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掉却又记不清的那些时光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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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老是想起第一次去BJ的那件事，那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不经意间就会想起来。　　那是大学快毕业时候，当时我们在上一门考察课，很多人去了BJ、SH，我去了BJ我去的时候考查课已经结束了，我去是为了找一个人，那人趁着考查课的契机去BJ后不回来了，毕业证也不要了，学校让我和他们班班长大赫一起去找他。　　我们在火车站见到了他，当时他看起来很憔悴。　　“怎么想的，大圣。”大赫说。　　那人的真名叫齐学林，大圣是他的外号，叫他大圣大概是因为他姓齐而且还很瘦，他是个很木讷的人，我们很少当面叫他的外号。　　齐学林没有回大赫的话，只站那傻笑。　　“回去吧，都快毕业了，再坚持俩月，把证拿了，以后你想咋弄咋弄，先把证拿了再说，是不是。”大赫又说，“好歹也是个本科学历，把证拿了，以后用得着。”　　他点了点头，大赫看他点头，误以为他回心转意了，便拉着他往售票窗口走。　　“我再想想。”齐学林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大赫继续对他说教，他不再点头，只是傻笑着应付大赫说，恩，是，我再想想。大赫劝累了，朝我瞥了一眼，那意思是说，你上。　　“大赫说的也对，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你父母想想啊。”我说。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没什么意见。”　　“那是他们没办法，或者不想给你压力，他们肯定不希望你这样。”　　“我心里有数，没事。”齐学林抬起胳膊，用手捋了捋后脑勺的头发，他的头发很长，看起来很长时间没剪了。　　“还有，那门课你随便交一份作业就给你过了，一天都用不了，四年都挺过来了，还差这一天？”我说，齐学林挂了一门叫做建筑表现的课（我们是学环艺的，景观、装潢、建筑都学），那是他四年里挂的唯一一门课，那门课的老师是一老教授，那老教授六十多岁，头发半白，脸色通红，他喜欢电脑制图，所有用电脑做的作业，无论做的多烂，他都给通过，但是用手绘的人，不论你画的多好，在他那里都不及格，齐学林是唯一一个用手绘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不及格的人。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但我还是不想回去，我再想想吧。”齐学林犹豫着说，他态度看似不够坚决，但我们怎么也劝不动。我没再说什么，该说的大赫都说了，我再说也还是重复他的话。　　随后他带我们离开火车站，去往他住的那个地方。　　BJ真他妈大，从火车站到他住的那个地方用了近两个小时，我们在一个叫定福皇庄的地方下了车，那地方很偏僻，下车后，除了能看到几栋低矮的楼房外，剩下的全是树，风从树隙中吹过，树叶簌簌作响，车站在一个桥洞旁，桥洞上面是一条公路，他领我们沿着桥洞旁的石阶来到那条公路上，然后顺着那条路来到了他住的那个村庄，村庄看上去很大，环境似乎不是很好，村口横着条河，河里面满是垃圾和污水。　　“你怎么找到这地儿的？”大赫说。　　“也没找，坐到这儿就下了。”　　齐学林领着我们在村口的集市上来回穿梭，我和大赫在后面紧跟着。　　“这地方好偏啊。”大赫捂着嘴小声对我说。　　“恩，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我小声回道。　　“不会把咱卖了吧。”大赫又用同样的口气说道。　　“有可能。”　　我俩在后面互相吓唬对方，齐学林应该听不到我们说话，他在前面一言不发，越走越快，拐过一个丁字路口后，大赫问齐学林道：“还有多远？”　　“不远了，就在前面。”齐学林指着远处说，“看到那栋楼了吗，大树旁边那个。”　　“哦，看到了，要不你们先过去，我去买点水。”大赫说。　　“我那有开水。”　　“我想喝点凉的，你们先过去吧，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大赫去了刚才路过的一个超市，我和齐学林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路过一个垃圾堆，臭味随之扑鼻而来。　　“你在这儿干嘛呢。”我说。　　“啥也没干，看书，睡觉。”齐学林目光呆滞地说。　　“在学校不也能看、能睡吗。”　　“学校太乱，我就是想出来静静。”　　“怎么想的，非得到这儿来静静？”　　齐学林没回我，路过垃圾堆后我们又走了没多远就到了他住的那栋楼，他领我进那栋楼二楼的一个小屋，小屋十平米左右，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屋子只有一扇小窗，那扇窗背光，而且紧挨着一面墙，不开灯的话屋里很暗。　　我在床头坐下，看到几本书歪歪扭扭地摞在书桌上，我随手翻看了一下，有几本传记，几本小说，还有一本哲学书，那本哲学书我见过，叫什么特斯拉还是斯特拉如是说的，齐学林经常带着这本书，有次在自习室，我趁他睡着的时候翻了一下，不过什么也没看懂，看不懂不是不认字，而是完全理解不了那些大白话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齐学林的看书睡觉说，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这两件事，他似乎也没做过别的。　　“你这是要出家的节奏啊。”我说。　　“出家不好吗，说不定以后我真出家了。”齐学林说。　　“现在出家都要学历你知道不，没个本科学历人家都不要，”　　“是吗？”齐学林边倒水边笑着说，“那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他知道我是开玩笑的，我也知道他只是随口一说，说笑过后，我们很快都陷入沉默。
　　齐学林把水杯放在我面前，水是温的，我正要喝时电话响了，是大赫打来的，我把大赫接过来，我们三人在床沿一字排开，大赫坐在中间搂着齐学林的肩膀，用领导的口吻问了问齐学林在这里的生活状况，嘘寒问暖过后又开始他的劝导工作，总结来说就是让齐学林相信组织，相信群众。　　齐学林最终选择相信自己，至少那天是这样，大赫说他的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的确如此，他既是班长，又是学生会主席，而且一等奖学金拿到手软，在我们眼中他就是个早熟的成功人士，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　　“领导肯定会对我很失望。”大赫说。　　当天我们没返回学校，晚上我们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有条很宽的马路，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商铺，白天那条道很冷清，晚上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人群从村头的那个桥上源源不断地流入那条路，随着人群的流入，小商贩也开始在道路两旁安营扎寨，卖什么的都有，热闹非凡。　　“这里天天晚上都是这样吗”我问齐学林，　　“不知道，晚上我不怎么出来。”他说。　　我们三个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看似轻松自由，其实各有各的心事，不知不觉来到了村头的那条污水河边，河边竟然有烤串儿的，远远就能闻到烤串的香味，不过香味中隐隐夹杂着污水的臭味。　　大赫提议找个离河远点的地方吃烤串，我们往回走，拐进一个小巷，进了一家XJ烤肉店，大赫点了啤酒和串儿，刚点完外面就有人打了起来，两个带着小帽的XJ人拗在一起，周围的桌椅板凳被他们撞得东倒西歪。　　“他们的帽子怎么就不掉呢，那么小。”我说。　　“估计有东西卡着的吧。”齐学林说。　　过了一会儿，外面消停了，刚才打架那小伙儿气冲冲地进了屋子，他头上依然戴着一个小帽子，不知是打掉又戴上去了，还是一直都没掉。　　撸完串儿后我们去了一家台球厅，很小的一个台球厅，只有三张桌子，我们进去时看到几个非主流造型的小青年，看着都是十几岁的样子，有两个还叼着烟，前两个球桌被这几个小青年占了。靠里的一张球桌也有人在玩，不过那几个人看起来正常点，因为也没别的事可做，我们就坐在靠里的高脚凳上等，大赫依然坐在中间，只要人数超过两个，并且是单数，他永远在最中间。　　“水平真烂。”大赫盯着那群乡村非主流说。　　“我靠，小声点，别让他们听到了。”我说。　　“一群小破孩儿，听到了又怎样。”大赫很不屑。　　“没听过宁惹老不惹小吗，越是小孩儿越不能惹，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孩儿，什么事儿都干的出来。”我小声说道，随后我跟他说起我上初中时经历的一次杀人事件。
　　那事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现场就是学校厕所，当时我先是看到厕所门口一阵骚动，随后看到一个人拎着一个沾着红色液体的刀从厕所跑了出来，接着更多人从厕所跑出来，他们神色慌张，嘴里念叨着有人被捅了、快叫救护车，被捅的那个人是初三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一届，后来他死了，杀人的那个也是一个比我高一届的男生，他俩好像都喜欢一个女生，互不想让，一个就把另一个杀了，被杀的那个男生死后，他的家人把他的棺材抬到校门口闹了好几天，这件事让我认识到十几岁的男生是惹不起的。　　“初三？还没成年的吧，判了多少年？”大赫的音量似乎小了些。　　“我也不知道，可能十几年吧。”我说，“这种十几岁的小孩真惹不起，容易冲动，不成熟。”　　“二十多岁的就成熟吗？你看我旁边这位。”大赫看了一眼齐学林说。　　“怎么了？”齐学林问。　　“主席说你不成熟。”我说。　　“主席成熟就行，我一个小兵要什么成熟。”齐学林笑说，“是不是主席。”　　“小兵更得成熟，要打仗的时候不听命令，那还怎么打，是不是。”大赫又开始他教导处主任般的说教，齐学林似乎点了点头，大赫接着说，“凡事想开点，别老跟自己过不去，我们都是为你好，现在你不回去，过两年你后悔都来不及，到时候你又该怪我们当初没使劲劝你了。　　“不会，怎么会怪你们。”齐学林说。　　大赫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随后他去了厕所，没过一会儿，最里面的那桌人走了，我示意齐学林一起过去玩，他说他不会，大赫回来后，我俩玩了起来，大赫打台球挺准，就是力道比那个比那俩小青年还大。　　那晚我们玩到很晚才离开，那时街上的摊贩都已经撤了，齐学林帮我们找了个旅馆，旅馆旁是一家足疗店，店门口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这地方什么都有啊。”路过店门口的时候大赫说。　　“恩，挺齐全。”我应和他说，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大赫说的什么意思。　　我们进了那家旅店，店门口的沙发上躺着一个中年妇女，看到我们进来，她起身坐了起来。　　“标间没有了，只有两间大床房。”中年妇女说。　　我们商量了一下，商量的结果是大赫住一间大床房，我去齐学林那睡，这主要是大赫的意思，大赫说他胖，我和他挤不下一张床，但我感觉他的真实意思可能是想让我再做做齐学林的思想工作。　　齐学林睡那床也算是大床，我俩都不胖，躺着不挤，熄灯后，我先是跟他聊了些学校里的事，后来不知怎的他就跟我讲起了王守仁的故事。　　“王守仁是谁？”我问。　　“王阳明啊，你不知道？”　　我差点又问了王阳明是谁，略加思考后，我想起在以前的历史课上学过。　　齐学林自顾自地讲，我出于礼貌应和他，后来我不怎么说话了，但他还在说。　　“你想说什么？”我说。　　“没什么啊，最近我再看他的传记，跟你分享一下心得。”齐学林说。　　“你能不能看点儿正常的书，想点儿正常的事儿，你看这些有啥用，你想跟他一样牛逼吗。”按说我应该对齐学林的异想天开早该习惯了，但我还是跟他较起真来。　　“不想。”