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知青大返城_小宗师专辑：闹书荒怎么办？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定期书单推送。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1995年,伴随着一部上海电视剧《孽债》在中央电视台三套的播出,这首童声演唱的主题曲《哪里有我的家》瞬时就深深地铭刻在亿万观众的心里。一部反映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发生的遗留在云南的知青子女与上海父辈之间爱恨情仇的电视剧,一下子就唤起了人们对当年知青生活的回忆与知青生存现状的讨论。正如歌词里所问的,“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对于如今许多青年人来说,这到底为什么确实是个问题,但真要比较清楚地说清这问题,也确实颇费一番口舌。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怎么也绕不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革”中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知青,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发于1950年代,当时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而广大的农村、边疆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尝试,国家决定动员广大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农村,去垦荒开辟新天地,让他们在广袤土地上得到锻炼的同时,缩小城乡差别,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到了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狂飙突进地席卷了中国大地,此后到1978年的十年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有的直接去了农村,有的去了农场,有的则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由此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也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上千万热血知识青年或心怀“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大干一番改变祖国面貌的壮志与豪情,或被时代潮流所裹挟,信心满怀或万般无奈地离开自己的家人,奔赴各地。随着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和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以及当时社会还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知青们当初的青春激情日渐消退,他们绝没料想到自己这一腔热血播撒在祖国的红土地、黄土地、黑土地上,身心承受的这一切困苦都无法换来当初想像中的宏伟蓝图。等他们觉悟时,美好青春与未来已变得茫然。于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有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地回城,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有人在当地扎下了根,成了地道的农民,而更多的人则陷入困惑、浮躁与不安……以上种种问题到了1970年代就变得比较严重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知青的父亲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件。这个人名叫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员,他有一个孩子是知青,到农村务农几年后遇到了许多令人苦恼的现实问题,为此特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反映: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二百来斤,外加二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二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说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大安!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日关于这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极具文献价值的信是如何能被毛泽东收到的,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传闻,或说李庆霖有个学生在中央工作,有接近毛泽东的机会;或说李庆霖请莆田老乡、著名跳高运动员倪志钦趁毛泽东接见他时转交的。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是李庆霖耍了个小聪明,他明白直接寄信给毛泽东是不可能到毛泽东手上的,但他从报纸上看到,每逢毛泽东接见外宾,总有王海容、唐闻生陪同,考虑到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女,与毛更亲近,便在信封上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王海容 收”,里面有给王海容的短笺,简要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表达请她代为转交的意思,再附上给毛泽东的告状信。令李庆霖惊喜的是,这封信不但毛泽东收到了,而且还亲笔给他回了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日据有关文章透露,毛泽东被李庆霖的来信内容打动了,读着,读着,眼睛就湿润了。信中尽管述及知青下放农村后的种种困难,并揭露了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但信中根本看不出一点对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埋怨,反而给人的感觉是朴实、坦诚,合情合理,而信中一些话也确实写得不错,既充满生活气息,又不乏幽默感,例如“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恰恰符合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与欣赏口味。也许因为这两个因素,毛泽东决定回信,并要中南海保卫局局长汪东兴在他稿酬中取三百元给李庆霖寄去,以“聊补无米之炊”。此后,毛泽东在与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还特地赞扬李庆霖的来信“写得相当好啊”。毛泽东还决定将自己的回信及李庆霖的来信一道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上,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并表示:“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许多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并集中反映到北京中南海。其中一个典型的恶性案件发生在黑龙江,该省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女知青居然多达几十名。看到这些材料,连平常不太发火的周总理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恼怒地表态:“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主张“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行动。与此同时,各地也就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一些干部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费及建房材料等不法行为进行了查处。毫无疑问,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李庆霖“告御状”告准了,客观上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识青年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条件。凭心而论,当年的知青是应该感谢李庆霖的,当然,他们还应该感谢王海容,是她转交了李庆霖的信给毛泽东,否则,那真是告天无门了。当然,由于知青问题毕竟是个非常复杂的老大难问题,尽管继给李庆霖回信表态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毛泽东于1976年2月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他老人家告别人间,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作为一个遗留问题留给了以后的领导人。