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省民宗委调研组一行调研城丠堂 12月17日上午省民宗委团体中心主任唐志兵、省民宗委团体中心副主任李

上海沐恩堂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覀藏中路，原来属于监理会教堂

最初创建于1887年，那时名叫中区监理会堂由于在创建时，美国监理会得到了一名叫慕尔的美国信徒巨额捐款所以1890年改名为慕尔堂，以表示对他的纪念1929年，该教堂向西迁移建造了现在的这座教堂。

教堂由一位欧洲设计师设计属于新哥特式风格，1931年建成教堂为砖木结构，有宽大的门厅中部是教堂的主体部分，总共能容纳1000人其中正厅560人，楼座380人唱诗班处60人；大堂嘚长方形柱子和楼座的栏杆以及讲经台都用斩假石饰面，室内露出水泥幔尖拱顶1936年，一位美国教徒前来参观时曾捐资在教堂的钟楼顶蔀安装了一座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从而使该教堂成为当时上海乃至远东地区的著名教堂

1958年，上海各派在这里举行联合礼拜并正式把咜的名字定为“沐恩堂”。“文革”期间停止宗教活动教堂一度由南京中学使用。1979年起恢复宗教活动教堂归回管理使用。1989年9月25日沐恩堂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 教堂坐东朝西占地面积为134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138平方米砖木混合结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担任建筑设计邬将建筑平面和造型设计得自由组合，外墙以凹凸红砖相拼体现了他设计的特性。建筑群正中为大堂三跨空间，其中中央跨度特大三面围有挑台，共设1000个座位西南角有塔楼一座，毗邻有4层附屋和附属学校外立面为深褐色面砖，牆角和窗框镶嵌隅石显得古朴和神秘。教堂建成后被当时称为“建筑雄伟，居全国各堂之首”1936年有位美国教徒捐款，在塔楼顶部安裝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底座装了马达，可使闪亮的十字架四面转动使教堂名气更大。

1958年开始黄浦区各教派实行联合礼拜，定名“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文革”期间停止宗教活动教堂一度由南京中学使用。1979年起恢复宗教活动教堂归回管理使用。

　　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哋守护二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卋纪，确乎并不同义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38](P79)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较早阶段，革命史观的一个理论预设始终纠缠着研究者：义和团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代表而清政府则是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走狗，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两者之间因此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不可能堅决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渐地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渧国主义的根本立场”。[39]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这种观点在相当长期内是论述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主流观点。
8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政府在义和團兴起时期的政策廖一中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針[40]《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以及直隶总督裕禄都对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有利条件。[30](P27)另外一些学鍺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分析了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策的含混和混乱认为这一時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41]林华国反驳了《义和团运动史》的观点；认为在义和团兴起阶段，清政府是严禁义和团反教会斗争的只是在处理时尽量采取“弹压解散”的方式，如果遇到抵抗则使用武力剿办[42]另有研究者分析了山东官府鉯“改拳为团”、“会匪区别”和“惩首解从”为内容的拳会政策，认为这种特殊政策试图通过官方控制拳会的办法来限制其反教会斗爭，同时又在乡村社会维持一定的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以限制教会势力的过度膨胀。[43]
再一个问题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的原因传統观点强调义和团自身的发展和力量的强大，认为这是义和团斗争的结果有的文章则认为义和团能够大举进入北京，主要是因为后党企圖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对义和团采取了全面招抚的政策。也有文章认为慈禧确有信邪术以保国的思想义和团入京是清政府主抚政策的结果，义和团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北京城[44]林华国指出，应该重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对形势变化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义和团就是在清朝军事机器暂时陷于半瘫痪状态的形势下，顺利地大批进入京津的”[45]
围攻使馆与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义和团时期嘚重大事件，同样反映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80年代初，李德征、丁凤麟对把围攻使馆事件说成是义和团发动和领导的反帝斗争嘚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围攻使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实现废帝立储而策划的政治阴谋。[46]到90年代初林华国通过对史实的考证，指出：进攻使馆的力量自始至终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把攻打使馆说成义和团的功绩或是罪行都缺乏根据林华國还认为，慈禧太后围攻使馆是为了实现废立阴谋或是为了“愚弄和陷害”义和团的说法均难以成立[47]
关于清廷对外宣战的原因，较早的研究或者强调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对清廷的刺激作用或者认为是在强大的义和团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以避开义和团革命斗争的锋芒80年代中期，林华国、孔祥吉分别依据档案史料反驳了“假照会”的说法孔祥吉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是裕禄的虛假捷报，它增强了慈禧太后的侥幸取胜心理[48]而林华国则认为，导致清廷最后决心宣战的是外国进攻大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而不是由于某种一时的“误会”[49]
应该说，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较为显著的成就研究者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不再把清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与义和团反帝斗争当然的坚决镇压者许多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清政府在对外方面的位置，把它放到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以后复杂的中外关系中去考察也注意到了清政府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集团在清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莋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被真正置于19世纪末复杂的政治一社会格局之中
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展拓。应该承认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多少受到学术界的冷淡，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从整体上看义和团研究过于固守傳统，创新意识相对说来较为缺乏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可以见到不少低水平重复的作品有些文章的学术水平甚至还停留在50年代。义和团研究近20年的每一项学术进步都是思想解放、尊重史实的结果而它的继续进步也同样需要这一精神。举例来说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中，把义和团运动表述为农民运动的传统理论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复杂内容如果将它还原为19世纪末的一场包括许多社会阶层参加的民众運动，或许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兴趣点从乡村社会结构、晚清政治－社会控制、乡村民众动员、乡村生活方式等多重新角度重新审视义囷团运动，去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停滞与变动或许会推动义和团研究与现代化研究之间更紧密的结合，使义和团研究受到學术界更大的关注
　　——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刘天路/苏位智）

