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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记者节大型公益活动――与新闻名家面对面
[人民网传媒频道]:08年记者节大型公益活动――与名记者、名主持、名专家面对面现在开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与名记者、名主持、名专家面对面――中国2008中国媒体新起点现在开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首先我特别介绍的是下面观众的构成，有来自北京的高校的一百八十一人左右，还有外地赶来的二十人左右。我们特别感谢每一年都远道赶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共同进行这场约会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感谢到会的十多家媒体:中国教育台，北京电视台，北大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北京青年报，央视国际网，人民网传媒频道，新浪网，北大新闻网，中国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现代传播，Media杂志。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在演讲开始之前，让我们向全体遭难者保持致哀。向在一线付出艰苦努力的救灾者和所有爱心的奉献者致敬，向所有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记者们致以敬礼。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下面请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新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代表所有的记者接受我们用鲜花表示的敬意。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下面请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新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代表所有的记者接受我们用鲜花表示的敬意。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各位朋友们，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一次来临，四年来，每一年的今天，成了我们共同的期待和约会。因为这一天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聚集了最前沿的人士，传递了他们的风采。因为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共同以沟通、聆听、对话的方式，对当下乃至世界最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因为这一天，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关注中国传媒，了解中国传媒的建设汇聚在这里。因此这里有着特殊的气场，特殊的氛围，也必将产生非常的影响力。让中国记住，四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在一个春天的阳光和煦的时候，我和敬一丹散步在北大的静园，她提出来，北大应该有一个电视研究的中心。因为这个源头，使我们北京电视中心有了启航，在日，这里聚集了中国传媒界，业界最精英的人员，我们一起写就中国电视的历史。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一份份嘉宾的贺辞，对我们充满了期许，我们怀揣着北大二字，我们寻求担当，试图在电视的学术表达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因此当白岩松提出中心是否以公益活动的身份参与记者节的倡议时，这个团队所有人都给予了非常的认同和积极的支持。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四年来，每一个记者节从今天我们怎么做记者，今天我们怎么做媒体，中国传媒与奥林匹克和今天的2008中国传媒的新起点，通过一个个既平实，又深刻，既单纯又丰富，既专业又开阔的话题，架起了媒体与百姓，专家与学生，名人与公众的桥梁，架起了学界与理论，今天与明天的纽带。今天我们的电视研究中心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七匹狼给予了我们北大七匹狼发展基金的建立，为我们开阔更大的事业有了经济的支持。而我们的思想始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因为这是一个以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节的特别活动，所以这种选题的匹配，让我们别无选择。通过再一次相约未名湖畔，我们每一个人与她相关，去关注他，认识他，参与他。四年来，已经有六十余次的嘉宾走上我们的演讲台，进行思想的碰撞。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演讲嘉宾中既有著名主持人，也有著名的学者。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的学生用自己的生活费一路艰辛赶来。这次有云南赶来的同学，坐了三天的火车，不知道是哪一位？我们的主办方给了他最前面的位置。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年轻的学子们，没有你们无私的奉献，未名大讲堂的一路顺利开讲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感谢央视国际网等媒体给我们一直的支持，谢谢你们。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下面我们要开始我们第一单元的演讲，是地震的突发事件与中国媒体。我首先要特别邀请出的我们论坛的主持人敬一丹女士。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下面我们有请嘉宾张志君，他是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有请张志君博士。有请喻国明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请白岩松，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有请时统宇，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有请彭吉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有一位就是敬一丹。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所有在座的演讲嘉宾，他们的第一身份，不是发给他们工资那个单位，而是不发给他们工资的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他们为这个记者节是公益的走到这里，来给大家做演讲，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他们的第一身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们首先有请演讲嘉宾张志君。张志君演讲的题目是《假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非常感谢有这么多远道而来的同学，刚才我坐在下边非常感动。今年已经感动过我N次的感动。所以今天这个演讲我想，就是感动之后的一点感悟。刚才我们也一起为汶川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这也是一种追思，也是追思之后的一种沉思。所以我把这种题目叫做《假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一位名叫赵翼的清代大文豪曾经这样写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突发性的天灾人祸，可谓“国家不幸”，而在对这些突发性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新闻传媒其快速反应能力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是“诗家幸”。2008年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机构的新闻传播可能确实可圈可点，对此，我并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我今天想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似乎一夜之间中国本土的新闻传媒机构的快速反应能力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有关方面也给予前所未有的允许？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是我们的新闻从业队伍整体大换血了吗？是我们的各级新闻监管机构整体大换班了吗？答案可能都不是！那么，原因究竟何在，我想起了几个“假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假如之一，假如没有3•14这个“他者”。在看到08年中国本土新闻机构新闻传播及时公开透明主流的同时，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3•14这个小小的支流，以及因这个小小支流处理不当而造成的一系列相关影响。凭心而论，在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处理方面中国政府平息事件本身的效率可圈可点，但披露事件的手法却值得探讨。香港《广角镜》杂志主笔马玲在一篇《反思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实在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披露藏独分子的暴力行为，以利用信息优势掌握主动权，而偏偏要在西方媒体扭曲报道藏人和平示威被武力镇压之后，官方才不得不被动出面应对。这种自己放弃主动权后迫不得已被动应战的局面，在中国一次又一次重演，不思吸取教训修正，简直让人怒其不争。”正是由于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相关信息的及时披露，才给了很多境外媒体以发挥想象能力的空间，导致了他们犯下将发生在尼泊尔境内的警察殴打寺内僧人的照片移花接木，嫁接到中国西藏的常识性错误，导致了奥运圣火在西方发达国家传递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痛定思痛，才有了5•12及其后相关突发性事件的传播及时透明。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胡锦涛6月20日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也在《求是》杂志发表专题文章称“要切实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提高联系沟通的能力。”并提出，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总的原则是“及时、主动、准确、统筹”。所谓“及时”，就是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所谓“主动”，就是要密切跟踪、深入研判舆情发展走向，准确把握媒体需求和受众心理，有针对性地主动发布正确信息，加强正面引导；所谓“准确”，就是要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以正视听，消除不实传闻；所谓“统筹”，就是要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个阵地，综合判断各种复杂因素，权衡利弊，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敏感、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上，注意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综合上述主流话语，我们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3•14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的缺失，就没有5•12及以后一系列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假如之二，假如没有新媒体这个“他者”。