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西蒋措-主科】爱因斯坦曾说：“任何宗教如果可以与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看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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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蒋措-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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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说：“任何宗教如果可以与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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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观点辨析田 锋 & 李侠（1、2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摘 &要：“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矛盾与冲突论”认为科学的发展损害了宗教信念以及教会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理论与宗教理论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谐与互助论” 则认为早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受到了教会的支持与鼓励，在传播科学方面，宗教团体也做出了许多贡献。“隔离与无涉论”是经常被学者忽视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制衡力量，则会促成“科学主义”的泛滥与蔓延，从而威胁人类的未来。关键词： &科学 & & 宗教 & & 神学 & & 基督教 & & 关系&一 关于“科学与宗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对于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说，在探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去界定“科学”与“宗教”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才是探讨科学与宗教之间衍生的复杂关系。通常来说，界定“科学”与“宗教”的概念有两个难点：其一，不同学术共同体对于这对概念的理解很难统一。众所周知，作为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成果，科学主要是针对外在自然界；而宗教则是关于人类心灵与精神层面的。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众多科学哲学家力图通过科学划界问题尝试给出一种边界清晰的标准，如“证实”和“证伪”等，但任何一种划界标准在实践中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基于此，当代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给科学下了一个包含五个层面并具有流动性的开放定义，因此，很难给“科学”下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而对于“宗教”这个概念的界定则更要复杂得多。由于各个地区、民族之间，各种教派缘起与发展的差异，导致其各自“宗教”信念的硬核和范式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取得公认的定义，界定起来更为困难。究其原因，则在于这对概念本身的外延与内涵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动的，由此，想要对这两个概念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文谈及的“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当提到其他的宗教时会直接给出具体的宗教名称。对于科学和宗教界定的第二个难点在于，二者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的关联性非常密切。例如：科学与自然哲学，宗教与神学。现在所用的“科学”一词是指近代以来，以观察实验为基础、以数理方法为手段的归纳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格兰特指出：“希腊人还没有表示科学的特定术语，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以一种近代科学家眼中的科学方式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早期自然哲学的发展，近代科学能够得以建立与发展。如果考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仅仅关注历史上著名的“伽利略审判”或者“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辩论”等显性事件的话，那么必定会导致忽略或遮蔽“科学与宗教”之间长期存在的隐而不显的内在关系。再有，在“科学与宗教”的背后，则是人类思想的两大精神支点，即“理性与信仰”。“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原始母体，其历史更为悠久。正如普兰廷加所指出的：“信仰符合于宗教如同理性符合于科学。”对此，布鲁克则给出了一个相对中肯的说明,他认为：“限制过严的定义可能阻碍产生结果，因为它可能在提出问题之前就已经把太多的问题排除掉了，如果历史的研究要想富有教益，那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通过硬性的定义来建立预知的结论。”二“矛盾与冲突论”的主要理论旨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所以会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矛盾与冲突”事件。例如，伽利略审判和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的辩论等。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但对于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以及当时人们的世界观的改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叠加直接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针对“矛盾与冲突论”的观点，究其本质是在什么意义上产生的？首先，如果把“宗教”当做一种人类发展的文化形态来说，布克哈特的观点就具有深刻的代表性，他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宗教能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每一次的精神的躁动的过程中，在文化的每一个因素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显然，布克哈特看到了宗教对“科学”影响的必然性。从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开始，基督教的影响就在西方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生根发芽。透过历史的面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符合布克哈特的标准。那么，后来产生的近代科学就不可能与基督教的影响毫不关系。布克哈特还认为：“受到宗教影响的那些东西在一定的时候又会反作用于宗教……但是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窒息他们生活的因素，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神圣化也有它致命的地方。”布克哈特敏锐地看到在完全由基督教主导的文化中，必然潜在地具有与其他形式的文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近代科学的历史又无情地验证了这种可能性。哲学家霍伊卡也秉持类似的观点，与布克哈特不同的是，霍伊卡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指出：“在现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通过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来看，在文化这个层面上讲，“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次，就“科学与宗教”所涉及的领域来讲，这也是两者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战场。