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关键词：孔子；《春秋》；先秦；史学批评；作者简介：阎静，女，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一种突；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左传》两次评论《春秋》，一次是在《成公十四年》；合而观之，这两段评论
摘 要：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y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关键词：孔子；《春秋》；先秦；史学批评
作者简介：阎静，女，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8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一种突出的现象，即每当一种有影响的历史撰述问世之后，往往会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与评论，从而客观上构成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要而言之，即一部史学名著推动了一个时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孔子《春秋》而展开，两汉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司马迁《史记》而展开。本文着眼于史学批评早期发展这一突出现象，通过集中梳理先秦时人关于孔子《春秋》的评论，以阐明孔子《春秋》与先秦史学批评的密切联系，并从这一密切联系中揭示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价值与突出地位。
一、《春秋》三传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促进先秦史学的兴起，同时也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萌生。首先在史学领域评论孔子《春秋》最为鲜明的，是与《春秋》有着密切联系的《左传》、《公羊传》和《?y梁传》1。
先来看《左传》怎样评《春秋》。《左传》是战国早期的私人历史撰述，是继孔子《春秋》之后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重要史书。它不仅在记事、体裁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春秋》，而且两次以“君子曰”的形式直接评论《春秋》，成为目前所见史书中最早的对《春秋》的评论。
《左传》两次评论《春秋》，一次是在《成公十四年》，一次是在《昭公三十一年》，其文依次如下：
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合而观之，这两段评论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春秋》的表述特点、记事原则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表述特点。《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分别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以及“婉而辨”。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微而显”，即“辞微而义显”[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或“文微而义著”[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所谓“志而晦”，“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婉而成章”，“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婉而辨”是指“辞婉而旨别”[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概而言之，《左传》所评《春秋》的表述特点着重点在于“微”、“晦”与“婉”三字，而前两者基本相通，主要肯定了《春秋》于简约文辞中所寄予的深意，即所谓微言大义。“婉”字主要讲到了《春秋》表达婉转、有所隐讳，却又旨意鲜明、顺理成章，其要义近于“微”与“晦”。从总体来看，《左传》指出了《春秋》在属辞、叙事以及表述上的特点和风格，它们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联系孔子作《春秋》时对于文辞的严肃与慎重，以及《春秋》在“属辞”上的严谨有序2，可以认为，《左传》对《春秋》表述特点的评论中肯而又深刻。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即《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评《春秋》“尽而不?@”。按杜预的注：“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曲。”[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据此可见，《左传》肯定了《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三，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明确肯定了《春秋》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分别是“惩恶而劝善”和“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所谓“惩恶而劝善”，亦即“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按杜预的注：“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上之人能使昭明”，据杜预的注：“上之人，谓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贱人所能。”[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左传》“君子曰”认为，《春秋》能够使在位者明治国之道，辨善恶是非，从而使善人得到鼓励，恶人有所畏惧。这实则论及《春秋》对于政治统治的借鉴意义。
再来看《公羊传》、《?y梁传》怎样评《春秋》。与《左传》以“君子曰”的史论形式直接评论《春秋》不同，《公羊传》和《?y梁传》作为解释《春秋》之书，它们把对《春秋》的评论寓于具体史事的解说之中，评论内容也比《左传》更为广泛，涉及《春秋》的体裁、记事原则、书法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体裁。二传在解说《春秋》记事之例的同时都讲到了《春秋》编年史的体裁特点。比如《公羊传?隐公六年》就《春秋》“秋七月”的记载作了如下解释：
