时，左右手各持1支，运用抖腕和手指，使其转动，在实战中，峨嵋刺常常出其不意，成为峨嵋派令人畏惧的独门兵器。今天，我们能从很多武侠电影中看到对于暗器的描写。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暗器，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致人死地，那么，它们真的存在吗？他们的功能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武侠作品中，据说，最为阴险的暗器，要数“血滴子”。这种传说中的暗器类似一个金属帽子，里面含有刀具，可以远距离取人首级。实际上血滴子并不存在，与它最为接近的暗器应该是乾坤圈。它的外缘上有很多尖刺，重量在2公斤左右。这种暗器据说是蒙古骑兵配备，他们利用奔驰中的速度，再大力投出乾坤圈，使得这种暗器异常凶狠。在正统的武术观念中，暗器是没有资格被列入十八般兵器的，但它们也的确成为了中国冷兵器中一个极小的门类，在历史上曾经流传过的暗器中，有飞镖、飞刀和袖箭等等，但现在它们都难以寻到踪迹。今天，在体育的最高学府——中国体育大学里，我们见到了一种历史最悠久的的暗器 ——弹弓，不过，现在它已不是攻击对手的致命凶器，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武术表演器械。在历史上，弹弓曾是十分厉害的一种暗器，这种类似弓箭的兵器，使用的是铁制或泥制的弹丸，原本是狩猎之用，由于圆形的弹丸在飞行时悄无声息，不会像弓箭射出的箭镞那样，由于速度快而和空气发生剧烈的摩擦，并发出犀利的声响。因此，弹丸更不易引起对手的警觉。弹弓曾经成为江湖上用来偷袭或是看家护院的常用暗器。当火器开始在大清帝国的军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冷兵器也渐渐退出战场。这时，刀剑这些昔日的主战兵器，大量流入民间，从而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大发展。而今天，那些冷兵器更是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对象。在刀剑收藏家黄浦江的家中，珍藏着数千件古代兵器。而在其中，一件看似很普通的宝剑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故事。黄浦江手里的这把剑，是清朝末年一把普通的军官佩剑。但就在这把看起来十分平常的剑身上，却醒目的刻着两个字——敕魔。就是这把普通的清末军官佩剑，却成为中国冷兵器无奈的象征。鸦片战争后，清朝很多将士把八国联军称为魔，并都在自己的剑上刻下了敕魔的字样。他们试图用这把剑来降伏西方的火器。但是，这种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冷兵器终于被杀伤力更为强大的火器所替代……但，如果回溯整个中国冷兵器历史的话，我们会对那些古代兵器世界的王者肃然起敬。中国古代兵器走过了漫长与辉煌的历史征途，尽管它们早已退出了战场，但以刀剑为代表的冷兵器，仍然是武术爱好者必不可少的器械，和收藏家们的最爱。今天，中国古代兵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极大丰富着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四）武科及第这是著名喜剧影片《武状元苏乞儿》。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属苏乞儿在京城参加武举考试的片段。经过了举重、射箭之后，在最后一个比赛环节——对打中，苏乞儿的对手被自己投射出去的毒镖射中，苏乞儿最终赢得比赛，成为武状元。周星驰的这部影片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有关武科举的深刻印象。但事实上，这部影片所描绘的内容的和真实的中国古代武科举考试相距甚远……公元702年，在唐朝首都长安城里的较场上，一场比武正在激烈的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将进行一系列的角逐，或许，你认为这是一次唐朝政府组织的全国比武大会，但是，你错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武科举考试。这次由兵部主持的武科举考试，显示出了很高的级别。在最后的决赛中，女皇武则天将到场观看，并将最高奖赏——状元牌匾赐给最后的胜者。那么，在武则天开设武科举之前，中国古代的习武之人，又是怎样获取功名的呢？在武举时代之前，习武之人只能够通过在战场上的过人表现，才能获取功名。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唐初的大将薛仁贵。这个出身贫寒的武士，天生臂力过人，假如没有唐朝东征的一次战役，也许，他终将会一生卖艺江湖。正所谓艺高人胆大，有着过人胆量的薛仁贵，在战斗中格外勇猛，他甚至还穿上了与众不同的白色铠甲，来吸引更多的敌人与他搏斗。但是，对于和平时期的习武之人来说，在战场上立得军功，机会可谓渺茫。因此，武则天设立的武科举制度，首次为武林中人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公平门径。在武则天创立武科举考试之前，中国只有诞生于隋朝的文科举考试，那么，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究竟为什么要开创这个历史的先例呢？就在这次武举考试的前一年，武则天刚刚取得了李氏家族所建立的大唐王朝的家业。虽然她位居九五之尊，但毕竟还是一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令武则天格外担心的是，此刻，朝廷的军事力量还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这时，一些李氏家族的诸侯王，开始表现对武则天的不满，相继发生军事暴动。武则天一方面剪？除政敌，一方面急需建立自己的中上级军官力量。史书记载，武则天“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显而易见，大批武举选拔出的军官充实在军队中去，对于武则天掌握军权，巩固武氏大周天下是极其重要的。唐朝规定，凡是考中武状元和武进士者，均授予不同的军中官职。最高者可以封为五品以上的三卫执仗，而同时期，文科进士最高只可以获得九品左右的官阶，这个差别说明，武科举考试，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的确重要很多。就这样，武则天举办的中国武科举考试，首次为习武之人，提供了实现报效国家的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但实际上，自从武科举刚一开始，社会上就对它议论纷纷。武则天希望通过武科举的选拔，笼络一批忠实的武士。这也就决定了那时代的武科举只考武艺和膂力，不论韬略智谋，于是，整个考试就像一场军队的演武，喧嚣异常。从公元702年开始，到907年唐朝灭亡这20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有1000多名习武之人，通过武科举考试，获得武状元和武进士的身份。但令人迷惑的是，在流传至今的古籍中，只有4名武状元、34名武进士的名字保存下来，而绝对多数人，都已湮没在历史之中。为何史学家对这些最初的武科举赢家这般漠视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位流传至今的唐朝武进士的故事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根据《唐书》记载，唐公元731年，郭子仪以“武举异等”中第，并被授予长史的六品军阶。郭子仪之所以能被历史记住，是和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有关。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叛军击溃长安门户潼关20万守军，首都沦陷。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唐肃宗继位。为了收复河山，肃宗命郭子仪执掌平叛大旗。郭子仪不负众望，率军击败叛军，先后收复长安和洛阳两城，因为战功显赫，郭子仪被封为代国公。后来，唐肃宗激动地对他说，大唐虽然是我李家的天下，实际上是由你再造的啊！一位出身武举的军官郭子仪，就这样挽救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他死后，被特许与唐肃宗的陵墓相伴，而且，他的墓要比同等级别的文官还要高出3米多。那么，武举出身的郭子仪为何会取得这般成就？而其他武举人却消失在历史深处了呢？反观郭子仪的出身，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当时的武进士中，郭子仪的武功并非超群，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十分熟悉兵法韬略的武进士。