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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及其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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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本：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1）
&&&&&&& 中国读者读西方历史，都必定会遭遇到宗教这个坎。基督教会在西方历史上曾经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圣经》还曾经是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主导。这其中的内容，在西方人说来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在中国读者来说，却很是陌生。即使是许多中国的基督徒，也对《圣经》之中所包含的历史理解有限。写此文的目的，正是希望帮助一般中国读者入门，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圣经》的内容，以及《圣经》的产生过程和影响。　　这里要声明一句，笔者信的是无神论，读《圣经》是历史与批判的角度。这样解读《圣经》可能在许多教徒来说，都看不大习惯。但是《圣经》的解读、考证与批判，在西方却是一门由来已久的学科，笔者所述正是引用相关研究的资料。理解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此文的第一版，两年前曾在煮酒登出。这一次发的，是扩充修改版。前面的部分几乎完全改写，加入西方《圣经》研究史的概述，创世纪之中那些广为教徒们所知道的神话故事及其解读的困难与演变，《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其中所涉及的权力斗争，以及对David王朝的形成、先知的作用、亡国经历、犹太教成形等等一系列事件更为详细的历史介绍。　　　　帖子有一定长度，在论坛上，是分段更新。为了方便大家阅读，也同步在笔者的博客上登出，两周登一节。博客的地址为：　　　　HistoryNotebook.
先上一张地图。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世界地图？
　　引言：只相信圣经，不相信上帝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JBC系列，贴了这么久，却一直没有写一篇引言，说说自己为什么会写这些笔记。现在补上。)
　　任何去西方国家访问的人，都不难感受到基督教的存在。乘车走在路上，时常会看到风格各异的教堂，在显眼的地方挂着或是竖着十字架。在酒店中住下，翻翻抽屉，可以找到一本《圣经》。那是由专门的宗教组织，免费供应给酒店的，为着方便住客阅读。若是在大学宿舍里住一段，会碰到周末来敲门的传教者，通常是穿扮整齐的老人，很有礼貌地征询是否能让他们进门，一起读《圣经》。
　　笔者读书时，还曾遇到过不那么有礼貌的敲门。站在门外的是两位精干的小伙子，学生模样。开门时，其中一位先是客气地问，“我们想跟你谈谈耶稣基督，行吗？”那时我已经在国外多年，这样的人见多了，不再觉得新鲜，推托道：“抱歉，现在忙，没空。”来人转而理直气壮，不客气地质问一句：“你再怎么忙，会忙到没时间谈谈耶稣？”弄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只好随手将门关上。他们也就静静地离去。
　　即使不出国访问学习，单是阅读西方书藉，也时常会遇到与《圣经》相关的文字。在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中，《圣经》中的典故或是词句时常被引用。这在西方人是人所共知，不需要解释的内容。在我们这些没怎么接触过《圣经》的人来说，却不知作者要表达什么意思。类似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电影，电视，新闻讨论，甚至商业广告之中。
　　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西方人，对《圣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类是传教者，人数不多，可能根本就与你不相识，却主动拉着你，跟你讲《圣经》，甩都甩不掉。另一类则是你周边的大多数人，比如同学，同事或是老师，讲起宗教或是《圣经》，总是有几分支支吾吾，带着王顾左右而言它的不自在。美国的大学通常有一个国际学生办公室，定期为新来的留学生办讲座，介绍当地的文化习俗。关于宗教，讲者会特别介绍一条，不要随意跟别人提起宗教的话题，那样会让人觉得不礼貌。
　　笔者还认识一位教授，既是著名学者，也是热心的基督徒。听人说他刚去一所州立大学任教的时候，每周开两次小组会。一次在实验室，与学生讨论研究进展。另一次则是将信教的几个学生召集在他的办公室，一起读《圣经》。结果没过多久，就收到学校的警告信，说：我们是州立大学，公共机构，你带着学生在办公室读《圣经》，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之后，他只好将读经班的场所移回他自己的家中。
　　常听人说，西方人对信仰的态度，比我们中国人认真。此话不假，至少就历史来说，宗教在西方的经历之中有过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因此，他们为宗教付出过更大的代价。比如说，二次大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被集体屠杀，就是一例。虽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革命本身与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反犹宣传也不是建立在宗教之上，但是西方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歧视却有着深远的宗教根源：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甚至都不承认耶稣是先知，由此引发上千年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对立。纳粹的反犹会得到那么多西方民众的支持，传统的宗教偏见是重要原因之一。类似这样的宗教冲突，也曾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特别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造成数百年的相互迫害与流血冲突。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是过去的往事。但是如果你细心观察，却也还是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些宗教争端的痕迹。笔者有一位中国同学，自己在学校外边租房。房东是一位老太太，喜欢聊天，讲自己家里的事。她说自己有一位女儿，现在很少回来看她，因为在生她的气。女儿上高中时，第一次恋爱，爱上一位爱尔兰裔男孩，信的是天主教，与他们家所信的新教是冤家。她因此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硬是将二人拆散。女儿后来嫁给别人，而后离婚，感情上很坎坷，对母亲这一段干涉无法释怀。老太太现在也后悔，但是她替自己辩解说，那可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宗教还相当重要的年代。
　　听在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耳朵里，这又是另一番滋味。六十年代，中国曾有不少年轻情侣，因为家庭出身被长辈拆散。没想到，在自由的美国，竟然也有这种事。而既使到了今天，对虔诚的信徒来说，夫妻俩属于不同教派还是会引发一些特别的问题。好奇的读者不妨在Google上查一下marry outside church（与教会之外的人结婚），不难找到相关的资料。宗教，作为曾经给西方社会带来分化的因素，在寻常人之间的谈话中，自然是少提为妙。
　　因此，就算是生活在国外，要读懂《圣经》还是有蛮大的挑战。一般人不愿意跟你谈论《圣经》。愿意跟你谈的，都是为了传教，只肯跟你读经，《圣经》上说的什么都是真理，不管可信不可信。《圣经》中的叙述，时常前言不搭后语，有时候同一内容重复地讲，有时候前后内容相互矛盾，有时候猛不丁冒出一串人名地名不知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一件事一两句话没交待清楚就没了下文，有时候却将祭祀中所有的细节不厌其烦地罗列。
　　读中文的《圣经》更是头大，其中的用词，造句，显然是不大懂中文的人写的，读来极为生硬。改革开放之后，介绍基督教与《圣经》的中文书藉不少。但是中国的读书人，最喜欢写精神，文化，信仰，理性，冲突，和谐，意境，完美，却很少去理解圣经叙述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英文的相关书藉当然要多得多，多到人不知从何读起。而且英文读者对《圣经》有一定了解，写给他们看的书，在不熟悉《圣经》的中国读者读来很有几分艰难。
　　笔者曾为此专门请教过几位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他们的回答，多半遵循一套“三板斧”的模式。第一板斧：你应该读《圣经》，认真通读一篇，那是真知的源泉，深入浅出，读起来不难懂。这第一招，我只能诚实以对，不是没读，实在是读不懂，《圣经》的叙述有太多语焉不详，前后不一的地方，越读越糊涂。
　　于是，牧师使出第二板斧：《圣经》之中的确是有些困难的地方，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书，《圣经》已经被人研究了两千多年了，内中所有的疑难都有解释。这第二招让我有些不以为然，解经讲道的书，我不是没读过。印象最深的不是其中的道理，而是讲道者从任何描述中都能发扬光大出道德与启示的本事，很有些不着别际。
　　之后，牧师拿出第三板斧：要读懂《圣经》的道理，你得先有信仰，你不信的时候读来觉得不合逻辑，信过之后就会觉得很有道理。就笔者来说，还真是被这第三招给打懵了。要先信《圣经》，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要学些个心诚则灵的东西，当年留在国内读马列，背孔孟，练练气功不就有了。何至于要远涉重洋，跑到国外来学？
　　受这三板斧的刺激，笔者读《圣经》时，刻意找了一条不同的路径。这不是一条神秘高深的路径，而是对圣经有兴趣的美国普通大学生所上的课程：宗教系通常会提供两门供大家选修的公共课，分别是“旧约导论”与“新约导论”。读《圣经》本文是导论课的基本要求，但是读经的角度却是历史与批评的角度。《圣经》中哪些是神话，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历史，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习俗，国际环境，历史背景，反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应对的又是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这其实就是西方圣经考证的普及版。现代西方的学术，最为推崇的是批评，怀疑的态度，不管你是什么权威，不管是哪一本经典，都要接受分析，批判，挑战。历史上，最先被挑战的对象，还正是《圣经》以及与解释圣经相关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经院哲学。到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于德国的“高等考证”，把《圣经》完全当成一部古典，对其形式内容，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解读，厘清《圣经》叙述中的神话与历史。这其实有几分像我们的红楼梦考证，但是他们运用了更多考古资料，及各式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做得更为全面、仔细。当然，也跟我们的红学研究一样，产生过许多理论与争论。
　　相关的书藉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有，只是不大显眼。“旧约导论”与“新约导论”放在宗教教材一类[1]，与圣经时期相关的历史则放在古代以色列史的书架上[2]。从内中的参考书目，不难进一步找到更为专门的著作。而最近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些学校甚至把这些课程放在网络课室上。耶鲁大学的旧约与新约导论这两门课的完整课堂录相[3，4]，就作为公开课程的一部分放在网上，能上互联网的人就可以随时选听其中任何一堂课。
