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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虎的最后100年(1)
100年前，全世界大约有10万只老虎，中国是虎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但是现代火枪、人类的耕种和定居，以及对虎皮和虎骨的渴求，令它们走上了不归路。在中国，最先消失的是新疆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华南虎也一步一步走向灭绝……
100年来，随着人类步步紧逼的脚步，老虎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山中无老虎的寂寞地球。
虎之生死状
　　老虎生命史
　　17世纪早期
　　老虎生活的地域在西边最远到了土耳其，在东边也远至苏联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北面可到西伯利亚，南面可达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当时有8个虎的亚种，它们是：里海虎、孟加拉虎、印支虎、东北虎、华南虎、爪哇虎、苏门达腊虎以及巴厘虎。
　　1758年
　　林奈赋予了老虎学名Felis&tigris，后来修改为现在通用的Panthera&tigris。
　　18世纪末期
　　一股力量开始出现，它将使老虎在以后的200多年中急剧减少甚至灭绝：这股力量包括令狩猎更有效率的现代火枪；入侵老虎栖息地的农业耕种和定居；人口的剧增；森林被砍伐用来种植诸如咖啡、茶叶、橡胶和大米等农作物以供给世界市场。
　　19世纪
　　作为军事训练内容的一部分，俄罗斯士兵射杀老虎来提高他们作战的勇气。
　　1887年
　　一只老虎在伊拉克的摩苏尔附近被射杀，这是在伊拉克有记载的唯一一只老虎。
　　19世纪末期
　　老虎皮毛的不断增值导致了中亚以及苏联远东地区老虎数量的锐减。
　　1906年
　　巴基斯坦最后的一只老虎被射杀。
　　1911年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尼泊尔国王在一次11天的狩猎征途中共射杀了39只老虎。
　　20世纪30年代
　　最后一只巴厘虎于日在巴厘岛西部的森林里被猎人射杀。
　　20世纪40年代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强度的伐木活动毁坏了中国东北大片的森林生境，东北虎的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多家动物园在小兴安岭林区(铁力、依兰、汤原等地)和吉林的舒兰、安图等地收集了100多头野生虎活体。同时还猎杀许多老虎作为制作标本供出口、教学使用。
　　20世纪50年代
　　朝鲜最后一只老虎死亡。
　　1952年
　　苏联成为第一个明令禁止猎杀老虎的国家。因为在苏联老虎已经所剩不多了，估计为30-40只。
　　1959年
　　这一年2月份，林业部发布文件《关于积极开展狩猎事业的指示》，规定东北虎与大熊猫、金丝猴、长臂猿、梅花鹿等列为“稀有的珍贵鸟兽”，华南虎没有在这一文件中得到保护，仍被各地的“打虎队”肆意猎杀。
　　1966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哺乳动物红皮书》中把华南虎列为E(濒危)级动物。
　　1970年
　　土耳其最后一只老虎被射杀。
　　20世纪70年代
　　全世界公认，里海虎绝种。
　　1973年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提倡开展老虎保护项目，为拯救濒临灭绝的老虎而努力；中国政府颁布《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把华南虎列为国家第三类保护动物。
　　1975年
　　老虎被《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列在附录一上。CITES附录一中的物种被禁止用于商业性国际贸易。
　　1977年
　　中国农林部将华南虎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979年
　　林业部将华南虎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政府下令禁止猎杀华南虎，当时华南虎已经濒临灭绝。
　　1980年
　　最后一只爪哇虎在雅加达的动物园去世。
　　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老虎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20世纪90年代早期
　　发现大规模的猎杀老虎行为以及虎类产品的贸易，否定了老虎已成功获救的错误观点。
　　1992年
　　中国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开展第一次全国华南虎调查(年)结束，调查组在野外未发现一只野生华南虎。
　　1993年
　　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该禁令卓有成效地减少了中国境内虎制品的大量消费。
　　1998年
　　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在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苏门达腊岛、缅甸、老挝、越南和中国开展了有关老虎的考察以及建立保护区的相关工作。
　　1998年
　　国家林业局组织了第二次全国华南虎调查，参加本次调查的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系教授胡德夫说，这次调查也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
　　2001年
　　中国政府在中俄边境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保护区——吉林珲春东北虎自然保护区，旨在保护濒危的东北虎。
　　国家林业局邀请以提尔森为首的外国专家又进行了一次华南虎调查，这次结论出来认为，在所调查的4个省8个保护区内没有发现任何野生华南虎存在的证据，所有保护区森林面积平均不到100平方公里，太小而不能支撑一个种群的生存。一些科学家认为，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
　　2003年
　　中国的吉林珲春东北虎自然保护区首次拍摄到野生东北虎食马的远红外照片。
　　2005年
　　中国的吉林珲春东北虎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俄罗斯宣布，俄罗斯的东北虎数量达到近500头，比50年前增加10倍，成为老虎保护的一个成功典范。
　　2030年
　　老虎还存在吗？你会做些什么去帮助它们？资料主要由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提供，何书彬整理)
失乐园：中国虎的最后100年
《看历史》杂志2010年7月封面
　　大约200万年前，今天的中国南部出现了地球上第一批老虎。从这里开始，它们最远走向了土耳其、西伯利亚、印度半岛，甚至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形成了8个亚种：里海虎、孟加拉虎、印支虎、东北虎、华南虎、爪哇虎、苏门达腊虎以及巴厘虎。
　　直到100年前，全世界大约还有10万只老虎，大部分栖息在亚洲区域。中国是虎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但它们开始走上了不归路：令狩猎更有效率的现代火枪，入侵老虎栖息地的耕种和定居，森林让地于咖啡、茶叶、橡胶和水稻的种植，以及富人们对虎皮和虎骨的渴求，令森林之王日益成为山林困兽。
　　在中国，最先消失的是新疆虎。大约在19世纪中期，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说，塔里木的老虎“像伏尔加的狼一样多”。但仅仅过了半个世纪，斯文·赫定来到这里，失望地听说，最后一只年迈的新疆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日渐干涸的塔里木河，向上游走去，从此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大批俄国军官和猎手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到中国，随后&30多年，大约有只东北虎死于枪口之下。
　　到了50年代，战火刚熄的新中国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国家建设的高潮，伐木开荒，大炼钢铁，华南虎与熊、豹、狼、野猪列在一起，成为人人喊打的“害兽”，被数千支打虎队围猎。随着一个个“打虎英雄”的诞生，10年内大约有3000只老虎被捕杀，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与此同时，谭邦杰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正在北京动物园“监管劳动”，耳听着京郊海淀的狼嗥。这位中国首倡保护华南虎的专家，从此与他日夜牵挂的老虎隔绝22年。
　　当这位国际享有盛名的“老虎谭”平反复出，并以余生推动华南虎被列为世界自然基金会&“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时，中国的华南大地已虎迹罕寻。一种判断是，华南虎在野外已经灭绝。仅存于动物园的几十只，也因近亲繁殖难以延续血脉。
　　直到“周老虎”作为一场闹剧上演之时，多数中国人才惊觉，当年的森林之王，现在只是作为图腾符号，在图画之中栩栩如生。
　　100年，于200万年的老虎物种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随着人类步步紧逼的脚步，它们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山中无老虎的寂寞地球。
新疆虎的最后时刻
　　文│南香红
新疆虎(资料图)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塔里木的老虎曾经像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的那样“像伏尔加的狼一样多”了。事实上，它的灭绝仅仅是在几十年间的事情。当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时，一个罗布人说：十多年前一只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河里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
　　以现在的罗布泊境况，说这里曾经出没着老虎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怎样的一块干旱之地，是怎样的一块死亡之海！
　　科学家们把罗布泊称作地球上的“干极”，比如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之“高极”一样。罗布泊成了亚洲中部最为干旱的地方，年降水量仅为2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600毫米，略加运算就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蒸发量为降水量的130倍。这里翘楞的盐壳坚硬如铁，锋比利刃，密如刀丛。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其为“可怕的索尔的海洋”，索尔是维吾尔人对盐壳的称谓。
　　更早见识罗布泊凶残的是唐高僧玄奘。他从印度取经回来，想凭吊楼兰古国，一路走来强烈地感受到了罗布泊的残酷：“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况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之，盖鬼魅之所致也。”
　　然而这里确实有虎。一张新疆虎的虎皮保留在瑞典民族博物馆里，它是1900年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人手里购得的，因为是被毒死的，这只老虎相当完整。它是一只未成年虎，重220磅，雄性。