齐学林说，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我只是对他这个人挺感兴趣。”　　后来他又跟我说起了徐霞客，他倒没怎么细说，而是给我看了他的手机上的几页文字，那是《明朝那些事》里的一段文字，讲的徐霞客的故事，我从头到尾看完了，看完后我对徐霞客肃然起敬，不过很快我又回到了现实，这可能是我和齐学林最大的区别。　　“你也要徒步旅行啊。”我把手机递给他。　　“有这想法。”　　“想得都挺好。”我说，我想象着徒步旅行得遭多少罪，“你可以试试。”　　齐学林没说话，他似乎也在想徒步旅行得遭多少罪。　　“你将来想做什么？不会也跟徐霞客一样吧！”我问他，我好像问过他这个问题，但记不清了，我突然这么问他只是想把他拉到现实中来。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想做，我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在那里开片荒地，盖个小木屋，再种点菜，养点鸡，再带点儿书，恩…就这些吧，最好能在那活到一百岁，然后到时候再找你们叙叙旧。”他说。　　“变态。”我脱口而出，他说什么归隐山林之类的还算正常，但说什么一百岁后再找我们叙叙旧这就有点变态了。　　“这也是一种活法啊，其实这么想想挺有意思，你想想是不是。”　　“我想不出来。”我说，“明天一块儿买票回去吧，别在这钻牛角尖了。”我再次试图把他从幻觉中拉回来。　　“你们先回去吧，我还得呆一段时间。”　　我没说什么，说了太多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那么几分钟，谁也没说话。　　“睡着了？”他问我。　　“恩。”我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怎么说呢…互相理解点儿，好吧，不说了，睡觉吧。”　　第二天齐学林送我们送到小村外，他什么话儿也没交代，他微笑着和我们道别，我和大赫一脸无奈。　　我和大赫没直接回去，我们先是先去了天安门，然后又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宫，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大赫叮嘱我说不要叫他主席，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还想多活两天呢。　　毕业一年了，这一年内我没再想起这事，最近不知怎地经常想起来，想起这事可能是因为心里的诸多困惑，主要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往哪走，该干什么，情绪一低落我就爱瞎想，我想起很多齐学林说过的话，他说他想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活一百年，现在我偶然间也会冒出这样的想法，现在他会不会已经找到了那么一个地方，已经在那里盖了小木屋，开始了养鸡种菜看书钓鱼的生活了呢，我不知道，毕业后我就没了他的任何消息。　　毕业后我在家呆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去市里找了份工作，我爸说不用急着出去找工作，可我觉得毕业后我就是大人了，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于是脑子一热便去市里找了个工作。　　我在一个家装公司当设计师助理，因为学的是设计，于是我就顺利成章地找了这方面的工作，做设计很熬人，上学时我们有个老师，实际年龄不到四十岁，但是看上去得有五十多了，他是一个工装公司的设计总监，兼职给我们代课，每次给我们上课他都得打几个哈欠，他说当设计师就得没日没夜地作图，看着清闲，实际很辛苦。我不确定以后是不是要往这方面发展，但我想亲身体验一下，万一干着合适呢，关键是据说设计师能赚很多钱，特别是高级设计师，分分钟好几万，所以我还是找了这方面的工作。　　所有职业都有一个高端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那么高端的职业，比如我们，我们的专业全称叫做环境艺术设计，其实我们就是搞装修的，做了一个月的设计师助理后我发现这个职业跟环境跟艺术也没太大关系。
　　设计师助理其实就是个打杂的，打杂的内容包括跑楼盘、发传单、量样板房、算报价、背报价、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等等等等，跑楼盘发传单什么的我还能接受，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在楼盘周围发过传单，但是背报价这块儿我有点受不了，各种尺寸各种材质的吊顶，各种牌子各种型号的瓷砖，还有各种水泥沙子涂料电线，哪哪都是价钱，比英语单词还难记，一开始我挺努力地记，记着记着就有点排斥了，一是我实在记不住，二是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做商人的天赋和意愿，而背报价单是硬生生要把我往这条路上逼，我不是说做商人有什么不好，我只是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尽量能往艺术这方面靠，毕竟学了十几年的美术，我一时还放不下。　　背报价单的时候我总觉得未来我可能就是个披着设计师外衣的销售经理，报价合理，会吹牛逼就行，懂不懂艺术不重要，反正来来去去就那几个设计样式，可我并不想做销售或者经理这样的工作（关键是我不太会吹牛逼），于是越背越记不住，老板抽查过我们几次，我是表现最差的，后来就把我开除了，我倒不怎么难过，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干了。　　离开装修公司后我又过上了到处投简历到处面试的生活，现在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都不对口，不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知道这个客观事实让我很轻易地放弃了学了四年的专业，我找来找去，不知怎地就找了一个图书编辑的工作。　　在我的想象中，图书编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看书写写字之类的工作，应该比较轻松，至少不会天天往外跑。当设计师助理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跑楼盘，不仅要上上下下地爬楼梯，还要跟物业的人斗智斗勇，弄得我身心俱疲，所以我很想找一个天天坐在办公室不用出去的那种工作。　　那是一个网校的图书编辑部，我理想中要编辑的图书是小说，最好是悬疑小说，最次也得是散文之类的，可那个编辑部编辑的都是考试类的图书，什么注册会计师、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医师之类的，怎么个编辑法呢，就是从网上搜一些往年的试题，挑挑拣拣，改改顺序，换上新的封面，申请新的书号，然后就可以出一套全新的考前辅导书了，这种方式我还算有经验，因为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没想到还用上了。　　刚去的时候我做的都是些校对工作，就是看看有没有错别字，看看标点符号对不对，后来就在网上搜往年的试卷，一个科目搜几十套，再从那几十套老试卷中拼出十几套‘新’试卷，看别的同事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可自己搜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么做对考生很不负责任，后来发现来来去去也就那么些题，有些题十套试卷中八套都有，想到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对我们说，这道题都讲了八百遍了你们还是不会，我也就释然了。　　没过多久，我出了一本一级建造师的真题考卷，出版流程是几个老编辑负责的，我只负责搜题，最后那套考卷的版权页上打上了我的名字，责任编辑：刘思远，我一直觉得一本书上印上一个人的名字是件很光荣的事，但那本书却让我感到羞愧，甚至害怕，羞愧的是那本书完全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没一道题是原创的，害怕的也是这个原因，我担心会不会有人告我，责任编辑是我啊，万一这本书卖了好几万册，被人一告，我是不是得陪人家好几十万呢？我不得不害怕。
　　干了整两个月后我辞职了，辞职的原因不是害怕被人告，他们都这么干了好几年了，也没见谁告，辞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老板太抠，在我辞职之前已经有两个人辞职了，那俩人走后，老板也不紧着招人，总让我们加班，加班费低的要死，谁愿意加班。另一个原因是老板总让我们给学生讲题，买书的人有问题的话会反应到编辑部来，如果是专业上的问题我们就得问专业老师，找不着专业老师，我们就得自己给学生讲，我他妈一个学画画的你让我给一个考一级建造师的学生讲题，这不开玩笑的吗，反正种种原因吧，我辞职了，遗憾的是我还没熟悉出版流程就辞职了。　　据说一个人在找到适合自己的终身工作前平均要做三到五种不同的工作，有的人甚至做了十几、二十几种工作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此时的我做了两个，离平均值还差一个，我想我可能会再尝试一下别的工作。　　可是做什么呢，越想越没有头绪，一晃小半年过去了，盛夏转眼间变成了寒冬，我的心情也一样，刚来的热情完全被冰封了，我在洛阳郊区的一个河边住着，洛阳本来就不大，我还住在了郊区，夏天的时候那条河很有生气，冬天的时候那条河几乎没水了，河边有个长条状的公园，闲来无事我就在公园瞎逛，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听歌，mp3里几十首歌来来回回地听，听歌的时候我的脑袋是基本是空的，但听到其中一首的时候我就会思绪万千，那是首英文歌，不知道歌名，也不知道谁唱的，我勉强能听懂几句歌词，什么医生、演员、律师、歌手、总统、梦想家，一听到这几句歌词我就会想到工作的事，那首歌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可我连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我想过当一个画家，不用卖力气，也不用说话，随便画几笔就能卖好多钱，不过这有点异想天开了，事实上大部分画家一生都是穷困潦倒的，一幅画卖几百万的几率比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还低。　　画画很枯燥，我不是特别喜欢，但不知怎地从小到大只要有美术课我就是美术课代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天生要画画一样，可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画，因为画画实在太无聊了。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我会吹笛子，不用看谱，听到旋律就能吹，大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吉他，虽然只是皮毛，但也登台演出过，乐器方面我还算有天分，唱歌就不行了，我嗓音不好，唱歌只能说是不难听。　　都说做事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如果我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的话，以后是不是就能当个演奏家或者作曲家什么的呢，我往这方面想过，但总觉得这比当个画家还不靠谱。　　我还想过很多职业，比如老师、演员什么的，我曾当过一个考前画班的老师，也曾在一个影视城里当过一天的群众演员，虽然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可万事谁也说不准。　　我还想过当个作家，因为我喜欢看小说，然而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我语文很差，不是一般的差，高考语文我才考了八十二分，全班倒数第二，艺术生里倒数第二，基本上也就全校倒数第二了，关键是我作文很不好，大部分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评价都很低，总结来说就是没文采、没结构、没论点、没论据、没想象力、没意义，总之一无是处，私下里我尝试着写过点东西，但总是力不从心，主要是不知道写什么，也弄不清为什么要写，考试的时候至少有很个明确的命题、很明确的目的，但私下里写总感觉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