史书记载，郭子仪除了习武之外，还好读兵书。这正是郭子仪之所以名垂青史的重要原因。但不管对于武科举怎样论争，诞生于唐朝的武科举考试，就这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武科举在宋代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假如唐朝的习武之人来宋朝应试的话，他们中绝大多数将不会中举，因为，宋朝的武科举考试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朝武科举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朝单凭武艺选拔人才的作法，仅仅保留了射箭这项考试，而且增加了谋略的考核，他们把《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武经七书”，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宋朝规定，要是不能对《武经七书》烂熟于胸，武艺再高，也不能考中武举。因此，识文章、应策对成了许多习武之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很显然，宋朝的武科举已经修正了唐朝一味注重武艺的缺点，大大增加了兵书和军事谋略的考试。这种重文轻武的武举方针，限制了当时一大批习武之人的报国之梦。而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宋朝的武科举考场上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文科考生。即使通过了武艺与谋略两类科目的考试，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那就是，中武举者并不愿意再继续在军队中报效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的这种文弱化的武举体制，注定培养不出国家所用的军事人才，而那些身怀绝技的习武之人，也只能浪迹于民间，遥望庙堂而兴叹。自然，文弱的大宋王朝也无法抵挡来自北方凶悍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元朝取代了宋朝。元代自始至终没有设立武科举。元朝的统治者仅用蒙古人、色目人作为世袭的军官，汉人则被视为可能造反的隐患，元朝规定，几家汉人只允许有一把菜刀，严禁私藏兵器，更不准许他们学习武艺。因此，也就没有武科举而言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代很多制度都沿袭自宋朝。于是，就有大臣向朱元璋提醒道，国家初建，尚未安定，需要大量的武备人才，朝廷应该恢复宋代的武科举考试。但是，对于这个建议，朱元璋却始终不置可否。直到80年后，明英宗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恢复了武科举考试。尽管明英宗开设了明朝的首次武科举考试，但他也畏于先祖朱元璋的训令，所以从未举行武举殿试。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明朝一直没有武状元。直到大明江山在农民起义军和关外满族军事威胁的压力下，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才开始重视武举。他在明朝临近终结前的13年，举行了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武举殿试，一名叫王来聘的武士获得了明朝第一个武状元，并当即被授予副总兵。但为时已晚，尽管王来聘拼尽性命为崇祯皇帝孝忠，也依旧挽救不了摇摇欲坠的江山，三年后就在攻打农民军占领的登州时，他身先士卒，最后战死在城头。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力图保持满族强悍尚武的传统。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于是，武科举成为清朝沿袭明代的制度之一。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前朝的武科举考试并不合他们的心意。清朝摒弃了宋朝沿袭下来的武举考试方针，首先是取消了报考限制，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凡通过基层考试就能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然后可以参加乡试，也就是省一级的考试。而通过乡试的武举人，则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合格后，进入殿试，并最终获得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清朝的考试科目除了弓箭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力量考试。康熙皇帝对于武艺的注重，影响到了后来的清代武科举考试。人们似乎又看到了武科举最初的样子。以至于在当时的很多文人看来，武举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武举还是为清朝输送了大量的中下级军官。据统计，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尤其是为汉人进入满族统治阶层提供了一条渠道。武举制度贯穿了大清帝国的历史。但鸦片战争以后，在频繁的抵御外强的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弊端，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清朝在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影响下，武科举考试一直被延续着骑马射箭举重的内容。在清朝末期的武举人中，葛云飞称得上是一个悲壮的代表。1841年，英军进攻浙江定海，武进士出身的葛云飞率领军队，连续奋战6个昼夜，杀敌1000多名，但是终因无法抵御英军强大的火力，最后战死在疆场。接连的败仗，终于让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传统的武科举必须停止了。三年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科举考试举行，来自河南的张三甲获得了武状元。但是，这位最后的武状元也无法挽救大清朝的颓败之势。1901年，清政府下令永远停止武科举考试。自唐朝以来，武科举为无数的习武之人提供了报效国家、跻身庙堂的机会，1200年后，武科举最终被废，这时大部分武者都重新回到民间，找到他们曾经十分熟悉的生存环境，从此，武术的体育功能又重新回归，大批武术爱好者成就了中国近现代武术事业的蓬勃繁荣……（五）侠义江湖这是西南大学面对全校的一堂选修课，它的主题是《中国的侠文化》。从拥挤的教室和学生们关注的眼神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堂课的受欢迎程度。其实，对于每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来说，“侠”这个字所包涵的意义，都是一个充满兴趣的话题，每个人似乎都能列举几位著名的侠客，也能说出什么是侠义之举，但却很少有人能给“侠”这个字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究竟什么是侠呢？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侠”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含义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东汉编成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侠”的篆书“侠”的字形，是由人字和夹字组成，人旁表明这是一种人的行为，夹则是一个大人挟带着两个小人，意思是有力量的人帮助弱小的人。同时，这个侠字也解释为 ，是仗义疏财的人；是慷慨赴死的人。这一解释代表了汉代，人们对于侠的理解。那侠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关于侠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子?五蠹》，书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认为，儒、侠和工商业者一起，都是国家的蛀虫。