　　新疆虎悄然灭绝。生命金字塔的塔尖折了，物种从高级到低级环环相扣的链条断裂。或许这还不足以提醒人们一个乾坤颠倒沧桑巨变的时代的到来，接下来的变化如噩梦一样，那条沙漠里的生命河塔里木河的死亡，罗布泊越来越干，最后也走向死亡，罗布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开始迁徙流浪。新疆无虎。华南无虎。中国无虎。没有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多么寂寞而又了无生机的世界，没有虎的世界又是一个多第危险的世界。
　　1876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看到了他从来没有见到的世界——动物、植物、湖泊和人。
　　罗布泊之行成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短暂的人生中一项长久地被人们提及的“伟业”——他首次考察了罗布泊，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罗布泊是游移湖之说；他在罗布泊捕获了三只野骆驼，制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野骆驼标本；他首先向西方世界报道罗布人的存在。
　　如果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还有什么考察遗憾的话，就是他遭遇了新疆虎，但却完全没有办法对付它们。
　　那是罗布泊宿营的第一夜，在寂静的夜晚，人似乎更能接近荒原的呼吸。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梦境被长长的虎啸声惊醒，马圈里的马惊恐地嘶鸣着，慌乱打乱了夜的寂寥。远处的虎啸隐隐的、沉沉的。但它给荒原带来的冲击波一波波地敲击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心扉，他感到了荒原的激动和力量。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的考察活动，先从新疆南疆重镇库尔勒开始，他沿着孔雀河的古河道向南，去与塔里木河汇合，他穿过盘根错节、枯干凄凉的胡杨林带，找到了一个罗布人的小村子——阿赫塔尔玛村。他测量了这个当时罗布泊最大的村子，并在这里扎下了营寨。他向世界报告了罗布人的情况，称他们是他“在中亚见到的最野蛮的部族，贫穷而又软弱的罗布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他们所理解和想象的世界就局限在四周环境的狭小框子里”，只知道“捕鱼、捉鸭，再加上一些其它生活琐事”。
　　对于塔里木有老虎生存，普氏并不是第一个知道并记录的人。哈萨克人乔坎·瓦里汗诺夫1858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到喀什游历，他的《准噶尔概况》中记载，“在亚高山地带，我发现了虎、雪豹、野猪、野鸡、地鸨、欧斑鸠等，上述这些动物也栖居在平原地带。”
　　早普氏一步的沙俄军官库洛帕特金上尉1876年9月奉沙皇之命来新疆与浩罕入侵者阿古柏进行秘密会晤，他看到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阿古柏行宫的路上，“沿途是茂密的胡杨林，每隔一段距离，还用四根木桩架起一座小棚屋，供那些天黑仍在赶路的行人过夜，以躲避老虎的袭击。”
　　但是这两个人可能只是听说了老虎，而并没有真的见到老虎。而普氏在阿赫塔尔玛村周围的8天考察中，真的和老虎遭遇，在一次出行中他的役马被一声虎啸吓得脱了缰，而普氏也积极投入到猎虎行动中。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塔里木的老虎曾经像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的那样“像伏尔加的狼一样多”了。但是捕获一只老虎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次普氏的猎虎行动没有什么收获。
　　这个为了探险终身未娶，临死还要穿上野外考察衣服并在墓碑上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俄国军人，野心是非常明显的。正如他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中捕获新疆野马并把它们命名为“普氏野马”一样，捕获一只新疆虎并把它们制成标本，也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行之的事。但他根本不是那些斑斓大虎的对手，他也只能给世界带去新疆虎的口信而没有新疆虎的标本。
　　1885年2月初，普氏再一次来罗布泊岸边的新阿不旦村考察，普氏看到：“早在古代就已消失的楼兰古国周围，沙漠静悄悄的，即便是这个有人居住的村落周围，湖区也是死一般的沉寂，偶有野猪出没于芦苇丛中，或遭到老虎的袭击。”
　　和老虎相伴为生的罗布人，最了解这种猛兽的习性。这一次普氏有时间和当地人闲聊，他得知，近期村子里的羊总是受到老虎的攻击，这些老虎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甚至在大清早进入羊圈咬死羊，不仅如此，老虎还一改从来不袭击人的习性攻击了人，把一个罗布人摁倒在地，抓得满脸是血。
　　普氏也细心地观察了罗布人的猎虎方法，罗布人手里少有铁器，更没有弓弩枪械，但他们能猎到老虎。因为罗布人深深了解这里老虎的习性，老虎猎获了猎物，吃不完的，常常会藏在草丛里，等肚子饿了再回去吃，罗布人就在老虎回去的必经的路上挖陷阱，将铁夹子固定在一个大木门框上。老虎落入陷阱被夹住后，会着急地大吼大叫，但罗布人却躲得远远的，十天半个月之后，直到听不到虎叫了，才去看陷阱，此时的老虎早已筋疲力尽，只有被捉的份了。
　　罗布人猎虎自有一套办法。有时候罗布人是用从植物里提取的毒药抹在肉上，诱使老虎吃肉并中毒，然后跟踪着它们，等到药性发作时才捕获。普氏学习了罗布人的方法，他用的是氰化钾，可能是常常吃毒药，罗布泊的老虎具有了抗药性，三只老虎居然都抗住了剧毒，把毒饵吃光后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眼皮底下摇摇晃晃走回了丛林，看得普氏目瞪口呆。
　　还有一次，普氏埋伏了整个晚上，老虎来了，他一排子弹打了出去，老虎竟然毛发未损，迅速消失在丛林中。普氏又想出一个主意，把打到的一头野猪放在湖水中间还未消融的冰面上做诱饵，设想老虎上了冰之后没有地方躲藏，然后便可以围猎成功。塔里木虎显然受到了野猪的诱惑，天不黑就出来向着食物潜行，但没想到的是，它们是害怕冰的，特别是天一黑它们根本不向冰面踏一步，因为冰容易割破老虎爪子，它们早已熟悉了冰。
　　一次次捕虎不成，普氏赔进去一条狗两头牛，领教了这种百兽之王的智与勇，望虎兴叹而去。
　　1899年，斯文·赫定到达这里的时候，罗布泊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来的第一夜，还是受到了虎的惊扰，在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里，留下了一张虎落陷井的速写：一只虎困在罗布人的陷阱里，前左爪被一个圆形的夹子夹住，那只老虎蹲着身子仰天长啸，似乎想一跃而起冲出陷阱。
　　尽管如此，其实新疆虎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多了。就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这种老虎悄然灭绝。&
　　1927年底德国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报告说，罗布人告诉他已经有近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见过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猎人告诉他，叶尔羌河河畔的最后一只老虎死于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时，一个罗布老人说，十多年前一只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经绝迹的判断。
　　接下来关于新疆老虎的消息便时隐时现，真假难辨。《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载，年州境内有人用枪打到过老虎，但是，1959年的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的结果却是新疆南疆无老虎；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动物学家谷景和教授一次曾说过：“新疆虎的绝迹在60年代前后，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区)，那一次猎获的老虎制成了标本”。
　　1979年2月，印度新德里召开了一个保护老虎的国际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世界上原有8个老虎亚种，3种已经灭绝，其中一个就是新疆虎(里海虎)。
　　科学界研究表明，200万年以前老虎起源于中国，然后逐步向东西南北四面发展。向西的一支，通过蒙古、我国内蒙、新疆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抵达伊朗北部和高加索南部直至土耳其。这就是新疆虎的祖先。
　　对于新疆虎最后灭绝的原因，罗布人向斯文·赫定的讲述有点离奇：罗布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种特别大的食肉蚂蚁，它们对新生虎的胎衣最感兴趣，成千上万的蚂蚁围住还没有脱去胎衣的小虎崽，直到最后把小虎崽杀死。斯文·赫定对这种说法很是相信，因为这是出于罗布人之口，“他们非常朴实，想象力也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实际事实做依据，他们不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
　　笔者后来采访中国华南虎，将这个离奇的新疆虎的灭绝原因讲给老虎专家们听，试图想从某个侧面证实其真实性，但听到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或者从资料到看到类似的事，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大型的食肉动物、百兽之王会灭绝于蚂蚁之手，这对于老虎来说真是太悲哀了。
　　食肉蚂蚁的泛滥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巨变而引起的？当自然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之后，常常会出现生物界的变异现象。或许我们还没有证据将此归结于环境的恶化，但自然－生物－人类是有一个相互依赖的链条的，如果这个链条的某一环节断裂，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虎是生物链中列于顶级序列的动物，它的消失，意味着多种虎以下级别的动物的消失，还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生物链的断裂。
　　现在的罗布泊早已有近一个世纪没有虎了，不仅仅是老虎，濒危、消失的物种的名单足可罗列长长的一串。塔里木河里特有的裂腹鱼、大头鱼都已经是濒危动物，现在我们只能从当年西方探险家拍下的照片里看到那足有一人长的大鱼；还有野猪、马鹿、雪豹、塔里木免、新疆野马等等。这里不再是动物的天堂，也不是人类的家园。
　　近百年来，罗布泊因来水断绝，渐趋缩小，直至干涸。如此巨大的变迁足以使繁荣的人类文明跌落于黄沙，更不用说是一种动物——老虎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疆虎走向灭绝是必然的命运。
　　现在人们只能从西方探险家的笔记里了解新疆虎的习性了：它们在穿过芦苇丛时，会把头低下像蛇一样爬行；它们走路时非常的小心，绝不会踩断芦苇或树枝发出响声；它们会模仿雄马鹿呼唤雌马鹿的声音，来诱捕机敏的马鹿；它们在春天时产仔，一般生2到4只，有时候母虎会自己吃掉一两只，可能是为了使健康的小虎更好地活……
中东铁路：东北虎的死亡轨迹
　　文│郭宣
东北虎(资料图)
　　究竟有多少头东北虎成为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而来俄国杀手的牺牲品，已不得而知。但是，仅仅观察俄国军人巴依科夫所著《在满州里的深山密林中》、俄国猎人杨科夫斯基一家所著《打虎半世纪》、《四眼》等书中那些透着死亡气息的照片，就可以看到，紧随铁路而来的俄国现代化兵器，最终带给了东北虎什么样的悲剧。
