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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历程
&&& 首先将十四部天书的顺序罗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1955）
　　②《碧血剑》（1956）
　　③《雪山飞狐》（1957）
　　④《射雕英雄传》（1957）
　　⑤《神雕侠侣》（1959）
　　⑥《飞狐外传》（1959）
　　⑦《白马啸西风》（1961）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1961）
　　⑾《天龙八部》（1963）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1967）
　　⒁《鹿鼎记》（1969）
把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按照创作先后的顺序进行排列后，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规律，即小说主人公的共同归隐格模式的性质，是从儒家之侠（陈家洛、袁承志等）到道家之侠（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到佛家之侠（石破天、狄云、等）这个顺序发展的。通过这个，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转变呈现着一种由儒入道，再由道入佛的一种趋向。我们可以说金庸走了一条与无数先哲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历程。这同时也是金庸一种人生体验的过程。
1955 1956 1957 1959
　　我总是在猜想，三十一岁的金庸和四十五岁金庸会有如何的不同。虽然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在31岁和45岁的时候会有多大不同。也许每个人在这一段从青春到中年的时间里大约都应该有一些从尊崇到破灭的思想吧。也许金老先生也不例外。从书剑里的儒雅书生到射雕里的憨厚汉子，再到鹿鼎记中的市井顽童。这其中也许蕴含着金老对于侠的思想从尊崇到破灭的思考的轨迹。
　　这十四部书里唯一称得上书生的侠客主角大约也只有陈家洛了。也许这时的31岁的金老正是在激昂文字，挥斥方遒的时候。塑造一个任侠的书生也正是最好的宣泄之道。冒昧的揣测一下，也许这时金老对于侠的思想是以一种尊崇的态度去描摹的。而且书剑里有太多的古典侠客小说的痕迹，足可见此时的古典的侠客观念仍然在主导着金老的创作。他似乎在试图创造一个文武双全的而且符合现代人感情观念的侠客形象。（其实我认为这样的形象在武侠小说里有一个顶峰，但不是天书中的人物，而是《萍踪侠影》里的张丹枫）
　　从后来的一年创作的碧血剑里也可以看出金老的这种思想，被袁崇焕的部将抚养大的袁承志其实不过是粗通文墨，而金老依然要设计一个一边书写奏章一边折辱洪胜海的情节，足可见这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情结之浓厚。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的书生任侠式的观念限制了陈家洛和袁承志的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具有现实感，也缺乏特别鲜明的性格魅力。相对于以后的血肉丰满的众多侠客形象来说，此二人总是显得有些苍白。
　　其后的雪山飞狐得着力点似乎并不在于侠客形象的塑造，而是在于一种对于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的一种颇有趣味仿造。胡斐或是胡一刀的形象是在飞狐外传才逐渐丰满起来的。而金老同年开始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则真正的开始了一个侠客形象嬗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郭靖其实是一种对于古典侠客形象的修正。我同意将郭靖、陈家洛和袁承志列为儒侠的提法其实也正是郭靖这个人物真正的让金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念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以至于其成为了整个武侠小说界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相较于陈袁二人，郭靖的形象更符合儒家的诸多关于德行的箴言；同时他也没有了陈袁二人的书生似的酸腐气，而更像是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融会了儒家众多美德的侠客甚至是英雄。郭靖本身也具有更为现实的鲜明的性格，一个坚强厚重木讷的人物成长为一个英雄的故事显然要比一个翩翩书生公子的行侠事迹更能激起人们对现实的认同感。对于从陈袁二人到郭靖的变化，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金老试图将侠客文化通俗化、现代化的一种变化。也许此时的金庸仍然还在试图从古典的侠客和现代的观念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创造一个更能够被现代人接受的完美的侠的形象吧。