　　有些事你只需一个简单正当的理由就能做，比如上班、做生意，因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所以要上班、要做生意，这很合理很正常，但写作是为了什么呢？也为了赚钱为了生存？我觉得写作还没画画赚钱，而画画还不如买彩票。　　写些什么，为什么要写，写给谁看，为什么要给他们看，不知道作家们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反正我是想过，特别是在写日记的时候，每当写日记的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要写，写给谁看，给自己？给别人？还是给鬼神们看？我很想知道少年维特和青年雷锋是以怎样的心态写日记的，特别是雷锋，据说他做好事不留名，但他写在日记里是几个意思。　　都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说的可能是以前的作家，现在的作家早已变质了，现在的写作都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攀比，谁还会为了灵魂，著名作家陈忠实说他看到比他小很多的路遥写出《平凡的世界》后感到压力很大，于是一努劲儿写出了《白鹿原》，我能说这种心态跟看到别人买了宝马后发誓要买个宾利是一样的吗，一个殿堂级的大作家都在攀比着写，那我们的灵魂该何处安放？　　我隐隐感到这个世界根本没什么高尚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作家王小波说得很实在，他说年轻人最好不要当作家，因为这是跟我抢饭碗，在他看来写作就是混饭吃的，他说的很真实，但也很悲哀。　　写到里我也写了几千字了，靠这几千字混点饭吃是不可能的，况且我也不是作家，写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困惑和无聊，困惑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无聊是因为做了一个几乎无事可做的工作，实在闲得慌。　　不知道究竟要写点什么，想到哪写到哪吧，反正也没人打分，也不知道写给谁看，更不知道能不能靠此混口饭吃。　　要是没人看，那就给鬼神们看吧，可谁也不确定这世界有没有鬼神，就当有吧。
　　11年年底，我把租的房子退了，退房的那天离春节刚好还有一个月。　　退了房，当然就得回家了，我在家里呆着，整天像个霜打的茄子，没一点精神，我爸倒没说我什么，我妈偶尔会唠叨几句，说什么在外面呆不住就不要出去了，等过了年，在镇上给我找个工作，可年后她给我张罗的事第一件事却是相亲。　　“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谈个对象了，人家二鹏、张凯的孩子都能跑了。”我妈说，二鹏和张凯都是我小学同学，二鹏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他先是学了两年修车，后来又转行干装修了，跟我专业一样，现在人家都有五六年装修经验了，而我现在除了会用几个电脑软件外啥都不懂，张凯初中毕业后去市里的一个技校学了电脑，具体哪个专业我不知道，现在他做起了婚纱摄影，听说赚了不少钱，他俩的孩子我都见过，二鹏家的孩子跑得贼快。　　“工作都没有，谈什么对象。”我说。　　“没工作就不能谈了？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她说，“你姑奶奶给你介绍了个对象，也是个大学生，刚毕业，过几天你们见见吧。”我妈说。　　“哪个姑奶奶？”我问。　　“马家岭那个。”我妈说，她说的姑奶奶是我爷爷的叔叔的女儿，我爷爷的叔叔比我爷爷还小一岁，所以我姑奶奶看着跟我妈差不多大。　　“哦，那女的哪的？”　　“南窑的，你去过南窑吗，离你姑奶奶那不远。”　　“好像路过过，那女的长啥样？”　　“没见过，你姑奶奶说长得还可以。”　　我去见了那女孩，在这之前我没相过亲，去见她仅仅是因为好奇，我还不想结婚，可见见就见见呗，反正也死不了人。　　那女孩长得一般，主要是她的发型不好看，她那烫着小波浪卷儿的蓬松的头发简直能把人丑哭了，印象中那种发型是专门为很胖的黑人大妈设计的，她留那种发型一点也不好看。　　我和那女孩在镇上的一个饭店见了面，没有双方家长，只有我们俩，一开始那女孩挺能聊，问我在哪上学的，学的什么，有什么爱好，有什么打算，我如实告诉了她，并且也问了她这些问题，后来我告诉她没什么打算后，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她说话的时候不怎么看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更不看我了，最后我借口有事结束了这次相亲。　　“觉得怎么样。”姑奶奶问我。　　“没感觉。”我说，“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有什么毛病？”　　“感觉她说话不怎么看人。”　　“哦，她好像眼睛不太好。”姑奶奶说。　　“近视啊，近视可以戴眼镜啊，我还近视呢。”　　“不是，她好像有一边眼睛看不清，可能是左眼看不清。”　　“看不清还是看不见。”　　“我也不知道，她妈说是看不清。”　　姑奶奶这么一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感情我是在跟一个独眼恐龙在相亲呢，这要看对眼了可咋整，第一次相亲就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我对姑奶奶的这次说媒很不满意。　　但姑奶奶并不当回事，过了一段时间，她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说这女孩儿人美心也美，而且一点毛病也没有。　　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那女孩人美心也美的，那女孩差不多和我一般高，五官也还算端正，谈不上有多美，关键是没气质，第一眼见到她我就不太喜欢，虽然穿着打扮看着不是很土，不过我明显能感觉到她有点木讷，她看着像个没上过学的村姑，而且还是大山里的那种村姑，我们也是在一个饭店见的面，不过是她们那的饭店，一顿中午饭的时间，总共没说几句话，饭后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她们那的小镇上闲逛，途中路过ktv、路过网吧、路过台球厅，我问她会不会唱歌，会不会玩游戏，会不会打台球，她说不会，最后我把她送到了她们村村口，头也没回地离开了。　　此后又有别的亲戚给我说媒，我都回绝了，不是我不想相亲，也不是对相亲失望，而是我觉得还是得先立业再成家，要不然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可我干点什么呢？过完年后我在家呆了很长时间，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但时间长了也就不想了，主要是想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在家呆着，上网、看电视，什么正事都不干。　　“今后你打算怎么弄啊？”某天我正在上网，我爸突然问我。　　“我也不知道。”　　“要不在乡政府给你找个工作吧，你大舅的一个侄子就在咱乡政府，比你大几岁，你可能没见过，听你大舅说刚升上副主任，要不给你问问。”　　“那得考公务员才行吧。”　　“那不知道，想去的话给你问问。”　　我没回答他，过了几天，他跟我说，公务员有在编的有不在编的，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话就不在编，不在编的公务员工资福利什么的没在编的好。　　又过了几天，我告诉我爸说去乡政府也行，我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还真帮我在乡政府找了个工作，当然过程并不简单，免不了要花钱送礼，具体花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最后找到工作后我有点后悔了，最初我想的是去试试也行，不行的话再找别的工作，没想到我爸费了老大劲才帮我找了一个，万一在那呆着不适应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在人大办的一个科室当了个小科员，工作内容是收发文件、写公文、接待领导、接待群众等。我能接受这个工作是基于小时候对乡政府的美好印象，很小的时候我跟着老爷过，老爷是我爷爷的爸爸，不是我妈的爸爸，老爷年轻时在市水利局工作，退休后他在乡政府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乡政府没什么人，老爷的主要工作是看门，我跟着他在门口的传达室住过很长时间，那时乡政府开会了还会叫着他，无论大会小会他都会带着我，但我只喜欢开大会，因为开大会有香蕉橘子吃，开会的时候他们开他们的，我吃我的，也没人管我，所以我对乡政府的印象一直很好。
　　这是个几乎没事可做的工作，去了半个多月才稍微有点事做，半个多月后乡政府要开一个党员思想作风会议，忙活了几天，有个女的指挥着我干这干那，那女的也就比我大一岁，年龄不大，官气不小，她指挥我的时候，我心想老子三岁的时候就在这儿开会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光着屁股玩泥巴呢，不过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忍忍也就过去了。那几天过后彻底闲了下来，每天除了聊天上网就是端茶倒水，偶尔让我写点公文，不会写就让我看着以前的公文照猫画虎。　　就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半年，我倒没觉得不适应，我甚至觉得一辈子这么下去都行，可前些日子我妈无意间跟我说的几句话让我有点坐不住了，她说二鹏买了辆车，花了得有十几万，听说过段时间还准备在村南头盖楼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掐指一算，照我这么混下去，每月存一千块钱，存二十年都不一定能买车盖楼，况且我还没娶媳妇呢，想到此我有点坐不住了，那时我正准备着考公务员，我妈非得让我考，她特别想让我当官，我闲着没事就买了两本考试辅导书，还没怎么看，听她这么一说我有点不想考了。前段时间二大爷的一番话更是让我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他说这年头笑贫不笑娼，谁穷谁丢人，当官的也不行了，除非当大官。得多大官呢？我问，得县级以上吧，至少得跟县长一个级别吧，他说，听他这么一说我恨不得立马辞职了。　　“我不想干了。”我在心里把这句话默念了一千遍后终于跟我妈说了，当时她正在洗衣服，很多大件的衣服，我想趁她洗衣服的时候跟她说，她可能顾不上数落我。　　“不想干了？怎么不想干了？”她停了下来。　　“没意思，天天都没啥事，没前途。”我说的没前途其实是没钱途的意思。　　“怎么没前途，你晓刚哥不就升职了么，怎么没前途，你还想干一个月升一级呢！那国家主席都不够你当的。”　　“他干了四五年才当了个副主任，人家研究生学历的来了直接就是主任。”　　“那你想咋样，想考研啊。”　　“不考，我就是想再出去看看。”　　“去哪啊。”　　“去…SH我说。　　“还SH洛阳你都混不下去还SH你去干什么？”　　“还不知道。”　　“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往那跑什么跑。”　　“去…画画。”我说。　　“画画？”