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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网红被杀 揭秘可怕的封建贞操观
来源：新华网
搜狐网&|& 11:23&编辑：julia
据报道：近日，一名巴基斯坦网红因对传统的挑战不幸被杀，凶手疑似是其兄弟，据说巴基斯坦每年都有数百名女性因&荣誉&被谋杀。
巴基斯坦警方16日说，一名社交媒体名人15日疑似遭她的兄弟&荣誉处决&。她的死在巴国内引发震惊。
死者名为甘迪尔&俾路支，20多岁。巴基斯坦木尔坦市警方高级官员苏丹&阿扎姆说：&甘迪尔&俾路支被她的兄弟勒死。这看上去是一起&荣誉处决&。&
按警方说法，俾路支生前同家人一起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到东部木尔坦市附近的一个村子过宰牲节，在村子遇害。俾路支的家人指认她的兄弟是凶手。嫌疑人目前在逃。
俾路支遇害的消息在巴基斯坦成为社交媒体的流行话题。一些人呼吁警方对她的死采取行动，还有人表达对她的支持。
另一些保守人士、包括一些女性则谴责俾路支不断自我推销。
俾路支2014年因为一段撅嘴的视频在巴基斯坦走红。她对传统的挑战为她在巴基斯坦年轻人中赢得了许多仰慕者，但她同时也受到一些保守人士批评。
俾路支上月因与一名宗教人士自拍合影引发争议。
巴基斯坦媒体先前报道，因担心个人安全，她准备在宰牲节后离开巴基斯坦。
&荣誉处决&是指家庭成员以挽回家族荣誉为由杀害家庭其他成员，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被害原因主要有拒绝包办婚姻、被强奸、提出离婚、打扮时髦举止轻浮等。
法新社报道，巴基斯坦每年有数百名女性因&荣誉&被谋杀。由于巴基斯坦法律允许受害人亲属宽恕行凶者，多数行凶者免于受到惩罚。
今年2月，讲述巴基斯坦一个&荣誉处决&事件的影片《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被评为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观看影片后发表声明说，要坚决采取行动抵制&荣誉处决&行为。
揭秘可怕的封建贞操观
在中国历史上，和愈演愈烈的贞操观念相联系的就是男子的处女嗜好。一方面，男子以占有女子的处女身作为一大乐事;另一方面，在男人们看来，女子失去童贞，不论是什么原因，都是永远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破烂货，永世不得翻身。而检验是否处女的方法，又是极不科学的初夜性交是否&落红&。
中国的古人常以花蕊来形容女阴，例如《佛说秘密相经》中就以&莲花部&来代表女性生殖器;与处女性交叫&开苞&，猛烈的性交动作叫&直捣花心&，处女膜破了而流血叫&落英缤纷&，等等。古代卖淫业十分发达，妓女当然一般不是处女，可是嫖处女妓，为她&开苞&，可是件大事，嫖客要花十倍以至几十倍的代价。
至于非处女，那当然没有处女&值钱&了，娶了非处女，要遭人耻笑。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寡妇再嫁，有人就送上一副喜联：&花径昔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是把女阴形容为&花径&，这条小路过去已有人&扫&过了，现在换个人再&扫&一下吧，实在是极尽揶揄之能事。
古代男子之所以产生这种处女嗜好的偏执心理，主要还是出自私有财产观念。如果妻子婚前已非处女，那么就很难保证她所生的子女是出自丈夫的血统，也很难保证丈夫的财产不落入&野种&之手。同时，妻子既然是丈夫的私有财产，那么丈夫就要保证自己有&首次使用权&，如果是吃了&剩菜&，用了&旧货&，那会十分损害男子的自尊心。
处女嗜好之所以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古人对于&童身&特别迷信，认为和童男、童女性交能驻颜养生。六朝时的性学古籍《玉房秘诀》中说：&夫男子欲得大益者当御童女。&古典小说《封神榜》中曾提到使用&万点梅花帐&(处女初次性交处女膜破裂热血染帐上)可以大破鬼神之敌，这也说明处女之宝贵神奇。
在许多朝代，宫廷都要选美，由各州府选拔少女送往宫廷。选美有许多条件，例如年龄、身高、健康、容貌、身体发育程度以及种族等等，但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必须是处女。如果把非处女送进宫去，那可是大罪，因为是非处女，进入宫廷时也可能有孕，如受皇帝&宠幸&，生下的&野种&变成&龙种&，那就使皇家血脉混乱了。