在韩非子的文章中，第一次把侠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其实侠文化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韩非子生活的战国末年上溯200余年，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天下有两大显要的学派，一是儒家，二是墨家，正是这两大学派，为侠文化的逐渐形成，提供了精神和行为上的依托。“勇”是侠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侠产生的基础之一。在儒家理论里，从一开始就强调“勇”，但这个“勇”字并不是简单的匹夫之勇。孔子在《论语?子罕》提到：“勇者不惧。”其实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勇武的人，他能够举起栓城门的横木，是一个有名的大力士。孔子也很能喝酒，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他并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一生数遇危难，都不曾出手。倒是他的弟子中，有一些好勇斗狠的人物，最终都被他的精神所教化。 在《论语》里就有一处论述什么是“勇”的精彩记载。孔子主张以智慧来解决问题，但又必须用“勇气”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智慧支配下的勇才是孔子所推崇的。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国连年征战。征伐的队伍中不乏有勇有谋之士，但战争的结果却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使孟子认识到即使勇气是在智慧的支配下，也是不完善的。“勇”必须在建立在高尚的人格之下，必须有道德的约束。孟子开始对孔子所说的勇，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他更加强调内心深处的勇气。孟子所认为的“勇”， 是一种人格上的勇气。和儒家不同，墨家则主要是以行为来体现侠的含义。墨家主张和平，也强调智慧支配下的勇气。但是，墨家出现的时间，比孔子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处于战乱不息的战国前期，所以，墨家已经无法用平和的心态来看世界，他们企望和平，但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却没用人愿意倾听和平的劝导，所以墨家只能选择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帮助弱小，抵抗侵略。墨家主张，“兼爱”、 “非攻” 。一方面苦口婆心宣扬和平主义，一方面致力于军事技术以帮助弱国保卫家园。他们的军事技术，主要以防御为目的，包括防御的战略战术、军事建筑、军械等各个部分。墨家不仅是个体可以行侠仗义，而且组织了纪律严密的团队，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本人是第一任巨子。巨子直接领导的是墨家的敢死队，据《淮南子》记载，有一百八十人的团队，都在随时准备为墨侠事业牺牲生命。儒、墨两家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侠。到战国中后期，儒侠、墨侠已经很难分清。在《韩非子》里，就常常把“儒墨”和“儒侠”两个词混用。儒侠的人格、墨侠的行为，两者常常混合在了一起。著名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就是儒侠和墨侠两种精神完美结合的最好诠释。荆轲在秦国企图灭燕的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前去刺杀秦王，虽然，最终计划未能成功，但他舍生取义的行为，却为后世树立了一位侠客的典型形象。但到了汉代， 侠的群体突然在社会中变得格外醒目，并且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汉代，侠经历从兴盛到被剿灭，整个变迁的过程。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体系，实际上在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价值体系时，给侠又重新创造了发展空间，因为汉初它的律令相对宽怀，在萧何所创立的汉律的初期，他为了反对秦朝的严刑酷法，在刑法的制定上相对宽松，于是民间就出现了一批侠士人物。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游侠列传》里面记载了这些侠客中最著名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郭解。郭解虽然被杀，却并没有影响到汉代侠风的兴盛。到了汉成帝时，长安城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江湖侠少，公开与官府作对。他们内部分工细密，通常通过摸取三种不同颜色的弹丸来确定任务，红色的刺杀武官，黑色的刺杀文官，白色的善后。一到晚上，在夜幕笼罩之下，侠少纷纷出动，长安城死伤横道，命案不绝。自西汉中期以来，游侠人数众多，但很少能够善终。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满腔热情地赞美游侠急人危难、守信重义，但到了西汉后期，社会上对侠的评价并不见好。东汉时，班固写《汉书》，虽然也写了《游侠传》，但已明确说侠是“作威作患”的奸雄，必须以礼法进行匡正。而在《汉书》之后，历代正史都不再有游侠列传！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潮，这是因为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后，民族融合打破了秦汉以来已经板块化的文化结构，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文化发展空间，到了盛唐时，对侠的追求，迅速的兴旺起来。进入唐代，侠开始重行兴盛，但这时侠的表现方式却和以前有着巨大的不同，唐代对侠开始进行一个创造性的革新，对后世侠的演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革新，和一批重要人物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白。但李白和侠最紧密的联系，却并不是因为他仗义行侠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写下的一百多首游侠诗。据史料记载李白少年的时候，喜欢游侠的行为，他曾经写过一首很著名的《侠客行》，里面有这样的诗句：纵使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意思是，现在做侠，哪怕是死了，变成一堆白骨，也不比世上的英雄豪杰逊色，通过这些写意的诗句，表现了李白对侠客生活的向往。唐代对侠有一种崇拜，但已经和汉代有所不同。侠逐渐从现实的视野淡出，进入了想象的世界。如果和前代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在唐以前，侠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而唐代，侠主要是在文学领域大量表现。不仅是李白，王维的《少年行》里也说“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诗句，不过，王维的诗写的是立功边塞，这就把游侠和报国融合起来了，侠不再只是民间行为，也是“为国为民”的社会主流行为。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朝前期。侠的存在方式，主要都在和江湖文化相结合。侠在这段时期里，似乎没有了更多的追求，无非是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他们追求的就像是水浒传里面，所描写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为兄弟义气，赴汤蹈火的一种挥洒豪情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在元明两代虽然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但是在现实当中，却很少出现真正的大侠。到了晚清，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漩涡之中。整个民族都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势造英雄，一代大侠在那个剧变的时代之中，得以应运而生。谭嗣同，无论从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可以称之为侠义的典范。