　　那些耍三板斧的牧师，没有说实话。在他们所接受的神学教育之中，学过圣经考证的方法，也知道这些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与争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但是，他们当上牧师之后，面对的是普通信众，给他们讲一段圣经故事，从中抽出一两个大道理就足够了。你要跟信徒们讲圣经中的历史，讲圣经中存在的问题，那是自惹麻烦。人家会觉得你这是对《圣经》不尊重，会跟你急的。就连在大学的《圣经》导论课上，也不时有从小信教的学生，听着教授的历史分析与批评，大为不满。在耶鲁大学教新约导论课的录像中，讲课教授时常问学生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人想对我怒吼一声？想骂我一句“撒谎”？甚至想向我扔块石头？
　　这一个系列(JBC)，是笔者阅读《圣经》导论的笔记。圣经中所包含的历史，很值得一读。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记的是一个大国的角度，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却是一个夹在大国缝隙之中的小国的角度，是一个难得的参照与对比。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虽说自己历经苦难，却在宗教上影响了大范围的地区，这本身也是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而我们不论是阅读西方或是中东，没有一个对《圣经》及其相关历史事件的基本了解，就只能停留在隔靴搔痒的程度。
　　鉴于笔者自己在阅读时所碰到过的困难，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会假设对面坐着的是一位中国读者。他对《圣经》，犹太人，基督教都不熟悉，想要知道《圣经》中所包含的历史脉落，地理环境及社会条件。圣经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故事，会结合西方的历史、艺术作品，说得更详细一些。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两河地区与古埃及的历史，波斯、希腊与罗马的统治情形，也会做概括性的介绍。
　　读到这里的人，应该不难看出，笔者是没有成为信徒，就来读《圣经》了。一位也是无神论者的英国历史学家，曾在他研究《圣经》专著的导言中，戏称自己是“只相信圣经，不相信上帝”[5]。读《圣经》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信徒们平日里以寻求启示与真理的态度去读《圣经》，是一个角度。不信上帝的人，从《圣经》的神话、传说与记述之中，去挖掘当时的社会与历史条件，是一个不同的角度。JBC系列的意图，正是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圣经》中所包含的那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这其中不免会触及神学，尽管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笔者对《圣经》的神学理解相当肤浅。对历史书藉与资料的解读，也在所难免会出现偏差与错误。将笔记贴在这里，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1] 比如说，Bernhard W. Anderson, “Understanding Old Testament”, 3rd ed. (Prentice-Hall, 1975)，是一本在美国大学中使用很广的旧约导论教材。
　　[2] 比如说Michael D. Cooga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ibl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对旧约新约各个相关历史时期各有一章综述。
　　[3] 耶鲁大学旧约导论网上公开课程在
　　[4] 耶鲁大学旧约导论网上公开课程在
　　[5] Robin Lane Fox, “The Unauthorized Version”, p.8 (Viking, 1991)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1 耶路撒冷的位置　　　　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世界地图却是平的。把球面投射到平面，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通常将亚洲放在图的正中，欧洲在西边，美洲在东边，大西洋被切成了两半，一半在最东头，另一半在最西头。在欧洲出版的地图，就变成欧洲摆在中间，亚洲移到了东部，美洲移到了西部，被切开的经度线就落进了太平洋。好在汪汪大洋之中，并没有太多地理上值得注意的标志，切在太平洋或是切在大西洋很难说清孰优孰劣。　　　　类似的作法来到美洲，就有点别扭了。那里出版的地图，自然也是把美洲摆在中间。如此一来，传统概念上属于西方的欧洲在地图上却是摆在东方，传统概念上属于东方的亚洲在地图上却是摆在了的西方，而被切开的经度则落在了欧亚大陆之上。如果你想要查看中亚地区的详情，就得往返于这张地图左右两个极端[1]。　　
　　　　同一个世界，地图的画法不一样，心态却是一致的：大家都想把自己最为在意的地方摆在图上最显眼的位置。笔者读书时，曾有一位澳洲来的同学，毕业回去之后给大家寄来一张明信片，画的也是一张世界地图，却是南边朝上，北边朝下，澳洲放在最显眼的中上部，欧亚与北美大陆都跑到下边去了。明信片上还写着：北半球的朋友们，换个角度看看世界吧，你们的地图挂倒了！
　　英国的Hereford大教堂里，保存了一张绘制于1300年前后的世界地图，是现存欧洲中世纪地图里最大的一张，显示的也是一个在现代的我们看起来很是奇怪的角度。它的方向与我们所习惯的方向不同，东边朝上，南边朝右。于是，高高在上的是亚洲大陆，而地图主人所居住的英国，却落在了左下角。
&　　　　图一：珍藏于英国Hereford大教堂之中，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欧洲的世界地图。圆盘形的世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内中含有一个“T”字，分出亚非欧三大陆。此时，美洲大陆还没有被发现，地图绘制的水准也比较原始，图中的比例、方向、地形多半是出于想像。
　　　　会有这样的画法，并不是因为中世纪的英国人比现代人谦卑。论年代，这张地图产生于地理大发现之前两百年。当时的绘图技术还相当原始，图中的距离根本就不成比例，连方向都是错的，比如说应该是在非洲东部的埃及竟然被弄到亚洲大陆上去了。许多陆地、河流、海洋、岛屿的形状，完全是想像出来的。想像的依据是当时在精神与文化上占有完全主导地位的《圣经》。在制图史上，那个时代被称为“宗教想像的时代”[2]。制图人受古希腊、古罗马的影响，认为地球上可居住的部分应该是一个像字母O的圆盘形状，四周围着海洋。摆在圆心这个重要位置上的是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理解，O形之内还含有一个“T”字，将陆地分成三大块。T字那一横的上半部分，也就是东边的部分，属于亚洲。T字的那一竖穿过地中海，把西方分成两部分，北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对于亚洲，他们只熟悉现在的中东地区。对于非洲，他们只熟悉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至于说三个洲有多大，以及亚洲东部与非洲南部的情形，他们并不清楚。所以在图上根本就找不到中国与日本，美洲大陆的存在自然也是未知的。《圣经》里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两河地区（现今的伊拉克）和埃及，特别是处于二者中间的巴勒斯坦。在中世纪西方人的概念中，“亚洲”多半指的是这一中东地区。也是因为《圣经》的缘故，耶路撒冷才被摆在地图的中心位置。
　　　　对于东方的印度，他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知道印度的东边还有高山险阻。《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建了一个人间乐园，名为“伊旬园”。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开初是在里边享福的，只是后来不听话才被赶了出来。这个伊旬园就放在印度的东北，处于大陆最东端的那个圆圈之中，周围的高山险阻为的是挡住这些罪恶深重的人们闯进伊旬园。除了地上的这个乐园之外，天上还有一个天堂，也画在图上，但是画到圆盘外边去了。图的最顶端，画的正是耶稣，两旁坐着天使们，以及列队等待接受耶稣审判的人们。地图上还密密麻麻画着其它的图像与文字，标明《圣经》故事发生的地点[3]。以基督教的角度来想像世界，把东方放在上边是自然的事。
　　　　　　耶路撒冷在圆心上的位置，标明的是犹太人与耶路撒冷在西方历史上所占有的分量。基督教的起源不在西方，而是在亚洲，它开初时只是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之中的一个小教派。基督教的《圣经》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称为“旧约”，其实基本上就是犹太教的《圣经》，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与精神经历。从人类之初的亚当夏娃，一直讲到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希腊统治时期。后半部称为“新约”，是基督教所独有的，讲的是公元纪年开始前后，耶稣与他的门徒们的生平事迹。论出身，他们都是犹太人。耶稣本人的活动范围完全在巴勒斯坦境内。他后来受难，被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事发地点正是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地图上的中心位置，虽然标志出犹太教在西方精神与思想历史上的重要，却完全不能代表犹太人在当时西方社会中的地位。基督教虽然产生于犹太教之中，但是二者却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到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掌握了政治权力，犹太教却变成宗教迫害的对象。这一段“相煎何太急”的历史，在许多中国读者看来都觉得难以想像。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物质丰富，精神贫乏，宗教、价值或是意识形态观念都相当模糊，也因此不容易想像宗教争端的严重性。
　　　　中世纪的西方与现代社会不同，那是一个极为注重精神价值的年代。宗教不但主导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想像，还是当时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思想基础。因而思想上或是神学上一点不同的看法，影响所至并不只是教徒们礼拜仪式上的不同，而是会牵扯到政治合法性、利益分配、组织人事的大问题。由于宗教上的不同解释，把持不同意见者定义成异端邪说，往柴火堆上送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家常便饭。虽然在当代，我们常常会羡慕西方社会对不同思想、言论与信仰的宽容态度，但这也只是近期的现象，是西方社会普遍富裕起来以及宗教在西方政治与社会中地位降低之后才有的，算起来恐怕也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于此之前，西方人对宗教的严肃认真要远超过我们中国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深刻的历史转变与动荡所引起的种种党派、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那种冲突与争论的严肃认真程度才能与西方历史上的宗教争端相媲美。年纪大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如果见识过“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争论的惨烈，应该可以体会其中的沉重。　　　　犹太教与基督教虽然同读一本《圣经》的旧约，但是犹太人却不肯接受《圣经》的新约部分，不承认耶稣作为“救世主”（在希腊语中称作“基督”）的地位，因此在西方受了一千多年的迫害。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在民族主义与群众政治的鼓动下，纳粹用现代化的组织，工业化的技术手段，把六百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之后，大部分西方人才开始认识到这种歧视与迫害的荒唐。