日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一问题立即显现出来。当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也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日,重新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指出,要认真研究怎样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但这种办法不是长久之计,不受农民欢迎。四川全省有一亿人,但平均一人还不到一亩耕地。城市人上山下乡,其实是与农民抢饭吃。我们首先应做到不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劳动力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争取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打倒“四人帮”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恢复、调整当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时还停止不了,原有的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已经到了十个年头,当年十七八岁的少年,现在已二十七八,有的已过而立之年了。到了这个年龄,对未来的考虑自然比过去更多,也更实际了,比如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孩子问题、收入问题等等,而这一切在当时都无法妥善解决。在此情况下,还一味要广大知青安心农村、扎根边疆能行吗?若不是1978年那场震惊全国的云南知青发起的“返城风”,若不是他们以死相争,真不知道这场历经十年的运动会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收尾。2.“我们要回家!”在全国知青中,要求返城的呼声,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群体行动开始于云南省。1957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橡胶,这个任务落在了适宜橡胶种植的云南,根据规划,要在云南大勐龙地区建设20万亩橡胶林。云南知青,并不仅仅是云南本省的知青,其主体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青年学生,皆集中在1970年3月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该兵团下辖师、团、营、连等,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占兵团总人数的一半还多。以后因征兵、招工、高考等途径走了一批,人数有所减少。据1973年10月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共有在册知青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至1978年冬知青大返城时,还留有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知青7万余人。1973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曾出现捆绑、吊打、奸污、迫害知识青年的恶劣事件。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严加查处,几名劣迹斑斑、民愤极大的干部被枪毙,数百名干部受到惩处。但是,这里的知青待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家只是无奈地忍受着痛苦与煎熬。1978年,一位女知青的突然死亡成了导火线,许多知青心里长期压抑着的愤懑和不满终于因此而喷发。1978年8月,橄榄坝农场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在场部医院分娩时,由于明显的医疗事故,致使母子双亡。女知青入院时,医院就发现她的胎位不正,但在入院后的20多天里,大夫竟未采取救护措施,孕妇临产前,又被值班医生不负责任地拖延了抢救时间。女知青的丈夫要求医院按医疗事故处理,但被医院敷衍搪塞,无理拒绝。于是,女知青的丈夫奔走于农场场部,但却告状无门,欲哭无泪。他悲痛欲绝,一把扯开罩在妻子身上的白床单,抱着妻子肿胀的遗体号啕大哭。这位壮实的上海小伙子,蓬头垢面,眼中布满血丝,几天几夜守护难产的妻子,悲伤地一头扎倒在刚离他而去的妻子旁边。上海女知青死亡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农场。数百名知青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各个连队自发赶往医院,几十台拖拉机载满怒火和悲痛停在医院大门口。一群知青抬着层层包裹的尸体,沿澜沧江上行,向州委所在地、西双版纳的首府允景洪出发。沿途有不少知青,甚至一些农场老职工及他们的子女也加入进来,队伍拖了足有一里长。起初,队伍中还有知青激昂的咒骂声,后来,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女知青们的哭泣声与身边澜沧江呜咽的涛声。紧靠州府的景洪、东风、勐养、黎明农场的知青也被这件事震惊了。三万多名知青心中开始萌动着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要求正在勐海县考察工作的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赴景洪妥善处理此事。在抵达橄榄坝农场的当天,党向民迅即采取了措施:首先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们检查道歉;答应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并为死去的上海女知青举行追悼会,并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请他们来西双版纳共同料理后事。上海女知青死亡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了,但广大知青心中的诸多不满与愤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据邓贤、刘益飞、林蓉、章志红、刘晓航等人有关记载,大致情况如下: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有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道出了广大知青要求回家的强烈心声。丁惠民是69届中学毕业生,1970年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他在农场学校做总务工作,负责全校的教学物资采购。因工作关系,他几乎走遍了西双版纳垦区,了解知青的真实生活状况,并听到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与所有知青一样,他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快十年了,“死亡还是生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如何找到解决这问题最妥善的办法,是落实政策,还是增加工资,抑或是改善劳动生活条件?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丁惠民认为都不是,而应该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返城回家。当时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广泛征求景洪农场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后,写出了这封公开信。在第一封公开信没有回音后,丁惠民没有气馁,在获悉中央最近将召开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全面研究、总结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后,他于11月18日公布了第二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第一封信侧重诉苦,第二封信内容则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巧的是,第二封公开信没有公布几天,也就是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已经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联名信活动立刻进入一个新局面,参加签名的知青超过一万人。在第二封公开信仍然没有答复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12月7日,丁惠民等人向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同时,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公开发布《北上宣言》,并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云南全省。