当时，他参加了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戊戌变法，当变法失败后，很多人都劝他离开，事实上他也是完全可以走掉的，但他毅然地留了下来。他希望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这是真正的大勇，他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侠义。谭嗣同在自己所写的《仁学》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大意是：我从少年到壮年，看到的都是国家和民族所受的苦难，我几乎无法忍受，痛苦欲死。但最终，坚持存活在世间，不是在乎我的生命，而是希望，用自己的生命为国人谋求未来。我常常怀念当年墨家的志向，希望仿效他们行侠的精神，牺牲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认为，当社会腐朽之时，任侠可能是一种好的出路。他在《仁学》中说：“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不如去作侠客，这样起码可以伸民族精神，倡导勇敢的风气”。谭嗣同是希望通过侠的方式，在庙堂之上，给国家以彻底变革。其实，在民间，奋发图强的愿望同样强烈，只是，侠的精神在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表现方式。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国力衰败，列强更是欺负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此时，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武术之风，民众希望通过武术灭列强威风，树国人志气的心愿，由来已久。霍元甲在擂台上的胜利，就如同振臂一呼，一吐中国人淤积的闷气，让人们重新又看到了自强的希望。此后，霍元甲作为精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武术为育体修身之法，无分门派，体格健壮，智德兼备，国民方能振兴。如今，“侠”经过岁月的积淀，已经洗净糟粕，尽显精华。胸襟坦荡、见义勇为、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等倡导正义的精神力量，无一不是侠的体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更是把侠提升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侠” 的精神已经融会到了中国人的性格之中 ，弥漫在中国文化的最深处。（六）镖行天下身怀绝技的镖师，晦涩难懂的隐语，威风醒目的镖旗，走南闯北的镖车……镖局，一个与古代商旅相伴相生的特殊行业，雇佣一些习武之人充当镖师，以保护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从中获利；镖师，以武功作为资本换取报酬，在官府、绿林之间求生存，于江湖险恶中保平安，叱咤武林，纵横江湖，书写了一幕幕鲜活的历史，上演着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2007年10月，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完成了曾经在清代号称华中第一镖局的“广盛镖局”的修复工作。尽管不再有刀光剑影，没有了血雨腥风。然而，一进三的大院落，寒光闪闪的刀枪剑戟、斧钺勾叉，却见证过纷繁芜杂的江湖恩怨，记录了广盛镖局的荣辱兴衰，它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缩影，引领人们穿越时空，感受那段久远的历史。唐代开始推行的武科举制度，宋、明、清三代开办的武学，给平民百姓带来了官宦利禄的巨大诱惑，极大激发了民间的习武热情，尤其是下层士兵与出身卑微的平民，有可能凭借超群的武艺入选军中，如果立下军功还有可能获得升迁。然而，大部分民间习武者跻身仕途的机会实在太少，超群的武艺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宋朝时，商业日渐发达，随着大量城镇的兴起形成了市民阶层。与杂技、曲艺一样，武术也在平民的主要娱乐场所——勾栏瓦肆中成为一种表演。这时，一种具有后世保镖性质的武术职业，在宋代开始萌芽。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早期镖师的身影。这一时期，保镖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以官府为主。明、清两代，商品流通越来越频繁。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后，社会日趋稳定，商业贸易十分繁荣，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当时的异地商业贸易，多数采取现银交易，商人成为了盗匪袭击的主要对象。商户们为了保证商路畅通，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高价聘请武师押运现银或者重要货物。此时，镖局作为我国民间早期的保安业应运而生。近代学者卫聚贤所著的《山西票号史》记载：乾隆年间，山西的“神拳无敌”张黑五领旨在北京前门外大街创立了兴隆镖局。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家镖局，张黑五也被公推为镖师的鼻祖。由此可以推断，最晚在乾隆年间，镖局就已经出现，而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清朝中后期，全国重要商埠所设的大小镖局已经不计其数，其中较为出名的镖局有30多家，而最著名的就有十大镖局。镖局一般由当家人、总镖头、镖头、镖师和趟子手组成。镖局的主人，也就是行内所说的当家人，是整个镖局的核心人物。他们无一例外身怀绝技，以自己的高强武功和武林威望，行走江湖。当家人以下便是总镖头，他们一般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或者武艺惊人，或者是隐退的官府捕快之流。镖头与镖师通常是负责护镖的实际行动者，不但擅长陆地和水上功夫，还精通拳械、马术、善使暗器；趟子手则是走镖时吆喝开路的伙计。河南省社旗县的“广盛镖局”，是清代成立较早的几大镖局之一，被称为“华中第一镖局”。广盛镖局的当家人，便是号称“神拳”的山西祁县武术名家戴二闾。戴二闾，出生于武术世家，是形意拳创始人戴龙邦的次子。戴二闾从小跟随父亲戴隆邦学习形意拳，功力过人。戴家拳的基本功是“混圆桩”，二闾练了三年，与人交手时，一发动就能把人击出两丈以外。戴家拳械有五行拳、十大行、七小行、七炮七膀、戴家三拳与四把、闸势等短小套路，以及六合刀、枪、棍等。当时，社旗县的赊店是货物经由唐河、白河运往汉口的集散地，从蒙古和西北来的商队也在这里逗留。这里汇聚了众多的商户，同时也滋生了四处横行的盗匪。刚满14岁的戴二闾，武功和声威在山西已经尽人皆知，因此在河南赊店的山西商人回到家乡，重金聘请他前往赊店为商行保镖。据说，戴二闾初次来到赊店，与当地的很多武术名家交手却未能胜出，因此又回到山西学艺三年。1801年，戴二闾17岁时，再次来到赊店，创立了 广盛镖局。从今天已经修复的广盛镖局不难发现，离镖局不远就是“天下第一会馆”——山陕会馆。赊店是社旗县的政府所在地，山陕会馆则位于社旗县城中心。清朝时，赊店有72条街，水陆交通发达，是南北九省商旅的过往要道和货物集散地。在全国现存的80多座会馆建筑中，山陕会馆规模最大，建筑最精美，是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天下第一会馆”。这里曾经商贾云集，广盛镖局就开设在相距50米的地方，因此镖局的客人大都来自山陕会馆，这里自然也成为了戴二闾常来洽谈生意的场所。按照当时的江湖规矩，镖局开张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亮镖。像广盛镖局一样，所有镖局的亮镖，实际上是向同行乃至绿林展示当家人过硬的功夫以及镖局的实力。受当家人委派，总镖头或是经验老道、独当一面的镖头“押镖”，带着几个镖师与一群手脚利落的伙计，推着装有银货的“镖车”，车上插着“镖旗”，趟子手一路吆喝着自家镖局的名号，便开始走镖了。早期的镖局走镖一般分为银镖和票镖。到了清代末年，还形成了粮镖、物镖、人身镖三大镖系。江湖上把携带重要物品上路分为轻重两种走法，轻走指秘密上路，重走便是请保镖护持。走镖有威武镖、仁义镖和偷镖三种方式。然而，如果某个地段的盗匪非常猖獗，既不让走镖队伍经过，镖师们又斗不赢对方，这就需要偷镖了——此时，镖师们收起镖旗，将镖车的轮子抹上油，摘掉骡马的鸾铃，悄无声息地过去。通常情况下，镖局在走镖时要一路喊着自己镖局的名号，这叫喊镖。不过也有例外——几乎所有走镖者路过河北沧州时，都要扯下镖旗，悄然而过，不再喊镖。