在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瓷印，上有&守珍印&几个字，是宋代州府选美送往宫廷时，证明某个女子是处女的凭证。把这个印蘸上朱砂，盖在女子臀部，不易脱落，这就算&产品合格&证明了。
二、初夜性交见&落红&
在古代民间，常以初夜性交是否&见红&来检验新娘是否处女。丈夫在和新娘第一次性交后，要以染上血的手帕以示亲友，表明所娶的是&黄花闺女&、&原装货&，于是大家一片欢呼。
这种状况，在古代一些文人所写的狎词和反映社会风尚的性小说中多有表露。例如清末的一首俗曲五更调《闹新房》里，从一更众人闹新房，二更新人入罗帏，写到三更的&海棠枝上试新红&之后，新郎就喜滋滋地&验红&了：&三更里明月来相照，奴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忍痛含羞随他来颠倒。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不怕羞丑拿到灯前照。新郎见了喜红，心中多欢悦，说奴是黄花女，喜笑在眉梢。&
这种&见红&的手绢，不但新郎要看，有时连外头的宾客和男方的家长都要赞叹不已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代表新娘贞洁的手绢。如果新娘不&落红&，而外面又围着一大堆等着见红的人，那场面的确十分尴尬，后果十分严重。例如《醒世姻缘传》中就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叫魏三封的人娶程大姐为妻，初夜不见红，就对她毒打拷问，然后押送她回娘家：
开了街门，只见程大姐蓬头燥脑，穿着一条红裤，穿了一件青布衫，带上系了那块鸡冠血染的白绢，反绑了手。魏三封自己拿了根棍子，一步一下，打送到她门前，把她赔的两个柜，一张抽头桌，一个衣架、盆架之类，几件粗细衣裳，都堆放在大门口，魏三封在门前跳着，无般不识样的毒骂。
当程大姐的母亲孙氏出来与魏三封吵闹，被魏三封拳打脚踢时，看热闹的人把他们拉开，还纷纷指责挨打的孙氏说：
你原不该把闺女这么等的。她庙里猪头&&是有主的，你不流水的认不是，还挺着脖子合人理哩!&&这魏大哥是正头香主，指望着娶过媳妇去侍奉婆婆，生儿种女，当家理纪，不知那等的指望。乃至见了这门破茬，但得已，肯送了来么你还长三丈，阔八尺，照着他!
书中描写孙氏和程大姐生活作风都不好，但即使如此，魏三封也不应该那样残忍地折磨她，羞辱她，这十足反映出封建时代的男子极端自私的贞操观。当时，魏三封的所作所为不但不受人们的责备，反而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赞赏，可见那时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用初夜性交检验&落红&的办法来看是否处女，这是极不科学的。因为处女膜薄的女子可能因运动、劳作而使处女膜破裂。清代《虫鸣漫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个老翁见到几个小姑娘在田间玩耍，其中有个小姑娘坐在锄柄上，下身流血了，流于锄柄。老翁在她们离去后就把这个锄柄保存了起来。过了五六年这小姑娘出嫁了，初夜不见红，被疑为不贞，将被赶出家门，老翁持锄柄为证，才洗清了她的冤屈。这个女子实在是太幸运了。
三、女子失身只有死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烈女&，就是丈夫死了，妻子自杀殉夫，或是因反抗强暴自杀，都属此列。
明代开封有个农家女单三姐，年仅14岁，貌美。单家近邻有一恶少，贪她的美色，趁她的父母下田干活时来强奸她。她极力反抗，到无路可走时，就紧紧抓住中衣不放。恶少死命掰她的手，怎么掰也掰不开，一怒之下，用刀杀了她。父母回来发现后，对她进行了检验，在确认她未失身后，才提请官府旌表她为烈女。如果她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一钱不值了，不仅失去了做烈女的资格，连全家都不光彩。
清代康熙年间有个叫蓝鼎元的文人，写了一本《女学》，流传很广。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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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道从一而终，岂以存亡改节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强暴之变，惟有余荣焉。若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矣!