　　1903年7月，在沙皇俄国推行远东侵略扩张、兴建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的大背景下，“中东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不仅加强了俄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态势，而且也带给了中国珍稀动物——东北虎一场几致灭顶的灾难：不仅俄国的专业猎人和狩猎爱好者纷纷沿着铁路线扑到东北，四处猎杀东北虎，而且，沙俄驻中国的中东铁路护路军也参与了这场屠杀。
　　凭借手中威力强大的现代化火器，再加上训练有素之猎犬的帮助，俄国人对“满州里虎”(在俄国人的文献里，通常将东北虎称之为“满州里虎”，这主要是由于中东铁路的起点是中国的满州里——今满州里市，因此，“满州里”就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在俄罗斯的代名词，而“满州里虎”也成为了俄国人在形容东北虎时所使用的专用名词)的攻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他们对东北虎的围杀，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1947年苏联政府才正式禁止猎虎，估计有只东北虎先后成为了俄国人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东北虎分布面积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一千平方公里就有1.5只东北虎丧生在俄国人的枪口之下，从而形成了将东北虎逼至绝境的“第一冲击波”。
　　杀虎取利的俄国护路军
　　1896年，《中俄密约》签署，俄国获许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从赤塔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日，中东铁路正式开建。打着保护铁路修建及维护工作的幌子，俄国开始在中国境内建设强大的军事武装：日，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决定组建以沙俄军队预备雇佣军为主的特别护路军。最初，护路军预计为120名军官，699名马兵。然而，在离中东铁路完工还有两年之际的1901年，沙俄护路军就已扩编为俄边防独立军的外阿穆尔军区，兵力高达四个旅，约25000人。同时，俄护卫军的卫队还守护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的水上交道要道，另外还有两百人驻扎在吉林，负责保卫当地的采购事务。
　　这些深入中国境内的沙俄兵油子很快就成为了屠杀东北虎的刽子手。长期在中国的驻扎，让他们不仅了解到老虎是中国的森林之王，还了解到中国的财神是以老虎为坐骑的，因此，尽管俄国人向来认为虎皮根本不是做皮衣的上等材料，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让他们深深体会到了老虎的价值所在：不仅代表了雄性的魅力，还代表了权力和财富。因此，杀虎取皮，并将老虎身体的各个器官分类出售去换个好价钱，就成为了这些沙俄兵痞最大的梦想。
　　在这些猎虎的沙俄护路军军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尼·阿·巴依科夫。他曾在远东地区工作过二十多年，由此成为俄罗斯“中国东北区研究会”的终生会员，并于1915年出版了《在满州里的深山密森中》一书，详细描写了沙俄猎人及军人在中东铁路沿线追杀东北虎的全部经过。在该书中，巴依科夫明确表示：“受俄罗斯科学院的指派和命令(沙俄在远东的侵略向来是在最初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作者注)，在对远东二十年的考察时间里，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一荒凉的地区追猎大型猛兽，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满州里原始森林之王——老虎，而且猎虎还是在各种条件、各种形势下进行的。”
　　猎虎时，俄国人通常使用现代化的小口径三线猎枪，该枪不仅射速快，而且火力强大。此外，护路军所使用的现代化军用步枪也可以完成这个使命。
　　在俄国猎人看来，猎虎的最好时节是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的3月1日，也就是老虎的皮毛最长、最漂亮的时候。俄国猎人打到虎之后，会立即将之冻起来运到最近的城市处理，并马上进入流通市场。在运输的过程中，俄国人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虎须、虎骨、虎尾免受外力损伤：虎骨通常会被当地药材店抢购，而虎皮进入到宁古塔、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的皮货市场，其中大量会流入到北京及天津等大城市。当时，一张虎皮的价值，通常在200-300元(华俄银行发行的纸币)之间，而黑虎皮更要贵一些。成年雄虎要比母虎及幼虎价值更高：雄虎的胡子、心、血、骨头、眼睛，甚至是虎鞭都可以单独出售。雄虎的虎须分为五排，每排10根；中间的一排的胡须最粗，其中从头数第七根最长最粗，其价值最高，有时甚至高达10元(华俄银行纸币)，通常其会被做成环形的护身符套在有钱人的脖子上或是挂在男士的衣襟上。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俄国猎人长期追杀东北虎的理由和根据。
　　死虎价值尚如此之高，活虎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在二十世纪初，时人已经认识到，东北虎和印度虎有着绝对的区别。世界各国动物园及生物学家都非常希望得到一只活东北虎，因此，活虎的价格一直飞涨。到1915年时，一只成年雄性东北在德国汉堡售价可高达1000英镑，母虎500英镑，一岁的幼虎100英镑。高昂的价格，自然会引起冒险家的兴趣。
　　打虎世家
　　尽管俄国护路军猎虎的声势很大，但由于军人毕竟有护路之责，而且，其狩猎范围也基本上是在铁道线附件的区域——算是人烟较为稠密的地区。因此，据巴依科夫记载，俄国军官每年的收获也仅是2－3头老虎。真正对东北虎形成致命威胁的则是随铁路而来的俄罗斯专业猎人——他们通常是俄国到西伯利亚地区淘金的探险者。据巴依科夫透露，俄罗斯猎人每年通常都会在中国猎杀50-60头老虎，其中吉林省宁安县及珲春县等地，是俄罗斯猎人收获最多的地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在俄远东地区甚为有名的杨科夫斯基一家。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杨科夫斯基，出生于一个波兰贵族家庭。1863年，由于参加旨在结束俄罗斯在波兰的统治的“一月起义”，他被流放西伯利亚8年，1868年，改判为“在东西伯利亚自由居住”。1879年，杨科夫斯科一家迁至滨海边疆区的西杰米村，走上了实业家的道路。中东铁路开通之际，当时的米哈伊尔·杨科夫斯基已经依靠经营农场及养马，成为了远东地区的首批富豪。
　　中国人及朝鲜人，都对老虎怀有敬畏之心，通常敬而远之。然而，为了体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性，更为了通过猎虎获取更高的报酬，猎虎成为了俄罗斯冒险家们的最爱。而嗜好打猎的杨科夫斯基，自然而然地成了猎虎队中的一员——他甚至将自己的孩子们引上了打虎之路。1922年，俄国国内政局变化，杨科夫斯基一家移民朝鲜。利用在俄国积攒下来的财富，杨科夫斯基一家很快在朝鲜再次购地，甚至开展了旅游业。但杨科夫斯基一家的最爱仍然是打猎，而且猎虎也仍然是他们的最爱。由于猎技高超，杨科夫斯基一家被朝鲜人称之为“四眼”。1944年，他的儿子尤里·杨科夫斯基写了一部名为《打虎半世纪》的回忆录，献给自己的父亲。
　　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朝鲜之后，杨科夫斯基一家被送进集中营。1946年，尤里·杨科夫斯基的两个儿子瓦列里兄弟，因“向国际资本主义提供帮助罪”被捕，第二年，尤里·杨科夫斯基也因同样原因被捕，被囚禁了八年之后，于1956年去世，享年77岁。瓦列里·杨科夫斯基34岁时，曾任在中朝边境作战的苏联红军第25军的翻译，但后来和父亲一同被捕，直到其父亲死后第二年，才被恢复公民权力。从写自己的家族史开始，他逐渐走上了作家之路，并让杨科夫斯基这个大家族广为人知，其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猎虎的中篇小说《四眼》。杨科夫斯基一家猎虎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后，一位英国作家还曾以《虎爪》为名，写过一本关于杨科夫斯基一家的书。
　　不管是巴依科夫的“科考记录”，还是杨科夫斯基一家的“猎虎文学”，其实都是东北虎的血泪史。巴依科夫向不讳言，在中国东北及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带武器猎虎的只有俄罗斯军官及以实业家为主的俄罗猎人。
　　俄罗斯人喜欢虎皮，十九世纪末，一张老虎皮在圣彼得堡的价格就可高达1500卢布。因此，除了利用火器猎虎之外，俄罗斯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俄国猎人还非常善于利用毒药来毒杀东北虎：毒药通常装在蜡囊里，布放在没有经过冷冻、也未经过加热的鲜肉之中。通常，一个两克左右的“士的宁毒蜡囊”在进入老虎胃中10-15分钟之后生效，并在半小时之内要掉一头老虎的性命。
　　东北虎的绝境
　　与俄国猎人及军人的直接猎杀相应的还有东北森林连接连遭遇的高强度采伐。1904年，中俄《伐木合同》指定铁路附近森林可任自由采伐，8年里就采伐了原来预定30年的采伐量；日俄战争后，从俄国人手中抢了中东铁路南段的日本，在1905年后也在东北陆续成立采木公司，仅在年间就使东北森林蓄积量减少了5亿立方米。按照研究者的测算，一只雌性东北虎的领域范围为300-500平方公里，一只雄性东北虎的领域范围为600-800平方公里，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这也就是说，20世纪初随铁路而来的俄国“第一冲击波”，杀灭了大部分东北虎：在十九世纪末，每年猎杀的数目为100头。而且，据巴衣科夫透露，在20世纪初，除了在中国东北境内猎虎之外，俄国猎人每年还会在俄境内的阿穆尔州及滨海边疆区打到25头左右的老虎，朝鲜境内每年也大约有同样数量的老虎被杀害，而这些老虎经处理之后，最终也基本上会流向中国内地的大城市。
　　疯狂的猎杀加之生存领地的丧失，让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少。1912年，俄国猎手仅打到了约60头老虎，而到了1940年时，就连俄国境内的老虎，也仅余30-40头左右了。1947年，苏联正式宣布禁止猎杀老虎。
　　苏联政府禁止杀虎十二年之后，1959年2月，东北虎也被中国林业部列入首批“稀有珍贵鸟兽”名录，但是此时中国成年东北虎的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并且每年仍有十到二十只东北虎被猎捕。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建国后超过了26人/平方公里，按照东北虎的习性，即便此时人们不再捕虎，它们也会倾向于“远走他乡”。&如今，中国的东北虎数量已经不足20只，但是这一种群仍有活力，因为在俄罗斯境内还有500只东北虎与中国境内的东北虎“走亲戚”。&
“打虎英雄”的时代命运
　　记者┃何书彬
华南虎(资料图)
　　华南虎，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一步一步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时隔半个多世纪，曾任湖南耒阳土改工作组组长的资朝阳仍记得当年打虎队打到老虎的场景：“(大家)手里拿着个大木头，把它原地抬起来，一看，就跟电视里面那个武松打虎差不多。”
　　耒阳位于湖南南部，境内多是丘陵，并无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然而在建国初期，这里却是整个湖南“虎患”最严重的地方。
　　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其中仅仅在耒阳，以“当代武松”陈耆芳为队长的打虎队，在短短7年间就打到猛虎168只。
　　凭着“征服自然”的赫赫战绩，陈耆芳迅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广为宣传，并在1957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如今追随陈耆芳四处追捕猛虎的打虎队队员大多已故去，见证过当年的那段历史的陈耆芳的长孙陈湘然也已74岁。回忆起当年打虎故事，老人家仍很激动。但是陈湘然从青年时代起，就再也没见到过哪怕一只华南虎。
　　突发的“虎患”