清末，“镖不喊沧州”已经成为了南北镖局约定俗成的规矩。为什么惟独在沧州不可喊镖呢？《武术汇宗》里记叙说：“实则沧州一带，最出镖师，高人尽多也”。并且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州，沧州、河间以及献县等均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是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和货物集散中心，也是官府巨富走镖的要道，因此沧州的镖行、旅店、装运等行业十分兴盛。各业相争，必然要掌握高强的武艺才可以立足，而且沧州历来是武术之乡，各地镖局为表示对沧州武界的尊重，一进入沧州地面都不再喊镖。不过，由戴二闾创办的广盛镖局还是破了一次“镖不喊沧州”的江湖规矩。一次广盛镖局镖走山东，路过沧州，一位新入行的趟子手不懂规矩，贸然喊了镖。沧州的三武师尹玉文拦路兴师问罪。尽管戴二闾一再表示歉意，但是三武师仍然不依不饶，一定要与他交手。事实上，镖师们仅仅依靠自身的高强武功，要想在江湖上立足，是远远不够的，镖局还要在绿林之间有过硬的关系。走镖过程中，趟子手喊着镖号，一旦发现远处有劫匪，就会大喊：“合吾一声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据说，这个“合吾”便是镖局鼻祖张黑五名字中“黑五”的谐音，是走镖时的隐语，镖师们以此告诉绿林盗匪：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希望能够互相关照。在镖局行内，类似“合吾”这样的隐语，晦涩难懂，只有江湖中人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镖局从业者将这些隐语称为“唇点”。北京会友镖局的第五代传人徐汉元，目前还保留着一本镖局唇点谱手抄本，汇集了当时镖局的许多行话。例如数字从1到10，镖局的人则用幺、书、骚、慰、设、马、张、玩、游等代替。通常，镖局唇点具有极大的隐秘性，其中一些词句只有自己人熟悉。再譬如发现道路中间摆着木头或者荆棘之类的障碍，唇点称为“恶虎拦路”，镖师们就知道前面肯定出现了意外。这些障碍物千万不可随便挪开，必须做好准备与劫匪交涉。镖头会用隐语“轮子盘头”下令，让所有镖车围成一圈，准备御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硬碰硬的“破盘”，也就是不会轻易撕破脸交手的。镖局从业者来源于龙蛇混杂的江湖，他们的身份有时候很难界定。同一个镖局里，镖师们彼此的关系通常比较融洽和谐。不过，假如一旦发生内讧，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异常脆弱。在中国镖局历史上，比较大的变乱在史料中并无记载。然而，《北京武林轶事》中却记载了道：北京有个小镖局的当家人楚三胡子，因为一趟镖非常重要亲自出马，从北京出发将镖银送往苏州。途经山东时，投宿到了一家客栈。走镖路上绝对不能在陌生的客栈就餐，因此，楚三胡子将自带的食物分给镖师们食用。当时正是夏季，食物因存放时间太久而有了异味。镖师们都要买客栈的东西充饥。楚三胡子却强迫镖师们吃那些发霉的食物。此举引起了镖师们的强烈不满。当第二天中午来到荒郊野外时，镖师们将楚三胡子与总镖头杀死后，分了镖银，逃之夭夭。这些本来应该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镖师，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盗匪。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据说一些受官府注意的江湖盗匪，进城之后如果住在镖局里，按规矩官府是不可以随便缉拿的。然而，镖师们自身具备硬功夫，绿林里有硬关系，只不过是走镖必备的基本条件，镖局还必须妥善处理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由于镖局行业的特殊性，如果开张营业，首先需要得到官府的认可与支持。如果镖局在官府里有硬后台，那么镖局的业务量和江湖地位就不是其它镖局所能相比的。像北京十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他们的后台便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友镖局的当家人是宋彦超，字迈伦，生平绝技是三皇炮捶拳。1845年，宋迈伦来到北京城投奔“神机营”，准备报效国家。神机营是中国最早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据说，神机营的老七王爷命令宋迈伦与营中的教练比武，这些教练都是出类拔萃的武术名家。宋迈伦的拳法出神入化，这些神机营的教练纷纷败在了他的手下。老七王爷非常惊喜，赞叹“真乃神拳也”！于是，赐给他五品亮兰顶戴。此后，“神拳宋迈伦”名振武林。然而，宋迈伦在他的官宦生涯中，耳闻目睹了朝政的种种腐败，感到报国无望，愤然弃官从商，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创办了“京都会友镖局”，从事保镖生涯，以武会友。很长一段时期内，“京都会友镖局”同“三皇炮捶门”名声远扬，就连李鸿章的家宅，都请会友镖局保护。李鸿章自然也就成为了会友镖局的后台。因此，借助李鸿章这个强硬后台的支持，会友镖局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等地均设有分号，共有一千多人，逐渐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镖局。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逃往西安。八月初九，慈禧到达平遥，盘点现银93万两，这么大的数目，无人敢当此皇银的保镖，最后由同兴公镖局承接下来。这块至今仍然挂在王家旧址上的“奉旨议叙”的匾额，就是当年同兴公镖局保完这次皇镖后，慈禧太后赏赐的。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很多镖局从业者已经不再单纯为客户保镖，而是以自己的武功绝技与侠肝义胆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王子斌、会友镖局的镖师李尧臣等人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名列全国十大镖局的北京源顺镖局成为了革命团体的秘密联络点和会聚地，而源顺镖局的创办者正是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的著名镖师王子斌。王子斌在师兄弟中排行第五，因以大刀见长，在后来闯荡江湖时，被武林中人称为“大刀王五”。据说，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上走过10招。光绪四年，王子斌在北京珠市口创办了源顺镖局，短短一年的时间，便跻身于京城八大镖局之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镇压，谭嗣同尽管事先已经得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消息，他的武术老师又是至交好友的“大刀王五”，表示愿意帮助他出逃，却被他婉言谢绝。在与大刀王五诀別时，谭嗣同把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会友镖局的镖师李尧臣将自创的无极刀法传授给抗日军队，在1933年的喜峰口战役中，掌握了无极刀法的大刀队，手刃近百名日本士兵，追杀日寇60余里，缴获大炮18门。无论镖师，还是镖局，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清朝末期，日升昌、蔚盛长等票号相继兴起，票号开出的银票可以在全国各地汇兑，便于携带，导致了现银交易逐渐减少；而且，火车、汽车、轮船的开通，方便并加速了货物的转运；银行的出现，又给货币汇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因此镖局生意逐渐难以为继，许多镖师被迫放弃走镖生涯，另谋出路。1921年，拥有300年历史的北京会友镖局关张，宣告了旧式镖局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的人们，或许只能从这些遗留下来的镖局院落、锈迹斑斑的兵器以及见证了世事沧桑的镖旗镖车上，去感受那段已经消失的历史了。（七）龙虎少林（上）2007年8月，一则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禅宗祖庭少林寺正在酝酿上市。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马上断然否定了这一网络传言。不久后，登封市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表示，“是嵩山少林旅游集团公司拟定于2008年下半年或者2009年上市，而并非少林寺。”