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五大潜在系统性风险_网易新闻
专家：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五大潜在系统性风险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筹谋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安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必须从系统性角度寻找化解金融风险之策文/董小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单一风险而是系统性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机构和世界各国都强化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的互动性大大增强，有效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金融稳定建立在两大基本均衡之上：从外部看，要保持国际收支均衡以维系汇价稳定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从内部看，要保持货币供求均衡、资金借贷均衡和资产均衡，以维系币值稳定、信用关系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如果两大基本均衡遭到破坏，酿成金融危机的风险就会暴露。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基本能保持动态均衡，不会出现“硬着陆”风险，但仍然存在一些潜在金融风险，需要未雨绸缪。直面潜在系统性风险从外部因素看，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三大潜在系统性风险：其一，国家财富缩水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长期看美元呈贬值态势，将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截至2012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为3.29万亿美元，其中70%即约2.3万亿为美元储备。如果每月人民币升值幅度为1%，那么每月中国外汇储备损失23亿美元。而美元贬值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根据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美元每贬值10%，可以促进美国GDP增长1.2%。而过去100年间美元内在价值已贬值95%。
其二，国际资本流向突然逆转风险。全球资金流向因美元升值和贬值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危机期间，由于美元是避险资金的首选，当全球都需要美元时，必然推动美元进入升值周期，从而导致资金从新兴市场大量流出；在经济调整时期，美国为解决财政危机必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引起国际资本异常流入新兴市场，很快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一直是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最大目的地。这次危机期间，由于美国出台了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较其他新兴经济压力要大得多。未来中国将长期面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其三，金融开放过快产生的失控风险。金融开放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对称，有的国家利用金融开放，乘机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另一些国家金融开放却带来了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过快最容易导致失控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明证。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也会导致失控的风险，尤其是国家银行被外资持股最容易在危机期间遭抛售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中资银行频频遭到外资股东减持就是个佐证。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登录没有账号？
&登录超时，稍后再试
免注册 快速登录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习近平同志2017年4月下旬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如何评估当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怎样看待其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怎么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呈下降趋势　　中国经济报告：怎么看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否可能引发危机？　　周皓：国际主流机构研究报告认为，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金融风险迅速上升。国际清算银行2016年发布报告称，中国私人非金融企业信贷/GDP数据缺口指标升至30%，远超10%的警戒线，(,)业信贷风险急剧上升，需要警惕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而我们通过跟踪国内金融风险得出了相反结论，即近几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高的时期大约是在2015年中期，也就是汇改与股市动荡的时期，此后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之后，金融风险呈现下降和低位徘徊的趋势。2017年一季度以来，宏观层面上，中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呈下降趋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微观层面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已趋稳或呈下降趋势，但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金融稳定性仍需重点关注。　　这一结论和我们所选取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指标有关。信贷总量、违约率、不良贷款率都是实际经济周期的滞后指标，如果用这些指标来判断的话，当前阶段的信贷总量、不良贷款率的确是有所上升的。但金融稳定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多地取决于当前市场的预期信息，金融恐慌的出现或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主要源于市场的悲观预期。因此我们选取的指标主要来自于金融市场中的股票、债券、CDS和期权市场，这些市场一般代表了投资者对未来的前瞻性判断。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市场化指标对未来预期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判断是下降的。　　李扬：我们更关注债务风险问题。2016年中国非金融机构（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的杠杆率是227%，比2015年的228%下降了1个百分点。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随着经济下行，风险上升趋势没有缓解，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由于我们还存在很多资产，还有腾挪空间，所以目前还不至于引起危机，但是需要提高警惕了，应迅速采取果断行动。　　高善文：我们看到大部分指标所显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走向，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好坏，特别是与企业盈利的好坏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当宏观经济向好，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盈利改善时，所显示的金融风险都会下降。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指标构造的风险信息随着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而变动。这个问题在于，从过去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到，极少数金融危机是完全由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真正致命的休克式金融危机，其根源和传导链条都不是主要来自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因为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这使得它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灾难性风险。所以我们可能还没有抓到中国真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和金融体系潜在的脆弱性。如果说在3个月之前我们对此还不那么警惕，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皓：2016年以来市场前瞻性金融风险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反映了实体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从出口、开发投资、工业企业利润、克强指数等实体经济领先指标来看， 年整体下降的趋势在2016年初开始扭转，出现显著的恢复，2016年底以来有加速恢复的趋势。