&　　在今天的西方，犹太人已经基本上融入了社会的主流。宗教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降低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种种争议也多半不再有人提起。在美国，甚至还有不少右翼的保守派人士，把二者连在一起，称为“犹太-基督价值观念”。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McCain就曾经在竞选集会上高谈“捍卫犹太-基督的价值观念”，还引起不小的争议[4]。　　　　说起“捍卫”，那是因为言者心中有一个假想的外敌，而在当今世界与西方保守人士所说的“犹太-基督价值”相冲突的，首推伊斯兰教。可是，伊斯兰教本身在起源上也是借鉴于犹太教。阿拉伯人甚至认为从民族起源上来说，他们与犹太人共有一个祖先：《圣经》旧约第一部“创世纪”中所提到的长老亚伯拉罕。其实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对犹太人通常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成为官方的宗教之后，受排挤的犹太教，其中心往往都是在伊斯兰统治地区。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人的居住地与王宫在同一个区域，而不是像中世纪欧洲城市里那样把犹太人限制在又脏又挤的贫民窟之内。中世纪后期在欧洲受到迫害与排挤而无处安身的犹太人，却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现今土耳其）受到欢迎。　　　　只是过了二十世纪中叶，在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造成以阿冲突之后，才有了当今世界伊斯兰教徒们对犹太人的敌视。 西方曾有学者将二十一世纪说成是“文明冲突”的世纪，其中最为显著的冲突据说是代表着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与伊斯兰教势力的冲突。不过，追根溯源，这两个传统却是同一根藤上长出来的瓜。
　　1.2 中东的地理环境　　　　从地理上来说，《圣经》中所描述的犹太历史，大部分发生在地中海东岸的南端，面积不大的一小角，在早先称为“伽南”（Canaan），后来则称为“巴勒斯坦”。它的西南边是非洲的东北部，沿着尼罗河流域发展的古埃及。它的东北方向则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大致为现今的伊拉克。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之下，大江大河往往起到一条纽带的作用，连结沿河两岸的广大区域。河水与泥沙，为发展大规模种植农业提供了灌溉与土壤。一条大河，为沿岸的互通有无打开一条自然的通道。当然，它也可以成为自然灾害的通道，特别是一场沿河而下的大洪水，可以淹没大片区域。但是，它同时也刺激了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形成，来治理河道，清理沼泽，防洪防涝。因而两地都是著名的、也是最早的古文明发源地。　　　　==============　　　　图二：中东地区示意图。埃及与两河地区都是著名的古文明发源地。它们周边有海洋、高原和沙漠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都曾产生过入侵者。阿拉伯沙漠的大部为现今的沙特阿拉伯。伽南地处地中海东岸南端，绿色方框所示的部分。
&　　“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地理环境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治理洪水与大规模政治组织也是我们祖先在历史上要时常面对的问题，都与中东两大古文明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在一点上与我们不同，他们与沙漠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北边，也有戈壁沙滩，但是却与黄河、长江流域有着明显的区隔，而且太平洋、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也会为戈壁以南地区带来相当的雨水。中东的两大古文明，却是处于沙漠之中。非洲大陆的北部，最为显眼的就是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达到九百万平方公里，几乎跟美国一样大。埃及地处其东部边缘，也是沙漠的气候，降雨量很少。幸运的是，那一条至南向北的尼罗河，蓄积了南部上游地区的降水，向北送到缺水的下游，因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埃及是“尼罗河所奉献的礼物”。从埃及往东，是狭长的红海，其后又是一个地域广阔的阿拉伯大沙漠。这样的沙漠区域还要继续向东北沿伸，进入伊朗高原、中亚，最后进入东亚与戈壁沙滩连成一体。　　　　两河流域的情形与埃及相似。现代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军入侵伊拉克的镜头时，背景多半是黄沙漫漫，因为这里同样是缺雨少水的沙漠气候。但是幼发拉底（Euphrates）与底格里斯（Tigris）两条河流，将其源头小亚细亚（现今土耳其）高原上消溶的冰雪，经过两河流域带入波斯湾。由此造成两种生态：河流所经之处，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适宜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区之一；而没有受到河水滋润的沙漠地带，可以用来放养牲畜。离河流近的地方，定居的农民同样从事一些畜牧业。在离河流更远的茫茫沙海之中，还有完全以畜牧为生的游牧部落。
&　　在地理概念上，奔腾的大河、浩瀚的大海与巍峨的群山，最容易引发文人墨客的抒怀与遐想，茫茫的沙漠却多半让人产生荒凉与悲壮的感觉。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使在戈壁与黄河有着相当间隔的中国，也都有很大一段历史写着定居中原的农业社会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征战。万里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印证：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　　　　　　从经济上来说，农业与牧业比邻而处，对双方都有益处。牧民为农民提供肉类，奶制品，毛皮，粪肥，用来交换粮食、蔬果与日用品，由此带来互惠的贸易。从政治上来说，游牧部落的存在却是一项严重的挑战。游牧与定居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沙漠上居无定所的漂泊，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竞争，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这样的竞争不但可以引起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导致游牧部落与定居村落的冲突。如果沙漠内部的争斗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把各部落人马团结起来，就可以集成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于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最早的农业文明苏美尔（Sumer，公元前5000年），出现在两河地区，当代伊拉克的南部。它发展出文字，达到了城邦的规模。也就是说，有了足够的资源建起城墙，并形成一定的行政和宗教组织。将这些散布在两河地区的城邦征服，第一次建立帝国的，是阿卡得人（Akkadians，公元前2300年）。他们在语言上不同于苏美尔人，讲着源自沙漠的“闪族”语言（Semite）。其后，类似的“闪族”部落将成为古代中东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游牧入侵者与统治者，其影响不但涵盖整个两河地区，还要包括地中海东岸，甚至还曾入侵过古埃及。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则是在公元七世纪以伊斯兰教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其征服区域要一直扩展到北非及欧洲的西班牙。　　　　犹太人的先祖，古代的希伯来人，也是闪族的一支。“闪族”一词之中，虽然带了一个“族”字，但是在现代并不常用作民族的称呼，而只是用于语言学之中来标记一个语系。就像我们所讲的中文属于汉藏语系，那些古代闪族部落所讲的语言，以及在当今中东地区广泛使用的阿拉伯语都属于闪族语系。古代犹太人所使用的古希伯来语，也属于闪语的一支。这些闪语分支都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沙漠作为他们共同的起源地。　　
　　　　语言的相似，并不一定代表着血缘上的亲疏。现代西方犹太人之中的大多数，祖祖辈辈算起来离开中东地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血缘上，他们多半来自欧洲大陆，在外表长相上更像欧洲人。从民族认同上来讲，他们也与现代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但是近年来通过DNA测试，还是可以在基因上找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联[1]。英语中把那些歧视犹太民族的人被称为“anti-Semite”，这个词本身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包含在“Semite”（“闪族”）里的远不止犹太人。但是它却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犹太人在历史根源上与中东的联系。　　　　除去沙漠与河流之外，两大古文明的四周，还有其它的地理环境，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产生过攻占两大文明的征服者。埃及北边的地中海是海洋环境，在那里众多的岛屿与半岛之中，将产生古希腊与古罗马。在悠久的中东历史上，他们的上场时间算是迟的，要到公元前四世纪之后才起到主导作用。两河地区以北则是高原地带。在西北的是小亚细亚，现代的土耳其。在东北的是伊朗高原，那里产生过波斯帝国，时间上还比古希腊人的征服早了一小步，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两个非闪族帝国的建立，对犹太人的宗教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犹太教的定型正是在波斯帝国时期，而基督教的产生，则要等到古罗马时期。
　　在地理概念上，奔腾的大河、浩瀚的大海与巍峨的群山，最容易引发文人墨客的抒怀与遐想，茫茫的沙漠却多半让人产生荒凉与悲壮的感觉。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使在戈壁与黄河有着相当间隔的中国，也都有很大一段历史写着定居中原的农业社会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征战。万里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印证：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　　　　　　从经济上来说，农业与牧业比邻而处，对双方都有益处。牧民为农民提供肉类，奶制品，毛皮，粪肥，用来交换粮食、蔬果与日用品，由此带来互惠的贸易。从政治上来说，游牧部落的存在却是一项严重的挑战。游牧与定居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沙漠上居无定所的漂泊，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竞争，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这样的竞争不但可以引起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导致游牧部落与定居村落的冲突。如果沙漠内部的争斗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把各部落人马团结起来，就可以集成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于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最早的农业文明苏美尔（Sumer，公元前5000年），出现在两河地区，当代伊拉克的南部。它发展出文字，达到了城邦的规模。也就是说，有了足够的资源建起城墙，并形成一定的行政和宗教组织。将这些散布在两河地区的城邦征服，第一次建立帝国的，是阿卡得人（Akkadians，公元前2300年）。他们在语言上不同于苏美尔人，讲着源自沙漠的“闪族”语言（Semite）。其后，类似的“闪族”部落将成为古代中东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游牧入侵者与统治者，其影响不但涵盖整个两河地区，还要包括地中海东岸，甚至还曾入侵过古埃及。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则是在公元七世纪以伊斯兰教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其征服区域要一直扩展到北非及欧洲的西班牙。　　　　犹太人的先祖，古代的希伯来人，也是闪族的一支。