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或者电视，不论其传播的手段和传播的途径存有多么大的不同，但主流话语层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特别是借助媒介“把关人”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点东西方国家都没有什么例外。而随着互联网的问世和如火如荼火遍全球，每个人借助新媒体手段都可以拥有话语权，每个人都既是传播对象同时也是传播者，权威的美国《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是“by all people，for all people”，这个定义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以往那种通过政治或者经济手段对传媒机构进行控制的媒介规范，在成千上万的个体传播者面前已经很难发挥其想要发挥的作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已经成了一柄双刃剑，成了一个影响传统媒体传播实践的重要的“他者”。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中国主流话语层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过程中，正是无数的中国网民基于民族正义感，借助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才迫使某些不怀好意的西方主流传媒有所收敛，才在虚拟的空间声张了久违了的正义。刘云山同志今年7月31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在今年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年轻一代以优良的素质和崭新的风貌，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遭遇严重挑战时，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华夏儿女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当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向我发难，当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遭到干扰破坏，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空前地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纷纷表达对祖国的支持，迅速形成了大规模反对分裂、支持奥运的爱国浪潮，让西方社会和媒体深感震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假如没有人人可用的互联网，5•12及其以后的众多突发性事件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及时透明发布，可能至少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假如之三，假如没有改革开放这个“他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核心实质上可以用“三个面向”加以概括，那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回首32年前改革开放之前的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了一场与5•12同样惨重的大地震，检索那时的新闻报道，确实给人以恍如隔世之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本土新闻界虽然不乏前进中的曲折，但总体上仍然是不断向着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而奋力前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最大的“他者”，可能就不会有互联网在全中国的大面积普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可能也就不会申办2008年奥运会，也就因之而不存在圣火全球传递等问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老百姓将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还天真地以为世界上还有2/3的阶级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集体睁开眼睛看世界，集体奋起直追，中国的老百姓才越来越多地享有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才有可能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够在5•12及以后一系列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假如我们看不到这些“他者”，就有可能迷失自我，把自己摆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有可能做出一些不适当的举措；假如我们看到了这些“他者”但不认真反思，就有可能导致理性的缺失，和对“平衡”与“协调”的破坏，最终导致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下降。影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几年前听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有一次著名的影视剧导演英达先生应邀到四川成都公干，刚一下飞机就有当地的小报记者凑上前去问英导：“请问英导，您是怎样看待‘三陪’问题的？”英达觉得这个问题很搞笑，就反问一句“难道成都有‘三陪’吗？”当天晚上那家小报就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赫然是：“著名导演英达问成都有没有‘三陪’”，文章发表后，英导很气愤，马上打电话给那家报社，向其严正指出他们断章取义的错误，他本人并非询问成都是否有“三陪”，第二天，那家报纸又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赫然是：“著名导演英达慨叹：成都居然没有‘三陪’！”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当时我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听的，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个谶言，但愿这个谶言越少应验越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张志君博士]: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谢谢张志君博士，我们看到了假如背后的希望。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喻国明。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大家好。今天是记者节，应该是一个记者欢聚一堂弘扬自己职业精神，职业荣誉的时刻。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记者设立这样一个节日？因为记者看起来很光鲜，很有影响力，甚至被人称为无冕之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在我看起来就是弱势群体。为某一个职业开设的节日都是弱势群体。比如护士节，妇女节，对于教师而言有教师节。这些职业都是光荣的，它的光荣就在于，他的付出和他所得到的社会承认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用这样的节日，集中为这个职业的人们做一个补偿，我想是这样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记者来说真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记者真的需要有很多东西，值得社会来加以关注。那么说了这么多，记者还是很努力的。他的力量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我想了一个很熟悉的手机段子。说有一个兔子正在写博士论文，题目就叫兔子如何打败狼，狼很好奇，说你的论据在哪？兔子说想看吗？到我身后看一下，身后是个山洞，狼走到山洞里面看了一个究竟，一看吓瘫了，为什么？他看到了一只狮子。狮子狞笑着说，写论文还要什么论据啊？关键是看导师是谁啊？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记者就是这样一只兔子。但是记者身后有什么？他有三个狮子，一个狮子是公开，另外一个狮子是事实，第三个狮子是民意。所以新闻的专业主义一直是向着这三个东西靠拢的，追求公开，追求事实，追求民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记者这个职业就一文不值，虚弱的很，没有力量得很。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我们看最近一年当中记者价值记者力量有很多的体现。比如地震灾害当中，公开及时的报道方面，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真的变得开始有力量了。这样的有力量既来自于中国记者对专业的追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来自于制度的一种创新型的生产，创新型的构建。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我们这些年已经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所提出的那一套新闻政策，所谓把新闻完全宣传化，凡是没有宣传意味的东西一律驱逐出新闻传播之外，使我们新闻工作者一直是宣传的工具，而不是保障社会知情权的重要的角色扮演。而这些年以来，我们的信息公开法案，我们对于奥运会期间对于外国记者公开自由采访的相关规定的一种构建，以及奥运会之后把这样的规定常规化，这些都是制度的进步。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当一个影响到社会安全，影响到对利益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记者，已经不像过去。比如SARS期间，比如911期间，那样等一等，研究研究那样一种状态，应该说从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已经走得比较正常，比较的开放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开放，就是宽度开放。就是对于民意反应议程设置观点本身的宽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宽度就决定新闻报道的价值。从地震灾害的角度来说，从地震报道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已经进入很大的职业领域。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美中不足。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比如说它的报道视野和报道逻辑始终是围绕领导的逻辑和行踪展开的。而它自身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大场面的事件里面，千头万绪里面，他自己自我意识的设计，各种容纳社会的相关议程，来组织协调社会的力量，在这方面，事实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所以这方面，我相信还需要有更多的制度构建和实践模式的创新。舆论民意本身就是七嘴八舌，就是丰富多彩。舆论只是特殊情况下暂时的静止的状态，我们的媒介不是只反映常态，不能只固化为长期的任务，我想这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常识。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确实还是有很多观念上制度上的困扰。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比如最近封口费事件，有记者采访我，加强对记者的管理，有没有必要？我认为封口费事件，并不是记者加强不加强管理和教育的问题。因为这些年年年讲、月月讲，讲的形式还是封口费。为什么？因为我们新闻传播某种程度上还有很多制度限制。使这样一种负面事件信息的披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了被拿来交换的东西。如果说我们的制度能够更加畅达的接近事件的现场，接近事件的本源，那么有一百家，一千家，一万家新闻媒介如果做报道，我相信那些想拿封口费的人能堵住几个人呢？能堵住十三亿中国人的嘴吗？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所以我们说要进一步的制度开放，才是解决封口费的有效的举措。