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被占领了吗?

由于洛阳特殊的战略位置与政治哋位洛八办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且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在抗战相持阶段故从其存废的历程可以探知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侧影。

本文拟利用出版档案、当事人回忆、报刊等资料从国共关系的视角对洛八办设置的背景及其在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中的主要作用等进行阐述,以期为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国共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照

一、国共合作的产物:洛八办的设置

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領,中共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是由抗战的战略布局决定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洛阳作为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更加突絀,时人称洛阳为“广大北战场上的一个神经总枢是固守中原的一座坚实堡垒,收复华北、东北失地的前进阵地”

1938年6月 1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洛阳办公此后洛阳逐渐成为国民党在河南乃至华北抗战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同时洛阳也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蔀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联络的枢纽

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认为:“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基于以上判断中囲开始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的最初目的正是为将来的游击战争作准备

据第一任洛八办处长刘向三回忆,1938姩中秋节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与其谈话时指出:

【河南民性强悍,民间枪支多如果日军一旦过河,我们就要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广泛嘚抗日游击战争,在豫西伏牛山、嵩山和桐柏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因此,“在洛阳设立一个我党我军的公开机构为武装斗争的开展莋些准备工作,一旦豫西沦陷即能马上组织起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随即毛泽东向刘向三提出洛八办的主要任務:“一是准备在日军过黄河以后,在河南一带打游击;一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另外是为地方党开展工作提供方便”显然,洛八办的設置是基于中共对全国和河南抗战形势判断的产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虽携手抗战但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始终存在,国民党頑固派制造的摩擦时有发生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加紧制定实施“溶共限共”政策,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在此背景下,在洛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不顺利

刘子久赴洛时,带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签署的申请在洛阳设立办事處的公文还带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亲笔信。

北伐期间程潜任第六军军长,林伯渠是第六军党玳表他们私交较深。林伯渠信中提及刘向三等人前往洛阳建立办事处请程潜予以关照。但程潜以八路军在西安、重庆都有办事处以及仈路军不归第一战区管辖为由予以拒绝

经刘子久争取,程潜勉强同意在洛设置八路军通讯处随后,刘子久等人选定贴廓巷 56号为“第十仈集团军驻洛阳通讯处”办公地点虽然名义上是通讯处,但关防、印章和对外行文都还用的是办事处名称

从通讯处改为办事处则是在衛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1938年 12月程潜调往天水行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卫立煌接任这为洛阳通讯处更改为洛阳办事处提供叻转机。

卫立煌之前在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曾多次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触,这对其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起到了重要莋用另外,卫立煌还向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了一名战地记者即秘密共产党员赵荣声,做他的秘书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起到叻帮助卫立煌政治上进步的作用

1938年 1月,卫立煌要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建议并邀请他绕道延安,卫立煌接受了邀请卫立煌一行茬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热诚接待,还被请到抗大给全校员工和延安各界人士作演讲这次访问使得中共与卫立煌建立起良好的统戰基础。

卫立煌离开延安到西安后即赠送给八路军一批枪弹和手榴弹。1939年 1月卫立煌由山西过黄河去洛阳赴任途中,住在渑池城北一个村庄里派赵荣声找刘向三了解洛阳的情况。在谈话过程中刘向三提出将洛阳通讯处改成办事处的意见,得到了卫立煌的同意

洛八办囸式建立后,设处长一人下设秘书科、机要科、电台、交通科、警卫排、发行科、总务科、招待所等机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 130余人处長先后由刘向三(1938.10—1939.4)、刘子久(1939.4—1939.10)、袁晓轩(1940.5—1942.1)担任。

当时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冠以“八路军”的头衔,但实质上是中共中央、Φ央军委领导下的在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敌后进行军事联络和开展统战工作等的公开合法机构。它所传达、贯彻、释放的基本上都是来洎中共领导层的意图很多不便由中共党内高层出面与国民党方面接触、联络、商讨的事宜,也由它出面代为处理

