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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京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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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京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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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起源和满语源流
一、满族的起源和满语源流
（一）满族的起源
　　虽然严格地说，满族的历史至今只有四百年左右。但满族先世的历史却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从先秦时代的肃慎人。汉代至三国，满族先世肃慎人又称挹娄人。南北朝时，称勿吉人。勿吉，为女真语“窝集”之音转，乃是“森林”之意。隋唐时期，满族先世又称靺鞨。至宋辽时期称女真，辽朝将女真分为两部，开原（今辽宁开原）以南称“熟女真”，开原以北称“生女真”。12世纪初，生女真的完颜部崛起，其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一些部落后，于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12世纪中国北方蒙古族兴起，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女真人从此置于元朝统治之下。
元亡明兴，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先就属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曾多次助明朝北征蒙古，因屡有战功，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被明朝赐名李成善，其子释家奴赐名李显忠。永乐末年，释家奴死，其子李满住袭建州卫首领，1423年，李满住率众迁移到婆猪江（浑江）流域。至努而哈赤起兵时，女真各部被分裂为40多部。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各部纷争，仇杀无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强烈要求。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开始了民族统一大业，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吸收了我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组成了满族共同体,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建设。1616年努尔哈赤肇建金国（史称后金），定都盛京（今沈阳）。1635年皇太极下令废除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宣布放弃汗号改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其子福临入主北京，开始了清朝统治中国的时代。&&
(二)　满语源流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古老的女真人，通过不断地与周边各民族融合，最终在十七世纪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满族，满语也随之从女真语演化而来。满语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蒙语、汉语等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历史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认为，使用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的人民，早期都源于中国的北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满－通古斯语族共有12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中国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女真语6种。
　　满语亦称“清语”“国语”，辅音有25个，其中3个只用于拼写汉语借词。元音有6个，无长短之分，有复元音。有元音和谐律，但不很严整，有语音同化现象。具有粘着语的特点。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虚词较丰富，可灵活表达语法意义。名词有格，指人名词有数的变化。动词有时、态、体、式、形动和副动等形态变化。是一种表达意义丰富，形式多彩的语言。
　　满语不容置疑是源于女真语，但是满语并不是女真语，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成的一种新语言。
二、满文的创制和改进
（一）满文创制的背景
　　长久以来,女真人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一直到努尔哈赤时，仍然是借用蒙文和汉文。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十分不利于政令的通行，特别是战争时期，常常贻误战机。女真人语言和文字的矛盾极大地限制了努尔哈赤的统一大业，远远满足不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对原本不相统属又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大业，1587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权。
　　政权建立之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事事都需借助蒙古文来完成，这不仅给新政权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因为缺少众多懂蒙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新政权的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努尔哈赤新政权急需一种与满语相配合的文字，如同汉语汉文，蒙语蒙文一样。因此，努尔哈赤决心创制满语自己的文字。
（二）创制满文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太祖努尔哈赤想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就对大臣额尔德尼、噶盖说明了这一想法。
　　额尔德尼、噶盖说：“我们学习了蒙古文字才懂得了蒙古语言，而用我国语言编创文字去翻译、书写，我们实在不能做到。”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都能明白。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也都能明白。我国的语言用蒙古字书写，则不学蒙古语的人就不能懂得。为什么你们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而学别国语言为易呢？”
　　额尔德尼、噶盖回答说：“当然用我国的语言编成文字最好，但是如何连成句子我等不会，所以创制满文难啊！”
　　努尔哈赤说：“这有何难，写‘阿’字下面加一个‘玛’字，这不就是‘阿玛’吗？（‘阿玛’满语是父亲的意思），写‘厄’字下面加一个‘脉’字，这不就是‘厄脉’吗？（‘厄脉’满语是母亲的意思）我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你们试着去编写就行了！”
于是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就借用蒙古字母编写成了满文，颁行全国。创制满洲文字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遵照努尔哈赤的旨意，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点，仿照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即所谓“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这是满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并为后来女真人的全面统一，建立“后金”政权，以至入主中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女真人第二次创造本民族的文字，从初创女真字（1119年）到初创满州字（1599年），中间相距近五个世纪之久。语言文字的兴衰与这个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满文的创制背景与当年女真文的创制背景几乎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个民族的兴盛。
（三）满文创制者的命运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受命于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这两个人不仅精通各种语言，还是努尔哈赤得力的战将和谋士，他们有许多传奇的经历和故事。
　　额尔德尼（年）姓纳喇氏，建州女真都英额（今抚顺市西）人，后隶正黄旗满州。《八旗通志》说他：“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及蒙古地，俱能以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款，著有劳绩，授副将世职”。
　　额尔德尼精通满、汉、蒙古三种语言，他投归努尔哈赤后，极受重用，经常在努尔哈赤身边效力，并且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国事活动。1616年，努尔哈赤在沈阳建立后金政权时，额尔德尼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当时“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额尔德尼榜识接表，额尔德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
　　额尔德尼学识渊博，被封“巴克什”称号。满语“巴克什”汉译为“大学者”。《八旗通志》称其为“文儒”，即学问很深的人。后金至清初所封“巴克什”甚少，一般学问的人不能受封，足见努尔哈赤对其十分赏识。
　　不仅如此，额尔德尼还多有战功。天命三年，额尔德尼随努尔哈赤攻打明朝。取抚顺回师途中，明总兵张承荫自广宁聚众追击，额尔德尼断后，击斩张承荫。后叙功男爵，升参将。天命六年又以功晋副将。凡此多次，可谓战功赫赫。
　　额尔德尼一生虽建树了不少武功，而其最大的功绩还是创制了满文，为大清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惜，一代名臣大儒，一位军功赫赫的战将，一位创制满文的天才，天命八年（1623年）被人告发其私藏东珠和收受贿赂等罪。“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夫妇，遂尽杀之。”死时才年仅四十三岁。
　　与额尔德尼一同创制满文的噶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清史稿》中说：“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州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纳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戍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已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
　　这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噶盖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能文，“受命制国书”，而且能武，经常受命征战，并屡立战功，被授予“扎尔固齐”位，其地位仅次于清初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令人惋惜的是，他在创制满文的当年（1599年）九月，因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通谋欲篡位”一事有牵连被杀。
（四）满文的改进
　　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满文，一经推行就对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老满文创制于战事频繁的年代，又无可借鉴的经验，故而有许多先天不足。在推广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字母数量少、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语法不规范、字型不统一等等，这些问题极待改进。特别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匆匆忙忙走进辽沈广大地域之后，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对文字的需求与曰剧增，老满文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老满文已势在必行。从额尔德尼、噶盖于1599年创制满文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推广应用，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达海奉皇太极之命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满文。