我们常常看到新闻界的评价还是不合理的。比如去年纸包子事件，我看了去年的评价，所有那些有损于国家形象有损于人民利益的形容词拿来形容三鹿事件才是恰当的。而形容纸包子事件是过分的。假报道是跟新闻报道，跟新闻职业与生俱来的。我们要克服假报道，但是不能完全禁止，出现假报道不要把它过分化。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所以面对2009年，面对我们新的未来，我真诚的有个希望，希望我们的主管部门，能够用管意识形态的方式，去管食品安全，能够用过去管意识形态的方式管食品安全的方式，来管我们的宣传媒介，新闻媒介，那是中国社会的大福，谢谢！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非常感谢喻国明的精采发言，这个绝不是客套。记者节从三个纬度设置的，一个对记者本身的关注，一个从受众角度的关注，第三个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关注。我想喻国明教授的发言从三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宽度和深度。喻国明教授我们称之为喻大师的人。是最早中国舆论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舆论研究经济方面，做了非常深的思考和研究，谢谢喻老师。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15分钟对于喻老师来说短了一些，接下来依然是15分钟的时间。有请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15分钟对我来说长了。我们今天设置记者节是为了将来有一年一定会设置领导节。2008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是一个在现在来说觉得这年非常的重要，但是十年之后你会觉得这一年比你现在想象的还重要。因为有很多事就是从这一年发出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我谈三点，传媒是不是进步了？第二传媒为什么进步？第三点传媒进步完了现在应该怎么办？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瓮案事件是代表着08年传媒更大的开放的标准事件。强过了地震，因为地震想要瞒是很难的。而瓮安事件，尤其过去中国传媒面对公开透明这些词的时候最难受的干群关系，群体事件，焚烧对抗人命等等都在启动。但是瓮安时间经过非常简短的时间，不到两天，就迅速拉开了。就是大的新闻事件，透明灾情都不能干扰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二点，观点越发成为新闻。大家可以看到，报纸的评论在第二版，第三版，网上评论，声音越来越多元，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并且观点成为重要的新闻。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三个开放的标准，喻老师已经讲了，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就是一切是不是积极的变化？要看奥运结束之后。奥运结束之后，大家突然发现，离这个管理条约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个新闻的发布会，我们现在有全新的境外记者的管理条例。而这个新的条例，基本和奥运期间是全部接轨的。这种开放度前所未有。而为了配合境外记者开放了，不能将来对境内的记者更不开放吧？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其实又出台了落实到各个地方，针对突发事件的媒体的责任。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了媒体的责任，而不是你去和不去。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四个开放的标准。过去是学者何老师在论坛上书斋里谈的渴望的词汇和理念，现在已经成为了官方和主管领导引用的。比如昨天我们记者节李长春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保障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要强调对外的有效性，我们要认真重视包括手机在内的新媒体，主流媒体要介入社会的所有热点事件当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有话语权，我们要培养人才如何如何，我们要改革创新，在制度上、在模式上都要改革创新。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我谈第二点。媒体为什么开放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一点，中国民主进程的需求。十七大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国民主的进程。现在谈媒体的时候还有点脆弱，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了十七大报告第六章和党建部分，其实中央谈的比我们自由和宽松的多。这点我们有点保守。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二点，非常重要。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需求。如果说过去很多年以后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最重要的关键词，现在与稳定对应的词出现了，就是形象。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作为中国在目前国际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你如何塑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才能更好的发挥你在国际上，你想和应该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我想我们的决策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国家形象的塑造，关键词是什么？民主、自由、开放、人权等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前几天出台的中国人权报告是整体中国形象的需求。而媒体开放是中国新形象必须的一部分，没有形象，就没有将来你的担当也没有你的义务。所以是形象的一种需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三点，是媒体这么多年改革不断推进和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专家学者的合理化建议等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四点，这句话我必须说，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逼迫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不开放行吗？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你不公开透明行吗？当手机短信和网络并存带来一种强大的对传统媒体冲击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进入到一个全民皆记者的时代吗？一个博客，一个贴子都有可能使被掩盖的形象迅速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应该积极的引导顺应。但是前三点还是更加的重要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四点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有应对挑战的能力。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五点，为什么要公开透明？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事情大的方针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第一时间跟老百姓进行很好的沟通的话，很难获得效果。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六点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种需求，是思想解放的一种需求。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屡次提到了思想解放，第一次提是为了改革本身，甚至以后每次提到的思想解放的目的，都是为了在经济改革方面完成舆论。比如姓社姓资的问题等等，都要进行思想解放的提出。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但是这次思想解放的提出是跟经济推进无关的，是跟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积极相关的。领导讲话的时候永远讲我们要思想解放，标志是还权于民，这个在过去改革三十年历程，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从来没有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公开透明媒体开放？这只是刚刚的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封口费代表了媒体进步的表示，过去为什么不封你的口呢？但是一方面封口费的出现代表了媒体力量成长的空间，达到了现在的高度，但是面对未来的时候，又成了我们担心的事情，是一种博弈等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以在面对媒体开放之后，今后我们怎么做？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意识上的准备，我们媒体的进程已经正式嵌入到了社会国家形象一部分，我们可能又会对新闻定位有犯错误。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二点是具体的，我只谈我自己。我自己今年说过最多的话是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来自15年前我们电视台的改革，93年小平南巡之后，我们都有共同的看法，我们15年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通过舆论监督使媒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第二点我们说人话，办人事，用人性化的方式做新闻。我想经过15年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这两个目标初步实现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以第一个是捍卫常识。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里，可不都是人们信奉1+1=2。这个时候媒体人就像张志新一样，去不厌其烦的告诉公众1+1=2。有的时候也要承担风险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第二中国正在走向大国。在我们看来，我们国民的素养，以及大国国民，这个词我其实不太同意。在我看来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他的国民应该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和情绪化的。透过我们今年很多的事情，家乐福或者等等等等，一边倒现在很容易关注弱势群体的局面，其实站在改革的对立面。有的就是改革的阻挠者，但是他用的是现在流行的词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现在只要替富人说话，只要是正常的马上遭到攻击。那天吴敬琏碰到我说，轮到你们捱骂了，过去是我们挨骂。如果媒体是激活大家的感性和情绪的话，将来有点让人担心。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最后一点是寻找信仰。并不是宗教的概念，昨天李长春同志讲话，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我想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最后我用梁漱溟老先生的说法，人一辈子解决三个关系。就是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我突然发现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改革是人和物的关系，第二个是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和谐社会，接下来我们是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十几亿人没有核心信仰，只信钱，这个社会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说我个人的观点，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谢谢！