她把我爸的一件外套扔到洗衣机里，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画什么画，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没回答她，不回答不代表默认，我真的想过去SH当个画家，SH那么多有钱人，我想万一我的画被谁看上了呢，虽然赌博的性质依然很大，而且赢面依然很小，但我还年轻啊，输得起啊，我想只要出去了总会碰到机会。　　“你是不是看人家二鹏买了车，你坐不住了？”我妈若有所思地说，她就跟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什么都瞒不住她，“你以为钱都那么好赚啊，小伟他爸还是包大工程的呢，前两年不是出事了吗，赔了工人好几十万，听说现在还欠人钱呢，还有那几家做生意的，开饭店的，卖衣服的，有几个做下去了？恩？咱家还种过灵芝呢，投多少赔多少，你又不是不知道，别整天想一出是一出。”　　乍一听，我妈说的这些很道理，可在她说之前我完全没意识到。　　“我又不做这些。”我还是例行地顶了一句嘴。　　“那你画画能卖多少钱啊，能养活你自己吗，你看你以前画的那些画，都卖废纸了，十张加一块儿还卖不到两毛钱，你还指着卖几十万几百万呢！”她说，见我不说话，她又说道：“恁爸在乡政府给你找个工作不容易，托了多少关系送了多少礼，那工作听说好多人挤破头都想要呢，你别不当回事。”　　“我没不当回事，我就是出去看看，不行的话再回来呗。”　　“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乡政府你开的啊。”　　“没那么严重，跟领导说好就行了，我们科就有个人，平时都没见过他上班，前段时间上级来检查了，他才来了一次，平时都他都不来，照样领工资。”我说，　　“别总看人家，人家有关系有背景，你有啥，你走俩月试试，前脚走，后脚就有人上，你信不信。”　　我没再说话，虽然我一直在顶嘴，但心里其实已经在打退堂鼓了，她说出去混有多难多不靠谱的时候我倒没灰心，不但没灰心，心劲儿还高涨了不少，可她说到我爸给我找个这工作多不容易，而我离开后很可能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了，出去很可能再次灰头土脸地回来，回来那个工作可能真的就没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这次谈话过后，我没表现出多大的反抗情绪，我总想起我妈说的那些话，每想起一次心里郁积的那股冲劲就削弱一点，同时还觉得自己成熟了一点，虽然有点自欺欺人，但我终归又恢复了平静。　　于是我迷迷糊糊地走上了公务员这条路，而我对自己走这条路的唯一信心来自于上学时当过美术课代表，我以为当人大代表跟当课代表差不多。　　最近又看起了公务员考试辅导书，一本行测，一本申论，行测基本上就是一本脑筋急转弯，文字类的稍微简单点，数字类的看得我头疼，申论跟政治书没太大区别，看两分钟我就能睡着，除了看这两本书，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聊天就是上网，要么就是发呆，发呆的时候我倒挺专心，什么也不想，纯粹发呆，可看书的时候，看着看着就不知道想到哪去了，除了经常想起齐学林的那件事外，我还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　　比如有天看申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钻窑洞的那件事。
　　那时我刚上学，是学前班还是一年级我忘了，那天可能放学早，我们几个男孩结伴在山沟里玩，山沟里有很多废弃的窑洞，路过一个废弃的窑洞时，有个男孩怂恿我们一起钻窑洞，钻进去没多久我突然看到一条腿从土墙里伸了出来，然后我大声喊叫着跑了出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惊慌地跟着我跑了出去，出去后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看到鬼了，他们问我鬼长什么样，我说没看到脸只看到一条腿，他们不太相信，但没人敢再进去看看。　　其实那男孩说要进去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进去，但我们不敢反抗，因为他个子最高，而且爱打架，我们没人打得过他，我们只能壮着胆往里钻。后来这孩子变老实了，因为他不怎么长个，有几个男孩儿长得比他高的时候他就老实了，小学毕业后他没再上学，他每天骑着一个女士摩托车到处乱跑，没跑两年便在街上撞死了，他爹是个医生，四十多的时候生的他，而且就他这么一个孩子，他死后，他爹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钻窑洞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但是不是真有一条腿从墙缝伸了出来我有点不太确定，可能是我太过紧张出现幻觉了，也可能是里面光线太暗我看错了，无论如何，这件事让我有了心理阴影。　　再往前，我还想起两岁多的时候在大姨家生活的那段日子，那段日子应该是我对这个世界最早的记忆了，因为再往前我记不起在我生命中还发生过什么事。　　大姨家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大我很多，老二是女孩儿，也就是我表姐，她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带我，晚上我跟着她睡，印象中表姐屋里的灯泡是红色的，晚上开灯后表姐的房间总是笼罩在一种微红微亮的氛围中，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睡了将近一年。　　有时表姐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没带我的话我就跟最小的那个表哥玩，表哥常常带我去河边，那条河很宽，好像也很深，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去河边，我一个人的时候哪也不能去，一个人的时候，我一般都在门口的大树下玩土，夏天的时候，空气闷热，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没有风，也没有人，陪伴我的只有知了声，那时的我可能还感觉不到无聊，但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邻居家的那个小姐姐能陪我玩儿，那个姐姐叫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了，她好像姓李，比我大几岁，刚上学，她放学后总会陪我玩儿，我常回忆起这段经历大概就是因为她。　　她家的地势很高，去她家要经过一个很宽很陡的坡，不过我很少走那个坡，我和她在那个坡的旁边刨了很多小土坡，她一放学就和我沿着那些小土坡上上下下地玩儿。如果我去学校了她就会去表姐的班级找我，她会带着我玩游戏，还常常带着我扰乱别人玩游戏，很是欢乐。　　她家好像很富裕，她家的大门是那种双开的木门，门不大，门两边和门头都贴着瓷砖，每次去她家她都会让我看电视，还会给我拿糖吃，不过我只喜欢吃糖不喜欢看电视，因为电视里总是放聊斋，我看着害怕。　　在大姨家呆了差不多一年，那一年肯定发生了很多事，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有和她一起玩耍的点点滴滴，一年后我离开了大姨家，此后，每年只有去大姨家走亲戚的时候我才能见她一次（有时候可能还见不着），她见到我后依然很高兴，依然会陪我玩，有次过年的时候我在她家门前见到了她，我们看到彼此后都很高兴，当时她站在小土坡上面我站在小土坡下面，我仰着头和她说了几句话，那时我忽然发现她长得很漂亮，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一个女孩子漂亮，就在那时我对她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从那以后我更加迫切地盼望着过年的时候见她，见不到她就会想她，比早前独自玩土的时候还要想，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了，她搬走后我还会去找她，每去一次，她家门前的景致便凋蔽一些，门前的枯枝败叶一年比一年多，门锁也一年比一年锈，而她再也没回来过。　　很多次，在冬日的寒风中，我站在她们家门前，回想着当时的欢声笑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次我绕着她家院墙走了一圈，似乎听到院里有声音，但很快看到一只猫从墙头跳了下来。　　如今回想起来，心里还会有些难过，我常常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当时那个时间，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还不如做梦来得真实，我想即便现在那个姐姐就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也找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我还想起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它们像一锅乱炖似的涌入我的脑海，我试图理清它们，但总是功亏于溃，我没想到对未来无能为力的我对过去竟也束手无策。如果我的脑海里还存有一段清晰完整的记忆的话，那应该就是我的大学生活了，儿时的那个姐姐让我想起了金子，金子是我大学时的女朋友，她姓蹇（和‘捡’的发音一样），全名就叫‘捡’金子，她和儿时的那个姐姐一样，也是恍惚间便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想起她，我便想起了大学那几年的所有时光。
　　那段时光大概是从我弄丢一个篮球开始的，那是07年9月底的一个傍晚，有微风，有蝉鸣，我在宿舍旁的篮球场边看球，球场上我只认识一个人，那人穿着专业的球衣球鞋，运球、跑位、突破、上篮，左晃右闪不知疲倦，他叫周元晓，是我下铺，也是我前桌（我们系有独立教室，教室的座位按学号排列，我们学号挨着，所以也就成了前后桌），他爱打篮球，运球技术很好，但是投篮技术很差。　　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在打三人篮球赛，最后他们队赢了，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高兴，整场下来他好像只投进了一个球。　　“你玩儿吧，我去洗澡了。”他说，我把他的手表和手机递给他，他头也不抬地往场外走去。　　“等会儿呗。”我说。　　“记得把球儿带回去。”他没等我，我以为他可能是心情不好才没等我，但后来发现他是个急性子，干什么都快，让他等人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他说的那个球是一个崭新的斯伯丁篮球，是他买的，不过后来我也对了份子钱。　　差不多在入学一周后，周元晓提议买个篮球，那时刚开始军训，买球的计划并没得到响应，军训快结束的时候，宿舍里突然多了个篮球，在得知是周元晓买的并且并不便宜后，寝室长提议大家对份子钱，有五人出了钱，有两人一毛不拔，那两人自称从不打球。　　我们把钱给周元晓，周元晓不要，他说，给寝室长吧，算作公费，后来没交份子钱的那两人想补交，但寝室长不知道该收不该收。　　“份子钱已经够了，你们再交的话只能算是公费。”寝室长说。两人只点头不说话，他们好像并不明白寝室长的意思。　　那天是那个篮球的处女秀，崭新的皮球，干净的球场，即将结束的军训，令人沉醉的晚风，一切都看似非常美好，可没想到我竟把这个篮球弄丢了。　　周元晓走后，我并没顶替他上场，我球技很烂，运球不行，投球也不咋地，空位投的话还行，一旦有人防就彻底歇菜，而我将将一米七的个头，基本上是个人都能防死我，所以我一般不打比赛。　　我就坐在场边看他们玩儿，那时大概是下午五六点钟，太阳还没落下，但被西边的一个实验楼挡住了，我坐在场边的阴影里，用手支着下巴，眼神空洞地看着球场，看着看着泛起困来，有那么一小会儿可能还睡着了，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趴在了胳膊上。　　我是被一个篮球砸醒的，没砸我头上，碰到了我胳膊。　　“玩儿不？缺个人。”一个高个子的男生捡起球对我说。　　“不会，不会，”我摇着头说，我仰着脸看了看那男生，同时眼睛余光看到月亮已经出来了，半缺的月亮挂在天边像块儿雪白的鹅卵石，一阵晚风吹过来，我感到有点冷，“你们要不用别的球吧，我得走了。”　　那人看着我，好像没听懂我什么意思。　　“这谁的球？”我站起来看着他手里的篮球说。　　“我们的啊。”他说着拍了两下，然后走开了。　　那个球看着不是很旧，颜色跟我们那个差很多，不知道那个球是不是他的，但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个球场有两三个篮球，我挨个仔细看了看，没一个是我们的，我有点慌了，除了我们那个球场外还有三个球场，那几个球场我来回找了两三遍，仍然没找到我们那个篮球。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站在篮球场边不知所措，我想象着舍友们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特别是周元晓，毕竟这球是他买的，别看周元晓和我是上下铺前后桌，但我俩关系并不是很好，具体说不上什么原因，我感觉可能是我俩性格不太合，周元晓会有什么反应我想象不出来，其他人的反应我也想象不出来，此时大家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月，我还不是特别了解他们。