他说的话实在&透彻&，很可以代表封建统治者对于女子贞节的态度。
在中国，封建的贞操观至今余毒未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有个女工下夜班回家时被歹徒强奸了，她回家后向丈夫哭诉，本来是希望得到一些同情和帮助，但是想不到丈夫打了她两个耳光，骂她&不要脸&，于是这个可怜的女子只能跳河自杀了。时至今日，在社会上&处女膜修补术&仍甚为流行，这实在是自欺欺人。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封建的贞操观。当然，否定封建的贞操观并不意味人们在性方面可以乱来，还是要提倡性行为的严肃性和责任心，而且男女都一样。
古代纯情少女内衣中到底隐藏着多少性秘密?
古代广泛流传的春宫画显示少女们即使在性爱活动时，仍然常常会着一种胸衣。即所谓&抹胸&。用宽布条或绣花的绸片，上抵腋下，下至肚脐，绢带下不过胸。也有的抹胸式样稍有变化，前面紧扣。有如一抹微云掩住山峰，欲望半张着眼睛，迷朦之中透露出涩骨的春情。
抹胸的颜色，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水红或葱绿色。&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被作为欲望对象的尤三姐&以彼之身，还施彼道&，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
卧室之外，闺阁小姐们要在胸衣外面加上层层宽大的短衫或长衣。在一个勃起的阴茎中也能读出良心的美好的道德社会，女子们被迫煽起欲望然后抵制欲望，为火热披上冰衣。
然而少女内衣最早的功能不过是取暖。是一种称作&襦&的短衣，不加絮，不用帛，不外露，齐腰身。后来出现了&裹肚&。《老学庵笔记》说：&裹肚则紫地皂绣&。即在紫色的底子上加黑色的刺绣。裹肚又叫&兜肚&，用一块菱形状的布护住胸腹，用带子套在脖子上，左右两角钉上带子系在背后。正宗的兜肚绘制有&蛙&图案。因为蛙的图腾是女娲氏部落的标志。
关中人迎娶新娘的花轿前，常挂着一对高挑的花肚兜，绣着大蛤蟆的花肚兜是新嫁娘的&开路神&。过毒气甚重的端午节时，娘家人送给女儿的礼物里也有手绣蛤蟆纹的兜肚。
物质的遮蔽最终让位于揭开遮蔽的欢愉。对隐藏在衣服背后的身体销声匿迹的恐惧，男人们比女人更不能容忍。葱绿抹胸下的两痕雪脯是男人们进入肉体世界的边境之地。
唯一例外的是唐代女性的&袒装&。穿着及胸锦花长裙的嫔妃宫娥，上身不着内衣，只披着一件透明的大袖纱罗衫，从盛唐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款款而出。那是女性服饰史上最刚健自由的时代!