　　1952年春天，湘南的农民都沉浸在分了土地和山林的喜悦中。同是在这一年，湘南各县市频频传来“虎患”消息。
　　先是在耒阳东边的炎陵县新坪村，人们惊恐地看见了饿虎下山。《炎陵县志》对此事的记载如下：“人们前去围捕，一虎竟叼起一人为质，偕另一只从容离去。”炎陵县山高林密，当地有很多猎户。老虎们肆无忌惮地下山，经验丰富的猎人们也不明白，不是一直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吗？
　　此时湘南的山林虽然仍是连绵不绝，但是山上留给老虎的猎物已远不如以前丰富了。1950年，“土改”开始后，湖南各地掀起了开垦野岭荒地的热潮。同一年，为防野猪、水鹿到新开垦的田里“偷”庄稼，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猎手上山捕杀野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水鹿奖谷二斗。本来就有着狩猎传统的炎陵人热情高涨，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打猎队，对高山密林进行了地毯式的围猎。
　　这一次围猎，猎人们并没有大规模地捕杀老虎，但老虎们却在山上找不到猎物了，饿肚子的老虎们不得不下山“碰碰运气”。为防饿虎伤人，炎陵县政府在1952年的谷雨过后，采取了紧急措施，封闭了县城的一座城门。
　　在与炎陵相距不远的耒阳，“虎患”更为突出。1952年的一个秋日，陈耆芳的一个孙子到家对面的“百里冲”山下，看管自家的地瓜田，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回家。陈耆芳感到不太对劲，就赶到田里，却只发现了孙子留下的一只鞋子。狩猎经验丰富的他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孙子应该是被老虎叼走了。接着，他到山里去寻找，发现了孙子的一条残缺的“脚把子(腿)”——人已经被老虎吃了。
　　时隔多年，陈湘然在耒阳夏塘镇莫浣村的陈家老屋里讲述这件事时，仍感到一丝恐惧。他说，被老虎吃掉的是他的堂兄。他爷爷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打虎，先后拜过好几个师傅，还跟一个衡阳的师傅学习过如何调配用以猎杀老虎的毒药。但是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里，陈耆芳打过的老虎并不多。
　　孙子丧身虎口时，陈耆芳已经65岁了。悲痛的他连夜调配出涂抹在箭头上的毒药，发誓要杀死那只叼走他孙子的老虎。
　　年轻的耒阳县长杨泽芝在整个1952年也一直因为老虎而头疼不已。隔不了几天，就有一起老虎伤人事件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全年下来，耒阳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被老虎捕走的家畜更是数以千计，这让耒阳成了全湖南“虎患”最为严重的地方。
　　在向上级报告后，杨泽芝组织了足有一个连的打虎力量。他们装备了轮盘枪、机关枪等现代化武器，像作战一样进山，要剿灭“四脚土匪”(当时湘南对华南虎的称谓)。但是在战场上的经验对于打虎没有丝毫作用，在山林里搜索了一个多月，他们竟然连一只老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卯足了劲，却一无所获，“武装同志”都急得大骂。在听过乡民们关于“打虎能手”的谈论之后，杨泽芝决定寻找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来担任打虎队首领。
　　“高山打虎名声众”，陈湘然说，解放前他爷爷的打虎本领就已经在耒阳和耒阳周边地区广为人知。杨泽芝来到夏塘，拜访了陈耆芳，并带他到县城。
　　当年年底，耒阳各界在县政府礼堂召开了打虎队成立大会，陈耆芳被公推为打虎队队长。凡参加打虎队的队员，政府每月补助300斤粮食。
　　“为民除害”
　　就在陈耆芳带着打虎队队员在丛林里四处追捕老虎时，有关“虎患”的消息仍不断从湖南各地传来。沅陵、新化、安仁、通道乃至长沙岳麓山，湖南数十个县市都报告了老虎伤人的消息。
　　时人的反应是“老虎集体疯了”，但是当时没人仔细想过这场“虎患”的真正原因。后来人们推断，是生态链的破坏导致了饿虎下山。首先是“土改”后对山林的大规模垦荒导致了野猪、水鹿等动物的觅食地减少，不得不与农民争夺庄稼。接着，炎陵等地对野猪、水鹿的地毯式围猎又导致了老虎没了口粮，让老虎不得下山觅食或远走他乡。
　　陈湘然则认为，当时湘南的“虎患”之所以最为突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建国初期的湘西在进行剿匪战役。持续不断的枪声和炮声使得湘西的华南虎向湘南转移——这和国内外虎豹专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人群活动强度过大时，老虎会选择“搬家”。在部分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湖南的“虎患”首先从炎陵开始，却在耒阳闹得最为严重——炎陵的“全民狩猎”使得当地的老虎不得不到邻近的耒阳一带做“客”，导致1952年时耒阳的老虎数量比以往更多，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虎患”。
　　各地消除“虎患”的办法都是快速成立打虎队。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陆续成立一千多支打虎队，耒阳打虎队是其中的一支大队伍，在刚成立时即有队员近百人。陈耆芳自己带了11个人，除了自制毒箭，还有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人人配子弹”。他们首先到夏塘和周边的乡镇搜索虎迹，设置陷阱，等待机会。
　　陈耆芳可以根据老虎的脚印判断它的活动规律。虽然说任何一只老虎的活动都很谨慎，但是在陈耆芳这样的猎手面前，它们无处可逃。短短一年时间，陈耆芳就打了40多只老虎。
　　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县长杨泽芝就在县城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身为打虎队队员所得的物质鼓励，以及接踵而来的“为民除害”、“征服自然”等各种荣誉，让打虎队更加热情高涨。耒阳附近的安仁、永兴等县的精干猎手闻讯也都纷纷赶来，加入陈耆芳的打虎队。耒阳打虎队的“战斗”范围就更加广阔，耒阳周边地区以及和邻省交界的区域也成了这些打虎队的围猎场。
　　到1959年时，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已经“消灭”了138只猛虎，消灭的野猪、麂子等动物则更多。1956年时的一份“记功薄”这样描述陈耆芳和他的打虎队的功绩：
　　“全队消灭虎豹105只，野猪132只，山牛(水鹿)2头，麂子2157只，箭猪203只，狐狸415只，兔子376只，害鸟1612只。”当时的文章称赞打虎队：“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勇敢，保护了人们的生命，保卫了农业丰收。”
　　辉煌的战绩让陈耆芳声名远播。1955年时，陈耆芳还应邀到韶山打虎，用毒箭放倒了一只400多斤的老虎。
　　如今在耒阳夏塘镇，提起陈耆芳，凡是年纪稍长者，对他的故事仍是津津乐道。镇上85岁的郭凤莲老太太说，她年轻时上山砍柴，见到4个老虎幼仔，以为是小猫，就抱下山来。陈耆芳见了，说这是小老虎，于是他提着小老虎上山，设下陷阱，成功地诱捕了“老虎婆子(雌虎)”。
　　华南虎退场
　　“土改”结束后，各地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里，作为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陈耆芳接连受到了多方面的奖励：1955年，他成为耒阳县的打虎英雄；1956年，他代表耒阳打虎队出席了郴县(今郴州)专区的劳模大会；1957年，他出席全国农业劳模会，“戴着红花，到了北京，见了毛主席，上了天安门……”；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他的事迹为内容，出版了《打虎英雄传——记打虎英雄陈耆芳》，这本书属于当时湖南的“先进模范人物丛书”，与陈耆芳一同入选这套丛书的，还有养猪模范、兽医模范、开山凿石模范、供销社干部模范。
　　在那本书中，陈耆芳被描述成一名解放前与土豪做斗争，解放后努力保护农业生产的模范农民战士，他在书中自述：“毛主席年纪也大了，他还要为六万万人操心，我只爬爬山，装装弩，算得什么！如果多打一只虎，也算是为社会主义多尽了一份力”。
　　在1958年后，年过七旬的陈耆芳仍不肯休息，“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席卷全国……71岁的陈老头子更坐立不安了，看着年轻的小伙子半夜三更，点着汽灯，翻山过坳，去挖山土，他也披起衣来，拿着弩摸进山去……”但是此时山里的老虎已经很少见了，书里再次赞颂打虎英雄们的功绩：“没有老虎在山坡，挖起土来唱起歌……唱得规划早实现，唱得农民干劲多。”
　　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这场“虎患”的原因，书中这样解释：“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明欺暗夺，那些靠打老虎为生的人，用生命换来的钱，总被洗劫一空，于是打老虎的便一年少一年，虎豹却一年多一年了。真是：苛政猛于虎，虎伴苛政生。这就造成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严重虎患。”
　　书中还认为，“土地改革进度慢，虎是地主的大帮凶”，因为地主的山林虽然分给了各户农民，但是地主家的“守山虎”却开始到处吃人了，打掉地主和地主的“守山虎”，都是进行“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
　　但就在耒阳“虎患”几乎完全消除的时候，在湖南、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发生了一次极为罕见的“百虎围村”事件。
　　1957年9月的一个下午，通道县高坪村，一个位于雪峰山麓，人口不满百的小村庄，突然被近百只猛虎团团围困。老虎无视村民的火堆和锣鼓，将村庄围了三昼夜，最后冲进村里，将所有牲畜洗劫一空，还叼走了一个小女孩。
　　没有人能够理解“百虎围村”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件，这事已经完全超出了常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老虎乃是一种领地性极强的动物，特别是雄虎，它们每一只都要占有相当大的一片领地。在这片领地上，它们也许走上很久都不会碰见另外一只老虎，如果有其他老虎要与它争夺领地，势必要发生一场恶战。
　　通道县政府赶紧向邻近的贵州、湖南各地的猎手求援，其中就包括陈耆芳。没过多久，华南虎就从通道县消失了。1964年，湖南最后一支打虎队解散，此时全湖南猎杀的华南虎数量早已超过了600只，华南虎在全省范围都很少见了。
　　不仅仅是在湖南，在贵州、江西、广东、福建等其他地方，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场打虎热潮后，华南虎很快销声匿迹了。
　　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曾对建国后各地捕杀老虎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建国初期，有超过四千只华南虎生活在南中国的山林里，之后，随着猎杀高潮的到来，湖南省在年猎杀了170只华南虎；江西省在年猎杀了171只；福建省在年猎杀了334只。
　　这三个省份由此成为当年猎杀华南虎最多的省份。胥执清估算后认为，在年，全中国至少猎杀了3000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南方各省对华南虎的猎捕数量逐年下降，从一个省就可以每年猎捕50只以上，下降到只能猎捕到寥寥几只。1974年，全国的捕虎数量下降到14只。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多数省份已是无虎可猎了。
　　那些侥幸逃过猎杀的华南虎此后也只能苟延残喘了，胥执清认为，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中国的华南虎数量只有建国初期的1%。因为难以再见到华南虎，耒阳人对这种曾被他们称为“湘南虎”的老虎也就慢慢不再关注。“1958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山上的大树都被砍光了，到哪里去找老虎？”耒阳林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华南虎，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就这样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近20年来野生华南虎活动踪迹分布图
