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莫斯科地铁连续发生爆炸，共造成37人死亡，65人受伤。随后，一个与车臣分裂分子有关联的网站宣称对爆炸案负责（）。事实上，民族分裂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敌人，而车臣问题无疑是其中的头号火药桶。
　　但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此时探究他们为什么制造爆炸、为何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也具有相当的意义。
民族问题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
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现场。
日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制造了别斯兰人质事件。
头号火药桶：车臣分离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随后时任车臣共和国总统的焦哈尔•杜达耶夫宣布独立，但未得到俄政府的承认。1994年和1999年，俄罗斯发动两次车臣战争，但双方的冲突不但一直没有平息，还让车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得势，结果莫斯科的恐怖袭击不断发生，共造成俄平民数千人死伤。
日，车臣发生炸弹爆炸，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被当场炸死。此后，卡德罗夫之子拉姆赞•卡德罗夫被任命为车臣共和国总理，随后其就任车臣总统。日，俄国当局宣布车臣战争正式结束，但其实车臣享有事实上的独立。
车臣共和国地处俄联邦通向高加索的交通、输油管线的要道，也是俄罗斯与高加索贸易往来的要道，它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分离主义势力最强。
第二大火药桶：印古什共和国
印古什共和国紧临车臣，被俄罗斯民族问题专家称为第二个车臣，其境内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联邦部队与当地居民的一直冲突不断，已经超过车臣成为俄境内局势最为紧张的热点地区。
日，印古什总统叶夫库罗夫遭遇分离主义者实施的路边汽车炸弹袭击，造成叶夫库罗夫重伤，多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前印古什共和国内政部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副总理相继遭袭死亡。
当地局势的激化可能会影响到北高加索地区其他共和国，而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已经宣布准备干预印古什局势，或许是他认为已经迎来了恢复印古什和车臣“统一”的最佳时机。高加索地区难民大量涌入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或导致部分民众复仇情绪高涨而引发冲突。
第三大火药桶：鞑靼斯坦分离主义
鞑靼自治共和国成立于日的苏共时期。日，鞑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改国名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希望脱离苏联和俄罗斯独立。
1991年苏联解体后，鞑靼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希望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势力于日发动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希望独立的人占全共和国选民的61.4%。为了制止民族分离运动，俄罗斯当局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条约规定，鞑靼斯坦共和国在税收、财 政等方面享有特权，给予鞑靼斯坦超出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权力。
鞑靼斯坦由于身处俄罗斯腹地，与车臣相比，其分离主义倾向较为温和。
历史欠债是“敌人”产生的主因
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首府纳兹兰市一个警察局外发生自杀式汽车爆炸,至少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伤者中至少有9名儿童。
斯大林时期的扩张政策和民族政策为后世埋下祸根。
普京执政以来的铁血政策加剧了民族冲突。
苏联时期大规模流放少数民族
俄罗斯资深民族问题专家季什科夫认为 “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 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
此前，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民族地方自治，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但不久他们全都遭到了厄运，这些民族的自治区域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所有族人全部遭到流放。
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他们日后或多或少都对苏俄产生了巨大的仇恨，成为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车臣人亦被斯大林“惩罚”
俄罗斯与车臣的民族矛盾可以追溯到18世纪沙皇入侵车臣，19世纪沙俄征服车臣并将其纳入帝国版图。
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称车臣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其将整个车臣族赶出世代居住的高加索，迁往哈萨克。直至20世纪80年代车臣人才得以返回故乡，而此次迁徙更加深了车臣人对于俄罗斯的仇恨，为日后的车臣问题埋下祸根。
政治上同化经济上扶持的政策加剧民族问题
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大力扶植你的经济。
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在搞强制同化的同时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消除同化政策的口实。
并且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
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相反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和“没有民族歧视的政策”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
苏联解体民族矛盾集中爆发
据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
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任何有效武器。
普京为掌权再次激化民族问题
　　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很强的历史痕迹。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反而随着制度变迁而更加严峻。而此时上台的普京为巩固自身权利，对民族问题实施强硬政策，车程问题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地图。
车臣问题是普京起家的资本
1999年，俄罗斯正深陷经济危机，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陷于瘫痪，俄罗斯人的存款损失近一半。与此同时，首都莫斯科、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布伊纳克斯克市、俄南部伏尔加顿斯克市连续发生多起爆炸案，一系列的爆炸案致使上千人死伤。
早在1997年5月俄联邦和车臣签署和平与互相关系原则条约，此时车臣和全俄罗斯的民众都在期待着叶立钦同车臣达成的协议，通过一次公民投票和平解决车臣的前途，但是普京借口这一系列爆炸事件，向车臣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99年8月普京当局出动1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