“闪族”一词之中，虽然带了一个“族”字，但是在现代并不常用作民族的称呼，而只是用于语言学之中来标记一个语系。就像我们所讲的中文属于汉藏语系，那些古代闪族部落所讲的语言，以及在当今中东地区广泛使用的阿拉伯语都属于闪族语系。古代犹太人所使用的古希伯来语，也属于闪语的一支。这些闪语分支都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沙漠作为他们共同的起源地。　　　　　　语言的相似，并不一定代表着血缘上的亲疏。现代西方犹太人之中的大多数，祖祖辈辈算起来离开中东地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血缘上，他们多半来自欧洲大陆，在外表长相上更像欧洲人。从民族认同上来讲，他们也与现代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但是近年来通过DNA测试，还是可以在基因上找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联[1]。英语中把那些歧视犹太民族的人被称为“anti-Semite”，这个词本身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包含在“Semite”（“闪族”）里的远不止犹太人。但是它却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犹太人在历史根源上与中东的联系。　　　　除去沙漠与河流之外，两大古文明的四周，还有其它的地理环境，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产生过攻占两大文明的征服者。埃及北边的地中海是海洋环境，在那里众多的岛屿与半岛之中，将产生古希腊与古罗马。在悠久的中东历史上，他们的上场时间算是迟的，要到公元前四世纪之后才起到主导作用。两河地区以北则是高原地带。在西北的是小亚细亚，现代的土耳其。在东北的是伊朗高原，那里产生过波斯帝国，时间上还比古希腊人的征服早了一小步，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两个非闪族帝国的建立，对犹太人的宗教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犹太教的定型正是在波斯帝国时期，而基督教的产生，则要等到古罗马时期。
&　　1.3 以色列的三起三落　　　　按照《圣经》来估算，讲希伯来语的游牧部落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开始从两河流域向伽南迁移[1]。历史地来看，他们是前前后后不断出现在这一区域进行游牧、征服、定居与同化过程中的闪族部落的一支。这些部落有一个总体的名字，称为“以色列”，而犹太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在古代中东漫长的历史之中，他们没有起到很显著的政治作用，因为处在地中海东岸南端的伽南，面积不大，比我们的海南岛还要小一些。在位置上来说，伽南处在两大古文明的中间，与二者都有一定的距离，属于比较边缘落后的地区，但是却在战略位置上相当重要。《圣经》之中所记述的，是发生在以色列部落之中的人与事。除去开篇的神话与与传说部分，这些记述在时间上来算横跨上千年，从公元前一千年一直到公元纪年的开始，期间他们的命运随着周边征服者的出没与帝国的更换，历经三起三落。　　　　第一次起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以色列部落趁着周边两河地区与埃及出现的政治混乱，在伽南建立过一个大卫王朝。但是随后不久即分裂成两个部分，北部称为以色列，南部称为犹太。后来两河地区先后崛起亚述与巴比伦两个讲闪语的帝国，以色列（前722年）与犹太（前597-587年间）先后都被征服，两地的贵族统治者被押送流放至其它地方。　　　　第二次起落开始于公元前520年间，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击败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流放在外的犹太首领作为波斯的代理人，被派回伽南。他们以流放期间所树立的神学思想为基础，不但确立了犹太教，还建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一直延续到波斯帝国被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击垮之后。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0年间的东征，开启了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先后称霸于地中海周边的历史，为犹太人的命运又带来一次转折。伽南也从那时起，在名称上改为巴勒斯坦。公元前二世纪中期（168年）希腊统治者强行推行宗教同化与迫害政策，试图禁止犹太教。由此引起的犹太人反抗，则开始了第三次起落。犹太人再次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王朝，但是随后却又沦为新兴势力罗马的附庸，到公元一世则纪完全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开初只是犹太教之中一个小教派的基督教，就产生于这一让许多犹太人不满的罗马统治时期。　　　　　　《圣经》最早写成的部分，产生于第一次起落的大卫王朝时期，其目的是为新王朝确立法统。随着其后一千年的曲折经历，《圣经》经过不断添加，整编，修改，不但要解释以色列的成功与失败，也要为新上台的统治者们提供合法性。他们理解历史，所用的角度是宗教的角度，成败与否在于上帝的意志，在于以色列是否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按照现代神学家们通常的说法，《圣经》中的历史是“上帝与以色列的交往”，内中自然还包括各式的神话传奇，清规戒律，道德伦理，及诗歌谚语。它对于后世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一神教”的宗教理念：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主宰着世界上的一切。以色列的成败关键，在于他们是否真心诚意的崇拜这一个神。不论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崇拜的神都只有这一个，并且不许崇拜任何别的神。　　　　在古代社会，神灵是人们思想与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神灵的种类多种多样，不论在两河地区，埃及，欧洲，印度，还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所流行的都是所谓“多神教”。以古希腊为例，被人们所崇拜的主要神灵就有十二位，其中象宙斯、雅典娜、阿波罗这样的名字，我们也从希腊神话故事《荷马史诗》中略有所闻。他们各司职一方面，自然界的天、地、水，人间的婚姻、财富、战争，都有一位专职的神。某一地域的民众会对某一位神灵情有独钟，比如说雅典娜就被认为是雅典城的保护神。但是雅典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其它神灵的崇拜。
&　　　　中国民间的崇拜也属于典型的“多神教”，从山神土地龙王灶王爷算过去，加上各路神仙菩萨，还有祠堂里的列祖列宗，同样是丰富多彩。近代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十七世纪），发现传教时让中国人只信一个神不算太难，但是要中国人放弃对祖宗的敬奉却相当困难。以“一神教”的标准来看，这种习俗是不是违反了“不许敬奉其它神灵”的戒条？传教士与天主教庭之间为这件事情争论了好几回。有的传教士从招揽信众的角度考虑，主张灵活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庭最后却裁定“一神教”应该严格执行，敬奉祖宗是对上帝的不敬，其后果却是大大地增加了在中国传教的难度。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大概只能算着一个不大为人所熟悉的小插曲，因为“一神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对于像以色列部落这样发源于沙漠之中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也会信仰各式的神灵是不难想像的。沙漠是一个艰苦的生活环境，以畜牧为生计，常年飘泊于风沙之中，吃的是单调粗糙的肉食与奶制品，住的是随地搭起的简易帐篷。不但水源没有保证，还要防备其他部落的袭击与抢掠。这样的生活，生死往往只在一念之间，难以把握，神灵的护佑也就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这些神灵的数目也不少，更何况沙漠之中多半情形下部落之间的组织松散，同一个部落的不同分支通常敬奉的神灵也各不相同，而神灵的不同往往还代表着各个部落不同的身份认同。现代人类学者们在研究非洲的游牧民族时发现，当遇到危机的时候，结盟的部落之间会达成协议，大家先放弃对其它神灵的崇拜，共同推出某一个特定的神灵作为唯一的崇拜对象，以此做为一种“统一思想”的方法，团结一致，共渡难关[2]。但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而危机一旦解除，大家又各自回复到过去那种多神崇拜的状态。
&　　以色列在政治上第一个起落，是从浪迹沙海到征服、统治伽南的过程。征服时期，他们也曾为了部落的团结，将一位神灵推到最高的位置之上。这位神灵就是《圣经》里所遵奉的上帝耶和华。征服成功之后，他们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放弃“一神教”，接受其它神灵的过程。但是地域狭窄的伽南，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政治舞台，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就卷入周边大国竞争的漩涡，历经分裂、屈辱、战败，最后还被押去流放。于是从宗教的角度理解，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崇拜耶和华时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崇拜其它的神灵时他们却沦为亡国奴。建国是崇拜耶和华所带来的奖赏，亡国则是对耶和华不忠所招致的惩罚。贯穿这一政治独立时期的是一起一落之间的痛苦经历，为“一神教”打下了思想基础。　　　　亡国之后流放在外的犹太贵族，就是以这样一个“一神教”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不幸经历，并由此创立了犹太教的基本教规。这些亡国后的反思，却在第二个起落，也就是波斯帝国时期，派上了用场。当波斯王朝将流亡的犹太贵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派回伽南，在当地建立自治政府的时候，他们所信奉的“一神教”才算有了一次真正在实际政治上获得应用的机会。以前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叙述与清规戒律，在这一“流放归来时期”才被系统地编辑整理，形成《圣经》，用来作为以一神崇拜为基础的神权统治的根据。在此之前，“一神教”在中东其它地方也曾有人尝试过，只是都无法坚持下来，一旦危机解除或是当政者换人，就不了了之[3]。唯有犹太人因为他们特别的历史机遇，不但在宗教上形成了对“一神教”的坚持，还在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政治实践。
　　波斯帝国后来被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所击垮，开始了以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崛起为标志的第三次起落，给坚信“一神教”的犹太人带来一次严峻的考验。期间最困难的时期，犹太人不但丧失政治上的独立与自治，还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如果说第一次起落是因为他们不忠于上帝耶和华而受到惩罚，这一次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可谓忠贞不渝，却依然逃脱不了外人的欺压。由此而产生了所谓“世界末日”的期盼：这是上帝最后的考验，不久上帝就会派一位救世主来挽救犹太人。（这与国际歌中所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在心理上很有几分相似。）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耶稣，就自称是这样一位救世主，只是他的救世主身份在犹太人之中不大为人所认可。但是他所创立的教派，却在非犹太人之中广为流传，后来变成了罗马的国教，基督教。
