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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A．某市人民检察院汪某负责承办谈某涉嫌放纵走私行为一案，进行侦查时，谈某利用朋友提供的“便利”顺利逃脱，承办该案的汪某依据案件情况紧急，应立即作出通缉的决定B．月亮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费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公司公款330万元。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发现，费某有存款370万元，利用侵占的公款购买本田汽车一部和三室二厅住房一套，还发现费某私藏军用子弹 120发。公安机关对这些财物、物品可作如下处理：扣押本田汽车一部、查封三室二厅住房一套、扣押军用子弹120发、冻结存款370万元C．某市无业人员贾某因涉嫌盗窃和抢劫两罪由某市公安局提请某市检察院对其依法逮捕，侦查终结后移送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被告知有权委托辩护人后，贾某拒绝委托辩护人。开庭审理前，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为被告人贾某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会见贾某，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不得派员在场D．人民法院在审理赖某走私案的过程中，检察机关鉴于其又涉嫌另外三宗走私案，遂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在此阶段，检察院应当自行补充侦查，必要时可要求公安机关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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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搬场那天，该搬场公司仍然派来两辆3吨卡车，结果东西没有搬完，却被收去了增加的费用。无奈，我们只好叫了一辆便捷货运出租车，自己从3楼搬下剩余的东西，不仅人精疲力尽，而且还多花了钱。我向经办人反映，他反而说“付了钱签了名”以后就是自己的责任。这家搬场公司迟迟不解决用户的投诉，太不负责任了！
记者随访：收到朱锦高网友的投诉后，记者即与金沙江搬场服务公司联系，证明情况属实。
该公司经理告诉记者：由于经办人员对朱锦高客户的一再要求未作认真记录，答应上门核准车辆吨位与实物是否相符一事又未落实，因此给客户带来了麻烦。公司立即派员上门向朱锦高客户赔礼道歉，退还了多收的费用，得到了用户的谅解。同时，该公司表示要召开大会，举一反三教育职工，并对有关人员作相应处理。
解放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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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许云峰”错误引出的重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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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峰”错误引出的重重风波&&&&&&&&&&&&&&&&&&&&&&&&&&&&&&&&&&&&&&&&&&&&&&&&&&&&&&&&&&&&&&&&&&文/罗学蓬&&&&&&&&&&&&&&&&&&&&&&&&&&&&&&&& 1、一封红岩烈属发来的抗议邮件&&&&日，笔者的电子邮箱里突然飞来一封注明“罗学蓬亲启”的电子邮件。打开一看，不禁大为惊诧，发件人竟然是几位红岩英烈的战友与亲属。他们中有许建业的胞妹许文君，李承林的儿子李显群，许建业的战友周致远、唐珍润。&&&&信（以下简称“抗议信”）由李显群执笔，开篇便引用了日《重庆晚报》上《许建业：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历史已经证明，许建业是重庆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任何不负责任地宣传和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让笔者感到惊诧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引起烈属们强烈非议的焦点人物厉华。&&&&紧跟着，便全文引用了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兆丰、华蓥游击队司令陈伯纯、前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以及江姐的入党介绍人李培根、戴克宇等老同志的一封联名信。该信的标题是：《关于许建业烈士亲属来信反映的问题向重庆市委领导建议的信》，信如下：&&&&我们解放前后都在重庆地区做过党的工作，对重庆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我们最近收到许建业烈士亲属和其他同志的来信，反映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在《再铸红岩魂》一书中，把许建业烈士生前个别的失误，结合烈士们生前针对党内出了叛徒出卖革命的八条意见混为一谈，又写文章，又作演讲，每年“11•27”纪念日，厉华的录相报告，还要在重庆电视台播映，极力丑化许建业烈士。当许建业的亲属几次向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及烈士陵园厉华馆长提出意见后，他们都承诺改正，但是实际一直未改，且愈演愈烈，厉华前不久对该馆工作人员表示“我讲的是史实”。这种错误的宣传，看来很难自行停止，根本不理会烈属的强烈反映。我们对此极为费解，也极为愤慨。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看法：&&&&首先，《再铸红岩魂》书名的这种提法，就容易使人觉得红岩魂必须再铸，难道红岩魂出了什么问题？所谓红岩魂，如果是指小说《红岩》所塑造的英雄群象，如许云峰、江姐、刘思扬、陈岗等英雄人物，他们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理想，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小说《红岩》正是歌颂了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这样的红岩魂，应当大加发扬，何须再铸？如果说学习红岩英雄人物要联系实际，结合具体情况，也不必提再铸。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应把烈士的个别失误和叛徒叛变革命混在一起，忠奸不分，这样，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危害极大。&&&&其次，按常识理解，写文艺小说和写人物传记、史书、理论等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小说《红岩》中塑造的英雄群像是按照原型人物加以综合提炼塑造出来的，这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现象，不能随意指责为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不能把原型人物和小说典型人物等同起来。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奇谈怪论。&&&&第三，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人物许建业烈士，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经过党的组织审查，解放后经过批准正式确定为烈士，重庆市委有档案可查，许建业的烈士资格是社会公认的，绝对不容许加以丑化，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坚贞不屈，受尽酷刑，大义凛然、壮烈牺牲，他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许建业在狱中的表现，当时的战友们无不称道。当时与他同囚于白公馆的许晓轩烈士，在许建业牺牲以后，就赞扬许建业烈士“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说他“有文天祥那样的气节，叶挺将军般的忠诚”。他生前握着罗广斌的手留下的临终遗言，即“血与泪的嘱托”，主要是罗广斌按照许晓轩烈士等生前的嘱托的八条意见，都是对党内出了叛徒而提出的，有何根据说是针对许建业烈士的呢？这哪里是事实！这完全是不分忠奸、混淆是非，歪曲事实。至于许建业烈士生前确有个别失误，也是由于他出于维护革命利益，担心敌人从他的住处扩大搜捕范围而造成的，这和当时党内出了叛徒如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等背叛革命、投靠敌人是根本不同的。也不能借口总结烈士生前的一时失误的经验教训，忠奸不分，更不容许夸大和渲染烈士的这种个别失误，甚至制造一种谬论，说是由于许的失误，导致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造成了这种大是大非不分的混乱现象，必须彻底肃清。&&&&第四，评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人物传记 、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都有一个立场问题。如果立场不对，指导思想不对、敌我不分、忠奸不分、就事论事、也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谈不上尊重史实了。