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杠杆减负债,减负债,明目标,这次会议传递出哪些信息

  放活微观 让社会和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既要解决经济稳增长问题,还要兼顾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和比较优势,这要求从微观政策发力,使微观主体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冯飞说。  张立群强调,放活微观,要求政府松绑,向市场和社会让位,把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  会议提出,要抓紧清理、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做好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工作。“这释放了更加积极的市场信号,为企业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轻税负吃了"定心丸"。”张立群说。  放活微观政策要靠改革保障。冯飞说,当前微观主体发展面临体制机制矛盾,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比如在有的领域,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政策限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的制约,难以进入。“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使微观主体的活力得到释放,能力得以提升。”  会议提出,要先行取消下放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严格控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  张立群说,这既表明了政府对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决心,又释放了完善社会规制,加强监督的信号。“取消下放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能够激发企业积极性,释放效益空间。而严控"两高"说明这种下放并非盲目的。”  专家认为,微观政策放活还体现在对消费潜力的释放上。比如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开发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实现。  托底社会 夯实发展基础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掩盖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放缓,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有所凸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社会政策托底具有很强现实意义。这要求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守住民生底线。  以外贸为例,当前全球贸易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周边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提升,国内外贸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成本压力。“外贸企业订单减少,开工不足,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工资降低,甚至失业。”许光建说。  庄健说,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关注中低收入人口基本生活,加强社会管理和底层群众生活保障,实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同步,方能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夯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及早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做好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等。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资金投入。然而,今年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仅比去年同期增长6.9%,为2011年以来最低季度增幅。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2%,其中3月份中央财政收入下降5.2%。  许光建说:“社会政策托底,意味着财政花在民生上的钱不能撒"胡椒面",重在保基本。我们想做、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务实的态度,扎实的努力。”  作者:安蓓杜宇张辛欣来源新华网)第104期 第103期 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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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期:解读要把国企降杠杆放在重中之重
作者:巴曙松;来源:金融读书会
导语:最为根本的应当是加快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的重塑以及国企改革,这是从中长期约束债务扩张、稳住杠杆率的有效机制。
备受关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终于落下实锤。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调党的领导。自1997年以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本次参会的有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一行三会&的高层、各省省委书记或省长,会议主要讨论金融监管体制顶层设计、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深化银行体系改革、金融风险防范等重大战略问题。可以说,这次会议,信息量很大,兼具&风向标&与&压舱石&意义。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召开。这次会议就当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战略部署,其中特别强调了去杠杆的重要性。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公报中,明确提出:要把国企降杠杆放在重中之重。
如何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强调的&要把国企降杠杆放在重中之重&
回顾过去几年宏观政策和经济表现,基本围绕着是否以及如何去杠杆展开,政策研究界在不同环境下也提出过不同建议。2009年起的巨量债务扩张将中国经济带入了债务周期的波动中,受海内外市场影响,从2010年通胀切换到2012年的债务通缩,2013年试图以紧缩出清方式去杠杆。2014年-2015年则一度有人提出紧缩不宜盲目去杠杆,更应以相对宽松应对并发展股权融资,以及杠杆在不同部门间腾挪,对应的是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试图以做大权益去杠杆以及地产去库存政策。2016年政策的基调再次作出调整,更强调过度宽松并不适宜去杠杆,这意味回归真正意义上中性的货币利率将成为去杠杆主基调下的选择。同时,加快僵尸企业出清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约束都是去杠杆应有的题中之义。
从政策演变的趋势看,这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延续了近年来的供给侧改革对于经济金融去杠杆的重要部署,并且就其中的关键环节进一步作了强调,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的去杠杆。