　　对于神雕侠侣和雪山飞狐是同一年的作品，我曾经有些困惑，我并不认为杨过和胡斐是同一类的所谓“墨侠”。看看史记的游侠列传你就会明白什么是才是墨侠，身为游侠的郭解一样会结交官府，一样会睚眦必报。在我的眼里，墨家的学说其实是被人们曲解才成为所谓的侠客，兼爱非攻的思想和许多朴素的自然思想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种思想启蒙，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的现代意识。所以当杨过和胡斐的身上具有了此类的现代人的性格特征的时候才会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墨侠。其实杨过和郭靖仅仅是一种叛逆与皈依相互融合的两个方面。郭靖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并不纯粹，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疑惑的，洪七公的大义凛然之辞以我辈看来实在是漏洞百出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郭靖不明白，只是他很难想到，即使想到也会被洪师傅或是蓉儿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杨过则要清醒的多，杨过的皈依实际上更能说明金庸此时的对于传统的侠客文化和现代人的意识之间的把握。现代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郭靖这样一个道德高标般的完美人物的感召下，顺利的完成了对于儒学的思想意识的皈依的过程，尽管其已经还包容了诸如“师生恋”之类的现代性很强的新的情感意识。
　　所以说，杨过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天才版的郭靖，一个更具有现代的思想特征的郭靖。
　　再来分析一下胡斐，其实胡斐的父亲胡一刀才是真正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式的侠客。胡斐的路见不平更多的像是年轻人的血性和现代人的良知使然，而且胡也一样的有着相当的政治追求和思考，对于官府举办的掌门人大会的破坏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胡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对于胡斐来说，江湖的安定也就是他的一个政治理想。所以说胡斐的形象仅仅是儒家之侠的一个弱化版和更接近其他的武侠小说中的形象的版本。我更愿意理解成是金庸在描摹杨过之余为了自己的前一个版本的雪山飞狐加上的一个前传似的人物设定而已。
　　真正的侠客形象的转变也许应该从张无忌开始，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已经开始超脱出了郭靖所标志的儒家之侠的范畴。虽然倚天剑和屠龙刀相格出了武穆遗书，但是张无忌却没有了郭靖的以天下为己任或是保江湖平安的理想，没有了那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状态。对于他来说，能够与所爱的人执手偕老，泛舟于江湖就已经知足了。似乎也可以猜想他决不介意朱元璋的篡权或者是以后的明太祖的酷政。而且张无忌还有着更为平凡的优柔的性格，除了一身非凡的武功以外，他的很多决断或是情感都很像是一个在身边的平凡的俗人。据资料来看，也正是写作倚天屠龙记的前一年，金庸用八万元的资本创办了明报。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往往心胸开阔，境界高宏，而从张无忌身上体现出来的变化也许说明金庸在完成一个对于儒家之侠的承继与延展之后的思考。金庸已经不再仅仅的拘泥于传统文化里的匡扶正义，除邪去恶之类的侠客形象，他在试图把侠客的心性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贴近，以创造一种武侠化的通俗现代小说。我更为大胆一点的揣测一下，其实倚天屠龙记更像是一个平台，是金庸在对传统的侠客文化极大发扬和通俗化了之后的一个平台。从这个平台以后，要么就是重复以前的老路象古龙或者是梁羽生一样创造一个又一个雷同的人物，在自己搭造的窠臼里自得其乐，要么就是修正以前的创作理念，在不断的创新中到达新的顶峰。金庸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在我所谓的“平台”之后，金庸开始了对于以往的侠客形象的颠覆和解构。
　　天龙八部可以说是金庸的又一个顶峰式作品，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天龙八部有一种类似于古今中外名著的一种苍凉悲壮的磅礴气势。江湖人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以及宋辽的纷离战乱被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武侠史诗一般气魄。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天龙八部更像是一部史诗，而不是一部小说。从乔峰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武功还是胆识都足以使他成为另一个不逊于郭靖的高标——当然前提是他的身世永远不被揭破；可是金庸利用巧妙的情节设计一下子就颠覆了乔峰从前的所有的价值观，从前的所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基点处被连根拔起。