有舆论认为，普京撕毁协议挑起战争，他要表现自己是一位俄罗斯的现代英雄，以强硬手段竞争选票，从而成为叶立钦的接班人俄罗斯年青新总统。
部分车臣人称俄罗斯的反恐是屠杀
部分车臣民众认为俄罗斯声称的反恐行动实际是大屠杀，两次车臣战争本质上都是殖民战争，十数年间，据说有30%车臣人遭到杀害，国际社会却置之不理，许多车臣妇女的丈夫或儿子无故失踪。她们搜集并纪录数百卷恐怖罪行的录像带，并将之偷渡入欧洲，向国际人权法庭控诉。
而亦有部分车臣民众因此选择加入炸弹自杀的队伍充当人弹，以暴制暴。
　　民族分裂势力特别是极端势力对一个国家的伤害还远不止表面看起来那些：历史上，分裂会使民众倾向选择强人政治，而威权政治也通常不会放弃通过渲染分裂威胁的程度以压制民主吁求的机会。
而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称民族问题是属于俄罗斯历史上永恒的、“该诅咒”的问题。事实上该诅咒的不单是各种爆炸事件的元凶，还有那些不合理民族政策的颁布者。正是他们制造分裂，同时让分裂与威权联姻，他们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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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不顺”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历史和现实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拥有全世界最为复杂的行政区划（3个联邦直辖市、22个共和国、4个自治区、1个自治州、46个州、9个边疆区合计85个联邦主体）。
&&&俄罗斯的人口仅有1.4亿左右，连国土面积只有俄罗斯1/122的孟加拉国都有1.5亿人口，但在俄罗斯却生活着180多个民族，以“大聚居、小杂居、交错杂居”的形态零散分布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居民点，同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悬殊。这使得俄罗斯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天生就具备了复杂性。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俄罗斯的版图是依靠历代侵略扩张奠定的，在俄罗斯扩张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引起被压迫民族的激烈反抗。再加上俄罗斯本身的地广人稀，如何维持并治理如此庞大且不稳定的疆土就成了历代俄罗斯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二、帝国的马赛克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自然而然地采取了封建主们的惯用伎俩——建立一个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封建“二元帝国”，靠层层分封和领有不同的地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190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那长长的帝号一口气读下来的话都让人头皮发胀（“蒙上帝恩典，全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独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兰沙皇，西伯利亚沙皇，陶立克克森尼索沙皇，格鲁吉亚沙皇，普斯科夫的领主，兼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芬兰大公；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萨莫吉希亚、别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格拉、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加尔以及其他区域的王公；下诺夫哥罗德的领主和大公，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乌多利亚、奥勃多利亚、孔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国君和所有北部区域的君主；伊弗里亚、卡塔林尼亚、卡巴尔德尼亚土地和亚美尼亚区域的君主；切尔卡斯亚和山地王公及其他的世袭领主和统治者；突厥斯坦的君主；挪威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迪特马尔申和奥尔登堡公爵，等等）。
俄罗斯帝国全盛时期领土面积达到2280万平方千米，是历史上领土第三大的帝国，仅次于大英帝国（1920年）和蒙古帝国（蒙哥时期）。最东曾拥有阿拉斯加（1867年卖给美国），势力范围广大。为了更好地管理，俄罗斯分成了81个省、20个区及1个自治区。
&&&另外还有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国和保护国，比如芬兰大公国、波兰王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等。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占了11个省，17个区和一个自治区（萨哈林）。而除俄罗斯本土外，还有另外8个在芬兰，10个在波兰。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因此拥有了59个省和一个区（顿河区），而战争部长对顿河区拥有管辖权；其他的也都有自己的省长和副省长，后者主要是管理当地政府。
&&&此外，通常在几个省的省长之上还设有一个秘书长，秘书长一般拥有调动自己管辖范围内军队的特权。1906年，俄罗斯帝国已经在芬兰、华沙、维尔纽斯、基辅、莫斯科和里加设有秘书长。较大的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尼古拉耶夫、罗斯托夫）还有独立于省的，它们自己的管理系统；在这些城市中总警监相当于省长。
&&&而对于偏远地区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沙皇也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严厉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收买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给予他们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的优待、并使他们在生活上“俄罗斯化”，同时，在民族地区人为制造民族矛盾并充当裁决者。这些措施将地方实力派和沙皇的利益做了捆绑，一定时期内制造出了一种地方贵族拥护沙皇的“大好局面”，但这些政策也把俄罗斯建成了一座“民族监狱”，加剧了偏远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广大被压迫民族深受其害并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中央和地方的对立实质上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直到沙皇被革命掀翻，中央和地方之间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于俄罗斯本身而言，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政策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另一方面，激烈而残酷的革命斗争动员了底层群众的力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旧有的政治结构，人民在革命的旗帜下被布尔什维克有效地组织了起来，这使苏维埃俄罗斯——苏联的中央政府拥有了有效治理地方的机遇。而在苏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政府将整个国家纳入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轨道，一切资源在全国——而不是之前的各个小块领地内进行配置，通过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满足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重新安置，确立党对基层组织的绝对领导，以及建立垂直领导的政治保卫和国家安全工作体制，进一步瓦解旧式中央和地方关系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减小各地的发展差异。