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想说的是岩松说的不在于多，都是有新的东西，而今天在有限的15分钟里，他讲了三点，每一点又加在一起有13点。我们还可以在13点中还可以继续的深入。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可以作证，他在这里讲的是最短的。我看他的节目的时候，我更在意的是他的言论。白岩松现在不是在演播上，就是在去演播室的路上，抽空来一趟北大。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接下来我们有请时统宇，大家准备，将会火花四溅。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天气很热在中央电视台开了一个关于抗震救灾直播报道的论坛。当时主持人也是敬一丹大姐，会后有一个交流，她说你一开始的三小点有意思。今天主要说说三小点。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第一点是抗震救灾中，中央以人为本、深入展现，中国媒体给点阳光就灿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年前有点突发事件，比如314，还有奥运火炬传递受阻，西方媒体把我们又一次妖魔化了。我们自己也反思，为什么在三聚氰氨的报道中，为什么没有妖魔化？当三聚氰氨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之所以说出来，圣上英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6月20号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好几个人，当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大哥大。这是我见过的最开放，最有幸，最自信的一个讲话。也是今年出了这么多的突发事件，我们中华民族和新闻界一起经过以后，是最重要的成果。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胡锦涛的讲话，大家要仔细的体会，是一种理论思维的产物。我在这里时间的关系，没有过多的和大家讲，我只说，现在我们胡哥，涛哥，范宝宝，什锦八宝饭也成了我们主流媒体公开报道，也可以公开讲的一些关键词。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曾经我们的这个民族遭了多大的罪，大家都可以明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人道主义和人情为核心的价值。在抗震救灾中得到充满展现并获得广泛认同。中国电视，尤其是电视新闻一定要学会说人话。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第一句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第二句是活下来了就要好好活下去。许三多是中国最底层的一根筋，木头，许三多的名言是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当他跟那个拉了弦儿毒贩子面对面零距离的时候，他说的恰恰是你这样做没有意义。一下子把毒贩子弄蒙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讲意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娱乐休闲的时候，中国最高层和最低层都在跟我们探讨好好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真的很哲学，很意义，很终极，很价值。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刚才我来的路上看到了宣传牌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北大说法最好，普遍价值，真的不错，省的有麻烦。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在这里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的论坛上，我隆重的推荐了中央电视台在抗震救灾当中两个美女主播的节目，一个是李小萌的，一个是柴静的。我自己的评价是李小萌哭的无懈可击。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中国电视的主持人们，在抗震救灾当中，以少见的真实，在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特定的场合下，美女和农夫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探讨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上，产生强大的动力，好极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第三点，抗震救灾的全胜让我们进行了思考。进入中国的电视，除了俗我们还能干什么？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电视，崔永元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说中国电视是公共电视，那是全世界最差的，如果说中国电视是商业电视，那是全世界最脏的。在以前就是反动话，现在成了名言，我们非常有趣的看到，今年中国电视相比较而言，比较安静，比较干净。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因为我们知道，一场大地震晃了几十秒，数十万生命是可以失去的，股市是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安宁。美国人在911面前追问，美国人惹谁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恨我们。为什么在心脏地区瞬间三千人左右灰飞烟灭呢？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美国三大新闻网彻底放弃了新闻娱乐化。中国媒体彻底玩儿起了新闻娱乐化。我负责任的说，这些年有人在实践新闻娱乐化，那都是人家玩儿剩下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前两天我自己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当中，讨论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有两个人遭打，一个是美国雷曼兄弟的CEO，还有一个是中国明星学者阎崇年。打阎崇年的人被判了15天的拘留，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政府监管，对金融市场是这样，对我们同样是这样。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对这些年来广电总局重拳出击中国广播电视界的力度，如果有什么疑问，就看一看雷曼兄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电视台加起来也没有雷曼兄弟有钱。拿什么拯救中国电视？靠芙蓉姐姐，杨二红衣教主肯定不行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教授]:最后我的观点是，今年我们在11.8记者节的时候，探讨2008留给中国新闻界和我们民族的思考，我核心的观点是，我们能否成熟一点，更加理性一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中国电视，多一点沉重感，多一点敬畏感，没有坏处，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俞
虹教授]:时统宇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新闻史研究室的主任，他的书电视学批判，电视学批判研究等等，他的那些文章充满了严厉的、抽象的、深刻的思想。看他的文章你会笑，但是有很大的特点，他的演讲是非常八卦的，他可以用非常轻松的语言，把他深刻的思想传递给我们。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俞
虹教授]: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很多大文章出自他手，可是我们很轻松的听他说，给点阳光就灿烂，那是什么？这样一些观点上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中国电视给点阳光就灿烂呢？这说明中国电视是有希望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时统宇实践了一句话，叫说人话从时统宇做起。现在有请彭吉象教授。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首先我还要想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他们都是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做公益的演讲。第二感谢在座的同学，特别是从外地赶来的，和从外校赶来的同学，感谢对论坛的支持。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突发事件与中国电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今年是中国电视诞生50周年，从1958年北京电视台算起，实际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今年正好是50年。我们中国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今年正好是中国电视知天命之年。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中国电视交出了很好的答卷，特别是突发事件当中。我自己有深刻的印象，时统宇刚才讲到，我们中央电视台在地震以后，开总结会，我们都去开会有一个发言。我一开始谈到，以前世界上出现了任何的突发事件，我们第一反应是打开凤凰卫视。比如911，几年前的911我记得是星期二，我正好在北京大学讲课，艺术概论。而且那天正好讲到美国的艺术。结果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视，凤凰卫视在播911事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中间不断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赶紧看凤凰。据说911之后凤凰收视率在大陆非常之好。而当时中央电视台很多新闻从业人员，他们非常自觉的打了出租车回到中央电视台，准备现场直播，准备进行这方面新闻的报道。但是种种原因，咱们并没有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今年512大地震以后，中央电视台的反应非常的迅速，可以说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有了正面的报道。而且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人心，因为我自己当时在北大办公室。所以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发邮件，就说他们那地震了，甚至有的说北京地震了还有说河南地震了，很多省都发短信说地震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多小时，中央电视台及时报道了汶川大地震的真实情况，而且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我觉得是中国电视一大进步。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对待突发事件的态度，就像白岩松说的，就是我们社会公开化，我们的透明度，这样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在越繁忙，越进步，越开明的时候，总是对外开放。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时代，最开放的时代可能是唐代，而盛唐时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骄傲。盛唐时期对外开放应该是几千年最高的时代。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媒体公开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与在座的白岩松、敬一丹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重要的成员。