也就是说金庸颠覆了乔峰作为一个侠的形象的正义的判断标准和理想。也正因为如此乔峰的形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于战争、民族融合的态度甚至是正义的判定标准都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整部天龙八部里的民族纷争和战乱的背景又使这些方面极为突出，尤其是最后的雁门关折箭自尽的情节使乔峰的形象升华到了一个顶峰的高度。冒昧的下一个结论，此时的金庸似乎已经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人文意识中萃取出了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这时的乔峰似乎已经应该是整个武侠小说界塑造的英雄人物中最为夺目的一个了。而从天龙的另外两个主人公身上也可以看出金庸对于颠覆传统侠客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尝试——在试图颠覆武侠主人公的绝世武功。段誉和虚竹都没有了武之侠的对于武功技术的痴迷特性，对于此二人来说武功更像是一种道具，他们身负的绝世武功更像是一种经历的象征。所以说天龙八部里金庸的创新已经使他的小说达到了一个武侠小说中的新的高度。而且天龙八部中苍生与命运间的苍凉厚重感比起许多名著来已经不遑多让。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天龙八部是金庸创作的一个顶峰，象评唐诗的人评价杜甫的诗一样是一部“拔山扛鼎之作”。
　　笑傲江湖诞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看过《五亿探长雷洛传》的人大约都会对香港67年的暴动有很深刻的印象吧。笑傲江湖的风格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此时的金庸大约对于大陆的状况颇有微词，而且笑傲里的权谋机变与影射的人物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也许正是这个创作侧重点的变化，使得金老在笑傲江湖的创新性上以及在这部书里表现出来的对于侠客人物塑造的思考上就没有了更多的变化。令狐冲得形象用六个字可以概括的——假浪子，真道学。令狐冲的浮浪无行更像是一层保护色，就连风清扬也被这层保护色蒙蔽了，令狐冲对于儒家道学的奉行不悖简直深入了骨髓，从不肯入魔教到对岳不群始终难下杀手，都可以看出所谓的令狐公子的浮浪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下是一个始终对儒家理念忠心耿耿的侠客。这也许都与令狐冲自小受到的教育有关，也许正是岳不群这样一个伪君子的谆谆教诲成就了令狐冲这样的一个真君子、真道学。所以说令狐冲依然是一个儒家之侠，只不过在他的身上披了一层叛逆的外衣。和郭靖的道德高标、杨过的最终皈依相比，令狐冲具有一个外圆内方似的特征。有的时候我甚至在猜想这是不是金老的一种自喻，一种对于一个表面上趋于西化而骨子里依然是尊崇儒学、理学文化的中国文人一种自我譬喻和暗示。
　　鹿鼎记的出现使得笑傲江湖更像是又一个等待创新与突破的平台。记得小的时候初读鹿鼎记的时候实在是了无趣味，不知道拉拉杂杂叙述的这几个老朽文人与武侠有何关系。但是金庸在鹿鼎记上的突破却几乎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前所未有创举。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鹿鼎记就像是一部武侠世界里的哈克贝里历险记，一部武侠世界里的阿甘正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了鹿鼎记之后会意犹未尽的说：原来武侠还可以这样写。金庸从韦小宝的身上析构了最后一点的武侠要素，韦小宝自始至终都没有身负绝世武功，这个武侠世界的阿甘却经历甚至是完成了大清朝康乾盛世的整个构建过程。武学上的白痴，被韦小宝的无赖、机灵甚至是圆滑世故所弥补。市井小儿的无赖和蝇营狗苟的官场、尔虞我诈的宫廷相得益彰，其中的灵犀相通之处简直是珠联璧合，让人叹为观止。韦小宝的身上几乎一切的侠之要素都被统统颠覆，而代之以无赖、狡诈、贪婪、好色等等特征，却依然写的此书侠气凛然，也真难为金老的奇思了。从参禅的境界说来讲，这似乎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级别了。反正从我辈的俗人脑筋来看，这是无法超越的一个顶峰了。从韦小宝以后，如果金老再写武侠，创新大约是不大可能了，而韦小宝的形象又根本不具备可重复性。所以知难而退的封笔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金庸笔下的儒道佛
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曾说过，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就是说，你想学习佛经吗，想学习宗教的道理吗，你去拿一本佛学书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很深奥，读不进去。那你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可以作为学习宗教知识的入门书。