一、中国宏观杠杆率特点:斜率陡峭、问题集中在国企与地方政府,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公报中也明确强调这一点。
2009年&四万亿&刺激以来,中国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从2008年底的141%上升到2016年底的254%,平均每年上升14%。2011年杠杆率有小幅下降,但2012年之后继续以年均15.6%的速度上升。2016年宏观杠杆呈现放缓迹象,其中企业部门杠杆斜率显著放缓,主要得益于企业盈利的改善,加杠杆的主力转向居民部门。具体来看,2008年至今,企业部门杠杆率年均增长8.8%,在数据可得的44个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爱尔兰、卢森堡、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远高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居民部门的44.4%的绝对水平和3.3%的年均增速在新兴经济体中同样处于较高水平;政府部门杠杆率最为温和,2016年底为46.4%,年均增速2.4%,但未纳入统计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值得警惕,国企部门的快速扩张也和地方政府密不可分。
正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公报中所指出的,金融危机后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主要受国企拉动,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由%的逐渐攀升至2016年的61.3%,而同期私营企业杠杆率从57%震荡下行至51.9%。进一步的拆分,2008年至今地方国企的扩张速度持续高于央企,年地方国企总负债年均增速为21%,而同期央企负债年均增速18%,我们认为这得益于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导入。换言之,国企部门债务的快速扩张和地方政府密不可分,地方政府在金融危机后获得的融资权是地方国企加杠杆的重要推手。
二、综合权衡市场环境,重点是高风险环节去杠杆,并保持宏观层面稳杠杆
去杠杆意味着痛苦的出清,同时诸多研究也表明,杠杆率水平和风险的触发并无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上升斜率,也就是要控制住债务膨胀的速度。野村证券曾经提出过5-30规则,也即5年内信贷占GDP比值上升超过30%往往是危机的前兆。杠杆率斜率陡峭是美国金融危机前显著的预警信号,年均增速达到6%,危机后,事实上美国的总体杠杆率也没有真正去化,只是通过内部杠杆腾挪基本稳定在248%附近。
欧盟仅有西班牙、德国等国杠杆率水平有小幅下降,法国、意大利的杠杆率基本稳定。在艰难的去杠杆中,西班牙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金融市场暴跌、经济衰退甚至政局出现动荡。德国则是吸取了欧债危机教训,主动降低政府杠杆率,强调财政预算平衡,加之旨在削减福利、促进就业的劳工市场改革推进10年效果开始显现,2014年德国实现了45年来首次的预算平衡。对于中国而言,短期更为现实的目标就是将年均15%左右的杠杆率攀升速度降至10%以下,长期要推进实质的杠杆去化则需要进行主动的结构性改革。
积极的变化是,2016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有趋稳的迹象。值得关注的是,11年至今以年均7%的速率快速攀升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16年边际有所放缓,全年上升2%左右,边际放缓部分来自GDP平减指数的转正,部分来自企业部门融资增速的放缓。分部门来看,12年民营企业在持续降杠杆,但国企杠杆去化还未真正开启。由PPI上行带来的盈利改善进而降低企业杠杆率,要具备可持续性,需要价格上涨外生的盈利能力内化为企业真实竞争力的提升,而这需要加快过剩产能出清的步伐和僵尸企业处置。
走出通缩以及出口改善使得稳住宏观杠杆率处在较好的时间窗口。2015年11月告别工业领域通缩具有重要的金融意义,避免了进入债务-通缩陷阱,同时上游企业盈利得以全面改善,上游出现系统性信用风险的概率大大下降。尽管当前PPI和企业盈利都在趋于回落,但全年来看PPI和工业企业盈利中枢分别有望维持在5%和16%左右,均为2012年以来的新高。同时,欧美资产负债表修复完成且外部利率抬升缓慢创造了去杠杆的有利外部条件。金融危机过后, 欧洲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修复一度大幅滞后于美国, 如今分化正在收敛:美国居民部门从16年Q3重启加杠杆,欧洲快速攀升的政府部门债务率也得到遏制, 赤字率已削减至危机前的水平。欧美资产负债表修复相继步入尾声对中国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欧美产出缺口持续收敛,全球贸易随之复苏,中国出口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外部利率的缓慢抬升既倒逼国内去杠杆,又不至于转向的过于猛烈。内外部的因素都支持微观企业盈利基本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其政策含义在于与2014年深陷工业领域通缩以及出口处于低谷不同,政策的定力显然更强,2017年内难以看到政策的全面转向。
三、推动国企等重点环节去杠杆,同时总体上保持稳杠杆的政策应对
利率保持稳健中性。年利率戏剧性的从高位大幅回到低位,但事实证明,紧缩不利于去杠杆,宽松也不利于去杠杆。过高的利率会提高企业的付息成本,被动加杠杆;而过低的利率使得信贷容易,会主动加杠杆。因此,回归稳健中性的利率水平是保持杠杆率上升趋缓的最为有利货币环境。
正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公报中所强调的,重点要以改革来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及约束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去杠杆是从资产端约束债务率的攀升,仅仅是稳杠杆中的一环,更为核心的是从负债端入手。2016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分类、分级应急处理,强化债务风险责任追究,防范区域系统性风险,以及2017年上半年财政部频频警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扩张(50号文+87号文),并对PPP明显收紧,都意在控制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无序扩张,在国企领域也在推动僵尸企业的出清。最为根本的应当是加快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的重塑以及国企改革,这是从中长期约束债务扩张、稳住杠杆率的有效机制。
适度宽信贷对冲金融去杠杆、利率高企对中小企业的误伤。截止目前,二季度以来利率高企导致239家公司取消发债达2290亿元。目前沪深300企业的ROA中位数为6.5%,而加权贷款平均利率已经上行到5.5%以上。如前所述,以微观企业盈利改善来稳杠杆也是重要且更可持续的方式之一。如果利率保持高位会恶化企业的盈利状况,反而不利于杠杆的去化。从历次调整来看,往往是中小民营企业承担信用紧缩的成本。建议宽信贷来对冲利率高企对中小企业融资的误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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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在要求央企降低杠杆 央企负债有多高?
作者: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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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在要求央企降低杠杆 央企负债到底有多高?】央企的杠杆率到底有多高?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亿元。《华夏时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自2013年2月的51.85万亿,到今年6月末增长了81.5%。国企负债的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国企的负债的规模和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华夏时报)