《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这里，《公羊传》讲到《春秋》的记事之例，即当一个季（含三个月）过去，即使无事，也要记载下这个季的第一个月。这种记事之例反映了《春秋》编年记事的体裁特点，因为只有四季完备，才可以成为一年。又如《?y梁传?桓公元年》解释《春秋》“冬十月”的记载说：“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y梁传》指出《春秋》无事而书时的原因在于“不遗时也”，即不遗漏季节，因为《春秋》编年记事，只有春夏秋冬四时具备才可成为一年。另外，《?y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春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联系前述《春秋》编年的体裁，它实则说明了《春秋》按年、时、月、日记事的具体原则。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y梁传?桓公五年》解释《春秋》文“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说：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据杜预推算，甲戌为前年（即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为此年（即桓公五年）正月初六日[1]（《桓公五年》杜预注）。《?y梁传》认为，陈侯于甲戌日逃亡在外，己丑日才找到他。因为不知道他死亡的具体日期，所以《春秋》记载下甲戌和己丑两日即逃亡之日和寻获之日作为他的死期。结合这一具体事例，《?y梁传》指出《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特点，即对于可信的事情明确记载，对于可疑的事情则采取保留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信”还是“疑”，《春秋》都是如实记载。类似的评论，还见于《?y梁传?庄公七年》在解释某一史事时指出“《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同样评论了《春秋》如实记载的记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在解说中明确讲到“《春秋》之信史也”，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的最早记载。以上这些评论皆表明了孔子治史的严谨态度。关于孔子治史之慎，在《论语》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论语?为政》记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述而》记孔子讲：“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子路》记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等等。可以说，二传的评论与《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第三，关于《春秋》的书法。书法是指记事的方法，尤指记事的原则。《公羊传》和《?y梁传》说明和阐发《春秋》书法的内容很多，如《公羊传》中的《桓公四年》、《桓公八年》和《桓公十四年》所讲《春秋》“常事不书”；《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所讲“《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公羊传?哀公三年》所讲“《春秋》见者不复见也”；《?y梁传?桓公二年》所讲“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即《春秋》按例先记载地位尊贵的人，再记载地位卑微的人；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二传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书法。
《公羊传》和《?y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都明确提及《春秋》“三讳”的特点，如“《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3]（《成公九年》），即为尊贵的人隐讳耻辱，为贤明的人隐讳过失，为亲近的人隐讳缺点，这又具体涉及《春秋》“三讳”的内容与区别。除了这种对《春秋》“三讳”书法的总体说明，二传更多地则表现为具体解说《春秋》的某一种隐讳书法，这里试举例加以诠释。
关于“为尊者讳”。所谓“尊者”，主要是指周天子。如《?y梁传?成公元年》就《春秋》“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的记载解释说：“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y梁传》认为周天子的军队被晋军打败，对此《春秋》书王师败而不书与谁战，是为尊者隐讳。因为没有人敢和周天子为敌，所以《春秋》需为尊者隐讳与他为敌的人而不隐讳他的失败。至于“莫之敢敌”的原因，汉时学人指出：“《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4]（卷八，《世务》）
关于“为贤者讳”。所谓“贤者”，既包括贤明的诸侯国君，也包括贤能的臣子。为贤君讳如《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就《春秋》“夏，灭项”的记载解释说：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对于此事，《?y梁传》的解释基本同于《公羊传》，都指出了因齐桓公有继绝存亡之功，是为贤者，所以《春秋》为贤者讳，故而不明书齐国灭项。为贤臣讳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解释《春秋》“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说：“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这里，《公羊传》以叔武让国为贤，故而《春秋》为其讳而不书其名。
关于“为亲者讳”。所谓“亲者”，主要针对鲁国而言，类似的讲法还有“为内讳也”、“内大恶讳”等。比如鲁国战败，则讳不言败。《?y梁传?桓公十年》就《春秋》“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的记载解释说：“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y梁传》指出，对于鲁国而言，称作战则表示战败。这里《春秋》不称鲁桓公以及鲁国，皆是因为鲁国战败的缘故，故而为鲁国隐讳。对此，《公羊传》的解释基本同于《?y梁传》。前述《?y梁传?成公元年》讲到了为尊者讳敌不讳败的史事，这里所讲正是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之例，也正是《?y梁传?成公元年》所阐发的“为尊者讳”与“为亲者讳”的区别。又如对于鲁国的不义之举，则为之隐讳。《公羊传?哀公七年》解释《春秋》“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的记载说：“邾娄子益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内大恶讳也。”这里，《公羊传》认为，鲁哀公俘获邾娄国的国君益是大恶的行为，故而《春秋》不言其获，从而为鲁国隐讳。
可以看出，《公羊传》和《?y梁传》对《春秋》书法的解释，包含了一定的评论成分。不论其所评是否完全符合《春秋》之本意，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二传对《春秋》书法的认识，也给后人理解《春秋》、评论《春秋》提供了参考。
第四，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明确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从整个时代、社会的层面肯定了《春秋》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此外，《公羊传》和《?y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往往会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有的可看作二传对于《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如《?y梁传?隐公四年》所提到的“《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即诸侯应当传位给嫡长子，而不是传位给贤明的人，这实则阐发了《春秋》关于君位继承制度的宗法思想。又如《?y梁传?昭公四年》所讲：“《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这实际阐发了《春秋》的治国主张，其内在之意是强调执政者的表率作用。《公羊传》和《?y梁传》对《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主要反映了二传自身的认识，至于这些评论是否符合《春秋》的原旨，则要作具体的辨析和全面的看待。