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不太好总结中央电视台地震时候的贡献。我个人觉得至少有四点。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第一反应迅速。可能有一个情况，当时有一个摄制组，正好从珠峰下来，正好在第一时间投入了最好的摄制组，最好的设备，也为他们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舆论开放的背景，再好的设备也不可能去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第二就是组织得力。我觉得中央电视台这次把几个频道联合报道，确实起到了国家媒体，就是在突发事件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第三就是自由精心。我们这次新闻报道，除了一般报道以外，还有大量的关于地震的纵深报道，背景报道，延伸报道等等。当时晚上12点中央电视台请到了地震专家，他讲地震绝对不是偶然的，是有规律的。他发现太平洋和印度洋有两个大的地震带，都是从南向北在延伸。太平洋那边就从印度洋边开始，上次海啸就是由地震引起，包括中国的西藏、云南、四川汶川一直想东北延伸到唐山。都在这个地震带上。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而北美洲一样，是从美国的西部从旧金山洛杉矶一直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他正在进行研究，而这位专家就是后来被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聘为中国地震专家组组长。中央电视台当天晚上就把他请到了，而且展示了以前是绝对保密的地震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纵深报道，背景报道，延伸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最后第四点，就是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那台晚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次筹款十多个亿，据我印象里，我们所有的筹款晚会是最高的一次。而且那次晚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准备，但是非常感人。而且那个晚会我觉得里面还有许多细节非常感人。比如一个女孩子痛苦的说她父母都去世了，结果没有想到她的父亲就在一个派出所救出来了，在看电视，赶紧打电话过来，两个人通过电视能够互相报个平安。这个细节非常感人，表明我们中国电视正在成熟。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吉象教授]:但是我个人认为2008年是中国电视知天命之年，但是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有很多报道还没有做到像地震这次的报道。而且我在中央电视台开会谈到，我地震头一天看中央电视台，但是三天之后我就基本不看了。我又开始看凤凰，看其他频道了。所以我希望我们摒弃我们过去传统的手法，这是我对中国电视五十岁的一个期望，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2008年的记者节恰好是在我两次出差采访的中间，我刚刚从一个村庄回来。这个村庄是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说，它具有坐标意义。今天晚上我又要出差，采访的地方是四川，是绵阳和北川，我和同事们要去做节目，告诉全国的观众在地震半年以后，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渡过这个冬天？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恰好两次出差的记者节，让我感受到节奏，就是热运转冷思考所体现的结果。记者节是干什么的？我们拥有这样的节日，不是让我们用来放假的，也不是让我们用来自豪的，是用来做提醒。社会给了我们这个节日就是给了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过这个节日，就是要自己提醒。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让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日子和地方，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什么的。在这里回顾2008年经历的一切，感受最深得还是地震报道。原来我们很多记者都会觉得，我从事了这一行我是做好了准备的。但是在2008年频频发生的大事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比如说，在地震发生以后，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开始直播。我是在5月13号那天进行直播的。当时我的状态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在现场，也没有在话筒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只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自己的心里觉得，我是做好准备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到了5月19号全民哀悼日的这天，这一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观众？我们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说，在这一天在演播室，我们要站立式的主持，我胸前要佩戴白花，以这样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选择，要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当时有一个担心，天安门广场会出现什么？如果我们在演播室里是不是更肃穆呢？于是在当时，我们选择了演播室。然而在录演播室之前，我们看了天安门广场全民哀悼的直播，在最后一刻，当哀悼仪式结束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在天安门前，民众自发的有了那样一种表达。他们在现场喊，汶川挺住，四川崛起。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老百姓那种自发的表达，使得我在电视机前都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和他们产生深深的共鸣之后，我产生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我太缺少遇见了，太缺少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对民意的判断。如果能判断出来的话，我应该在他们中间，如果能预见的话，这个访谈应该在他们中间开始。可是我失去了一个机会。在那一刻我想，其实我没有准备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到了临近儿童节的时候，是地震中受伤最重的孩子的节目，于是我去了安县。我又自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我还特意请教了心理学专家，请教了一些专门跟孩子打交道的专家。可是到了安县，我很多次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那些孩子背井离乡去上学，一个妈妈对孩子说，孩子你要记住，你是四川人。那一刻我几乎失控，强忍着继续采访。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又看到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告别，这个母亲用唐山志愿者送他的话跟妈妈说，你要坚强。我这个时候忍不住流下泪来。而这个10岁的男孩在车上替我擦去了泪水。在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办？镜头记录了我当时茫然失措的样子。后来柴静说，你当时的样子就是最自然的样子。后来我想，这也许作为一个母亲是最自然的样子，如果作为记者呢？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甚至都怕面对孩子的眼睛。如果是小学生我还可以跟他交流，我遇到高中生的时候，在废墟旁边遇到那些中学生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最敏感的年龄，最容易受伤的年龄。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今天晚上八点我又要去了。我还是没有把握说我准备好了。其实我的很多同行，在地震报道结束以后都在反思。就记者一个个体来说，在这样一个事件面前，应该是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空间吗？我们有了开放的空间，而我们自己有能力吗？我们能做到敬业，但是我们能做到专业吗？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平常我们也经常抱怨，空间有限。但是当空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有了相对自由的舒展的空间的时候，我们深感自己的能力还不适应这个空间。比如在地震的很多场合，记者是能冲上去的。但是能不能做好呢？冲上去并不意味能做好。记者做好很多准备，日夜奔波的准备，风餐露宿的准备，更专业的准备。但是现在要求我们记者的不仅仅是冲上去，还要做得好。做得到位，做得纯粹，做得专业。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过去是记者专业更多的要求，在经历了2008年以后，专业应该是对媒体记者的硬性要求。我甚至想，我们能不能像日本同行一样，出一个小册子，就告诉记者在突发事件面前，你不能做什么。把禁忌告诉大家，把原则那些很硬的那些极限告诉大家。免得记者在突发事件面前失去判断，失去分寸。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其实现在，我仍在想，2008年奥运会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大事了，我们甚至想提前进入总结阶段了。可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我们身在其中，也许还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感受到给我们的压力。但是作为记者不能不想，广东玩具厂生产线上一个打工妹失业了，和华尔街有什么联系？蝴蝶翅膀的振动真的会在遥远的地方带来飓风吗？这需要我们准备的课题太多太多。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甚至觉得2008年使得我自己很自信。今天我们在这探讨这些话题，就是为了总结2008年给我们留下这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对我们今后的记者生涯，对未来记者的实践是有好处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今天在现场，有中国少年报的小记者，我们讨论的问题，他们理解不理解。不管他们理解不理解，我想让他们感到到，这些记者们不仅是在话筒前，摄像机前，他们也在思考。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而今天我们为我们这个职业所做的一切思索，一切实践，客观上也为他们的未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想他们以后当记者的时候，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做记者会做得更纯粹，更到位，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俞
虹教授]:敬一丹真诚的发言感动了我们。在现场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这种沉默这种静，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东西，敬一丹是特别资深的记者，著名的主持人，当她说她面对大事件的时候都说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我准备好了吗？我准备了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俞
虹教授]:我们和台上演讲的嘉宾做对话，因为今天的时间确实很有限，岩松晚上要去录节目，我想大家抓紧时间提问，我也很愿意把机会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观众问题]:我是代表云南大理学院的同学，他因为种种原因报了名没有来。我把他的问题跟老师提一下。他有一个问题问白岩松老师，我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形成了思维的定式，特别是调查类的节目，一开始出现节目讨论话题的图片，或者一些视频资料，主持人随便的引入一些话题，接着采访跟话题有关的人物的看法，主持人又出现，请专家分析，最后主持人做总结。我对这种思维既反感，又苦恼，您做过很多的节目策划，您是怎么打破这种思维定式的，怎么找到突破口的？最好找一两个例子。
