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发展新特点及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尹 俊 甄 峰 王春慧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受到两股势力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的力量席卷全球,跨国公司、区域联盟组织等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极大地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未来走向;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其自身的发展政策、资源条件和本地经济等内生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在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交织中,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趋势,特别是其进程的独特性引起了全球层面的广泛关注。本文对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和新特点进行梳理,并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
　　一、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和新特点
　　1.世界城市化的总体历程和趋势
　　2008年,全球已有超过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展望》(2008)的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集聚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阶段,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信息化时期,城市化水平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然而新的城市化特点不断涌现。
　　未来世界城市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尤其将集中在亚洲、南美和非洲等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新一轮世界城市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早在2000年就断言:“21 世纪的决定性力量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今后,工业化、信息化将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2.世界城市网络初步形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普遍渗透,若干全球信息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国际性城市甚至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控制者和主宰者。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使世界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等级结构,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包括布鲁塞尔等在内的城市构成世界城市的第二层次,包括阿姆斯特丹等在内的城市构成世界城市的第三层次。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全球城市网络逐渐形成。在世界城市网络联接度方面,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和台北四个城市已跻身世界城市前列,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其中,香港和北京跻身全球624个城市中的前十位,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次级节点;上海、台北分别居19位和22位,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中转节点。
　　3.巨型城市区域主宰全球经济
　　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巨型城市区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地域空间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在区域中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网络,有利于增强城市与区域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上,巨型城市区域就是一个个凸起的山峰。根据Richard Florida等人的研究,在全球40个巨型区域中生活着1/5的世界人口,制造了全球2/3的经济产出和超过85%的全球创新。2005年美国一项人口普查报告表明,美国即将形成10个大城市连绵区。这10个地区的面积占美国国土面积不到20%,2000年该区容纳了1.76亿人口,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2%,汇聚了美国70%的GDP。未来,该区将继续吸引人口的集聚,囊括全国最重要的高端服务业市场和高科技产业中心,同时是美国进入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门户和平台。根据P.Hall (2006)等人的研究,欧洲已有英格兰东南部、兰斯塔德、比利时中部、德国鲁尔地区、莱茵―美茵地区、瑞士北部地区、巴黎地区和大都柏林等八个巨型城市区域,它们是欧洲经济最发达、基础最雄厚的区域。日本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近畿圈、中部圈、首都圈在内的三大都市圈,2000年人口达到8229万人,占总人口的46.84%。2008年通过的日本国土形成规划提出在全国构建8个广域综合体并增强其活力,达到修正现在“一极(东京都)一轴(太平洋沿岸轴线)”结构的目的。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新趋势
　　1.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进入21世纪,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以服务业为主导,离岸外包、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策划咨询等将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内容。与上一轮产业转移相比,跨国公司不再满足于降低成本,节约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资源,而着力于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联手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产业转移将出现集群组团式、产业链整体转移趋势。
　　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量,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仍将投向中国沿海地区,中低端制造业将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城市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的集聚;沿海地区尤其是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城市将成为服务外包的主要阵地;都市带、城市群将成为先进制造业产业群的集聚地;南京、广州等科技、教育实力雄厚的中心城市将成为针对中国市场的开发研究中心、管理中心。由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环境、土地等方面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转型的需要,中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将接受东部地区产业的二次转移,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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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7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_ 东方财富网