近几年来，少林寺不止一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少林功夫世界巡演、打商标官司、开办实业公司、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海选功夫之星，特别是众多少林武功秘笈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公布，千年古刹少林寺似乎真像武侠小说里写的一样，再度成为"江湖"的焦点，并引起争议。释永信，少林寺方丈，少林寺舆论漩涡的中心人物。他甚至被很多人称作少林寺的CEO。近二十年来少林寺方方面面的改变，几乎都与他有关。在备受争议的同时，更多的人相信，是他使少林寺恢复了元气，并使少林功夫走向世界。历史上少林功夫被认为是武林第一大流派，它是中国范围最广、历史最长、拳种最多的武术派别。而它的发源地河南少林寺，地处中岳嵩山之上。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尚武之风自古盛行。少林功夫集武术之大成，荟萃各家拳术之精华，劲力充实，刚柔相济，快慢相兼，动静相宜。少林功夫是古代少林僧人根据健身需要，结合技击技术，吸收各派拳术之长发展而成。它的门类之多，据传有三百六十多种，虽有部分失传，现存仍有一百多种武功。同时，少林寺还在各地创立分院，把功夫辐射向全国。许多武术门派的源头，都与少林功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少林寺，是正宗少林功夫的发祥地，但少林功夫的起源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么，究竟是谁创立了这种名闻天下的武功呢？北魏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一个叫跋陀的小乘教和尚，从古印度徒步来到中国，他喜欢隐居在幽静的地方，信奉佛教的孝文帝就派人在河南少室山下的密林深处为他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少林寺。跋陀禅师主持少林寺后，四方僧众慕名而来，少林寺初具规模，但此时的少林寺主要是为皇家翻译佛教书籍，并无习武的风气。所以，跋陀本人不会武功，他并不是少林派的创立者。公元527年，另一位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他面壁九年，静坐修心。如今，达摩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同时，有史学家认为，少林功夫的创始人也许正是达摩。然而，近些年来，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达摩并非是少林功夫真正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在任何史料中发现达摩创拳的历史记载。从少林寺初建至隋朝末年的100多年间，少林武术的交流仅仅局限在寺院内部，它们不过是僧人参禅期间的健身方式，从未引起过世人的注意。隋朝时期，少林寺方丈为了保护庙宇的安全，已经从寺僧中选出身强力壮、勇敢灵巧或善于搏击者组织成一支专门队伍。最初，他们的任务是护寺，他们被称为武僧。看来，当时的少林寺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但是，反对者又指出，壁画并非隋朝留下来的，而是绘制于晚清年间，也许只是人们依据传说进行的一种艺术创作，它并不能说明十三棍僧救唐王是真实的历史。然而，正方的另外一个证据更加确凿，在少林寺大雄宝殿前面，《太宗文皇帝御碑》上面刻有李世民当年亲笔所写的圣旨，碑文中，李世民高度赞扬十三棍僧的赫赫战功。并赐少林寺耕地四十顷、水磨一具，封昙宗和尚为大将军。石碑上还清除地刻有昙宗、惠玚、志操等十三名棍僧的法号。看来，少林寺武僧的确与唐朝皇帝之间发生过一段真实的故事。少林功夫从实战出发的特点：少林拳法朴实无华，攻守兼备，刚柔相济，虚虚实实，招招势势非打即防。此外，少林拳法中所推崇的拳打一条线也颇具实战风格，因为两点间直线距离最近，可在最短时间内击打到对手。自此，少林武功立足实用、注重技击的特点逐渐显现出来。此时，少林寺规模空前扩大，寺产颇丰。保护寺产安全及重要社会活动，对武僧们的技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武，成为寺僧们重要的生活内容。这种传统一直持续至今。每天清晨5点，少林武僧们便开始了严格的武术训练。习武，是他们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很多人来到少林寺的直接原因。这些孩子现在还不能称作是真正的和尚，需等到18岁成人以后，他们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成为俗家弟子，或者选择入戒，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但是，基本功的训练必须从现在开始，从每天清晨开始。梅花桩是少林功夫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功，用以练就身体轻灵和步法敏捷，首先在桩上站马步，练习百日以后，可以在各桩上随意跳跃，最后可在桩上练习拳术套路。倒挂功是练习全身力量的重要方法，它不但对腿、脚和腰、腹力量的增强效果显著，更是对意志力的训练。历史上，少林寺经常到各地邀请武林高手到寺内传授拳法、棍法，发展少林武功。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特邀十八家著名武术家到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少林寺成了一个有名的会武场所，群英荟萃，各显神通。十三世纪初，中国北部的蒙古民族兴起，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深处中原的少林寺也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战争气氛之中。很快，忽必烈举兵南下，一路所向无敌，直逼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与开封仅仅相距130公里的少林寺，此时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为，蒙古大军所向无敌的武器之一是野蛮的屠城，如果哪个城市胆敢抵抗，一旦攻破城门，蒙古大军就把全城人斩尽杀绝，这场战争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此时的汴梁城，已被蒙古军队重重包围，城内200万百姓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即将血流成河的危急时刻，少林寺僧人并没有逃避，反而在一位方丈的带领下来到蒙古大军中，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行刺，而是试图用佛家的慈悲去劝说这些蒙古军人不要屠杀无辜的百姓。由于少林僧人的劝说，当汴梁城被攻破后，百姓免遭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这些少林僧人的领导者，是寺院的住持雪庭福裕，这就是历史上“雪庭福裕救天下”的故事。可是，蒙古大军为什么可以任由福裕在军中自由出入，并最终接受他的劝说呢？这位神奇的方丈究竟具备怎样本领能令蒙古将军对它另眼看待呢？这还要从福裕方丈的特殊经历说起。福裕字好问，号雪庭，幼年便因聪明好学，被乡间呼为“圣小儿”。因为家贫，少年时出家为僧。而后“应少林之敦请”，主持少林寺，实际上这是他老师万松行秀的特意安排。万松行秀是成吉思汗的国师，所以，福裕和尚有机会可以深入到蒙古大军中，以慈悲为怀的牺牲精神，舍命去劝阻蒙古军人。忽必烈登基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１２６０年，在皇宫里，少林寺住持福裕和道士李志常等人进行了一场佛、道的大辩论，结果福裕的辩论深受忽必烈的赞叹。于是，他命福裕掌管天下寺院和僧人，而河南一带所有寺院统归于少林寺。可惜的是，雪庭福裕本人不会武功，发展少林功夫的重任落在了寺中的一位普通僧人肩上，他的法号叫觉远。觉远上人，出家前精通技击和剑术，后来出家嵩山少林寺，在寺中学会了罗汉十八手，朝夕演练，逐渐增益。他在寺内授徒传法，武风渐盛，一些俗家名手也慕名而来，拜会求教。但觉远认为自己所学非当时的绝技，于是离寺出行，四方拜师学艺。觉远与民间武术家白玉峰、李叟三人，对少林拳术进行了整理。把罗汉十八手每手推演为十八招，共计三百二十四招，并对罗汉十八手的每手每招的特点、练法都作了概述，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出一套少林拳法。并撰写了《五拳精要》一书。他提出拳不仅练艺，而且要“练身修心”。