[白岩松]:前不久有一个广播学院的学生问我，你觉得做一个男主持人最好的素质是什么？我对他的回答是，我说最好的一个男主持人就是特像男的。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期待我能得出另外的结论。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最直指人心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不觉得现在主持人像男的不多吗？
[白岩松]:同样的道理，策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道理。你能列出这样的路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我们平常做节目的时候，你先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哪个对象，面对什么样的事件，然后面对事件决定该怎么做，而不是形成任何的套路套变化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忘掉你这个问题，只去想你要采访谁，你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这是最好的策划，谢谢。
[观众问题]:我有一个问题问敬一丹老师，现在黄河问题已经摆在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假如黄河有一天下游决口了，我们中央电视台应该怎么去面对？我说一个历史的问题，黄河仅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是26次大改造，2500次决口，1938年那一次决口，江苏河南安徽淹死了89万人。我是民间老头，研究黄河泥沙的，叫泥沙翁，就行了。
[敬一丹]:我真希望没有那个假如。如果有假如，说中央电视台会怎样呢？我们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水问，有专门说黄河的吗？这个问题有点专啊。也不太专。我现在跟岩松连线一下。
[白岩松]:我是内蒙人，前不久很巧，我去内蒙的时候跟宣传部长谈到黄河决口问题。在冬季时候黄河出现了凌汛，出现了大的灾情。现在应对能力很强，媒体也会报道，但是还是觉得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没有形成足够的重视。当时李克强当河南省省长的时候，我去采访就是在黄河边，现在已经几乎压在了所有人身上的利剑，如果等到黄河决口的时候做直播，已经意味着我们失职了，如何在平常报道中，如何使大家更多关注这个事情，使它不能决口，才是我们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谢谢！
[白岩松]: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细节，刚才我们俩的连线突然让我有点感慨，一瞬间热血沸腾。恰恰是我在三十岁那天和敬大姐连线的时候，是站在1998年松花江大堤上。后来我被当时的副部长善意的批评了一下，以后连线不要叫大姐啊。
[观众问题]:现在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白岩松]:有的地方我希望太客气不好。我希望台上嘉宾每人回答一个问题，白岩松和敬一丹回答问题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谢谢。
[观众问题]:我想问记者和主持人压力很大，因为之前看新闻讲央视的一个记者辞职了，就觉得压力很大，晚上会失眠
[白岩松]:我们真正的压力是如此肤浅，还要面对很多深刻的。在今天的场合下，大家应该明白，我们不过是几条连拉着出去的“狗”，然后有幸成了中国的“名狗”
[时统宇]:我们今天到会的两位主持人是模式。白岩松在上海电视颁奖当中，他说到电视现在为什么白岩松一出来好象出大事了，崔永元一出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我在我们行业里，包括李瑞英、白岩松、敬一丹等等这些国粹大腕，他们说能不能有一天白岩松皮笑肉不笑的说，观众朋友们，煤矿又着火了。我想说的是，那是扯淡。
[观众问题]:现在中国应该笑面的是挨骂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记者和主持人业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现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主持人和记者不是遴选的，我们无法考证他们的价值观，是否与普通大众相通。我想问喻国明老师一个问题，新传媒在面对自己的价值观和大众价值观相冲突或者相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理性的考量我们是为中国传媒而活着，而不是依赖中国传媒而活着的人呢？
[喻国明]:其实这个问的就是媒介人职业责任的问题。其实在我看起来，简约的说，媒介人的职业责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专业责任，一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应该有我们的记者在，有我们的媒介在。它应该在第一现场，第一报道。这就是媒介人的专业责任。
[喻国明]:第二层次就是他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超越利益集团的某种主张，某种束缚，要在全社会的角度，站在全局的角度，要保持一种所谓的为社会安全，为社会的健康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比如说利益上的平衡，表达上的平衡，情绪上的平衡。
[喻国明]:比如奥运会期间，我们在新浪现场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应该是这样一种平衡，就是当他在哭的时候，不要哭出沮丧，当他笑的时候，不要笑出狂妄，这就是媒介社会的责任。也许和某些想法逻辑不一样，但是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为全社会利益表达平衡，关系平衡，起到一个守护的角色。
[喻国明]:最高的层次就是所谓的道德责任。要求我们的媒介工作者，站在一个以人为本，人本的角度去揭示问题，表达问题，思考问题。我始终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好的新闻，一个好的媒介，不是一种技巧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种智慧。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大彻大悟的智慧，这样的媒介人面对社会现实发展当中的问题，而作出他自己有智慧的回答，有影响力回答的时候，我们媒介人的这种职业荣誉就表现在这其中了，谢谢。
[俞虹]: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我们请我们同学给演讲嘉宾发一个纪念品。
[敬一丹]:第二个单元是奥运与中国传媒，现在有请下一环节的研究嘉宾。朱虹，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小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俞虹，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尹鸿，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还有一位刘员起，是中央电视台高清电视部的主任。
[敬一丹]: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有请。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要总结一下，奥运和媒体的互动经验。我想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将会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奥运会时间很短，当然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研究。因为今天来的大多都是做媒体研究的，而我主要是负责管奥运会当中一个方面，比如我是管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我想中国的传媒要真正达到我们说的公开性、时效性、权威性、准确性等等。它不但需要我们媒体本身的义务，同时也需要我们能够掌握新闻这些单位负责人，能够支持我们工作，才能够保证我们媒体客观、公正、及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多年以前有这个故事，在浙江机场有一个飞机掉下来了，当时有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场看到，他就在自己电脑上面发了一条消息。后来通过新浪转出去以后，全世界所有媒体都报道，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浙江掉飞机了。当时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有记者在现场，也写了一篇报道，想报道出去。但是这个消息报不出去，为什么呢？我们民航、机场的负责人不赞成报。因为一报道之后，人家不敢坐我们的飞机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所以这个记者回来以后，马上找到他的台领导，最后中宣部的领导，又和民航的领导，同时政法委沟通，最后领导批下来报道。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三天了。当时报道以后，世界各家媒体说中国浙江又掉下来一个飞机。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我想说的是，在今天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瞒得住。首先是掌握信息各级各省的官员，他们掌握了很多的信息，但是不让报。这一次奥运为什么能够报道这种程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既有中国特色，按照国际惯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我们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残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所有的仪式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媒体。然后又按照国际惯例以后发出信息了。我们向所有的记者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们应该怎么报？而且必须当面回答问题。后面的都是这样，因为是国际惯例，不按照这个做，就是违规了。首先我们必须提供我们的信息，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比如说我们开幕式，闭幕式，我们都要给人家讲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结束之后马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必须把今天晚上演出当中的所有问题，跟大家报告。比如残奥会开幕式有一个敏感事件，有一个女观众居然奔到演出台上了，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最后搞清楚是个精神病，这个也必须报出去。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就说公开性、时效性是需要媒体和主管新闻人员来共同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今后很好的总结和推广。同时思想是实效，但是也是有规定的，不是越快越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在强调快和公开的同时，也要强调准确性。上次我曾经讲，我们在电视上播出的镜头，有一些是现场采集的，有的是经过电脑修饰，实事求是。那么在大型活动当中，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强调有时候准确性也是必须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有的无中生有的也是不可能。比如我们做的“和”字，这个演员一闷在那里几个小时出不来。当时美国有的媒体，说我们做这个东西是违反人权，这个是假新闻。我们不能说一公开及时，但是必须强调准确性。你没有准确性，你再公开也是不行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同时我们还强调权威。所有的新闻必须是权威的。