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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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30年，我们需要考虑三方面：一是怎么让农村居民自由流动；二是怎样的政策可以让移民和城市居民融合；最后是让大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养老金等可以随着人的移动而流动　　“城市化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与的许多结构性问题都息息相关。”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这也是把“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定为“公共利益论坛·改革对话”主题之一的原因。《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唯一的支持媒体，全程参与了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主办的系列活动。　　这场以“中国城市化的未来”为题的对话，由陆铭教授主持，发言者是三位来自世界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Chorching Goh)，世界银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哈南·雅各比(Hanan Jacoby)，以及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　　陆铭：城市化的“四大鸿沟”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将给大家总结四个关于城市化的特征事实，我把它们称为“四大鸿沟”。讨论城市化问题之前，需要知道几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个鸿沟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鸿沟。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已经超过90%，但以城市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存在高达40%的差距。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第一个鸿沟，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鸿沟是“人的城市化”和“地的城市化”之间的鸿沟。地的城市化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城市面积的扩张要比快于城市人口的扩张。第三个鸿沟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第四个鸿沟是城市内部的鸿沟。根据官方数据，没有城市户口的外出务工者人数已超过两亿一千六百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意味着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然而他们却不能均等地享受教育、医疗、退休金等公共服务。　　当未来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怎么让移民融入城市，是未来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挑战。”　　吴卓瑾：经济有效率、社会包容与环境可持续　　世界银行新一任行长金墉首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和李克强总理讨论了一个协议，即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合作研究城市化的作用。我们就土地、城市规划、粮食、安全、农民工等问题分别撰写7个报告。这里我重点谈一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发现。　　在过去的30多年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市场同时进行，这意味着中国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我们知道，城市化背景下的经济转型，首先是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过去的时间里，中国大规模地减少了贫困，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在过去30年已经做得很好，人均GDP翻了好几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社会包容性方面，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就像其他国家过去100年发展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但中国的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是靠市场力量形成影响的，而是通过政策来形成的扭曲。　　在我看来，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发展的目标是：经济有效率、社会包容与环境可持续，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过去30年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结构转型，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第二次结构转型，这次结构转型应把中国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形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经济有效的发展道路。　　在社会包容目标上，过去30年中国大规模地减少了贫困，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社会包容性目标应该是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12%的人群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级。而韩国和日本，当经济发展到中国类似阶段的时候，已经有40%~50%的人群是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和刚才陆铭教授所提出的“四大鸿沟”是有关联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存在扭曲，因为它缺少移民与城市的融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还是很少。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社会包容性的目标就是多创造中产阶级。　　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引进了许多污染性的工业来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而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注重保护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而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既可以记录中国的问题，也可以提供中国的发展经验，让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互相学习。　　为了实现这三个目标，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一个挑战是地的城市化。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克服这些挑战：第一就是放慢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第二是加快移民融入城市的速度。这可以帮助中国接近它所确立的目标。我们认为中国应该给土地市场更多的自由，而不是过多的干预。　　什么是优先措施？政府应从哪里开始转变？在未来30年，我们需要考虑三方面：一是怎么让农村居民自由流动；二是怎样的政策可以让移民和城市居民融合；最后是让大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养老金等可以随着人的移动而流动。　　这三点中最重要的还是土地，在给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就是给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哈南·雅各比：农村转型和城市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6年，想收集一些数据。当时，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现在50%的人口为城市人口。显然，农村转型和城市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现代化、结构转型、农村转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这意味着劳动力从传统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在美国只有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有82%的人口是城市人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经济现象呢？　　结构转型的分析有一个范式，主要集中于探讨两种力量之间的点相互作用：一种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存在恩格尔法则，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收入增加的时候，他们花在食物上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这意味着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对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农民们被迫离开了农业，农业已不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他们将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结构转型理论，至于如何转移到了现代经济之中，这依赖于农业的增长速度，也依赖于人们学到制造业所需技术的快慢。