&&&&同时，通过消灭封建陈规陋俗，推行以俄语为主，民族语言为辅的义务教育，对俄语进行简化，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改革，瓦解旧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型文化，促进全国各地文化发展的同步化和同质化。这些全方位的政策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组织力控制力空前加强，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伟大卫国战争当中，苏联在战争初期遭遇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消灭德国法西斯，除了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作战之外，苏共中央统一指挥、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的战略疏散，将“整个一个工业国整体搬迁到东部”的措施更是奠定了卫国战争走向最终胜利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组织力和控制力对于三十年前的俄罗斯来说还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请客吃饭”那样简单，各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的过程也充满了血雨腥风。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些统筹治理地方的措施便以执行过程中的“血雨腥风”为借口，被当成“错误路线”遭遇批判，许多政策因此被废止。
&&&一方面，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建立起来国家结构形式出现了反复，被迁移出去的民族又返回了原住地，按照原先的方式重新聚居在一起，一些旧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恢复和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依靠干部、保护干部”的政策的推行和经济建设当中“一长制”的贯彻，苏联的干部体制越来越僵化，官僚集团开始形成，这种变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体现出来的是地方干部的权力急剧扩大以及新的地方门阀势力的出现，初步理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又逐渐变得混乱起来。
三、教条主义地奉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民族自决政策具体体现在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上。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前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把这一政策绝对化则带来了很多问题，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成立时有四个成员：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
1924年第一部苏联宪法颁布后，苏联开始重划民族区域，把斯摩棱斯克、维帖布斯克、戈梅利省等以白俄罗斯人为主的县从俄联邦划入白俄罗斯，使白俄罗斯面积增一倍，人口增两倍多。在乌克兰境内建立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
中亚原来有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分割成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归乌兹别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1925年改名吉尔吉斯自治州，加入俄联邦），哈萨克人多的地区并入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25年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6年苏联宪法通过后，苏联的成员增至11个：三个斯拉夫国家、外高加索联邦一分为三，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宣布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
&&&&&1940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芬战争后，苏联在新吞并的芬兰领土上于1940年3月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8月又把并入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至此，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1956年7月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自治共和国并入俄联邦。
　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又按民族划分民族自治地区：
俄罗斯联邦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6个边疆区、49个州、10个自治区，冠有“自治”字样的都是以民族划分的。
乌兹别克有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
格鲁吉亚有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
&&&阿塞拜疆有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塔吉克有戈尔诺巴达赫什自治州。
苏联最终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共有53个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冠名民族在其构成体内都占有多数，如在哈萨克斯坦，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有528.9万人，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在5个民族自治州中，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在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
　　&& 这种以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带来了三个严重的消极后果：
　　首先，没有建立起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没被冠名的民族实际上感到不平等，而且为什么有的民族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却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自己民族构成体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没有明确的标准。苏联只有60%的居民生活在冠名的民族自治实体中，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感觉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