　　寻虎：游走在现实与传说之间
　　文│毛剑杰
　　百山祖如今究竟还有没有野生华南虎？这些年来，当地林业部门一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在紧密相连的闽北、浙西南、赣东北、赣南山区，来来去去的虎踪可能都属于仅存的2-3只野生华南虎。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惊魂老虎沟
　　自从12年前巡山时意外遇上华南虎，叶从美这个当了20多年护林员的小个男人开始了漫长的寻虎生涯。他的所有装备，不过是一个头盔、一把柴刀、几双解放鞋，再加对讲机和一个随时打开着镜头的照相机。
　　浙西南庆元县百山祖乡车根村，是一个由10来户居民和20多户林场职工组成的小聚居点，村子与庆元县城的唯一联系是条动辄以直角大转弯在雾气中盘绕而上的狭窄山道，两辆轿车都很难并行。而越过村子最西边那只卡通老虎旁的铁栅栏拱门，就是蜿蜒折向海拔1856米主峰百山祖的青石山道。
　　步行1小时后，在车根村6公里外的茶木淤管理站门口，叶从美把手指向了200米外。这是一条干涸多年的水沟，庆元县林业局在这里立了块木牌：“老虎沟：当年华南虎饮水处”。在水沟边，太阳只剩下树梢上方笼成的半圆。脚下，苍白的厚朴叶覆盖着厚实焦黄的松针，一走就发出哔哔扑扑的响声。
　　日下午1点半，在离老虎沟三米远处，叶从美看到了三只动物在低头喝水。还没等他从午后煦暖的阳光中回过神来，那三只动物也抬起头来，其中体形稍大的一只立即转身向森林深处跑去。
　　紧接着，深山里传出一声低沉的嘶吼，紧接着就是“连大地都颤动的长啸”，吓得叶从美“全身毛发直竖”。听到吼声，两只小点的动物“腾”地起身，窜向密林深处。
　　这回叶从美看清楚了，那两只动物“个头2米多长、侧面都长着黄色的条状花纹”。
　　“老虎！”作为土生土长的百山祖人，他对这种长着黄色条纹的动物并不陌生，早在十几岁时，他就曾跟着父亲上山时看到过。他说他甚至能理解老虎吼声的含义。
　　扛枪不见鸟
　　发现老虎喝水的第二天，百山祖管理站请来了刑警勘察现场。刑警在水沟附近提取了两个五爪状脚印，小的长12厘米，大的长20厘米。
　　同年10月30日，叶从美又在保护区防火警戒线一带找到一些奇怪的粪便，“像九节鞭一样分成好几节。”他用装白糖的塑料袋包上，交给了领导。通过DNA比对，浙大生命科学院教授方盛国确认这是华南虎粪便。
　　随即，在日，浙江省林业厅、浙江大学、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全球极度濒危的十大物种之一的华南虎，在绝迹几十年后，已在浙江重新出现。
　　但方教授同时谨慎地表示，实验结果只能证明粪便是华南虎的，“说华南虎已在百山祖定居，还是缺乏直接证据”。&
　　他所指的直接证据，指的是国际上承认华南虎存在的五个标准，一是抓到活体，二是找到尸体，三是拍到影像资料，四是有研究者目击到实体，五是有研究者发现可靠踪迹。
　　新闻发布会后，懊悔没拍下华南虎照片的叶从美，决心主动出击寻虎。他让老婆到义乌买了架400多元的傻瓜照相机。挂上照相机，别上对讲机，往包里塞了七八双解放鞋和柴刀，他和一名朋友一起出发了。
　　之后的几年间，叶从美跑遍了闽浙交界处庆元、龙泉、松溪、政和等地的“所有大小山头”。这种追寻经历，让他的言谈举止有别于普通农民，经常挂在他嘴边的是“踪迹”、“出没”之类文绉绉的字眼。
　　和专家一样，他也要求自己保持严谨的“科学调查态度”，每次巡山，他都要检查挂在胸口的照相机是否开着，说他只是不想再有“扛枪不见鸟”的遗憾。2007年，听说数码相机能拍到更远，他又拿出4000多元让女儿从宁波带来一台“松下”。每次出门前，他还是习惯先看看相机的镜头是不是打开着。
　　疑踪十九源
　　叶从美一直坚信，尚有野生华南虎在林区活动。理由不仅是他屡屡拍到“疑似虎踪”，如虎粪、虎窝、老虎吃剩的牛羊残骸，甚至留在大树上的虎爪印记。林区内也不断有其他人听见虎啸，有疑似与老虎无限接近的传言，这都成为他不懈寻虎的动力。
　　2002年，住在百山祖乡中心地带车根村的毛继森老汉，自称2002年曾与华南虎擦肩而过。那年8月28日，毛老汉上山采鲜菇时，听到山里传来奇怪的叫声。第一声“很低沉很远”，但第二声就“好像在耳边了”，毛老汉吓得赶紧爬上树，用柴刀敲着树，叫声才一点点远去。
　　叶从美遇虎或许是当地确切可信的人与“疑似华南虎”最近距离的接触记录。此外，虽然山区里也不时有人称自己见到老虎，但往往如“某某人夜晚上山看见闪着黄光、像电珠一样的老虎眼睛”之类，缺失当事人姓名、事发地点、时间等关键要素。
　　庆元林业系统里，也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据说2003年前后有两个当地供电局的电力工人在深山里拉电线，其中一人没几天就“在山上看到了老虎”，他“屏气凝神一点点往后退”，从身后一处2米多落差的断头坡四仰八叉倒栽了下去，摔断了腿。
　　叶从美自己最后一次发现“疑似虎踪”，则是在2009年11月。那天，叶从美寻虎寻到离茶木淤管理站60公里外的十九源。“那里还有建在林区最深处的护林员宿舍。”叶从美说，由于安全及物资运输不便等因素，那些房子早已废弃多年，然而那次他在屋里意外发现了新鲜的黄牛残骸，后半身已被吃净，前半身基本完整。
　　叶从美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老虎所为，因为有能力捕食黄牛，而又可能在山区出现的大型肉食猛兽中，除了华南虎外，其他动物像豹子等，都没有藏食的习惯。
　　坚信林区有虎的同时，叶从美也很清楚，若没有影像资料等直接证据支持，他口中的百山祖野生华南虎，便始终只能在传说和现实的边缘游走。而事实是，12年间，在山上时刻准备按快门的叶从美，以及众多慕名前来的媒体记者、摄影爱好者，都始终没等来老虎的再次出现。
　　再现牛头山
　　就在叶从美苦等老虎现身不得时，2004年，离百山祖300多公里外的浙江武义县牛头山保护区，却有多人目击了疑似“活体野生华南虎”，这年7月下旬，保护区里西联乡章五里村68岁的养羊户钱金兴，因为2个月来自家连续丢失4只羊而心下生疑，连续几天把羊赶上山后，他自己悄悄地跟在后面上山，想看个究竟。
　　7月底的某个傍晚，他赶羊回家经过一处山涧时，十几米外一人多高的草丛中忽现“唰唰”响声。钱金兴以为可能是自家走失的羊，正想走近瞧瞧，只听“吼”的一声，一只“全身金黄色、身上有虎纹、尾巴1米多长”的动物往山上窜去，转眼消失无踪。
　　是老虎？钱金兴惊魂未定，匆匆回家后，于8月10日向当地乡政府报告了“目击老虎”一事。消息很快轰动全县。8月12日上午，时任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叫上浙江师范大学动物资源专家鲍毅新教授，亲自带队前往牛头山探寻虎迹。
　　目击第一现场，在一处名叫“福缘坑”的所在，坡陡路窄林密，山涧流水潺潺，两旁灌木丛生。鲍毅新教授说，此地杂木茂盛，常年溪水不断，正是老虎喜欢出没的环境。
　　在钱金兴所指的草丛里，考察队找到了几个梅花状的动物脚印。
　　考察队更发现，在钱金兴所在的章五里村，目击过“疑似老虎”动物的人还有不少。8月初，也是在福缘坑，村民吴香女到山上采摘箬叶时，看见不远处的山沟里，一只“看上去像老虎的动物”在低头喝水，“浑身金黄，尾巴很长”。另一位村民朱舍梅则逢人便说某天清晨她在菜地里摘菜时，听到山谷里连续5次传出“嗷……呜……”，震得整个山谷都在回响。
　　考察队最后认定，这“至少是一只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即，当地林业部门在老虎出没处架设了红外摄像机，放养了几只羊，期待神秘猫科动物再次光临现身。然而这只“疑似华南虎”很快就影踪全无。
　　老虎怕人了？
　　叶从美并不知晓外地的虎踪报告，但他觉得如今是“老虎越来越怕人”。
　　2005年，他曾在茶木淤附近一处山里发现一处“虎穴”，那是一处杂草堆成、下有拱形入口的草窝。他先丢块石头过去探了探，没有动静，这才小心翼翼地挪近，发现窝上面是蓬松的茅草，下面是铺着一层树叶，整个窝大约2米多长、1.2米高、1.3米宽。
　　在窝中，叶从美又发现他曾多次获取的“虎毛”、“虎粪”，匆匆拍了几张照片、辨清方位后，便一路狂奔下山。下山后他才发现，背上全被冷汗湿透了。
　　这以后，叶从美多次来这虎窝附近蹲点，但再没有发现新鲜虎迹。“老虎鼻子本来就很灵，对陌生气味很敏感。”自小深谙虎性的老叶说，“可能是虎窝附近出现了生人气味，老虎就不愿意再在那里呆了。”
　　这次经历让他怀疑“远比人类灵光的老虎，在刻意躲避着人类，这样人就总是碰不上老虎。”叶从美这样总结他的寻虎生涯。
　　而“我小时候老虎根本就不怕人”。庆元五大堡乡大洪村70岁的村民陈世新，至今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发生的一起老虎吃人事件：有天晚上，一只华南虎竟然趁黑摸进村里，吃掉了一位吴姓老人，他也是现场目击者之一。现场遗落的虎毛，证实了行凶者是华南虎。陈世新回忆，事发后，居住于血案现场阁楼上的邻居，表示曾听到楼下有响动，但没有听到呼救声。
　　殒命双尖寨
　　按照浙江省林业厅专家的说法，华南虎一度曾在浙西、浙南山区广泛分布，甚至杭州、宁波郊区都有猎捕华南虎的确切记录。
　　此前发现疑似虎踪的武义牛头山麓，早年也常有华南虎出没。1965年农历12月25日，西联乡东坑村村民朱留昌，曾用土铳击毙一头重达120公斤的华南虎，此事曾轰动武义。经《浙江日报》等媒体披露后，朱留昌被誉为“打虎英雄”，在社会上广为传颂。叶从美所在的浙西南丽水山区，更是“上点年纪的人都能跟你讲老虎的故事”。
　　浙江省唯一一只活体华南虎标本便来自丽水地区。这只“华南虎”标本如今存于浙江自然博物馆三楼，依稀可见当年的威猛。2000年方盛国教授的DNA对比实验中，赖以确定叶从美所采集粪便确为华南虎所有的最重要依据，就是从它身上采集到的完整华南虎基因。
　　1952年12月，浙江省丽水县政府接到紧急报告，称县城附近有只老虎经常下山扰民。于是由丽水当地驻军派出战士，联合当地猎户，一起上山打虎，领队是雅溪镇东村人李明丁。
　　村里当年一起上山打虎的武大伯和李明丁的孙子李惠桃都证实，李明丁是个神枪手，“七八十米远的电线杆，能一枪打中。”武大伯回忆，当时几十个人跟着老虎脚印，搜索到里东村东南方的双尖寨时，忽然“跟着我们的五六条猎狗开始往回跑”。仔细一看，老虎就在前面五十来米远的草丛里。
　　李明丁对着老虎耳朵开了一枪，打中了。老虎先往山下跑了几米，又掉头往山上蹿，翻过山头，终于在一块很平整的大石头前停下来。众人一起赶过去，只见老虎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又对着它脑袋打了几枪，它还是一动不动。几个老猎人试探着走上去，发现它已经死了，嘴里还有牛肉没咽下。
　　随即，当地山民派出代表，用绳索、竹杠抬着这只重达150公斤的猛虎，赶了十多天路，送到了杭州。
　　持久的追杀
　　此后，1954年龙泉曾捉到幼虎2只，衢州(1974年)、开化虹桥区(1983年)各捕到1只成年虎，再往后浙江便没有活体野生华南虎的确切记录。
　　百山祖如今究竟有没有野生华南虎？这些年来，当地林业部门一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在紧密相连的闽北、浙西南、赣东北、赣南山区，来来去去的虎踪可能都属于仅存的2-3只野生华南虎。
　　旧时庆元山村间一直流传着“老虎可以一日过三省”的说法，浙江省林业厅的野生动物专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一只老虎的活动范围可以广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而维持它的基本生存，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还必须生存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百山祖林区的自然条件及食物丰富程度，最多仅够2-3只华南虎生存，说到这里，叶从美一脸担忧：就那么点老虎怎么繁殖后代呢？
　　庆元一带山村的老辈猎人间，一直流传着“一只野生华南虎可能一生仅能繁殖一次”的说法。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陈水华则说，华南虎通常只在发情期才会雌雄同行，如今栖息地又彼此分割，两只虎相遇的社群关系产生概率低，很容易陷入种群的“灭绝漩涡”。
中国虎，那些被错过的保护机遇
　　——&专访WCS资深保护专家乔治·夏勒博士
　　记者┃刘永峰
乔治·夏勒博士
　　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已制定严格的老虎保护政策。1973年，印度也开始了著名的老虎保护计划。那时，国际上已日益意识到老虎种群的危机，而与此相对照，在当时中国，华南虎的猎杀，依然是合法和被允许的，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打虎的行动受到政府的鼓励。直到1989年，在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南虎才被正式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此时中国的野生老虎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老虎保护都是薄弱而滞后的。在此期间，中国错过了什么样的机遇？本刊记者专访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资深保护专家乔治·夏勒博士。