　　我决定再买一个，我把学校周围的那几个超市挨个跑了个遍，终于在一家超市找到了一个和周元晓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球，但我没买，一是太贵了，二是我发现那个牌子还有一种比较便宜的球，那球看着和周元晓买的那个差不多，而且手感也还行，于是我买了那个便宜的，我不知道周元晓能不能看出来，如果他看不出来的话，其他人就更看不出来了，如果看出来了，我想就说天黑拿错了，反正也差不多。　　我把那个球充满气，一路拍着走回去了，回到宿舍的时候看到周元晓在看书，可能是一本画册，他看到我后把书合了起来。　　“一直玩儿到现在啊。”周元晓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　　“恩。”我恩了一声，我把新买的球放在脸盆架旁边，顺手拿了脸盆去洗漱。　　“他们都没回来吗？”出门前我问他道。　　“不知道。”他拿起另一本书翻看起来。　　盥洗室是个接近方形的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白的，白瓷砖、白墙，没一点杂色，盥洗室对面是厕所，我先上了趟厕所，然后回来刷牙，刷着刷着听到有人在拍篮球，我立马停了下来，心想估计是周元晓，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出来。　　“这是咱的球吗？”我拿着脸盆回到宿舍后周元晓问我说。　　“是啊。”我把脸盆放回支架，拿着梳子梳着头上不到一寸长的头发。　　“怎么感觉颜色不太正呢。”　　“玩儿这么长时间了能正吗！”我说。　　周元晓没再说什么，他把球放下坐回到自己床上，拿出指甲刀漫不经心地剪起了脚趾甲，咔、咔、咔，声音很响，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在我睡着前我们没再说话，后来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就是谁也不搭理谁，有时甚至连着几天互相都不搭理，没有明显原因，反正就是不说话。　　那晚我睡得很早，心里七上八下的，大脑也不听使唤，那天玩了一下午球儿，又连跑好几个超市，我累的够呛，只想睡觉，在半睡半醒中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进了宿舍。　　“那谁，李茜胸真大。”我听出是班长的声音，声音未落其他人便笑了起来，李茜的胸是很大，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她的胆子更大，李茜说她叫李xi，不叫李qian，按习惯来说，外国人才叫xi，什么茜茜公主，黛茜，中国人都叫qian，可她非得说自己叫李xi。　　“哈哈，你们发现没，教练说完她后，她都不好意思挺胸了。”周元晓说。　　“她是不是学音乐的，我发现那几个长的不错的都是学音乐的。”田禾说，田禾中等个头，长得很胖，从体型上来说他绝对是个当领导的好苗子，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特质，他性格很好，是个交际花，跟谁都是好朋友，他的一大爱好是睡觉，一觉睡十六七个小时对他来说是常事。　　“不一定，听说一米八三的那女生是咱们系的。”周元晓说。　　“不会吧，她不是学声乐的吗？”　　“好像不是。”　　宿舍里隔两天就会聊起女生来，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这天晚上他们又聊了很长时间，不过后来我没仔细听，我在想周元晓到底看没看出来，直觉告诉我他看出来了，但我又不是很确定，如果真看出来了，而他又不说，这就让人蛋疼了，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按照之前的作息时间，这个点儿大家应该在叠被或者洗漱什么的，但今天是军训的最后一天，上午放假，这时大家都在睡懒觉，上午放假是因为下午要举行阅兵仪式，晚上还有合唱比赛，可能为保证体力充分，上午才放了半天假。　　醒了没一会儿，田禾的闹钟响了，田禾翻了个身把闹铃关掉接着睡，田禾的闹钟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响，如果不是周末他就起床洗漱，如果是周末他就关了继续睡。　　“周末你关了不就行了。”我曾跟他说。　　“关了多没意思，就让它响，响了一关接着睡，多爽。”他说。在他那里睡觉是一门艺术，睡的时间长不长不重要，能不能充分地享受睡觉才重要。　　快八点的时候依然没人起床，我躺在床上想着要不要起，一边想一边听着田禾打呼噜，只要我醒得早我就能听到他打呼噜，有时声大，有时声小。　　我一努劲儿坐了起来，坐了一会下了床，我的床铺挨着窗户，梯子也挨着窗户，我经常是踩着窗台上来下去的，下床后我拉开窗户，一股冷气随之便扑面儿来。　　这时是初秋，这里是沈阳，中午依然有二十多度，但早上晚上可能还不到十度，这么大的温度落差我很不适应，我把窗关上，拿了个凳子在窗前坐下，然后不知怎的就想到昨晚那事，我看了看周元晓，他睡得很死，他很板正地躺在床上，像是在梦中站军姿一样，当时我想他醒来后能失忆就好了，我又看了看其它几个人，那几个人什么睡姿都有，我对面上铺的那位头都快耷拉下来了。　　我坐在窗边，想象着下午阅兵和合唱赛会是什么样子，阅兵对我来说没多大想象空间，阅兵无非就是走方队而已，而合唱比赛倒是值得期待，导员说我们学院每年都拿第一名，这次还得拿第一，但我并不觉得我们唱得有多好，他还说这次拿不了第一的话，以后我们就别唱歌了，我怀疑其他学院的老师也是这么跟新生说的，反正吹牛不上税，不过导员的话也有几分可信，因为我们学院有声乐系，声乐系那帮人仿佛都自带扩音器似的，随便啊一声都是如雷贯耳，有他们坐镇，我们倒是有可能拿第一。　　我起身去洗漱，洗漱回来后看到我对面那个室友起床了，只是起床了，还没下床，他坐在上铺的床沿发呆，看似还没清醒过来。
　　“几点了？”他问我。　　“八点了。”我说，我把脸盆放好，弯腰拿起篮球，“打球去不？”　　“不去。”他迷糊着说。　　我往地上拍了一下球，声音不大不小，那几个睡神没任何反应。我拿着球下楼，在离宿舍最远的篮球场玩了起来，玩了差不多一整个上午。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在操场集合，简单地练习了一遍走方队后，我们被几辆大巴拉到了另一个校区，那个校区也在市中心，但看上去我们像是被拉到了荒郊野外一样，那个校区不大，里面的楼又矮又小，最高的只有三层，而且很破，里面的路到处都是裂缝，裂缝里还长着草，看上去十分荒芜，这校区最里边是一大片空地，像是操场，又像是个荒废的农田，空地上零零散散地长着些低矮的杂草，没长草的土壤泛着点黑。　　我们在那个空地排好队站着，闲着无聊，教官给我们作了个简短的军训总结，说了些有缘再见的话，说着说着有些女生就哭了起来，她们声泪俱下，仿佛失恋了一般，听着女生的哭声，我也默默地酝酿情绪，可我泪腺实在不够发达，怎么都哭不出来。　　总结过后又站了得有半多个小时领导们才上了主席台，主持人来到台前说了段开场白，最后说请一个领导发言，让我们鼓掌，我们啪啪啪地鼓起掌来。　　“我就说两句啊。”那领导说，“这个…军训是新生入学必经的一次历练，它锻炼的不仅仅是一个的体质，更是一个的意志…”他拿着稿子，一句一句地念，没完没了地念，念得我都快睡着了，我深吸一口气，用力呼出，那口气吹在了站我前面那人的后脑勺，那人叫郑彦涛，外号涛姐，我吹他后脑勺，他没一点反应，于是我就不停地往他后脑勺吹气，我想他当时肯定在心里默念军训赶紧结束吧，结束后我再收拾你。　　涛姐很瘦，长得很像《功夫》里那个卖小人书的乞丐，只是没那个乞丐那么邋遢，按说瘦子都是很灵活的，但他不是，他四肢不太协调，平时走路看不出来，一到训练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不过后来改进了不少，他的另一个毛病是伸不直胳膊，特别是打拳操的时候，有段时间他总被罚练拳操，在操场上，大中午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一个人摆着pose站在热的能煎蛋的操场上加练。　　“收屁股，挺胸，抬头，手臂抬高伸直，你这手臂就不能伸直吗！打螳螂拳呢！把你叠被子的精神拿出来！”教官老这么训他，他也不吭声，努力地按照教官的要求去做，可他的胳膊始终也伸不直。　　大概因为他的姿势看上去很娘，于是我们都叫他涛姐，我们这么叫他，他不应声，也不跟我们生气。　　支撑涛姐熬下来的估计是他叠被子的神技，他的被子叠得最好，比豆腐块儿还方，这可能是我们叫他涛姐的另一个原因。　　有次午休过后，教官抽查宿舍卫生，检查完后，他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让那几个同学把自己的被子拿下来。　　“你们几个被子叠的最差，现在重新叠，叠不好就在这儿一直叠。”教官说，“415，1号床铺，郑彦涛是谁？”　　“我。”涛姐说。　　“你出来一下。”教官说，涛姐迟疑着走出队伍。　　“这位同学叠得最好，你给他们示范一下。”教官对涛姐说。　　“看看人家是怎么叠的。”教官又说。　　滚烫的地面上，几床被子依次铺开，涛姐随机挑了个被子叠了起来，他左抻右展，左瞧右看，三两下就把一张皱巴巴的被叠成了豆腐块儿。　　谁也不否认他的被子叠地好，但他无论怎样都伸不直胳膊，在顶着烈日加练的时候，他心里肯定五味杂陈，我想没人比他更渴望军训结束。　　那个领导讲完后，又有一个领导要讲话，那领导倒是随便说了两句，说完阅兵就开始了，很快几列方队浩浩荡荡地从主席台前走了过去，随后停顿了几分钟，因为他们走过之后主席台周围到处都是扬尘，领导们看似有点受不了了，那时候大概四五点钟，太阳光线呈暗红色，暗红的光线混杂着灰黄的扬尘，形成了一种虚幻氤氲的气氛，那种氛围我感觉周围的一切有点莫名其妙。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主席台前走过的，只记得喊口号的时候我没怎么张嘴，我倒是想大声喊，但周围到处都是扬尘，除此之外，别的指令我似乎都认真做了，因为不认真做的话主席台的人肯定能看出来。　　喊口号时省下的力气被我用在了晚上的合唱比赛上，每个学院唱两首歌，两首歌下来，我嗓子都快喊哑了，不过我们表现怎么样，能不能拿第一，谁也说不准，我对此没什么信心，也没什么兴趣。　　回去的时候之前送我们的大巴车全都不见了，等了半天也没见回来，后来我们被告知自行返回，要么坐公交，要么打车，要么走回去。　　因为没多远，大概也就五六站地吧，大部分人选择走回去，一开始我和田禾、周元晓他们一块儿往回走，后来又跟班长一块走，走着走着班长不知道跑哪了，因为对沈阳还不太熟悉，我不得不时刻注意着周围穿军训服的人，生怕一转眼他们全都不见了，我注意到在我前方有个人一直安静地走着，不见他追逐打闹，也不见他跟谁说话，他就那么走着，好像永远不会从我前面消失，跟着他走了一段距离后我认出他是齐学林。　　“诶！”我追上他，跟他打招呼。　　“诶。”他瞥了我一眼，似乎有点警惕。　　“还有多远？”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说。　　“你是一班的吧？”我说。　　“恩，你呢？”。　　“我二班的。”　　“哦。”