据说有政协委员提议，不仅立法保护女性免于&性骚扰&，也要保护男人不被女人&性骚扰&。报道这条新闻的同时，电视画面频频出现穿吊带衫的街头美女。该委员的意思好像是说，女人们的这一点点裸露不仅骚扰了男性，也可能激发男人的性本能而使之演变为骚扰者，男人成为双重受害者。
既然全球气候越来越热，女人们决不会舍弃穿吊带衫的自由，男人们就只能冒成为&性骚扰者&的危险。因为如果他们不能自控的话，在不仅不穿内衣还要着透视装的唐代，也许会犯下更严重的罪行，比如强奸罪。
男人们的解释本身也许只是一层遮盖，想掩藏一个赤裸裸的真相：内衣或贴身小衣不过是行头，三番五次被用以重现上台表演窥视时刻的快乐。内衣从无到有，忽大忽小，时掩时露，永远是在显山露水，给人一个意义暧昧的教训，或者是原始本性冲破了文明束缚，或者是原始本性的爆发受到了压制。
西式文胸传入中国，是在上个世纪的事，尤其是在西化较早的上海。20年代的月份牌美女的胸部从无到有，姿态挺拔而优美。流落上海的白俄在热闹的霞飞路上开出一家专门的女子内衣商店、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古今胸罩公司，西式文胸完全打败了自祖母们传下来的绣花肚兜。这一次西风东渐的过程，正与旗袍的兴起和繁荣同时。
1930年代的女子们，男女平权教育来自于《家》、《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醉心于高调而不切实际的罗曼蒂克。文胸和旗袍相得益彰，烘云托月般忠实地勾勒出人体的轮廓曲线，仿佛也同时勾出了她们被压抑千年的女性根性。
至此，内衣的三点式格局基本确定，此后的变化也是在大一号小一号、加一点减一点上做。
时尚界不断推出内衣外穿，丁字裤等新的内衣流行风尚，不过是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对于每一个衣裳齐整的文明人来说，这种程式化的变化或者反常已经成为一种艳情的表达符码。男人们仍然在教导女人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穿衣和脱衣&&据说最成功的内衣广告词都出自男人之手。
如果现在的时髦姑娘重新回到古代社会的农村，她们一定要叫苦连天。最痛苦的可能就是没有内衣穿。那以前的乡民们，无论男女，都是穿大裆裤的。大裆裤有三大：裤腰大，裤裆大，裤腿大。裤腰是另上的，卷一卷，用腰带束起来，或是通过拉紧宽松的上围和卷起折缝间留出的衬头束在腰部，干起农活来才方便。
女人们的大裆裤，唯一区别于男人的是颜色。
少女多为红绿，徐娘的则是黑和蓝。
我们不大能想象过去的衣装。虽然符合极简主义，却极不合乎卫生需要。大裤腰里是虱子安眠过冬的好居所，女人们也不过是在裤裆上缝上一块布，经期弄脏了，拆下来洗洗而已。
也许你会说这是乡下人的做派，城里的太太小姐们肯定不同。但是我们从古籍里知道，从前的中国人真的不穿内衣，至少是没有今日所谓之紧身内衣的。《十遗记》里记载了一则励志故事。战国时候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虽然后来针锋相对，少年时却勤奋好学志趣相投。有一次，两人出门找到了不易得的上古典籍，可是路上没有地方记下来，于是就写在手掌心和大腿内侧上，一直等到天黑了，回到家赶紧抄下来。不写在手臂上写在大腿里，可见当时是不穿内裤的。就是孔子他老人家也不敢在暑天提起外衣渡河，提得高点，或者外衣透明些，两股就有外泄的风险。
女人们也并不因此例外。春秋时陈灵公和臣子公孙宁和仪行父为&同情兄&，一起分享当时的超级女人夏姬，三人时常拿着夏姬的亵衣在朝堂上取乐。大概所指就是没有裆的贴身裤子吧。也就是今天小儿所穿的&开裆裤&。为了防止被强暴，用带子把两边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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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窗公众平台还原中国登山者遭袭惊险10小时：目睹同伴被杀|巴基斯坦|中国|幸存者_新浪军事
还原中国登山者遭袭惊险10小时：目睹同伴被杀
6月23日，幸运逃生的中国登山者张京川（左三）走下军用飞机供图/IC
　　在巴基斯坦遭枪杀中国登山者身份确定―――
　　23日在巴基斯坦发生的枪杀登山者事件中，张京川是中国3名登山队员中的唯一幸存者。至记者截稿时，人们仍然无法得知张京川是如何逃脱的，但在自我解救后，他曾几度边躲避边通过卫星电话请求救援并报告队友的情况。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还原了案发时的惊险10小时。
　　凌晨4点：第一次通话
　　王勇峰介绍道，张京川当过兵，可能得益于此，事发时他虽亲眼目睹朋友遭到杀害但仍能设法自行解开捆绑，然后从恐怖分子枪下逃生，并迅速躲藏在山沟中。
　　据相关媒体记者描述，在逃脱的过程中，他不忘带上卫星电话，甚至还包括一支防身用的冰镐。而正是这部卫星电话解救了自己。
　　据王勇峰介绍，当地时间23日凌晨4点左右，张京川通过卫星电话给远在昆明的朋友打来第一个求救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张京川只是告知遭袭，并让朋友赶快报警。
　　王勇峰说，得知张京川等人遭受恐怖袭击的消息后，国内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报案，并同时寻求中国外交部的帮助。
　　上午8点：第二次呼救
　　上午8点左右，张京川打来第二通电话，与中国新疆登协联络求救。
　　据相关媒体记者描述，这一次，张京川的精神状态有所恢复，反映了更多内容，在电话中，他不断强调：“赶紧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请求直升机救援。”