　　《看历史》：在1963年，您就曾在印度的堪哈国家公园，对老虎行为进行过研究，并于1967年出版了《鹿与虎》一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那次研究的情况。
　　乔治·夏勒：那已是50年前了。那个时候，印度人并不研究大型动物的行为，对于保护这些野生的大型动物更是不感兴趣。住在森林里面的每个人都带着枪，打猎老虎。这种情况在几年后发生了改变，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非常关心野生动物的保护。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关心野生动物的状况，那么野生动物的处境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保护的第一步是要了解这些动物的信息，比如它们的栖息地有多大，它们迁徙多远的距离，吃什么，吃多少，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你得到这些科学的信息后，就可以向当地媒体以及政府做出建议，帮助他们如何来保护野生动物，这就是我当时印度之行的主要目的。
　　我要研究一个区域内的野生动物，而研究大型捕食动物的好处在于：它处在生态金字塔的最顶层。比如说，在印度，老虎吃羚羊，我们就可研究羚羊的一些生存信息；羚羊又吃植物，我们就可以据此来研究植物的各种信息。这样研究了老虎你就研究了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在印度，这种研究是我首先做出的，因而引起了当地的大学及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而现在印度有许多优秀的生物学者仍在研究野生的老虎。
　　《看历史》：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便签署了在远东地区保护老虎的命令，并在50年代，前苏联制定了保护老虎的政策，这是最早的一个保护老虎的国家行为么？
　　乔治·夏勒：之前，在印度和尼泊尔，有过一些保护的政策。但是它的形式是这样的：那里的一些地方的统治者，会专门划出一块区域，说这块地方是我的，只有我可以来捕猎，你们不能。而到60年代，印度才做出了比较正式、严格的老虎保护政策。
　　《看历史》：此后，国际上的老虎保护是怎样的情况？
　　乔治·夏勒：那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最近20年来，印度政府对于老虎的保护非常的漫不经心，不关注，野生老虎的数量直线下降。在印度，有优秀的老虎研究，但是单纯的研究并不等于保护老虎，必须要有切实的保护区才行。比如说，你需要巡视员，在老虎的生存领地里面巡视，不然它们就会被偷猎者捕杀。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大型的捕食动物会吃掉那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它们吃绵羊、吃耕牛，而这些绵羊或者耕牛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养的，人们就会不高兴，就要捕杀它们，或是设下陷阱。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由于金钱的诱惑，你杀死老虎后，就可以得到它们的骨头，而将这些骨头高价卖给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印度一共有37个老虎的保护区，而已有3个保护区里面是见不到一只老虎了。在其他剩下的34个保护区内，老虎的数量也直线下降，就是因为非法捕猎太多的缘故。
　　在伊朗，最后一只老虎在1954年已被杀掉；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也都很难在野外见到老虎了，那里的虎群时时都有消失的危险。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野生老虎数量保持稳定并缓慢增长的地方，是俄国的远东地区，但是在去年，它们的数量也开始了下降，同样是因为盗猎。
　　俄罗斯和中国边境接壤的地方有些通道，由此，俄国远东地区的老虎，会经常地游荡到中国的境内寻找食物，但是毫无所获后，它们又失望地回去。现在，我的主要观点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想要在他的国家里看到老虎，就必须要非常关注它、保护它。WCS在俄罗斯有一个保护老虎的项目，已经18年了。他们给约60只野生的老虎戴上了无线电项圈，科学家根据这些项圈搜集到的资料，分析研究出很多关于老虎的信息。这对于追踪行迹同样非常有用，我们知道它们在哪里，也知道它们是何时被杀死的。
　　《看历史》：早在1966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就在《哺乳动物红皮书》中将华南虎列为濒危动物。当时国际上是如何了解到华南虎的情况的？
　　乔治·夏勒：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那时的中国也不是完全封闭的，中国人还是在跟国外的学界交换科研的信息，还是有中国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做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用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国的华南虎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看历史》：当时你们都跟中国的哪些科学家有过科研上的联系？当时他们还能坚持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乔治·夏勒：我知道当时的中国非常困难。在昆明、上海等地都有动物研究所，从那里可以获得动物研究的信息，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人，什么名字，提供了这些信息。
　　《看历史》：从那时开始，国际上就已意识到华南虎危机的问题么？
　　乔治·夏勒：华南虎当时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那个时侯是中国许多野生动物危机的开始，比如说，犀牛、大象、白鳍豚等等。60年代，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之间有熊猫研究的交流，我看到过相关的材料。
　　《看历史》：很长时期内，中国对老虎保护不够关注的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呢？
　　乔治·夏勒：有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粮食、食物都非常少，那时不仅是老虎，像是鹿，甚至麻雀，都被大量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在跟人类竞争食物。我觉得这个情况可以理解，但是已经有所改变。
　　人们的态度也很关键。在中国，虽然人们会觉得老虎雄壮有力，但是也会觉得它比较凶残、邪恶，所以不太喜欢它，就不太关注它。人们主观想象里的老虎，也许是比较邪恶凶猛的野兽的样子，但是这并不是它真正的性格。实际上在去印度做研究的时候，我常常徒步而行，也经常碰上老虎，老虎离我也就几米的距离。一般来说，它们是可以感觉到你的，在你见到它之前，它往往就溜走了。即使见到了，他们也会赶紧走掉，不会伤人。你见到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并不是一个如何残暴的猛兽，而是它那种无与伦比的美。
　　《看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打虎受到政府的支持与赞许。当老虎与人类的生存冲突的时候，为了争夺食物、争夺生存空间，这种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
　　乔治·夏勒：出现这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是，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大，扩大到老虎原来的领地，村庄或许原本就是它原来生活的地方，它可能就回到村庄里面吃家畜。可能还会有别的原因，你也可能会说老虎的数量增长了，但大家其实都清楚，老虎的栖息地是越来越小了。因为他的食物越来越少，所以有时候，它不得不去吃家畜。
　　WCS在东北地区，一直跟当地的政府、社区、边防部队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为解决人虎冲突，我们正在做的是，改变当地人的一些生产生活的习俗。比方说，当地人的家畜都是散养的，这就很容易让老虎给吃了。我们希望当地人做一个围栏，把家畜围在里面。第二，我们也在帮助他们开发可持续的生计，希望他们从事的生产活动能够更少地跟老虎有冲突。比方说，你尽量减少去采集一些林产品，这有可能是那些食草动物的食物，我们保证老虎的猎物的数量，老虎有食物，那它也不会去吃家畜了。
　　在美国，过去曾经有过一种对狼极度厌恶的态度，因为狼吃羊，那时所有的狼都被杀掉了。后来，人们对野生的狼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美国人花了千百万美元，又想把狼请回来，这样就走向了两极。这种情况的造成就是因为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没有一些真正的、有帮助的、有科学态度的信息。缺少这样的信息造成的这种情况，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看历史》：东方文化里，人们把老虎与性、力量等相关联，对虎制品消费、以虎器官入药等行为一直热情不减。在您的经历中，与此类似的阻力还有哪些？
　　乔治·夏勒：中国、韩国、日本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对我的阻力，而是对老虎的阻力，这是老虎被猎杀的主因。我曾经在老挝和越南的原始森林中考察，老虎的踪迹，已经非常稀少；而柬埔寨的一些老虎保护区则如同虚设，保护区内已经没有老虎。关于虎产品的交易，如果你有很高的价格的话，它就一定会有供应，除非你加上很严格的保护。与此相似，80年代，中国熊猫的买卖也很严重，但是中国政府随即采取了严格的禁令，情况就大大改善。90年代，藏羚羊也曾被大量捕杀，它们的毛被做成沙图什，后来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现在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看历史》：虽然我们已很难见到野生的老虎，但老虎毕竟是一种受人关注的动物，还有哪些动物，是像老虎这样还没来得及保护，便陷于濒危的境地，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呢？
　　乔治·夏勒：比如雪豹、黄羊、普氏原羚等，许多野生生物甚至还没有被人类认知，就已永远消逝了。中国动植物种类的丰富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没有一个科学的拉丁名。据估计，在地球上，有170万种动植物是有名字的，大约有1500万到3000万种动植物是没有任何名字的。如果在老虎的野生居住地中，你保护好老虎，你也就最终自然而然地保护了这个自然系统中所有的，你也许根本不知道的一些动植物。
　　人们经常在读报纸的时候，就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报纸上全是关于钱哪，经济啊，你卖了多少东西，你现在占有的价值有多少。但是人们都忘了，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的话，这些就等于是空谈，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在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吃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靠着大自然。【感谢肖峻峰(WCS对外联络官员)、温敏哲对本次采访的翻译帮助】