　　1.4 需要解释的《圣经》　　　　在对《圣经》的解读上，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侧重点不大一样。犹太教的重点在旧约，特别是旧约中的前五部，依次为“创世记”、“出埃及”、“利末记”、“民数记”与“申命记”，这也是流放归来期间整编《圣经》时最先确立的部分。五部书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摩西，可能是生活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以色列的第一次起落，可以算作是从摩西开始，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各部落逃离埃及的奴役生活，在沙漠之中浪迹四十年，最后来到伽南进行定居、征服。在浪迹沙漠期间，也是在他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与上帝立下了神圣的约定，他们将遵守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各项清规戒律，以此赢得上帝保佑他们征服伽南，繁衍生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摩西是以“一神论”为基础的犹太教的创始人，而旧约这前五部书也被称为“摩西五经”。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说法，“五经”是由摩西亲自记录下来的。后人在教义上有什么新的解释或是规定，还时常假借摩西的名字，以借重其权威性。　　　　在基督教之中，耶稣取代了摩西的位置，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基督徒读《圣经》，更注重新约部分，那里边记录着耶稣的出生，言行，传教与受难过程，时间上则比摩西晚了一千多年，在公元纪年开始之后。如果你有机会遇到那些传教的基督徒，告诉他们你也读《圣经》的话，他们时常会追问一句，“读的是旧约还是新约？”不承认耶稣特殊身份的犹太人，自然是只读旧约，并不关注新约。但是，在基督教看来，新约是旧约的延续。上帝的意图是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展示给人类的。最初蒙受上帝启示的，是犹太人，记录在《圣经》旧约之中的犹太人历史也是上帝与人类交往的历史。但是上帝的完整意图，是在耶稣的言传身教之中，才完全体现出来。因此，旧约也是基督教圣典的一部分，其中所记载的历史是为耶稣的到来做准备与铺垫的。新约的每一页，几乎都会提到某些旧约之中的内容。
　　以《圣经》为基础的“一神教”，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它所叙述的上帝与历史的发展有许多纠葛。世间的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先祖则可以追溯到上帝最初所造下的第一位男子亚当，与第一位女子夏娃。他们的子孙后代在繁衍的过程之中，却不遵从上帝的意愿，不断堕落，产生了一个充满罪恶的人间。上帝用过各种方法来教导人类回头向善，只是效果都不大理想。后来，上帝选定了犹太人所在的以色列部落，来为全人类作一个典范。以色列在其后历史上的三起三落，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当他们服从上帝时，就强大兴旺；当他们违背上帝时，则遭受了亡国、流放等等磨难。而到了耶稣的年月，犹太人之中更是有一种期盼，希望上帝伸手，改变历史进程，解救虽然崇拜上帝，却遭外人（罗马人）欺压的犹太人。　　　　我们的历史上也有鬼神、天意之说，但却不是某位神灵的特意安排，仙境与凡间是两相不同的领域，只是偶有交叉而已。佛教之中，佛法的体现在于修身静心，讲究的是“空性”，某种特别的心境。古希腊的哲学之中，也时常讨论神，但那多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完美的状态。《圣经》里的上帝，却是一位时刻关注并影响历史进程的神，所以说它所记载的是“上帝与犹太人的交往”。算起来，《圣经》的篇幅之中至少有一半讲的是历史。
&　　但是把《圣经》当历史读，却很容易引起麻烦。因为其中的叙述，神话与历史时常混为一谈，有许多超自然的奇迹，比如说会开口讲话的蛇，海水会分开给人让路，耶稣死后却又复活了过来，等等。所以，一方面，《圣经》之中的很多内容都完全有悖于历史与常识，而另一方面，《圣经》又号称是一本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奇迹一般出现在人间的“圣”典。上帝意志就是体现在其中的历史叙述之上，怀疑其历史性，就很有几分挑战上帝权威的意味。这样一来，从《圣经》之中读历史，要比读其它的史藉有着更大的压力与艰辛。由此引发的问题与争议，不是现代才有，古代即已有之。就连在基督教完全主导人们思想的中世纪时的欧洲，也有教士提出过疑问，这些奇迹是不是真的？该怎么理解才更为合理[1]？　　　　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争议就来得更为激烈，而且在两千年之前就已经有记载。历史上，最先为此与犹太人发生争执的是希腊人。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犹太人变成希腊统治之下的子民。在当时希腊人所创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五个城区之中，有两个是专门划给犹太人居住的。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有了一次广泛接触的机会。人们常说，西方文化追根溯源，有两“希”传统，这其中一个“希”指的是古希腊，另一个“希”则指的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圣经》旧约。但是两“希”所代表的却是相当不同的两种思想方式与文化习俗。建立在“一神论”之上的《圣经》，在思想方法上仰仗的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不容许任何对上帝权威的置疑，也不允许崇拜上帝之外任何其它的神灵。古希腊的思想讲究的却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与辩论，没有哪个权威是不可以讨论或批判的。思想方式与宗教文化上的不同，在两“希”之间造成过不少争议，其中就包括希腊人对《圣经》内容的质疑。
　　除了超自然的奇迹所带来的问题之外，《圣经》本身还有字面上与内容上的其它问题。《圣经》之中的记叙，内容繁杂，时间跨度上超过一千年。其中有的内容，单从字面上来看就读不通。举例来说，旧约“撒母耳记（上）”13.1之中（第十三章第一段），介绍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扫罗，按照犹太人所用的传统希伯来语《圣经》，其字句直译为：“扫罗登基时年一岁，作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可是接下来所描述的政治与军事举动，却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能够做得了的事情。　　　　当然，也许一个极为虔诚的教徒会说：“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圣经》上这样说，那我们就得接受。否则，圣灵鼓舞下写出来的《圣经》难道会出错？上帝难道会对我们撒谎？”但是即使是古代的翻译注释者，也早已经意识到这段文字照字面来说与前后文是对不上的，在人之常情上也是不可能的[2]。于是在《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之中，有的把“一岁”改为“三十岁”，有的则干脆将这句话删去。在华人之中使用最广的中文和合本里，这两句就被译为“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比希腊文本之中又多加了十岁。在英文的钦定本（詹姆斯王译本）之中，又是另一种译法：“扫罗为王一年；当他为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3]。不论是哪一种译法，都得对原文做一个重新解释，改变希伯来语中字句的意思，才能绕开其中的难处。
　　这种字面上的问题，还是小问题，《圣经》在内容上更是有许多地方前后矛盾。旧约与新约之中，都有一个现象：内中不少事件重复讲述了不只一次。仔细阅读的人很容易发现，数次讲述之间往往对不上。就连犹太教中，最为根本的戒律，著名的“摩西十戒”，在旧约之中就有三个版本，出埃及记20:2-17，出埃及记34：12-26，及申命记5:6-21，内中的具体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圣经》开篇的“创世记”，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也讲了两次。第一章里讲到的顺序是先造了植物，再造了动物，然后是男人，然后是女人。到了第二章里，却是先造男人，然后造出动物来与他为伴，却无法排解他的孤独，于是才造出女人。更为奇特的是，这开头的前两章之中，连上帝的称呼都不一样。第一章中，造物主称呼为“神”（“Elohim”，英文中通常译为“God”）。可是到了只有一页之隔的第二章第四句，在没有任何交待之下，这一称呼突然改为“YHWH”。在现代通常所用的英文译本中，YHWH被译为“LORD God”，以至于一般读者意识不到其中变化的突兀。而中文译本中，则把YHWH称为“耶和华 神”。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中，“Elohim”与“YHWH”是两个不论在书写还是在意义上都完全不同的词汇。　　　　对教徒们来说，神的称呼可是不能马虎的一件大事，拜错菩萨烧错香在哪一门宗教之中都是亵渎神灵之罪。在“出埃及”第三章之中，摩西第一次遭遇上帝显灵时，特意询问上帝的称呼（3:13-14），上帝才说出那句著名的，后来被译为“耶和华”的“YHWH”，中文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可是这样的描述却引出一个大疑问，在旧约开篇的“创世记”一书中，从第二章开始“YHWH”就已经出现过许多次。在“创世记”4:26之中甚至明确提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怎么会搞到后来的摩西连上帝的称呼都不知道了呢[4]？
　　类似的问题，在基督教的新约里同样存在。新约的开始是福音书，一共有四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与“约翰福音”，讲的都是耶稣生平、受难、复活的故事。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对比其中的描述，就不难发现有好些细节在各书的描述之中，各不相同[5]。就以我们现在通用的公元纪年来说，其设计的原意是要把耶稣出生的那一年订为元年。可是真正把四本福音书中所描绘的事件与其它历史记录相对比，耶稣出生年份的不确定性有十几个年头，有的人说在公元前五年，也有的人说在公元十年，看你用的是哪本福音书，用内中哪个事件。　　　　除了这些前后不一致的描述，《圣经》的内容还有不少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方。比如说以色列部落征服伽南的过程中，攻打下来村镇之后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杀光。按照现代的话来说这完全是种族清洗、战争罪犯式的屠杀方法，而且所奉的还是上帝的明确指令，杀得不彻底的时候还会受到上帝的责难[6]。又比如说，出埃及记中，摩西给以色列人订下的律法，有这样一条，“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21：20-21）也就是说，奴隶的主人把手下的奴隶打成重伤，以致过一两天之后死去，主人不必负责，因为奴隶是他花钱买的。即使是在古代，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圣经》的这些描述在道德上也很是说不过去。
&　　1.5 中世纪的教会　　　　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代。由他的受难而产生的基督教会，在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逐步发展壮大，从犹太人之中的一个小教派，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原本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经》的种种争议，到那时就变成了罗马的读书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辩论。那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多半是家境不错的达官贵族。而基督教最初却是在底层社会贫苦民众之中传播，他们定时聚会，祈祷，读经，一起吃圣餐。他们所崇拜的耶稣生前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却用他自身的受难许下了一个幸福的天国。早期教会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包括《圣经》的新约，所使用的多半是穷人的希腊文，内中不但谈不上文法的优美，还含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是教徒们虽然清贫，在道德上对自己却有严格的要求，乐于互助，一起等待着耶稣的重新降临，为他们在现世的困苦生活找到精神上的安慰。所以，新起的基督教可以在贫苦百姓之中传播，而罗马人自身的宗教却大多掌握在权贵手中，早已丧失其精神与伦理价值，沦为当政者奴役百姓的统治工具。　　　　围绕着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在宗教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且罗马统治，也为宗教在整个帝国范围之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因此传遍了地中海周边，也传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人数上来说都不算多，关于《圣经》的争议虽有记载，却并不是那么显眼。比较突出的，是他们源于一神教的固执态度：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真的，唯一的，其他人所崇拜的神灵都是假的。因此，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闹出不少矛盾。有时也与罗马当局发生矛盾，因为他们不肯向罗马皇帝敬香致意，表达在他人看来是起码的尊重。到公元三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在长年征战之后，开始显露疲态，在外有军事上的诸多不顺，在内也有许多社会矛盾。这些因素，加强了罗马当局的不安全感，导致基督教会成为当局的迫害对象。