　　张京川还简单表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他们4人和同一家旅店的其他国家的登山者被全副武装的人叫到屋外，先搜身抢掠，后被枪杀。他说，他眼睁睁看到朋友被袭击者枪杀。袭击者直接把人从宾馆带出来，没有进行过多的询问便开枪射击。
　　上午8点20分：致电遇难者家属
　　上午8点20分，他拨通了与国内联系的第三个电话，不是给自己的家人，也不是给自己的朋友，他想到了同他一起登山的朋友，于是他把电话打给了遇难者家属。
　　据遇难者家属说，接到张京川的电话，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为一个登山者的家属，她考虑过很多意外情况的发生，但从未想过这样的恐怖袭击就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电话中，张京川也刻意隐瞒了很多细节，只是强调说，朋友不行了，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第三个电话打完，便再也没有张京川的消息，由于无法得知张京川的具体情况，所有人都处于惊恐之中。
　　王勇峰说，从国内早晨发出救助的请求，到外交部敦促巴基斯坦方面紧急救援，再到下午2点半最终张京川获救，登山者的亲朋度过了揪心的10小时。
　　10多个小时后，大家等到了营救张京川成功的消息，而与他一同登山的朋友却确定不幸遇难。
　　下午4点：报平安
　　虽然使馆方面已经报告张京川安全，但是没有听到张京川本人的声音，家人总是不放心。据相关媒体报道，下午4点，张京川家人期盼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电话中，张京川的声音显得有些憔悴，不过“我已经安全，正等待与大使馆人员会合”。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这足以让大家感到安心。
　　张京川目前在巴基斯坦使馆，至记者截稿时，他仍未向外界透露这惊心动魄的10小时他到底是如何挨过的。
　　一名熟悉情况的北京登山爱好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年初，张京川将南伽峰作为今年攀登的计划，6月8日，张京川按照计划离开昆明前往巴基斯坦，为最后成功登顶南伽峰进行最后准备，和他同行的还有著名登山家杨春风和饶剑锋。3人本月组队赴巴北部南伽峰探险，还未登顶。
　　本版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
　　幸存者
　　怀揣山友遗物抵伊斯兰堡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23日发生的针对登山者的枪击案中，两名遇难的中国登山者身份已经确定，为著名业余登山队员杨春风和饶剑锋。外交部表示，幸存的中国登山者张京川已安全抵达伊斯兰堡，同时，遗体确认工作正在进行。
　　生还者张京川已在巴基斯坦军方护送下抵达首都伊斯兰堡。记者从外交部了解到，中方生还人员被暂时安置在中国驻巴使馆，遇难者遗体已运抵巴首都伊斯兰堡。
　　据在场记者描述，当地时间24日下午，一架灰色飞机抵达伊斯兰堡努尔-汉空军机场，安保人员、巴方和中方的工作人员顿时围上前去，飞机附近警卫森严。
　　首先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两名幸存者，分别为中国人和尼泊尔人。当地电视画面显示，幸存中国人的身体状况并无大碍。“中国幸存者看上去神情并不慌张”。在场记者描述，中国幸存者张京川下飞机时拿着3个防水袋，说“里面装着兄弟们的遗物”。
　　随后，工作人员从飞机上开始往下运棺材，里面是死者的遗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尼萨尔称正在进行确认剩余遇难者遗体的工作。
　　在机场大厅，巴内政部长尼萨尔向此次事件中遇难的登山者表示哀悼。中国外交部及驻巴使馆表示将继续为生还人员回国和遇难者家属赴巴善后提供全力协助。
　　巴基斯坦警方23日表示，此次袭击事件造成包括5名乌克兰人、2名中国人、1名美籍华人和1名俄罗斯人遇难，1名中国人和1名尼泊尔人幸免于难。此外一名当地导游也在袭击中丧生。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当天宣称对事件负责。巴总统和总理对此事件进行严厉谴责。
　　遇难者
　　杨春风：中国最杰出民间登山家
　　今年45岁的杨春风是新疆人，已成功登顶11座8000米以上高峰。他是中国民间最优秀的登山家，也是除西藏登山队外，中国最接近14座8000米山峰的人以及第一个登顶乔戈里峰(8000米级难度最大山峰)的人。
　　自1998年初涉登山，他10次登顶有“冰川之父”美誉的慕士塔格峰；2007年带领新疆珠峰登山队问鼎珠穆朗玛峰。
　　2012年登顶乔戈里峰使他成为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的新疆人。
　　饶剑锋：以惊人速度实现登顶梦想
　　49岁的饶剑锋是广东梅州大埔人，曾担任深圳特发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他是我国著名民间登山家，目前已经登顶10座8000米级别山峰。
　　在2012年4月至8月间，他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攀登了5座8000米级山峰，并登顶了其中的4座。此后，他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纪录，又在55天时间内攀登了3座著名的8000米级山峰：安纳普尔娜峰、马卡鲁峰和洛子峰。
　　“登满14座高山”，这是他生前的理想，但恐怖袭击把他永远地阻挡在了第11座山峰的脚下。