在我看来，金老爷子的晚期作品可能更多体现了释家观点，而他的早期和中期作品则主要反映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
先前，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对金庸各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点评，或褒或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来凑个热闹，对比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中的部分人物进行浅评。
《射雕》是老爷子的早期代表作，此时的金庸年轻有为，于是一批建功立业的大侠跃然纸上，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尽管他们身上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其侠义精神却能掩盖其短，张扬其长。我们在金庸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人物身上更多的是儒家的精神。其实这个时候金庸自己呢，也是一个年轻人，这就像金庸自己年轻时候的抱负一样，年轻气盛，在事业上有追求，在爱情上有追求，所以推崇一种建功立业的境界，推崇那种建功立业的大侠。像他早期作品中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都是事业感很强的大侠。所以这个时期金庸小说的氛围都是昂扬向上的。
郭靖是一个标本式的儒家大侠。他所主张的“仁义忠孝”，本身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当时的南宋已是风中残烛，内忧外患，而郭大侠却上下求索，一心要驱除金虏，恢复河山，匡扶宋室，“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郭靖身上得到的充分体现。这种精神不仅在《射雕》中出现，在金庸以后的作品中更加得到了延续和升华，襄阳城破，以身殉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靖用生命铸成了一个“侠之大者”的儒家大侠的光辉形象！除此以外，儒家礼教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也深深影响着郭靖。当他误以为黄老邪杀了自己的五位师父后，毅然斩断情丝，和自己的爱人，黄老邪之女彻底决裂。
在《射雕》中，郭靖无疑代表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有“正”必有“邪”，黄药师的外号叫“东邪”，这个邪并非邪恶之“邪”，而是因为他愤世嫉俗，一言一行时时处处离经叛道，对于儒家正统来说，他的确太“邪”了。有一次，他老人家心情不错，答应了女儿与郭靖的婚事。按理说本来应该皆大欢喜的，可没想到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郭靖说要等禀告他老母后完婚。这个想法很正常啊，现在的人结婚，谁不请上七姑八姨三叔六婶的。可黄老邪听后勃然大怒，说是你郭靖成亲还是你老母成亲！他黄老邪生平最厌恶儒家礼教的成规陋俗繁文缛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邪”到了什么程度。
这么一个“邪神”对自己的评价却是“邪中自有三分正，正中总带七分邪”。那么他的“正”从何来呢？书中有这么一段，西毒杀了一个儒生，并将其头颅送给黄老邪，说：“兄弟今晨西来，在一所书院歇足，听得这腐儒在对学生讲书，说甚么要做忠臣孝子，兄弟听得厌烦，将这腐儒杀了。你我东邪西毒，可说是臭味相投了。”本想讨好黄老邪的，可是“黄药师脸上色变，说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将那人头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欧阳锋讨了个没趣，哈哈笑道：‘黄老邪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为礼法所拘之人。’黄药师凛然道：‘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由此可见，黄老邪虽然愤世嫉俗，离经叛道，但他反对的只是儒家礼教的成规陋俗繁文缛节，而不是“仁义忠孝”等儒家核心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郭靖是儒家的大侠，那么黄药师则是儒家的愤青。