  8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在国企改革中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央企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防控债务风险、推进提质增效、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经营状况显著改善。今年前7个月央企利润总额由去年同期的同比下降3.7%转为同比增长16.4%,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提质增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成绩来之不易。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做好降低央企负债率工作。(相关报道&&&)  央企的杠杆率到底有多高?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亿元。《华夏时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自2013年2月的51.85万亿,到今年6月末增长了81.5%。国企负债的增速远高于同期增速,国企的负债的规模和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一季度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我国的债务总体规模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但更突出的特点是债务增速非常快,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翻一倍仅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占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中的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债务,对整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如果加上地方融资平台中已经计入的地方政府债务部分,我国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则更为庞大。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止到2016年6月底,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规模约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的70.3%。可见,我国非金融企业中大部分的负债来自于国有企业负债,民营企业的债务规模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29.7%,因此去杠杆的主要压力来自国企。  “从国企的负债结构来看,债务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银行传统信贷、金融市场债务工具发行以及类‘影子银行’的信用融资。”上述报告称。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最主要的来源是贷款(占企业负债的80%左右),这与稳投资指导下的高速增长的国有企业信贷扩张有关。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的贷款共计74.47万亿元。从国企负债的期限来看,长期负债占比逐步提高,国企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的比例从1997年的32.33%上升到2014年的40.4%。  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央企降杠杆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建立严格的分行业负债率警戒线管控制度。对高于警戒线的企业在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增加资产负债率的权重,并严格把关主业投资、严控非主业投资、禁止安排推高负债率的投资项目。  二要建立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的机制。对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要督促其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利用部分利润降低债务。对负债率低于警戒线或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鼓励其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并在当期损益中消化去产能等改革成本。研究出台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国有资产处置有关财务处理办法,探索建立国有资本补充机制,妥善解决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所需资本。  三要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订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推动发展前景好、有转股意向的央企创新模式,加快推进债转股。加大央企兼并重组力度,稳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债转股实施机构多渠道筹资。鼓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及有条件的央企基金采取各种市场化方式参与债转股。  四要强化问责,对负债率持续攀升的企业要约谈提醒,对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与地方合作的项目要严防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五要在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降杠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完成今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和治理特困企业等工作任务。推动火电、电解铝、建材等行业开展减量减产,严控新增产能。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增强发展后劲。  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制定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央企降杠杆减负债的指导意见,推动央企资产负债率总体持续稳中有降,促进高负债企业负债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降杠杆放大招&&&      
(原标题: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在要求央企降低杠杆,央企负债到底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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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正文
  聚焦央企降杠杆
  主持人杜雨萌:作为去杠杆中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降杠杆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杠杆工作,并从5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今日,本报选取其中的四个方面并采访专家学者予以解读。
  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12家央企与有关银行签订了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