　　第二，人为制造民族区别，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按民族划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这种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然后才是国家属性。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的，不管此人是不是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勃列日涅夫促使干部本地化，大力提拔任用本民族的人担任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形成官官相护的民族干部帮派集团，俄国历史学家认为：“70年代有关地方干部的这个愚蠢的领导纲领给所有地方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国家所有地区民族主义逐渐地、但又明显地成长，而然后是走向民族冲突。”
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解除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务，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接任，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第三，造成联邦体制的不对称，俄罗斯联邦无论是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居绝对优势，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只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国家。
　　第四，宪法与实际的矛盾，为民族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
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外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和国。
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很大，不但拥有主权，还有外交权、国防权和自由退出苏联权利：
&&&第十五条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都加以保护。
第十六条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
&&&第十七条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第十八条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非经本共和国同意不得变更。
&&&第十八条(甲)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
&&&第十八条(乙)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
1977年苏联宪法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权利进行了缩减，取消共和国军队权利，但仍然保留外交权和退出联盟权利：
&&&第七十六条加盟共和国为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它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苏联宪法第七十三条指出的范围以外，加盟共和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行使国家权力。加盟共和国有符合苏联宪法并考虑到共和国特点的自己的宪法。
&&&第七十七条加盟共和国参加解决苏联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政府和苏联其他机关。加盟共和国保障自己境内的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协助苏联职权在自己境内的行使，执行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决议。加盟共和国在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上，协调和监督联盟所属的企业、机构和组织的活动。&
&&&第七十八条加盟共和国领土未经其同意不得予以变更。各加盟共和国问的疆界，须经有关共和国彼此协商并经苏联批准始可予以变更。
&&&第七十九条加盟共和国规定自己的边疆区、州、专区和区的划分并解决行使区域结构方面的基本问题。
&&&第八十条加盟共和国有同外国发生关系、同外国缔结条约及交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的权利。
第八十一条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受苏联的保护。
&&&&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没有具体细则，本没打算实行。
&&&&但是，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既然苏联宣称自己实现了民族平等，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就应该在宪法中强调国家的统一性，而不是分离的自由。苏联的实践表明，民族自决权被用于一国国内，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四、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并未真正尊重民族自治权
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自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提倡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等，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常常忽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20年代末30初，斯大林不顾各民族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给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带来严重灾难。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致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日耳曼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1943年12月从高加索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卡尔人，5月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许多人在迁移途中死亡。1940年8月苏联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实体得不到尊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虽然后来为这些受迫害的民族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某些民族自治实体，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些民族问题的后遗症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下，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700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万吨石油、50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搞权力下放，受到各共和国的欢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重又加强中央集权。
　 实行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的“拉平”政策，两边不讨好
　 苏共并没有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经济空间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自己却不能生产棉布；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的计划经济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