《笑傲江湖》是一部充满了道家哲学色彩的作品。此时的金庸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进入中年。这个时候我们看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明显带有道家的精神。我们看一看杨过、令狐冲、张无忌，这几个人物，和前面那一组人物相比就有变化。这些人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也有社会责任感，也为人民服务，也为社会服务。但是同时，他们很清楚地考虑到自己的个人自由问题，一方面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考虑自己，也就是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考虑。而金庸是到了中年之后，他考虑到这些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所以他中年的时候写的作品我们看到气势更雄浑，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比较简单。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 因为真正的“道”丧失了，才需要以“仁义”为手段，处理各“无道”的乱象。只要有大智大慧的人出现，就必然会有自以为是、指黑为白的人，混淆视听，让社会大众难辨真假。在老子眼中，“智能”是次于道的技术，“智能出，有大伪”是不争之事实。因为人有利己的本能，所以常有人以“智能”，满足自我之欲望。智能高，则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影响力也大。人为了追求立即的利益效应，无所不用其极，或伪充具有“大智”，或只顾眼前，经常不顾本末、因果。所以，老子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崇拜圣贤，不追求智谋，人民获得的利益更多；不强调仁德，不追求义行，人民自然返归孝慈；不标榜机巧，不鼓励功利，偷盗之徒即无以产生。
回到《笑傲江湖》中来，我们看一看左冷禅和岳不群这两个人物。左冷禅表面上为了维护武林的“公义、正气”和长治久安，致力于整合正道力量，与魔教做斗争。看似大公无私，正气凛然，实际上，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企图建立霸权。岳不群表面上以正人君子自居，骨子里比起左冷禅的阴险狡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个人都是貌似大仁大义的圣贤之辈，实则大奸大恶的无耻之徒，应该说他们都有过人的“智能”，但都是欺世盗名的“大伪”。
再来看看令狐冲。用老爷子的话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他所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有人说，隐士只能独善其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但是请不要忘记，隐士中不乏“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人，他们也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很清楚地考虑到自己的个人自由问题，一方面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考虑自己，也就是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考虑，所以他们通常是“功遂身退”。令狐冲就是这样的隐士。直到阻止了左冷禅和岳不群的阴谋以及任我行的暴行后，他才得以归隐山林，和自己的爱人笑傲江湖。
同样是隐士，但令狐冲和张无忌有所不同。张无忌是“无为”的，总是被潮流所推着，推到哪儿就走到哪儿，他在事业上他在爱情上都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推他当什么领袖他就当什么领袖，哪个女孩子的力量强一点就把他抢过去了，他没有什么主动性的。而令狐冲不仅是隐士，他还是浪子，他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这一点，从风清扬教他的剑术上可以得到体现。风清扬“一口气滔滔不绝的说了三十招招式。那三十招招式令狐冲都曾学过，但出剑和脚步方位，却无论如何连不在一起。...令狐冲...当即使一招‘白虹贯日’，剑尖朝天，第二招‘有凤来仪’便使不下去，不由得一呆。那老者道：‘唉，蠢才，蠢才！无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拘泥不化，不知变通。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你使完那招‘白虹贯日'，剑尖向上，难道不会顺势拖下来吗？剑招中虽没这等姿式，难道你不会别出心裁，随手配合么？’这一言登时将令狐冲提醒，他长剑一勒，自然而然的便使出‘有凤来仪’，不等剑招变老，已转‘金雁横空’。长剑在头顶划过，一勾一挑，轻轻巧巧的变为‘截手式’，转折之际，天衣无缝，心下甚是舒畅。当下依着那老者所说，一招一式的使将下去，使到‘钟鼓齐鸣’收剑，堪堪正是三十招，突然之间，只感到说不出的欢喜。”令狐冲“从师练剑十余年，每一次练习，总是全心全意的打起了精神，不敢有丝毫怠忽。岳不群课徒极严，众弟子练拳使剑，举手提足间只要稍离了尺寸法度，他便立加纠正，每一个招式总要练得十全十美，没半点错误，方能得到他点头认可。令狐冲是开山门的大弟子，又生来要强好胜，为了博得师父、师娘的赞许，练习招式时加倍的严于律己。不料风清扬教剑全然相反，要他越随便越好。”“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真可谓武功同人品珠联璧合，剑术与性格相得益彰！