  ■本报见习记者&杜雨萌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和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其中,在去杠杆的五项任务中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订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
  “债转股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企业降低债务风险。”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于换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治化、市场化债转股是指政府不干预定价、不指定参与方、并且也不为其进行兜底,此举可以避免银行增加风险,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据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7月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亿元,同比增长11.2%;负债总额亿元,同比增长11.3%。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35639亿元,同比增长9.7%;负债总额亿元,同比增长10%。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7个月,央企利润总额已由去年同期的同比下降3.7%转为同比增长16.4%,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提质增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无论是国企还是央企,若其负债率始终居高不下,那么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当下各部门对于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的去杠杆工作格外重视。
  因此,本次会议明确,对高于警戒线的企业在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增加资产负债率的权重,并严格把关主业投资、严控非主业投资、禁止安排推高负债率的投资项目。对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要督促其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利用部分利润降低债务。对负债率低于警戒线或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鼓励其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并在当期损益中消化去产能等改革成本。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12家央企与有关银行签订了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其中,中国宝武、中国一重等一些中央企业的债转股工作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央企债转股还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降低负债率的根本是企业得增加效益,盈利水平高提高后会逐渐把负债降下来;二是要严格控制盲目投资,单纯为了扩大规模,特别是那些融资性的贸易,要严格禁止;三是企业发展一定要和市场规律相结合。
  本次会议强调,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做好降低央企负债率工作。会议要求制定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央企降杠杆减负债的指导意见,推动央企资产负债率总体持续稳中有降,促进高负债企业负债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责任编辑:梁焱博从监管竞争到监管协调,从降杠杆到稳杠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传递重要信号
任泽平、宋双杰
格上私募圈
作者:方正宏观任泽平、宋双杰
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随着金融降杠杆取得初步成效,近期公共政策部门纷纷表态从降杠杆到稳杠杆,从监管竞争到监管协调。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将定下未来五年的基调。此次会议将传递出哪些重要信号?未来金融监管将如何演变?对经济和大类资产将产生哪些影响?
金融监管加强是全球趋势。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着力于革除金融监管的积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力图避免监管真空,从放松监管到严格监管,实现金融稳定。1)美国宽货币+严监管,实施沃尔克法则。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在金融去杠杆时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值得借鉴,年美联储长期实施零利率和QE,但是对房地产和商业银行监管升级,实施沃尔克法则并控制杠杆率,因此金融去杠杆比较有效,房地产金融泡沫没有过度膨胀,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经济步入可持续复苏轨道。沃尔克法则核心是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性质的投资业务,能够有效限制银行的业务规模和范围,减少银行系统性风险,防止“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再度发生。2)欧盟加强监管协调。从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两个层面上建立起泛欧金融监管体系。3)英国“双峰监管”。英国将原来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服务局撤销,一分为二,成立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实施“双峰监管”,重构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关系,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不足,包括:1)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矛盾突出。分业监管下,各监管部门各自对其分管的领域负责,但随着金融混业发展,任何单一监管主体都无法对被监管机构的业务进行全覆盖,实施有效监管。2)监管标准不统一的隐患。各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以资管行业为例,2012年是大资管行业爆发式增长的起点,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不受净资本约束,在与信托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优势,资产规模迅速扩张,杠杆高企,风险积聚。3)监管套利造成风险膨胀和失控。由于监管标准的不统一,监管套利成为常态。比较突出的是,银行为了逃避监管,通过与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信托等的合作将大量业务转移到表外,进行监管套利,带来金融风险膨胀和失控的风险。4)监管竞争,缺乏协调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先是竞相对旗下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和开展大开绿灯,各类创新层出不穷。日,印发《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2012年10月“一法两规”对券商资管业务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放松。其后竞相收紧旗下金融机构的监管,造成4月债市震荡。2017年4月三三四专项检查,2017年4月下发了《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17年5月首提全面禁止通道业务。