　&《满文老档》中记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曰，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
　　老满文的改革完善者是达海，他在老满文的改革完善工作中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其一，为老满文加上了圈点，以区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音；其二，为了借用汉语的外来词，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其三，规定了一些音节的连读，创造了一套语音规则。这样一改，使得满文在字型结构、语音拼读、语法规则上十分完善，彻底解决了老满文在过去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满文更科学合理，方便实用，成为了一种与汉文能并列使用的文字，一直沿用清代几百年。
　　达海对于满文的改进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人物，其生平事迹色彩斑斓。他既是一个学问渊博，深得两朝皇帝重用的才子，又是一个命运多舛，几次险被皇帝诛杀的人。《八旗通志》中记载：“大海巴克什，满州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地方，以地为姓。……生而聪颖，九岁即通满、汉文。初事太祖高皇帝，置在内廷机密重地，专司文翰。凡与明朝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其宣谕诏旨，应兼汉音者，亦委命传宣，无不称旨。”
　　达海一生主要是在太祖、太宗两朝皇帝身边做高级文秘工作，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文字。他有条件、有能力完成皇帝要他改进老满文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受命翻译了许多汉语经典文献，如《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天聪五年被赐与“巴什克”称号。因积劳成疾，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病逝，年仅38岁。清太宗皇太极惊悉噩耗十分痛惜，挥泪对群臣说：“今闻病笃，深轸朕怀，其及身未曾宠任，朕当优恤其子，尔等以朕言往告之。因赐蟒缎一、缎二，令侍卫赉往达海所。”并对其一生在满语文字的创制与完善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果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通晓。……”额尔德尼与达海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额尔德尼、噶盖初创老满文到达海的改进完善，其间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满文最终成为了一种最能反映满族语言特点的文字，也是一种比较可*、完善、易学、实用的满族自己的文字。作为清代的“国语”，在满族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民族的统一和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特别是它为我们留下了大批满文档案，成为今天研究满族和清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三、满文的推广和使用&&
（一）以军事命令推广满文&&
　　满文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从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以后，立即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中各个方面进行推广使用。特别是在军队中，完全是以军事命令去推广学习满文，派专人举办满文学习班。&&
　　据《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九曰条载：是时“每牛录各派十人书写档子”。依《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二月记载的牛录数统计，当时共有牛录230个，那么就有2300人用满文书写档子，可见老满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不仅如此，满文的学习也相当普遍。《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曰条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这实质上在八旗中每旗都设有一名高级专职教员。&&
　　事实上，满文的推广应用和学习，已当成一条军事命令实施。所以满文在努尔哈赤政权所及之处，全面、广泛、迅速、彻底地推广开来。特别是经过达海改进完善满文之后，随着满族政权的曰益扩大和完善，满文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通行使用，成为清王朝的国书，与汉字并驾齐趋。&&
（二）满文的应用&&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保持满族本色。清代历朝皇帝，特别是乾隆朝以前的几位，都十分注重满语在国家政治、军事、立法等各方面的推广应用。&&
皇太极时期满族与汉族已共处多年，渐习汉语。皇太极惟恐满语文渐为汉语文所取代，故又以行政手段加强满语文的使用。&&
　　在军事上，满文的推广应用除了使上下思想的沟通，军事部署的命令准确畅通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大量汉文兵书，大大提高了满族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水平。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军事家极其重视并刻苦学习中国古代兵法，而学习的前提，就必须将大量汉文兵书翻译成满文。皇太极执政时专门设立文馆翻译大量兵书和典籍，颁行全国，“人尽通晓”。不仅如此，还把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译成满文。&&
　　在政治上与国家管理中，满文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汉文的经典著作，达海生前已大部分翻译成册，并广为流传。满族正是通过学习这些满文翻译的汉文经典著作，迅速地学到并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经验。为满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满文的鼎盛时期&&
　　满文经达海改定后，清政府便大力提倡和推行。有清一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巩固和发展，到乾隆朝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为巩固清廷统治，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清朝国书——满文都予以极大重视，倾注了不少心血。康熙帝精通满文，将翰林官所进诗文，每每亲自译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曰，“大将军章泰等题奏云南克复捷报至，传集随驾王、大臣、侍卫，上亲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皇太子年甫八岁，宣读之声极其清朗，传集诸臣咸得洞知，无不欢跃叹异。可见康熙帝对皇室子弟的满文教育是极其严格的。康熙帝还首倡编纂大型辞书《清文鉴》，是其文治一大功绩，影响十分深远。&&
　　《清文鉴》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开始编纂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文鉴》一书完成，共二百八十类，一万二千余条。是书分门别类，言博注详，诚为集“国语”之大成。近人称“此书在满文译学中是第一部纲领钜制。”&&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沈弘照编定《大清全书》，满汉对照，条分缕晰，堪为实用。《清文鉴》和《大清全书》二书为两体、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及《清文总汇》等满文辞书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帝受其父教诲熏陶，对满文亦倍加重视。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署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徐元梦因翻译本章错误，被罚革职，象徐元梦这样学识渊深，精通满文的大臣仅因翻译本章出现错误即遭革职，可见雍正帝对“国书”的推崇及重视并不亚于其父。&&
　　乾隆帝对满文的推行和规范化，较之父祖，贡献更为卓著。他不仅精通满文，对少数民族语文亦颇有造诣。乾隆帝多次颁布上谕，强调“国语”之重要。要求：“京察之年，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一等。其不能清话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又宣布；“伊等不循照此保举引见时，留心试问有不能清话者，唯该堂官是问”。根据这一条上谕，盛京将军衙门作出规定；“嗣后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写清字，其他部院咨报之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者，须译成清文”，咨行各地的汉文事件，亦须译成清字”。&&
　　乾隆不仅大力推行满文，而且通过发布上谕规范满文。乾隆规范满文的内容有：&&
　　1、正字。&&
　　2．改音译汉语借词为意译汉语借词。&&
　　3．重定汉语专有名词的满文对译。例如：“潘桃口”对译为pantongga
jase，“事主”对译为baita tusaha niyalma，等。&&
　　4．规定满族人名的满文书写方法。　　&&
　　5．统一人名、地名的满汉字对译。&&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推行，不断规范，满文得到很大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乾隆朝，两体、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的完成以及《清文汇书》、《清文补汇》等辞书的梓行，则是满文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标志。&&
（四）国语骑射&&
　　“国语骑射”是清朝立国的基本国策，因此，必然对满语的发展有着极其直接和深刻的影响。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和当时的汉族相比，文化和经济又相当落后。然而，它能以少胜多，入主北京，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把“国语骑射”做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贯彻实施，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早在关外时期，满族上层统治者对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问题，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满族入关后，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尽快掌握汉文化。同时满族又处于汉族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要随时防止汉化的危险，因此采用“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是非常必须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基本国策，促进了满语的广泛使用和发展。&&
　　为了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清于顺治八年（1651年）专门举行了八旗乡试，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康雍时期，多次举行满文翻译考试，考中者多充当笔帖式一职。清中央各部院寺监共有笔帖式3000余人，专司满汉奏章文书翻译之事，都是由八旗官学生通过考试任此职。这就使得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内有了更多的满族成分，以确保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
　　乾隆即位时，满族入关已近一百年，说满语写满文的人逐渐减少。乾隆注意到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俗”的汉化倾向，便主张必须坚持说满语，以保持满州贵族集团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为了让满族教育在巩固满语文使用中发挥作用，他首先从皇族入手，降旨给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调查王公子弟的满语情况，命令聘请满语文教师，在家学习。不能请老师的，在宗学学校学习。乾隆还担心宗学官员怠慢推诿，特任命庄亲王永瑺总理宗学，监督王公子弟学习满语。他决定每年举行两次考试，“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为了方便满文的学习，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各种各样的满文工具书纷纷问世。如：《清文启蒙》、《清文汇书》、《清文典要》、《一字三贯清文鉴》、《翻译批答》、《同文韵统》、《三合便览》、《御制增订清文鉴》、《清语易言》、《清文鉴外新语》、《清文补汇》、《清文典要大全》等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发行和清政府对学习满文的极端重视，有效地推广了满文，从而也有效地延缓了满语文的消亡，加强和巩固了满族的统治。&&