《再铸红岩魂》的出现，看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一前年重庆市曾经发生过借评选所谓十大名人之机，就说“江姐是一个文学形象，是靠《红岩》小说丰满起来的人物”，引起强烈反响，就是证明。&&&&第五、建议有关领导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这类问题，对有关人员要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加以改正，对烈属要进行安抚，维护烈属的合法权益，不使流毒泛滥，以利发扬革命精神，以利建设和谐社会。&&&&以上看法，谨供参考，请予酌处。&&&&&&&&&&&&&&&&&&&&&&&&&&&&&&&&&&&&&&&&&&&& 签名人：刘兆丰&&陈伯纯&&廖伯康&&李培根&&戴克宇&&&&此外，还附有刘兆丰同志亲笔的书面材料：&&&&我完全同意“建议信”中所提出的意见。&&&&许建业同志的革命气节和他慷慨就义的高尚品德早为当时狱中战友所肯定，他为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所承认。&&&&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一个“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我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会中我记得对许建业同志被捕后的失误，也曾进行研究过，结论是：“许建业当时是为了党的利益，不使敌人搜捕的范围扩大，才造成此种失误的，故其烈士资格应该予以承认”。这段审查经过在重庆市委的档案馆是有案可查的。&&&&许建业同志是以鲜血和生命来证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不容后人毫无根据地加以歪曲和否定。&&&&&&&&&&&&&&&&&&&&&&&&&&&&&&&&&&&&&&&&&&&&&&&&&&&&&&&&&&&&&&&&&&&&&&&&&&&&&&&&&&&& 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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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岩魂》全国飘红，却在重庆市文化宫剧院演出时招来许云峰胞妹许文君的当场抗议。&&&&显然，红岩烈属对笔者撰写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同样十分愤慨，视其为流毒之一，所以特发来“抗议信”，向我说明事实，表明态度，以正视听。&&&&烈属们的愤激之辞，溢于字里行间：“有哪些不负责任的宣传？是谁向烈士身上泼污水，他们都胡诌了些什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制止住?在红岩英烈的宣传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分清是与非，不使流毒泛滥！”&&&&在这一他们认为向红岩英烈许建业大泼污水的“风波”中，烈属们并未将笔者当作“流毒”的始作佣者，而仅认为笔者是受厉华影响，加之笔者本人的立场存在问题，才写出了那样一篇令他们十分不满的文章。&&&&那么，要弄清楚烈属们的愤怒缘何而起，就必须首先弄明白厉华因何举动招致烈属们的重大反感？笔者又根据什么写成了《“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身为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兼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馆长的厉华，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红岩精神的整理、研究和弘扬、传播，先后撰写、与人合著了《浩气长存》、《红岩魂纪实》系列丛书、《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保护与利用》等书籍，策划和制作了电视剧《这座山属于历史》和《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日,《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在北京京西宾馆,为参加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专场汇报演出，6月30日又为中央办公厅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专场演出.两场演出中,天安门国旗班16名护旗卫士上台充当祭奠烈士场景中的护祭礼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出席恩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过程中，30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感动得泪水盈眶。&&&&展演结束后，中央领导们上台接见演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李岚清：“到重庆去参观过白公馆、渣滓洞，去瞻仰过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人都会受到烈士的崇高精神的震撼！今天，你们又一次用一种全新的创作，把烈士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所做的牺牲再一次展演在首都人民面前，让我们受到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把歌乐山英烈们的精神，把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英烈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展现出来，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创造，非常可贵。希望你们进一步弘扬烈士的高贵品质，让我们来学习他们，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让他们的英灵得到安慰。”&&&&丁关根：“我看了你们的展演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不到两个小时的演出，使我们受到一次革命烈士光辉形象、无私奉献、崇高品格的教育。演得非常好，很成功！你们对革命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你们演得很真挚，深情，你们是用心在演。红岩精神和革命烈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永远活在我们全国人民的心中的。希望把这么好的形象报告剧多演出，多到学校里面去，不光只是在社会上演。”&&&&曾庆红：“看完以后，我确实觉得很震撼人！刚才我跟重庆的宣传部长讲了，我请他今晚把这些烈士遗留下来的‘八条意见’送给每位与会的部长们，要记住烈士的教诲，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王刚向全体演员深鞠一躬，含泪说道：“演得太好了！我是留着泪看完了的！我为什么上台给你们行了一个礼呢？就是因为你们确实演得好，你们是用心在演，没有一个观众走的。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组织办公厅的全体人员都来看展演，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展演的新颖形式与巨大轰动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6月29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对《红岩魂》进行了现场实况直播。7月1日晚，又在第一套节目的黄金时段重播了《红岩魂》录相，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紧跟着对《红岩魂》进行了重点报道，立即在首都乃至全国掀起了一股“红岩热”。&&&&《红岩魂》产生轰动效应后，上百个大中小城市纷纷邀请，《红岩魂》踏上了一条“长征”之路。在此后长达数年的巡回展演中，观众达3000多万人次，创下了新时期戏剧演出观看人数之最。&&&&《人民日报》日二版发文赞道：&&&&由业余演员排演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自1999年11月公演至今，风靡了全国。一年半之中，巡回展演国内16个城市，演出场次近500场，观众达65万余人次。&&&&《红岩魂》在一人主讲的《红岩魂》报告会基础上，嵌入演员的表演，通过灯光、布景、投影的综合运用，使之与报告内容融为一体。剧组由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组织本单位职工和向社会招聘人员及10名下岗职工组成。&&&&北京：去年6月，《红岩魂》赴京公演。原先设想能演足20场就很好了。市场反响出乎意料：从6月7日到7月18日，38天共演出58场！&&&&重庆：剧组赴京前，在当地上演了30余场。按说，老老少少的重庆人对红岩故事耳熟能详了，但剧组返渝后，在炎炎盛夏又爆满16场。&&&&上海：《红岩魂》在这里再次刷新演出纪录，从去年8月15日到9月15日在上海云峰剧院连续演出79场，观众人次达12万余。&&&&广东：《红岩魂》展演一团今年3月初到广州、东莞、珠海、深圳等地展演，演出场次已逾百场，观众近20万人次。在深圳，首场演出即被香港组团包场，千余香港同胞观后无不为之动容。&&&&《红岩魂》轰动全国，一个剧组不够了，由重庆市话剧团组成了《红岩魂》展演二团。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先后同陕西宝鸡市话剧团、上海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合作，组建了《红岩魂》展演三团、四团。