而龙、虎、豹、蛇、鶴这五种拳，成为少林功夫中的代表性拳种，更在之后的将近800年中，经历代少林武术与其它各流派取长补短，互相交流，发展为几十种象形拳。这一时期，少林寺的繁荣程度，达到历代顶峰。仅河南境内的少林寺及其下院，就占地5万多亩、寺僧发展到4，5万之众，而且还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又分建了五座分寺”。这时的少林寺可谓如日中天。精通骑射的元朝政权，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重视习武练兵，但为了统治的需要，它在民间推行严格的禁武法令。许多武术流派也在当权者的高压下受得前所未有的扼制，一些拳法甚至由此销声匿迹。公元1285年，忽必烈更是下令收缴民间武器，所收弓箭武器分为三等，下等损毁，中等赐给附近蒙族人，上等贮于国库。发现民间私藏铁甲及弓箭等即处死。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时期，曾以勇武出名的少林寺在武术方面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原来，雪庭福裕作为忽必烈国师的身份给予了少林寺特殊的权利，所以，民间禁武的法令对少林寺并不起作用，少林寺甚至成为了当时可接受民间人士公开习武的唯一场所，人们在这里交流武艺，甚至剃度为僧，将各种拳法留在了少林寺。而民间的武术，在元朝禁武的法令下秘密而艰难地维系着虚弱的血脉，很多独门拳术甚至无法逃脱失传的命运，但少林寺中，却弥漫着高涨的习武热情，并在全国各地的分寺中传播交流。它在为下一个朝代成为武林第一大派别积蓄着力量。（八）龙虎少林（下）历史上少林功夫被认为是武林第一大流派，它是中国范围最广、历史最长、拳种最多的武术派别。少林功夫集武术之大成，融汇各家武功之精华。套路短小精悍，身之收放，步之进退，手之出入起落，一气呵成，手法简洁，干脆利落，正如拳谱所说，劲如风，站如钉，重如山，轻如毛，动则轻灵、静则沉稳。少林功夫是公认的中华武术正宗之一。当历史进入明朝，史书中对少林寺的记载和以前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关于少林功夫的记载越来越多。少林寺碑碣、登封的地方志以及大量诗文、游记都记载了少林僧人练武的情况。“谈玄更演武，礼佛爱论兵”，这些资料表明，在明代，习武已经成为少林寺僧人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少林功夫会在明代如此兴盛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朝时的少林寺住持富裕大和尚拥有国师的特殊身份，在民间禁武的环境下保护了少林寺的习武环境，他将少林寺规模空前扩大，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寺，使少林功夫迅速向外传播。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明朝实行的“乡兵制”。乡兵制是明朝的基本兵役制度，明王朝的武装力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正规军队和乡兵，乡兵有组织隶属，定期进行训练，并随时准备开赴战场。而少林寺的僧人，也被纳入了“乡兵”的系列，被称为“僧兵”，少林僧兵自立营盘，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团体。僧兵团成立后，少林僧人练武就成为合法且有组织的行为，加之战斗搏击的需要，少林功夫在明代也就有了极大的发展。少林功夫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僧兵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不断接受国家的征调，周友、月空、小山等著名的少林僧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战场。嵩山少林寺西面的五乳峰山坡上，座落着我国最大的塔林。"塔"在古代印度语中叫“塔婆”，这是音译的简称，意思就是坟墓。这个塔林，就是少林寺历代和尚的墓塔群。塔林中，明朝所建墓塔共148座，是少林寺建塔最多的一个朝代，而且和前朝僧人不同的是，明朝的墓塔铭文，多是记载了这些和尚的武功。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和尚周友，明代永乐皇帝以后，军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周友曾经三次立下“奇功”，由此得名三奇周友。周友曾先后四次出征，最多的时候带三五百名和尚去打仗，在河北打过当时的平民武装刘六、刘七，在山东剿灭过土匪王堂，云南的苗族发生动乱，他一直远征到云南边陲，可见周友的英勇善战，他的墓塔上题有“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八个字。“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八个字，显示着少林武僧的自信和向天下英雄学习的胸怀。周友的赫赫战功，使少林功夫天下闻名。而明代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不但让少林功夫频频出现在各种史书记载中，甚至成为了武侠小说的热门题材。16世纪明朝的重要国策，是抗击倭寇的侵扰。日本倭寇多由武士组成，他们在中国沿海掠夺财物，残杀百姓，成为明朝心腹之患。倭寇使用的是倭刀，他们的刀法奇诈诡异，明军正规部队经常吃败仗，于是以武功闻名天下的少林武僧应征出战，他们手持铁棍，作为明军前锋。这支特殊部队的首领是少林武僧月空和尚。少林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抗倭战斗发生在1553年。少林武僧使用的铁棍长约7尺，重七八公斤。这场僧兵与倭寇的搏杀持续了10天，结果100多名倭寇被全部歼灭。关于当时的战斗细节，《云间杂志》记载说：“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月空动作干净利索，禅武味道相当浓烈。少林武僧们用超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武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威震武林的少林棍。少林功夫以拳法、棍术闻名，其中更以少林棍术最受推崇。自古有“少林尚棍”与“棍尚少林”的说法。少林棍有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的特点。注重实战、大抡大劈，全身着力，呼呼生风、身棍合一。那么，少林功夫在众多的武术器械中，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棍呢？在《少林十诫》中规定：少林寺僧和俗家弟子习武，“仅可用于自卫”，棍是钝器，且为木质，一般情况下杀伤力远逊于刀剑等金属利器，使用木棍，自然较为符合仅能有限地运用武术的佛门弟子身份。于是，用棍，就成了少林寺武僧装备不成文的规定。如今，在十八般兵器中，棍术被认为是艺中魁首，是练习一切兵器的基础，有“诸艺宗于棍” 之称。少林棍不仅是少林功夫的代表，更成为了中华武功里棍术的代表。《少林棍法阐宗》，明代著名武术家程宗猷所著，这是迄今发现的最真实可信的少林棍法著作。书中介绍了小夜叉、大夜叉、阴手、破棍等少林本门棍法，并对自己在明万历年间初入少林寺习武十几年的经历予以记载。从书中我们得知，程宗猷去少林寺是为了学习棍法，而他之所以选择少林寺，就是因为听到了紧那罗王创少林棍的传说，但当他入寺后，才知道，紧那罗王的故事其实并不属实，但幸运的是，他得知了少林棍的真正创始人。匾囤号无空，俗姓陈，是今天的河南禹县人。二十岁时出家少林寺，很快深得禅学要领，在京城讲法，名震京师，同时，他武艺高强，程宗猷的书中写道，他承其师傅所传棍法，曾救人于苗族山寨，苗族人把他尊为神。在少林寺1500年的历史中，出现时间仅仅相差几十年的匾囤与程宗猷成为了少林棍法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少林棍法传出寺门，传向社会。时至今日，少林功夫之所以可以名闻天下，摒弃门户之见、广为授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交流”成为了少林功夫延续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将已有的少林功夫传播出去，同时吸取外界武术精华，不断提高。在整个明朝统治的276年间，少林僧兵不断接受朝廷征调，平定叛乱、镇守边疆、抗击倭寇，少林僧兵履历奇功，使少林功夫在明朝名闻天下，同时少林寺内习武之风极为兴盛，成为了一个僧俗共同练武的地方。