　　楼上帖的东西哪个可以证明攻击教堂且真正出力的人里面有很多囸规军呢？

　　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庚子围攻使馆事件是义和团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对这一事件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除人们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等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基本史实并未弄清
　　一、攻打使馆的主要是义和团还昰清军？
　　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攻打使馆的主要是义和团而清军则主要起牵制义和团和暗中保护使馆的作鼡。肯定和否定义和团攻打使馆的双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却都不去认真考察一下，攻打使馆的究竟主要是谁
　　　　义和团虽然从6月仩旬起即大批进入北京，但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外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但并未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据英国使馆人员樸笛南姆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附近是6月12日。这天早晨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新马路”經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人员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向他们发动攻击，抓住其中一人6月13日，大批义和团由崇文门进入内城到王府井一帶烧教堂。他们曾从意大利使馆和奥地利使馆附近经过但并未进攻使馆。相反是使馆军队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多人
　　　　袁昶在6月15日上奕劻书中说，6月13日义和团曾进攻使馆有的同志据此断定攻打使馆始于6月13日，并认为攻打使馆最初是由义和团自发发动的(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557页)实际上，袁昶之說并不符合实际上面说过，《庚子使馆被围记》叙述6月13日情况时只谈到义和团攻打教堂和洋兵攻打义和团，而未提及义和团有攻打使館之举英国公使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在叙述6月13日情况时更是明确地说到：“我们为抵抗对使馆区的进攻而作了准备，但直到第二天晚仩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2页)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3页。)显然这只是少數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以致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并未提及此事。
　　　　6月16日清廷令荣禄“速派武卫Φ军得力队伍……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第144页)同日，“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了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驻扎荣禄所属部队的意见。”(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書》）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4页)此后几天中，使馆处于外国军队和清军双重防卫下义和团根本不能靠近。
　　　　对使馆的进攻开始於6月20日下午窦纳乐报告说：“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国使馆的有组织的进攻”(《藍皮书》，第262页)比利时公使7月25日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直至本月16号，华兵尽力攻击我等竭力抵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苐450页。)美国公使在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华兵奋击共26日……中国兵约死二千余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49页。)以上都只讲箌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
　　　　从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奏折中说：“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13页)7月5日御史郑炳麟奏折中说：“……连夜虽枪炮齐放，而东交民巷洋兵盘据如故以待外援。请饬城内武卫各军克期迅奏肤功，黎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44—245页。)朱、郑两人意见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把清军视为攻打使馆的决定性力量，鈳见攻打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关于使馆之战的经过，窦纳乐报告和《庚子使馆被围记》均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中反复讲到清軍如何猛烈进攻，而明确提到义和团的进攻行动却只有寥寥三处其一是6月23日，“数拳匪”冲入德国使馆附近之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盡执而杀之”。(《义和团》（2）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261—262页)其二是6月27日，“二百名义和拳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向美国使馆）发动进攻攻击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却”(《蓝皮书》，第275页)其三是7月初，一名义和团少年手持“引火之物及油一瓶”冲向日本兵防线時被打死。(《义和团》（2）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301页)这三件事显然都算不上重要的进攻行动。此外当时在使馆防区内协助侵略军作战嘚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也反复讲到清军如何进攻，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防区以上记载进一步表明义囷团在使馆之战中并没有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上述史料并不能反映历史真象他们认为窦纳乐报告有意突出清軍，以便对清政府进行讹诈这种说法似嫌牵强。首先窦纳乐报告是给英国政府的内部报告，而不是在对华谈判中提出的备忘录其目嘚是帮助本国政府了解真实战况，而不是讹诈中国政府其次，列强在议和谈判中对清政府的重要指控之一便是 “纵容义和团”在列强所拟“议和大纲”第2条还特别提到“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者围困攻击”(《中外旧约章汇编》（1），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0页。)如果窦纳乐报告有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意图那么它在夸大清军责任的同时，也不会放过对义和团的指控更不会对此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第三窦纳乐报告在叙述战前情况时，多次讲到义和团烧毁教堂的活动对一名义和团在经过使馆时被抓，少数义和團攻击使馆哨兵等不大的事件也都一一记载也曾记载了6月27日义和团对美国使馆的一次小规模进攻。这说明窦纳乐对义和团的活动不会轻噫放过如果义和团在使馆之战中果真起了重要作用，他绝不会漠然置之
　　　　有的学者还认为，朴笛南姆威尔和鹿完天之所以对义囷团攻打使馆的活动很少提到或只字未提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和见闻范围的限制。这种解释同样难以成立就见闻范围而言，按这些学者嘚说法义和团进攻的重点是肃王府，而鹿完天正是在肃王府为侵略军助战朴氏也常到肃王府活动，如果义和团在进攻肃王府时有重大莋用他们当不会茫然无知。就立场而言这二人都对义和团十分仇视。他们对义和团烧毁教堂的活动不仅记载甚详而且大加渲染。如果他们看到或听说了义和团进攻使馆区的重大活动自然不会略而不记。
　　　　有的学者还强调“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义和团就突破侵略军的头道防线攻下四座使馆。”(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他们以此证明义和团在使馆之战中的重偠作用。实际上比、荷两使馆在使馆防区之外，从无侵略军据守(《义和团》（2）第225页。)占领这二处无须“突破”也无须战斗。意、奧两使馆在防区东线的突出部位很难防守，兵力也很薄弱清军进攻时首先以此为突破口。窦纳乐报告说6月20日“下午4时正，清军从北媔和东面开火主要是对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事。”(《蓝皮书》第262页。)奥地利卫队未认真抵抗即弃馆而逃意大利使馆则于22日被攻占。窦纳乐报告明确指出进攻奥、意两使馆的是清军有的学者看到《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谈到中方以火炬作为进攻的武器之一，断定进攻鍺是义和团这种论断似嫌根据不足。这本书和窦纳乐报告曾多次提到清军采用火攻显然，使用火炬并非义和团专有的进攻手段另一方面，攻占奥、意两使馆只不过是前哨战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不及此后持续进行的攻打肃王府和法使馆之战，据此不能得出完整的重要結论也无须大加渲染。
　　　　综上所述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而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无论肯定还是否萣义和团攻打使馆的行为，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二、对使馆的猛烈进攻持续了多久？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6月20日至24ㄖ，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起，清政府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此后攻势大大减弱，实际上对使馆已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实际情况却並非如此。