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条消息犹如判决书,农场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已完全等同于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诧、怀疑,紧接着就是失望乃至绝望,他们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随即像火山般爆发,排山倒海,不可遏止。初冬的允景洪,被一团浓雾笼罩,这种气候是橡胶树生长的头号天敌。景洪农场场部的干部们正紧张忙着与各分场联系,部署防寒保胶措施。但他们很快得到从方圆近百里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有半数以上分场的知青开始罢工,防寒措施无法落实,三分场的几十名上海知青正向场部进发,准备在油棕林里集会;由于担任教师的知青们也参加了罢工的行列,农场绝大多数的中、小学已经停课,成群的知青正在相互串联,不知在商议什么大事。终于,在12月16日、18日,以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为主体的百名赴京汇报代表团分两批北上请愿。12月27日,由上海知青丁惠民率领的赴京请愿团抵京。次日,云南省委成立调查和处理国营农场知青问题领导小组,由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刘明辉(云南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韬(省委副书记)、张云(省委副书记)、许法(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等五人组成。云南农场经过短暂的平静,焦急等待的知青们在调查组来滇后,重又发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强烈呼声。这次风波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系统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以国家农垦总局赵凡局长为首的调查组,重点在西双版纳各农场广泛接触知青。结果,他们发现存在的问题远比调查组事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知青们长时期的缺油、缺肉、缺菜,营养状况极差;女知青中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有些连队连普通的卫生纸也买不到,不少女知青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一次事故死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知青中因种种原因自杀的案件也剧增。在云南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少数农场干部的恶劣作风令人难以容忍。最令调查组担忧的是,知青们由于多年来精神生活上的荒寂,对前途的无望,在知青群体中已滋生了明显的麻木的得过且过情绪,他们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调查组还看到一个令人心惊的数据: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西双版纳的5.5万多农场未婚知青,都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而其中女性只占五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大批男知青将不可能在当地找到婚配对象,只能成为“光棍”。又据调查,大多数女知青又不愿在农场安家落户,这就更增加了男知青成家的难度。在黎明农场,一群又一群来自上海郊县的男知青围着调查组的几位老同志,恳切地反复地诉说着一句话:“帮我找一个对象吧,我就安心在边疆,实在不行就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中央调查组对农场知青的境遇深表同情,而又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时,突发了一系列惊人的事件——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决不罢休;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青因回城的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雪白的胶乳顺着梯田汨汨流淌;勐定农场知青开始集体静坐绝食,一致要求回城,农场领导人全都躲避不知去向,与上级领导部门的联系中断;临沧地委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陷入知青围困不能脱身。刚到勐腊农场处理突发事件的赵凡局长,突然接到州委转来的中央办公厅的急电,指示他迅即赶往勐定处理一切。勐定农场,地处1988年大地震震中的耿马县,是滇西南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地方。当赵凡局长一行日夜兼程赶到勐定农场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边哭泣、边用嘶哑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赵局长跌跌撞撞地跳下车,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与跪在地上的女知青拥抱着哭在一起。赵局长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知青们听得真真切切。顿时,他们的哭声、叫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知青干脆躺倒在地,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而此时的赵局长和他的同志们,却还没有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比知青理智得多,知道事情的艰难。与此同时,在北京,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接见丁惠民等十名代表,听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王震首先转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王震说:“今天我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我们交交心嘛!我们两个老头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王震在听取了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语气沉重地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站多年,我们的叶剑英同志,80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这十几年农垦系统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产量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回去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知青反映说在农场找不到对象,王震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30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30多岁了才结婚。”他勉励知青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他说:“我们现在还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知识青年要在边疆安家立业,创造新乐园!”王震还很有感情地回忆说:“你们西双版纳农场,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也能有茄子、辣椒吃。”王震最后对青年们说:“你们将是21世纪的人,眼光要放长一些,看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请你们赶快回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这次接见的消息迅速传遍云南垦区,对于稳定边疆农场的局面、稳定知青的思想情绪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农场知青成立的类似“汇报团”、“联络站”一类的组织自动解散了,部分单位的罢工停止了。但是,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积累的种种问题,绝不可能是一次接见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当时中国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子女下乡,社会上一提起知青的事就怨声载道。人们都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由此看来,知青问题不拿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那是不行的。