与实体经济复苏密切相关的还有不良贷款指标，2015年底以来，整体不良贷款率和其中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基本持平甚至略微下降。第二，PPI从长期负增长变成正增长，以及CPI温和上升，是减轻债务实际负担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也是杠杆率稳妥下降的原因。　　李扬：去年全国非金融机构杠杆率出现1个百分点的下降，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增长使得分母有所增长；二是由于近几年地方债务置换的效果在去年有了集中体现，导致分子下降，最终使得去年的杠杆率下降。　　中国经济报告：这一趋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李扬：进一步展望的话，我们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债务的情况并不感到乐观。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以来，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开始下降，但国有企业杠杆率快速上升。在资产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杠杆率上升，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我们对几组数据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所有制决定了杠杆率的变化。我们发现，统计局统计的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而上市公司的杠杆率却在上升。从结构上看，上市公司中，国企占56.7%，民营企业占4.8%；而在统计局的样本中，民企占52.4%，国企占7%。　　中国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其实已经处理过一次不良贷款问题，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基础，特别是实体经济基础，尤其是它的载体&&企业这个基础，没有发生改变。金融的问题反映在金融领域，入手处也是金融，但是它的根在实体。所以我们这一轮处理不良贷款的时候，一定要解决好根本问题。否则债务照现在的速度直线发展下去，预计未来几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将从现在的227%升至250%-260%，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资产去填补这个空白了。　　周皓：李扬老师讲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问题，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从债务结构来看，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和风险非常低，而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确实又扩大了，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扩大。其中，民营企业债务规模是下降的，因为经济疲软时它们无法从银行借到钱，而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增长较快。　　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之后有所缓解，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受周期性因素影响，国有企业这部分债务尤其关键。因为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刺激、央行货币政策宽松、金融宽松的资金主要是流入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虽然效率低，但因为国家提供隐性担保，所以会过多地获得贷款。金融风险能不能持续下降，取决于结构的改善。有利的因素是宏观经济有所恢复，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窗口期，在现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况下，更有条件制止国有企业债务的过度积累。　　影子银行风险最高　　中国经济报告：怎么看当前银行体系的风险？是否可能出现银行倒闭事件？　　李扬：总的来说，银行倒闭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银行的结构调整是可能的，从去年开始，过去大家趋之若鹜的乡镇银行、小贷、P2P公司很多都倒闭了，但影响都很小，不会有大的系统性风险。　　周皓：现在，经济周期从下行转向逐渐回升，货币、财政、金融政策都由宽松转向触底反弹，政策趋向稳健。在此情况下，原来比较激进的股份制银行比大银行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多，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城商行、农商行出现了一些票据业务风险，但一般是操作风险、风险，考虑到其规模大小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度，不太会扩散到整个区域和金融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新的监管指引予以规范。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存在多大的风险？　　李扬：影子银行是国外传过来的一个概念。国外的影子银行不搞存贷款，但实际上发挥了提供信用的作用。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影子银行很少，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影子，来回倒腾的还是银行的存贷款，主要是为了监管套利。　　在我们看来，影子银行是创新的源泉，通过很高级的金融创新，使得社会既有货币存量能够提供更多的信用。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风险点。问题就在于，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企业，到最后就想打着影子银行的旗号做传统务。所以中国监管部门不管对什么主体进行监管，首先看有没有资金池、有没有变成银行的影子。　　高善文：李扬老师说中国影子银行实际是银行的影子，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评论。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从2014年初开始发生了极其重要的改变。2014年之前，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本质是银行的影子，但在这之后就已经是真正的影子银行了。而且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极端不透明，对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而言都是如此。但影子银行的体量非常大，它与正规金融之间、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对政策的反应，仍然没有得到很透彻的理解。而这一背景正是过去几年频频出现严重超预期的政策偏差的主要原因。监管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这项政策在一个越来越复杂、不断演化的金融体系之中，所将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及这些连锁反应之间、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危机条件下。　　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如果出现大危机，不太可能是、或者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因为严重的资本损失而产生危机，问题一定是出在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发展之混乱，杠杆之高，期限之失衡，以及它所带来的风险没有很好地在资本市场上定价，这些特征是当下需要重视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金融与实体需同步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于化解中国金融风险有何政策建议？　　周皓：金融稳定监管需要做到整体与个体的统筹一致，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在把握金融体系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单一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走势。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监测，不能单纯地关注金融体系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变化趋势，而应做到整体与个体的统筹一致。　　去年以来大家提出了很多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我们觉得在目前经济复苏仍然比较脆弱以及金融风险集聚的情况下，不宜对现有格局采取大的变动。比较稳健的方式是：维持&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大格局不变，但是把系统性重要机构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权力从较为分散的&一行三会&格局向央行集中。这是一种比较符合当前国际发展趋势的思路和方法，也可能比较适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　　李扬：中国的债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表现在金融领域、但归因于实体领域的问题。关键还是改革开放40年来始终关注和推进的问题。中国的债务风险也主要还是企业风险，很多企业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所以，第一步要做的事，是让企业像企业，让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　　我们在分析债务风险时，还应该更加关注债务的可持续性。对一个企业来说，不管贷款是展期还是新获得，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创造的剩余利润能够还息，那么债务就是可持续的。所以贷款展期是一个常态，只要利润高息，企业能够还息，债务风险就是可控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如果某一年的全部利息支付小于当年GDP新增值或新增储蓄，就意味着债务是可持续的。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债务利息支付已经超过了GDP增量。当然利息支付存在估算的问题，比如发债按票面利率、发行利率或是到期收益率来计算时差别很大。我们不敢说这个估算的结果非常准确，但我相信这个趋势是对的，这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 HN666）