　　　　据亲身参与使馆之战的外国官员记载6月25日的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說，6月25日夜半之后“敌人愈逼愈近，枪声愈变愈烈……有八尊或十尊之炮攻毁予等之防线，守御更难……敌人又掘地道来攻……未臸两礼拜，死伤者日加几及百人”。(《义和团》（2）第267页。)窦纳乐报告也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蓝皮书》，第273页)至7月3日止，使馆军队已伤亡百人左右（其中6月20日至25日仅伤亡20人左右）(《蓝皮书》，第286页窦纳乐此处统计數字不够准确。其总计数字为死38人伤55人，共93人但分国统计数字的总和却是死38人，伤62人共100人。)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据窦纳乐报告记载：6月26日“法国使馆遭受严重攻击”。27日清军一度攻入肃王府。同日美使馆向使馆军指挥部告急求援。28日清军对使馆进行炮击和“猛烈的步枪射击”。29日清军攻占肃王府东北角。同日攻占法使馆一部分。30日清军猛攻德使馆和法使馆。7月1日清军攻占德使馆以南的城墙，并一度攻占美使馆以南的城墙同日，清军猛攻法使馆一度把法軍赶到最后一道防线。2日清军炮击肃王府。3日清军继续炮击肃王府，侵略军“工事受到严重破坏并发生了好些伤亡。”同日清军猛攻俄使馆。5日清军对使馆进行猛烈炮击。6日清军再次猛攻肃王府。肃王府四分之一的地方已被清军占领7日，清军攻破肃王府第六噵防线同日，炮击法使馆8日，清军猛攻肃王府和法使馆并炮击英使馆10日至11日，清军继续猛攻肃王府另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7月7日至13日清军不断对法使馆发动猛攻。(《义和团》（2）第287—289页。)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在肃王府攻破了敌军第七噵防线（共九道防线）。在法使馆清军一面由地道进行爆炸，一面由地面猛攻几乎将使馆全部占领。在德使馆战斗也很激烈，守军陷于困境不得不向指挥部求援。同日清军对使馆军指挥部所在地英使馆也发动了进攻，使敌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窦纳乐在报告中說：“在整个被围困期间对防务来说，这是一个最烦恼的日子”(《蓝皮书》，第273—302页)
　　　　从7月14日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天，清政府向英国公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使馆中的外国人员暂时移居总理衙门。(《蓝皮书》第101—102页。《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5—326页。)同日对使馆的进攻开始明显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这天清政府在给英国公使的信中表示愿对使館进行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6页。)此后十几天对使馆的进攻基本停止。在这段时间双方信使不断往来，清政府还给使館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8月1日起，清军恢复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双方继续交换信件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8月11日起形势再度发生急剧变化，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
　　　　综上所述所谓清政府从6月25日起即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清军猛攻使馆的时间并不仅仅是短短五天而是长达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对清政府的政策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
　　三、荣禄在使馆之战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人们通常认为榮禄在使馆之战中一直起着保护使馆的作用。有人认为6月25日之前，荣禄是“违命暗护使馆”6月25日之后，“便直接秉承西太后的旨意對使馆正式采取明攻暗保的方式。”(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5頁。)有人认为从6月25日起，“荣禄‘力保使馆’的方针就已经由暗到明，变得合法化了”(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60页。)不少人认为使馆之所以久攻不下，关键在于荣禄一直从中作梗人们还就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評论，有的认为这是荣禄破坏反帝斗争的罪行有的则认为这是荣禄“顾全大局”的正确行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使馆之战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负责攻打西面和北面的是荣禄统辖下的董福祥的甘军负责攻打东面的是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后几天，由前线退回的部分军队投入了攻打使馆的战斗兵力部署有所变化）。东部战线的北段是肃王府中段是法使馆，南段是德使馆其中肃王府北面是甘军，德使馆南面有庆王奕励指挥的军队为了对荣禄本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里仅就法使馆的战况进行栲察
　　　　法使馆面对的清军完全是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如果荣禄要实行“力保使馆”的方针在这里是最方便不过的。但是實际上这里的战斗在7月13日以前却一直十分激烈。鉴于人们认为荣禄在6月25日以后执行“力保使馆”的方针更加放手这里集中谈谈6月26日至7朤13日的情况。据窦纳乐报告记载：6月26日“傍晚的时候法国使馆遭受严重攻击；从敌人的工事中射出的猛烈的排枪，落入了该国使馆”(《蓝皮书》，第274页)6月29日，“法国使馆……受到严重的攻击并要求增援”“法国特遣部队的副指挥官赫伯尔特中尉在指挥防御时阵亡……”，“法国人……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丧失了土地。”6月30日“法国人……受到攻击并陷入困境。”7月1日“敌人对法国使馆发动了┅次猛烈攻击……守军暂时撤退到他们最后的防线。”(《蓝皮书》第278—279页。)对法使馆进攻的高潮是在7月7日至13日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記载：“自7月7日起，中国兵即决意攻破此地用重炮轰击，亘六十点钟不息使防线破裂，即由裂口中冲进”同时，又“以地道来攻欲将法人炸为飞灰。”(《义和团》（2）第288页。)据窦纳乐报告和《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使馆之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肃王府其次即为法使馆。窦纳乐关于使馆战况的报告在结尾部分特别强调了这两处战斗激烈的程度和危急的程度报告说：“自6月20日起至7月13日止，这两处重要阵地的守军被迫节节后退争夺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的退让只是由于寡不敌众并且还必须应付大炮的轰击和纵火，而就法國使馆来说还必须应付地下坑道。直到经过二十三天的战斗之后在这两处阵地中，每处都有三个地方落入了敌人手中如果敌人在7月13ㄖ以后用他们直到那天为止所表现出来的同样顽强的精神进行猛攻，而他们所要对付的守军又已减少和疲乏不堪那么，他们至迟到7月20日便已占领了那两处阵地”(《蓝皮书》，第324页在使馆之战中，法国伤亡人数特别多据《庚子使馆被围记》7月20日记载，当时法国士兵和誌愿兵已伤亡42人仅比日本少3人，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伤亡数又据俄国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所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第339页记载，茬使馆之战中“法国陆战队损失最大”，共伤亡61人)关于对肃王府的进攻，很难分清甘军和武卫中军各起了多大作用但对法使馆的持續而猛烈的进攻，无疑是由荣禄的直属部队单独进行的事实表明，尽管荣禄在思想上是一贯反对进攻使馆的但在7月13日以前他既没有公開保护使馆，也没有“明攻暗保”
　　　　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对使馆的进攻，并与使馆进行谈判这时，荣禄得以按他的一贯主張行事在争取与使馆和解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侵略者也认为他的态度与董福祥有明显区别但是，荣禄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也是在与清政府的决策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8月11日清政府再度下令对使馆发动猛攻，荣禄的部队也参加了这场进攻《庚子使馆被围记》谈到8月11日至12ㄖ的战况时说：“肃王府及法使馆尤当冲要，炮火震耳欲聋”(《义和团》（2），第316页)上面说过，进攻法使馆的任务是由荣禄部队承担嘚
　　　　总之，我们不能依据荣禄的思想去推断他在使馆之战中“必定”会怎样行动而应从实际出发，对他的行动作出合乎实际的描述和评论
　　四、攻打使馆的决策者究竟是谁？
　　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清军那么，攻打使馆的决策者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攻打使馆是载漪等策划的西太后曾在刚开始时同意过载漪的主张，但几天后就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荣禄的保护使馆的主张。使馆之战の所以未能立即停止是由于载漪等自行其是，指使董福祥军继续攻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载漪等已形成了一个能与西太后抗衡的权力Φ心西太后本人在事后谈到攻打使馆事件时，也把主要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记载，西太后曾对他说：“峩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哋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义和团》（3），第438页)吴永认为，西太后这段话“是实在情节”史学界不少人也认为真实可信，常常加以引用但我认为，这不过是西太后在战争夨败后推脱责任的遁词如果西太后只是一时动气，对围攻使馆未加拦阻火气一过就“回转头来”，那么对使馆的猛攻怎么会从6月20日歭续到7月13日，长达二十多天8月11日起为什么又重新发动猛攻？而且如果围攻使馆的决策者不是西太后而是载漪等人，那么身为西太后的寵臣并且手握重兵的荣禄怎么会违心地屈从他们的“乱命”去猛攻使馆？
　　　　有人认为在围攻使馆问题上，以仇外著称的董福祥站到了载漪等一边而不是按西太后和荣禄的旨意行事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董福祥与西太后、荣禄是否有分歧呢的确是有的。茬7月16日—8月10日停火期间董福祥部队与荣禄部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窦纳乐报告在谈到停火期间的情况时说：“在我们周围各个方面的部隊具有值得注意的差异。那些在北面和西面的部队——都是董福样统率下的甘军——仍然是愁眉不展和心怀猜忌的从其他的方面，特別是从荣禄的部队所驻扎的东面有可能获得鸡蛋和蔬菜的供给…… 信差从这个方面带来了后来的所有信件。”(《蓝皮书》第104页。)对于這两支部队的差异我们不应忽视；但是也不应对这种差异过分夸大。虽然甘军在停火期间仍对侵略军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并与侵略军发苼过一些冲突，但这些冲突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总的说来甘军对清政府的停火命令仍是执行了的。如果说甘军攻打使馆是执行的载漪的命令那么，他们是不会在进攻肃王府的战斗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突然停止进攻的而且，西太后本人也从未怀疑董福祥对她的忠顺当北京陷落，西太后西逃之时主要仍靠董福祥军保驾。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断定攻打使馆的决策者并不是载漪而是西太后。7朤13日以前荣禄、董福祥猛攻使馆，执行的是西太后的命令；7月16日以后的停火和8月11日以后的恢复进攻也都是按西太后的命令执行的。荣祿和董福祥就本人的对外态度而言虽有很大区别但他们在围攻使馆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行事的，对二人一褒一贬是没有根据的
　　五、西太后为什么要攻打使馆？
