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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尸要价 还有公德吗？中国人道德底线在哪
一个渔夫和一具英雄尸体，构成一张新闻图片。索价者的趾高气扬反衬救人英雄的凄凉，人格美和人性丑在江水中对峙。这就是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大赛最高荣誉“金镜头”奖的《挟尸要价》。
--------------------上帝要让你灭亡，必会让你先疯狂楼主
并心于进取& 恬而不知其怪 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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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积分:15分没有道德底线的中国人
昨晚昆明某台放了一条“大学教授课堂上讲授怎样斗地主”的新闻,不论是新闻主持人也好,还是他说的这个大学教授也好,都是一副“乐哈哈”的表情。我想,这个“教授”必定是“根正苗红”的子弟,要不,以他的年纪,四五十总有了吧,如果他爹妈是“地主”或其他啥黑五类份子,或他爹妈的爹妈是“坏份子”,那也只隔了一代,虽说对他没有直接的影响,可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祖父辈,公然在课堂上拿“斗地主”开心,想必他一定是“根正苗红”才能如此才情迸发地教授学生“最佳斗地主法”。而如果不幸的他恰是“地主崽子”又还能如此激情四射的拿“斗地主”开心,那么我只能说,中国人一代一代传下来,怎么越传越像是在生下些畜生了?对于统治者来说,当年是他发动的对地主大杀戮,他当然不会承认他错了,有他在一天就别想指望这个政党会承认错误,所以民间(何时兴起的,谁发明推广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从不参予,这是我做人最起码的底线)从南到北到处都在“斗地主”他们是更加觉得自己没有一点过错,当年那些地主就是该杀!你想,这些草民们个个在斗得不亦乐乎,其中还不是有地主的后人,他们不照样斗得起劲,哈哈!早就忘了当初自己的祖辈是如何被真正斗地主的,难怪大人物们都说中国人麻木无知,我想,做为地主的后人,不指望你们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至少保持沉默不替某某某当吹鼓手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线吧?最简单的,当别人都在斗地主时,你就别掺和了,默默躲在一边为祖辈默哀两分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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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易中天为何说中国人没信仰1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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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为何说中国人没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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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说：“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则撰写了《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将如何重建社会道德这一问题推到了前台。
　　在种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屡见诸报端之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怎样深入社会人心？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如何在中国社会之中推行？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道德教育？
谁的道德在受到置疑？
从“十大荒唐禁令”说起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有“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还有“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还有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醉酒驾车本是一种违法行为，却需要在内部纪律中加以重申，而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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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在面对道德质疑？
医生的道德
“强盗通常只在晚上作案，医生却全天候抢钱；你把钱交给强盗是为了活命，你为了活命而把钱交给医生；强盗作案时把自己打扮成魔鬼，医生抢钱时把自己伪装成天使……”
　　医疗事故、红包医生、冷漠态度，使民众忘记了“医生”这个概念曾经给人带来的温馨和安慰。
　　腾讯相关专题：
知识分子的道德
　　“老师”“教授”这些本应神圣的称呼现在却都变了味道，而且还常常与猥亵、剽窃及金钱交易牵连到一起。而他们的学生，也屡屡爆出卖淫和考研交易等诸种丑闻。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的害群之马身上，我们找不到社会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责任感、为人师表、甚至羞耻感。
　　相关：
　　　　　
官员的道德
　　在“腐败定论”“无官不腐”成了社会公认的概念的今天，官员腐败、收受贿赂等等都已不是新闻。在人们眼中，官场是个大染缸，谁进去了，都难保清白。当“官员上街，人人喊打”之时，可以想见，“公仆”和“主人”的对立又到了何种程度？
　　相关：
　　　　　
● “性自由”有没有底线
　　卫慧等人的“用身体写作”曾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道德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再加上木子美的出现，更使传统道德陷入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境地。我们不禁要逼问，传统的道德，到底有没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是可以无休无止地予以突破？当越来越多的“一夜情”、“一夜性”出现时，当越来越多的“卫慧”、“木子美”不断涌现时，这样的追问不是毫无意义的。
● 我们身边的道德“小事”
　　面对落水的儿童，有人先开口讨价还价；当有轻生者欲跳楼时，人们拿着望远镜看热闹，并发出“快跳，我们等不急了”的催命的呼叫……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民警叔叔的手里面……”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但记者调查中发现，所谓的“拾金不昧”已经被大多数的人所鄙视，而且他们还都有各自“圆满”的解答。