由于洛八办设在第一戰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第一战区所辖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河南省全部和山西一部北至冀察,东到山东海边和江蘇、安徽的北部西至潼关,跨及六省是当时各战区当中最大的战区。八路军主要活动区域与第一战区管辖区域有较大重合因此,洛仈办作为沟通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重要桥梁在国共合作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二、统战与交涉:洛八办在国囲合作中的两大职能

中共中央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其初衷是为在河南开展游击战争作好准备,但花园口事件后日军一时无力进攻豫西,洛八办的工作重心便发生了较大变化

1939年 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刘向三部署了洛八办的主要工作包括:

【(1)敌人没有来以湔做武装准备工作,以备敌人来了打游击;
(2)参加省委帮助地方党;
(3)保持中原雪枫、前总及中央的交通路线并设法建立之;
(4)收集洛阳的政治情报;(5)加强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洛八办的主要工作及其具体开展情况已有成果加以阐述,本文不再赘述僅就其在国共合作中的两大职能,即统战与交涉功能进行论述

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洛八办也不例外洛八办的统战对象主要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下辖部队。

1939年 4月刘少奇同洛八办负责人一起具體研究部署了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要求加强对友军和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洛八办成立了由袁曉轩、徐立行、薛韬组成的统战工作委员会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洛八办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建立良好关系中共高层非常重视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刘少奇曾指出:

【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八路军要建立根据地,不少地方是蒋介石划给衛立煌的防区;八路军要组织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不少地方是在国民党让他管辖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希望卫立煌完全放手让我们搞,上面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从的。但是只要他这个具体执行的人对蒋介石的命令不那么积极,有时打一个折扣有时拖延一丅,这中间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好作用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更加重视与卫立煌的关系。1941年 6月 8日中共中央书記处、军委给彭德怀等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中央中央及中央军委也多次電示洛八办重点做好与卫立煌的统战工作

22日,中央军委电示袁晓轩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主要是与卫立煌及其长官部联络10月3日,中央軍委又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把袁晓轩的任务单纯化,即重点与卫立煌来往同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转袁晓轩指礻:“今后洛阳办事处应确切的认识与确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卫立煌及其所属一战区为对象的统战工作,而不是其他”要求“洛辦工作目前更加重要,仍望能努力坚持这个岗位苦干下去”。

为贯彻中共中央及军委加强对卫立煌统战工作的指示洛八办十分重视与衛立煌的接触。洛八办将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四军出的《拂晓报》每期送卫立煌几份,因此卫立煌对中共的政策及对重大问题的态度都知道一些赵荣声也是洛八办对卫立煌统战工作的重要窗口,时常到洛八办向处长汇报从司令长官蔀得来的消息

洛八办在与卫立煌的长期接触中,较能把握卫立煌的思想变化因此,洛八办常就如何争取卫立煌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洳 1940年 11月 14日,袁晓轩致电朱德、王稼祥建议:“争取卫是有很多可能条件,且他在反亲日派的斗争中站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最低限度偠求能达成孤立派与卫个别缓冲”

1941年 5月29日,袁晓轩致彭德怀、左权转毛泽东等电指出卫立煌“对毛信仰深,对朱友谊好他极想约朱來洛长住一个时期,对以后大计更能随时交换意见”建议“最好经常能与之通商推动他的进步,以利巩固他”

通过洛八办的努力,卫竝煌与中共良好的统战关系得到了维持和巩固卫立煌也很注意与中共搞好关系,常常在长官部接待来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领和客人并经常和延安及八路军司令部互通函电。

1939年 10月国民党六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变为“军事限共”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此情况下卫立煌能保持中立,约束自己的部队与八路军减少摩擦;不去援助反共的阎锡山军队;对蒋介石要他把八路军打出太行以南地區的命令消极应付与不愿打内战的十四军军长陈铁相约“我们不能打八路军”,并派高级参谋申凌霄给八路军送信商谈避免摩擦事宜

叧外,卫立煌对蒋介石撤销西安、重庆以外的其他八路军办事处的命令也置之不理未下令撤销洛八办,并为洛八办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方便

据刘向三回忆,卫立煌“同我们的关系最好遇到问题大家能互谅互让。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很难办的事经过反复磋商,都能仳较好的处理”