所以，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许多问题，比如人的问题。在这个模型中，城市都是相同的，每个城市没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我们找不到为什么人们转移到城市的原因。而城市化正发生在中国。传统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原因。　　城市是新居民学习现代工业所需新技术的地方。农民工转移到了城市，农民在离开农村的时候并不掌握城市所需的技术，但他们在城市里学会了如何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他们学习速度也会加快。在现实中，也许农民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学会现代技术。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发展。这个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会更加吸引人，聚集越来越多的农民。 　　从这个意义上，政府在调整政策的时候，要允许这些过程发生，消除过渡阶段的阻碍，因为这个过程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对中国而言，要让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适应城市化的进程。　　徐立新：政府应该做很多事情　　当人们谈到为城市化融资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需要多少钱来进行城市化。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我也想强调，政府的确应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使政府的财政行为更为透明，给各级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与事权，让国有企业提供更为透明的财务信息，保护投资者和公民的权利等。　　就金融系统而言，中国是以银行为主的经济体。银行的覆盖率，资产规模等方面确实非常强大。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银行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缺乏竞争。　　与银行系统相比，中国在股市上面遇到更多的问题。虽然中国在股市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股市的快速增长，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都在增加。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股市有着非常大的波动。从年，股市价值损失了一半；从年，股市损失了3/4的价值；2009年到2010年，其价值再度下跌。　　在公共财政方面，重点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逆转了税收收入/GDP和中央/财政总收入下降的趋势，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推广了9年义务教育等。但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对非预算收入的依赖使地方政府的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更加严重；其次，目前的分税制也带来了巨大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目前户籍制度的限制也使城市内部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享受差距巨大，而这也不利于提高中国国内消费。　　当前中国不可持续的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形也是分税制造成的后果之一。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财政收入来源，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17%左右的比例。地方政府也用土地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以此来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这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只看重短期后果，而经济增长也演变为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　　当前的干部评价体制对宏观经济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管理体制鼓励经济增长却不注重环境保护。环境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不断增加。　　根据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有明显的正影响，但城市支出却严重向交通基础设施支出倾斜。这是因为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与GDP、土地价格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前者影响市级党政干部的晋升，后者影响政府的卖地收入。相比之下，致力于改善环境的环境支出与干部的晋升并不相关，对当地的GDP和土地价格影响也很小。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环境质量与干部的晋升概率相关，那城市在环境改善方面的公共投资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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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天天基金　　摘要：本文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对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系统转型过程中，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升级与人口城市化趋势之间的关联性作实证性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系统内存在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率的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进一步以城市化率、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为系统内生变量所作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有较强的短期驱动力，其中，第三产业就业变动的驱动最为强劲；但从长期看，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驱动力逐渐弱化，即按既有的结构变动模式将很难对城市化产生更强劲的推动作用。本研究结果之政策含义是：①惟有通过新的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才能对城市化产生更大的驱动力；②欲实现新的结构升级须着力解决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过大的问题；③通过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破解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方能进一步缩小结构偏离度，推动未来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城市化； VEC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1.1；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3-08doi：10.3969/j.issn.13.06.015 　　区域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动与人口城市化的因果关联性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把现代经济增长概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变，这种结构变动需要劳动力、资本投资和居住地点向城市转移，由此带动了城市化进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2]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密切关联，工业化是城市化动因，而工业化过程则是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结构的变动，会引起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力人口等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即促成城市化现象。著名的“钱纳里多国模型”对各国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上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计量描述。库兹涅茨和钱纳里都确信，人口城市化发展（以人口城市化率变动为参照物）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参照物）之间，存在内在着互动规律。