《红岩魂》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充分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内心里仍然呼唤崇高境界，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丢掉了这种精神支柱，也就失去了脊梁。时代呼唤着精神，时代呼唤着理想，这就是《红岩魂》走红的根本原因！&&&&日，《红岩魂》再度赴京，被特邀参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在中南海举办的“东方之光”大型文艺晚会，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厉华作为该剧的策划人与编剧，作为整个演出团体的主要领导，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1995年，他被文化部、劳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98年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奖，1999年获重庆市第二届“争光奖”、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文化部优秀专家奖，2000年获重庆市首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奖、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第一届重庆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奖。2002年，当选党的十六大代表。&&&&当然，正如前面所述，厉华在思想战线上作出的贡献并非仅仅是策划与创作《红岩魂》，并把《红岩魂》打造成为重庆市的一个响亮品牌。他担任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长达20年之久，一个个与时俱进的创意为纪念馆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不仅让“红岩精神”红遍全国，同时也取得了极佳的确经济效益，取得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丰收。这些年来，国内不少文博纪念馆都面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困境，而厉华领导的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却红红火火，年均吸引220万观众前来参观吊唁。单是每年的门票收入便达到了上千万。&&&&荣誉不仅属于厉华个人，也属于这个集体，日，《红岩魂》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红岩魂》被中宣部评为2000年全国10件大事之一；同年12月，重庆市委、市政府为《红岩魂》的编创和组织单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记“集体一等功”。并将其列入重庆直辖5年10件大事之一。&&&&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红岩魂》全国飘红，却在重庆文化宫剧院演出时招来许云峰胞妹许文君的当场抗议。&&&&日，歌乐山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日，刚刚排出的《红岩魂》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院向山城人民举行汇报演出，该剧一炮打响，连续演出30余场，场场观众爆满。&&&&这样的演出，厉华当然不会忘记邀请烈士家属们前来观看。&&&&可是，当演出正在进行时，一位老人却大声抗议着愤而退席。&&&&烈属们给笔者的“抗议信”中详尽写道：&&&&五年前，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上演了一场《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剧，剧中有一段：&&&&报告人（画外音）：“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地下党的工作斗争环境是异常艰巨复杂的，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因此，铁的纪律、坚定的党性对每个地下党员是不可动摇的。在这方面稍有不慎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地下党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白公馆监狱里，他突然想起在他家里的枕头下和床下的箱子里有十几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几份党内文件。按照地下党的纪律规定，工人的入党申请书是不能保存的，党内文件看完后也是要立即销毁的。但是，许建业在这方面却马虎大意没有按照党的纪律行事。入狱后他怕特务去抄他的家，搜出这些文件，故牢房里非常的焦躁不安。他想找人去自己家里销毁这些东西，他找到看守陈远德，而陈远德也发现可以从许建业身上捞到一把，于是便主动接近许建业。”&&&&舞台上，许建业受讯后被看守陈远德押回牢房，途中许有意跌倒，陈去扶他。&&&&许建业：“我实在走不动了。”&&&&陈远德：“歇一歇再走，刚上刑都这样，你今天是碰上我了，没事，要是换个人 押你回去，你走不动，爬也得爬回去。哪有让你歇的份儿。”&&&&许建业：“做人心眼要好，俗话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陈远德：“我这个人，就是心软，你说大家都是人，你们那些政治上的事，我搞不清，可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都得有个同情心不是，谁没有个难处的时候，有事你就说话，只要不犯法，我能帮的总得帮一把是不。”&&&&许建业拿出钱：“这是3000块钱，反正我现在也没用处，你拿去花吧！”&&&&陈远德假装客气：“这……”见旁边没人就收下了，“你有什么事要带什么口信，尽管说，你今天碰上我当班算你运气。”&&&&许建业：“老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现在进来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些朋友的东西在我那儿放着，我怕连累他们。”&&&&陈远德：“可不！到了咱们这里头，有些事可就不好说了。”&&&&许建业：“你要有时间，到志成公司找一个叫刘德惠的人，让他到我家里，把枕头下面和床下箱子里的东西都烧了。”&&&&陈远德：“行，行，等轮班休息的时候，我跑一趟，这好办。”好像听到有人来了，“那就快走吧，省得碰上人，添麻烦。”&&&&舞台上刚刚演到这里，舞台下却有一位古稀老人霍然站起、她离开座位，一边退场，一边愤怒地吼道：“我要找厉华！我要找厉华！”&&&&“慢点，许大姐。”&&&&借着闪烁的舞台灯光，郑继先烈士的儿子郑维国看出抗议的人是许云峰烈士的胞妹许文君老太太，赶忙上前搀住她，两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出了剧场。&&&&剧场大门口，唏嘘的许文君老人，泪流满面。&&&&一部众口称赞的形像报告剧，为何会引起许文君如此强烈的反感？在思想宣传工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厉华，为何会成为烈属渲泻愤怒情绪的对像？&&&&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剧情涉及到英烈许云峰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正是因为《红岩魂》形象展演中首次披露了许云峰犯下的这一错误，以及笔者根据厉华提供的史料写就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才使厉华和笔者均成为了烈属们表示强烈不满的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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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书稿问世造成最大障碍的，恰恰是厉华在思想宣传战线上如日中天的盛名。&&&&读者或许不知，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的资料有A、B两类之分，A类系革命烈士的档案，而B类则是敌特、叛徒，杀手们的档案。&&&&A类档案多年来早巳进行了大量宣传，而B类档案则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笔者能与厉华认识，并最终蒙他信任，将B类档案提供给笔者阅读，这大概是缘份使然。&&&&我与厉华均是多年的重庆市政协委员而且同在13组（文艺组），每年一度全会期间的小组会议上，厉华均是中心发言人，而最为30多位文艺界人士关注的，显然是他独家掌握的B类档案，随便倒一点出来，都是精彩纷呈，吊足听者胃口的秘闻轶事。故而，主动向厉华要求了解一下B类档案的人绝非笔者一人。但直到笔者提出要求两年后，大概一者是笔者的诚意与执着打动了厉华，二者呢？厉华想必也看到，笔者显然有着将枯燥的史料变为鲜活形像以粘人眼球的能力。&&&&笔者所在的13组算得上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除了30多名来自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几位终身列席政协全会的市文史馆馆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心，处处皆可发现宝藏。笔者利用政协全会的机会，采访当事人，接连撰写出《从凌汤圆到傻儿师长――记著名喜剧演员刘德益》；《一个人与一本书的传奇――作家黄济人的故事》；《诗情、爱情，与人情――梁上泉的情感世界》；《诗人梁上泉与山城棒棒军的交往》；《穿迷彩服的女诗人――傅天琳在老山前线》。《炸黄河大铁桥、决花园口指挥者自述》与《佟麟阁将军殉国之后》则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熊先煜在电梯里不期而遇，一个礼节性的招呼后，欣然接受笔者的采访，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全盘向笔者托出。