　　(原标题：幸存者：4通电话还原惊魂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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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质被杀：中国朋友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困境
近期，两名被极端组织绑架的中国人质在巴基斯坦遇害。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毕竟，无辜的受害者白白失去生命，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被极端组织俘虏的的中国游客洪旭东不过，这并非一起偶然事件，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在2008年8月，极端武装绑架2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2013年6月，极端武装袭击巴基斯坦北部南迦帕尔巴特峰一个攀山营地，杀死2名中国登山客；日，巴基斯坦极端组织逼迫被俘的中国游客洪旭东录制要求赎金的视频。尽管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人，很多受到严密的保护，但这些案件的不断发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巴基斯坦远非一个安全的国家。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泛滥有多么严重，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出印象。据巴基斯坦智库安全研究中心2017年初发布的报告，2016年巴基斯坦全国因恐袭造成的伤亡人数为2610人，2015年这个数字是4647人。巨大伤亡的背后是高频次的恐暴袭击——2017年2月中旬的四天时间，该国接连发生了五起大规模的恐暴袭击：2月13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会城市拉合尔，一起针对警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85人受伤；14日，在俾路支省首府奎塔，两名警察在拆除爆炸装置时被炸身亡；15日，在开普省首府白沙瓦，一法官车辆遭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同日，在联邦部落区，政府大院两次遭攻击，共造成5人死亡，7人受伤；16日，信德省一著名苏菲派清真寺被炸，死亡72人，150多人受伤。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巴基斯坦自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从未像阿富汗、伊拉克一般遭遇过外敌入侵，也没有如叙利亚、利比亚那样面临革命和内战的挑战，却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事实上，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泛滥，并非源于外来力量或者革命引发的动荡，而是巴基斯坦国家形态赖以维系的政治原则——伊斯兰教认同，在世俗和民主政体下，难以应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侵蚀所致。巴基斯坦的国家形成与认同——基于普遍的伊斯兰教认同事实上，巴基斯坦国家形态的形成和维系，几乎完全依靠对伊斯兰的认同，这种国家认同的唯一性，使得巴基斯坦极度缺乏抗拒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能力。在日建国之前，历史上从未有过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实体。巴基斯坦之所以会成立，就是源于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的穆斯林不能容忍与印度教徒同属一个国家，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理想。从12世纪到19世纪的700年间，无论是德里苏丹国，还是卧莫尔帝国，印度的主导政权都是伊斯兰王朝，穆斯林的地位也一直优越于印度教徒。1946年当印度面对独立关口的时候，这一历史使得相当多的印度穆斯林很难容忍自己生活在一个注定被印度教徒主导的国家，为此，他们迫切寻求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对于这一点，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就曾说过，如果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独立之后不能分离开来，那么铁定会面临一场内战。事实上，当1946年英国人开始撤出印度时，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英属印度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就开始相互屠杀对方，并以此迫使英国人与印度教徒承认印巴分治——宗教屠杀造成至少50万人死亡，也形成了巴基斯坦建国的政治基础。