少林拳法与棍法都在明朝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成为历史上少林功夫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是，少林寺在明朝的辉煌转瞬即逝，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此时，终日习武，不参政事的少林寺，却被朝廷认为是反清复明的中坚力量，少林功夫的延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特别是雍正年间曾下令禁止民间习武，即使是拥有千年习武历史的少林寺，也被列入其中。然而，少林功夫的传承并未就此中断，他们开始将练武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由室外转入室内。少林寺内最大的一座殿堂——西方圣人殿，原名千佛殿，便是当时的练功场所。砖地上，四行，共48个深浅不一的脚坑，就是雍正至道光年间，少林武僧练武时用脚踩出来的。为了能让尽量多的武僧同时练习，寺僧们经过反复排列，最终确定千佛殿中最多可站下48个武僧，并且每个人的位置都必须固定下来，这样，经过长年累月的踩踏，每个人脚下便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坑。晚清时期，中国开始从西方大批进口“洋枪”、“洋炮”，用新式火器装备军队，武术，至此退出了军事技术范畴，从而不再受到朝廷的压制，少林武僧重新燃起了习武的热情，他们纷纷走出寺门，将功夫传向社会。由于少林功夫的辉煌历史，加之实用性极强、拳法棍术种类繁多，适应了人们习武的需要，民间争相学习少林功夫，并引以为荣。这一时期，无论是否正宗，民间习武者几乎都自称所学为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源于少林，是少林僧人通过长时间的研练形成的少林功夫，他里面有武术的功能有文化的功能，有禅学的功能有信仰的理念在里面，它称之为禅武合一，禅拳一如，这是少林功夫的特制。禅武合一是少林功夫中最核心的理念，自古以来，少林僧人都以参禅悟道为自身修行的目的，而练习少林功夫，是在强健身体、保护寺院的同时进行修禅的方法。在刻苦训练的过程中感悟佛道，再利用佛学思想提高少林功夫。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少林功夫看家护院、战场御敌的功能被凸显出来，但这种实战优势不可避免地随着火器的出现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少林寺当家和尚恒林无奈之下只好“以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购置枪械，训练僧兵，成立“少林寺保卫团“并任“团总”，以备不测。少林寺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正在向他们一步步逼近。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盘踞在洛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部手下的河南暂编第四团团长樊钟秀将指挥部设在少林寺内，少林寺就此无奈地被卷入到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1928年，樊钟秀部和冯玉祥手下的军阀石友三部在少林寺以西交火，结果樊钟秀部被击溃。石友三率部追至少林寺后，出于报复，先纵火烧了法堂。次日，石友三又命士兵把煤油抬到寺中，继续进行焚烧。从3月15日开始，大火连烧40天，少林寺的天王殿、大雄殿、紧那罗殿、六祖殿、钟鼓楼、东西禅房等主要建筑全被烧毁，少林精华尽遭浩劫。之后，少林寺到处是残垣断壁，徒僧四处星散，方丈素典与仅剩的30多名和尚勉强维持着一派破败的场景，少林寺与当时的国家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90年底，少林寺第32代住持释永信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达摩寺中，他偶然地发现那里竟然收藏了很多嵩山少林寺的照片，而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20年，也就是石友三火烧少林寺的前八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少林寺将大雄宝殿、天王殿、鼓楼等重要殿堂全部重修、重建；并对周边进行整体治理，从而恢复了“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风貌。即使这样，现在嵩山少林寺的整体规模也只有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前的五分之一。不过，少林寺的重建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嵩山少林寺，位于天津蓟县的北少林也在2007年底开工重建。虽然寺院规模距离历史的辉煌相去甚远，但是，现在少林寺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已是少林寺历史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热映给现实中的少林寺赢得一次机会,让它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根据门票统计，年五年间游客共约20万，而1982年游客猛然增至70多万人，1984年再攀高峰，达到260万人。这种显见的效果让释永信更加确信少林功夫的无限魅力。继1979年少林武术队成立之后，武术挖掘小组、武术研究会相继于年成立，1989年少林武术被搬上舞台，演出从国内到国外，从武术套路表演到编排有故事情节的舞台剧，“少林功夫热”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在少林寺所属的登封市，约有一百所武术学校相继成立，在校学生将近10万人，其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洋弟子。从1995年以后，少林寺开始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开设分寺，而散布在全球各处的以少林功夫或少林武术为名的武馆因为数量太多，几乎无法统计。日，少林寺迎来了历史上最高端的一位外国客人，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少林武僧团为普京表演了24场绝技，其间普京22次鼓掌，充分领略到了少林功夫的魅力。如今，少林武僧们正在加紧排练一部英国女王钦点的功夫舞剧，并将于今年10月赴英国表演。日，少林功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进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程序。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少林功夫已经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的代表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九）武当玄功（上）中国武术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内家拳在深入研究以速度和力量见长的少林拳法的基础上，创新的发展出“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内家拳理论。在战略、战术上，对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更是内家拳中赫赫有名的代表。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拳法究竟是何时出现？它又是由什么人创立的呢？公元1416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北京的紫禁城。此时，除了在他身边正在紧张施工的这处宏大宫殿外，朱棣心中还一直挂念着另一处道教宫观的修建进度。这处宫观位于1000多公里外的武当山上，朱棣亲自把它命名为“大岳太和宫”。事实上，武当山的庞大工程，早在紫禁城修建的3年前就已经开工。朱棣从北京调派的军民工匠，以及江南各地近30万人马到达了武当山，一修就是10年的时间。这是大明王朝历时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国家工程之一，史称“北修故宫，南修武当”。那么，如此偏远的武当山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格外重视呢？为什么他煞费苦心地在此建造规模宏大的庙观呢？朱棣大修武当的原因现在众说不一，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却很少被世人所知。今天武当依旧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