　　尊老爱幼也是传统美德，最明显的就是让座。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调查者把“让座”改成了“有条件让座”。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都会让座。
　　诚实，有时是一种不必要的东西。不少网友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最近的一次调查中，16%的沪上青少年被访者认同“在马路上捡到1000元钱后私占私分”，46.1%的青少年甚至赞同“诚实就是吃亏”的观点，还有一成多青少年对一些违背传统美德的行为持认可态度。
道德危机感源自何方？
公众冷漠源于人际距离疏远？
　　陈壁生：我们经常在各种媒体上见到“见死不救”的例子，我觉得很难对冷漠的公众进行道德谴责。在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是路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合理的利益计算。比如看到抢劫，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快速走开，这种动机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单独面对持械的抢劫者，人已经被分化为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体，路人与路人之间，不可能产生相互帮助，在危难中相互救济的那种感情，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冷漠。
机会主义原则导致底线失守?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被奉为圭臬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
　　在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甚至完全没有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是一种代价，甚至往往是一种更大的代价的概念。更有人自以为得意的将其称之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反传统掏空中国人的心灵？
　　秋风：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社会机制的缺陷使道德让位于利益？
　　学者秋风认为，政府权力的扩展，导致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被官本位和行政化所控制。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使人们渐渐丧失了独立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让这种恻隐之心变成公益活动的社会机制，却无法在现有的体制中发育。人心变得冷漠，实际上是缘于权力的限制和控制。此外，官商结合的腐败现象，也扭曲了商业活动：财富成了衡量一切的指标，人心也自然趋向了算计与唯利是图。
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何怀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一篇文章中言道：底线伦理不是高深的学问，玄妙的推理。其中所说的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是说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例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君子爱财”，也应“取之有道”。
崔永元：道德底线不能低于法律底线
　　在一次演讲中，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
袁晓明：“底线”是道德标准的下滑
　　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对收红包这样的非道德行为要以修正的道德底线来合理化？以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众觉得无力改变还不如接受，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最坏把红包算进医疗成本；二是收红包一方也觉得收红包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要给人办事就对得起良心。因此，送、收的两方面一起认可了收红包办事的道德底线，其实是修改了道德标准，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上的下滑，送的一方有责任，但收的一方却有更大的责任，而更需要拷问的是造成如此下滑的制度环境。
寻回失落的道德
从“以德治国”到“八荣八耻”
　　2001年，江泽民在与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提出了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人民日报》
(日第一版)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新的道德准则。
孙立平：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
　　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
李隼：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现实社会中，这些道德底线，已经具象化为法律的要求。广义的道德包括法律，法律是底线的道德。而我们俗称的道德，是法律之上的规范准则体系。因此，一切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也必然是违法行为。“底线下沉”现象与其寄望于道德救赎，还不如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杨雄：让“潜规则”来调节
　　法律是调节人们行为的底线，道德则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上线。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还需要有一个环节来进行调节，作为法律与道德的补充――这一环节可以定义为社会的“潜规则”。
　　何谓“潜规则”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捡到了100元钱将它交还于失主，失主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给你其中的5%或10%作为回报。这个“约定俗成”就是“潜规则”，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医治道德的良方吗？
　　正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抛弃传统文化是逆潮流的，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今年两会发言的重要内容。李汉秋建议教育部门将“仁义礼智信”纳入学校教学内容。
　　反方：儒家话语的复兴对社会道德的重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应该是“儒家到底是什么”，是指哪一方面的儒家，谁理解的儒家？儒家是在一个简单社会、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中成长的道德体系，在近代以前，它一直只是对那种乡土社区有效，而它怎么可能直接施加、运用于当前社会呢？在城市里面要用儒家学说来挽救道德危机，不啻于用东海之杯水，以救西山之车薪。