展望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我们认为将传递以下信号:1)迎接监管协调新时代,更高层级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望建立。加强监管协调和防止监管套利,按照统一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逐步整改、规范统计等方向开展,通过金融改革与实体改革协调推进,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提升资金融通效率,有效服务实体经济。2)分业监管到功能监管。功能监管是治本之策,一方面功能监管能够消除金融创新带来的“监管真空”,另一方面又能减少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的“监管套利”。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3)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央行。据财新等媒体报导,将在“一行三会”之上设立金融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办公室设在央行,以有效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中国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的引导,实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4)统一监管标准。统一监管标准是大势所趋,是消除监管套利的前提条件。在资管行业,统一资管业务监管标准有利于掌握资管机构的真实风险组合和资产配置情况;提升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效率,防止监管套利。5)消除监管套利。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推动同一类业务不同行业资本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主要是消除规避监管指标套利和规避监管政策违规套利两类。6)从降杠杆到稳杠杆。李克强总理日前强调“稳定金融运行”,金融时报解读称“金融稳定运行就是稳定金融杠杆”。易纲近期表示“去杠杆首先是稳杠杆”,杠杆的增速降下来已有初步的成果。17年上半年,金融降杠杆取得一定成效,6月M2增速跌破10%为9.4%。
风险提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收紧超预期
1、金融监管加强是全球趋势
1.1、全球金融监管从放松到严格
1.2、美国宽货币+严监管,实施沃尔克法则
1.3、欧盟加强监管协调
1.4、英国“双峰监管”
2、中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不足
2.1、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矛盾突出
2.2、监管标准不统一的隐患
2.3、监管套利造成风险膨胀和失控
2.4、监管竞争,缺乏协调机制
3、未来中国或将迎接监管协调新时代
3.1、加强监管协调
3.2、从分业监管到功能监管
3.3、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央行
3.4、统一监管标准
3.5、消除监管套利
3.6、从降杠杆到稳杠杆
1、金融监管加强是全球趋势
1.1、全球金融监管从放松到严格
08年金融危机之后,原来的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系统的不协调显现,金融监管体系未跟上金融体系自由化、混业化和创新化的浪潮,针对危机显露出现来的市场力量与规则的不足、过于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缺陷,主要发达经济体着力于革除金融监管的积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力图避免监管真空,从放松监管到严格监管,实现金融稳定。
危机后,各国改变了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不协调的看法,认为央行在危机后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功能与制定货币政策职能正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基于此理念,全球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各国强化了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主导地位。
危机后,多个国际组织在加强全球宏观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了贡献,BIS提出了系统性重要资本附加以及对逆周期资本的监管要求,2009年4月成本FSB,旨在加强全球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在2010年G20峰会上,FSB正式提出SIFI的监管框架,确立了全球监管改革的基调,即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为重点监管对象,以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措施为手段,最终达到提升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美欧从金融去杠杆到金融加杠杆,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经过年金融去杠杆,欧洲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经过年金融去杠杆,先后步入加杠杆周期。
1.2、美国宽货币+严监管,实施沃尔克法则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美国相继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加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调整监管体系,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于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赋予美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能。除了保留美联储传统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外,还授予对系统重要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及金融基础设施等进行全面监管;第二,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通过获取金融机构的数据和信息,识别系统重要性机构和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因素及监管漏洞,并向监管机构调整建议;第三,对原有监管机构重组。新法案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重组,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成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这四家。
美国在金融去杠杆时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值得借鉴,年美联储长期实施零利率和QE,但是对房地产和商业银行监管升级,实施沃尔克法则并控制杠杆率,因此金融去杠杆比较有效,房地产金融泡沫没有过度膨胀,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经济步入可持续复苏轨道
沃尔克法则的核心是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性质的投资业务,以及禁止银行拥有、投资或发起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沃尔克法则被认为能够有效限制银行的业务规模和范围,减少银行系统性风险,防止“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再度发生。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可实现对金融市场“去杠杆”:
一是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10%,限制了银行过度举债进行投资的能力。
二是限制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
三是禁止银行拥有或资助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让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线。
1.3、欧盟加强监管协调
08年金融危机显示欧盟旧有的监管体系问题较多,包括欧盟层面的监管框架松散、在危机处理上应对不足、欧盟法律在各成员国实施效果差强人意。危机后,欧盟的金融监管框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提出建立两个新监管机构: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欧盟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C)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共同执行欧盟的金融监管
随着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颁布,欧洲议会于2010年9月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打破了欧明成员国之间各自为政的监管格局,从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两个层面上建立起泛欧金融监管体系。
1.4、英国“双峰监管”
在危机前,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奉行“轻触式监管”原则,危机后,英国改革了金融监管构架,将原来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服务局撤销,一分为二,成立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实施“双峰监管”,重构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关系,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
审慎监管局附属于英格兰银行,与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新设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一起实施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局主要负责对所有在英金融机构进行行为监管。
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好比监管中的“双峰”,“双峰”理论认为,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两个目标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冲突,将两者混在一个机构不利于提高专业性,如果让同一家机构同时负责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会产生潜在的风险。采用“双峰监管”有助于更专业的实现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
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是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典型代表,澳大利亚和荷兰都采取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互独立的“双峰监管”模式。
2、中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不足
2.1、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矛盾突出
中国当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总体来看,实施的是分业监管的体系,分业监管下,各监管部门各自对其分管的领域负责,主要通过经营牌照进行控制,但随着金融机构混业、业务交叉的发展,分业监管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新变化。因为金融混业趋势加剧,任何单一监管主体都无法对被监管机构的业务范围进行全覆盖,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调整的需求不断上升。
2.2、监管标准不统一的隐患
在很多领域,各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并不统一,同类产品并不一定适用同一标准。
以资管行业为例,2012年是大资管行业爆发式增长的起点,监管层全面放开通道业务,颁布并实施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允许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复制了信托在年间高速扩张的发展路径,充分利用监管红利,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信托公司由于监管更为严格,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最明显的便是信托公司在2010年8月后便受到净资本约束,而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则没有,从而后两者能够以低廉的资金成本压低通道业务的费率,蚕食信托的市场份额。
基金子公司在诞生之初时,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风险资本和净资本的约束,仅有不低于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规定。由于没有资本金约束,成本低,基金子公司在业务开展上几乎“所向披靡”,规模快速膨胀,2013年只有9000多亿,经过和2016年上半年的爆发式增长,规模高达10.5万亿,3年10倍。
2016年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规模高达10.5万亿,但是79家基金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计却只有56.5亿,行业杠杆高达1800多倍。而对于部分基金子公司而言,其杠杆甚至高达几千倍!如此高的杠杆将无法抵御一个微小风险的冲击。
基金子公司成立晚,监管约束较少,风控基础相对薄弱,风险管理方面的隐患更大。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在日表示,“少数专户子公司偏离本业,大量开展‘通道业务’,产品结构相互嵌套;无视自身人力资源特点和管控能力,盲目拓展高风险业务;风险控制、合规管理薄弱,激励机制短期化;资本约束机制缺失,资本金与资产规模不匹配,盲目扩大业务规模;组织架构混乱,无序扩张。”即便是风控非常严格的信托,仍然不时发生兑付危机,作为风控不到位的基金子公司,其所承担的风险自然非常巨大。
2.3、监管套利造成风险膨胀和失控
由于监管标准的不统一,监管套利成为常态。比较突出的是,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将大量业务转移到表外。此外通过牌照控制业务开展,还产生了监管真空,一些新出现的金融业务尚未获得牌照,监管主体不明,导致相互推诿,产生监管真空。
银行与信托通过通道业务,投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信托规模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银信合作”模式,通道业务绕过监管,为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融资。尤其是2008年底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工商企业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为银信合作业务爆发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日,银监会印发《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意味着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发放贷款这一银信合作模式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许可。银信合作的监管套利模式是:一方面,信托公司从事通道业务基本不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只是让商业银行借用其信托通道开展业务而已,信托公司相当于净赚通道费用,而且还能依靠银行资源快速扩大资产规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借道信托通道,不仅可以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还能规避监管,将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迅速做大总资产规模。