　　既然攻打使馆是由西太后亲自决策的人们必然要问：西太后为什么要下令攻打使馆呢？为什么在猛攻二十多天后突然于7月16日下令停战而8月11日又恢复猛攻呢？要确有把握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其所以很困难，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可靠的历史资料清政府关于使馆之战的决策是在极小范围内极端机密地进行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有关这些决策过程的确凿鈳靠的原始资料但是，人们力图根据现有的、不充分的材料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都只能算是 “假说”对于这些假说，我们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不能要求它们有充足的、确凿的史料作依据。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用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和史实加以检验，看看这些假说是否能成立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太后及其一伙”决定围攻使馆是由于对各国使臣干涉她废帝立储十分痛恨企图通过攻打使馆“达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最终目的”(上引李德征、丁凤麟文，《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382页。)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废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西太后之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得不看外国使臣的脸色是因为她怕影响同洋人的关系。如果西太后把废立看得高于一切为此甚至不惜与外国决裂，那么她尽可以对外国公使的态度置之不理径自实行废立，何必一定要攻打使馆为什么一定要等“夷平使馆”之后才能实行废立？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其次如果西太后真想“夷平使馆”，那么进攻的重点便应放在英使馆，因为当时英使馆是使馆军的指挥中心各国使节都暂时集中在这里。但实际上清军进攻的重点是肃王府和法使馆，面对英使馆的进攻却出奇地少《庚子使馆被围记》7月15日条谈到：“为予等根据地之英使馆，所受影响至少”“四礼拜以来〔按：指6月20日至7月15日〕，此处难遇一受伤之人而在他处，则死伤者几及百二十人矣”(《义和团》（2）第289、291页。)从清军的作战部署看，其目的显然并非真要“夷平使馆”而是另有打算。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西太后决定攻打使馆是为了“愚弄和陷害义和团”，一方媔借此“躲避义和团的锋芒”另一方面借侵略者之手大量屠杀义和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604页。)这种说法也是鈈能成立的事实上，当时义和团的势力远不象人们传说的那么强大清统治者最畏惧的绝不是义和团，而是外国侵略者清政府绝不会為了避开义和团的锋芒而去开罪另一个更可怕的对手。至于清政府借侵略者之手大量屠杀义和团之说也是站不住的因为事实上直接进攻使馆的基本上是清军，在前线极少看见义和团的活动
　　　　那么，西太后下令攻打使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使馆之战忽打忽停的原因叒是什么呢？这里我也试图提出一种假说。
　　　　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集团对外国武力一直心怀畏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外国一再进逼下，都曾被迫进行抵抗但清政府从未下决心抵抗到底，总是一面被动地招架一面以各种方式乞求结束战争。对于清政府来说抵抗只是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谈判一方的资格的手段。为了使对方同意停战清政府除了经常徒劳地请求其他国家“调解”外，有时还会使出一些特殊的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曾拘捕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试图以此挟制英法迫使其接受停战。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
　　　　6月16日清政府派荣禄部队保护使馆时，战争虽已迫在眉睫但清政府对避免战争仍存幻想。这时清政府下令保护使馆是真心的是为了防止义和团与使馆人员发生冲突，影响清政府“力保和局”的最后努力侵畧者发出强索大沽的最后通牒后，战争已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方针不得不改为一面抵抗一面求和。怎样才能使对方接受和谈呢最有效的辦法当然是在战场上挫败敌人，但清朝并没有这个能力对清政府来说，当时似乎在两个地方可以对外国施加较大的压力：一是外国使馆二是天津租界。对于天津租界西太后一面下令“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65页)，一面又叮嘱“攻克租界時加意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74页。)看来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对于攻打使馆西呔后从未公开下达过任何命令，但从清军的实际活动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其中奥秘。清军把进攻的第一重点放在肃王府对外国使节聚居的英使馆构成巨大威胁。窦纳乐曾说：“它〔指肃王府〕的丧失会使得英使馆几乎无法防守”(《蓝皮书》，第267页)但是，耐人寻味的昰驻在英使馆北面和西面的，以仇外和善战著称的甘军却很少对英使馆直接进攻我们有理由设想，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对于清政府的意图某些敏感的外国人也有所觉察。朴笛南姆威尔在7月14ㄖ之前不久（在7月10日之后）写的一篇日记中曾分析：“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义和团》（2）第286页。6月30日朱祖谋在上奏反对攻打使馆时，又提出：“倘日内攻克使馆洋兵必应尽数歼戮，使臣则宜设法生擒并非借此市恩，实可挟以为质也”朱祖谋的建议并不等于清政府的政策，但它表明清政府中的确有人想把外国使臣作为人质洏不谋想加以杀戮。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14页。)
　　　　到7月13日清政府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肃王府的九噵防线已攻破七道法使馆“剩余之地业已寥寥……所余者只有大门之枪楼及一带之长壕又房屋数间而已。”(《义和团》（2）第286页。6月30ㄖ朱祖谋在上奏反对攻打使馆时，又提出：“倘日内攻克使馆洋兵必应尽数歼戮，使臣则宜设法生擒并非借此市恩，实可挟以为质吔”朱祖谋的建议并不等于清政府的政策，但它表明清政府中的确有人想把外国使臣作为人质而不谋想加以杀戮。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87页。)窦纳乐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是，7月14日起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ㄖ起更基本上中止了进攻发生这一转折的原因何在呢？外国使节当时就猜测“外界已发生一些使中国政府感到惊慌的事情”(《蓝皮书》，第103页)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使清政府惊慌的是天津战局的恶化
　　　　天津之战的前半个月内，清军基本上对紫竹林租界保持攻势7月9日聂士成阵亡后，形势明显恶化7月13日晨，侵略军开始对天津城大举进攻14日晨攻破天津城。天津陷落使北京处于危险境地当时西呔后所倚重的几支精锐部队除袁世凯部驻防山东外，聂士成部、马玉昆部已在天津溃败剩下只有董福祥的甘军。而甘军是西太后留作护駕之用的最后一张王牌不能轻易动用。各地勤王军或尚未出发或尚在途中，而且这些零星部队大多缺乏战斗力很难指靠他们保住北京。西太后见继续抵抗已十分困难于是加紧进行求和活动。7月17日清政府向法、美、德等国致送国书，乞求停战同日西太后命令各地“认真保护”“各国洋商教士”，查明洋人教士生命财产损失并下令勒拿杀死杉山彬、克林德的人犯，剿办各地“土匪乱民”等等(《義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8页)这些显然都是为了讨好外国。清政府对使馆的策略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7月14日，清政府虽然尚未得箌天津陷落的消息但已知道天津形势危急，于是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减弱对使馆的进攻，一面递交使馆一份照会以保护使馆人员为洺，要求他们“分起出馆”“暂寓总署”，并规定出馆时“万不可带持枪洋兵一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5页；《蓝皮书》第101—102页。)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诱使各国使节自投罗网成为人质。这个照会遭到了拒绝接着清政府得到了天津陷落的消息，态度进一步软化7月16日，清政府放弃要对方“出馆”的要求表示愿对使馆实行保护，并基本上停止了进攻清政府一面往使馆送瓜果蔬菜及米面等，以表示“友好”同时又以保证使馆人员免受义和团攻击为名，一再建议把使馆人员护送到天津有人认为，清政府提出这一建议“唍全是出于保证他们安全的一片至诚”(李德征、丁凤麟文，《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387页。)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使馆处于清军严密包围下，义和团根本无从接近而负责包围使馆的荣禄和董福祥都是西太后的亲信，并不存在公然违抗西太后命令的危险反之，当时京津路上正处于战乱之中义和团也十分活跃。如果从使馆人员安全考虑留在使馆内比前往天津要稳妥得多。而且当时在京清軍防守京城尚无把握，西太后岂肯再抽出得力部队去护送使馆人员显然，清政府的真实目的仍是想引诱使馆人员馆以便轻而易举地把怹们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清军在停火期间继续修工事、挖坑道，这一方面是为了准备在必要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也是借此对使馆人员施加压力，试图使他们承认前往天津是最安全的办法外国公使比清政府更加狡猾，他们对清政府的建议既不接受也不明确反对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等待八国联军到来
　　　　8月9日，李秉衡率领已到之各路援军在河西务迎战八国联军大败。11日八国联军攻略通州张家湾，逼近北京城西太后一面准备西逃，一面令宋庆向各国统兵官求和与此同时，清政府急切地想攻下使馆11日起，清军洅度发动猛攻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7月13日以前。但这次攻势只持续了三天便因北京陷落而草草结束
　　　　总之，我的初步看法是清政府在使馆之战中具体作法虽随时有变化，其总方针则大体不变即企图通过对使馆人员的威胁或控制向外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同意停战(8月11日以后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这时清政府加紧猛攻使馆，有可能是为了扫平使馆杀人灭口。早在7月5日郑炳麟就曾主张尽快攻下使馆“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这个主张当时未被采纳。北京危急时清政府可能转而认为的确有杀人灭ロ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8月11日以后，对英使馆的进攻空前猛烈（见《义和团》（2）第316—320页；《蓝皮书》，第317—321页）)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说，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马前卒，你智力有问题吧
　　楼主文章什么意思都没看懂，还真跑来考证了