老虎“进城”之后
　　文┃袁静
华南虎(资料图)
　　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让华南虎在城市里繁衍后代。现在动物园里仅存的华南虎，便是那时的几只野生虎的后代。但老虎“进城”后种群不断衰退，使得华南虎血脉难再往下延续。
　　1957年，贵阳动物园从贵阳河滨公园搬到了黔灵公园①，“当时园内只有十来只猴子和几只孔雀”。为了增加动物种类，扩大动物园规模，黔灵公园开始在省内各地收购动物。
　　此时正值野生华南虎遭到大肆捕杀的时期，人们将成年虎杀死后，把捕捉到的虎崽拿出来售卖。于是，“极具观赏价值”和“吸引力”的华南虎被黔灵公园动物园收购。
　　从地方政府部门处得知民众捕捉到虎崽的消息后，动物园工作人员会很快赶往收购，“也有农民主动送上门来的”，曾担任过黔灵公园动物园主任的杨再淳说。曾经有一个农民带了两只华南虎崽从清镇赶到贵阳，卖给黔灵公园动物园。一只小虎崽用竹篮子装着，另一只虎崽“有三、四十斤”，脖子上系了绳子，“像猫一样牵着来”。
　　当时，华南虎的收购价格极其低廉。根据虎崽的大小，从50元到100元不等。1957年至1963年，黔灵公园动物园从省内的铜仁、威宁、毕节、清镇和长顺等地共收购了野生华南虎10只。
　　杨再淳是1963年进入黔灵公园的。一开始，他在动物园担任饲养员，饲养鸟类，然后是马、羚羊等饲草动物。大约一年后，他成为了包括华南虎在内的食肉动物的饲养员。
　　杨再淳说，华南虎的食物，均是由专业技术人员配好，再交由饲养员按时投递。“一般每天能吃10来斤牛肉，食量大的可以达到16斤，每周还可以喂一两只鸡”。
　　作为饲养员，杨再淳的工作主要是看管好华南虎，做好圈舍的清洁卫生，“一天小消毒，每周大消毒”；并随时观察华南虎的活动、饮食情况，一旦有异常需及时汇报。
　　饲养员还必须每天查看华南虎的粪便，以便及时发现病情。华南虎十分“娇气”，最容易染上肠胃疾病，如果及时发现，对症下药，大多能治愈。但稍有疏忽，华南虎就会患上瘤子、癌症等病症，这对于华南虎来说是致命的。
　　乐正中于1974年从贵州农学院被调配到黔灵公园动物园担任“虎医生”。他就曾看着一只华南虎因患间皮肉瘤死在了动物园。时隔三十多年，他对那个日子依然记忆犹新——日。
　　1965年出生的“二母虎”共育有17只虎崽，是人工饲养的华南虎中的“功臣”，也是因为得病而死。
　　乐正中说，1980年初，他就发现“二母虎”拉出的粪便变稀，于是用了一些肠道抗生素药物对其进行治疗，均没有效果。后来，“二母虎”变得没有食欲，精神萎靡，且不爱活动。到了1980年11月份，“二母虎”的腹部逐渐肿大，“且经常剧烈抖动，想必是因为疼痛吧”。乐正中想尽办法救治“二母虎”，终因医疗条件有限而失败。
　　日，它因患肝癌病逝于动物园。
　　与此同时，黔灵公园开始人工繁育华南虎的尝试。
　　乐正中说，在饲养过程中，当华南虎长到2岁时，他们就开始选择种虎。一般挑选身躯较长，高大雄伟，能吃好动，无疾病的虎做种虎。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选好雌雄种虎后，要将它们分别饲养在比邻的笼中，使两只虎相互熟悉，在合笼交配时不敌视对方。
　　种虎还需由专人驯养，以便拉近虎与饲养员的“关系”。当华南虎用鼻对着饲养员发出响声时，就表示他已经获取了虎的信任。
　　杨再淳说，繁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两只华南虎发情期不一样。他们想到了一个“土方法”，找一些发芽的麦子，拌入发情期较晚的一只虎的饲料中喂食，可以达到催情的作用。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雌性华南虎在3岁半即可达到性成熟，雄性则为4岁，直到14岁均是繁殖期，“但在11岁前配种的受孕率较高”，乐正中说。
　　分娩后的母虎性情极为暴躁、多疑。“至少半个月不能让生人靠近虎崽，甚至专职饲养员投递食物后也必须迅速离开。否则，母虎会变得不安宁，用口叼着虎崽到处走动，极易导致虎崽死亡。”杨再淳说，因上述原因，黔灵公园动物园就曾多次发生虎崽死亡的情况。
　　1963年至1979年，黔灵公园动物园共繁殖华南虎24胎，产仔61只，存活了30多只。
　　人工繁育华南虎成功，使得全国各省市动物园都来找黔灵公园索要或交换华南虎。早在1959年，黔灵公园就曾将一只野生华南虎送往北京动物园，这只虎是1957年从铜仁地区购入的。
　　在早期，黔灵公园动物园一共将5只野生华南虎送往外省市，其中3只雌虎、2只公虎。本园仅留1公4雌5只华南虎作为种虎。1974年，又有2只母虎被送往外省。仅有的一只公虎是1958年从清镇收购的，因此被称为“清镇虎”。黔灵公园动物园人工繁殖的所有华南虎均属于它的后代。
　　1963年和1964年，“清镇虎”分别与两只雌虎交配，两年共成功育有8只虎崽。其中一只被叫做“大公虎”。在缺乏虎种的情况下，1972年至1976年，黔灵公园动物园用“大公虎”与其同父异母的两位姐妹交配，5年内产崽存活21只。
　　在此期间，黔灵公园的华南虎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国内的各动物园，甚至被送往苏丹等国。上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华南虎繁殖的高峰期。
　　杨再淳回忆说，当时的黔灵公园三里湾招待所高朋满座，每天要接待两到三家外地动物园前来洽谈华南虎买卖事宜的负责人。
　　每只华南虎的售价大约在元，相比之下，东北虎的同期价格要高出一倍，每只达到元。在当时，华南虎并不被重视，杨再淳回忆说，黔灵公园动物园曾将两只华南虎送到了北京动物园，却只换回了一只斑马崽。
　　虎种流失导致的隐患开始显现。“近亲交配的后果就是华南虎种群的衰退”。在杨再淳的记忆中，第一批人工繁殖的华南虎威风凛凛、体格健壮、好动、食量大，此后繁殖的几批却体型越来越小，大多有凹背、矮脚等畸形，而且不好动、饮食差、繁殖能力下降。人工繁育的华南虎已经渐渐失去了“百兽之王”的雄风。
　　为了解决华南虎的繁殖问题，1979年，乐正中采用“双重交配”的方法，将两只公虎与一只母虎交配。花了6天时间，在与两只公虎分别交配60多次以后，母虎终于怀孕，并于102天后顺利产下3只幼虎。
　　这是黔灵公园动物园最后一次成功繁殖出华南虎。
　　被用作“双重交配”的两只公虎分别被称作“青年公虎”和“大公虎”，母虎是“二母虎”。而“青年公虎”则是“大公虎”和“二母虎”于1973年交配所生。
　　到1983年，黔灵公园动物园仅剩下6只华南虎。1992年转移出去两只，余下的4只，不久也先后因年老病死。以贵州野生华南虎为种源进行人工繁育的这支华南虎谱系，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全国最早的人工繁育华南虎的基地贵阳黔灵公园消失了。
　　①&黔灵公园
　　1963年，贵阳的黔灵公园率先在全世界首次通过人工繁育华南虎获得成功，到1979年共繁殖24胎，产仔61只，成活30多只，此间黔灵公园一共输出了33只华南虎(含野生虎6只)到北京、上海、大连、鞍山、哈尔滨、重庆、安徽等14个动物园，还有的华南虎远涉重洋前往朝鲜、苏丹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黔灵公园的华南虎再未繁殖，最后一头华南虎也因老病逝。目前我国多家动物园的华南虎大都是黔灵公园华南虎的后裔。&1984年全国华南虎研究会作出决定，在重庆、贵阳、上海等地建立华南虎繁殖种群基地。黔灵公园未争取到具体扶持。
华南虎的命运：终结与传说
　　记者┃何书彬
　　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法条和政策上的保护并没有改变华南虎的现实命运，它们不但没有迎来生机，反而一步步走向了灭绝，最终成为了“像龙和凤凰”一样的传说。
　　华南虎终于等来了“平反”。
　　1973年5月，《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公布后，华南虎被定为国家第三类保护动物。在这个《条例》里，华南虎摆脱了“害兽”身份，不再是过去林业部门“鼓励猎民以根除四害的精神，大力捕杀”的对象。
　　但是《条例》并没有完全禁止捕杀华南虎，而是规定可以“控制猎取”，“每年猎取多少，在保证资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计划的安排。”
　　看起来，野生华南虎似乎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民围剿”的绝境中突围了，但是接下来的现实却是异常残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法条和政策上的保护并没有改变华南虎的现实命运，它们一步步走向了灭绝，最终成为了一种传说。
　　一线生机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保护老虎这一带有野性之美的物种，日渐成为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热门议题。
　　1962年，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标志，现代环保运动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公共政策中，都无“环保”这一款项。
　　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工业污染事件和野生动植物灭绝事件，促成了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在斯德哥尔摩的召开。处于“文革”期间的中国，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国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的感受主要是“震撼”——在此之前，中国人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环保”这个概念。不仅仅如此，当时的中国人还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现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破坏生态的。
　　从斯德哥尔摩归国后，中国代表们在向各方汇报情况时，大多讲的也都是他们如何在国际会议上“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顺带提到了“环保”这个新型的概念。
　　尽管如此，生态环境保护还是在中国艰难地起步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而这个时候，华南虎已经濒临灭绝了。
　　也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等国家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护虎行动”。
　　1972年，一项针对南亚和东南亚的老虎保护项目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响应下开始实施，时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最先接受了这项计划，并在24小时内建立了一个直接向她汇报的老虎保护专责小组。
　　接下来，在甘地夫人的倡导下，印度的老虎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不断增加；同时，甘地夫人对各邦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以保证法律的实施，这些做法使得印度的老虎数量逐渐回升。
　　在中国，政府对华南虎的保护政策也不断提升。
　　日，当时的农林部颁发文件，提出把东北虎列为国家第一类保护动物，把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列为第二类保护动物。依照动物保护人士的话来说，这一次，华南虎从“黑名单”跳进了“红名单”，不再属于猎杀对象。
　　1979年，林业部再次提升华南虎的受保护级别，将之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明文禁止猎杀华南虎。
　　看起来，绝境中的华南虎似乎获得了一线生机，并且有了种群恢复的希望。
　　现实遭遇
　　在不断升级的保护政策之外，华南虎在现实中的境遇如何呢？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学者刘振河、袁喜才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对华南虎的生存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1983年第4期的《野生动物》杂志上，两位学者发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根据粗略估计(包括群众举报数字)，华南虎越来越少，总数只剩下了约三四十只。同时，由于工农业活动对华南虎栖息地的破坏，华南虎的分布范围已从约320万平方公里急剧缩减到了约20万平方公里。