金庸的作品越到后来，他的佛家思想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举《天龙八部》为例，《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里面充满了佛学的道理。老爷子在《天龙》的前言里写道：“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射雕》给我的感觉是，金庸在红尘中观察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笑傲江湖》给我的感觉是，老爷子躲到了世外桃源，远眺俗世，笑看风云；而《天龙》则让我感到老爷子坐在云端，俯视众生，悲天悯人。
陈世骧先生概括得非常好，他说《天龙》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有的人都是冤的，所有的情都孽情。因为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平常的挫折，每一个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萧峰曾经发誓，说终我一生，绝不杀一个汉人。可是结果呢，他迫不得已，杀了很多汉人，聚贤庄一场恶战，他打死了很多自己昔日的兄弟。段誉也是很倒霉的一个人，好不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发现是自己的妹妹，好不容易又爱上一个女孩子，发现又是自己的妹妹。你说这人生多惨，简直恨不得死了算了。爱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自己的妹妹，痛苦死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佛家冤孽的思想，这是一种冤孽，好在金庸是有菩萨心肠的，最后都给它一起解决了。最后突然发现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妹妹，就都给他解决了。在虚竹的身上，就更体现出佛家思想了，我们看虚竹是一个从小不知道父母是谁的，由少林寺养大的，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和尚。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好和尚。因为他没有接触别的道德标准，他的标准是做一个标准的一心一意的好和尚，而做好和尚的要求就是不能破戒，什么戒都不能破，好好遵守清规戒律，守好了你就是一个小和尚。可是人生无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虚竹一戒一戒全给破了，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女色也近了，简直要崩溃了，一个做好和尚的条件一一都不具备了，简直说要死的心都有了，他只不过要做一个好和尚，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老天爷偏不让他实现，一个一个都让他破掉，我们知道这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峰回路转，当所有的戒都破掉之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仍然是一个好和尚，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虚竹是一个最好的和尚，佛学的光辉这个时候才普照出来。最后证明他是一等的好人，他是这个小说中最慈悲的人物之一。所以我们看在《天龙》几个主人公身上都体现出深刻的佛家的道理。
我们接下来看看发生在萧峰身上的几个片段。有一日，官拜南院大王的萧峰外出打猎，碰到一队辽兵“打草谷”（到南宋边境烧杀掠夺）回来，萧峰悠悠一声长叹，向南边重重叠叠的云山望去，寻思：“若不是有揭露我的身世之迷，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这些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
还有一段，说的是段誉，虚竹和一帮中原武人从辽国监狱中救出萧峰，在撤退途中，遭遇辽兵的阻击，萧峰向少林高僧玄渡询问他父亲在少林的情况，他说：“我想请问他老人家：倘若辽兵前来攻打少林寺，他却怎生处置？”玄渡道：“那自是奋起杀敌，护寺护法，更有何疑？”萧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为了汉人，去杀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来帮主果然是契丹人。弃暗投明，可敬可佩！”萧峰道：“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
从乔峰到萧峰；从汉人到契丹人；从丐帮帮主到辽国南院大王，最后竟成为自己父母之邦的越狱囚犯。在经历了种种坎坷磨难和身世变故后，萧峰已是不胡不汉，有国难投，天大地大，何处是家？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萧峰才会有这些感慨：“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历尽劫波后的萧峰，内心深处逐渐萌发了众生平等的佛家思想，他不仅为自己凄惨的命运感到悲伤，更对遭受战乱荼毒的天下苍生表现出了深深的怜悯，这使他产生了普渡众生的愿望。正是为了普渡众生，萧峰胁迫辽帝，让他立誓，终其一生不再对宋用兵，最后萧峰以他气壮山河的一死，奏响了民族和平的最强音！