和讯网今天刊登了《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文，关于此事的更多报道，请在和讯财经客户端上阅读。
提 交还可输入500字
你可能会喜欢
热门新闻排行榜
和讯热销金融证券产品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 传真：010- 邮箱：yhts@ 本站郑重声明：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政府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ZX0005]。所载文章、数据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黄海洲：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基本可控_网易财经
黄海洲：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基本可控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关于金融，四十人论坛2014年完成了五个重要课题。分别是：房地产风险与对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对策、风险与对策、产能过剩风险与对策、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金融业面临的风险，不同于各部分风险的简单之和。分析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有多大，既要看本质结构性问题，也要看外部扰动。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值得关注，但目前风险基本。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要注意应对可能的外部，防范可能的内部冲击，大力改进风险传导机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用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定资产价格，避免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债务问题出现崩盘式的危机。同时修复金融风险传导机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虽然系统性风险存在，但对未来经济仍应抱有信心。防范中国经济四大风险首先，房地产应避免发生崩溃式危机。课题“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及防范”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房地产现在面临趋势性拐点，为了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房地产不能出大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大调整，比如调整30%，将对中国金融系统可能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房地产行业调整会带动其他资产调整，应该把所有调整的效应累加起来分析。房地产下跌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投资是受冲击的主要领域，近两三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调，投资下降是重要原因。对消费的影响中性，甚至支持消费。崩溃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但坏账上升带来的冲击导致银行惜贷。整个金融系统，尤其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要进行重大调整和去杠杆。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存在中长期风险。课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综合化解方案研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做了三类匡算，中间数约为11万亿。根据2013年6月份的数据，将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简单的分类，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政府可能承受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2.7万亿，全部加总大约为18-19万亿。这个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三类匡算得出来的结论略有不同，但是都认为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偿还责任。近来财政方面有一些新举措，比如中央财政与地方债务进行一定规模置换，这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全面解决问题仍不够。根据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分布，债务负担年是逐渐减轻的，但是根据动态推演，到了2018年及以后将有大幅度的调整。短期内不是问题，但中长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进行一定意义上的重构。第三，影子银行在政策层面已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影子银行和美国的影子银行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提到的影子银行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很大一部分是国内财富管理、集合理财等导致银行表内的业务被放到表外。这样的扩张是难以持续的。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从简单的影子银行扩张变成了资金流向市场。影子银行在政策层面已经有一些解决办法，未来不大会造成特别大的系统性风险。第四，产能过剩应在全球化角度下求解。过去30年，尤其是2002年到2010年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上全球化全力往前推进、外包等因素，导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一些领域比较严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大一部分产能为出口服务。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产品因为工资上涨、汇率等原因也失去一些竞争力，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假如全球经济增长将来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中国能找到一些措施将我国产能转移到海外去，产能过剩问题是有解的，只是需要时间。实际上，这方面的进展正在发生，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投公司帮助山东省把钢厂搬到非洲等等。一些工业领域不仅国内，全球都面临较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石油价格调整。从去年6月份的数据来看，煤价下跌70%，油价下跌60%。全球调整正在倒逼中国相关领域进行深度调整。也有一些领域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或者中国还有其他措施。比如煤，美国、西欧发达国家将来主要的电厂都不再用煤了，煤的产能过剩问题巨大。但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火力发电厂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环保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同时火力发电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相对先进的产能。先进性和环保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相对的概念。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是全球化的后果，其解决措施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着眼。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框架与维度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可从五个框架方面入手。第一，金融系统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金融结构是否稳定、流动性是否充足。