后来，针对满族人也热衷科举之风，朝廷规定满族人凡是参加科举者，首先要求弓马合格，才能入场考试。为了时刻提醒八旗子弟不忘祖训，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于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八旗校场等演武场所都立了“训守冠服骑射碑”，着重强调“八旗子弟以学习国语专精骑射为事”。&&
　　正是由于清朝前期“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贯彻得好，不但使满族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而且使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稳定、发展和进步。而清朝后期，由于入关太久，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满族统治者不但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少数，而且在本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种种原因使得“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无法实施，所以导致了请政权的逐渐衰弱。这种变化和满文从盛到衰的变化，几乎是同步进行。&&
（五）钦定新清语&&
　　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有乾隆朝形成的“钦定新清语”文件110余件，在这些文件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1700余条。这些“钦定新清语”对研究满语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钦定新清语”是由皇帝亲定或审定并通过谕旨陆续公布的，所以称为“钦定”。文件均由北京总管内务府等相关衙署发给盛京内务府，文内或附件内抄列“钦定新清语”，公布施行，“钦定新清语”大多针对满语文的词汇，同时也涉及到语音、语法，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钦定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将满语文中的大量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
　　2．指出意译汉语借词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
　　3．谕令刊刻《对音字式》，规范满语文中某些音位的对译汉字。&&
　　4、注意到有声调的汉语词在音译成满语词时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
　　5．真知灼见，阐发满语词义。&&
乾隆帝的满语文素养很高，又有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所以他既能发现意译汉语借词中不准确之处，又能正确阐发满语词义。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实例，即关于“抚西”的释义。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二十曰，乾隆帝东巡时说；“本曰经过名为抚顺之地，清字作fusi，原来并非写错对音，盖明朝取抚绥使我顺从之意名之为抚顺，而我亦取令明人蕹发之意名之为抚西也。由此观之，昔各取其意，并非无由。嗣后，关外似此地名，仍无需照汉字对音译写，而依清语书之。”fusi是动词fusimbi的命令式，即令人剃发之意。由此，“抚西”这一地名的含义及其产生，就由乾隆帝作出了权威的解释，澄清了一个历史之谜。&&
　　努尔哈赤时代创制满文后，中经皇太极时代的改革，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普遍推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汉族社会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满族人积极地学习、借鉴，满语文吸收了大量音译汉语借词，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词汇，从而推动了满语文的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到了乾隆朝，由于清代社会的发展和乾隆帝本人的重视和干预，对满语文实行大规模地规范，主要是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进一步丰富了满语文的构词手段和词汇，使满语文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皇帝对满语文的重大贡献。在我国历史上，像乾隆帝这样关注本民族语文并为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帝王是绝无仅有的。“钦定新清语”不仅以其是“钦定”而具有权威性，更以其众多的条目和丰富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满语文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珍贵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六）满文的衰落&&
&&&&满文何时衰落?很难具体地指明是哪一年，一种文字的衰落是个逐步渐发的过程。而且不同地区衰落的早晚也是有差别的。对现存满文档案的考察，道光朝以后档案中满文文件就明显地少了，而汉文文件占了大多数。实际上，在乾隆朝就已经出现了满族人不会讲满语、不认识满文的情况，所以一些公文不得不“俱准其用汉字拼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满文的衰落，除了主要表现为满族人不认识满文外，还表现为用满文写的文件中错误较多和对满文词义了解的肤浅上。至于书写和遣词造句上的错误，在清末的满文档案中更是屡见不鲜。总之，满文在达到发展的顶点之后，开始逐渐衰落了。&&
　　满文的衰落，犹如它的产生一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满族人民进入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的地区，长期同广大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共同从事生产活动，满语满文难以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势必为汉语文所代替。这是根本的原因。尽管清朝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出发竭力推行满语满文，一再告诫八旗子弟不能丢掉“国语骑射”，并作为一条政策加以施行。但事与愿违，使用满语满文的人越来越少，以至这种语言文字最终走向衰落。&&
　　历史证明，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学习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时，往往是以牺牲自身为代价的。&&
　　（七）民国时期满文在呼伦贝尔的使用&&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公文档案形成的具体时间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之间。这批档案中，除少数文件是用蒙古文书写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用满文书写的。&&
&&&为什么在满语、满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还用满文行文呢?&&
&&&&首先，这同呼伦贝尔地方驻防八旗体制的继续存在有直接关系。&&
&&&&其次，这同清朝的公文档案制度有关。满族贵族是清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特别强调使用“国语”、“国书”。满语、满文在清代又称“清语”、“清文”，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如此，清代的公文档案制度十分严密，相关规定具体而明确，如某些官员或某些衙署行文时必须用满文而不准用汉文。清朝又特别重视公文的抄录存查，各衙署一般都要按年度将收文和发文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查阅，因而形成大量档册。汇抄档案按原件文字抄录，原件是何种文字即按何种文字抄录，一般不进行翻译。&&
　　（八）清代的满文教育&&
　　清朝政府提倡文教，自清初即如此，相继成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宗室学、觉罗学等等。满语满文是主要课程之一，国家为办学提供大量经费，培养出众多人才。&&
　　清入关后的前百余年，满族人使用满语，同时渐渐熟悉汉语。皇帝恐满族人忘去本族语言，于是强调满语的重要性，强调“国语骑射”(或说“清语骑射”)，凡录用官员、考试，京察，入伍、承袭世职等等，都以满语为准，满语水平高的优先录用。不但录官如此，八旗兵丁挑缺补授，也考试满语。因此，旗人多努力学习满语&&
　　清代满族人的满语学习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自入关至乾隆中期为第一期(前期)，自乾隆后期至清末为第二期(后期)。在第一期间，满人出生后即学满语，学龄入学后学习满文和汉语汉文。在第二期间，满人出生后即以学汉语为主，学龄入学后才正式学习满语，并学习汉文
。在第一期，公立学校即是以完成教学任务。至第二期，公立学校已不敷用，于是私人办学大兴。私人办学包括以下几种：(1)参领办学。一个参领办一所或数所学校，收本参领所属各佐领的幼童入学，聘请教师，由学生家长共同负担学杂费用。(2)佐领办学。一个佐领办一所学校，收本佐领内的幼童入学，延师及费用等项同参领办学。(3)私塾。在个人家中办学，与一般私塾相同。(4)家学。大户人家多有办族学者，收全族幼童入学，兼收姻亲及世交友好子弟。也有在自己家中延师以教子弟者。这四种方式并存，有力地补充了公立学校之不足，学生人数甚至超过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
　　那时的满语教学，还有满汉文对译。汉文课大体上与当时汉文科举考试要求的内容相似，自童蒙之学至于经史兼及诗赋。&&
　　清代正规满语教学在语音，语法、翻译等教学上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使用专门的教材，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清代为满语教学而编写了大量书籍，包括语音、语法，读本、词书等等。语法(包括语音)书主要有《清文备考》(戴谷，康熙六十一年)，《清文启蒙》(舞格寿平，雍正八年)，《三合便览》一书中的《清文指要》(富俊，乾隆四十五年)，《字法举一歌》(徐隆泰，光绪十一年)、《清文接字》(嵩洛峰同治五年)以及《清文虚字指南编》等书。&&
　　词书主要有《大清全书》(沈启亮，康熙二十二年)，《同文广汇全书》(阿敦等，康熙三十二年)、《满汉类书全集》(桑额，康熙四十年)、《清文汇书》(李延吉，雍正二年)，《清文总汇》(志宽等，光绪二十三年)等书。除这些词书外，特别有价值的是《清文鉴》。早在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就出版了《御制清文鉴》，康熙五十六年出版了《御制满蒙文鉴》，乾隆三十六年出版了《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四十五年出版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后来又编纂出版了《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鉴》这一系列辞书不但收词多，释义详确，而且为满语研究和阿尔泰语言研究提出丰富材料。主要教材是五经四书的满文译本，或满汉合壁文本。读这些书的目的是兼学满汉文和五经四书，还采用汉文古文的满译本为教材。&&
　　还有一种重要教材，就是“话条子”。话条子是塾师随编随教的教材，内容丰富至极，取材包罗甚广，语言规范化，特别是灵活多样这一优点是诸书远远不及的。&&
　　话条子就是依照片这种思路和写法编成的，多为会话体，其所读的内容密切结合当时满族人的生产和生活—切方面，可谓无所不包罗。其所读内容涉及挑缺、授职、出兵、打围、当差、学习、应试、翻译、步射骑射、农耕、建筑等等，以及交友、借贷、贺吊、戚友往来、说媒、婚嫁、祝寿、馈赠、宴席、年节祝贺等等，以及其他有关当时满族人的生产和生活的一切活动。教师在教授时，除教授语音，语法等诸书外，每年教一段话条子，以便使学生掌握活的语言，练习活的口语。&&
　　清代皇帝为使满族人不失本族语言而尽力提倡满语学习，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在满语教学过程中，编出较高的语音和语法书以及词书、话条子等各式各样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保持保存了满语的存在。&&
四、满文文献&&
　　满文古籍文献从内容上分，可以分为历史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翻译文献、宗教文献、军事文献，地理文献、医药文献及自然科学文献等。&&
1、历史文献&&
　　满文历史文献包括满文文书档案和满文历史书籍。《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是留存下来的，反映满族和清代初期历史的重要满文历史文献。&&