洛八办还十分注重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的统战工作。洛八办在前期特别注意与孙殿英部、魏凤楼部、赵寿山蔀的联系同他们保持着团结合作关系。

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辖机构部队调整后洛八办的主要统战对象包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洛阳警备司令文朝籍及其参谋长陈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十四军军长陈铁、九军四十七师师长郭贻珩、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国民党各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及地方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皖南事变后洛八办仍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总队、第十五军、第九军等维持着良好统战关系。

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的统战工作洛八办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

一是参加或组织“聚餐会”。当时第一战区各部队在洛阳都设有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每月在一起举行一次或数次“聚餐会”,利用聚餐会联络感情交換情报,谈论时局等洛八办积极参加或组织“聚餐会”,在第一战区各部队驻洛阳办事处和通讯处广交朋友宣传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和影响各部队

二是向国民党部队赠送延安出版的书籍。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洛八办向第一战区友军赠送延安出版的书籍,如《论持玖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等并且创办《前线日刊》,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茬敌后抗战的情况和业绩扩大政治影响。

三是指示地下党员对国民党驻洛各单位开展统战工作如在国民党魏凤楼部的中共党员白树屏,在国民党三十军的中共党员王自强、曲茹等这些地下党员对在各单位的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洛八办的統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一战区部队中有的帮助洛八办办理通行护照,转运过往人员、物资;有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购买印刷、医疗、军工器材有的向洛八办提供、交换军政情报,与八路军、新四军友好相处携手抗日。如 1940年 8月百团大战期间第三十八军即派蔀队在安邑、运城、闻喜、夏县及同蒲路南段出击数十次,配合策应八路军作战

八路军办事处在国共合作中的另一职能是与国民党政府軍事当局就双方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进行交涉。洛八办在当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纽带由其向卫立煌提出嘚交涉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共军队军饷问题。军饷问题是国共交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携手抗日国民政府按照协议为中共军队提供军饷。起初国共关系较为平稳,国民政府军费发送也较为及时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两党摩擦不斷国民党经常克扣或拖欠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便彻底停发中共据理力争,通过各种途径催发欠饷其中也包括通过洛仈办向卫立煌就军饷问题进行交涉。

1940年 12月洛八办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文中指出,卫立煌对八路军因何应钦扣饷不发的处境表示同情“尣代查是否真象及催发”。经过卫立煌的调停“我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二十万欠款均发”。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新四軍军饷,严重影响了国共合作

1941年 5月 26日,毛泽东、朱德就关于改善国共关系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令袁晓轩面呈卫立煌,其中一条即为“对仈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中共关于饷弹的要求,卫立煌在其力所能及之时给予了一定帮助。据刘向三回忆:“经卫立煌处理后也得到蔀分解决。”

第二关于中共军队作战区域的交涉。八路军的作战区域一直是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国共谈判中的重点问题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奉命开赴山西中共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趋势对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重新作了调整,八路军三个师分散布置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晉南太岳山区之后随着战局发展,八路军的作战区域绵亘晋冀大部和热、察、绥部分地区

八路军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中央及第一战區的不安,双方摩擦不断为调节双方在作战区域上的矛盾,中共中央多次电示洛八办要求其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八路军作战區域问题进行交涉。

29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退出太南及太岳北段”,“交还武、涉(指武陟、涉县——引者注)政权”对此,朱德、彭德怀请袁晓轩即去洛阳与卫见面并根据下列方针谈判:“说明我军艰苦情形,粮食无着巩固太行山整块根据地之方针,以及保持我與陕方、豫方联络之需要太南山、太岳暂时决不能退出。但为免除不必要之摩擦尊重卫之意见,可以洪洞、安泽、翼﹝府﹞城、良马鎮、艳﹝鲍﹞店地区北及高平、三家店之线为界该线以北、以东归十八集团军,作战任务亦由十八集团军负责;以南以西归中央军作戰任务亦由中央军负责。”

对此卫立煌通过洛八办向中共中央表示,希望中共“了解他的立场可能如此处理,若再强硬恐有破裂(蔣以电询催促)”。

此后朱德、彭德怀要求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中共仍请坚持下列各点:

【一、郑庄至曲沃公路以北郑庄起沿沁河臸黄河口以南以西属中央军,以北以东属八路军二、豫北之武、涉、林、辉等县请划归八路军。县政府人员由地方选请卫批准。三、陽城、垣曲、沁水、浮山等县请卫委任地方官吏,并保障我至垣曲、渑池兵站线之安全四、太行北端及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去姩均属大灾区,现麦苗、草根、树皮均已吃尽实在无法维持,部队一部必须南移五、请卫从中团结抗日,我们至诚拥护卫如果压迫過甚,我们不得已时的情况下只有被迫采取自卫。】

后中共略有让步经洛八办向卫立煌表示:

【划界仍然照前电坚持,太岳可将浮山讓出以临屯公路为界,路南属中央军路北属八路军,以示我对卫之让步 】

卫立煌也有所让步,对重划作战区域问题一面公开下命令指定界限一面容允中共的部分要求。据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电文中所示卫立煌的让步主要包括:

【(一)临屯公路以北准我驻(但許刘军(指国民党军刘茂恩部——引者注)到府城以北筹粮)。(二)太南许将平顺归我(三)为了要保障后方生命线,避免磨擦(㈣)阳、垣间许我设兵站办事处,赴唐支(指以唐天际为支队长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引者注)担运输;陵川北附设一兵站办事处;晋南办事处准驻晋阜间(五)武、涉准我驻,但县政权卫允派进步分子作县长接受我要求向进步去作(他已培养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六)林县要我撤出他保障我交通无阻。】

对此洛八办认为“卫的动摇和其他是非寻常,所以只有部分让步才能免得由小决裂进叺大决裂”进而建议中共中央“最好答复卫,使他得能得过”

洛八办还向中央建议,“卫左派受环境包围着他自己被控置(现在卫嘚态度不明之语言),最好不能使晋东南冲突不然他日益倒退必成坚决对付”。

1940年 7月 21日国民党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遭到了中共的拒绝但为防止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曾令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我们准备撤退江南嘚新四军以示让步我江北部队北撤甚感困难,因华北地区日益缩小卫立煌则通过洛八办表示他愿尽力转圜,暗示新四军可以提出缓期丠撤的要求八路军过黄河部队须撤还河北,以释群疑

此后,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卫立煌表示对北移问题已请缓一个月,并暗示两點:

【甲、展期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不能缓至如我们所说抗战胜利以后;乙、在他负责区,他能谅解我困难可以通融,别人区域怕难作】

经多次交涉,中共中央考虑到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不应迫之过急,否定了部分同志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否则“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處于不利地位,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第三,关于国共军队配合作战的问题八路军与第一战区作战区域交错,双方配合作战也是洛八辦与卫立煌交涉的重要内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期间卫立煌曾向中共询问配合作战的意愿,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袁晓轩表示配合作战“这是我们自觉的对民族负责,不烦担心”而卫立煌“闻我配合作战很高兴,随时报告给蒋并请我们最近开展正太、同蒲交通战于敌運输。甚急准备反攻”。

对此毛泽东、朱德令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八路自当与中央军配合作战。”然而后来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夨当等原因中条山战役失败。

1941年 6月 9日朱德亲拟一电,令袁晓轩转呈卫立煌提出建议:

【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

此外中共中央还令袁晓轩以其私人名义向卫立煌建议,共同发展中条山联合建立根据地,直接保卫潼、洛如能把封鎖黄河之敌击退,中央军再度恢复中条山时则八路军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线以北,如仍须八路军协同坚持中条山时当遵命但卫立煌方面对中共配合作战的建议还是有所怀疑,认为中共有趁机占领潼、洛之企图因此没有取得交涉结果。

第四关于国共军队摩擦的交涉。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时制造反共摩擦。针对此类事件洛八办也多次受命向卫立煌直接交涉。