但他们的研究并未明确指明，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人口城市化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联。 　　Moir[3]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考察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各次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发现在低发展水平阶段，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得更为紧密；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即在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更大。 　　保罗·克鲁格曼[4-6]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认为“空间聚集”是城市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受经济系统中内生和外生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形成的。内生力量主要包括地区吸引物及从一个稠密城市里吸引和排斥经济活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就是促进区域增长的聚集所产生的收益，离心力是反作用于聚集的力量。正是这种内生力量所形成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在经济活动中消涨以驱动经济活动主体（厂商和劳动力）在空间重新定位，从而推动产业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他指出，单一城市形成进而发展为多个城市的是基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的空间聚集规模不一样的缘故。这实际上是用经济要素（空间）聚集机制解释了城市的生长，同时也隐含了人口城市化乃是经济系统的内生过程的观点。Davis、Henderson[7]从聚集经济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与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发生部门间转移使企业和工人聚集到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Murata[8]、Davis、Henderson[7]的研究肯定了技术在产业结构变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正面作用。在考察作为外生的因素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后，Murata发现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如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价格控制政策、贸易保护政策等会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并指出，其路径是政策先影响到各产业部门组成的份额，进而间接影响到城市化。至于具体如何影响，则未作进一步分析。 　　在实证研究方面， Moomaw、Shatter[9]通过对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的分析发现，农业人口的增加会阻碍城市化进程，而工业人口的增加对城市化发展有促进作用。Black、Henderson[10]以其实证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的城市规模上，城市的主导产业类型是有差别的，金融、商业、教育、管理等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城市在规模上较大，而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则规模相对较小。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更强。 　　何景熙等：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2000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人口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联性问题也做了研究。干春晖、余典范[11]注意到，“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城市化；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内容。 　　在实证研究方面，孙久文、彭薇[12]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我国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GDP中工业产值占比）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存在负向关联，且我国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模型最为接近。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宋洋洋[13]通过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协整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明显的影响着城市化进程，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城市化进程的格兰杰原因。 　　此外，不少学者特别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联问题。郑吉昌、夏晴[14]的研究指出，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增强城市吸纳能力，加速城市化进程。江小涓、李辉[15]则发现城市化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和比重的重要因素。张树林[16]研究揭示了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二者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正反馈循环。陈立泰、侯娟娟[17]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证实了年中国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促进比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作用要大，同时，工业化对城市化促进作用仍然显著。 　　笔者以为，上述研究对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关联性的探索提供了基础。但不足之处是：其一，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考察缺少系统性和动态性视角，即在考察产业-就业结构及其变动（含升级）与人口城市化互动时未能将二者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其二，未就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内部各组成要素的变动如何影响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作序时性因果分析，从而揭示此种互动的短期和长期趋势。 　　笔者尝试弥补已有研究之不足。本研究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对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系统转型过程中，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升级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互动特征、趋势作实证性分析，进而揭示其规律及政策含义。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为中国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集聚（如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等等）和人口集聚（城市化）其实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而这种通常被称之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或优化升级，正是经济系统按照自身逻辑进行（人和物）资源（时空）配置，导致了经济系统的结构效应由低向高正向演化。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人口城市化率变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其因果关联循怎样的路径？其二，如上述因果关系成立，则构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各元素，即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动与人口城市化（率）变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包括影响的短期和长期的程度及趋势。