大家知道，斯皮尔伯格到我们这来，他自己欣然接受，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我们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具体工作。但是一到2008年2月份，他一宣布以后，马上掀起悍然大波。实际上斯皮尔伯格先生，根本没有跟我们签过合同，也没有拿过我们一分钱。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所以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及时把事情披露，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影响我们开幕式的质量。实际开幕式三个导演都是我们的中国人，主导者都是中国的，而且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专门跟媒体讲，我们当时有的细节必须进行沟通。所以我们从这一次众大活动，我们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今后所有大型活动必须要有媒体参加，而且传播商必须事先参与我们创作团队，了解我们最重要的细节，他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活动搞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奥运会已经结束，但是在奥运会当中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进行新闻报道的事件进行跟踪总结，对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应该是留下一份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我相信只要我们把这份精神遗产很好的继承下去，发扬下去，毕竟对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谢谢大家！
[敬一丹]:下面有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谢谢，今天非常荣幸在这个记者节，我觉得是我最崇拜的一个节日。刚才说记者节是一个弱势。我上大学以前，那时候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他们最崇拜记者的时代。他们一般目光炯炯，他们是最伟大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做一个记者，拿着照相机，在街上非常的爽。但是后来没有做这个事，今天到这来，向所有的记者表达我最真诚的敬意，所以我戴红领带表示敬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从青年时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所以从这个角度，到今年你会发现记者的职业越来越光荣了。刚才各位都讲到了，在大地震我们面临很多大灾难的时候，记者们都做了更大的贡献，让所有人知道了真相。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另外中国对爆发式的16天时间，媒体做了很多事，把奥运会报道的强有力，做得充分。像博尔特式的跑步，中国媒体做得非常好。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各方面报道特别充分，转播也特别充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另一方面我们报道里面有很多点非常有趣，有很多吸引我们大家的点。刘翔往外走的时候，刘翔表现非常感伤的曲调，这种就让你感到媒体跟你一起跳动。同时我们会发现，媒体第一时间大量的关于奥运会各方面信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这样我们会发现中国媒体大的不同的身份。不管怎么说，中国媒体是全球性的非常重要的媒体，经过了奥运会以后。所以这是我们上了心的台阶，短跑我们赢了是非常辉煌的一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中国媒体在上半年所有做的工作都是那么了不起，不论是地震现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后面是矿难现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到了我们的奥运会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所以这些贡献对我们中国的新闻界这个时刻，我觉得创造了中国新闻的历史，就像中国今天创造了新的历史一样，中国的新闻也创造了新的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其实中国新闻人所面临的，记者的职业面对的挑战，可能比那个时候更残酷，更严峻。就是刚才敬一丹大姐说的，就是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现在，全世界现在进入了新的情况。就是从经济好到经济差，这个情况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更深远，更剧烈，更强大。经济一差，现在媒体给我们的会有变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过去我们要求媒体给我们更多的真相，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进入了大家不太懂的领域，这块我们都不太懂。过去有黑幕，记者来了，就给封口费，这个我们都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发生的变化里面，你会发现错综复杂，给记者提供的不仅是靠你的感情能做到的。同时要求你的金融危机，要求你对非常单调的数据，而且关系每个人的命运，这些数字是要我们的命的，让你没有工作，让你面对很多挑战和新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就是媒体怎么样更客观的、更理性的给我们东西，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要求。这个问题可能激情不管用，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两军相逢勇者胜。不是我们到灾难现场去，看到受伤的小孩我们就哭，这是靠激情干的事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现在你会发现你进入了金融风暴，看起来没有多大，一上班，说你走吧。大家看到美国的华尔街，拿着盒子就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文火熬的，怎么样给大家更多的实事求是的判断。最近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细分了，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大家对新闻媒体的要求，其实一方面是更严格，另一方面其实大家想看到的东西，可能媒体需要给的想看的东西，不一定是最理性的东西，这也是矛盾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比如最近房价很高，最近中央政府马上救市了，推出非常多的救市的措施。地方政府也推出很多的措施，但是在矛盾的情况下，你怎么样给东西？现在大部分的网民都觉得房价下降30%他才高兴。作为媒体人，什么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东西？这个时候没有人给封口费，你怎么样理性的判断这种东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我觉得恰恰把公众的利益，房价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房价跌得太快了，大家都会受到损失，不仅是过去买房子的人受到损失，没买房子的人也会受到损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第二个你会发现有问题，房价跌了，经济垮了，这时候你工作都没了，你还怎么买房？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一个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不是公众情绪的传声筒，恰恰需要理性的判断这个事物。这个是需要个别新闻人以客观理性的判断新闻的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最近有一个事情对我很震撼，阎崇年被非常高雅被掌掴。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欣欣然，很多媒体说打他很有道理，为什么？他分析的不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我发现民办公司是造成了很多人身家性命损失的人，打他应该，可是阎崇年讲他的观点不同，你完全可以跟他探讨，打标语的很多。对于丹老师打标语都可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我们好多媒体都觉得很欣然，打得痛快，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创造客观的媒体的伦理，变得非常有挑战性。今天所有的网民的情绪，就是我们大家做新闻的标准吗？就是所谓的民意吗？这里也有挑战，我觉得问题有复杂度。媒体的伦理是两个方面，民意并不是大家都说，媒体就应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是需要客观的理性的去判断。另外一个需要与社会发展趋势的理智的分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新闻媒体经历的第二个考验。在512大地震，在奥运会，中国的媒体人记者可以说无愧于这些考验，但是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微妙，更具有挑战性，可以说是长跑式的考验，马拉松式的考验，面临着金融风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所以今天我想用两句话来跟各位进行讨论，一句就是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格鲁格曼，温暖的心，冷静的脑。作为一个记者这样的职业，我觉得永远要有一颗温暖的心，对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要有冷静的脑，要知道现实的路径怎么样，怎么样判断客观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问题是一个最敏感的，所有媒体都在做的问题，你会发现你怎么理性的判断这个事情。这个对媒体人来说，非常的困扰。我觉得永远需要温暖的心，需要对人民的责任。但同时你要需要一个冷静的脑子，怎么样对国家有利，对经济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人民有利，这个需要长远的全局的考虑，需要媒体人更多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刚才敬老师讲的专业的选择，有能力的展现，这些东西其实比一个热情的，充满热情渴望的尽到自己责任的狂热要强烈得多。所以我觉得职业专业的要求是一个记者重要的部分。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做，在今天面临这么严重的经济的形势，对各位就业，对各位未来记者生涯都会构成残酷的挑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我觉得经济不好，广告没有了，媒体雇佣人就少了，所以各位职业生涯会面临更多的竞争。这两年大家起码不会有美好的时光。记者生涯更不容易。这个时候人给你一点封口费是不是拿？你要有这个伦理的操守，坚决不能拿封口费，是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有理性的冷静的头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做这个不仅仅是要有博尔特的能力，短跑的能力，还要做马拉松的运动员，要熬住，甚至敢于和公众意见不一样，报道出真实的情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我们都觉得说出真相很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人，恰恰这点上不是取悦领导，同时也不应该以庸俗的方式取悦公众，这也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格鲁格曼一句话，温暖的心，冷静的脑，谢谢各位。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我觉得我应该把时间放弃掉。我想说的是事实报道与意义建构。对于新闻者来讲是不新鲜的词汇。所有的新闻报道必然有意义的传递。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央视在2008奥运传递当中所作出的建构的努力，与影响的实际效果。