英国哲学家陶伦斯曾说：“我无法用耳朵验证周围是否有股怪味，我不能以宗教经验来确证某些公寓里是否有化学元素存在，我也无法用美学中的一些推理规则来证明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命题……同样不合理性的是，用测试的自然的方式来测试上帝，如通过一个物理实验来测试上帝或希望上帝在雷达望远镜中向我们展现他的实在性。”陶伦斯指出了科学家们与宗教人士之间的最重要分歧，即两个团体之间交流方式没有交集，这种差异既表现在方法、工具与领域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信仰与理性哪个具有优先性的形而上学预设。从广义上来说，科学脱胎于自然哲学，而自然哲学与宗教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严格意义上说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是宗教文化的子集，因而两者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从陶伦斯的观点同样可以看出，“科学与宗教”即便在相同领域内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种格式塔变换式的争议与盲人摸象具有相同的解释鸿沟现象。以上两点简要阐明了“矛盾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事实上，许多学者关于“矛盾与冲突论”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在科学史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受到了宗教的迫害，由于后果惨烈，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激烈冲突的印象。但是，需要澄清的事实是有一些历史事件只是和“科学与宗教”有关，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众所周知的布鲁诺悲剧，他曾经被许多无神论者当成追求科学真理的人，同时他的遇难也被认为是宗教迫害科学家的经典案例。但经过历史学家的考察，事实并不像无神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奥尔森指出布鲁诺是因为鼓吹赫尔墨斯巫术和宣称摩西与基督是魔法师，而不是因为任何天文学观点而被宗教法庭宣告有罪。同样著名的“审判伽利略事件”，也经常被认为是宗教迫害或者阻碍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奥尔森也同样给予了质疑：“教皇确实利用教廷的权利并眼看着伽利略受到控告并被判刑，但是滥用权力并非宗教人物的专有，亦非宗教的最本质特征”。伽利略曾经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并不认为上帝赐给他理性是让他弃之不用。伽利略所触犯的是教会的权威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教会拥有代表上帝对世界的解释权。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在审视“矛盾和冲突论”的观点时要秉持一定的质疑态度。因为，确实很可能在某个具体的案例中夹杂了偶然的因素，这样就成为后来不明真相的人的有效论据。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两个事件都是因为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论而产生的。但是在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球运行论》之后，并没有证据显示出教会马上对哥白尼的日心说进行了迫害。安德鲁·怀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指出：“在近70年的时间里，教会当局显然认为最好还是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些教授像卡尔格尼尼等人还获准把这种新观点作为一种纯粹的假说来介绍……直到1616年之前还没有人对这个体系提出重要的反驳性证明。”从怀特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会并没有与持有日心说的学者形成水火不容的状况。科学理论被当成假说而用来教授，显然这种情况是可以被当时的宗教人士所接受的，这就证明了当时的“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冲突与对立。更进一步分析，在那个时代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时的教会允许在教学上讲授任何科学假设。就类似于在现代的物理学教学中，给初学者讲授“电流”的产生原理，教师为了便于引导学生，通常会把电流比喻成水管中的水流，虽然二者物理原理有很大不同，但是这样的教授方式可以让初学者容易理解。随着理论学习的深入，学生自然会逐渐理解“假设”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像哥白尼提出的“日心”假设，只存在于数学当中。如果在公开的宗教活动当中，是绝没有允许宣传日心学说的可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在于它们的表达方式。怀特海认为：“宗教的原则可能是永恒的，但是表达这些原则的方式则必须不断发展……科学每前进一步，便是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做出修正，它们可能需要加以扩充、解释，或者完全用另一种方式加以叙述。”怀特海认为在两种文化的交界面处的表述是模糊不清的。他没有把“科学与宗教”之间产生矛盾的内在机制揭示出来，而把两者的对立简单说成是适应模式的调整所带来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对此的观点要比怀特海干脆得多，他认为：“在科学中语言是透明的，在获得语言所传递的思维时，我们穿透这种语言，并且把它丢到一边；在宗教中，宗教是不透明的，它和自己的意义一起融合成为无差别的、无法被分离成两个层次的一个整体。”当然，有一些宗教信念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表达，但根深蒂固的分歧却是不可能通过表达方式的修改来加以调和的。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与冲突，大部分都是因为早期的科学发展损害了宗教人士或者教会的利益才会受到迫害和禁止。所以对于“矛盾与冲突论”的观点，应该去看到底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否相关联。罗素认为：“科学削弱了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结果使得许多国家发生了大量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动机始终是迫害的原因之一，甚至也许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不能笼统地归入到“矛盾与冲突论”中。实际上，对于“矛盾与冲突论”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还是科学理论与宗教理论或神学理论之间存在的范式矛盾，这才是两者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真正原因所在。两个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必然造成公众被不同范式所分裂，从而侵蚀了教会的信众基础，这是教会所不能容忍的；再则，两个范式在解决问题时所呈现的能力差异，也是宗教无力应付的，这些矛盾促成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升级，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科学的祛魅功能所带来的后果。格兰特指出：“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的永恒思想使得他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对立起来……在涉及到自然哲学和神学的所有问题中，世界是否永恒的问题对信仰威胁最大，也最难解决。”在世界是否永恒的问题上，尽管有许多调和的努力，但是很难使得科学与神学在研究纲领的硬核层面达成共识。三“和谐与互助论”理论旨趣 & &还有许多学者持有“和谐与互助论”的观点。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科学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给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且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了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支持。