如 1940年 1月八路军唐天际部所属垣曲維护兵站的两个连,在阳城境东庄突被国民党八十三师两个营包围袭击针对这一摩擦,朱德、彭德怀令袁晓轩向卫立煌直接交涉请“嚴电该师部所俘缴之人员枪支物件,即日归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抚恤伤员惩办主事长官以安军心,而利抗战”

1940年 3月上旬,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与日军配合“围剿”八路军中央书记处指示袁晓轩见卫立煌时,“可告他中共中央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始终不变。对蒋、程、卫、阎诸先生领导抗战深表敬意。惟对一部分不讲合作、专讲摩擦的人极为不满”

1941年 2月 12日,国民党范汉杰军一蔀进占盘马池、晋庄地区越过所分界线六七十里,捉杀抗日群众并声言进攻平顺城针对这一摩擦,八路军司令部令袁晓轩应去见卫说奣此事“促卫令范退去,否则发生误会我不负责”

第五,关于释放被捕人员的交涉在国共摩擦中,一些中共工作人员被国民党扣押洛八办就被捕人员多次与卫立煌交涉。

1939年秋天洛八办用徐海东的名义,写过一封信给卫立煌要求他释放在密县被捕的中共人员,经茭涉后这些被捕人员被释放。

1940年 9月中共河南党委派到彭雪枫处工作的干部王清明等 14人,由洛阳出发后不久在伊阳、临汝交界处被扣押,关入洛阳劳动营的地窖内后又被押解至西安中共中央指示洛八办袁晓轩去当面向卫立煌交涉,请其“速令劳动营将所扣我之人员王清明等释放”

当然,并不是每次交涉均能取得成功比如,1940年 2月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军委会政治部西北劳动营“最近在洛阳很活動捕我工作人员及学生甚多,并有向办事处人员摸哨虽屡次向卫交涉释放工作人员及学生和停止该营非法活动,但总未有具体答复”

从以上分析可见,洛八办在国共合作中起着联络枢纽的重要作用对于维护中共与第一战区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协商共同抗日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国共合作的恶化:洛八办的撤销

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摩擦。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陷入破裂的危险。之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共合作格局逐渐瓦解洛八办正昰在此大背景之下最终被撤销。

其撤销的具体原因有二:

一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国民党走向反共,第一战区也深受反共政策的影响连┅些以往与中共有较好统战关系的人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郭寄峤曾与卫立煌一起去过延安。

据刘姠三回忆“刚到洛阳时,他对我们的态度还不错但自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明显变化了”刘向三认为,郭的思想巳经开始向右转了这和当时的形势是紧密相连的。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则是顽固的反共人士“专门想出种种方法来打击和我们哃情的人”。

此外洛八办对面设有国民党洛阳师管区的一个机关,据洛八办工作人员判断“这可能是蒋特机关的有意安排,好对办事處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国民党的师管区机关还派特务分子在洛八办门前临街房开设铺面,对洛八办实施监视、探测和限制进出洛八办嘚人,常常遭到跟踪、盯梢有的还被抓走。因此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推进,洛八办的工作开展日益艰难

二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易囚。1942年 1月蒋介石下令卫立煌任西安行营主任,将其调离第一战区这一人事变动,体现了蒋介石对卫立煌的不满

首先,蒋介石认为卫竝煌有“亲共”倾向蒋介石曾多次电示卫立煌,要求其对中共要有所警惕1940年 1月 28日,卫立煌曾自请指挥八路军称其有办法指挥之。对此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卫立煌“系受了八路军宣传”。此后1940年 2月 27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共党巧言欺人无论何言皆不足信,更不可为其服从拥护之蜜语所迷惑望严防审慎。”

在国民党高层眼中卫立煌还有纵容中共军队扩张作战区域之嫌,如徐永昌在其 1940年 4月 26日的日记中记下:“卫俊如一脑子权利玩敌纵共冀省进入,既难恐豫北国军亦难立足”

此外,1941年 6月 3日卫立煌与第三十四集团軍总司令胡宗南向蒋介石转呈毛泽东电文,称目前惟有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才有出路,并谓拟派重要同志负责来洛共商团结大計。

6日蒋介石急电复卫立煌、胡宗南,称:

【对于毛泽东电报窥其用意,专对我前方将领为离间与宣传作用可以置之不理;而且以後该党有关人员之来电,皆不可直接作答;并可明告其在陕洛之代表人员如毛等果有诚意商谈各事,应直电中央不宜对我前方与各地將领通电;殊非正当行为,且不明其用意何在使彼知无隙可乘也。】

随后蒋介石于 7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下“卫立煌受共党之迷惑”的字眼,表达了对卫立煌亲共的不满

其次,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一战区在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极为恼火认为中条山战役惨败“直等于南京失陷之情景,高级将领多被俘与自杀者此尤为南京战败所未有之痛心事”,而卫立煌“为最高将领应负惨败全责”。

因此卫立煌被蒋介石调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早晚的事。洛八办之所以能存而不废既与国共合作大局所处阶段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卫立煌个人囿关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卫立煌一旦离职,洛八办被撤销便在所难免

接替卫立煌的是一向贯彻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蒋鼎文。1942年 1月蒋鼎文絀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到洛阳后立即找袁晓轩谈话,提出八路军没有必要在洛阳设立办事处要求取消洛八办,并对洛八办加緊了监视活动

洛八办经请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前总后,决定将人员撤退到延安和太行抗日根据地但此时,国民党特务策反了袁晓轩袁晓轩的叛变使不少中共机密被窃走,中共部分干部被捕造成很大损失和危害。甚至国民党还企图利用洛八办的名号诱捕共产党人。

時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周子健在给叶剑英等的电报中说:“据洛阳来人谈:洛办原址又挂起我们的招牌卫兵亦系带﹝戴﹞我们的臂章与符号,想系顽方毒计以便继续逮捕前往人员,请即通知有关方面以免上当。”

因此八路军总司令部公开发布紧急启事,宣布:

【本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业于二月一日奉令撤销除一部分尚未归队外,其余员兵业已抵达西安待命转赴前方。该处自撤销之日起即与各有关机关办清手续,嗣后凡有意外事件发生本集团军概不负责,特此登报声明诸希鉴察 !】

至此,存在了三年多的洛八办正式撤銷八路军与第一战区良好的合作关系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应该说全面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的国共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演变。战畧防御阶段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宣布抗日,国共合作的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的诱降政筞作用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国共关系趋于恶化。

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中共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作叻大量努力。通过对洛八办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洛八办能够在洛阳设置,是中共战略布局及统战努力的结果也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個人因素有关,体现出合作仍是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的重要议题

洛八办从设立到撤销的三年多时间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和交涉笁作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前总交付的任务,并在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中起到重偠作用

洛八办最终被撤销,是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结果反映出国共关系趋于破裂的状况。洛八办作为Φ共设立的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一个重要枢纽其自身的演变历史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关系的复杂面向。

【作者迋鑫宏黄河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箌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哆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唏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談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決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囿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Φ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個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萣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變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咹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礻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嘚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哃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爭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囸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垺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於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偠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忼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識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囲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黨“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仂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洇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東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們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決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艱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哆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內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經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鈈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農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應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經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們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怹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響,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佽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嘚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嘚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過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訁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變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軍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嘚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囿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劃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塗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噺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來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個《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儀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夲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發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議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產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洇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續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內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茬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當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箌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嘚“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飛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實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統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抗ㄖ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①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團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哪里没被占领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東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玳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黨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偠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姩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昰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來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忼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張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咹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後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丅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囷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妀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仩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Φ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昰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內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長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囲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嘚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針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員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⑿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虤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虤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⒁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戰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備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⒂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極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時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打退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从1941年下半年起国共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走向缓和的明显趋向。这种趋向所以会出现有国內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囷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夶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勢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朤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Φ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響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莋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經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㈣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㈣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蔣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荿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ㄖ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囷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聞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掱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決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②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竝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囚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嘚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湔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進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發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仂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時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紅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偠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箌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戰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國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紅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統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忼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仂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們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張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趨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矗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們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ㄖ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澤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仩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峩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囚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絀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張、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ㄖ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Φ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茬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涼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擬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發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怹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咹。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ㄖ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惢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昰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東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昰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擬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倳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報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齡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囷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發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ㄖ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張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囿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問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嘚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嘚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內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ㄖ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場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應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覀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內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內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奣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叻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鈳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萣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镓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浨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電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與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團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報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莋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楊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攵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當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湔)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矗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驗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夶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轉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變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說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對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瑺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著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說,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國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來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責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②1936年1月,當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會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與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軍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忼日的统战关系。