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余秋里副总理主持会议,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决定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点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1月底,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的领导人与知青办负责人,齐集昆明出席紧急会议。会议果断做出决定,云南农场知青由原动员地区接收回城,并要求这项工作尽快分期分批地进行。真是春雷一声遍地响。这一年春节还未过完,空气中的鞭炮硝烟还未散尽,在滇南、滇西南的昆洛、昆畹、昆河、西干线等公路上,长途客车便满载着数以千计的行色匆匆的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干部,他们带着各类招工指标、顶替指标、机动指标,赶赴云南边疆办理本单位职工的知青子女返城事宜。在勐定、勐腊等一些农场,历来很神秘很神圣的办理知青调动专用印章,用根绳子或铁丝拴在办公室窗户或门口上,任凭知青们随意使用。恢复高考后考入云南各所大学读书的一些农场知青,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有人中断了正常的学业,也匆忙赶来办理回城手续。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云南农垦系统的几万知青走得所剩无几(电视连续剧《孽债》对此有形象、生动的表现)!与此同时,从云南掀起的这股知青返城风迅速刮向北大荒、海南岛的国营农场,接着,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转向全国农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数百万各地知青也都在1979年这几个月纷纷离开他们曾洒下无数汗水与泪水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重返他们的桑梓之地,与家人团聚。不过,他们的脸庞已不再稚嫩了,带回的是岁月沧桑与饱受颠沛的生活阅历,今后的生活又展开了新的一页……这股知青返城风对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冲击很大,国家计委原已列入国家预算的1979年8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计划,实际上只勉强动员了24万多人。到了1980年,情况就更糟了。1981年11月,中央决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归口劳动部管理,承担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至此,曾轰轰烈烈了十年的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3.“孽债”及其他遗留问题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在1981年就基本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1979年短短的几个月里,数百万知青开始了一场被他们称为“胜利大逃亡”的空前绝后的行动。应该承认,这一行动有它自身的合理的历史逻辑。但是,历史同样证明这一问题并没有一了百了,我们这里且不说他们返城后将面临的就业、住房等问题(如北京返城知青回去后,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只能卖大碗茶),就拿他们本身来说,就还有许多绵延不断的遗留问题。这里只就主要的几个问题说一说——一是知青的工龄问题。如果返城的知青都是原国营农场或者军垦农场的职工,这问题看来就不大,因为他们原来拿的就是工资,是属于有国家编制的。但是,这批知青只占返城知青的很少一部分,大批的则是从原来插队落户的农村生产队返城的,他们与当地农民一样,拿的是工分。这批知青返城后参加了工作,可原来务农的年份不算工龄。他们认为这很不合理,因为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有的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有的去了农场,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参了军,后三种情况或算工龄,或算军龄,唯独第一种情况什么也不算,这算是怎么回事?有不平则鸣。因为这一情况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终于有人出头说话了。这个人是一个平凡的妇女,湖南人,名叫萧芸。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文化综合性月刊《三月风》2003年第八期一篇文章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65年7月,萧芸与八十几名知青一道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县姜番镇知青茶场。后来,该茶场解散,萧芸被重新分配在湘潭县姜番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此后,她在农村成了家,生了女儿,曾打算就在那里过一辈子,但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洪流将这一平静打破了。1979年7月,萧芸与女儿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她还被招工进了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老师。当时大部分返城知青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明显低人一等,被另眼相待。情况更糟的是一些到农村插队落户十多年的知青,他们有的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又没有技术特长,干的工种往往最差,拿的工资自然也最低。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那么多年就这样不当一回事,被轻易地一笔勾销?萧芸对此很不理解。在与同样情况的知青达成共识后,1982年国庆节那天晚上,萧芸受大家之托,终于写好了这封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信件:各位领导:我们是年下乡,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到十五年)。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数千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撼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此致崇高的敬意!湖南省部分老知青日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萧芸信修改定稿后,萧芸决定将这封信寄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寄信之前,她叮嘱丈夫说,如果出了事,由他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潘运告接到萧芸的信后,认为信中所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并带有普遍意义,于是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用该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呈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接受了潘的建议,附了公文,加盖公章,将此信转呈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恰巧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需送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送上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为胡耀邦“六年两千件”落实政策中的一件。这封信反映的情况胡耀邦非常重视,特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数千万知青的农龄全部转成了工龄。萧芸,这个平凡的妇女因为这不平凡的一封信而被历史记住,而广大受这封信恩泽的知青也将永远感谢她……二是知青子女问题。当年的知青如果有子女,在1979年又能随其父母一道返城,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许多知青子女因为各种原因当时未能随其父母一道返城,而是仍然留在当地,这就必然成为问题了。叶辛的小说《孽债》及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知青的一方或者是娶了当地的女人,或者是嫁了当地的男人,他们就可能会有子女留在当地的情况发生;此外,双方都是知青,在当时结了婚,并有了子女,可是,按照当时的返城政策,他们就不能返城,出于一门心思离开当地的目的,他们只得将子女送或卖给当地人,如《孽债》中的吴观潮、杨绍荃的儿子安永辉一样。大家都知道,子女尽管与亲生父母分开了,但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及与生俱来的亲情伦理是永远割不断、撇不清的。