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变迁
一、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
　“温、良、恭、俭、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
　“仁、义、礼、智、信”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二、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三、“五讲四美三热爱”
讲卫生、讲道德、讲文明、讲纪律、讲奉献环境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四、“八荣八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10个问题测试你的道德底线
1、假设你是摄影师，要么拍下有人跳楼自杀的镜头，可能获得世界摄影比赛大奖，一举成名；要么打电话报警救人，但肯定浪费拍摄机会，你会选择：
A、拍完再说
B、放弃拍摄，赶快报警。
2、作为公司部门主管，公司的竞争对手出10倍于你的年薪的价钱向你购买公司的商业机密，你会选择：
A、做这笔交易；
B、绝对不干。
3、有人让你中断与某人的恋爱关系，给你50万，你会选择：
A、要钱，中断关系；
B、不要钱，继续恋爱。
　　给你100万，你会选择：
A、要钱，中断关系；
B、不要钱，继续恋爱。
　　给你1000万，你会选择：
A、要钱，中断关系；
B、不要钱，继续恋爱。
4、你参加了选美比赛，很想夺得冠军，有人要求与你共度一晚，并保证可以让你夺冠，你会选择：
B、不答应。
5、你在公交车上亲眼目睹了小偷在偷别人钱包，你会选择：
A、当场制止他；
B、装做没看见。
6、你的好朋友与你一起参加方案竞标，竞标前你偶然看到他的方案，发现他的方案明显比你高明，你会选择：
A、抄袭后修改得更好拿去竞标，让自己中标；
B、听天由命，赌运气。
7、SARS期间，如果你是药店老板，提高板蓝根的售价之后依然畅销又没人干涉，你会选择：
B、不提价。
8、你发现钱包里有一张昨天出租车司机找给你的一张50元假币，你会选择：
A、找机会花出去；
B、撕了或当做收藏品。
9、你想进的公司招聘时指定要名牌大学学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只要买一张假文凭就能被录取，你会选择：
A、买一张假文凭；
B、放弃这个机会。
10、朋友打电话请你去一家酒店吃国家保护动物华南虎，你会选择：
B、不去吃。
　　人类职业道德有三大防线：政治道德、司法道德、医疗道德。
　　政治道理败坏，只是让人们信仰发生危机，社会处于高度分散风状态，即谁也不信谁的状态。
　　司法道德败坏，让人们对公义失去信心，社会处于谁也不愿救助谁的状态。
　　医疗道德败坏，则让人们视自己以外的“不为人”，可以随意处置，社会处于谁也可以害谁的状态。
―― 綦彦臣
　　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
――中国当代儒学者 　蒋庆
　　抛弃传统文化是逆潮流的，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
――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在今年“两会”上建议教育部门将儒家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纳入学校教学内容
　　我们没有信仰，我们的心灵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相信未来，只相信今天，现实的享受；我们不相信周围的人，只相信自己，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而其余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我们用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眼里，要么是可笑的，要么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秋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
一、对知识传授者保持感恩之心；
二、为服务对象谋利，干自己会干的事；
三、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
四、严格保守秘密，尊重个人隐私。
――《希波克拉底誓言》
中的四条职业道德标准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知耻之心、羞恶之心，没有了负罪意识、忏悔意识，也就意味着他的人性泯灭。
　　一个失去了耻感和罪感的民族，一个底线伦理崩溃了的民族，即使能在某些领域造成暂时的泡沫式强大，但它不可能创造真正的文明。
――摘自某社会学论文
本期责编：贾嘉　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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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宇春为什么当选亚洲英雄
三：中国如何走向诺贝尔科学奖？
四：撤资令下，红顶煤商何去何从？
五：北京10万精神障碍者，多还是少
六：向神六幕后英雄致敬！
七：萨达姆生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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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们离奢侈品有多远？
十一：老师和学生，谁教育谁
十二：公务员，你考了吗
十三：学费10万，彩票硕士研究啥
十四：商业阴影下的新一代中国记者
十五：寻找中国愤青
十六：试婚，一场对围城的革命？
十七：没有跷过课，不算大学生？
十八：当能卖的只剩下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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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他们为什么裸奔？
二十一：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性伴侣？
二十二：中国人的晚年如何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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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不要忘记他们，SARS疾患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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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经荡然无存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 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 “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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