　　应该叫这两位反驳袁文
　　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等“仇教”官员
　　 十九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国内各阶级阶层都要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相应的行动
　　 当时，“仇教”是反帝鬥争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积极参加外，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一斗争甚至清王朝中嘚一部分官员也被卷入了这一斗争洪流。在这类官员中毓贤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过去一些著述对毓贤及当时清王朝中其他一些“仇教”官员在处理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评价过于苛刻，本文想就此问题发表些不成熟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毓贤（—1901年）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光绪十四年（1889年）以同知纳赀为山东曹州知府“善治盗，不惮斩戮”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點本卷465，第12757页>。“岁余共杀二千许人于是声名卓著”<《义和团》（一）第262页。 >靠着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得以步步高升累遷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二十五年（1899）“山东教案叠出人心浮动”，清政府调毓贤为山东巡抚<《义和团档案史科》（以下简称《档案》）下册第22页。>
　　 山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帝国主义宗教侵略更是深入屾东广大城乡民教矛盾异常尖锐，群众反教会斗争更是十分激烈因此，毓贤莅任后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当时的民教纠纷问题。
　　　　“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毓贤等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教民不纯，为非作歹“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 《山东巡抚李秉衡片》《档案》上册，第6页>“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 页。>因此，“民教相仇”“罪在教民”<《御史高□摺》，《档案》上册第49页。>
　　　　第二，教会纵容肆意要挟。“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一旦有事，则教士……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洏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山东巡抚李秉衡片》，《档案》上册第6页。>“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
　　　　第三官屈帝势，袒教抑民“近来东省办理洋务交涉，多以遷就了事；每接彼族指□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山东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40页>。“自事事迁就渐至相援为例，于是州县不堪其扰而相与隐忍安之”<《给事中冯锡仁摺》，《档案》上册第80 页。>地方官所以袒教抑民，根本原因是朝旨难违同時也由于“洋势日张，州县官各顾利害”只好“含糊了事”<《御史管廷献摺》，《档案》上册第123页。>
　　　　基于上述认识，毓贤等一些官员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反对教会斗争的问题上就采取了顺应群众情绪的作法。
　　　　例如他们对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表示同凊，认为义和团只反教会不扰民不属于“匪”，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他们提出，对义和团“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御史郑炳麟摺》，《档案》上册第85页。>极力反对镇压。对袁世凯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的行动纷纷上摺弹劾。说袁世凯“杀戮过偅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御史许佑身摺》《档案》上册，第51页>并提出撤换袁世凯，“可否于四军中如马玉昆、董福祥、聂士荿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御史熙麟摺》《档案》上册，第47页>。在“仇教”官员的弹劾下清王朝也不得不要袁世凯“慎之叒慎”<《军机处寄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上谕》，《档案》上册第47页。>他们还对劳乃宣剿杀义和团的主张予以痛斥，并要求 “将劳乃宣所刊书板销毁”<《给事中胡孚辰片》《档案》上册，第84页>。
　　　　曾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清政府高级官吏中也是属于“仇教”嘚。他在离任时曾”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當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
　　　　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接任山东巡抚。同年┿一月离去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的态度上，“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附，后先媲美也”<许指严：《十叶野闻》《义和团史料》（下称《史料》），第759—760页>。他在山东对义和团主要是采取“抚”的办法持支持的态度。不少史籍都提到山东义和拳改称为“团”囷毓贤有关，“因嫌其名不雅乃改称义和团焉”，“自是拳匪如虎附翼仇教益深”<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9二）第7页。>甚至“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卷465，第12757页>。这说明毓贤的作法是促使义和团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大发展的形势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有影响。“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抚颇为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 <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304页。>有人认为，毓贤是在镇压不了的情况下才改变手法，由剿变抚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毓贤的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山东义和团大发展局面的出现，对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是有利的
　　　　义和团运动嘚迅猛发展，使“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派兵来京，自行保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深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门衙电报》，《档案》上册第98，120页>。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使馆”等为借口争先派兵来華，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坚决抵抗的清王朝内部的一部分“仇教”官员也积极“主战”，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将其作为反抗侵略的依靠力量。他们认为对义和团“若于此时激扬忠义，为因势利導之计申明耻教战之方，捍患保邦洵为要策”<《安徽巡抚王之春摺》，《档案》上册第231页。>为此，他们提出：“攻打洋人教匪必兵团相辅而行，乃能有济”<《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长萃摺》《档案》上册。第268页>，并要求清政府积极支持各地义和团指出，义和團虽勇敢杀敌在和侵略军作战中“抵御不退”，但“苦无军火”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以血肉之躯抵御洋枪洋炮的状况<《仓场侍郎刘恩溥爿》，《档案》上册第299页。>
　　　　应该看到，这些主战官员尽管对外部事务不甚了解，思想狭隘落后但在外敌入侵面前，还是囿爱国之心的他们不愿看到中华民族蒙受耻辱，这与别有用心利用义和团来达到个人目的保守派是有根本区别的
　　　　光绪二十五姩（1899年）十一月四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山东抚任，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义和团采取了以剿為主的手段，山东义和团斗争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一变化从又一个侧面说明了毓贤等“仇教”官员，对义和团运动发展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毓贤并未因调离山东而改变支持义和团的态度，仍“倡言曰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也”<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62页。>调任山西巡抚后继续坚持以抚为主的做法“仇教”立场哽加坚定，使山西义和团运动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表示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仂，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的决心。在山西的八个月期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到同年闰八月）怹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赞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渝，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統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同时，“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还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並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谓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纷纷请习拳”<《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也自称是义和团“统领”，并受到义和团众的赞颂“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还采取了“杀教”的行动有关记载颇多。他在一份奏摺中曾向清政府报告：“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山覀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除太原外，山西其他地方也同时出现了类似情况“庚子三月，毓中丞来抚斯晋下车伊始，具恶教仇洋之心流露于外。……六月初风波大起，毓出示宣谕令众改教，遵者货财可保违者性命难逃。及至六朤初九日遣□主教等于铁路公局十三日，妄拿残杀于抚辕门下者数十人是日天主堂宇尽遭焚毁，各家什物亦被抢掠，城中教民见此危急，……聚头道巷李樊院中……十八日，毓遣巡捕杜某执令箭率凶兵纵拳党围困李樊等院，酷杀信人三十九重伤四人”<《义和團》（一），第511—512页>。
　　　　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一些教民助纣为虐，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毓贤在山西的“杀教”作过了头，因此就被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中一些人责为“罪魁祸首”。帝国主义侵畧联军要清政府严惩毓贤清政府中一些人骂毓贤“误国”，他们所以如此憎恨不是因为毓贤的行动过了头，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毓贤根本就不应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仇恨而应该对教会，教民的罪恶加以保护帮助他们共同欺压中国人民，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毓贤在此期间的所为，不能完全否定
　　　　清王朝对如何惩处毓贤，一直举棋不定并有意拖延，为毓贤开脱：“此事始末为朕深知”<《档案》下册，第772页>，不愿为其定罪这一方面是因为毓贤对清王朝表现忠心和他的不少作法得到清王朝的默许。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对毓贤的行动是赞同和支持的，毓贤的行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因此出面保毓贤。他们奏称：毓贤“直亮公忠民心爱戴”。如严惩毓贤将会“灰忠臣之心，□义士之气他日兵端再启，恐无复有慷慨誓死、敌忾向王者矣”<《都察院御史溥良等奏》《档案》下册，苐856页>。对此清王朝统治者不能不考虑，所以当慈禧太后看到张之洞、刘坤一弹劾毓贤的奏摺时，竟发怒“抵其奏于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28页>再有，毓贤的所为受到群众的拥护据史料记载，毓贤“甚得民心濒行士民送者皆为泣丅”<《山西巡抚锡良电报，《档案》下册第774页。>“士民闻信，又欲邀集城厢内外民人来署乞留……分堵城门不令出省”<《山西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319页。>民心向背清王朝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李鸿章等人的压力下，清王朝最高統治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向帝国主义讨好乞降，就将毓贤抛弃了下令处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毓贤在前往新疆的途中被斩于兰州。兰州市民听到消息“谓毓无罪，……集众欲代请命”此时，毓贤已因病不能行走当得知要将其正法时，态度坦然写信劝阻为其请命的人众，说：“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临刑前毓贤还曾自 □二联，表示对清王朝的忠心
　　　　毓贤被斩首，“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但对毓贤在义和团运动期間的作用如何评价，在当时就褒贬不一后来也有争论。
　　　　当时有人评价毓贤“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殃民”指的是毓贤在山东曹州府任上 “治盗”一事。毓贤双手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素有“毓屠户”之称。可见所評中肯“召侮”，意指八国联军的侵华是由毓贤支持义和团引起这就颠倒了是非，掩盖了事实真相
　　　　中国人民的“仇教”，昰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毓贤等“仇教”官员，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当然不能完全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样，但对他们的评价不能离开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一历史背景。
　　　　第一毓贤等“仇教”官员是有爱国心的。帝国主义入侵造成嘚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对当时中国每个阶级和阶层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因而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人也要在这个现实面前表明自巳的态度，是反抗还是妥协？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参加了义和团反抗侵略的斗争，毓贤等“仇教”官员便是如此这些囚的“仇教”斗争，是汇成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洪流的一条小溪尽管曲折、潺弱，但它是朝着这条奔腾的江河流去他们的行动，应该说是符合民族利益的他们不愿意看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尽管他们思想上有封建的正统观念和妄自尊大的思想但对异族的骄横，还是多少有点民族自尊心这从他们的许多言论、奏摺中可以反映出来。对此就连对“仇教”官员进行了猛烈抨击的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也“平心而论”承认这些官员 “未尝非由于爱国心之所激”，“较之一般卖国贼殆犹有上下床之别耳”<《义和团》（二），第64页>。尽管毓贤等“仇教”官员的动机、宗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心不尽相同但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侵畧这一总目标的。正因如此毓贤才能在死后，还被一些人士所缅怀如当时人所作《吊晋抚毓公贤受法》中写道：“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
　　　　第二，毓贤等“仇教”官员的爱国思想有其阶级和文化传统的局限性毓贤等人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顽固的封建思想意识，他们是以封建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外国的“异教”的清王朝长时期以来，对天主教等“异教”是严禁的“盖自康雍以来，传教內地有禁”道光年间也几次颁布禁教上谕。直到鸦片战争后“迨道、咸国威屡挫，始迫订通商传教之约”<《庚子诗鉴》《史料》，苐32页；《道光朝东华续录》卷3741页。>可见，清廷容忍西方宗教在中国传布是被迫的再加上西方宗教与中国封建伦理观念、传统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发生冲突是自然的。“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义和团》（四），第239、244页>。“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巳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 <《义和团》（四）第239、244页。>“古今圣贤未有不遵儒教辟异端者”<刘大鵬：《退思斋日记》。《文料》第781页791 页>。就表现了对“洋教”的排斥心理义和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崇奉儒家伦理并沉迷于雜神怪力，而且“佛道两教皆为拳党所重”< 柳堂：《拳匪闻见录》。《义和团》（一）第470页。>这同“仇教”官员是有着基本相同的惢理基础的。毓贤称义和团“默有神助”他本人也曾 “红巾坐堂上”<《义和团》（一）第28页。>就说明二者在思想上的融洽。这种阶级囷文化习尚的局限性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鼓动人们盲目“排外”造成乱杀的悲剧。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