其三，通过对实证结果的解析引出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首先采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对全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人口城市化发展之间因果关联性作出分析和验证；其次，将第一二三次产业和就业作为自变量，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因变量纳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模型）进行分析，探索其对人口城市化影响短期和长期趋势；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阐明其政策含义及相应的对策思考。 　　1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关联性分析 　　1.年中国产业-就业结构变动 　　经济现代化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GDP的增加，更重要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谓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及相应的就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建构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即各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与之差的绝对值之和。产业结构偏离度，亦称比较劳动生产率，乃是衡量区域产业结构合理优化程度的重要要指标。 　　表1是中国年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结构偏离度变动情况。这一时期，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均下降，而第二、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均呈上升趋势，从各次产业-就业结构偏度和总偏离度来看，第一产业的结构偏差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均呈现出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相应的总偏离度整体上也呈下降趋势。这说明1978年以来全国经济结构一直处于正向发展的过程之中。 　　其中，第一产业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最大且呈正向，并逐渐减小，表明第一产业单位产值内容纳了过多劳 　　注：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计算公式为：Ai=Ei-Ii，其中Ai为第i产业产业-结业结构偏离度，i=1、2、3；Ei为第i产业就业比重，Ii为第i产业产值比重。总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G的计算公式为：G=∑|Ai|. 　　动力，即劳动力未充分释放。而第二、三产业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均呈负向，且绝对值在波动中有减少的趋势，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不够，单位产值内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充分。 　　同时，中国的一二三产业-就业的结构偏离度和总偏离度如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2009年三次产业-就业的结构偏离度和总偏离度的绝对值分别为0.1、1.4、1.2和2.7，而中国2010年分别为26.6、18.05、8.54和53.19，由此表明，中国比较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结构合理程度上均远低于美国。换言之，若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结构偏离度为参照，中国仍然有很大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 　　1.2产业-就业结构、城市化变动的计量 　　1.2.1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变动计量公式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各产业产值、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孙皓、石柱鲜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行业劳动力比率的研究》一文中所采用的方法[18]，来度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幅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σ表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动幅度；wt1i和wt2i分别代表t1和t2时刻，第i产业产值（就业人口）占总产值（总就业人口）的比重，n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数；T为t1和t2之间的时间跨度，T=t2-t1+1。 　　σ的变动从各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变动的角度反映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阶段性变动特点。 　　而城市化率的变动可以用如下公式度量： 　　ρ=（Y2Y1）1/T-1（2） 　　式2中，ρ为在T时期内，城市化率的平均变动幅度；Y1、Y2分别为t1和t2时刻所对应的城市化率。 　　现行的城市化率的公式为：城市化率=城镇常住人口/该地区总人口×100%。 　　本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城市化率是经官方修正后的数据。 　　1.2.2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上述三次产业产值比重的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度量方法以及相应的城市化率变动度量方法，利用式1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动进行计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年三次产业产值以及就业人数，分别占地区生产总值和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于我国以 5 年为一个期间对经济建设进行规划，选取时间跨度为 5 年，即 T =5。我国将整体经济结构划分为个3大业，即n=3。根据式1，分别计算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阶段性变动幅度（见表2第一、二栏）。 　　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采用5年的时间跨度，即T=5，根据式2计算出城市化率阶段性变动幅度（见表2第三栏）。1.2.3各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初步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率变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对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变换不影响其本身的平稳性和序列间的协整关系，且可以消除异方差，故对3个序列进行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nind、Lnemp、Lnurba。 　　本文利用表2的数据，采用Eviews 6.0统计软件的ADF检验分别对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90%置信度下Lnind、Lnemp、Lnurba同为平稳序列，已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条件。对这三个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见，从滞后3期开始，全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率变动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置信度为90%）：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就业结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引起城市化率的变动。这一结果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动，从而促成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的城市化现象。 　　2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的VEC模型分析 　　以上结果仅仅从宏观的角度表明了全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率变动三者间的格兰杰因果联系。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内部各次产业相关变量与人口城市化互动关系。 　　本文的计量分析工具为误差向量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简称VEC模型）。VEC模型是有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VAR模型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考虑经济理论，直接建立一个向量，将所有时间序列作为该向量的内生变量，进而考察所有内生变量间的关系。