&&&&凡此种种，方使厉华决定，将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交我，写一部纪实作品。&&&&当然有条件，在我据此档案写出的书上，我系执笔人，但必须同时署上纪念馆多年来专门从事档案与史料工作的几位工作人员的姓名。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早巳功成名就的厉华同意与笔者合作，更多的是替那凡位为搜寻各种史料，长年四处奔波、埋头伏案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考虑。&&&&打开尘封多年的秘档，笔者看到，在重庆解放之后，面对歌乐山上遍地死难烈士的忠骸，和英烈家属呼天号地的恸哭，胜利者痛心疾首，责成西南公安部组织了一个“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兵力，发誓要将所有参与屠杀杀革命英烈的凶手缉拿归案。徐远举、廖宗泽、雷天远、杨进兴、徐贵林、漆玉林，几十名血债累累的杀手最终落入法网，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可以说，每一个杀手的落网，都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传奇故事。&&&&史料丰富，进展自然十分顺利。35万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极受读者欢迎，全国有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但书，却出得不顺利。&&&&笔者怎么也未想到的是，给书稿问世造成最大障碍的，恰恰是厉华在思想宣传战线上如日中天的盛名。&&&&与笔者联系过的几家出版社无不对此书稿大感兴趣，可一旦看到厉华的大名也在作者名单上，“厉华”两字在他们眼中便恍然变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金矿，无一例外地提出要纪念馆承诺包销若干万册，方能签合同。而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的厉华却偏偏不认这个邪――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办到的事，他管理下的众多景点整天人流如织，一天销它个千儿八百，有何难事？但以包销要挟，绝对没门！&&&&笔者后来在报刊上发表，并流传到网上，点击率极高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其实只是这部书稿中的一个章节。&&&&要让读者明白烈属们为何对厉华与笔者涉及到许建业的错误如此的不能容忍，那就有必要劳动读者先看看这篇同样被视为“污水”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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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云峰”中计&&&&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利诱都不愧为铮铮铁汉，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他们宁死不屈，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之下，他们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可是，在最近笔者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的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错误是那样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惨烈！&&&&回顾历史，这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与英雄泪的教训。&&&&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大特务头子徐远举1950年被关进白公馆后交待：“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看守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3000块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3000块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到兵工厂、铅笔厂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余人（6人被枪杀）。&&&&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多米诺骨牌效应&&&&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们，要不要？”&&&&特务挥手怒斥道：“滚！给老子滚开！”&&&&涂遂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现属重庆市）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刘国定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猛抽，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足足折磨了三个多钟头后，巳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则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10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已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十几人，导致6人殉难。&&&&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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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与泪的嘱托&&&&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已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已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地下党工作的纪律办事，没有把17份入党申请书烧毁，直接导致17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益智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已经到西南公安部政保组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西南公安部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日，许建业在大坪七牌坊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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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叛徒的儿子说：“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根据厉华提供的史料，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并将涉及许建业错误内容的章节单独抽出，此文立即得到《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我毫不犹豫：给。&&&&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我有些“受宠若惊”，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6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 ”栏目中反复播出。 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干女儿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巳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这人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解放后因受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196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了。&&&&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如今巳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罗老师，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更糊里糊涂的事情么？”