他哦了一声，似乎不想再说话，但也没有不想和我一起走的意思。　　“你叫刘思远，是吧！”他突然问我说。　　“恩，对。”我说，我没问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叫什么，但是不想再问，我知道他名字不是因为他很活跃，而是因为他最不活跃，印象中他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笑，记得有一次教官罚涛姐加练拳操，涛姐老是撅屁股，教官因此老是踢他屁股，教官离开后有人冒充教官踢他屁股，那时所有人都笑了，但我发现齐学林没笑。　　“你是哪的？”我问他。　　“SD的，你呢？”他问我。　　“我HN的。”我说，“你们分数线挺高的吧。”　　“恩…不低反正，你们应该也挺高。”他说。　　“恩。”我说，“SDHN考生最多，你们艺术类考生好像比我们还多。”　　“这不知道。“他说，”不过我们学校全都是艺考生。”　　“哦，那你们就是艺术类高中呗。”　　“恩。”他说，“你们不是吧。”　　“不是，我们有美术班，不过我只学了半年。”我轻描淡写地说，说得很轻松，其实很沉重，高三后半年我突然想学美术，决定学美术后遇到了很多阻力，先是班主任找我谈话，劝我三思而后行，说弄不好画没学好文化课也耽误了，后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揶揄我，说不知道有些人怎么想的，文化课学得好好的，非得去学美术。不知道他们是真心为我好，还是仅仅为了他们的教学业绩，反正没一个老师支持我，我坚持要学，他们也没办法，只能无奈叹息：这孩子算是毁了。　　然而美术统考我考了全校第一，虽然不能说未来怎样怎样，但至少当时来说我做着个决定是没错的，但我并不觉得考了第一有多光荣，我已经是艺术生了，就不要谈什么光荣了，在大家的观念里，学理是最光荣的，学文其次，学艺是最丢人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学艺是脑袋不灵光的人走的路，艺考成绩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学艺的。　　“那你挺厉害啊。”他说，“我学了三年才刚过分数线。”　　“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蒙的。”我说。“你学了那么长时间没考美院吗？”　　“考了，没过，我考了央美，差两分”他说，“美院不好考，有些人考了七八年也没考上。”　　“疯了吧，考七八年。”　　“呵呵，有可能。”　　我们边走边聊，夜风不时地吹着，晚上本来温度就低，风一吹更冷了，街道两旁的商店里散发着橘红色的暖光，看着挺暖和，照在身上不起任何作用。　　“冷不？”我问齐学林。　　“有点。”他把胳膊叉在胸前。　　“跑会儿吧。”我边说边跑了起来，齐学林也跟着跑了起来。　　“白天热的要死，晚上冻得要死。”我说，齐学林在我旁边跑着，没什么回应。　　随后我们聊起了晚上的合唱比赛，我问他以前参加过合唱比赛没有，他说参加过，不仅参加过而且还当过指挥，我表示不太相信。　　“真的。”他说。　　“那你音乐很好啊。”我说。　　“不好，指挥多简单啊，选我当指挥可能是嫌我唱歌声音小，哈哈。”他笑说。　　“你觉得咱们能拿第一吗？”我说。　　“说不准，谁知道呢。”他说。　　我和齐学林一路闲聊着慢跑着回到了学校，和他聊了一路，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内向，他很能说，看上去很正常。　　但是很快我对他的印象又发生了改变。
　　军训结束后没多久，我们系开了一次贫困生助学金申请会，齐学林、涛姐和我都报了名，那天报名的还有两个看似并不贫困的人，其中一个叫李子聪，李子聪平时的穿着打扮很时尚，不是那种乡村非主流的假时尚，是真时尚，他还打了个耳钉，看着有点gay，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贫困生，他也来申请助学金让我感觉有点意外，那天他穿着很普通衣服，可怜巴巴地在会场里坐着，似乎穷的好几天没吃饭了一样。　　涛姐第一个上台演讲，他先是给台下几位老师鞠了个躬，鞠过躬后微微一笑，然后说道，“老师好，同学们好，感谢学院给我这次申请助学金的机会，恩…我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吧，…”涛姐中规中矩地说了一大通，虽然有点平淡无奇，但也算真实可信，我跟他情况差不多，涛姐说他有个弟弟，我没有弟弟，我有个姐姐，对于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估计至少会拿个二等助学金。　　但我太乐观了，我没料到我的同学们竟是那么地命运多舛。　　“…我家本来有个小水泥场，去年我们那要搞旅游开发，被迫关掉了，家里因此欠了好多钱，…”　　“…我家也是做生意的，本来经济状况还可以，后来和一个亲戚搞投资，赔了很多，再后来资金周转不过来，生意也做不成了，…”　　“…我哥哥出了车祸…”　　那些平日里光鲜亮丽、活蹦乱跳的人一时间都成了命运的弃儿，他们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说着自己的家事，我在台下听得目瞪口呆，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子聪的演讲。　　“…我家是在一个小城市，家里没有地，父母现在也没有工作，家里有低保，但是很少，现在我父亲还有病，他腰不好，离不开药，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他们身体也不好，离不开人，我妈…”李子聪说，说着说着他开始哽咽，我一下子愣住了，这家伙前两天还穿着杰克琼斯打篮球呢，现在怎么突然就一穷二白了呢，说完他妈后，他开始流泪，真的流泪了，他眼角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着，简直闪瞎了我的24k氪金狗眼。　　我一度以为我们系是有表演专业的，但很可惜没有，李子聪也是学环艺设计的，相比于设计环境，我觉得他更适合设计台词，他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在场的人都在想些什么，当时我想的是我可能连三等助学金都拿不到了。　　排在李子聪后面的是齐学林，齐学林演讲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像是背悼词一样说了一通，既没激情也没悲情，且不说他的演讲内容如何，就他那态度就不对，既然报了名，那就是想申请，可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申请意愿，他演讲的时候脸上似乎写着两行字——爱给不给，不给拉倒，他讲完后我心想他把八成申请不到助学金，三等的都申请不到，最后他的确没申请到。　　齐学林的家境应该不是很好，甚至可能还不如我，和他同学的四年中几乎没见过他逛街，也很少见他换新衣服，他经常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毛呢外套，春天穿，秋天也穿，似乎一直没换过，可单从他的演讲来看的话，我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家境好坏。　　那次演讲过后，我对齐学林的印象没有再变过，我基本断定他是那种性格内向、脾气古怪的人，此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确实如此，不过有关他的事大都有点模糊，因为他本人都没什么存在感，有些事发生的时候我没注意，事后想起来了，我才知道它发生过。　　此后每个人身上能发生些什么事，谁也无法预料，虽然现在我知道了，但对于当时来说，谁也无法预料，那时对于未发生的事，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已经发生的这些事让我感到意外和失望。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在升旗台附近开班会，班会内容是写愿望，每个人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上自己在未来四年的愿望，写完后投到一个小纸箱里，四年后再发给大家，　　那天田禾没到场，班长打电话问他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规划，当时他在睡觉，他只说了俩字：睡觉，班长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了四个字：田禾睡觉，写完后投到了纸箱里。　　我记得我写了三个愿望，我首先想到的是谈恋爱，我没谈过恋爱，所以很想谈恋爱，但我不想把这个愿望写在第一条，因为我怕谁偷看了我的纸条后会觉得我很没追求，我写下的第一个愿望是学一门乐器，我并不是真的想学一门乐器，这么写仅仅是为了给谈恋爱的想法打掩护，第三个愿望我写的是顺利毕业，来这里就是为了顺利毕业，如果只能写一个愿望的话，我肯定只写这一条。　　谈恋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没谈过恋爱的人生肯定是不完整的。我对女孩产生感觉可能始于童年时的那个姐姐，但我又不是很确定，因为当时的感觉太微弱了，我能确定的是上小学六年级时的一段记忆，我记得那时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同桌，她不但漂亮，而且学习也很好，我很喜欢她，有次不知为何我俩闹起了矛盾，我一生气就把她的作业本藏在了我抽屉里，她伸手拿，我按着不让拿，在互相较劲的时候我碰到了她的手，不是瞬间地轻轻地碰了一下，而是几乎快要握住她的手了，那一刻我对她有了一种很明确但又说不出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总是往我抽屉里藏她的东西，她伸手去拿，我就趁机握住她的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点耍流氓的意思，但我抓她手的时候她从没大声喊叫过，她总威胁我说再藏她的东西就告诉老师，可她从没跟老师说过。　　我知道这不叫恋爱，这只能叫青春期的性冲动，但是我觉得自己对女生的喜欢几乎全部来自于性冲动，恋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如果某个女生长得漂亮的话，我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即使不看，心里也想着对方，如果我表白了，并且对方接受了，那可能就是恋爱，但至今我没跟任何女生表白过，因为学校不允许早恋。　　于是我很渴望恋爱，来到沈阳的第一天，我的第一感觉是压抑了十多年的欲望终于要得到释放了，我压抑的欲望有两个，一个是恋爱，一个是自由，诗人裴多菲把自由排在第一位，他觉得自由最重要，为了自由可以放弃爱情和生命，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自由和爱情都重要，为了自由和爱情可以放弃生命。　　艺术系的女生往往比男生多，而学艺的女生往往还很漂亮，刚去的时候我对稍微漂亮点的女生似乎都有点心动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没了，后来甚至对某些漂亮的女生产生了厌恶之感，我无法解释这种心理，只是恍惚间意识到恋爱绝不仅仅是性冲动那么单纯。　　当我对爱情的幻想快要幻灭的时候，我遇到了金子，遇到她时她看着很小，当时我对她没任何感觉，事实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她都没有任何感觉。　　遇到金子的那天是个周末，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去太原街逛街，逛完街后周元晓要去学校西门买水果，他拉别人去，别人不去，最后拉着我去了，他要是不拉着我去我可能不会遇到金子。