因此，是1947年英属印度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虔诚，而非民族或者地域需要，为巴基斯坦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样，如果没有印度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就不会有巴基斯坦国家的出现。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孟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巴基斯坦国父、当时的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阿里·真纳告知其支持者说：“要么我们挑起印度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凌晨，印度城市加尔各答的大批穆斯林狂热分子，挥舞着武器，响应穆斯林联盟“直接行动日”的号召，以此向英国人和印度教徒表明，印度穆斯林准备“只身赢得一个穆斯林国家（即巴基斯坦），如果局势需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们无情地屠杀每一个所看到的异教徒，把尸体扔进排水沟里，此举引发印度、锡克教徒的报复及随后的全国宗教内战印巴分治，红色箭头代表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迁出，绿色箭头代表伊斯兰教徒的迁出另外，作为族群成分极为复杂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成立之后，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家认同挑战。巴基斯坦并非一个天然的民族国家，它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认同，构建起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于印度穆斯林与异教徒漫长的圣战史，而非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这就使得这个国家很难像邻居伊朗人一样，从遥远的历史之中汲取国家认同的精神资源。况且，巴基斯坦族群结构极为复杂，在该国，旁遮普族占63%，普什图族占16%，信德族占13%，俾路支族占4%。该国缺乏强有力主体民族的现实，使得其不可能通过现代民族主义建立起国家认同。因此，自建国之后，巴基斯坦就被来自各个族群和地方的分裂主义运动所困扰。1971年，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巴基斯坦东部领土爆发叛乱并在印度帮助下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本身就是该国国家认同的缺失所致。复杂的族群结构更使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唯有依赖于伊斯兰的宗教认同1971年，巴基斯坦东部领土分裂之后，为了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并抗拒国内的民族地域分离意识，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大力在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进行改革，全面提升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的认同，强调“穆斯林民族”的概念，以此维持巴基斯坦的国家形态完整。法律层面：1973年，巴基斯坦通过了新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是巴基斯坦的国教“，并表示”巴基斯坦的民主、自由、公正等原则之执行必须基于伊斯兰教的理念“；1978年，总统齐亚 哈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重建了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1979年，巴基斯坦设立宗教法庭；1988年，巴基斯坦宣布沙利亚法为巴基斯坦原则上的最高法律。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 哈克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日那天,宣布在巴基斯坦建立新的伊斯兰法律体系。“今天,我正式宣布在国家中引入伊斯兰体系。”“愿真主保佑。”政治制度：齐亚哈克时期，巴基斯坦开始建立富有特色的联邦和地方层级伊斯兰议会，以伊斯兰教的规则进行选举。经济：巴基斯坦逐渐将按照西方模式运营的银行，改造称为伊斯兰银行。1980年6月,巴基斯坦正式征收天课和什一税。1983年,政府对部分农产品征收什一税,税率占产量的5%。设立天课基金,中央天课基金会统一管理全国各地的天课基金。文化教育：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育也被刻意加强。1947年，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学校仅仅只有137所，1957年为244所。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的族群地域分离情绪，开始大力强化宗教教育，到了1995年，宗教学校的数量扩张为3906所，2000年则超过了7000所。