&&&&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肖泽宽，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北京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肖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肖叔叔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肖泽宽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巳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肯定知道我父亲是谁的肖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巳经永远解不开了。”&&&&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 “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北京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叛徒儿子寻访亲生父亲的特稿，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人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一起与你见面。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罗老师，你先让我想一想。”&&&&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他想。&&&&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巳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同母异父弟弟――这才是真正的大叛徒刘国定的儿子――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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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为大屠杀脱险志士，白公馆与渣滓洞的人却有区别&&&&厉华当初在将史料交与笔者时，也曾特意叮嘱，许建业的亲属对《红岩魂》形象展演中涉及到许建业错误一事有不同看法，而且情绪很大，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不应当有意回避。更何况，《红岩魂》在全国巡演的实践巳经充分证明,正视许建业生前所犯的错误，并不会因此贬损烈士的光辉形像。&&&&2005年，厉华在作客新华网时再次明确谈到：“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说教工作，也不是一种照本宣科，拿历史来吓唬人，而是把历史和现实当中的一种结合点，一种传承点给找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新的方法去做，比方说我们宣传革命英烈的精神，宣传革命英烈的一些事迹的时候，我们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采用高大全的方法，人家绝对不相信。比如我们在《红岩魂》报告展演里边，把英烈在狱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谈出来，观众非但不觉得这个事有损于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相反觉得更真实，更有血有肉,也因此而更加感人。”&&&&许文君显然不这么看。&&&&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罗广斌和杨益言的一部《红岩》犹如一座巍巍高峰，早巳把红岩英烈塑造成了共产党员金光灿烂的典范，许多人，特别是与英烈有着亲缘关系的人，巳在潜意识里把一个个艺术形像与他们的亲人划上了等号，光辉灿烂，白璧无瑕，突然有人指出英烈也曾犯过错误，他们感情上自然很难接受。&&&&那一天，许文君愤而退席以示抗议的举动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演出完毕后，许文君被请进了剧场后台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临时讨论会。&&&&许文君的态度很明确，她认为《红岩魂》忠奸不分，把英雄与叛徒混为一谈，强烈要求删去涉及许云峰错误的内容。质问道：编演者对许建业，究竟要传达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许文君指出：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大叛徒的原因，联系狱中八条反思历史,不应该联系许建业，而是应该联系职务最高的大叛徒。&&&&当然，许文君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论个人感情，她和所有烈属一样，都把厉华当成了他们的贴心人。多年来，烈属成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座上之宾，每年的11月27日，厉华都要把他们邀请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参加祭奠活动。而在祭日到来之前，厉华早巳准备下若干个信封，里面装着陵园送给烈属们小小的一点心意。&&&&厉华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时便讲到，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不少脱险志士和烈属在解放后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尤其是从白公馆脱险的志士，大都命运坎坷，家属也都受其牵连。&&&&这是因为，同为大屠杀脱险志士，白公馆与渣滓洞的人却有区别，渣滓洞关押的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而白公馆关押的则主要是国民党体制内的一些危险分子和反蒋民主党派的骨干，像刘国志、陈然、李文祥等共产党人，是因为渣滓洞关不下了，才转往白公馆的。在大屠杀的当天，军统对渣滓洞采取的是斩尽杀绝的手段，傅伯雍与14位幸存者全是从尸山血海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而读者看完下面的文字便会明白，白公馆的情况则不然。&&&&日午夜过后，白公馆屠杀结束了，看守所长陆景清对看守们宣布：“明天你们进城到保防处向周主任（养浩）报到。”说完后，他便坐上三轮车进城向毛人凤复命去了。参加大屠杀的刽子手和杂工，各得了两块银元的赏钱，另各领得二钱黄金作资遣费。此时，白公馆还剩下17名二处寄押在这里的囚犯和两名小孩，杨进兴根据雷天元的布置，派当天的值日看守杨钦典将所有囚犯移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郭德贤与小波、小可母子三人仍在楼上监舍中。郭德贤的丈夫系在成都被捕后即叛变，但转往重庆关押后又重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遂遭公开枪杀的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事后据被俘的徐远举供称，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和社会背景巳经决定不杀，但并没有告诉他们。等大屠杀结束后，把他们集中在一间牢房里，不上锁，待看守们撤走后，让其自行逃生。&&&&白公馆在押的50多名政治犯，管理权限分属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执行屠杀时，各自执行所管辖人员。下午4时许大屠杀最先由白公馆开始，当执行到第4批时，由雷天元带刽子手前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外出枪杀。到晚上10点多钟，杨进兴巳执行完屠杀任务，而雷天元才提出两批共计8人杀掉，由李磊指挥的渣滓洞也只执行了3批26人，尚余200多人急待执行。李磊不断向雷天元告急，催他赶快率人赶到渣滓洞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6名男政治犯集中在楼下二号牢房，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关于楼上，请杨进兴帮忙代管，然后带着人匆匆驱车赶往渣滓洞。&&&&杨进兴虽说杀人如麻，但也很狡猾，上峰要他杀的人巳经全部杀掉，奖金和资遣费也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还呆在这里岂不是白白等共军来索命么？36计走为上！当雷天元前脚刚走，杨进兴马上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留下照看剩下的19个人，其余的人员各自去屋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大家把身上的手枪、子弹、手铐全解下来扔到地上，院坝上“叮叮当当”一片乱响。杨进兴叫杂工陈紫云和李大富拿去埋进地里，或者丢进大门前面的池塘。看守们很快提着行李出屋，在院坝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歌乐山，看能否搭车逃到成都去，有的说进城去二处。最后，杨进兴还是决定去歌乐山顶，想法搭汽车去成都。&&&&看着众看守一窝蜂出了白公馆，杨钦典此时真有树倒猢狲散之感。杨钦典也不是个傻子，他清楚自己欠下了共产党人的累累血债，解放军一来肯定难逃活命。此时见杨进兴带着人跑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等死，心里又气又恨。于是也收拾起衣物，一头钻出白公馆大门，给大门外面兵房内隶属交警队的警卫连的人打了个招呼，也慌不迭地朝歌乐山顶跑去。&&&&到歌乐山顶上一看，成渝公路上全是逃亡的人群，只好随着人流向前移动，走不多远，竟碰到了大屠杀之前离开白公馆的李育生。&&&&这李育生，原是四川绵阳县一名袍哥，因抢劫军统货车，被抓后送到白公馆关押。刑满后，就在白公馆伙房帮炊事员陈紫云打下手。