以银行和基金子公司合作的通道类业务为例,从管理方式上看,通道类业务的主要功能有两类:一是将资金投向限制性行业以逃避监管,二是将资产由表内转向表外。商业银行通过该方式将资产转移至表外,降低资本约束要求,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和信托协助银行进行监管套利,均带来金融风险膨胀和失控的风险。
基金子公司潜藏的风险点:规避监管、职责不清、低资本、高杠杆、通道业务让渡管理责任、风控措施不足。通道业务和非标业务规避了监管,将表内资产转表外以及将资金投向限制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上升和宏观调控效率下降,导致全社会的信贷规模快速膨胀,金融风险积聚。尽管基金子公司在通道业务中不负责具体的项目管理,但是与委托方的银行又存在职责不明的问题,导致基金子公司存在巨大的兑付风险。
券商资管业务风险集中在通道业务中的监管套利和资金池业务中的流动性风险。券商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融资驱动的影子银行,是银行为提升放贷能力,优化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突破贷款规模的限制,扩大表外资产的工具。而资金池业务则是在金融自由化和货币宽松背景下券商资管利用期限错配的套利工具,该业务的优势是“混同运作”“分离定价”,但同时也是风险来源,最终表现为流动性风险。
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带来了巨大隐患:一是逃避监管,风险积聚;二是绕开信贷政策限制,影响宏观调控效果。
2.4、监管竞争,缺乏协调机制
因为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在16年前金融创新、自由化的浪潮中,金融监管部门竞相对旗下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和开展大开绿灯,各类创新层出不穷。
日,印发《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意味着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发放贷款这一银信合作模式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许可,为银信合作业务爆发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证监会2012年10月“一法两规”对券商资管业务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放松:将集合资管计划的行政审批制改为发行制度;放展投资范围,在股票、债券、基金、股指期货等证券品种的基础上,增加非上市公司股权、债权资产等;取消小集合、定向的投资比例限制。
当金融风险积聚,政策导向转变时,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新一轮监管竞争,竞相收紧对旗下金融机构的监管,造成4月份债券市场震荡,市场恐慌。
2017年4月三三四专项检查。2017年4月下发了《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即将开展的“八大业务”分类试点做出监管部署。
2017年4月对资金池业务提出限制产品规模、限制投资范围(不得投资于私募债、资产证券化产品、高收益信用债券、低评级债券以及期限长的股票质押产品等流动性较差的品种)、控制久期错配、控制杠杆倍数等要求。2017年5月首提全面禁止通道业务,强调不得让渡管理责任。
3、未来中国或将迎接监管协调新时代
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矛盾日益突出,预计未来将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型,资管业务将制定统一标准,加强监管协调,防止监管套利,更高层级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望建立。
3.1、加强监管协调
迎接金融监管协调新时代,更高层级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望建立。近年来在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及理财市场上频繁暴露出诸多风险,未来有望在金融监管方面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和防止监管套利。
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信托等与银行合作,一方面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缺口,弥补市场失灵,有其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监管无法系统跟进的情况下,政策以服务实体的名义进行了大量金融创新,增加了通道、拉长了资金套利链条、推高了杠杆水平;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使得过剩流动性滞留在影子银行体系内空转,金融风险上升;影子银行膨胀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延缓了产能出清。
随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监管协调加强、资管统一新规出台,未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将按照统一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逐步整改、规范统计等方向开展,影子银行全面监管时代到来。通过金融改革与实体改革协调推进,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影子银行有望正本清源,以规范、专业的资产证券化服务来盘活存量信贷资金,提升资金融通效率,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3.2、从分业监管到功能监管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将从分业监管和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功能监管是治本之策,一方面功能监管能够消除金融创新带来的“监管真空”,另一方面又能减少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的“监管套利”。迈向功能监管的框架体系,所需做的远超简单的一行三会的合并,还需要在立法、一行三会职能和监管理念进行改变。
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如将金融业务划分为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监管机构针对业务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些业务经营的机构性质如何。其优势在于:监管的协调性高,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和解决;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总体风险容易判断;可以避免重复和交叉监管现象的出现,为金融机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3、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央行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监管协调加强,央行上收宏观审慎监管权力。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在国际上走在了前面,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陆续落地、不断完善,央行监管职能不断强化。