每次读到这段，我总会潸然泪下。有人说，从萧峰的结局来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我却不这么认为。萧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儒家的角度看，他可以算得上是圣贤了。以道家的观点来说，“兵者不祥之器”，萧峰消弭了一场战争浩劫，却没有以救世主自居，反而以死向辽帝谢罪，功成身死，他无疑是个得道高人，最后羽化登仙。释迦牟尼说，我不渡众生，我誓不成佛。萧峰的结局可以看作是他普渡众生后，修成正果，立地成佛。难怪有人评价《天龙》是带有佛家色彩的武侠版《战争与和平》。所以我认为萧峰是一个悲情英雄，而不是悲剧人物。
说了北乔峰，我们再来侃侃南慕容。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萧峰的结局是悲壮而不是悲剧，但慕容复却是个真正的悲剧人物。为了光复大燕，他放弃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美好东西——与王语嫣爱情，与包不同的友情。书里有一段说的是慕容复为借助西夏之力复国，到西夏向公主求婚，宫女问他生平在何处最快乐，慕容复“突然间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一生营营役役，不断为兴复燕国而奔走，可说从未有过什么快乐之时。别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强，名满天下，江湖上对之无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满，但他内心，实在是从来没感到真正快乐过。”可到头来得到了什么呢？壮志未酬，神志失常，最后“慕容复坐在一座土坟之上，头戴高高的纸冠，神色俨然”，接受七八名乡下小儿的朝拜。真悲惨啊！付出了许多，也放弃了许多，最后得到这种结果，难道这还不是悲剧？
不过，最近我又看了一遍《天龙》，发现过去对慕容复的看法似乎有点武断。我们看看段誉对慕容复的结局是怎么说的。“段誉见到阿碧的神情，怜惜之念大起，只盼招呼她和慕容复回去大理，妥为安顿，却见她瞧着慕容复的眼色中柔情无限，而慕容复也是一副志得意满之态，心中登时一凛：‘各有各的缘法，慕容兄与阿碧如此，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我又何必多事？’”
这让我想到了《庄子》里的一个故事：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鳝鱼悠闲自在地游水，这是鱼儿的快乐呀。”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乐趣？”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乐趣？”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能知道你；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能知道鱼的乐趣。”
我们不是鱼，单凭鱼儿在水中游弋，怎能断定它是乐是忧？同样，我们不是慕容复，单凭他落魄的下场，怎能断定他自己心中是喜是悲？“但见慕容复在土坟上面南而坐，口中兀自喃喃不休”。据此就觉得他可怜，未免过于武断。慕容复为了他的夙愿，终日奔波，却一事无成，然而，神志失常后却有七八个小儿向他朝拜，他的结局虽然不如萧峰壮烈，可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结局可能是最理想的归宿了，也许他只有在神志失常的状态下才能脱离苦海，得到超度。
《天龙》里有一个配角，虽然戏份不多，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非也非也”包不同。书中有一段描写包不同对自己相貌的评价：“……我们公子爷的相貌英气勃勃，虽然俊美，跟段兄的脓包之美可大不相同，大不相同。至于区区在下，则是英而不俊，一般的英气勃勃，却是丑陋异常，可称英丑。”相貌异常丑陋，但难掩其勃勃英气，这就是包不同对自己客观而自信的认识。他承认但丝毫不介意“丑陋异常”这个先天的外在的缺陷，而对自己“英气勃勃”的内在气质，则感到非常自豪。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出生贫寒的学生，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了一所名校，然而他却因为家境贫寒感到无比的自卑。我觉得他真该好好学学包不同，大可不必因为丑陋、贫穷这些先天的外在的因素而妄自菲薄。
还有一段说的是包不同和风波恶与丐帮开战，乔峰三拳两脚就把他们料理了。包不同道：“走吧，走吧！技不如人兮，脸上无光！再练十年兮，又输精光！不如罢休兮，吃尽当光！”高声而吟，扬长而去，倒也输得潇洒。风波恶是个“斗痴”，把打架当作爱好，在他眼里只要有架可打，什么事都不重要，他纯粹是为斗而斗，所以他不存在胜负输赢的概念。而包不同和他不一样，包不同知道技不如人就会输，输了就会脸上无光，但是他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被乔峰打败了，他没有耿耿于怀，而是“高声而吟，扬长而去，倒也输得潇洒”。打架输了还能如此豁达，在金庸笔下的众多豪侠之中，虽不乏洒脱之人，但和包不同相比，都会显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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