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默顿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曾就清教与科学的关系专门给出一章来论证清教改革对于近代科学的推动作用。默顿通过对十七世纪清教徒的考察揭示了清教主义对英格兰“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的证据。默顿在论文中强调了自己的写作目标，他认为：“我们这一论文大部分将致力于离析出某些科学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科学注意力集中于一定的探究领域即使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也有强烈的影响。”从默顿的论述当中可以看到，他非常希望能通过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分离变量法来确定促使“新科学”发展的因素。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精确的因果关系的，即找到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直接决定或推动了新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默顿在其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数据，去证明当时的清教主义理念对于“新科学”的发展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影响。这里要注意的是，默顿的工作主要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虽然也有部分对于科学理论与宗教信仰的论述，但是在大多时候默顿还是从清教徒为新科学发展创造了一个合适的社会发展环境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同样，格兰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大学和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们营造了一种有益于科学研究的环境。”默顿与格兰特都是站在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立场上来谈宗教对于“科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相关的宗教机构确实给予科学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以耶稣会为例，正是由于耶稣会下属的传教士的努力，才使得中西文明在十六、十七世纪发生了碰撞。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传播了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与文化典籍。奥尔森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在1600年到1773年之间，大约1600个不同的耶稣会贡献了约6000部科学著作。”科学著作的广泛翻译与传播，加速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人士和宗教机构确实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第二，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思想的发展。怀特海认为：“我的看法，宗教是人类某种形式的基本经验的表现，同时宗教思想这种表现法也不断地趋于精纯，不断地排除芜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的接触是促进宗教发展的一大因素。”这里所说科学促进了宗教思想的发展，主要是指宗教思想可以借用科学中的方法论等形式。比如，科学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学定律中需要有基本的概念和定义、科学解释需要必要的解释模型、科学有自身的论证过程；这些都是值得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所借鉴的。伊安·巴伯也认为：“宗教的信念并不服从严格的经验，但是它们可以用某种同样的科学探索精神来处理；连贯性、全面性和有效性的科学标准在宗教思想中有着类似的对应物”。可见，宗教可以在论证的形式上同科学保持一致，这样使得宗教的信念更加合理化。麦克格拉斯也指出：“大量的基督教神学建立在一系列误读和错误之上；自然科学的兴起为这些错误提供了纠正，给基督教神学家们一个机会来改正这些错误。”伊安·巴伯和麦克格拉斯的观点则是抛开了社会因素，更注重的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综合以上的分析，支持“和谐与互助论”总体上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方面是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给早期科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可以在具体的理论体系上给予宗教思想以帮助。许多学者在持有“和谐与互助论”的观点中，经常引证的案例是“自然神论”。在西方科学与宗教发展的历史上，“自然神论”的出现曾被看做是“科学与宗教”调和的最佳方式。汉伯里·布朗用简单的陈述概括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他指出：“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使得它运行，事后就不再干预自然的设计；作为一名退休的工程师，上帝的主要功能被视为双重的，第一推动和保证在善恶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异。”自然神论的观点显然肯定了上帝的存在，这样就保持了其与基督教教义的符合。但还应该注意的是，自然神论者预设了上帝是按照某种规律创造的世界，这就给以基督徒身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探索客观规律的前提，即：自然界是存在规律的，并且这些规律是可以被科学家认识的。因为，如果没有先验地预设上帝制造出有一定规律的自然界，那么科学家们的研究活动将失去全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些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上帝的指引下去认识世界，并从对规律或者定理的揭示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由此，“科学与宗教”很好地在一个人身上结合在一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家大多是基督徒的原因了。更为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完美性在许多科学发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就更使得基督徒科学家们坚信：“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上帝的杰作。牛顿的科学成就，不仅仅是统一了“天上”与“地下”的规律，更是给了人们一种印象：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科学家展示出了上帝的伟大。但是应该看到，“自然神论”实际上并没有能真正调和科学与宗教，尤其是在双方各自的思想领域内。因为，“自然神论”者一定要面对无神论者和基督徒的双重质问，而且对于像是否存在超自然事物这样的核心问题时，往往无法自圆其说。奥尔也指出：“自然神论者发现，自己在对抗无神论、捍卫对上帝和创世信仰的时候与基督徒并肩作战；然而在抨击启示以及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又是和无神论者结盟的，他承认一种超自然的创造这个起点，无疑使得其在抨击奇迹和超自然事物的时候立场不如无神论者来得强硬。”这种观点的双重性也导致了自然神论只是一种表层融合，深层的观念之墙仍无法打破，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观点到二十世纪之后就不再有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四 “隔离与无涉论”观点的理论旨趣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另一种观点经常被学者们所忽视，这种观点被称为“隔离与无涉论”。西方世界在经历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逐渐呈现出大范围的政教分离现象，在表面上看科学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束缚，科学家们可以自由地去探索真理，但是从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层面来讲，科学完全自由地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不一定都是福祉。罗德尼斯达克认为：“科学只限于自然和物质命题，起码在原则上是可以观察的；因此有的领域是科学所不及的，包括上帝的存在。”