　　为了消除民族地区的不满，勃列日涅夫在经济上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实行低水平的“拉平”政策，让发达地区支持不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地区，1980年全联盟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加168%，其中俄罗斯增加了158%，白俄罗斯增加了318%，格鲁吉亚增加了195%，阿塞拜疆增加了204%，立陶宛增加了225%，摩尔达维亚增加了220%，吉尔吉斯增加了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65%。这种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拉平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了一些发达民族的不满，反而助长了民族意识，加剧了民族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成了“奶牛”，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使多数和少数民族都对联盟不满，增强了疏离感，一旦政治高压消失，联盟很难维系。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起了急先锋的作用，认为自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谋求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未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苏联长期片面执行列宁所提出的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补偿在生活中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据1990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摩尔多瓦人是125，车臣人是151，乌克兰人是163，阿塞拜疆人是172，拉脱维亚人是182，吉尔吉斯人是188，俄罗斯人是190，亚美尼亚人是207，立陶宛人是208，爱沙尼亚人是213，哈萨克人是230，格鲁吉亚人是274，俄罗斯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要独立，苏联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
　　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
由于政策反复造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对立终于在1991年“819”事件后出现了质变，“819”事件使苏联共产党遭遇了灭顶之灾，党的领导体制被摧毁使维系苏联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重要的链条发生了断裂，这使得隐藏许久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出现了总爆发，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在这一年的年末走向了解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尽管几百年来，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长期难以理顺，但总体而言，地方实力派们大多还没有想过通过独立来与俄罗斯“划清界限”，而苏联解体成为现实，使俄罗斯的地方门阀们看到了一种看似能够“一劳永逸”解决与中央对立问题的方法。受加盟共和国独立的示范效应影响，地方独立思潮在俄罗斯全境，特别是在偏远民族地区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蔓延。
在“819事件”后不久，苏联退役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就率众推翻了车臣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拉开了车臣危机的序幕。而俄罗斯境内其它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宣布在俄罗斯联邦内“享有完全主权”，并通过集体逼宫的办法迫使俄罗斯修改宪法，将其“自治共和国”当中的“自治”字样去掉，直接变成“共和国”，为下一步彻底独立“摩拳擦掌”，很多州也无视中央权威自行“升格”或“酝酿升格”为共和国（虽然最后没有成功），而第一次车臣战争的一败涂地更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威。
同时，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解体和私有化运动的开展，国内业已形成的紧密经济联系被割断，一方面，各地之间由于经济缺乏全局统筹，差距越来越大。（在华商当中有全俄罗斯财富一石，莫斯科独占八斗，彼得堡一斗，其余共占一斗的调侃），加剧了各地之间的分野，另一方面，中央丧失了通过经济手段制约地方的能力，地方门阀和通过私有化一夜暴富的“俄罗斯新贵”们纷纷“各显其能”到地方上“跑马圈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各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也争相与这些新旧豪强结合，争当豪强的后院。一时间，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威跌入谷底，不仅“克里姆林宫的政令出不了莫斯科州”，还出现了俄军用雷达因为“拖欠电费”被地方政府强制停电等地方公然叫板中央的恶性事件，俄罗斯本身甚至面临着进一步解体的危险。
&&&&五、普京的削藩之路
当2000年，以“建设一个强大俄罗斯”为己任的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大抵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复杂的形势。而要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摆平”各个地方实力派就成了普京面对的当务之急。而普京上台之后不久，恰逢俄罗斯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重大胜利，这为普京贯彻自己的一系列削藩政策开了一个好头。于是，借着第二次车臣战争胜利的东风。普京着手开始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方位“削藩”进程。
&1、设立联邦管区（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
&&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了第849号《关于在联邦区内设立总统全权代表的法令》，设立了中央、西北、伏尔加、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7个联邦管区，2010年又设立了北高加索联邦管区，2014年随着克里米亚的回归又设立了克里米亚联邦管区（辖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自治市），至此，俄罗斯共设立了9个联邦管区，囊括了俄罗斯全部领土，联邦管区是行政监察区，联邦管区总统全权代表由总统直接任命，对总统负责，而地方长官必须配合全权代表的工作，此举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施政的约束和监督，增强了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支配和反应能力。
&&2、改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