此人长年浪迹江湖，懂点拳脚功夫，更操得人情练达，最讲桃园义气，在白公馆，他是个极特殊的角色，能上与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下与杨钦典、安文芳一帮看守员亲亲热热称兄道弟，对政治犯则抱敬重、同情态度，常给予方便。&&&&杨钦典、李育生二人在逃跑途中，杨不免对同伙们扔下他一窝蜂逃之夭夭之事骂声连连，同时也把白公馆里还关有19个犯人的情况说了出来。&&&&李育生一听，不禁灵机一动，把杨钦典一把拉到路边商量：“你龟儿子好憨，手头有救命的宝贝，你还跟到国民党跑啥子？不如我两个回到白公馆，把那19个人放了，共产党来了，还能不给我们好处？”杨钦典有些迟疑，说：“我出来时看见外面警卫连还没有撤，弄不好会把命出脱了。”&&&&李育生说：“国民党垮杆垮定了，你巳经拿了资遣费，还跟到它跑到成都去干啥子？如今兵慌马乱的，胆大能漂洋过海，胆小就寸步难行。走，说干就干，哥子我陪你回白公馆。”&&&&杨钦典在李育生的鼓动下，想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只得掉头回白公馆。二人下得山来，看见警卫连正慌得象炸了营盘的马蜂窝，想撤，又没有命令，呆在这到处摆满了死人的荒坡坡上，又害怕解放军打来。&&&&杨钦典和李育生刚走到白公馆大门口，迎面碰上白佑生（当天释放的叛徒）。&&&&李育生一把揪住白的衣领，喝道：“你龟儿滚远点，再呆在这里，谨防老子捶死你！”白佑生赶忙缩回到屋里去了。&&&&再说白公馆剩下的16个人被锁在一间牢房里（郭德贤母子三人在楼上），既不杀，又不放，也没有人来管他们，大家正感到奇怪，忽地看见李育生和杨钦典走了进来。&&&&罗广斌眼疾嘴快，忙向杨招呼道：“杨钦典，把我们集中关在这间号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杨钦典答道：“看守长临走时交待，你们的案子都归二处管，雷科长现在带起人到渣滓洞那边执行任务去了，过一阵忙完了他会回来处理。”&&&&罗广斌叫了起来：“嗨嗨，你就不能给大家想想办法吗？”&&&&杨钦典说：“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有啥子办法。”&&&&罗广斌说：“你要想和徐远举他们一路坐飞机跑到台湾去，根本没你的份，搞了那么多年，你现在还不是个上士。我给你说，只要你想办法把我们的人救出去一个，把今晚搞的大屠杀公诸于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解放军来了，我们都可以给你证明。你要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杨钦典犹豫着说：“可我在重庆，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李育生赶紧给他打气，说：“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你娃积点阴德，先把他们放了再说。”&&&&难友李荫枫从风门口递出一个信封大声说：“生活上你尽管放心，这信壳上有我家的地址，你可以住到七星岗我家里去。”&&&&杨钦典回来就是打算放人的，现在又得到了难友们的保证，于是他咬咬牙，掏出钥匙递给罗文斌，又和罗广斌约定，他和李育生先到楼上侦察，看大门外的警卫连是否撤离，如果巳撤走，他就在楼上跺三下脚为号。&&&&杨钦典和李育生上楼后四处看了看，见警卫连巳经开始撤离，于是重重地跺了三下脚，对楼下发出三声信号，并打开了楼上郭德贤的牢门。&&&&这时罗广文斌也上楼来接郭德贤一家。大家集中在楼下二号牢房中，由罗广斌组织人员，按老中青搭配，分编小组，并指定周居正、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大家悄无声息地出了牢房，穿过院坝，走出白公馆大门。刚下了石阶，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激动，有的人竟然忘记了罗广斌的叮嘱，往山下的大路上直奔而去。&&&&而此时警卫连的人正在撤离，看见门里涌出一群黑影，立即问道：“什么人？”&&&&众人全都愣住了，罗广斌急中生智大声回道：“二处的。”&&&&对面再问：“口令？”&&&&他们哪儿知道敌人的口令，转身就往密密的树林中四散跑去。赓即，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一片，打得树子朵、朵响。&&&&郭德贤不顾一切地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那里，看见李荫枫巳经跑在了前面。&&&&李荫枫回头问她：“你伤了没有？”&&&&郭德贤气喘得紧，回答不出，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好几只手电筒光和冲锋枪声跟着后面追了过来，她和李荫枫只好又没命地向后山上逃。&&&&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荫枫说：“你跑不过他们的，就在那草笼笼里躲一下吧。”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了郭德贤就跑了。&&&&郭只好躲在草丛里，幸好卫兵们向李荫枫他们追去了，没有发现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不远的地方小波叫了一声妈妈，她想答应女儿，又不敢开口。小波仅叫了一声就再没叫，她估计是周居正捂住了女儿的嘴。后来，她听见卫兵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山下，爬上汽车，匆匆地疾驶而去。&&&&她一点不敢出声，再后来，四下里都静了，渣滓洞方向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又过一会儿，郭德贤这才发现鞋子早巳跑掉了，只好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顶爬去。翻过了几座山，天亮时，看到前面有一户农家，便上前去求双鞋子，说是夜里遭了土匪，那农民也好，马上就给了郭德贤一双鞋。过了两天，郭德贤听说重庆解放了，马上赶到城里，住进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立刻去寻找女儿小波。&&&&罗广斌巳经在这里了，他告诉郭德贤，城市刚解放，非常混乱，为了安全，孩子可能被周居正暂时放在乡下了。其实，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那天夜里，他和周居正跑散了。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他马上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上歌乐山上去找，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一听，顿时就昏了过去。&&&&而周居正说，当子弹扫来时，他一慌，一跤跌倒在山坡下，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去老远。四周漆黑一片，他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看到敌人打着枪追了过来，没办法，只好转身跑了。&&&&郭小波哪去了？原来，小波也被吓懵了，当她爬起来时，身边巳经空无一人。她惊慌地叫了一声妈妈，看见电筒光追了上来，枪声也响得紧，再不敢叫了。她先是躲在梯田旁边的小水沟里，特务们回来了，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她旁边一掠而过。她害怕了，在漆黑的山林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去，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睡倒在地上。等小波醒来，天巳经亮了，她发现自己睡在大路脚下。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旁边走过，她还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伸手把她拉了上来，并问她：“小孩，你去哪里？”小波只想离白公馆越远越好，就说：“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士兵把小波带上了大卡车。进了重庆城，到了精神堡垒（今市中区解放碑），士兵把小波抱下车，放在了马路边上。小波没地方可去，只在在路口游荡。&&&&天色落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这小孩怪可怜的，便问她：“小孩，你家住在哪里？”&&&&小波说：“白公馆。”&&&&王素珍不晓得白公馆是啥地方，只猜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弄得这样狼狈，想必是战乱时候，和父母跑散了吧。&&&&收摊时，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索性把她领到家里，让她和自己家的人一起吃了饭，还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把她收养了起来。&&&&而此时，党组织也一直在为寻找小波努力，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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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早上，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了一个穿着红毛线裤的小女孩。&&&&这说明小波还活着。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说来也巧，一张登有寻人启事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边。她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知道了报上要找的小女孩正是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当时就激动得喊了起来：“娃儿，你妈妈找你来啦！”