按照这样的区分，就会使得科学与宗教泾渭分明从而互不干扰。这种观点所秉持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对立的立场带有极大的隐患，尤其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来讲。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对自然的好奇与研究可以看做科学活动的初级形式，那时的科学与自然哲学没有严格分开，科学的影响力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巨大，但是科学一直在发展。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曾经做出了许多贡献，“火”、“电”、“核”的发现可以看作其中的重要成果。众所周知，三者都像一把双刃剑一样，都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以及不能忘却的创伤。尤其是科学家们打开了“核世界”的大门之后，更让“原子弹与物理学家”成为了二战后饱受指责的焦点。斯图尔特就明确地提到：“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当时经常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一群缺乏道德感的顾问，他们宁可在技术问题上提供最权威的指导但却不愿意在任何具体的道义或人道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记录表明，强烈坚持把日本京都这一宗教文化中心从主要轰炸目标名单中删掉的却是美国的战争部长斯蒂姆森。”虽然关于二战的原因以及原子弹使用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核物理学家们不可能从原子弹的事件中全身而退。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更是尖锐地指出“科学”所具有的不为人知的可怕一面，即：“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必须是以国家与科学的分离为补充，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这样的分离可能是我们达致一种人本精神的唯一机会。”而事实上，国家与科学没有像费耶阿本德所说的分离开来。甚至相反，在许多方面国家与科学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科学和与之相关联的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之后，人们是否应该反思“科学”与“宗教”应该重新结合的问题呢？当然，我们知道科学与宗教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重新纠缠在一起。科学家应该更重视“宗教”中的人文关怀，汲取“宗教”中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珍视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西方许多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拥有伟大的人文关怀和宗教情结的科学家则是科学家群体中的典范。“科学”一旦失去了像“宗教”这样的敌手，会毫无顾忌地展现科学自身可怕的一面。虽然“宗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与“科学”的发展有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事件，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的无限制发展，而当代社会，是否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去限制或者制约“科学”的疯狂发展呢？如果没有外在的限制力量，“科学”会像一头脱缰的野马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种无反思的发展路径，这同样是很可怕的事情。“科学”失去了必要的限制将会导致“科学主义”观点的泛滥与蔓延，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对于“隔离与无涉论”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五 结语与展望 & “科学与宗教”之间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宜？虽然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分析，但是问题并没有完结。任何企图使用一个简单的论证就能明确界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就如同我们耳熟能详的“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说法，就流于简单化。这不仅是因为两者在历史上都经历了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更重要的是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口号来涵盖两者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因此，如果想针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明确的观点，那么就必须在特定的、有限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才能给出。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重要文明成果，即便今天，在基督教发达的国家里，“科学”依旧高度昌明。面对未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将怎样演化？还有待观察与论证，对此，梅尔·斯图尔特提出了一种比较中肯的观点，他认为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原则，即“倾听那些应该被倾听的内容，这个说法植根于互相尊重的原则---尊重参与者，尊重其所提出的观点、信仰和价值观。”基于这个原则，“科学”与“宗教”的共存与发展才会对人类的未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田锋（1983年-），男，汉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2012级），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李侠(1967年- )，男，汉族，辽宁省辽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技政策与科学社会学。参考文献[i] [美]格兰特著，常春兰等译，科学与宗教：从亚里士多德到哥白尼【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7页论文来源：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ligion-science/ [英]布鲁克著，苏贤贵译，科学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6页 [瑞]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世界历史沉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92页 [瑞]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世界历史沉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92页 [荷]R.霍伊卡著，钱福庭等译，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页[英]托马斯·陶伦斯著，唐文明、邬波涛译，上帝与理性【M】,北京：中央编译局，2004年6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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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费耶阿本德著，周忠昌译，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第224页[美]梅尔·斯图尔特主编，王旭，王梓等译，科学与宗教：当前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65页【博主跋】这篇文章2月4日投稿，今天收到样刊，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15（10），合作愉快！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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