必须承认，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强化伊斯兰国民认同的政策，的确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感，制止了因东巴分裂而动摇的巴基斯坦国家形态。而这种政策也是完全缺乏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巴基斯坦，在现实危机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伊斯兰国家认同原则下无可治愈的国家疾病——恐怖主义的温床任何政策的效果都是双重性的，巴基斯坦强化国家认同的伊斯兰化政策同样不能例外。极度贫乏的极端意识形态免疫在巴基斯坦，出于维系国家认同的需要，伊斯兰认同不得不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予以无限尊重。然而，一旦某个意识形态被社会视为完全的真理，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他理念将丧失生存的空间。巴基斯坦最为严峻的一条法令就是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渎神罪，该国民众和司法体系对这一罪行容忍度极低。2010年，一对信奉基督教的夫妇因未洗手触碰到了一部《古兰经》，被判25年监禁；2012年7月，巴基斯坦一名男子因被控亵渎《古兰经》被一伙人从警察局拖出来活活打死；2013年2月，巴基斯坦基督徒萨旺·马西赫被控犯有渎神罪，因他的这起案件，拉合尔市基督徒街区的178所住房被捣毁，2014年春天，萨旺被判处死刑，但却没有任何一名烧毁基督徒住房和街区的穆斯林被处罚。2007年4月，巴基斯坦旅游部长巴赫蒂亚尔女士因在法国的慈善活动中，感谢并拥抱了自己的法国男教练，引发该国国内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被称为“拥抱危机”；2007年6月，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30多名激进学生，闯入当地一家由中方人员开办的中医按摩诊所，以伊斯兰教义禁止异性按摩为由扣押了中国公民1男6女。不仅如此，巴基斯坦对伊斯兰原则的无限推崇，使得相当多的该国民众深信，纯粹的伊斯兰政治形态能够解决现实社会所有或者大部分问题。1998年8月，巴基斯坦最强大的政党领袖全国穆斯林联盟、总理谢里夫在议会中表示，伊斯兰教法能够”把巴基斯坦带入消灭腐败和目无法纪，实现社会公正、繁荣与和平的革命性时代“。尽管这一演讲，只是谢里夫巩固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但也确实反映出相当多的巴基斯坦民众对纯粹伊斯兰社会的向往心态。事实上，巴基斯坦普遍存在之对伊斯兰教法社会的向往，以及对异教徒的无情打压，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激进伊斯兰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心态下的巴基斯坦社会，对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蛊惑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免疫力。在巴基斯坦，相当多克什米尔圣战组织得到了该国主流宗教派别的支持；猖獗一时的安萨尔运动、先知弟子军和圣战者运动等极端组织，同样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党如伊斯兰学者协会的政治和物质支持；2015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当年春天的调查显示，巴基斯坦乃是世界上对ISIS看法最为积极的穆斯林国家。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中对ISIS最有好感的国家大众政治下激进伊斯兰的必然泛滥巴基斯坦奉行的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世俗政治体制，使得总统、议会和司法机构相互制衡，多达两百个政党为了争夺民众认可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执政者的政治生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大众的认可。这个民选国家的执政群体中，缺乏像叙利亚阿萨德家族或者沙特王室那样纯粹的世袭独裁者，赢着通吃的政治原则（穆沙拉夫流放谢里夫，谢里夫审判穆沙拉夫），使得各个政党为了在竞选中打败对手，争夺或保全执政权，不惜诉诸于激进大众意识形态，难以形成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巴基斯坦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就使得该国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为了在政治竞争中保全自身的政治生命，一方面，他们不敢轻易得罪该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免背上万劫不复的“叛教者”罪名；另一方面；与激进伊斯兰组织一样，他们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为伊斯兰原则的维护者。1977年4月，在反对党联盟强烈要求总理阿里·布托下台的形势下，布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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