&&&&夫妇俩马上收了摊子，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郭德贤见到女儿激动得失了态，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大哭着将小波抱在怀里。&&&&解放后，女儿小波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西宁，后来又到了天津，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儿子小可却很不幸，高中毕业后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因为受叛徒丈夫的牵连，郭德贤解放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组织。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客观的环境。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先后批准了市广电局《关于恢复郭德贤党籍的报告》,肯定了她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的一生。1949年1月在成都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其夫、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敌人逮捕叛变，敌人到她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郭德贤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得以脱险，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报告最后认为：党组织同意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连续计算）。同时，郭德贤同志入党后，基本上是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为1939年8月。&&&&重庆解放后，脱险志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向重庆市军管会汇报了杨钦典的情况。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曾代表邓小平接见并褒奖了他。鼓励他解除顾虑，协助人民政府指认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陈然、黄显声、周均时等烈士的遗骸埋葬地点。政府还准备给他安排工作，这时杨的家中来信，称老母病重，要他回去。杨钦典于是要求回老家河南郾城县大刘乡周庄村。政府给了他路费，军政委员会给他开具了证明，让他回家照顾老母。&&&&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他被铐到重庆，逼他承认罗广斌等人是“叛徒”。当时脱险同志都被打倒，无人能为他证明，使他被判刑20年，至1982年罗广斌、郑业端等人的冤案平反后才获释。文革结束后，大难不死的脱险同志们再次给杨钦典在白公馆监狱中的表现作了证明和呼吁。&&&&1982年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刑事判决书1982（74）刑申字第315号）：&&&&申诉人，杨钦典，男，现年64岁，河南省郾城县人，原在河南省郾城县大刘公社务农，现在四川省菩堤山农场劳改。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经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杨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匪特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在匪特大屠杀中，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9人，有立功表现，因此1950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二、对杨钦典不予追究。&&&&杨钦典被释放后，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李育生则因功被安排回到老家绵阳市公安局工作。&&&&正是由于笔者所述的原因，白公馆脱险志士在建国后的命运大都十分悲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难以过关。尹子勤、任可风、周居正、周绍轩、李荫枫等人不是被打成右派，便被打成反革命，其他人虽未戴帽子，政治上也被划入另类。文革中，罗广斌被活活整死，而有幸从白公馆死里逃生的郑业端，解放后主动要求离开大城市到基层推广农业科技，创建了万县农科所，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竟然升级为反革命，被自己的同志押赴刑场公开枪毙了。郑妻余淑芸写申诉材料时把忠于毛主席的“忠”字误写成“终”字，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些同志的家属受其牵连，大都坠入社会底层，生活普遍困难，烈士陵园也尽其可能地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所以不少烈属感动地说：“感谢烈士陵园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烈士家属无微不致的关怀，让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党并没有忘记我们。”&&&&会议的组织者认真地听取了许文君的意见，也作了解释和说明。但是，由于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难以达成统一，《红岩魂》在此后的演出中。仍然保留了涉及许云峰错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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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位父亲给他的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写下的一封饶有深意的家书。&&&&5年后，重庆举行"11&#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组织者将一本装帧精美的《再铸红岩魂》，作为特殊的礼物赠送给来自全国的脱险志士和烈士家属。&&&&然而这本由中共重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红岩春秋》杂志社联合编写出版的著作再次激起了许文君的愤怒，她认为该书作者不应当把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的账算到许建业的头上。&&&&发给笔者的“抗议信”写道：由厉华等三人任主编的《再铸红岩魂》不仅大谈英雄的“严重错误”，写到叛徒时，还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刘国定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他可以说是过了特务的审讯关……”&&&&烈属们看不下去了，许文君老人拍案而起:“他们说改了，居然还印成了书，这白纸黑字……”&&&&许文君老人怒而提笔，笔锋直指该书主编之一的厉华，她在信中怒斥道：“重庆地下市委以及《挺进报》遭到大破坏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结果。李维嘉、蒋一苇等老同志对此祸变提出了准确的概括：不是《挺进报事件》，是刘、冉叛变革命事件。这一史实，如果联系狱中八条反思历史还不够分量的话，也不应该联系到我哥来进行，倒是应该联系职务最高的大叛徒，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来再铸红岩魂。蒲出卖党、出卖革命，使党和人民受到的损失是巨大的。用这样史实来联系、反思，还有另一重教益，那就是蒲华辅终于还是于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许文君信中提到的蒲华辅，是一个充满强烈反差色彩的重量级叛徒。&&&&薄一波在总结地下斗争时说过一句名言：“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此话用在蒲华辅和韩子重两位被捕后过不了行刑关始而叛变，最后在狱中战友的帮助下又幡然悔悟，重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最终血洒刑场的共产党人身上，至为贴切。&&&&徐远举交待：“1949年1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郭德映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30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4个参谋。”&&&&韩子重是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敌四川省军区司令部任校级参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徐远举派雷天元等特务去抓人时，雷天元心里直发怵，怕动刀枪惹怒了韩任民。&&&&徐远举眉毛一竖：“你们怕什么？他韩任民放纵子女参加共党，我不向总裁参他一本就算做够人情了！” &&&&韩子重被他们抓到后，徐远举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面前告了韩任民一状。王陵基盛怒之下，将有关人员撤职，并严厉训斥了韩任民一顿。&&&&被捕后不堪苦刑，出卖了4名同志的韩子重理所当然是一名叛徒。但，却是一个绝不同于人们早巳熟悉的甫志高、马家辉之类，让后人唏嘘不巳的叛徒。