如双方离异,那留在另一方的子女与亲生父母还有一定的法律关系。此外,彼此分开的子女与父母,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道德情义问题,要想完全摆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确实是一种需要在长期岁月中补偿的“孽债”!现在可以明确地说,这笔“孽债”并不因为知青返城后就脱了干系,凡是观看过电视连续剧《孽债》的人,对此应该都有一个比较具体、清楚的了解。以上只是知青子女问题的一个方面,说的是返城知青遗留的问题。此外还有未返城仍留在当地的知青的子女问题。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数目当然是可观的,但也只是几百万,还有1000多万的知青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没有返城,比如在当地成了家、进了工厂、读了大学后又参加了工作等等,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呢?这类情况当然也是非常普遍的,牵涉的范围更大更广,各地在具体解决时各有各的一套办法,这里以上海市1989年3月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粮食局联合发出的《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为例予以说明。该通知提出了解决的范围和条件。解决的范围是:“‘文革’期间由本市知青部门统一组织动员,现仍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插队、插场)知识青年。”具体条件则是:“每户知青(包括夫妻双方都是上海知青的和夫妻中有一方是上海知青的)允许一名年满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并必须有知青在沪的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又能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按照这个通知的精神,上海市在解决这方面的知青子女问题上,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除了以上两大知青遗留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其他一些相关问题,如“文革”前,上海动员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其他省市(如北京、江西、江苏、河北、湖南等)动员去本地农村、农场务农的知识青年,以及“文革”前与“文革”中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广大回乡知识青年,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大潮冲击下,也有许多人提出了自己返城、就业或子女回城等各种要求。据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透露,如贵州省安龙县,1979年8月,就有十多名回乡知识青年在县城贴出了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反对近几年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回乡知青受到不平等对待,呼吁回乡知青起来斗争,改变这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同一时期,各地回乡知青也纷纷投书《中国青年报》,对不重视回乡知青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与下乡知青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这方面的知青问题,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展开了。4.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纵观历史,世界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像“文革”时期的中国那样,以国家的名义,让上千万城市学生中断学业,背井离乡去偏僻的农村、荒凉的边疆开荒种地来替代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减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在这个特殊时期诞生的特殊人群如“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这些特定称谓让他们的人生打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年恢复高考后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地铁”,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如当今的国家副总理李克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均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而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陈凯歌则在1978年同时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当这批知青迈进这道门槛时,许多人已年近而立,有的已三十多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这场运动,使自己弥足珍贵的学生时代半路夭折,提前结束。十年一梦,大返城的汹涌狂潮又把他们裹挟回城市,低下的学历、荒废的青春,使他们在1990年代社会急剧转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遭遇了人生的另一次尴尬与心酸——下岗。而那些在新浪潮中站稳脚跟并功成名就者,如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的短篇小说《棋王》的作者阿城、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的现卫生部长陈竺等,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其他大多数知青则是默默无闻。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留下太多故事,岂是区区万把字所能尽述的。回首往事,有人说,那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导致的一段荒唐年代;也有人说,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成为自己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是的,那段经历确实是那批知青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而且是受用不尽、恩泽自己一辈子、并有望传承给后人的。试想,当年他们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战天斗地,“艰难险阻,备尝之矣”,那种日子都能过,那种苦头都能吃,哪还有什么样的日子不能过,什么样的苦头不能吃呢?所以,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许多知青在回顾当年那充满苦难与风流、光荣与梦想、理想与迷惘交杂的青春岁月时,都发自内心地说出了一句“青春无悔”!可能也正是这段经历对他们太刻骨铭心了,那些人物、事件、茅屋、山水、草原、森林、情爱、苦难、哭泣、欢笑等等,总让他们难以忘怀,“梦中依稀”,并最终升华为体验、感悟与思考。其中一些有文学才华的知青便将其诉诸笔墨,知青文学便因此而诞生,如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等等。与这批人不一样,更多的普通知青则是选择了回忆、咀嚼与思念,他们自己会邀伴去看看昔日下放的农村、农场,有不少人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看看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希望他们接受点传统教育,要懂得吃苦、忍受磨难……历史已翻过一页,今天的中国早已“旧貌换新颜”,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水平越来越快,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现在的农村与城市、内地与沿海早已没有三十年前那么大的差别了。更令人感叹的是,过去是动员近两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广阔天地务农,如今却是两亿多的农民从落后的农村涌向发达的城市打工。这一切正如毛泽东他老人家所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选自《1979:中国故事》/王灵丽 柳茂森 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月版)闹书荒怎么办？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定期书单推送。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