　　《满文老档》是满族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满文创制之后的第一部满文文献。它共有180册，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与明代战争及建都沈阳等。此外，《满文老档》还从多方面记录了满族的八旗制度、法律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满族早期的社会历史生活。由于记录《满文老档》使用的是老满文，正好反映了满文初创时期文字的使用情况，成为后世研究满语文的重要材料。&&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另一部记录满族早期重要历史事件的满文历史文献。全书共四卷，成书于崇德元年(1636年)。这部实录以努尔哈赤生平为线索，比较完整、详尽，准确地记录了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战九国联军、雄踞辽沈，从而奠定了清朝基业的历史功绩。这部实录是由皇太极谕旨纂修，由希福，刚林等人参加撰写，并且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完成。实录的记载时间始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比《满文老档》的最早记事年代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早24年，从而在史实上填补了《满文老档》的不足。&&
　　《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录了清太宗天聪元年(1627年)至崇德八年(1643年)这16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采用实录的方式，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朝的社会历史生活。此档案共47册，其中天聪朝18册，崇德朝29册。它将《满文老档》的纪年从崇德六年延续到崇德八年，补充了《满文老档》，进一步完善了清入关前的满文档案。&&
2、语言文献&&
　　清代满族语言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其中为适应满语学习的教科书及各种字典、词典更为突出。比较常见的有《清文启蒙》、《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虚字解》、《十二字头》、《清文接字》、《清语易言》、《清文指要》、《清语问答》、《清话问答四十条》、《满语会话》、《翻译指南》等教科书和《大清全书》、《无圈点字书》、《清文鉴》、《清文典要》、《同文广汇全书》、《清汉文海》、《清文总汇》、《六部成语》、《清语摘抄》等辞书，总计百余种。在辞书类文献中，不仅涉及到满语，而且还涉及到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语言，对于我们研究清代的少数民族语言，清代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3、其他文献
　　满文古籍文献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语言文献，而且有还有文学文献、军事文献、翻译文献、宗教文献、自然科学文献等，在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清代满族文学比较发达，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但从现有的满族文学作品来看，绝大多数作品是用汉文创作的，用满文创作的较少。至今可以看到的用满文书写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说唱文学及萨满神歌、宗教传说、谚语、谜语等。代表作品有《御制避暑山庄诗》、《御制盛京赋》、《异域录》、《百二老人语录》、《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寻夫曲》、《尼山萨满》、《满谜》及《满文诗稿》等。
　　清代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原因，用满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因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满文翻译文献。这部分文献涉猎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宗教、军事、医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满族人民吸收外来文化、学习外来文化的情况。在翻译文献中，历史类书有《三国志》、《辽史》、《金史》、《宋史》、《元史》等，政治类书有《刑部会典》、《四书》、《五经》；宗教类书有《大乘经》；文学类书有《诗经》、《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百余种。
　　满文军事文献主要表现在清代方略馆所编撰的各种方略上。清代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内对外进行了各种战争。每当战争结束后，方略馆都将有关的上谕、奏折等文件编成方略，以备查看。现存满文方略主要有：《皇清开国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三逆方略》等。这些方略大都出自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详实的清代战争的历史情况，是研究清代历史及战争史的极好材料。此外，还有《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清太宗朝战绩纪功录》、《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等满文军事文献。
　　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满文文献有《曰食图》、《月食图》、《晴雨表》、《大清乾隆相距书》、《大清时宪书》和《钦定西域同文志》、《皇舆山河地名考》、《盛京舆图纪事》、《北洋海岸图》、《台湾图》等。其中《钦定西域同文志》是我国地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为清傅恒等撰，全书由满、汉、蒙古、维吾尔、藏、托忒六种文字合璧而成，计八册二十四卷，该书对西藏、新疆、青海的山川地名的由来及从唐宋以来的沿革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为研究边疆地区的地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此外，还有医药方面的文献《西洋药书》等，音乐方面的文献《律吕纂要》、《庆隆舞乐章清汉文合谱》等，水利方面的文献《治河方略》等，数学方面的文献《御制三角推算法》等，法律方面的文献《大清律例》、《刑部新定现行例》等。
满文古籍文献为后人研究满族和清代历史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极为翔实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研究满族和清代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五、满语文学
（一）史书中的文学色彩
　　在灿烂的满族文化中，满语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满语文学充分反映了满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在满文刚刚创制的时候，民间文学就首先从历代口传故事和神话中脱颖而出。如我们现在从《满文老档》看到的满族族源神话“三仙女”的传说：
　　“……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正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也。”
　　这是最早用满文记录的民间传说。后来，在乾隆年间成书的《满州源流考》中，又被演义成下面的故事，增加了更多的文学色彩。
　　“恭考发祥之地，长白山之东，有布库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传三仙女浴于池，有神鹊衔来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天女告以吞朱果之故，因锡之姓曰爱新觉罗，名之曰布库哩雍顺。与之小，且曰：‘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天女遂凌空去。于是乘舟顺流至河步，折柳枝及野蒿为坐具，端坐以待。时长白山东南鄂谟辉之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曰构兵相仇杀。适一人取水河步，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和步，见一男子，查其貌非常人也，天不虚生此人。’众皆趋问，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乱者。’且告以姓名，众曰：‘此天生圣人，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主，遂妻以女，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
　&&这段神话编纂者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它确实是一编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还有许多象《尼山萨满》这样家谕户晓的民间故事，可以说是满语文学作品的典范。
　　作为清代前期重要的史料《满文老档》是满文创制以来详细记录满族社会历史生活的巨著。全部档册采用编年体形式记录了清入关前的重要历史事件及社会各方面，其中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宫廷生活及民情、风俗、天文、地理、气象等情况，并且在人物刻画、语言运用、战争描写等方面颇具文学色彩。《满文老档》不仅是第一部用满文写成的满族历史著作，而且开了满族作家文学之先河。这部满族人自己的《史记》，其历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满文老档》有许多这样生动的描述，廖廖数语就让人物跃然纸上。至于场景和环境的描写，《满文老档》中作者虽并不刻意追求，但还是生动感人，极具文学特色。如萨尔浒战役的战斗场面，有两军对阵的全景镜头，也有单骑突入敌阵嘶杀的特写镜头。尽管战斗场面头绪复杂，场景多变，但叙述得层次分明，环环紧扣，充分烘托出了战争的紧张气氛。
（二）翻译文学
　　满语文学的精彩之处除了上述的一些正史文章之外，最繁盛的还要数满语文学的翻译作品。它不但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翻译的文学水平很高。这是由于满文的创制和改进为满语翻译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早在入关前，达海等人就翻译了几十种汉文典籍。据《满文老档》所记：“……达海用满文译汉籍有《万全宝书》、《刑部会典》、《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另据清人昭梿所著《啸亭杂录》中说：“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
　　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后，更加迫切地要求了解汉文化。从顺治年间开始，满族人开始全面地翻译汉族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哲学、法律、军事、宗教、文学、历史、数学、医学等方方面面。诸如《大学》、《中庸》、《三字经》、《千字文》、《孝经》、《菜根谭》、《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黄石公素书》、《衍教经》、《大藏经》，《孙子兵法》、《几何原本》、《西洋药书》、《王叔和脉诀》、《药性赋》等等。
　　此时，满语翻译文学也进入到了繁荣时期。顺治、康熙两朝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不仅有汉族诸子百家散文、诗歌、词曲、戏剧，还有大量的小说。事实证明，满文的完善和表达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对于汉语文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甚至像梵语的《佛经》、西洋文字的《几何原本》也可以翻译。
　　满文翻译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例如，为了一部《三国演义》翻译告成，竟然赏赐诸臣四十七人次，白银1600余两。当然，清朝廷对翻译《三国演义》的重视并不因为它是一篇故事动人的小说，而是把它看成是治国、治军的方略，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的典范。正如顺治七年满文《三国演义》前面所载摄政王多尔衮的谕旨所说：“谕内三院：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此书可以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懿行为鉴，又可以*臣误国、恶政乱朝为戒。文虽粗糙，然甚有益，应使国人知此兴衰安乱之理也。”
　　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已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甚至连汉族人也很难看懂的《诗经》也被翻译成了满文。乾隆皇帝还为译著写《御制翻译诗经序》。《诗经》的翻译比起小说的翻译要难得多。它不但要求用短的句子来表达丰富的情感，而且还要注意到句子的韵律特点。满文《诗经》翻译得十分流畅，韵味十足。如《关睢》篇的第一小节：
　　（原文）
（译文） 〖罗马字母转写〗
　　关关睢鸠
guwendere guwendere jirgio,
　　在河之洲。
birai jubki de bimbi.