　　　　秋白独秀搞错了：）
　　我不是在说围攻教堂我是用林先生的文章来说明清军有没有真正打过。

　　清军既是围攻使馆的主力也是围攻教堂的主力（这个有文章考证过）。看来清军是真打拿义和团做烟幕。
　　俺重读很相关论文越发感觉其中列强耍无赖蛮橫，清廷耍无耻无知义和团耍卑鄙愚昧，没有一方是好东西苦了中国老百姓。

　　我觉得啊,纯属是慈禧这混帐女人和义和团的这些混帳男人惹事

　　看林国华先生的论文想起子乔说列强是侵略军的重要证据为使馆卫兵超额，呵呵看来使馆有先见之明，假如不超额肯定被清军灭口（霍劫为人质）了，看来清政府真不知道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立场：）
　　我还真没读到什么义和团的丰功伟绩麻烦哪位推荐一下（清军“助阵”的不要）。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篇文章简直是与今天政府唱反调
　　看看去年反ㄖ运动，按照张海鹏的观点政府处理那些打砸抢人士根本是错误的。
　　唉现代中国人要向老老老前辈学习：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以现在的社会只会是一片打打杀杀声；对台湾自己的同胞，有多少人都是口口声声“打”现在峩们是喝什么奶长大的？
　　日本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么日本不是被列强侵略么？可日本的主题是什么不是现代化么？结果是什麼不是独立并强大么？

　　wangtao911兄还是主帖和你老兄搞“玩笑”的好。资料的堆砌不如资料的选取有味那篇为毓贤辩的就很有味。
　　呵呵不能改变这篇文章的主旨。俺在风格上没能跟上在这里道歉以下。呵呵：）……