史学领域中除了《春秋》三传评《春秋》外，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重要代表之一《战国策》，虽较少涉及对《春秋》的直接评论，然文中仍有涉及《春秋》之语。比如《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一事，吕仓任相之后遭众人非议，故而他推荐一个说客向周文君进言说明“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的道理，说客如此讲道：
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5]（卷一，《东周策》）
这里，说客一方面列举宋国子罕和齐国管仲的事例，说明忠臣让赞美归于君主，让诽谤归于自己。另一方面，以《春秋》所记史事作为一种历史依据，用以佐证说明“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而最终周文君被此说客说动，继续让吕仓任相。可以这样认为，说客引用《春秋》以佐证其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春秋》之历史鉴戒意义的感受与认识。
以上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史学领域中受到的关注，而又以《春秋》三传评《春秋》最为典型。它们对《春秋》的认识与评论，成为先秦史学批评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春秋》推向了带动史学批评发展的显著位置。
二、先秦诸子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不仅在史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所作《春秋》亦受到先秦诸子的极大关注。史载：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6]（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这里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思想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它成为诸子著书立说、丰富思想的历史依据。这可以看作是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密切联系之一。相关史例如《吕氏春秋》讲任用贤人的重要性，指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7]（《慎行论?求人》）
这里，《吕氏春秋》把贤人的得与失看作是“身定，国安，天下治”的关键，而这一观点正是从孔子《春秋》所记鲁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不仅如此，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庄子等还有关于孔子《春秋》的直接评论，构成了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又一密切联系。其中以孟子所论影响最大。孟子可以视为战国时期率先评论《春秋》的思想家，他这样讲道：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卷六，《滕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主旨是评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春秋》面世后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孟子从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着眼，讲到了孔子的忧惧与作史，这实际上提到了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来说，孟子认识到孔子作《春秋》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孟子如此描述孔子所处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里的“世衰道微”，是指周王室的衰落及其王道不振。所谓“邪说暴行有作”，可以看作“世衰道微”的具体表现，即孟子以下所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行为等1。孟子所描述的孔子的时代，正是孔子所讲“天下无道”的时代2。这一乱世使孔子忧惧，从而致力于作《春秋》。
从主观来说，孟子感受到孔子对时代、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成为孔子作《春秋》的一个思想动力。孟子讲“孔子惧，作《春秋》”，一个“惧”字，突出地反映了孔子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孔子的这种忧虑，源于他对周礼的推崇与维护。孔子一生都尚礼，他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八佾》）面对“世衰道微”而带来的礼崩乐坏，孔子自然会对时代产生一种忧虑，他为此而感叹：“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9]（《八佾》）“觚不觚，觚哉！觚哉！”[9]（《雍也》）他为此而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干七十余君无所遇”[6]（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在这种形势下，孔子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恢复礼制，改变“天下无道”的乱世。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孟子所讲“孔子惧，作《春秋》”，是体察到孔子的这种忧患意识以及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惧’正是孟子史学评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因为这三个字强调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10]（p205）应当说，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孔子的忧患意识是相通的。
关于《春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可以和“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中“禹抑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夷狄”使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孔子《春秋》本是因乱世而作，有其明确的现实考虑。这里，孟子从以史经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春秋》，肯定了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