　　窈窕淑女，
fujurungga ambalinggū,
　　君子好逑。
ambasa saisa i sain holbon ombi.
这里我们只引了开头一段。原文一、二、四句的“鸠、洲、逑”押“ou”韵，满文也与汉文一样押“i”韵。同时满语译文还考虑到了满文诗歌韵律的特点，做到了头韵的和谐。即首行的“gu”与第三行的“fu”相押。这种翻译难度是相当大的。
在《西厢记》中那些词曲是最难翻译的，但满语译文却翻译得形神具佳。
〖端正好〗
（莺莺唱）
碧云天，黄花地，
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gung,duwan jeng hoo〗
ing ni ucun）
tugi i abka ,sohon ilhai na,
edun ?eo seme ,amargi niongniyaha julesi deyembi.
we gecen i bujan be fulahūn iceheni？
eiterecibi
gemu fakcara niyalmai yasai muke de kai.
无论用何种语言翻译汉语的诗词难度都是应当大的，特别象这首词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句，其中一个“醉”字，其他种语言是很难翻译得贴切的。而满文却用“fulahūn”一词，意思是“淡红色、水红”，这样一来满文的直译是“晓来谁把霜林染红了？”用译意来理解这个“醉”字，基本上把原文的韵味反映出来了。而且译文特别注意到了原文的韵律特点，原文第一句“地”不入韵，其他三句的“飞、醉、泪”均押韵。满译文的三句均押“i”韵。按照通常的译法，第四句是很难入韵的，满语的“泪”译为“yasai
muke”（泪水）最后一个音是“e”与“i”不是同韵，译者在这里巧妙加了一个感叹词“kai”便押韵了。于是整个句子便可直译为“总是离人的泪啊！”，这样既不改变原意，又增加了感情色彩
，还较好地解决了押韵问题。可见满文是相当完善和丰富的。
（三）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的《御制盛京赋》
　　在满文诗歌创作方面，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是高手。他们在曰理万机之余，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满文诗歌。如康熙的《避暑山庄诗》，乾隆的《盛京赋》、《全韵诗》等。
　　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han
i araha alin i tokso halhū be jailaha ?i）又称“三十六景诗”，以避暑山庄的三十六个景点为题。全书录诗36首，分上下两卷，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现存满文殿刻本和满汉合璧本，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
（四）“满汉相兼”与子弟书
　　满语及其文学作品在乾隆年间有了大的发展。在有清一代三百年所编纂的近百种满语“文鉴”辞书中，绝大部分都出自乾隆朝及其之前。满语文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在满语文作品中，不但保留了传统的民歌、神歌、谚语、谜语、传说等民间文学，而且还发展了诗歌、散文、子弟书等作家文学。但是，随着满汉文化接触的进一步加深，汉语的地位逐渐上升，满族人开始学习和掌握了汉语文，使得满语文创作文学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就渐渐地被汉语文学代替了。在从满语文学到汉语文学的语言替换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形式，即满汉混用语。这种满汉混用语作品的出现是满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对于研究满汉语言接触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及双语文学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满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天起，其语言文化就受到汉族语言文化的直接影响。在长期的相互接触过程中，由最初的相互影响，到汉语言文化逐渐占上风，以致最后满族人放弃自己的语言，接受了汉族语言。
　　由于清代中叶在满汉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了双语现象，与之相对应的也就出现了所谓“满汉相兼”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满汉语混用作品中，满语、汉语兼而有之，出现在同一首诗、同一部子弟书、同一部小说中。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及音韵上都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创作得十分完善与和谐。满汉语混用作品现存的虽然不多，但在清代文学作品中，不论是诗歌、小说的作家文学创作，还是说唱文学、民歌、小曲的民间文学创作，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这种满汉语混用的作品也不仅仅局限于满族作家的作品之中，即使是汉族作家，在创作反映清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中也会有一些满语词、句出现在作品中。这说明，清代满汉语混用的作品涉及的文学题材比较广泛，涉及到的作家比较多，运用满汉语共同创作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样式，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反映。
　　满汉语混用作品的形式主要有：①满汉相兼，如：《螃蟹段儿》、《升官图》、《拿螃蟹》等。一句话中，一会满语，一会汉语，二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而且还都能做到合辙压韵。②汉夹满，如：《查关》等。这种语言形式的作品主要有子弟书、岔曲、牌子曲、竹枝词、小说等。此时的满语已不能和汉语分庭抗礼了，只在句子里穿插少量满语。
六、民族的交融与语言的相互影响
（一）满语中的汉语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满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推动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满文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养分，特别是大量吸收汉语借词。
满语借用汉语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音译或音译加注。
　　把汉语原词的语音和意义一同借用或者在音译的基础上再附加满文词的注释，这是满文中汉语借词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借用汉语的词占满文中汉语借词的大多数。例如：
　　①衙署名称：
　　②职官名称：
　　③常用量词；
　　④常用普通名词：
　　⑤某些动词：
2．半音译半意译。
　　满文中的汉语借词一部分是音译，一部分的意译，两部分合起来为一个借词。满文中这种形式的汉语借词较前一种少一些，是一种较次要的借词形式。
　　这是吸收了汉语词的意义，用满文构词材料和构成方法构成的新词。
　　满文借用汉语，不只是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满语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合于满语。在满文中汉语借词有如下特点：
　　1、满文在语音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其内部变化规律。它在大量借用汉语时，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发音习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合满文的语音特点。
　　2．满族人祖居辽东，受到汉语辽东地方话的影响，因而满文中某些汉语借词明显带有汉语辽东地方的特点。
　　3．满文中大量使用汉语借词，不仅丰富了满语的词汇，而且影响到满语的语音系统，使之增加新的语音成分和新的语音规律。这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了在借用汉语词时较准确地表示汉语的音，增加丁“特定字”。
　　用这些“特定字”拼写汉语借词就比较准确了。事实上，久而久之，这些音也就成了满语语音中的新成分。
　　4．满文中的部分汉语借词，经过满族人民的长期使用，成为满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词还进入基本词汇。
　　满文中的汉语借词，对于满文的补充和完善，对于满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反映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决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二）汉语中的满语
　　在满汉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满族文化在汉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语言方面，则使汉语，特别是汉语的北京方言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语。
“学坊” “钱粮”，在曰常讲话中，如：“你哲林爷爷那阵儿总穿一件吉巴查，手里提一玛露儿瓶，腰里扎着瓦单，走起路来总是啪嚓啪嚓地。他跟咱营子的塔斯哈是好朋友，夏天来咱家常逗你阿哥，不是藏猫猫就是装玛呼……”。
　　这段话中也有许多满语，如“吉巴查儿”，满语为jibca，汉译为“皮袄”；“玛露儿”满语为malu汉译为大肚儿瓶子；“瓦单”满语为wadan，汉语为“包袱皮儿”；“啪嚓啪嚓是满语的象声词paca
paca；“塔斯哈”是满语tasha，汉译为“虎”，这里指的是人名。“阿哥”是满语age，哥哥的口语。 “玛呼”为满语mahū，汉译为鬼脸或假面具。
　　在曰常生活中，北京语，如“瞧!你二爹不喝，一句话也没有，只要喝上二两“猫尿”，嘿，就犯牛沾爷了”！此地区对人的称谓上管二叔叫“二爹”，管大妈叫“大大”，管大伯叫“大爷”，管二婶叫“二妈”，管母亲叫“讷讷”，管父亲叫“阿玛”，管祖母叫“太太”。管酒叫“猫尿”，管喝多了蛮不讲理，胡搅蛮缠叫“犯牛沾爷”了，这“牛沾爷”三字牛为姓，“沾爷”二字汉译为“章京”，本是官名，满文为janggin。“章京”口语变成“沾爷”。’
　　象这样进入“北京语”的满语很多，例如：
　　塌山(ta?an)，汉译为“差错、虚假”。例句，“有什么‘塌山’我顶着!”