　　尤其让两位学者痛心的是，现实已是如此严峻，华南虎还在被不断捕杀。
　　他们以极其沉痛的笔调写下：“这些野虎零散分布在人类活动频繁、干扰威胁厉害的区域，即使最多虎的省份，估计总数亦不超过10头，且常被猎人跟踪追击，随时可能遭到猎人布下的陷阱、毒箭、弩弓、地枪等的暗算。”
　　他们怀疑那些保护政策是否真地得到了实施：“我们所到之处，未闻任何护虎措施，华南虎濒危，危如累卵！”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见到的那样，就在华南虎被列为国家第三类保护动物的前一年，也就是1972年，全国各地的“打虎英雄”们还在北京召开“全国狩猎会议”，福建刀霞打猎队、江西彭泽东升大队的猎虎经验还在会上被进行“总结”，他们被称为“打虎能手”，他们的事迹被广为宣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两位专家的声音显得极为微弱。他们写下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几条对保护华南虎至关重要的举措：制订保护华南虎的有关法令，由华南虎主要产区的省政府通报诸知，贯彻执行；建立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和禁猎区；在动物园建立华南虎的繁殖种群。
　　两位专家还建议林业部尽快组织华南虎资源调查，以便统筹全国的老虎保护事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建议，没有全国性的专业调查，就无法知晓华南虎的具体分布情况，无法建立起“对症下药”的保护区和保护措施。
　　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他们的建议，只有少数同行和他们异口同声。1979年，我国老一代动物保护学家谭邦杰先生在出版他的《虎》一书时写到，虽然保护华南虎的政策出台了，但是执行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且不说华南虎分布地点零散，与居民点接触较多，利害矛盾更大一些。就是东北虎，也未必控制得那么有效。70年代中期违反规定，私自盗猎事件仍有所闻，而林业部门与收购部门之间的矛盾也未彻底解决。”
　　末了，谭邦杰对这种“保护做法”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总之，真正有效的保护，必须是积极保护，而不是消极保护。”
　　接下来又是几年过去了，日夜为华南虎担忧的学者们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期盼中的保护局面，为了唤起世人对华南虎这个珍贵的虎亚种的关心，1984年1月，谭邦杰在《大自然》杂志再次发文《存亡已到最后关头的华南虎》。
　　在这篇文章里，谭邦杰以质问的语气写下：“(华南虎濒临灭绝)已受到国内动物学界和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严重关切，难道眼睁睁地任凭这种珍贵动物就此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不，只要及时伸出挽救之手，则起死回生犹为未晚；否则将无可挽回，后悔莫及。”
　　接下来，谭邦杰历数了20世纪以来巴厘虎、里海虎和爪哇虎等3个虎亚种的灭绝事实，华南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让他发出疑问：“下一个该论到谁呢？难道华南虎命中注定要来‘接班’么？”
　　渺茫的希望
　　早在1966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在出版濒危物种红皮书时，就把华南虎列为了E级(濒危级)物种。
　　二十年后，IUCN开始对华南虎的种群恢复放弃希望。1986年4月，IUCN和一些机构在美国举办了“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国际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IUCN猫科专家组成员发布了《保护猫科动物宣言(草案)》，认为：“中国是唯一拥有四个虎亚种的国家，但到本世纪末时，野外恐将不复有虎的存在。”
　　在谭邦杰等人的努力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决定将华南虎列为“最优先需要紧急援助”的对象，
　　然而，就在谭邦杰为保护华南虎从国际组织那里争取护虎基金时，国内报刊上报道出来的华南虎消息都一直让他寝食难安。
　　仅仅在湖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连连出现了多条捕杀华南虎的报道。
　　先是在日，湖南安化县木孔乡柘木村王吕生等12名民兵发现了一头母虎带着三只幼虎，在民兵们的围攻下，母虎被迫叼着一只小虎逃走，甩下两只小虎就擒。(日，《北京晚报》)
　　接着，日，一只重24公斤的小华南虎，在湖南安仁县的山沟里被诱捕野猪的夹子捕获，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0月21日死亡。
　　在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广东等多个省份，也都纷纷传来华南虎被捕杀的消息。比如，日《中国环境报》报道，近年来，福建永安山区不少农民只图眼前利益，捕猎贩卖珍禽异兽，情况十分严重。永安青水乡丰田洋村的村民，“近一两年就猎杀虎1只，幼豹6只、黑熊10多头。”
　　日，有简报上说：我国特有珍稀动物华南虎，因缺乏有效保护措施，连遭捕杀，此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华南虎将在世界上消失。仅以湖北为例，在近一年多时间内，共发生捕杀华南虎事件7起，被捕杀的成年虎和幼虎共计11只。
　　这些消息传来，总让动物学者喜忧参半：一方面，不断出现捕捉到幼虎的消息说明华南虎在野外仍有配偶的机会和事实。另一方面，这些消息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华南虎被捕杀这个残酷的现实。
　　迟到的保护
　　时间在一点一滴的流逝，日渐稀少的野生华南虎生存的几率也越来越渺茫。
　　从1989年起，华南虎终于等来了“有效保护”，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华南虎正式被以法律的形式，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之后，动物学者一直在呼吁的自然保护区纷纷建立起来。国内相继建立粤北、江西宜黄、浙江凤阳山和百山祖以及罗霄山等华南虎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农民开始退耕还林并搬迁移居。紧接着，为断绝“猎虎经济”的利益链条，中国政府于1993年禁止了虎骨贸易，之后又将虎骨自官方药典中删除。
　　然而，捕杀和偷猎华南虎的事情仍在继续。1990年湖南省林业厅发布的《关于非法捕杀、收购、倒卖珍稀野生动物情况的通报》就提到：“1989年以来，临湘县药材公司非法收购3只虎骨，11只豹骨。”
　　年，1998年，年，林业部分别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华南虎调查。参加第三次调查的外国专家提尔森说，在所调查的4个省8个保护区内再也没有发现任何野生华南虎存在的证据。此外，所有保护区森林面积平均不到100平方公里，这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种群的生存。
　　虽然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的规定，连续50年找不到某种动物在野外的踪迹，才可以宣告野生灭绝，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不少科学家已经认为：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了！
　　在此之后，华南虎只剩下一些传说。
　　在湖南安仁县排山乡大源村，一个名叫张新寒的村民说道，在1993年春天，爱好打猎的他在村旁的山上捕捉到一只十多斤的华南虎幼崽，它在约一个星期后死去，之后他将之泡了药酒。
　　IUCN猫科专家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恩迪说，1998年，他受邀到设有华南虎自然保护区的江西宜黄去考察时，“当地一个农民，说他几年前打到一只华南虎，卖给了一个商人。”
　　虽然这些发现老虎的故事都讲得有模有样，但是张恩迪说，这些都不能证明野生华南虎的存在。目前国际上公认发现野生虎的依据有4条要素：一是抓到活体，二是找到尸体，三是拍到影像资料，四是有研究者目击。而这些所谓的发现者，一条证据也没有。
　　没有了华南虎，那些为华南虎而设的自然保护区都成了“没有老虎的保护区”，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张恩迪甚至悲观地说：“华南虎已经变成一个概念了，就像我们要保护一条龙或者凤凰，没有的东西怎么保护？”
寻找&Tiger&Tan
　　主笔┃杨东晓
谭邦杰在书房阅读。翻拍/杨东晓
　　谭邦杰是一个很少被中国公众知道的名字。这位中国最早按照现代动物保护理念提出保护野生虎的人，在自己42岁的最好年华时，与动物隔绝了22年。也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野生华南虎遭遇到毁灭性的捕杀，一步步走向灭绝。现在已无法假设，如果谭邦杰及其同道的命运轨迹不在那时拐弯，华南虎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谭邦杰就大声疾呼要抓紧保护野生虎。但很快，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龙桥太舟坞放羊。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产科给动物园打饲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让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铁道下听狼嚎。“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被那凄凉的嚎声由梦中唤醒，久久不能入寐”。
　　现在，无人知道他不能入寐是因为个人际遇，还是狼嚎的声音又将他带回了熟悉的动物世界。
　　1980年代，谭邦杰复出，不停地在媒体上疾呼要保护野生虎尤其是华南虎，终于在1986年通过努力，使得华南虎成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得太晚了。
　　没有人能够假设，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谭邦杰不是被打倒、被隔离，华南虎这一物种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更改？
　　打虎1957
　　谭邦杰的父亲谭显章，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殉国的民国外交使节，死时42岁。
　　谭邦杰本人是美国驻华使馆驻平副武官处惟一的中文秘书，担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区长。由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谭邦杰曾有机会从政，但他希望离政治远一点。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酷爱动物，曾自修过生物学专业。1950年3月，谭邦杰通过“自报公议”被聘为北京西郊公园动物股首任股长。多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不太冷，大约是春天。”那时，刚经过战乱，动物园只剩下动物3种17只，谭邦杰用了五年时间一步步去丰富动物品种，并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19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西伯利亚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知识分子谭邦杰远离政治的天真想法，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