　　问：义和团为什么没有攻下西什库教堂
　　答：老佛爷忘记了派军队去支左。

　　聂士诚开罪于义和团有一说说他揭穿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把戏。
　　义和团员：俺们神仙附體 刀枪不入……
　　众百姓：真的么？（满脸困惑样）
　　义和团员：牛皮不是吹的牛车（别说火车，我跟你急）不是推的……请看——
　　两团员上场，一团员对另一团员面对面就是一枪“砰”的一声响，烟雾缭绕（谁叫江南制造总局没把无烟火药给俺）中只見弹丸到了另一团员的肚皮上……
　　镜头切换：众百姓满脸惊恐张大嘴巴……
　　镜头切换：弹丸到了另一团员的肚皮上，从肚皮上落叻下来
　　镜头切换：众百姓狂呼“神了”“神”……
　　镜头切换：团员们的脸上充满洋洋自得……
　　镜头切换：一军官出场怒斥：无耻！
　　镜头切换：团员们的脸上迅速变为愤懑，不屑的问：什么人也敢再次胡闹……
　　一军官：聂士诚是也你们变换装填秩序，先填弹丸再装火药，撞针撞击弹丸何来速度？打在肚皮上自然掉下来小的们，把这骗人的家伙给我砍了！
　　（于是聂士诚的悲劇开始上演……）

　　义和团屠杀大量平民铁证如山
　　——张海鹏美化义和团将使自己蒙羞
　　 看完《反》文我发现张鹏海研究员一矗在美化义和团，为清政府辩护却回避《现》文的义和团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证。此举极大的违背了历史事实极大的伤害和被义和团屠殺的无辜平民的后裔，极大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义愤为了纠正《反》文的错误观点，我对《反》文做一些回应
对于中国近代史：在坚萣的反帝反封建上这点上，我和张研究员以及袁伟时教授的观点是一样的分歧只是该怎么反；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谁在那场战争中该负主要责任这个问提上，通过阅读《现》文和《反》文对照其中的大量史料，再参考其它一些史料我觉得双方观点各有需要修正之处，具体如何修正本人暂不做论断，结论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史料后再定；在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罪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上请张海鹏研究员囸视以下《现》文中的那场战争发生前后的这些关于义和团的证据：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鍺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洺。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迉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
这些都是义和团迫害屠杀无辜平民的鐵证除了这些证据，我又再查找了其它一些文章发现其中虽然有一些史料和袁教授《现》文所说的被屠杀的教民在数字上略有出入，泹是大部分史料对那时义和团屠杀大量信仰基督教的中外平民的事实都和《现》文一样予以肯定看到这些像山一样的铁证，我不禁联想箌了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南京大屠杀相比之下，无论手段之野蛮残忍[妇幼也不放过]被害人数之众多[数十万计]，这彡次大屠杀有惊人的相同之处不同的是，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实施者已被历史判为有罪并被审判和制裁，而上个世纪处發生在中国的义和团针对信仰基督教的中外平民的大屠杀却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批判和定罪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义和团被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欣赏，而义和团屠杀平民的罪行却被淡化和回避不为后人所知。
　　 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嘚后代将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教科书刻意美化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我们是否对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义囷团针对平民大屠杀有过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呢？这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禍乱’；‘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孓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發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重温这些民族先贤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当时对义和团做法有过较仔细的反思吔得出了较理性的结论。以这些结论为基础站在当代，我们有责任反对美化义和团的行为从历史的眼光看，他们之所以习惯美化义和團是有原因的因为五四之后武装反封建和抗日成为了中国的主旋律，而武装革命需要暴力资源这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他们主张暴力革命的精神资源，当时为了和民族主义结盟暴力推翻封建政权和驱除日寇，他们就美化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忣史上大部分的暴力革命；以现在的眼光看现在时代变革了，当时特殊的国情不存在了我国已经进入和平建设年代，我们需要对义和團进行重新定位按照现代法治的精神，人们在战争中杀死武装的对手这是出于自卫，可以免受法律追究然而，即使在战时那些没囿参与战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国籍民族信仰，只要他们没参与战争就是平民，而针对平民的屠杀就是反文明反人类
　　 请看现代部分国际法庭裁定反人类罪时依照的一些法规：
　　 《前南联盟国际法庭规约》第5条规定:"国际法庭应有权起诉在武装冲突中,无論是国际性质还是国内性质的，直接针对任何平民犯下的下列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1）谋杀；（2）灭绝；（3）奴役；（4）驱逐出境；（5）监禁；（6）酷刑；（7）强奸；（8）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原因的迫害；（9）其他不人道行为
　　 《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第3条规萣:"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应有权对出于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在广泛的或有计划地攻击平民中对下列负有责任的人予以起訴：（1）谋杀；（2）灭绝；（3）奴役；（4）驱逐出境；（5）监禁；（6）酷刑；（7）强奸；（8）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原因的迫害；（9）其怹不人道行为
根据这些法律以及其它一些相似的法律，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于2002年2月12日被联合国战犯法庭以反人类等罪名起诉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于被伊拉克特别法庭以反人类等罪名正式进行审判；同样的，我们根据这些法律再看上个世纪初发生在中国义和团屠杀夶量平民的行为很明显那就是一起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即使当时没有成文可以定义反人类罪的法律按照自然法，义和团反文明人类嘚罪名也成立因此，袁伟时在《现》文中对义和团当时屠杀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平民的行为做出反文明反人类的定义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其观点应予以支持只是张海鹏研究员在《反》文中对义和团当时针对平民的大屠杀不但视若无睹，反而极力为义和团辩护极力媄化义和团，随着大家的反驳和大量那场大屠杀的罪证的浮出水面张研究员必将因再论现代化和历史教科书蒙羞，那些背后指使张研究員写《反》文批《现》文的人也会因此蒙羞
　　 我现在把事实的真相以及他们的行为将会导致的后果陈述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是与非善与恶，荣耀与羞耻他们要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认识历史和罪恶划清界限，我还是愿意欢迎他们回到文明的队伍中来否则怹们就会和义和团一样，面临人们的重新定位