&&&& 请读者看一封一位父亲给他的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写下的一封饶有深意的家书。&&&&“爸爸上周去了趟重庆，参观了国民党当年关押共产党政治犯的渣滓洞和白宫馆监狱。从47年到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撤退开始大屠杀的两年多时间里，那里前后曾关押过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最后只有少数人侥幸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红岩》里的许云峰和江姐，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酷刑和死刑每天都在那里发生（黑暗的地牢和阴森的刑讯室至今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在酷刑和死亡面前，却表现出了令后人震撼和无法理解的坚强信念和不屈的意志，是死亡绝境中绽开的生命之花，千秋万代受人景仰。我还专门为你买了一本当年烈士的诗集，随信寄你，希望你找时间看一看。&&&&儿子，我这里特别给你讲一下其中三位年轻烈士的事情，因为他们参加革命时年龄也就像你现在这么大。&&&&刘国志烈士，出身四川的名门望族，是有权、有钱人家的少爷，吃喝玩乐不用愁，但是他19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他是如何抛弃富裕的生活要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展览厅里没有详细介绍过程。他主要做地下党的工作，27岁那年被捕，29岁在大屠杀中牺牲。他被捕后他的家人曾经用重金打通关系想救他出来，然后送他出国留学，但是条件是要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结果他宁死也不签这个字，直到最后牺牲。而且在被枪杀之前，还留下了一首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同志们，听吧，象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儿子，你要记住，这个了不起的人19岁入地下党，29岁牺牲。&&&&王朴烈士，跟刘国志烈士同岁，跟你姥爷恰巧同名同性，也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没有准确时间，我推算在20岁左右），解放战争期间转入地下工作，25岁入党，27岁被捕，被捕后不久就被杀害。他做地下工作时曾经动员家庭变卖房子土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韩子重烈士，就是我特意给你看的那个照片上一身美式戎装、长得像香港歌星郭富成，特酷特帅气的小伙儿。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爸是国民党四川省军区的中将司令，而他16岁就加入共产党，比你现在还小，做地下工作。27岁被捕，同年牺牲。&&&&儿子，爸爸向你提到的这三位年轻的烈士仅仅是代表，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烈士，他们都是不满20岁就参加共产党，不到30岁就牺牲了。在爸爸的眼中看来，他们还都是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啊！&&&&1939年，韩子重17岁，虽出自将军府邸，却是一个有着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巳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韩子重给身为川军高级将领的父亲留下了一封诀别信：&&&&我要赤裸裸的说明我走的问题，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地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梅毒、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这些。&&&&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大人。&&&&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需要沉闷，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宁）、斯大林、高尔基这许多实例。&&&&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我百分百的接受。只是静静的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青年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我要一个斗争的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父亲，请把你的儿子愉快的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韩子重离开成都后，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渴望去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1940年，奉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先后以川陕绥靖公署、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务为掩护，根据中共川康特委的指示，在军管区内建立军支，并任军支书记，积极收集传递军事情报，在川军军政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为策动部队起义创造条件。1948年秋，由中共川康特委派往香港，参加中共南方局召开的军事会议。1949年1月，在成都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转囚至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日夜，与李承林一起被敌人提出牢房，在“戴公祠”对面的一座山坡上英勇就义。&&&&对于韩子重这样一个也曾在被捕之初出卖过4名同志，最终却又以大无畏的精神走向刑场的共产党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并未替尊者讳，而是将其真实的人生轨迹如实地告诉每一位参观者。惟其如此，才更加让观众感到真实，感到可敬，体会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所处环境的残酷与艰辛。&&&&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被捕后一口气供出了30多名同志的蒲华辅，转往重庆关押后，偏偏也拒绝与敌人合作。“蒲华辅押解到重庆后，在狱中同志的帮助下，未再继续出卖组织，表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捕人行动，敌人认为他们不可靠，最后仍将其公开枪杀。（俞史《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但是，蒲华辅却未能进入革命英烈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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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历史也应证了一句老话：好人总归有好报！&&&&“抗议信”指责笔者“明目张胆地给许建业泼污水”，“煞有介事地定许建业之‘错’”。并且谴责笔者给大叛徒刘国定涂脂抹粉，给其“出卖”刷上“有保留”的浆糊。用“突然想起、马虎大意、焦燥不安等词来丑化许建业。在文中竭尽形容之能事。可怜见许建业，英勇牺牲50多年后还来首当地下斗争中蝼蚁之‘穴’，为溃堤（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负历史责任。”&&&&罗学蓬与厉华这一伙“后人”，正如几位老同志在给重庆市委的“建议信”中所批评的，在“制造一种谬论，说是由于许的失误，导致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造成了大是大非不分的混乱现象”。&&&&“抗议信”引用了厉华前任杨顺任1991年出版的《撩开神秘的纱幕》一书中的文字作为“许建业被泼污水”的佐证。&&&&日，肖泽宽从南泉工作回城，派妻子去志成公司找人，听说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抓了矮子，正找胖子消息。肖忙赶回家中，烧了文件，去化龙桥电工器材厂与冉益智、李维嘉商议应对之策。当晚及随后两天，又分别在会仙桥心心咖啡店、电工器材厂，柏子巷刘俊民家分别与李维嘉、冉益智碰头。初步估计是：看来刘国定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可设法营救。三位地下市委主要领导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同志。最后约定：一切待17日在北碚碰头时，再根据情况发展采取应对措施。&&&&12日下午，李维嘉在白象街一家商人经常聚会的茶馆向陈然传达：有市委重要领导人被捕，特务怀疑他是《挺进报》负责人，你们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必须赶出两期报纸寄给敌人，说明《挺进报》与此人无关，以转移敌人视线，掩护被捕同志。&&&&16日，李维嘉提前一天到达北碚，先去察看约定的两个接头地址：北碚图书馆和动物园。&&&&17日中午12点，李维嘉、肖泽宽在动物园见面后，等了许久，不见冉益智到来。二人心往下沉，意识到情况严重，但仍未断定冉已被捕。&&&&18日，星期日，李维嘉决定回城看个究竟，肖泽宽则去青木关双河场听信。&&&&当天上午，车到重庆。李提前在上清寺站下车，经大溪沟回华一村。在离家不远的拐弯处，看见家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