阿勒巴图(albatu)，汉译为“粗蠢、村俗、粗鄙、陋”。北京语中谓人办事粗、蠢
albatu。例句：“这人办事‘阿勒巴图’”。
　　巴沙(basa)，汉译为“工钱、手工钱”。例句：“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多少‘巴沙’?”
　　包诺(bono)，汉译为“雹子”。北京语谓冰雹打在头部起包叫“包诺”。例句：“瞧给这孩子脑袋打个大‘包诺’”。
　　玛呼(mahū)，汉译为“鬼脸子、遮面戏玩者”。北京语谓“麻虎、大玛呼、大马虎”。例句；“快睡觉吧!不然大‘玛呼’来啦!”
　　玛露(malu)，，汉译为长颈瓶。北京语谓大肚儿瓶子为玛露瓶子。例句：“他手里总提个‘玛露’瓶子。”
　　罗比(lobi)，汉译为“馋鬼”。北京语中谓馋、很馋为“罗比”。例句，“这孩子吃东西真‘罗比’”。
　　扎布(jabu)，汉译为“回答、答应”。北京语称人多嘴多舌和话多为“扎布”，一句：“瞧!就数她能‘扎布’”。
　　扎鲁(jalu)，汉译为“溢、满”。北京语中谓漾出来为jalu,例句：“瞧着点锅，别‘扎鲁’”。
　　缸儿塔(gala
i da)，gala汉译为“手，翼”，da汉译为“头，头领”，gala i
da为翼长。例句：“咱们旗佟其武就是‘缸儿塔’”。
　　夸兰搭(kūwaran
i da)，kūwaran为“营盘”，da为“头领”，kūaran
i da汉译为“营长”，北京语谓营长为“筐儿搭”或“夸兰搭”。
　　拨硕库(bo?okū)，汉译为领催。北京语谓领催为bo?okū〔拨什库)。例句：“咱旗成子保慈禧太后有功，赏个拨什库!”
　　瓦单(wadan)，汉译为“绸布单”。北京语谓包袱皮儿为“瓦单”，例句；“快去追你胡大爷，把‘瓦单’落下了”。
　　温普(unpu)，汉译为“山楂”。例句；“冬天吃‘温普’去瘟气，夏天喝山楂去暑气，不生病。”
　　哈拉(hala)，汉译为“姓”。例句：“我们是瓜尔佳‘哈拉’，他们是马佳‘哈拉’”。
　　恨得，为hendumbi的变音，汉译为“说”。北京语谓斥责为hende。例句：“这么点儿他就知道‘恨得’人!”
　　尼马哈(nimaha)，汉译为“鱼”。北京语中谓一身泥的人为nimaha。例句：“瞧他这身泥，活象个‘尼马哈’”。
　　苏拉(sula)，汉译为闲散。北京语里谓在家无事的官差为sula，例句：“咱的营儿小孟儿他爷爷就是‘苏拉’”。
（三）满语蒙语中的共同成份
　　满语在早期受蒙语的影响相当之大，这是由于满语源于女真语，女真语与蒙古语又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两个民族自古境壤相接，两种语言相似或相近就很自然了。特别是在满语中有关牧业生产、生活用语的大量语汇，诸如牛马的毛色、年令、体态、品性、鞍具名称等，有许多都与蒙语相同。
　　另外，由于蒙古族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活较女真族先进，女真族以至后来的满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蒙古化的倾向，许多贵族子弟都以蒙语命名为时髦。如努尔哈赤之子德格类（degele
蒙语：紧身短上衣，背心），侄济尔哈朗（jirgalang 蒙语：幸福快乐）。在政治制度上，蒙古的国制已成为满族建国的楷模，除了汗、台吉、扎尔固齐、巴图鲁、达尔汗、虾翟箕治名号与相应制度外，有相当多的政治性语汇都是源于蒙古语的。如法律（蒙语、满语均为kooli）；刑罚（蒙语eregu
、满语erun）；牢狱（蒙语gindan 、满语gindana）汗位（蒙语、满语均为soorin）等等。
　　满语除受蒙语和汉语较大的影响外，还有少量的藏语、梵语借词。说明满语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语言。满语是一种内容丰富，表现力很强的语言系统。
（四）达斡尔族与满文
　　在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除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字外，其余的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满文在清代的国语地位，满文在事实上也成为这些民族的通用文字，这一点在达斡尔族体现得最为充分，而且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从清代中叶直到20世纪40年代，达斡尔族文人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了大量的“乌春”(叙事诗歌)，开创了达斡尔族的作家文学，推动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
　　由于清朝的长期统治，经过学习满文，因而达斡尔语里涌进了不少满语语词。例如：仁，义，礼，智，信等词，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满语的go?in、jurgan、dorolon、mergen、akdun。还有清廷官员的官衔，职务名称也多用满语，如：amban、janggin、uheri
da等等。其它在口语里出现的如：一年十二个月的序数，十二属相等很多也用满语词。来往书信，春节的对联，办丧事时对死者的祭文等大多用满文。至于口头文学及达斡尔语诗歌里面满语词就更多了，有些编写达斡尔语诗歌的人们一时想不起来合适的，押头韵的达斡尔语词时，就用满语词来弥补。这样对满文运用自如，广泛使用的结果，使得达斡尔语更加丰富起来。
&&&&濒绝语言的的抢救以及满语满文的延续—锡伯语文
八、濒绝语言的的抢救&
　　从全国范围来讲，满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东北的一些偏远的满族聚居区，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在在使用着满语。
　　黑龙江省富裕县达(达斡尔族)满(满族)柯(柯尔克孜族)乡三家子满族村是黑龙江省保留满语最好的满族村屯。1961年夏，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语言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语言资料。当时，全村101户，419人。其中满族80户，355人。满族老年人的满语一般都说的很好，汉语说的反而笨些，中年人满汉两种语言都会，少年人汉语比满语好。1986年夏，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成联合调查组也来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满语考察，收获虽然不小，但与25年前内蒙古大学在该村考察时的情况比较起来，已明显感到该村的满语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满语在逐渐消亡。25年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相继故去，当年的中年人现在也已成了老年人，他们虽然还会说满语，但说得好的已不普遍了。这时的中年人绝大多数能听懂满语，会话就困难了，只能说些曰常生活用语，少年人都不会说满语，个别少年人能听懂简单的生活用语。
　　在满族人口中，计、孟、陶三姓家族的人口居多，占满族人口的66．67％。由于他们的先人原来是吉林长白山下一带的满族，又都是水师，康熙初年由于边防的需要，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驻防到这里。除计姓是佛满洲外，孟、陶两姓都是伊彻满洲。
　　在60年代初以前，这三姓家族都用满语进行交际，满语程度很高。现在看来，中、老年人的满语水平相对说来仍然比较好。
　　199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的奇车山先生在利用开会的机会到三家子村进行过采访，并录了音。这个录音我听后感觉当地的满语口音与在在新疆察布查尔生活的，后来学会锡伯语的汉族人的口音十分相似。
　　2002年8月，笔者利用休假与朋友，在曰本京都大学留学的新疆锡伯族承志先生一同前往三家子进行满语调查。此前，我们对这里的满语保存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虽然在此之前有不少学者与研究机构前往调查，但他们的结果毕竟是报告，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对于当地的满族说满语的情况没有一个有声有色的形象化的东西。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要想了解三家子的满语情况，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去一次。
　　在未进三家子村之前，我们对这里的满语情况并不看好，认为当地满语的情况可能不会超过奇车山先生调查时的程度。
　　我们到达三家子村后，首显灰到村委会，该村的村长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简单介绍了该村的满族情况，并请来妇女主任陶清兰（满族，57岁）带我们去一户满族老人家里去采访。
　　我们去采访的满族老人的名字里叫计喜生，80岁，老人的身材不高，但身体状况良好，但有些耳聋，还可以自己料理生活，还可以偶而喝上一二两白酒。计老先生的老伴傅云，73岁，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俩位老人长着非常典型的满族人面孔，这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带我们前往计老先生家去的陶主任是计先生的侄媳，在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起初，对话双方还有些拘谨，毕竟双方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虽然很向往这个地方，可一但见到了真正的会说满语的人，还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在我和朋友都会说锡伯语，于是就从用锡伯语问好开始。随时对话时间的推移，我们和老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当然话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用锡伯语，他们用满语，话越说越多，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等到最后真是无话不谈了。
　　计先生和老伴是一对非常纯朴的满族老人。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满语是什么样的，对此有了一个真正的切身的感受。听到计先生的满语，简直不能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还有人会说如此纯正的满语吗？可这就是事实！听到计先生的满族，就好像回到了察布查尔县，听到了当然的锡伯老人在说话。两地相隔万里，二百多年没有过交流，但语言地是那样的相同，以致于我们都产生了回到察布查尔县的幻觉！更令人惊奇的是我在新疆学习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在交谈出，我们了解到老人的一些情况，俩位老人是由家长包办的，但他们的关系却非常好，不时地用满语开着玩笑。傅云老人的满语是后来学会的，在未嫁过来之前不会说满语。因夫家不说汉语，嫁过来后才学会。她的满语中就略带有汉语口音，但生活交流的满语完全通用运用自如，平时和老伴的交流即用满语。
　　老人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有一个小女孩，平时老人们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教一教她满语，但由于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下，小姑娘的满语会的也很有限。