根据财新等媒体报导,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在“一行三会”之上设立金融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办公室设在央行,以有效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我国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的引导,真正意义上实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两者相互补充、强化,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实体企业等。
更为严厉的是,央行于2017年一季度评估时开始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表外理财的扩张将直接受央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表外业务风险的管理。这也进一步表明了监管层去杠杆、严监管的政策意图。
3.4、统一监管标准
统一监管标准是大势所趋,是消除监管套利的前提条件。在资管行业,统一资管业务监管标准有利于掌握资管机构的真实风险组合和资产配置情况;提升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效率,防止监管套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日中国央行发布《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以专题的形式对资管行业的业务类型、合作模式、存在问题、未来规范发展的方向做了详细论述。就统一资管监管标准,要求分类统一标准规制,逐步消除套利空间。通过建立资产管理业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从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同时对同类资管产品适用同一标准,强化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消除套利空间,以此遏制产品嵌套导致的风险传递。强化建账、核算要求,使产品与投资资产存续期相匹配,统一同类产品的杠杆率。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实行平等准入、给予公平待遇,限制层层委托下的嵌套行为,抑制通道业务。加强“非标”业务管理,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建立综合统计制度,为穿透式监管提供根本基础。未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将按照统一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逐步整改、规范统计等方向开展,影子银行全面监管时代到来。
和2月21日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相比,政策思路保持了连贯性,但监管部门之间的分歧明显减少。此次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意见》基本都有覆盖,和2016年以来的政策思路保持一致。之前主要从防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宏微观结合监管等方面推进新规。《意见》细则对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给予指示。首先要打破刚性兑付,其次是限制非标资产投资,并指出需统一杠杆要求。
3.5、消除监管套利
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推动同一类业务不同行业资本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
日中国央行发布《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要求针对影子银行风险,要建立资产管理业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从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评估和调节。同时,针对机构监管下的标准差异,要强化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同类产品适用同一标准,消除套利空间,有效遏制产品嵌套导致的风险传递。
2017年4月,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明确指出,监管套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违反监管制度或监管指标要求来获取收益的套利行为;空转套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多种业务使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未流向实体经济或通过拉长融资链条后再流向实体经济来获取收益的套利行为;关联套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利用所掌握的关联方或附属机构资源,通过设计交易结构、模糊关联关系和交易背景等形式,规避监管获取利益的套利行为。
消除监管套利,主要是要消除:1)规避监管指标套利,其中包括信用风险指标、资本充足率指标、流动性指标等;2)规避监管政策违规套利,其中包括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套利、违反风险管理政策套利、利用不正当竞争套利、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套利等。
迎接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时代来临:终结监管套利。日推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7月4日央行发布《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专题一为“促进中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健康发展”,要求从统一监管入手来解决问题:分类统一标准规制,建立穿透式监管和宏观审慎框架;打破刚性兑付,减少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健全独立账户管理,控制股市债市杠杆水平;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控制并逐步缩减非标业务,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建立综合统计体系,记录产品信息,以进行穿透式监管。
3.6、去降杠杆到稳杠杆
未来金融杠杆的增速降下来即可,并不是把杠杆去掉,因为金融是天然是带杠杆的。据路透社,李克强日前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明确强调“稳定金融运行”,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解读称“金融稳定运行就是稳定金融杠杆”,政策导向从金融降杠杆到稳杠杆。易纲近期也表示“去杠杆首先是稳杠杆”,杠杆的增速降下来已有初步的成果。2017年上半年,金融降杠杆取得一定成效,6月M2增速跌破10%为9.4%。
上半年,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多种手段倒逼过度投机的金融机构降杠杆,银监会发布系列剑指过度扩张和违规行为的重磅监管文件并启动现场检查,金融机构的杠杆操作、同业无须扩张、监管套利等已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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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也在呐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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