　　学校西门有点远，走了没多久，我们在路边的一个长椅上坐了下来，那时候快冬天了，长椅有点凉。　　“食堂不是也有卖的吗，非得跑那么老远。”我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食堂的不好，又贵又难吃。”周元晓说，“走吧，快到了。”　　“再坐一会儿。”我说，我没动，逛了一天街，我有点累。　　周元晓不再说什么，他盯着旁边的灌木丛发呆，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生从我们身前走了过去，周元晓的目光迅速转移到了两个美女身上。　　“走吧。”我说，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元晓似乎没听见，仍然盯着那两个女生看，那两个女生个子挺高，身材挺好，长得咋样我没注意。　　周元晓从来不掩饰他对女生的兴趣，他不仅爱看女生，他还爱谈论女生，他谈起女生来总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可真见到女生，特别是漂亮女生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个人比较腼腆。　　“走吧，赶紧的。”我继续催他，他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　　又走了将近十分钟，我们才到西门，西门对面有一条街，街上有很多商店，那里的商店不太规范，有些店拿窗户当门使，就是在窗外焊个梯子就是店门了，水果店离西门很近，周元晓买了点葡萄和苹果，我什么都没买，要回学校时，我突然想去那条街的里边逛逛。　　“去里边看看吧。”我说。　　“有啥看的，你不是走不动了吗。”周元晓很不耐烦的说。　　“那你回去吧，我自己去。”我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我是真的想让他回去，但他没走。　　“里面啥也没有，我去过。”他说，说着先我一步往街道里边走去.　　街道靠里的一个地方有个医院，那是校医院，军训的时候，我们去医院做过一次体检，那时走过这条街，那天可能不是周末，街上没什么人，看着很冷清，这天要比那天要热闹的多，我们沿着街道往里走，一直走到校医院，过了校医院之后街上又冷清起来。　　“回去吧，这有啥看的。”周元晓说。　　“好吧。”我准备和他一起回去，正要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小店的门头上有个彩色的广告牌，上面印着四个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缘来饰你’，‘饰’字设计地很艺术，我向周元晓示意一起进去看看，他先我一步走了过去，正要进门时，他却突然在门口的台阶坐了下来，“快点啊。”他坐下后有气无力地说。我没理会他，独自进了那个店，进去后先是看到一个柜台，柜台里面和台面上摆满了各种质地的手镯、戒指和挂饰，然后看到最里面坐着一个女孩，女孩梳着一个马尾辫，瘦瘦的，看着年龄不大，这就是金子，我看到她时，她也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如果我知道我们之间是从此刻开始的，那我一定会留心观察她，可我并不知道，我没仔细看她，对她的第一印象十分模糊。　　我围着柜台转了半圈儿，随手拿了个红色的手镯问她道：“这怎么卖的？”　　“五块。”她说。　　我把玩了两下后把手镯放了回去，并随之我观察起小店，在我对面还有个展柜，柜子挺高，紧贴着墙，柜子中间那层摆了些漫画书，不知道是租的，还是自己看的，因为对漫画没多少兴趣，我也没问，门两侧的墙壁上挂了很多发卡和挎包，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摆了几个相框，每个相框的边角都挂着不一样的配饰。　　“这是自己做的吗？”我指着一个带蝴蝶的相框说。　　“嗯…”她犹豫着说，“自己配的。”　　“哦。”我说。　　“这个也是？”我指着其中的一个相框说，那个相框的边角很随意地挂了个彩色的手链，看着不是很搭调。　　“哦，那个不是，那是我随便挂上去的。”她赶忙解释道，“那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恩。”　　我细看那个手链，原来那是彩色铅笔的笔杆做的。　　“我能看看吗？”　　“你不一直在看吗？”　　“哦，我说我能拿下来吗？”　　“可以”她说。　　“这是彩铅吧。”　　“恩。”　　“挺好。”我边说边朝她看了一眼。　　“这个卖吗？我想买了。”我问她。　　“恩…卖。”她犹豫着说。　　“多少钱。”我说。　　“恩…你看着给吧。”她还是有点犹豫。　　“我看着给？还能这样买东西呢，五块行吗？”我说。　　“多少都行。”她说。　　我们正聊得尽兴，外边突然传来周元晓的声音，他大声催我出来。　　“这是你的店吗？”我拿出五块钱递给她，我这么问她是因为她看上去年龄很小，看上去似乎还没有能力经营这样一个小店。　　“不是，我姐的。”她犹豫着接了过去。　　“哦，你可以多做几个，说不定我能给你推销出去。”我在手中掂了两下那个手链，　　她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出去的时候，周元晓已经往回走了一段距离，我追上他，让他看了看那个手链，他表示完全不理解我的品位，说倒找他钱他都不要。　　那天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见过金子，如果她姐的那个店离校西门近的话，我可能会经常见到她，但是实在是有点远，再加上我从没想过去找她，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见过她。
　　那天一起去太原街逛街的还有涛姐和老大，老大是个大块头，个子不是很高，但体格很壮，他看上去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实际上他很聪明，他人很稳重，性格也很温和，我们拿他的一身肌肉当沙包打，他从来没还过手，那时他已经二十六岁了，比我们导员还要大一岁，每次开会他俩总是很尴尬，大概因为年龄大、体格壮，所以我们叫他老大，但在我看来他的为人或者说气质更像是老大。　　那天涛姐买了个双节棍，我们都嘲笑他，说他连胳膊都伸不直还玩儿双节棍，别一棍把自己打残了，涛姐对我们的嘲笑不以为然，他一路比划着回到了学校，庆幸的是没伤到别人也没伤到自己。　　老大喜欢健身，那天他买了个紧身t恤，不知道他对自己的身材太不自信还是太过自信，他穿着紧身t恤看着像一头银背大猩猩。　　两个反差很大的人一般不会呆在一起，特别是女生，长得丑的不喜欢跟长得美呆在一起，长得胖的不喜欢跟长得瘦得呆在一起，但男生好像没那么明显，就拿涛姐来说吧，他总跟老大呆在一起，他俩在一起看着就像孙悟空跟牛魔王在一起似的，涛姐很羡慕老大的一身肌肉，他说他也要练成老大那样的肌肉，但我觉得几乎不可能。　　他们经常去逛街，那次逛街就是他俩提议要去的，他们还经常去健身房，老大去健身房是去健身的，但涛姐我不知道是去干嘛的。　　我在健身房办过一次月卡，那一个月内我可能也就去了五六次，每次去几乎都能看到涛姐，我发现他很爱玩单杠，他吊在单杠上一动不动，像开过膛的死猪一样。　　“干嘛呢这是，卖肉呢！”有次我忍不住问他。　　“我还卖身呢。”他说。　　“你这干嘛呢，天天这么吊着，小心吊成长臂猿了。”　　“练功呢，离我远点，小心我元气伤了你。”　　“呦，你伤一个我看看。”我伸手去挠他胳肢窝，还没碰到，他便松手掉了下来。涛姐没告诉我他到底在干嘛，后来我琢磨他天天那么吊着可能是想把胳膊拉直，因为他要练双节棍，胳膊伸不直的话可能练不好双节棍。　　老大喜欢玩哑铃，他拿着两个哑铃对着镜子一上一下地来回举，涛姐从单杠上下来后也去练哑铃了，我则是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健腹肌上做起了仰卧起坐。　　“我感觉练这个没什么用呢。”涛姐对老大说。　　“时间长就有用了。”老大说。　　“昨天天我练了有半个多小时，就拿这个小的练的，当时还挺有效果，结果今天肌肉又缩回去了。”涛姐拿着一个小哑铃说，“你说这个练肌肉是不是得先长胖。”　　“胖那是肥肉，你得一边胖一边练。”老大把两个哑铃扛在肩膀上说。　　“那我可能练不成了，我从来就没胖过。”涛姐说，“你是怎么练的。”　　“我这是体力活儿干出来的。”老大说。“除了练，你还得多吃，知道不，吃点有营养的，多吃点肉、鸡蛋之类的，吃啥长啥嘛。”　　“我缺肉，不缺蛋。”　　“我看你是缺心眼。”老大停了下来，“你在网上查查，网上有很多健身那种营养食谱，照着食谱吃，坚持吃，肯定行。”　　涛姐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头，看似有所领悟。　　“思远不也在这儿吗，你问问他。”老大看了看坐在健腹机上的我说。　　“他？他就算了吧，他比我也强不了多少。”　　“你这是猴眼看人低，我最近在研究史泰龙，小心我分分钟超过老大。”我说。　　“得了吧，你能超过老大我给你跪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你要练不成你给我跪了。”　　“我可没说。”　　“切。”涛姐很不屑地说。　　“知道史泰龙是怎么练的吗？”我说。　　“怎么练的？”涛姐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　　“每天早上吃五个生鸡蛋，再慢跑五公里，天天这样，坚持一个月就有肌肉了。”我说。　　“电影看多了吧你。”老大把哑铃放下说。　　“反正他就这么吃的。”我说。　　“你可以试试。”我又对涛姐说。　　“你吃过吗？”涛姐问我。　　“没有。”我说。　　“等你吃出效果我再试吧。”　　涛姐没去吃生鸡蛋，他在网上搜了个食谱，天天照着食谱吃，那个食谱里有加餐，所谓加餐就是吃一些莫名其妙的零食，一天加三次，这样一来涛姐每天要吃六顿饭，不过没见他吃出什么毛病，他就这么坚持着，边吃边练，过了段时间后涛姐说他体重增加了七八斤，但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可能吃出幻觉了。　　涛姐一边健身一边练双节棍，天还不是很冷的时候，偶尔能在教师楼后的那个大广场见到他，他拿着双节棍甩来甩去，看似没什么套路，天冷了后，我没再见他练过，那时候他经常在网吧搜双节棍的教学视频看，只看不练，至少那个冬天我没见他在室外练过。
　　来沈阳前，我最讨厌的季节便是冬天，冬天洛阳的气温倒不是很低，气温最低的时候也不会低于零下五度，问题是我们那里没有暖气，整个冬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零度左右的空气里，是人都受不了，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每个冬天至少要感冒两次，有时候四次都不止，除了感冒还会出冻疮，手上出，脚上也出，所以我很讨厌冬天。　　沈阳的冬天比洛阳冷得多，零下二十多度那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暖气，那是真的要死人的。　　宿舍有暖气片，教室有中央空调，室内总是热乎乎的，室内有了暖气，室外似乎也不冷了，零下二十多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在室外吃冰棍儿，还会看到有人在雪地里露着大白腿，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不会相信在东北的冬天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吃冰棍儿还好，冰棍儿就是冰嘛，冰的温度是零度，相较于零下二十多度来说，冰棍儿算得上是暖手宝了，我也吃过几次，虽然没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的感觉，但也不觉得有多凉。　　我不理解的是有的人在大冷天穿短裤，有的人不穿毛裤可以理解，但秋裤也不穿就有点过分了，子曰：把秋衣塞进秋裤里，把秋裤塞进袜子，这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可某些人连秋裤都不穿，简直不可理喻。　　穿短裤的都是女生，而且基本是外国女生，我见到的那个穿短裤露大腿的女生是隔壁班的一个韩国人，名叫李彩英，李彩英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我好几次看到她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呢子大衣露着大白腿，不知道她是不怕冷，还是感觉不到冷，还是既怕冷又能感觉到冷但是没钱买裤子，有几次我真想把自己裤子脱下来给她穿上。　　李彩英不爱说话，韩语汉语她都不怎么说，不过我见过她写汉字，写得很好，但几乎没听她说过汉语。