&&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各联邦主体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首长兼任，此项规定不仅使联邦委员会召集的成本高昂，降低了整个立法机关的运行效率（联邦委员会一个月才能举行一次会议），更为地方大员们直接左右中央大政方针，掣肘中央施政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地方大员们能够屡次逼宫且屡屡得手的原因，因此改革联邦委员会，排除地方大员们对中央的影响和干扰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尽管联邦委员会议员们进行了抵制，但是2000年8月，新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组成办法》还是获得了通过，该法规定联邦委员会议员由联邦主体选举产生，不得由联邦主体首长兼任，联邦主体首长召回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权力受到联邦主体议会的制约。此举不仅将地方大员通过联邦委员会直接掣肘中央的能力化为无形，而且还间接拆分了地方大员的权力，将联邦主体与中央的权力斗争转化为联邦主体内部的斗争，使联邦委员会由地方掣肘中央的障碍变成了中央制衡地方的工具。而联邦委员会议员的专任也大大提升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立法机关效率的提升也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综合能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和管制能力。
&&3、改革政党制度，禁止建立地方性政党，并建立支持普京的全国性政党。
&&2001年，普京签署了《俄罗斯政党法》，规定政党正式成员应在1万人以上，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联邦主体拥有分支机构，且每个分支机构应有不少于100名党员，2004年更是签署了《政党法修正案》，将党员数量下限由1万人提高到5万人，并明确禁止成立地方性政党。同时，在2001年三大亲普京的政党合并组成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在创建伊始，就注意自己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以支持普京为目标，吸纳社会各个方面和阶层的精英和普通大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支持普京的稳定多数。目前，统俄党有党员210万人左右，远远超过其它主要政党人数之和，而统俄党的上层则囊括了俄罗斯几乎各行各业的精英，更将俄罗斯一些著名的地方实力派收入其麾下，而没有被统俄党垄断领导权的联邦主体，领导人也由共产党等全国性大政党的成员控制。这些行动加速了俄罗斯政党的整合，将地方性政党完全排除在了政治生活之外，使其没有机会影响政局的机会，自然对遏制分裂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4、利用经济杠杆，削弱经济寡头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众所周知，普京上台之后便对不服从其领导的经济寡头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与此同时，大力扶植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俄罗斯铁路公司等国有自然垄断企业，用这些企业介入到地方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当中，使国家住建掌握了分配地方自然资源的权力。而随着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这些企业通过出售、运输油气资源以及其它的相关产业大发其财，又加强了联邦政府的财力，使得联邦政府具有了通过经济手段制衡地方政府的手段，在这些措施的多管齐下之下，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加紧密，而曾经在地方“跑马圈地”的寡头们遭遇了沉重打击，纷纷撤出（如阿布拉莫维奇2008年撤出楚科奇自治专区），这使得地方势力企图利用经济实力达到分裂目的的企图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5、合并行政区。&&&
&自2005年开始，一些偏远地区的联邦主体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合并为大的行政区，到2008年，已经有11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五个新的联邦主体，俄罗斯的联邦主体一时由89个减少为83个（2014年又增加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两个联邦主体）。联邦主体的合并减少，不但加强了联邦政府同地方打交道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这几次合并都是自治权比较大的自治区合并入自治权小的州或边疆区而形成自治权限小的边疆区或州，这无疑加强了联邦政府对于偏远地区的管辖能力。
&&6、取消地方官员总统头衔
&&&联邦主体是俄罗斯的一级行政区的统称，这一概念是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引入司法体系的。截止2014年3月具体包括85个联邦主体：22个共和国均在名义上自治，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和议会。也就是说，除了俄罗斯总统这个头衔外，国内还有22个"总统".
&&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导人一职不可以被称为“总统”，俄联邦各地区需在日前将自己的宪法同俄罗斯联邦宪法相统一。
&消息称，相关法律最早是于2010年被通过的，起初规定的俄各地区与俄联邦宪法统一时间为日前。目前为止只有鞑靼斯坦共和国仍未变更。鞑靼斯坦共和国位于东欧平原东部、伏尔加河中游地段，是俄罗斯中央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结合部。约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鞑靼斯坦就有人类居住。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对鞑靼人采取了分化和同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剧烈动荡，联盟面临解体，日，鞑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改国名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希望脱离苏联和俄罗斯独立，宣布除国防外，其他一切权利归共和国所有。1991年，苏联解体后，鞑靼斯坦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希望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势力于日发动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希望独立的人占全共和国选民的61.4%。为了制止民族分离运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动车臣战争，试图以武力制止分离运动，并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以条约形式和平划分利益和权限范围，制约地方分离主义倾向的过度蔓延。
&&&日，俄罗斯联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鞑靼斯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划分管辖范围和相互授权的条约》，条约规定，鞑靼斯坦共和国作为国家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可以参加国际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在税收、财政等方面享有特权。这个条约给予鞑靼斯坦超出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权力，实际上鞑靼斯坦成为留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国家。
&&&普京签署的该项法令通过前，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巴什基尔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将共和国领导人称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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