而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VEC模型，需要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VEC模型能够用于考察经济系统中各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加以描述。 　　VEC（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3） 　　式3中，ΔXt为内生变量所组成的向量，emct-1为误差修正项，βi为参数矩阵，εt为扰动项。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一次性的标准大小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及未来之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ECM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内生变量。由式3得到的向量移动平均模型为： 　　2.1VECM模型的构建 　　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中年全国城市化率，以及年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为统一指标，体现7个变量的变动情况，先以1978年数据为100，对所有序列进行指数化，而后作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u，Lni1，Lni2，Lni3，Lne1，Lne2，Lne3。 　　首先使用ADF检验分别对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同阶平稳，达到了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利用差分序列构建稳定的VAR模型，确定协整最优滞后期为2后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间至少存在3个协整关系。 　　根据最优滞后期，建立VECM模型。其中关于Dlnu的VEC模型如下： 　　模型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内，调整后的R2=0.51，表明模型稳定且拟合度较好。 　　2.2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2.2.1脉冲响应函数 　　依据上述VEC模型的，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城市化增长对各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对城市化的冲击随时间推移在第20期之前均达到了均衡状态，因此，图1所对应的VEC模型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依据图中各变量对城市化水平的脉冲响应曲线走势，可作如下判断： 　　（1）城市化自身动力较为强劲，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城市化率在当期对自身的一个正向冲击后，在短期内会产生正响应并逐渐下降，至第11期进入稳态。 　　（2）在当期给各次产业产值比重一个正冲击后，短期内第一产产值比重冲击对城市化率产生负向影响。这表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受外部条件的一个正向冲击后，经系统给城市化带来负向的冲击，冲击效应在逐渐增加后下降，进入第11期后趋于稳定。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冲击对城市化率产生正向影响，在波动中上升，并分别在第13期和第11期后进入平稳状态。 　　（3）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动冲击对城市化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以第二产业冲击强度最强，其次是第一产业，但方向与城市化发展相反，第三产业冲击强度虽然最弱，但也较为明显。 　　（4）在本期给各次产业就业比重指标一个正向冲击后，短期内，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冲击对城市化率产生负向影响，但效果较弱，这种负向影响在前期出现了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逐渐减小并在第11期后进入稳态。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冲击对城市化率在10期前产生了微弱的负向影响，从第11期开始转为正向，强度逐渐增加进入稳态。城市化水平受第三产业就业冲击影响后，产生强烈的正向反应，除了第3期出现波动外，这种正向反应持续上升，在第11期进入稳态。 　　（5）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冲击强度不同：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第一产业的冲击强度较弱，且方向与城市化水平发展呈反向关系。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冲击强度最弱。 　　2.2.2各要素对城市化冲击效果的方差分解 　　根据VEC模型结果，得到方差分解结果，即各变量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如表4。 　　由表4可见：①城市化率自身变动的贡献率由大到小并趋于平缓，从第2期的64.99%降到第20期的20.56%；②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动对城市化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小到大并趋于平缓，从第2期的31.33%上升至第20期的61.97%；③二产产值比重变动对城市化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小到大并趋于平缓，从第2期的0.30%上升至第20期的13.73%，但贡献率远低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动；④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以及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率变动的贡献率小（小于3%）且均在20期前趋于平稳。 　　上述方差分解结果的含义是，从短期看，在城市化率自身动力趋弱的同时，产业-就业的结构内部各要素的变动对城市化动力的逐渐增强（贡献率由最初的35%增加 　　到20期时的79%），其中，第三产业就业变动的动力最为强劲。但从长期看，系统内所有要素变动对城市化将不再提供更大的动力。 　　3结论与讨论 　　（1）本文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是人口向城镇空间聚集的重要驱动力。 　　（2）从短期看，我国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人口城市化的正向影响大，但从长期看，则驱动乏力。由此表明，若按照既有的业结构变动模式将很难对人口的城镇集聚产生强劲的推动作用。其政策含义是，惟有以新的产业-就业升级模式才能推动人口城市化的持续发展。 　　（3）本文的VE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就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的驱动力大于产业结构变动。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变动对城市化正向影响最大。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二元结构下形成产业与就业结构变动互不匹配，导致结构偏度长期居高不下。故以新型的经济结构升级带动新型城市化发展须着力解决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过大的问题。我国结构偏离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仍存在较大的升级空间并可能成为来城市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将有可能因新型结构升级失败而陷入如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和无序“城市化”的困境。因此，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通过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破解二元制度障碍，极为重要。 　　（4）实现新型产业结构还应避免区域结构趋同化。我国东、中、西各省区发展水平差异极大，根据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和技术优势，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行业），形成新的要素空间集聚点，是推动产业-就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更强劲城市化驱动力的关键。 　　（5）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是，我们仅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变动之间内生的互动关系作了分析。而事实上除内生因素外，城市化还受到多种内、外生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期待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索。 　　（编辑：田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Kuznet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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