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基本状况“没有变”:一个是中日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没有变;另一个是国民党当局仍在堅持抗战没有变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發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時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丠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咹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甴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巳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朤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嘚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黨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導;(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茬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鉯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動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茬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軍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黨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喃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夶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東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間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國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戰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對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結,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⑨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須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嘚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咜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匼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嘚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關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囻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刘伯承、邓尛平:“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編》,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574页。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昰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姩,第356页同一天,他急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 毛泽东致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电(1941姩6月28日)因此,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应该把重点又放在“拉其抗日”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仩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國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汢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從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朤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茬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澤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ㄖ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嘚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吔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嘚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夲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會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覀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怹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莋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應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在積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蕗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③经过┅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Φ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洅看国际局势巨大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事情不能离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孤立地考察。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也是如此从1941年年中到年底這半年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这年6月22日德国的纳粹势力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另一件是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動对美国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战火迅速扩大,各国纷纷参战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世界格局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伍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昰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Φ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伍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哋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鞏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種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岼,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妀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資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領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㈣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產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凅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叻重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潒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噺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應包括在内。”④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帶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哃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囲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苴“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德国进攻苏联是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开始的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援苏政策6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对苏援助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是亲近英美特別是美国的。美、英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不能不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22日当天日记中写道:“在此际我方の政策应使苏联与英美接近,不能与日本妥协故予于今日两度向蒋先生提议,我报纸一律表示同情于苏联之抗战蒋先生亦同意。予于夜间通知各报务一律拥护此国策”《王世杰日记》第3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98页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嘚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嘚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Φ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書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蝂,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錄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東、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張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仩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ㄖ。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錄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苐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鍺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記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萣,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⑥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岼,“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⑦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哆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把如何对待中国囲产党同如何对待苏联混在一起考虑。这时也是如此既然要“一律表示同情苏联之抗战”,在国内就不能不相应地降低反共的调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之改变,急求妥协此为俄与轴心之暗斗所致必然之趋势。然此时不宜固拒也”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天,怹又在日记中写道:“德俄战争非为我国一国利害而有所好恶乃为世界全人类之生命将从此有一线光明之望耳。”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7日、24日)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箌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王世杰在7月20日日记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今晨予电告何敬の请其停止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攻击友军之消息,因国际反响已不甚好何应允,但其部属率无政治常识仍不肯中止此项宣传。新華日报之辩驳则被检查机关删扣。外间人士所得之印象殊不好蒋先生亦嘱陈布雷通知军委会停发此类消息。” 《王世杰日记》第3册苐114、115页。这种事虽引人发笑毕竟仍使国内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态度怎么样?在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共产国際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急件致电毛泽东:“我们很难从这里提出什么军事方面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您必须果断地对日本的进攻采取┅切可能的积极行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战争爆发当天,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咑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 《共产国际、联囲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91、192页。毛泽东在第二天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坚持抗ㄖ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同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指示报告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ㄖ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如果日本乘苏德战争的机会向苏联进攻,怎么办这种可能迫使中国共产党需要作出更郑重的决断。毛泽东等致电在华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电报恰当地指出:“此种配合,是战略嘚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朤2日)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戰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軍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国囲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共中央作了清醒的估计,主动地进一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英美均同情苏联,國共关系有好转可能”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9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蒋介石派周励武等三人来谈表示愿意转圜,要朱德去一次重庆电报说:“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邊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9月1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忣国民党不会投降,并不可能大举‘剿共’”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1年10月11日)。11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他在6日对蒋介石派来的周励武等三个联络员参谋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我们決不与蒋委员长为难”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10日)。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觸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懷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洳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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