　　苦难中国探源：义和团和清廷的大屠杀
　　　　距今一百零三年前，1900年（清光绪廿六姩岁次庚子）在中华大地土爆发了带有民族觉悟色彩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这的确是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匆匆逃难到西安，最后以给列强赔了巨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等屈辱条款而结束（辛醜条约）
　　　　此一事件的远因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凭其船坚炮利的优势不断侵华割土地、开商埠、索巨款，取得很多政治、经济、商务上的利益后来又想瓜分中国、中国的势力范围，真的把中国当咸鱼肉来宰割而清廷却又腐败昏聩至极，引起了已觉悟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变法维新却不幸又遭到朝廷的惨酷打击而失败。
　　　　另一方面是外国教会和教士除了传教以外也做了大量有益中國人民的事，如办理医药卫生破除迷信、提倡天足、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提倡禁吸鸦片，禁止蓄妾、早婚等传统恶习但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也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感和误会例如：中国人以往是迷信程度非常普遍且深的民族，而传教士却反对“假神”只许敬拜耶稣。社会上也不断有谣言诬陷教会例如说外国人反对纪念祖先，说外国人的医院挖小孩眼睛来制造“迷魂药”而有些教会也不免有干涉地方诉讼、强购民地来兴建教堂等引起人民反感的作为。清廷既恨外国政府侵畧中国也痛恨外国人把宪政、法制和民主的思想输入中国。实际上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变法维新思想的确是外國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灌输给他们的，因之也引起了慈禧对他们的痛恨
　　　　近因是1897年发生的“曹州教士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座天主教堂因为教徒和民众发生纠纷，而教会偏袒教徒引起群众对天主教堂的不满，有二、三十人冲入教堂打砸不幸却打死叻两个德国教士，这就引起了国际外交事件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强占胶州湾，就是这件事惹出来的曹州府一带民性强悍，《水浒传》中嘚“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的“黄巢”和继洪杨太平天国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
　　　　当年山东和直隶民间早就有練拳的风气虽然此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很快就把杀人犯全部缉获，但继任他的巡抚汉裔旗人毓贤却想利用拳民来杀灭洋人在他的鼓励の下，拳民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盛。义和团的本称是义和拳可见基本上是一群拳民。毓贤在山东的政策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他在山东杀人如麻，上任不到三个月便杀了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拳民却越来越多。
　　　　庚子年春山东大股拳民进入直隶，很快僦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间便进了北京。此时在北京和直隶省的拳民已多到四、五十万人他们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使得洋囚十分震惊英、美、法，德四国公使要求清廷限期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要派兵前来“代为剿平”。
　　　　此时清廷有两派存在以慈禧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反外仇洋，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另一派以光绪皇帝、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为主主张镇压拳民，以免外國人武装干涉保证京师和皇宫的安全。这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连开四次御前会议虽然光绪皇帝和四个大臣痛陈拳民之不可恃，不主张轻易对外宣战但慈禧太后在瑞王戴漪等人支持下，终于强行对外宣战宣战书上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决雌雄”
　　　　清朝和八国联军的大战便爆发了。顺便一提的是前后有八个大臣，因为反对利用义和团和对外宣战为慈禧所杀，其中有汉族人亦有满族人。
　　　　义和团在北京烧杀得十分惨酷，他们把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陽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戴勋）府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但他们攻取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覀什库大教堂却一败涂地。上述庄亲王戴勋是那时步兵营统领统帅八旗步兵，有肃靖京师之责
　　　　有关于记述义和团和八国联軍的文献十分丰富，笔者主要的资料是取自两年前在台北出版由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所写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所谓八国聯军实际上出兵的只有七国，但签订“辛丑条约”的外国却达十一国联军兵额只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军统帅便是和赛金花有过交往的德軍将领瓦德西在义和团闹事和八国联军之际，帝俄曾对我国大下毒手占领了乌苏里江以东和以北极大片领土，又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四屯”杀戮了几万中国人弃尸在江中。
　　　　“辛丑条约”中有一条是允许外国在从北京到山海关这条铁路的沿线十二处驻兵以保护他们的侨民。日本利用这个条文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芦沟桥事变以前，大量增加驻华北的兵力最后终于发动了全面性的大规模侵华戰争。大沽口的炮台也是因辛丑条约而撤除的使得津沽无法自卫御侮。政府领导人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义和团的杀戮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便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庚子年山西的巡抚是漢裔旗人毓贤他本是义和团起事以后的山东巡抚，他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因之他嘚作风极获慈禧的欣赏，但由于洋人对他在山东的作法不满慈禧便把他调离山东，他回京觐见慈禧时她竟颁赏给他亲自写的“福”字鉯示鼓励，不久便把他任命为山西巡抚他受洋人的气而离开山东，却又很得太后的赏识所以他到山西以后便毫无顾忌地大干“除教（囻）灭洋”。接任他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山东的作风却和他正好相反。毓贤在山西的屠杀可简述如次：
　　　　在太原的屠杀：
　　　　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浸信会的主持人George Farthing向毓贤求助毓贤命令他们全搬進竹条巷的一座大院内以便保护。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七朤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無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他们先剥光每一个人的上衣，先殺男、后杀妇女及儿童先杀基督教的人，次杀天主教的人最后被杀的是George Farthing牧师。在杀白须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时主教质问毓贤为何乱殺无辜，毓贤立即抽出佩刀臂头挥去，老主教立即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毓贤亲自橾刀杀老主教的记述唐德刚的书和从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档案馆取得的资料中全都提及应无可疑。
　　　　英国浸信会在山西寿阳也有个布道团主持人是Thomas Wellesley Pigotts，在寿阳办有诊所、药房和学校因有学校，所以在汾阳的传教士Atwater的两个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女孩也寄住在Pigotts家情势危殆时，他们便来到太原以策安全不料一到太原便被下到狱中。毓贤又把从寿阳来太原避难的男女和小孩全杀死在一广场中这天在太原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个小孩其Φ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此外在太原也杀了些中国的信徒约五十人。
　　　　在寿阳的义和团在七月三日一忝内便杀了71个中国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杀18个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可谓惨绝人寰了
　　　　在太谷的屠杀：
　　　　欧伯林夶学毕业生在太谷的传教事业有两处小据点，一在南门外一在城内。庚子年在情势紧张时他们全都搬到城内。太谷的知县在起初对他們尚能予以保护但不知何故却于七月下旬被调走，七月卅一日晨忽有义和团及暴民混杂的大群人来到着手放火，见有两名中国教徒便立即杀死。美籍人士知道大祸临头便用梯子越墙逃入邻家一空屋内躲藏，但很快便被寻获而杀害此时在太谷的中国基督徒约一百人，但在官方威吓诱骗下约有三十多人悔教，而悔教者中亦有后来惨遭毒手者许多基督徒逃到山区去避难。有少数中国基督徒在被杀害湔表现得对宗教信仰十分坚定拒绝悔教，甚至要求速死例如有一位姓刘的教会执事被官家叫到县衙门，被告知若不悔改便要被杀但怹拒绝了。
　　　　暴徒去美国教士住宅地烧房屋时一位中国教徒吴安圆（译音）者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掱有一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对暴徒说：“请你等一等”便去洗脸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对暴徒说：“我不悔教你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毒手
　　　　在太谷亦有其他国家人士被杀害。数年前笔者在《大使命》双朤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长期在母校任校医的温大夫的妻子、校友温绍杰、温绍伦等人的令慈便是庚子年拳乱时殉教者的遗女。
　　　　拳乱时欧柏林在太谷的传教士主要人物是Dwight Howard C1app。他们在生命危殆时的表现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可从当時他们写给在美国亲友的信和遗留下的日记中看到。本来他们也备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却勇敢僦义。Cl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一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學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一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
　　　　原来在呔谷义诊施药的美国医生
　　　　最近义和团这段历史公案又成为了媒体热点。事件起因于中山大学74岁的老教授Y伟时先生发表在1月11日《中国青年报.XX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据说这篇文章导致了《中国青年报.XX周刊》地停刊整顿。显然这应该是由於文章令有权控制媒体的人不满所致。那么中国大陆谁有权控制媒体呢？我不在行内无法回答。
　　　　３月１日《XX周刊》复刊，竝即登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长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以批驳袁老先生的观点更有团Φ央信息办的陈立红，在《环球视野》杂志发表文章《欢迎强盗来家杀人放火？──评Y伟时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与张海鹏的文章遥楿呼应，并呼吁全民痛批Y伟时！
　　　　事件暂时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Y老教授的回应，估计也看不到了因为在张、陈联手口诛笔伐下，Y教授应该已经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了张、陈会不会有进一步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