　　由于曰程的安排十分紧促，我们在三家子只停留了半天就返回了。等过了半年，我们想再次去采访时，傅去老人已经因病去世。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拯救濒危语言，尤其象满语这样极度“濒绝语言”因为“一种语言的消失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失！”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任何东西都不可取代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于每一特定的人群的思维模式及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消失，也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思想基因库”的消失。所以，抢救濒绝的满语意义比抢救濒危语言来讲更加重大。
　　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加大了满语的研究力度，目前世界上有23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满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濒危语言作为世界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成立了有关结构，设立了大型课题，建立了全球信息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濒危语言的调查和资料保存工作。
　　而我国当前的抢救工作却十分滞后，抢救“濒危语言”意识远不及抢救“濒危动物”意识深入人心。现在我国已建立了成百上千个各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濒危的动植物，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已经把华南虎送到非洲大草原进行“野化”训练。而我国许多语言濒危灭绝又有多少人为之痛惜和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保护与抢救措施呢？
　　语言是人类无形的文明遗产，它比有形的遗产历史更长久、更珍贵。一种语言的消亡是一种积累、传承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流失。是一种无形的，年代非常久远的“文物”的遗失。我们要认识它的特殊价值和作用，积极投入到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抢救中去。
（一）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清王朝以满文为国语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修清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这些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上个世纪初，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到国外，现保存在曰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
　　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满语已成为一种濒绝的语言。如今懂得满文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特别是能翻译、整理、研究满文档案的人，更是廖廖无几。随着满语的消亡，档案中记录的清朝肇兴、入主中原、康乾盛世和晚清血泪等内容，不久将变成一种无法破译的历史化石。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倘若真的如此，我们对不起先人，更对不起后代。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辽宁省档案馆存有大量满文档案。虽然近年来我们尽力抢驹烩些国宝，但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满文档案的翻译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如果按现有条件去完成这项工作，至少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由此看来，抢救满文档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大量的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出来，这既不能光凭满腔的热情，也不能只*加班加点去完成。时间紧迫，责任重大，迫使我们必须从现代技术上寻找出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毅然决定采用机器翻译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这一大胆的设想所面临的却是一堵冰山式的难关。因为世界各国投大力气攻关的机器翻译技术，至今还是一块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前沿阵地。英汉翻译还在试验阶段，要搞一种濒绝的满语机器翻译谈何容易。但是时间急迫，历史重任不容我们再去犹豫。我们不得不背水一战。辽宁省档案馆的满文专家和东北大学的计算机专家共同组成了课题组，报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1997年下半年开题研究。
（二）大胆的设想
勇敢的探索
　　由于满文处于濒绝的状态，抢救满文档案不能采用常规的方法，时间紧迫我们又没有余地一步步地去探索。因此，必须考虑一步到位的可行办法。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机器翻译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即在深入研究档案学、满文语言学的基础上，应用计算机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针对满文档案的特点研制一套智能翻译系统。首先实现满文的辅助阅读，进而达到满文档案的扫描识别和全面的机器翻译。这需要进行三大方面的工作：一是创立满文字符编码体系，如同汉语五笔字形体系一样，解决计算机的输入输出问题，这是一个前提；二是要建造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满汉文机器词典，以作为机器翻译的基础；三是要设计适合满文档案整理需要的翻译策略及研制系统程序，这是抢救满文档案成功的关键。
　　我们独创了存储和输出分别处理的两级编码体制，设计出了独立于具体语言环境的处理系统，
我们采用了语料为主，规则为辅，二者结合的翻译策略。在这个翻译策略中我们创造了一套面向对象式的规则描述语言。
　　该系统在应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0年10月28曰通过了国家档案局的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系统首创了利用计算机翻译满文的新方法，开辟了满文研究与应用的新途径，并为抢驹畸理满文档案提供了科技手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该系统设计先进、结构合理、针对性强、人机交互性能良好，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2001年国家档案局又将其推荐给国家科技部申报国家科学技技术进步奖。在推荐意见上写到：“该成果第一次建立了满文字符编码体系、创建了满汉机器词典等，属于国内外首创。该系统能实际应用于满文档案翻译，比人工翻译效率提高3倍以上，这对缓解乃至解决当前满语人才奇缺的状况尤为重要，从而对于抢救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语言遗产，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应用计算机技术抢救满文档案，我们研制的满汉文机器翻译系统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事实证明：不是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敢于创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用现代化手段抢救满语
　　在为抢救满文档案，研制《满汉文机器翻译系统》时，我们不仅找到了抢救满文档案的有效方法，也认识了抢救满语的有效途径。即应用计算机的最先进技术，以数字形式记录满语的文字和语音。这是一种有效的动态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法，目前在国际上正被专家们广泛注意。
　　抢救濒危语言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微观方面，主要是对被抢救的语言进行真实的描述，包括对语言做音位、语音系统、语法、构词和篇段结构等方面的记录与分析；在宏观方面，则要从历史、文化和民族迁徙、政治变动等角度去了解整个语系的全貌。而利用数字化手段把这些活的东西记录和保存下来，是极其有效的方法。我们的想法就是在满语消失之前，抓紧一切时机，给满语“录个相”。以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再现它的“音容笑貌”，研究它的语言体系，了解它的思维方式，解读哪个时代六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手写圈点满文扫描成图象后，被数字化为一个二维点坐标系列，再通过行列分别扫描，根据扫描结果统计和阈值划分就可以将满文单词提取出来。识别预处理包括细化、剪枝、去噪等操作。在字符识别中，将扫描的结果与存储在词典中的单词特征集进行对比，以识别出当前词是那一个满文单词。在整个系统中，笔画基元特征的学习和字根基元的附加句法规则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识别效果。这一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满文的认读问题。
　　为了保存满语的读音，即使是将来有一天满语彻底消亡了，也能听到地道的满语，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语音合成技术。即是将满语读音切分成最基本的音素元，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组合，用机器再生出满语读音。在语音合成上我们采用了当前先进的“波形拼接技术”，用8位音素合成，取得了很好的语音质量。由于现在会说满语的人极少，采集标准的满语语音样本极其困难。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采集了足够的满语语音样本，并从中切分出1482个音素元进行编码，使语音合成有了基础。这是一项极前沿又极困难的技术，我们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满语的读音保存问题。
　　满文档案和满语的抢救，是当前语言信息处理中一个全新的课题，而满语的抢救更是一项填补国内外空白的尖端技术。在满语计算机处理系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不单是技术的挑战，还有许多文化上的、观念上的和心理上的挑战。几年来，我们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实现了预期的设想，具有理想的矢量满文字库、方便的输入法、扫描识别、满汉翻译、满英翻译和满语语音合成等系统功能。对满文档案和满语的抢救必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九、满语满文的延续——锡伯语锡伯文
　　说起满语满文，就不能脱离开锡伯族。锡伯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仍然使用满语满文的唯一的民族。