通观孟子对孔子《春秋》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不仅讲到了孔子《春秋》因乱世而作，而且讲到了《春秋》对乱世所起的社会作用。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他对史书与时代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认识，即史书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一历史时代，实则指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孟子》之外，《荀子》、《庄子》等书中都有谈及《春秋》性质或特点的内容。如《荀子》的《劝学》和《儒效》分别讲道：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如《庄子?天下》讲道：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很明显，它们对《春秋》的论说往往与《诗》、《书》、《礼》、《乐》、《易》等“五经”并举，且它们系统评论“五经”或“六经”的思想大致相通。这里重点解说关于《春秋》的评论。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春秋》之“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11]（卷四，《儒效》）。所谓“约而不速”，即“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应用写作文书、生活休闲娱乐、专业论文、各类资格考试、中学教育、79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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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日 14:04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作者：刘开军
内容摘要：王建辉在《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中较早提出了“史学批评学”的概念，并论述了“史学批评学”与“史学批评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学要把自己的基点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就史学批评这一分支学科而言，其民族文化传统直接地来自中国史学批评史。两千多年间，史学批评对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精彩的评骘，清理历代批评家关于史学诸要素的评论，如史学批评与经史关系、史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史学批评与思潮嬗变、史学批评与史家修养、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当“中国史学批评史”写出了史学思想的萌动，写出了批评家对于史学发展的参与和推动，写出了批评对于史学思潮的引领，写出了中国史学的人文性与思想性，史学批评史自然会成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关键词：史学;批评;研究;评论;刘知;学科;章学诚;史评;学术;史通
作者简介：
　　作 者：刘开军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6年第5期 第20-27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号：15JJD770004)之阶段性成果。　　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一、早期轨迹与学理启示　　日本史家内藤湖南也许是最早关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域外汉学家。1914年至1925年间，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章有“史评的发达”一目，论述了班彪、班固、刘勰、刘知幾等汉唐间的史学批评家。内藤湖南所说的“史评”主要是指“史书评论”，属于史学批评的范畴。　　20世纪中国史家之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传统学术史上的“史评”划分为“批评史书”和“批评史迹”两个层次。所谓“批评史迹”是“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而“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这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对“史评”类型的科学区分。这种划分不仅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学科观念日益细化的时代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批评史书”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说它是“史学所赖以建设”(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梁启超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形态，是史学建设的重要支撑。无独有偶，1931年，杨树达在为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作序时，谈到传统史学的流派问题，也阐发了与梁启超相似的思想：“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卷首《序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梁启超、杨树达所说的“批评史迹”“批评史实”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历史评论”(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评论)，而“批评史书”或“批评史籍”即“史学批评”(也称“史学评论”)。梁、杨两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们提出了“史学批评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并初步确定了史学批评的内涵、学科边界和价值。　　不过，最早把“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并有意于撰述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是以治思想史研究著称的蔡尚思。1934年至1935年间，蔡尚思曾计划编一部《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其中的第六种就是《中国史学批评史料》。其梗概见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第七章的附录，名为《文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这份简目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的180余种文集，其中如金人王若虚《滹南文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文集》等，至今仍是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80年前，蔡尚思对于史学批评史学科所做的这一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这部史学批评史资料集于淞沪会战时遗失。　　早期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轨迹还见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史和史学通论类撰述中。在1941年出版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中，史学批评史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不仅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位批评家设立专章，而且在下编第四章《隋唐之史学》第三节《史评之崛兴》、第六章《五代宋之史学》第五节《史评之继盛》和第八章《元明清之史学》第四节《史评事业之进步》中也集中讨论了史学批评问题。魏应麒论史学批评的起源与发展，说：“史评之起，当根于古人读史者阙疑辨妄之态度。