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所以我想08央视奥运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当刘翔离开的时候，他听到的背景音乐是柔软的《我和你》，当博尔特冲到终点的时候，现场响起的是《Happy brithday》，这是为什么？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我们的镜头为什么把这个许多的选择给了并没有得冠军的人？在拼搏当中是残疾的人？在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人性、理性、共性。我们以往以为体育没故事，体育在我们所认识到的就是赛事报道。但是在这次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由人物传递出来的画面。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所以这次报道是在追求奥林匹克本质的探求和传播，在传递世界和谐美好家园的共同展现。在以往的奥运报道中，我们只以为奥运的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在这次的奥运报道中，我们真正体现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嘉年华，是共同享受的过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在央视体育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是集中胜者，而对负者是没有更多的认识的，这就是意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任何传播活动都是一个相对的客观，绝对的主观，任何对于事实的报道，永远只能尽可能的接近真实，或者是与事实的本质而不可能重合的话，那么对于传者而言，既然主观是必然的，是否应该能够将主体的能动性在呈现事实的时候，实现最大化的合理性和意义价值的有效传播呢？这个是一个常识，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所有的探讨都是在意义建构中分析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因为毕竟我们传播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事实的传递，而传播影响力应该是最终的目标。我们从央视的报道中，实现了事实报道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事实报道。这是一种提升，通过事实的选择，判断报道，再现解读评价过程和结果当中，实现意义的追求，超越与建构，传播影响所生成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一定是文化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其实无论是爱好也罢，不爱好也罢，所有人都在关注它，为什么？因为它有共同的文化的价值意义。它所寄予人们的，或他进行的价值判断报道，实现了在北京奥运传播中，实现了超越地域、民族、种族、肤色的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意义的呈现和共享意义的追求与建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而绚丽辉煌美妙的奥运开幕式，闭幕式，通过电视传播，让世界人们了解中国民族，更看到了充满友好，朝气蓬勃向上的中国，我想这个意义建构是北京奥运最大的价值体现。这种价值意义的体现，要通过几个层面来实现。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首先它是选择与意义建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东西？从聚焦金牌，到关注银牌，甚至没有牌的人。从聚焦中国到关注世界，关注全景式的报告。从聚焦事件，到关注人物，关注细节关注故事。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二个是评价，在于发现、提炼、提升。发现什么样的事件，如何提炼它，提升它。第二所有事实报道中，体现你的立场，体现你的观念，体现你的价值。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三在这样意义建构中，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媒体的，它更是一个国家的，是带有世界的普适性意义的追求和架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北京奥运的电视传播，我们认为它的媒介形象与意义价值的建构中所呈现的力量。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首先依赖于我们媒介环境和媒介自觉。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二清晰定位于到位的执行。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三我们在节目的主持人选播与传播品质的影响力的形成当中，寻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四，北京奥运传播，对于重塑中国媒体形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第五在这样有目的，有价值，有方向的非常强的意义性的追求当中，实现了人类共享的意义世界的建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最后我想说中国传媒进步与发展，不仅在于中国制度的发展与保障，更在于媒体自身都应该能够做到自觉的履行媒介责任，这也是我们在做记者节，我们在我们一次次的交流与沟通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未来的，或者是已经的媒介人，能够放大自觉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认为，自觉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力量，自觉是凝聚在内心的释放，自觉是文化的积累的外放，“自觉”是大写的媒体的担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广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大写的人。所以从我来讲，无论我在课堂里，还是我们今天做记者节，我想说的是，从黑板上的努力，我希望把这样的一种追求，写到我们的学子和心里。从今天有限的未名大讲堂的空间，传播到社会的空间，谢谢大家，让我们共同努力。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大家好，坐了一下午，大家肯定很累了。每次走进百年讲堂，都有非常强烈的神圣感，站在百年的地方，看2008年，我们能看到什么呢？2008年有太多的重大的报道。在这些重大的报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东西。前面的演讲嘉宾已经讨论了很多。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今天在短短十分钟，我首先想到三个问题。一是使命，二是变革，三是考验。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一个节日的设立，一定是在传播一种价值观。为记者而设立一个节日，在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记者曾经是一个让所有的新闻人非常自豪的称号。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这样的便利可以体现价值，可以体现使命。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过去的2008年，可以说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很好的履行了使命。因此，他们才可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和历史同在，我们见证了历史，我们报道了历史，我们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历史中所蕴藏的意义和未来。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2008年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变革的因素。它使我们看到，经历了这样一连串的报道，经历了奥运会报道现在的规划流程式的报道，传媒还是过去的传媒吗？新闻业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有很多问题已经是传统的新闻学所难以回答。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比如说以电视为例，我们还能够把电视仅仅理解为是那个传播头像的传播工具吗？在奥运会报道中，电视传播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出链式传播的模式呢？当比赛进行的时候，一个观众即使你在移动过程中，要离开那个场所，你在路上，在做其他的，你看转播的过程是可以不同的。可以从放在家里的电视机，切换到手上的掌上电视。它对人的影响，显然和过去我们所说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完全不同的。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因而，2008年奥运会，它才会记入史册，不仅是因为有高清电视信号，不仅是有发放新媒体转播权就是新闻传播的本身也在发生变革。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同时也不仅仅是传播电视信号的关系，也是复合传播，几乎大小电视台，都可以切出一块同时传递几幅字幕，形成多个信息传播渠道。今天的电视已经是复合性的内容产品的传播工具了。它对以往人们所认识的电视，可以说是有很大变化的东西。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换一种眼光来看已经做过的东西和没有做过的东西。在新媒体时代，对传媒人带来的更多的其实是考验。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们更加想到的是考验。刚才张颐武先生讨论了很多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危机。在我看来，对新闻记者的考验，很多时候不仅在于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更在于对一场人人所共知，人人所面对，人人充满疑惑的事件做的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这样的危机中，正在进行，如何应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人们都想知道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所有的传媒都在报道，竞争的焦点是什么？其实是解释权。在今天，对于一个传媒来说，要竞争的不仅是第一报道权，不仅是能不能报道，更在于如何解释？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事件摆在面前，即使不是第一点报道，不是第一点切入，也是可以通过分析、判断，提供背景等等因素，去对这个事件的本质、发展作出判断和报道。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一个传媒，如果仅仅是能够报道些什么？今天的观众，今天的受众会认为是不够的。因此在今天对于传媒人和传媒来说，最大的考验，最大的竞争焦点是解释权。最大的考验是你的判断能力，也是解释能力，你的预见能力。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历史对新闻人比对别的行业人更加残酷德是，他每天都在检验你的判断能力，你的预见能力，你的鉴别能力，你的思维能力。也许这就是应当给传媒人设立一个节日的理由。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通信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就此而言，对一个传媒人，也许我们说，我们永远在准备中，我们永远在路上。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永远没有终点的工作，我们是在做一个明天永远是新的目标的事物。这就是在这个节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认为我能得到的最大的奖赏，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接下来是最后一位演讲嘉宾，尹鸿教授，他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他是今天特地为我们这个会从天津赶回来的，谢谢尹院长。
[北京大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