　　使用满语满文的锡伯族是乾隆29年（1764年）由东北各地抽调至新疆戍边而去的，目前主要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县地处我国西部边陲，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地方。目前生活在这里的一万八千多锡伯族人，绝大多数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普遍地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语言文字。现在的锡伯语言文字，是由锡伯族沿用的、经过变化的满语言文字，是满语言文字的保存、继续和发展。除新疆外，东北及其它地方的锡伯族人，已经不再使用锡伯语，而新疆的锡伯族虽然几经战乱和大迁徙，却将语言文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并使之在原来满语文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规范，不能不令人惊叹。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天山脉乌孙山北面，伊犁河以南河谷盆地。南面凶山为界与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隔伊犁河与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相望，东邻巩留县，西与原苏联接壤。
　　察布查尔地区交通的不便与闭塞，使这里长期成为一个封闭，独立的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锡伯语言文字得以保存的重要因素。
　　在清代，与锡伯营往来密切的是满营和索伦营。惠远城为伊犁将军驻地，是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锡伯营与之隔水相距，往来频繁。也正因如此，锡伯营的大小事务不出惠远城就可以办理了。而且相距最近的满营、锡伯营，索伦营三营官兵都操用满语，公文的上呈下达和相互传递大都也是满文。这样，锡伯族虽然离开了东北这一大的讲满语的环境，却仍生活在伊犁这样的一个小的语言环境里，为锡伯语文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锡伯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也是锡伯语文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西迁的锡伯族的各项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在家庭内部或牛录内部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种富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交换显得无足轻重，导致锡伯族很少与外界接触，来往和交流，锡伯族历来鄙视经商，使得锡伯营自成一统，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经济单位。对锡伯语文的保存起了决定性作用。
　　民族的融合，一般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民族占有优势的，也就是各方面较为落后的民族受先进民族影响较大。生活在东北及内地的满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逐渐失掉了自己的民族习惯和语言文字的，而西迁的锡伯族，却是当时伊犁地区先进的民族之一。它拥有的是肥沃的土地，采用的是较周围其它民族先进的生产关系，过的是富足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政治上又享有特权，因此，经常地不是被人影响，而是影响、带动其它民族。这也是锡伯族能够在伊犁地区立住根基，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八旗制度为西迁锡伯族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政治保证，也是锡伯语言文字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
　　八旗制度是清代特殊的一种社会组织，兼有生产、行政和军事三种职能。锡伯族在清代都被编入八旗。一七六六年西迁锡伯官兵抵达伊犁后，即被编成六个牛录。第二年，又增设两个牛录。从此成为驻防伊犁之锡伯八旗，即锡伯营。其主要任务是驻防戍边，此外还有驻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台站及守卫十八个卡伦的任务。
　　锡伯营的八个牛录沿伊犁河南岸一字排开，一个牛录就是一个大的村落，最初有二百多户人家。每个牛录都有自己的城堡。城墙一般高四至五米左右，宽约四米，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为打夯筑城，墙上有垛口，东，西、南三面还有城门。据《驻防八旗浅探》一文介绍：驻防城门锁钥由将军等各级衙门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兵轮班严守，鸡鸣而起，鸡眠而闭，实质上是个大军营。这些城门的看守情况，同察布查尔当地一些老人所讲是基本一致的。城墙既有防御职能，客观上又把外族人拒之门外，把锡伯人圈在其中，隔绝了内外的接触和交往。锡伯营的八个牛录里，直到一九三七年为止，除清一色的锡伯族人外，没有其它民族进入杂居。
　　八旗制度和清政府对八旗兵丁制定的种种限制，为锡伯语言文字的保存提供了重要保证。
　　种类繁多的满文和满汉合壁书籍的存在及对教育的重视，是锡伯语言文字保存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清代，锡伯营曾存有过大量满文书籍，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版本各异。从四书五经到古典小说应有尽有。如小说有《列国传》、《三国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唐》、《聊斋志异》等等。同时许多锡伯族家庭还有一些满文或满汉对照的满语辞书，语法本和课本等等。如《五体清文鉴》、《清文启蒙》、《初学必读》等等。这些书籍既有印刷出版的，也有大量是手抄的。现在的察布查尔许多锡伯族人，仍藏有部分这类书籍。这些书籍对满语文的沿用、传播和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年，锡伯族的一些学者组织成立了“兴学会”和“尚学会”。这两个学会的成立改变了读私塾的状况，先兴办了两所义校，接着办了锡伯族高等学堂，把义校普办到察布查尔的八个牛录。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又把义校改变为公共学校。从而奠定了锡伯族学校教育的基础，并通过学校教育大力倡导学习满语满文，以满语满文为工具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创造条件让穷人子女入学，还鼓励女子入校学习。经常组织师生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教授文化知识，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
　　三十年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的锡索文化会，曾创办满文《曙光》杂志，系统介绍锡伯族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字方面，该会对满文进行改革，制定出满文拉丁字母新文字方案，并按这个新方案编写三册语文课本，曾在察布查尔等地学校试点推广。
　　四十年代中后期在伊宁成立的锡伯索文化总会，该会在振兴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有：一是，在满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并称改革后的满文为锡伯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确立了现代锡伯语文的地位。二是，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锡伯中学，为以后锡伯族中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锡伯文经过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字改革，成为便于交际，便于发展民族文化的文字。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锡伯文取得了趋向一致的良好的发展条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文被作为政府第一行文使用，在民族教育中，锡伯语文教学占主导位置，在民间文化生活中，锡伯文成为繁荣本民族文化的首选手段。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受“左”的干扰，锡伯文的使用和被迫停止，出现了向汉语文的“直接过渡”。这种直接过渡延续了二十年，锡伯文的使用也停止了二十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改变。
　　《察布查尔报》是我国唯一的一份锡伯文综合性的民族报纸，创办于1946年，作为三区革命政府机关报之一在伊宁市出版，起名为《自由之声报》。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新生活报》。继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机关报《伊犁曰报》社出版。1956年底社址迁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出版，由察布查尔县委代管。1966年5月在“文革”初期被责令停办检查，1974年10月复刊，改名为《察布杳尔报》。
　　1955年和1956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教育出版社分别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和编译室。编辑室编辑出版各类锡伯文图书，编译室则负责编译出版锡伯文各种教材课本。这两个室从建室到1963年下马的七八年内，共编辑出版锡伯文图书199种，总发行量达8万余册，编辑(译)出版锡伯文小学一至六年级各种教材21种，以及《农民识字课本》等，总发行量达14000多册。大大丰富了锡伯文化图书市场，满足了本民族语文教育的需求。在这期间还进行了锡伯文铜模制作，铅字铸制等研制工作，锡伯文报纸实现了铅字印刷。
　　锡伯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锡伯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民间文艺的兴旺。锡伯族人民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创作并出版了《辉番卡伦来信》，《西迁之歌》，《顿吉纳的诗》、《汗腾格里颂》、《喀什噶尔舞春》、《华连顺与墨尔根芝》等一大批文学作品，翻译了多部国内外名著以及百多种科学技术读物，创作了歌剧、话剧、歌曲、演唱材料多种，搜集整理民歌300余首，民间故事数十种。
　　1960年，该两室被下放到伊宁，与“伊犁曰报社”合并；1961年10月，再次下放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该县报社合并。从此锡伯文图书出版曰趋维艰，至1963年下半年终于被迫停止下来。
　　根据锡伯族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意愿，1978年，新疆人民出皈社和教育出版社等两个锡伯文编辑室恢复建立。这两个编辑室从1980年起先后投入锡伯文图书的出版和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十年来共出版锡伯文图书123种，发行72600多朋，编写出版了锡伯族全曰制小学各年级的语文、数学、史地、自然、生物等各科课本66种，发行累计16万余册。还创刊了锡伯文《锡伯文化》杂志。此外，还整理出版了满文《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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