子贡、孟子之言，已启疑辨之端；降及两汉，司马迁、龚胜诸人对古事古书之慎择，疑辨之风气益开；王充《论衡》尤多严密之指摘；凡此皆予后世史评以相当之影响。惟上述究非纯正之史评，其成为史评一体之权舆者，则实由于史家著史之后，加以评论，或发表主见，或臧否人物，或补伸余事，作为按语而并附于史篇之末。其后范围渐广，乃有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事迹之正误者，于是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既不附于史篇，则著成专书，别行于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49-150页)这段话包含了四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一是史学批评源于怀疑精神；二是提出了唐以前史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孟子、司马迁和王充，这是对梁启超史学批评史构想的补充；三是突出了史学批评的内涵——“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四是指明了批评家的角色特点，即“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魏应麒认为王充的《论衡》虽对后世的史学批评有直接的影响，但书中关涉的范围太广，并非专门的史评之作。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只能算是文学批评著作。因此，“纯粹史评之专书者，实以《史通》为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第151页)。此论至今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三部“中国史学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金氏论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即是从史学批评入手，书中写道：“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3页)金毓黻揭示了评史家和作史家的联系，作史家也能评史，如司马迁评论《春秋》之要义；评史家也有意于作史，若章学诚曾重修《宋史》。作史与评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史学批评旨在阐明义例和商榷利病，这就言明了史学批评的精髓。在金毓黻看来，评史与作史“合而一之”，才是完整的史学。　　20世纪30-40年代是史学通论撰述的高峰期。这类著作常因论史学而谈及刘知幾和章学诚，又在对刘、章史学的叙述和阐释中，逐渐明确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路径。其重点有二，一是彰显刘、章史学的“批评”特征；二是粗线条地勾勒史学批评史的轨迹。曹聚仁《中国史学ABC》在具体论及《史通》时，则着眼于“批评”二字，专列“对于古史籍的批评”一目论《史通》的特色(《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不过，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年冠以ABC字眼的介绍性史学通论显然已不能满足史学界的需要。随着中西史学的交融，史学家谈论史学理论问题时，已能辨析精微，得其要领了。　　蒋祖怡《史学纂要》篇幅虽不足两百页，仍予史学批评以相当的重视。书中专门论述了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还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史学是一只船的话，那么史学批评就是船上的舵(《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年，第172页)。史学批评引领史学发展的方向，将之喻为船舵，倒是十分贴切。与《史学纂要》同时期的同类著作还有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谈到了“吾国品史之书”。傅振伦所说“品史之书”的“品”有评点、鉴赏之意，用“品史”一词来指代史学批评，颇为精准。其中，《文心雕龙·史传》被视为系统史学批评的滥觞，至刘知幾出，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千余年后，章学诚又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堪称传统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傅振伦描绘的这条脉络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的学术轨辙。　　综上，民国史学家论史学，谈理论，讲方法，实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由史学巨擘倡导，有一流的史学家响应，然而限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究没有撰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不过，这些成果仍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早期关于史学批评史的论述多见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蔡尚思有时就将史学批评史称为史学史。这说明史学批评史与史学史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史学批评史研究尚不深入和成熟的情况下，将之置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是可行的。但这种作为附庸出现的史学批评史毕竟是不系统的。而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常以史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因此，史学批评最终有独立作史的必要。顾名思义，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史学之“史”，重在史学的萌芽、发展与嬗变，探索史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史学通论的侧重点是“论”，是那些关乎史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通达之论。而史学批评史的核心则是“批评”史学，它的研究范围与对象要小于史学史，内容要比史学通论更专精，它只关注那些具有评论特质的史学论述。学术史叙述是史学批评史的血肉，而价值判断才是史学批评史的灵魂。第二，金毓黻强调评史家能够作史，作史家也能评史，包含着研究史学批评史的重要方法论：今人研究史学批评史，不能只瞩目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少数几位专门的评史家，还要注意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等作史家，甚至也不能忽视裴松之、胡三省等史注家和王鸣盛、钱大昕等考史家。如果再延展思考，可以看到，古代的文学家会评论史学，思想家也思考史学。只有充分考虑史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并依此原则撰写的史学批评史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史。　　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批评史”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剧变中，史学批评史研究被边缘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批评史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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