中国M2增长速度不算低，但是中国仍存在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这很大一部分是结构问题。第二，金融系统总量问题。总量够不够，要考虑货币发行速度是否过慢。金融系统的总量问题不仅是金融问题，也是财政问题，我们国家财政政策过于不够积极。第三，外部冲击。第四，内部冲击。第五，冲击之后的风险传导机制。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要从四个维度来看。第一，大国特色。充分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有大国的特点。大国经济体量足够大，一些领域受外部冲击小，一些领域受外部冲击大。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因为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工厂，相比之下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反而小。大国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东南沿海地区可能有产能过剩问题，中西部地区则可能没有，因此可以把一部分产能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当然前提是环保等要求达标。第二，中国还是发展中经济，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进行时。一方面许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没有完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包括升级换代、重新进行产业布局等。同时城镇化的进行会增加消费，带动新的投资需求。第三，中国是转型经济，政府执行力强。我国政府对经济政策影响比较大，执行力比较强。这对系统性风险很重要，风险传导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能力，能否及时解决问题。这方面的能力中国在全世界算是领先的。第四，国家宏观层面是否过度保险？所有国家、个人、机构都面临风险。风险一方面要防范，一方面要管理，另外还需要保险。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因为以前的经验教训，在国家层面过度保险，比如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借鉴美欧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经验以美国和欧洲为例来谈谈其他国家如何处理风险。美国2008年遇到空前危机，从结构来讲，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从1991年的占P的40%，到2008年翻了3倍到120%，相比之下企业的杠杆率比较低。在2008年这一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下，美国只有三种出路：第一种出路会面临短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是大萧条再现。年大萧条期间9000家银行倒闭，1933年的是1929年的1/3，1933年的美国失业率25%，1933年美国标普指数只有1929年的十分之一，股市缩水缩了90%，股市上小公司基本倒闭，大蓝筹缩水90%。如果出现大萧条，美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第二种出路是中长期通过缓慢的经济增长过程化解风险，像日本一样，日本花了26年去杠杆。而美国的做法是软着陆。主要靠两招，第一招，财政部给所有问题金融机构注资，包括银行、投行、“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第二招，美联储做了三次量化宽松。不少人批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我个人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相当成功。1983年，也就是大萧条50年之后，有一位麻省理工的博士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当时影响力不大，现在成了学术界的一篇经典。这篇论文认为学术界两个主要学派对大萧条的理解及解决措施都有不足之处。一个学派是凯恩斯学派，主张通过财政刺激稳定经济，即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日本1990年代危机以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效果不大。另一个主流学派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批评美联储印钞票印少了，导致美国通缩。这位青年学子对这两个学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出了危机的时候，不在于把财政政策用到极限推动总需求，也不在于把货币政策用到极限，最主要的是金融机构传导机制不能废止。这个青年学者就是伯南克，2008年美国危机的解决办法即是基于他1983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欧洲2008年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危机。美国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去杠杆，而欧洲去杠杆的过程尚未开始。这是因为欧洲第一步做不了，有危机的国家没有钱，没办法给银行注资，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没有危机的国家有钱，但不愿意给有危机的国家融资，因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因此欧洲只能依赖欧洲央行做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做量化宽松的力度不小于美联储，至今还在进行。欧洲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欧洲的去杠杆化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杠杆的过程日本用了26年，美国用了6年，我推测欧洲要用16年。根源问题就是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大问题——财政储备低。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基本可控以上两个例子对中国有一定启示。中国有句古话说，写诗功夫在诗外。金融问题也是一样，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根源不仅仅是金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问题。美国和欧元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表明，如果财政不出力，金融系统问题难以解决。中央财政赤字水平足够地低，央行坐拥4万亿以上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央政府是具备解决问题的一定能力的。我国现在所处的状况，比90年代的状态要好很多。按照IMF的分析框架，比较中国（2012）与危机之前的几个主要受害国（1996的系统风险）。在国内信贷绝对量和增长方面，以及房地产价格和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敞口上，中国已经显现出与当时几个受害国相似的脆弱性，但其他指标相对健康。总体而言，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值得关注，但风险基本可控。基于IMF估算，未来10年全球100个点的增长率中，北美地区贡献12.5%，拉丁美洲国家贡献6.9%，非洲地区5.7%，西欧7.2%，东欧6.2%，日本1.7%，中东4.1%，亚洲除日本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对总体的贡献是54.7%。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对全球未来十年的GDP增长有两位数的贡献，即美国的10%和中国的23%。基于IMF估算，未来10年内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因此，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一方面要看到并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抱有坚定的信心。防范内外部冲击改善风险传导机制综上分析可以得出，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系统（总量）问题，要注意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还要注意防范可能的内部冲击，大力改进风险传导机制。
外部冲击方面现在相对利好。4月份以来，发达国家总体趋向企稳，美元走强对我国冲击不是很大。新兴市场国家方面，若美国今年退出的力度过大、过早，这些国家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我认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点和力度都远远低于预期。价格趋势下行也是利好冲击，因为中国是主要原油进口国。关于内部冲击，主要不是系统性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内部冲击的影响主要看应对冲击的速度是否足够快。国务院和一行三会要求保证不会发生大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应对措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用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定资产价格，避免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债务问题出现崩盘式的危机。同时修复金融风险传导机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黄海洲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