　　公元310年间，罗马帝国发生了一次争夺皇位的内战，由当时领兵驻守在边远的不列颠（现今的英格兰）的将军君士坦丁胜出。这样的内战，在罗马帝国期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君士坦丁却在登基后，做了两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决定。第一项是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移到了当时应该算是古希腊范围的拜占庭（现今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史上又称为“东罗马”，从而完全结束了意大利半岛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地位，到后来连官方语言都从拉丁语改成了希腊语。第二项则是停止了宗教迫害措施，转而赞助与支持基督教会。　　　　到此时基督教已经传播了三百年，依然只是一个小宗教，信徒人数在罗马帝国总人口之中的比例并不算高，乐观的估计为百分之十，保守的估计则只有百分之二到五之间[1]。获得罗马皇帝政治上的支持之后，转信基督教的人数开始大为增加。虽然君士坦丁死后，罗马的宗教政策还出现过反覆，但是他却成就了一个趋势，使基督教的发展势不可当。到公元380年，基督教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当时的罗马皇帝Thodosiu下诏，以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并将其正式命名为“The Catholic Church”，其中“Catholic”在相应的希腊语中为“普世”的意思。这一“普世教会”，后来在中文里被翻译成“天主教会”。它既然是普世的又是官方的，而且还从犹太教继承了一神教的传统，其它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成为被禁止的对象。以前到处躲藏的大主教们，现在是皇宫里的坐上宾。以前是不信基督的民众占大多数，宗教矛盾闹起来的时候通常是他们迫害基督徒。现在不信一神教的人被统称为“异教徒”，宗教矛盾依然会发生，但是变成在官方支持下由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或是迫害那些虽然也信一神教，却在教义上不认同天主教的犹太教徒或是异议基督教派。
　　关于君士坦丁转而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后人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看见基督显灵，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是基督徒，也有人说他看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力衰竭，希望用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思想，扭转局势。只是他的宗教政策虽然成就了基督教会，却无法改变罗马帝国衰败的命运。就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时，罗马兵团已经无法抵挡北方蛮族的入侵。到公元410年，连古罗马城都被蛮族攻破，惨遭血洗。　　　　蛮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而且大多也是来自北方，但是入侵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却是相当的不同。我们历史上最乱的一次，是东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前后约一百年多一点。其它的入侵，则多半是改朝换代，入侵者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被华夏文化同化。相形之下，古罗马却在蛮族入侵之后，完全崩溃，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未能完全恢复古罗马时的天下一统[2]。
　　罗马帝国的建立，开始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邦，起初的范围只有我们一个县的大小。与当时古希腊、意大利的其它城邦相比，罗马在组织上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方面它有一个有效的军事动员方法，全民动员外出征战，抢得财富与土地，不但缓解了内部的矛盾，还得以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它对意大利半岛上被它击败的其它城邦，很有几分“怀柔”的慷慨大度，化战败者为盟友，只要求他们贡献人力物力，在罗马领导之下，共同外出征服，共同分享抢来的财富。罗马的帝国，就在这样几个世纪的对外侵略、财富掠夺之中，逐步扩展到整个地中海。这期间，随着势力范围的增大，它的内部政治曾历经数次流血的改造，但是却从未发展出像古代中国那样，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礼仪制度与文官统治。几百年下来，罗马都是马背上治天下，靠的是强大的武力。一旦在武力上失去优势，军事上败却之后，罗马没有留下一套让新入主天下的蛮族可以使用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入侵罗马的蛮族也无法与入侵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在我们的历史上，像鲜卑、女真这样的民族在入侵中原之前，就已经开始模仿中原的文化与政治，有了相应的组织与制度方面的经验。入侵罗马的蛮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在部落首领的率领之下，杀入罗马地域杀戮抢掠一通。别说什么组织制度，他们连文字都没有，还处在“史前时期”。后人虽然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部落”，却无法弄清他们具体的来源与成份。他们中间，既有现在居住在中欧的日耳曼民族（德国人），也有现在居住在东欧、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还有据说是东汉时期被汉武帝击败之后的匈奴部落，跨越中亚，一直打到欧洲。他们的组织松散，前一批入侵者杀够了，抢够了，把土地分给小头领，算是安顿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另一批，又是一通破坏抢掠。这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要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一直闹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北欧海盗，才算结束。在他们的冲击之下，欧洲的政治组织规模被裂解到只有村落大小。每个村围着一个城堡，一但有入侵者到来，村民们就赶紧躲入城堡之中，等入侵者走后再出来继续耕作。城堡的主人，就是后来那些欧洲贵族们的前身，以他们舞刀弄枪的本事，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保安”自然成了主子，一般百姓则成了奴仆。
　　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是在蛮族入侵之前，从那时起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东移，留下一个防守虚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西罗马，也就是现今的西欧与中欧。经过屡次蛮族入侵之后，西罗马终于在公元476年被彻底冲垮，按照通常的划分，算是正式进入中世纪。天主教在国教的位置上还没坐稳，就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当时许多不信基督的罗马人认为，从天主教地位确立的380年到罗马城被蛮族攻破的410年只有三十年光景，屹立了八百年的罗马城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就是因为放弃了自己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不信自己的神灵，转而相信来自东方的基督，由此遭受了应有的惩罚。　　　　这样的指责，也是一个从宗教角度读历史的例子。让一个成为国教没有多久的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四百年所留下的问题负责，并不是一种持平的分析。其实，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中，还就只有天主教会有一些组织性，可以出面做一些感化蛮族，救济难民，提供临时避难所的善事。那些在军事上击败罗马的蛮族头领们，在文化上还是对罗马存有敬意。在他们的眼光中，各地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是代表了罗马传统的“文化人”。主教们不但为黎民百姓求情请愿，还劝说入侵者改信基督，做起了传教的工作。　　　　=========================　　　　 　　图三：公元400年前后的罗马帝国，已经难以维持，在蛮族入侵的冲击之下，分成东罗马与西罗马两个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要一直维持到十五世纪。欧洲大部的西罗马，则四分五裂，随后步入中世纪。此时，发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已经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
　　传教的关键，往往在头领。一但上边的大哥信了上帝，下边的喽啰弟兄们呼拉拉地就都跟着接受洗礼了。所以在传教上来说，蛮族部落比那些受过教育的罗马异教徒来得容易。而且，受洗之后的蛮族还会帮忙传教。攻陷下一座城池时，他们也要求被俘的百姓们都跟着信基督。但有不从者，格杀匆论。这样一来，蛮族入侵倒是对天主教的传播有着促进作用，只是他们虽然信了上帝，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粗犷的品性，也不可能对教义有多少真正的理解。他们别说读《圣经》，根本就不识字，受洗之后，照样是烧杀抢掠。　　　　手无寸铁的教会，只能用无比的耐心与毅力，逐渐感化这些蛮族武士。这是一个几百年的过程，而之所以最终可以获得成功，则在于入侵者也有用得着教会的地方。带领弟兄们冲锋陷阵的部落头领，逐渐安顿下来之后，成为欧洲的王公贵族，他们手下那些乱砍乱杀的弟兄们也变成了“骑士”。舞枪弄刀依然是他们的专长，但是对上帝的敬畏、在教堂里的祈祷，对他们有着驯化的作用，符合新时期王公们的政治需要。血腥的乱世，充满了暴力，对黎民百姓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世道。天主教会的教义为世间的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也为苦难的大众提供了一个至少在死后可以上天堂的期望，在精神上有着莫大的安慰作用。王公贵族有了自己的领地，不能像过去那样杀人放火，靠抢劫分赃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得形成一套收税与管治的制度，才是长远之策。这写字、算数的工作，不可能让那些骑士们来担当。只有教会里的主教、神父们才帮得上手，在政治组织上起到一个文官的作用。