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一是她本身不爱说话，二是我很少见到她，有时候连着一两个月都见不到她。　　有一次我差点和她说话，那是在上一门大课的时候，上课前，我和田禾玩游戏，赌注是谁输了谁就去坐她旁边，最后我输了，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没挨着她坐，我们之间隔了个位置，田禾他们起哄说必须挨着坐，可我不敢，那是我离她最近的一次，我们就那么坐了一节课，我几次跃跃欲试想跟她说话，但她用手挡住脸，似乎不想和我说，那节课她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没和任何人说话。　　从那以后我以为韩国女生都是很内敛的，但是后来认识了另一位韩国女生后就不这么认为了。　　东北的冬天很漫长，漫长得让人感觉压抑，天上像罩了层毛玻璃似的，总是灰蒙蒙的，周围总是很安静，听不见鸟叫，也听不见喧闹，安静地像是在为谁默哀，长时间如此，我会没来由地感到压抑。　　有段时间我经常走楼梯，我们教室在八楼，平时上下楼都是坐电梯，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走楼梯，自己一个人慢悠悠地从一楼走到八楼，从八楼走到一楼，有次我好像从八楼走到了十六楼，十六楼是顶楼，听说校长办公室在那一层，我到那一层后没往里面进，我在楼梯间的窗口呆了一会儿，看了看远处的风景，然后又走了下去。　　有时候心情不好，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天气，也可能因为每个人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好。　　有时候也会有具体原因，记得一个下雪天的晚上，本来我们几个说好一起去吃饭的，可我从厕所回来后发现一个人也没了，当时我有点不高兴，当时雪还下着，我站在教室窗边，看了会儿窗外的雪景，窗外没风，雪下得很慢，那速度大约每秒五厘米，看了一会儿后我走出教室，从楼梯走了下去。　　路上我在想会不会又是周元晓捣的鬼，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怀疑这是周元晓捣的鬼。
　　不否认周元晓是个急性子，他干什么都是火急火燎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有点合不来，周元晓是个话唠，人多的地方，只要有他在就绝对不会冷场，可他说话总是不着四六，他喋喋不休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接他话茬，我不接他话茬，他也不接我话茬，我俩呆在一起总是很别扭，至少我感觉很别扭，我们合不来还可能因为我们出身不同，出身不同继而又导致品味不同，周元晓生长在一个二线城市，家里好像挺有钱，他的一大爱好是买名牌运动鞋，他的每双鞋都好几百，他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城里的孩子，而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和他比起来，我似乎哪哪都有点反面教材的意思，我想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等我，肯定是周元晓在背后捣的鬼。　　在此之前没多久，我们还闹过一次小别扭，互相斗了几句嘴，虽然没说什么狠话，但之后的气氛已经有点不愉快了，那时是晚上，大概快熄灯的时候吧，我脱了鞋准备去洗脚，刚脱一只，他便说我脚臭。　　“你脚怎么这么臭呢。”他嫌弃地说。　　“你脚香行了吧。”我说。　　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了，随后我去洗手间洗脚，洗了很长时间，直到确定脚没味儿了我才回了宿舍，回去我踩着梯子往上铺上，然后又听见他说，你就不能先擦干净了再上去，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我想可能是我脚上的水撒到他身上了，于是说，你不会睡那头，非得睡这头，他说，我乐意，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能感到他已经有点怒不可遏了，我觉得我要是再回一句嘴，我俩准能打起来，好在我没再说什么。　　有时候我真想当他不存在，但这几乎不可能，在教室他是我前桌，在宿舍他睡我下铺，抬头低头都是他，而且我们学号还挨着，到哪我都跟他挨一块，跟他真有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感觉。　　那天雪下得不是很厚，但还是严严实实地覆盖了地面，雪地像是能自发光一样，周围被雪映得格外亮堂，我下楼后穿过篮球场，穿过宿舍楼那条很长的走廊，来到了食堂，食堂的人不多，没看到周元晓他们，我买了份鸡腿饭，独自在一个电视前自顾自地吃了起来，食堂的电视都是挂在墙上的，挂得挺高，电视里放着一档综艺节目，看着没什么意思，看电视的时候，我老在想那几个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　　快吃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穿着白围裙的胖子从我对面的那台电视下面走了过去，然后那台电视就被关了，那人沿着电视墙一直走，墙上的电视被他一一关掉，所有的电视都关了后食堂并没有安静下来，我听到不远处有一桌人在大声说笑，我瞅了一眼，看到了一班班长大赫，除了大赫，别的人我都不认识，于是我猜那帮人是学生会的，大赫是学生会副主席，据说之前从没有大一新生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大赫是第一个。　　吃过饭后我回了宿舍，回去没多久，周元晓他们也叽叽喳喳地回来了，我问他们去哪了，他们说，在食堂二楼吃饭。我说，怎么没等我。班长说，他们在西北角那个电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我，于是就下去了。我没再说什么，只是暗自想平时都不怎么走那个电梯，今天怎么就突然走那个电梯了呢？
　　雪下得很频繁，下完之后很长时间都不化，一些背阴的地方的雪似乎永远都不会化。　　下大雪了我们就得去扫雪，女生扫上面的，男生铲下面的，下小了很少去扫，似乎都觉得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可东北的冬天太阳完全不管事，不扫雪的时候路上就会结冰，一结就是好长时间。天天在冰上走免不了要摔跤，我记得自己曾在一个不到五米的距离内连摔了两次，摔得我都有心理阴影了，第二次摔倒后我在地上坐了好长时间，当时齐学林在我旁边，他试着拉我，我没让他拉，我坐了一会儿自己起来了。　　当时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我很少去图书馆，那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了齐学林，他说他吃完饭后去图书馆，我刚好没什么事，于是就和他一起去了，没想到在那么短的距离内连摔了两次。　　进图书馆后，我在一楼的藏书室拿了几本书看了起来，有一本好像是《达芬奇画传》，还有一本科普书，叫什么未解之谜，还有几本设计类的书。齐学林自己带了几本书，有两本是英文的，中英双语的那种，还有本哲学书，就是尼采的那本叫什么特斯拉的那本书，我拿着那本书随手翻了几页，什么也没看懂。　　我先是看了半个多小时达芬奇画传，随后去了趟厕所，从厕所出来后在大堂坐了一会儿，大堂没阅览室那么安静，随时能听见有人在大声说话，回到阅览室后，看了不到一个小时的书，我又有点坐不住了，我想叫齐学林一块出去，我看了看齐学林，他还在认真看书，他盯着眼前的书一动不动，我有点怀疑他被孙悟空定住了。　　“出去不？”我小声问他。　　“干嘛？”他扭过头看了看我，似乎不确定我在跟他说话。　　“出去坐会儿。”　　“恩…”他犹豫了一下，“你去吧，我再看会儿。”　　“天天呆这儿不烦吗？”我小声问他说。　　“习惯了。”他小声说。　　“要我天天在这儿呆着，我早疯了。”我说。　　齐学林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那个全明星社团你最近去了吗？”我问他说，这个社团是学英语的，我在一次活动上见过齐学林，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社团活动上见到他。　　“没有，你经常去吗？”　　“不经常去，现在天冷了，谁还晨读啊，起都起不来。”我说。　　“明天拔河比赛你去不？”我问他。　　“拔河比赛？哪的拔河比赛？”　　“就咱学院的。”　　“不去，不想去。”他摇着头小声说。　　我没再说什么，拿起一本设计书看了起来，看了一会儿有点困了，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不知睡了多久，齐学林把我叫醒，他说他回教室有点事，问我走不走，我早就想走了，于是和他一起出了图书馆。　　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聊起了助学金的事情，因为不久前才发了助学金，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助学金，我问他是几等的，他说他没申请到。　　第二天的拔河比赛齐学林没去，我想当时他可能还在图书馆。　　来年的四月份，天还是很冷，除了各种松树还挂着点儿青色，其他的植被依然毫无生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下了场雪，雪上面落了层灰，看着脏兮兮的。　　等这场雪化了，天也就转暖了，我想，不过我没注意这场雪是什么时候化的，印象中我们班女生在她们宿舍窗外挂了两面国旗后，天气就暖和起来了，那两面国旗像是俩红太阳一样，照得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她们挂国旗是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的时候出了点意外，据说她们还要去抵制家乐福呢，最后没去成，后来学校不让她们挂了，不仅不让挂，还对她们进行了通报批评。　　打那以后天似乎就转暖了，柳树也发芽了，松鼠也出来了（校园里有很多松鼠，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放养的），涛姐也开始练双截棍了，他还是在教室楼后的那个广场上练，傍晚的时候广场有很多人，不过他练棍的时候，以他为中心方圆二十米内几乎没人，这时候的他已经学会了一些套路，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涛姐喜欢听着mp3练双节棍，练了没多久他就把他的mp3打碎了，他的mp3很小，也就一寸多长，那么小他都能打碎，我很替他的命根子感到担忧。　　“还能听吗？”我问他。　　“能啊。”他说。　　他放了首歌让我听，那是一首很老的歌，类似一剪梅或涛声依旧那种，我让他换首别的，可他换来换去都是那种类型的歌。　　“掐死你的温柔？这什么歌。”　　“恰似你的温柔。”他说。　　“你听的歌怎么都这么老，你不听现在的歌吗？”　　“听啊，你想听什么？”　　“有陈奕迅的吗？”　　“没有，有刘德华的。”　　“有周杰伦的吗，有双节棍吗？。”我突然想到双节棍这首歌，“你应该听着双节棍练双节棍。”　　“也是啊。”他楞了一下说，“我怎么没想到。”　　过了段时间，涛姐说想把这个mp3卖了，他说一百三买的，三十块钱卖了，问我要不要，我要是没mp3的话，可能会要，可我已经有一个了，我的没他的贵，但音质我觉得差不多。　　涛姐想再买个新的，我劝他说先用着，说弄不好过几天还得再挨一棍，到时候彻底坏了再换也不迟，他觉得也是，此后他仍然听着那个碎了屏的mp3练双节棍，遗憾的是那个mp3没再挨过棍子。　　“看来我没是福气用新的了。”涛姐说。“我送给老大，老大都不要，还说看着不吉利。”　　“那你送给齐学林吧，他说他想买个mp3听英语。”我说。　　“是吗，那你给他吧。”涛姐爽快的把那个mp3给了我。　　“不要钱了？你不是卖三十的吗？”我说。　　“他就算了，要你的话就三十。”　　“为什么？”　　“人家是用来学习的，给你纯粹是浪费。”　　“我靠，给老大就不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