　　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太平盛世”的观念或是期望，战争是常态。王公贵族们总是以马背上的征战为其主要的职责与爱好，甚至不打仗的时候，也要以比武或打猎为其主要的娱乐方式。在这一点上欧洲倒是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用他们所发明的工业化战争手段把欧洲打个稀巴烂之后，和平与反战才成为思想的主流。王公贵族们流血厮杀或是谋反篡位所夺来的地位与权力，需要某种理由，取得合法性，才能得到巩固，让手下的人服气，才能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在这一方面，天主教会同样可以起到很关键的辅助作用。　　　　天主教的教皇，原本只是罗马的大主教。公元八世纪中，教会拿出一纸文件，史上称为“君士坦丁赠礼”，内中声称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之时，将管治西罗马的使命，交给了罗马大主教。于是他就不只是个主教，而是在理论上拥有西罗马政治管辖权的一教之主，也就是中文译义之中的“教皇”。那些出身蛮族的王公贵族们，想建立自己的王朝，首先要得到教皇的首肯，才能取得合法性。　　　　更何况，教皇所代表的天主教会是上帝与信众之间的中介。教皇对王公权力的祝福，代表着王公的权力变为“君权神授”。挑战王权，也就成为对上帝的不敬。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天主教会可以为王公政治的合法性服务，王公们对教皇、主教们要敬着三分。另一方面，天主教也要依赖王公贵族的政治权力，来传播福音，保护教会的权威、财产与地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相互合作，形成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把天下人分为三种：打仗的贵族，念经的教士，和劳作的百姓。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教会扮演的角色与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很有几分相似。教士们主持礼仪，出谋划策，管理文书，捍卫道统，做文人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中国文人的地位与成就要高于西方的教士，朝廷由文官主导，官员的选拨以科举为基础。他们所读的圣贤书中，有一套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的治国之道，可以不依靠武力维持一个太平的天下。相形之下，天主教的教士们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小到庄园之中的小神父，大到王宫之中的大主教，其位置都得看主子的，也就是王公贵族的的脸色。教士们虽然读书识字，但是中世纪欧洲在社会地位的尊贵上讲究的是血统与战功，不是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况且基督教的教义最为关注的不是现世，而是死后的天堂地狱，在政治上并没有自己独到的理想与纲领。因而教士们在政治上所起到的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辅助性的作用。　　　　从思想与精神上来说，天主教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控制则要来得更为彻底。儒家的说教管得到人伦、道德与政治，却管不到鬼神、天地与生死。古代中国的社会中，有道家，还有佛教。虽然夫子庙（孔庙）在各地都有，而且祭礼多半都由官府主持，但是关公庙、土地庙、龙王庙、道庵佛寺等等的数目加起来更多，香火也更为旺盛。你如果不想读书做官，就不见得要与孔老夫子打交道。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不几个挤在贫民窟的犹太教堂之外，其它的教堂、修道院都属于天主教，任何其它的寺庙都不允许存在。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生下来就得受洗礼，每周要去教堂做礼拜与忏悔，娶妻结婚得在教堂内举行，死之前还得做一个临终涂油礼，都得由教士来主持。一个人有生之时，效忠于“君权神授”的国王，死后还要接受耶稣的审判，来决定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　　　　教会所尊崇的《圣经》，也因而有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在人类思考的所有问题之上，《圣经》都是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性，历史，还是自然世界的形成。前面所提到的Hereford地图之中，耶路撒冷的中心位置，正是反映着《圣经》在人们精神世界之中，不可置疑的中心位置。那些曾经质疑《圣经》的罗马人，早已在乱世之中绝迹。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挑战《圣经》的权威，是难以想像的大逆不道。
　　　1.6 文艺复兴与考证　　　　说到蛮族入侵，欧洲的历史还有一点不同于他人的幸运之处。产生蛮族的欧洲北部，不是只能游牧的高原或沙漠，而是可以进行开恳种植的山林荒地，只是气候寒冷一些。随着蛮族部落的南侵，农业技术与宗教组织却向北传播，使蛮族的滋生之地逐渐变成定居农业的地区。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的蛮族入侵，前前后后闹腾了五、六百年，到十一世纪的北欧海盗，却已是最后一批南下的入侵者。自那以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蛮族入侵的破坏。到了十五世纪，欧洲在总体政治上依然是分裂状态，王公贵族之间的征战依然在继续，但是他们之间的争斗与火迸却也带来了局部的统一，形成了多个有一定领域的国家，规模上可以达到我们省区的大小。伴随而来的还有经济上的复苏，与思想文化上的活力再现。　　　　在那一段时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贸易。与地中海东部（也就是原本东罗马的统治范围，现今的希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等）相比，当时的欧洲算是蛮荒之地，只能出产品种单调的农产品，木材与矿藏。而地中海东部却是经济发达地区，不但特产丰富，还与许多区域都有贸易往来，其中包括印度，也包括由“丝绸之路”连接上的中国。这其中，像香料、染料、布料等等，运到欧洲之后都很抢手。意大利地处地中海中部，与希腊只隔了一条亚德里亚海，欧洲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就控制在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手中。一船香料，重量不大，却相当值钱。这样的生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八十年代初谁有胆量从广东、福建扛一袋电子表、牛仔裤之类的东西到内地贩卖，都能赚上一大笔，只是得落下一个不大好的名声，被人称为“倒爷”。相形之下，同样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的威尼斯商人却有一个好听得多的名字，至少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他们通常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与东方贸易的巨额获利，还刺激了同样属于地中海区域，地处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也来插上一手，开始了航海大探险[1]。探险的动力并不是现代中国文人所写的那种抽象而充满诗意的“大海的召唤”，而是实实在在、被金钱刺激起来的“香料的召唤”。最先走向航海探险的葡萄牙从来就不曾是“倔起的大国”，而是因为在欧洲政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才有精力花钱搞航海的投机小国。他们所找到的路线是沿非洲的大西洋西岸向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没有铁路的时代，水运的载货量要远大于车载马驮。加上走水路还避开了陆路上的层层关卡，让葡萄牙人赚了个金银满钵。　　　　这才又进一步刺激了葡萄牙的紧邻，西班牙，不惜花大本钱赞助另一条通往东方的贸易路径。那时他们已经猜到地球是一个圆球，只是大大低估了球的半径，错误地以为往西航行可以找到一条到达东方的捷径，却不曾想撞上了美洲新大陆。初发现的美洲并没有多么诱人，没有香料，无利可途。一厢情愿、不肯服输的哥伦布至死都认定他所到达的是印度，而不是什么新大陆，连他所遇到的美洲土族人都被他称为“印度人”（Indians，在中文里译为“印地安人”）。但是在他死后，南美发现了银矿，这才有了比“香料”更为诱人的物品。从那以后，大西洋的贸易变得比东方贸易更为重要，意大利才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变成欧洲的经济落后地区。不过，那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是建筑在与东方贸易所产生的财富之上，“饱暖思淫乐”的产物。我们在现代博物馆中，惊慕不已的经典画作、雕塑，在当时都是赚饱了的王公、贵族、主教、富商拿来讲排场、摆阔气、炫耀财富用的，其风格在开初则是模仿经典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所收集的，还有书藉。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让欧洲人有了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机会[2]。　　　　在思想上，文艺复兴也是崇尚“经典”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特别是古代城邦之中的集体精神，大家积极参与共公事物，投身现世的政治，也就是所谓“人本主义”精神。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算不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古代的中国，读书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身，甚至连一般人都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说。但是在当时的西方，人们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义指导之下的“神本主义”： 亚当与夏娃吃下不该吃的苹果之后，人类就有了世代相传的“原罪”，受苦受难是应得的惩罚，无法改变，祈祷与忏悔才是人生之正道，现世的政治及至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帝决定的，人类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后的天堂。相对于基督教义之上的这种极为负面的世界观，人本主义要积极得多。其不凡，不在于它自身在内容上有多么新奇或是深奥，而在于它所挑战的对立面是什么内容。　　　　人本主义虽然不同于神本主义，文艺复兴却没有反对教会的意图[3]。那时候欧洲的读书人，不管倾向于人本还是神本，大多都是教士，或至少也是接受教会的资助。人本主义所推崇的经典时期的哲学，有不少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采用。基督教神学之中，既有犹太人写在《圣经》之中的宗教，也有古希腊的哲学，二者之间的揉合早在公元二世纪就已经由早期教会长老们开始做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从阿拉伯人那里带回了不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的逻辑学被教士们拿来运用到基督教神学之上，形成了经院哲学。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已经有了结论，“上帝是存在的”，然后再回头到逻辑里边去找证明，发展出许多在一般人看来是极为繁琐、甚至荒腔走板的论证。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也被尊奉到一个圣人的地位。他的逻辑学对基督神学的重要自不必说。他的科学与哲学见解，也被奉为权威，因为《圣经》自身并不大关注这些问题。　　　　但是人本主义的侧重点有别于经院哲学，因为人本主义尊古，对历史的关注大过对神学的关注。也因此，人本主义者们不但热心收集古代的书籍，碑文，钱币，还开始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以求对古代的情形有一个真实与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努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外语，力图可以读懂原文。中世纪的教士们用的是拉丁语，希腊语几乎被遗忘。他们开初所读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圣经》的旧约大部分用的是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在当时的欧洲除犹太人之外也没有几个人可以读得懂。到文艺复兴前后，才有人本主义者们去学习这些语言。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注重对语言的研究，诸如语法、词法、句子结构等等，学会辨别什么是好的希腊文，什么是糟糕的希腊文，进而可以辨别行文中所存在的问题[4]。
　　一张读书桌，所占用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却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一定的财富来养着这一批“劳心”的人。我们这样有“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国度里，对这一点体会不深。而在几经蛮族入侵的欧洲，只有在文艺复兴前不久，才有足够的安定与财富，来让一批教士们真真正正坐下来，学希腊语，学希伯来语，研读经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品，也研读犹太人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也是到这一时期，教士们才有这个条件托人在地中海东部犹太教、基督教的发源地，收集不同文本的《圣经》。在参照之中，开始发现相互之间对不上的地方，由此而产生了文本、字句的考证。这些现代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在西方是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　　　　到了十五世纪，这些考证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5]。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Lorenzo Valla (公元) 通过考证发现天主教会所谓君士坦丁把西罗马留给罗马教皇的文件，是伪造的。而生活在德国的一位大主教，Nicolas of Cusa （公元），更是对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做出考证，认为其中有三个来源：基督教的Nestorian教派（中文又称为“景教”），先知穆罕穆默德的一位犹太顾问，及先知过世后整理编辑经文的另一位犹太人。但是对《圣经》本身的考证，教士们就得非常小心了，毕竟那是不可以随便碰触的禁区，涉及教会的权威，相关的讨论多半只局限在局部的字词理解之上。
　　1.7 宗教改革的撕裂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由罗马教皇一统天下，大家都属于天主教会。《圣经》的解释，天主教会是终极权威，其中不但要参考《圣经》原文，也要参考早期教会长老们的理解与教诲，而教会自身也会在教义上做出创新与发展。《圣经》本身有什么矛盾或是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被定为只是“表像上的矛盾”，由教士们想出各种理由，绕过其中的难处。这其中的麻烦倒不是找不到解释，有了前提，再去寻找相应的理由，并不困难。引起麻烦的反倒是各式各样的解释太多，教士们之间争来吵去的，弄不好会引起教义之争，甚至搞出来异端邪说。十六世纪那一场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就是开始于教义争论，进而引发对罗马教皇权威的挑战。欧洲的基督教会也因此经历了一场大分裂，形成两大教派：一派是依然遵从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另一派则是反对教皇的新教[1]，而《圣经》的解释更是成为两教派斗争的一个主战场。　　　　在西方的历史书中，宗教改革常被人称为是“对文艺复兴的反动”。教皇与天主教会是文艺复兴的赞助者，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欧洲其它地方，那些能工巧匠们有许多都是拿教会的钱，来设计教堂建筑，创作画像与雕塑来装饰教堂的里里外外。文艺复兴时期所留下的经典艺术作品之中，最常见的题材也是《圣经》中的故事。现代西方人关于《圣经》的图像，其实都是产生于那一时期。到十六世纪，教会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为富有的组织。王公贵族们的财产随着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宫庭里的明争暗斗而有消有长。教会的财产却是归组织所有，属于教堂或是修道院，不受政治的影响。几个世纪积存下来，在许多地方田产的三分之一都归教会所有。而这许多钱财，却不够罗马教皇的开销，因为他不但要建教堂，请人创作艺术品来摆阔气，还要卷入欧洲诸候之间的政治角力，有时要资助十字军，有时自己要养兵打仗，以至天主教会在财政上总是入不敷出，要设法在各地弄钱。　　　　　　教会最为人所诟病的弄钱方式，是贩卖赎罪证。按天主教的教义，那些死后有资格进天堂的人，并不能一步登天，而是首先要在炼狱里呆一阵子。在那里为有生之年难免做下的错事受罚，把灵魂净化之后才能进天堂。罗马天主教会，做为人间与上帝的中介，有一些特殊的门道：如果死者的亲人愿意出钱，购买由教会所印发的赎罪证，那么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在炼狱之中少呆一些时日。教皇每过一阵子，要派人去各地用这种方法弄一些额外收入。据说有位名为Tetzel的修士，在德国卖赎罪证的时候还编了句顺口溜，“钱柜中金币响叮当，炼狱里灵魂升天堂。”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说是发到教会里去了。　　　　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2]，是一位修士，在当时德国中部一所不知名大学里教授神学。他走上改革之路，开始只是因为个人心理与性格的原因。路德虽然在各方面都算得上是一个品行端正、勤恳努力的模范修士，却在内心总是有一种罪恶感，对自己缺乏信心，不敢肯定上帝会如何评判他，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进天堂。按照现代的标准，他应该算是一位没有自信的完美主义者。终于有一天，他为这个几乎让他发疯的苦脑问题想出了一个答案，叫着“因信称义”：只有完全相信耶稣的人，才可以进天堂。进天堂与你做善事，做忏悔，做祈祷，都没有关系。（当然，完全信耶稣的人，日常生活之中肯定得是像路德那样的模范，都会去做这些事。）而且作为凡人，谁也不可能知道上帝到底会怎么评判，也用不着去想这件事。信徒们只有全心全意地信上帝，相信上帝会做出正确英明的判断，无条件地接受上帝作出的判决。简而言之，在进天堂这件事上，路德是想通了：这事就交给上帝，自己不再去操心了。但是这样一来，那些被教皇派去贩卖赎罪证的人，在路德看起来就特别地闹心。做善事的人都不一定进得了天堂，这些做了错事的人，拿钱赎罪，就可以进得去？这已经不是骗钱的问题，简直是在亵渎神灵！
　　从神学上来说，路德的“因信称义”算不得一个大发明，“称义”或“释罪”是一个在《圣经》里提到过的问题，早期的教会长老也讨论过。内中当然有过不同的见解，但是到十六世纪也就只有学究之间在辩论，一般人通常不会注意。只是当它与反对贩卖赎罪证扯在一起的时候，所涉及的就不单包括教会的财源，还挑战了罗马教皇的道德权威。正好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甚至教会人士之中，对教皇、教会的腐败堕落不满者大有人在。因此，这一教义上的争论，进一步引爆了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教会的大分裂。　　　　由路德发起的新教，没有天主教的组织，也没有教皇的传统权威，却拿出《圣经》的权威来为新教的改革与反抗作号召。在路德看来，《圣经》作为圣灵鼓舞之下所形成的文字，是最明显，最直接了当，也是最容易读懂的。天主教的那些教士们歪曲了《圣经》的原意，编出一大堆随意的解释，才造出许多谬误与异端。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对文法的研究派上了用场，《圣经》的考证与解释成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教义争论的最前线。　　
　　　　宗教改革发生在印刷初次引入欧洲的年代。此前，书藉的出版靠的是人工抄写，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价格昂贵。一本书如同一张名画一样，是珍藏品，艺术品。印刷的引入，大大降低了书藉的制作成本。原本只有上流阶层和高级教士们才能拥有的《圣经》，到此时变成一般人也可以拥有。路德敏感地觉察到普通信众对《圣经》的需求，亲自主持编译了一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德语《圣经》，于年间出版。在当时的欧洲，读书人写作时用的基本上都是拉丁文，类似于中国古代文人们所用的文言文。而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则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口头用语，相当于我们的白话文。　　　　在宗教改革的推波助澜之下，路德的德语《圣经》几经印刷，广泛流传。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双方的争议，刺激了人们对《圣经》的阅读与讨论。也因此，他的《圣经》译本成为德语词汇书写的标准，使得原本基本上只是用于口头交流的德语在其后的争论过程之中，变成了书写语言。所以，有人宣称，德语是路德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所创造的。路德的译本还影响到了英语版《圣经》，因为当时英格兰也属于背离了天主教的新教范围，《圣经》的英文译者不但为路德的榜样所鼓舞，还时常参考路德的译本。这些英文译本要到十七世纪初才最后定形，变成詹姆斯王钦定本，是英文《圣经》之中流传最广的译本，也曾对英语的发展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还被教徒们称为是英语文学与语言中的“皇冠明珠”。　　
　　　　图四：印刷引入欧洲之前，书藉由手工抄写，成本极高。也因此，出版商可以在每页加上许多画像，把书藉当作艺术品来制作。当时能够拥有《圣经》的人只是极少数。　
　　在翻译上，路德多半是根据他自己对教义的理解意译，而不完全依据《圣经》原文直译。最著名的例子是新约罗马书3:28，“人称义是因着信”。据说路德发明他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受了这一句的启发。而在他的德文译本中，他还将这一句加强为“人称义是只因着信”[3]。批评者指出，新约原文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只”字。路德回应道，他读过去就是这么理解的，也就这么译了。于是，天主教也组织了它自己认可的各式译本，与新教的译本相抗衡。为了保持其信仰、教义的正统，未经罗马认可的译本还曾被天主教会列入禁书单。即使在今天，如果你带着《圣经》跟教友去教堂做礼拜，最好还是先问一下他们用的是哪个译本，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把《圣经》当作唯一依据，却也给新教带来麻烦。旧约与新约都存在前后不大一致的地方，读起来的时候，看你读哪个部分，答案可以很不一样。就以路德最为在意的“因信称义”为例，他自然可以拿罗马书3:28的“人称义是因着信”来当依据，别人却也在新约雅各书2:24找到一句“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因此路德编排新约各书的顺序时，将雅各书放到了尾部，还曾声称雅各书为“稻草书”。天主教的教士们，为了反击新教，很乐意指出《圣经》内容上的模糊之处，解释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像路德所声称的那样“明白无误”。而事实上，新教内部对同一本《圣经》也有不同的解释，以至于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后没多久，新教就因为这些不同的解释而进一步分裂成更小的教派。虽然他们都认定《圣经》的绝对权威，都认定圣灵鼓舞下写出来的《圣经》不可能有错，却都得面对他们自己人之间各类的解释，为坚持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而吵得不可开交。天主教内部，倒是没有这些争吵，因为他们有教皇的权威，在教义的解释上既要参考《圣经》，又要参考早期教会长老的教诲，最后还是得在教皇主持下由几位大主教们做一个“组织”上的正式决定，作为正统来压制不同的看法。只是长老们留下来的教诲，并不总是一致的，也不一定符合天主教会现时的需要，以致最后还是得由教皇来做决定，很有几分威权主义的味道[4]。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于教义的争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义问题。所谓基督教的文化遗产，有几层含义。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教会拥有道德权威，服从教会的教诲就是听从神的指引。在政治上，教会维护国王的统治权威，因为国王的合法性也来自上帝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