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是在做深圳服务员工资的 工资3千一点压力都没有 现在做了业务员二周压力十倍的好难啊 怎么办

《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续
(三十二)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7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三十三)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
第32节:"私奔"的丑闻&
1988年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欠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未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三十四)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平淡无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
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三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它们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越发映衬出我的渺小与卑微。
第33节: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他步履矫健,神采熠熠,我忽然有种奇异的感觉,也许,我跟着这个男人"私奔",是冥冥中注定的一种结局,是一种命运使然。也许,他就是上帝派来将我拉出黑暗生活的那只手,我必须永远牵紧他……
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消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平淡无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的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大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脸都红了。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后来,大川的一个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没想到大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宁愿每天下清水面条给我吃,也不让我出去吃这种苦。
我热泪盈眶。我的到来已经增添了他的巨大压力。材料处领导已经警告过他多次了,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实在没办法时,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惊魂不定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材料处保卫科突击查夜,因为宿舍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不少。那夜真是惊险,得到消息的大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穿过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狠狠罚款的。
白天,为了不招人眼目,我要么躲在大川的宿舍里不出来,要么独自翻过围墙,去江边发呆。我常常在江边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黄昏。我时常远眺长江对面的崇明岛,和不远处的吴淞口,期盼来往的船只能停下来载上我,随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这种幻想中伤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三十五)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那是大川托人帮我找到的,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第34节:色胆包天的家伙&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那是大川托人帮我找到的,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大川送我来饭店的时候,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
说罢,他骑上车就走。我的心里涌动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啊,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三十六)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但是,这个不仅惟利是图而且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发展到对我动手动脚的地步,我再也无法忍耐了。】
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一样,终于在你的领地上扎下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5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30斤挂面。30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颤颤惊惊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红妹刚刚从宿舍里拎着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现我除了不太会骑自行车之外,我心灵手巧,并不笨拙。那时已是凉意袭人的十一月,但我已经汗流浃背。一半是走路热出来的,一半是老板骂出来的。
有民工来吃早餐了,老板站在灶台边教我如何下面条,教我放味精和盐,叫我如何根据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浇头。一个早晨过去,我已经学会有条不紊地同时下好几碗面条了,老板的面容多少和缓了些。到了上午九点,基本上没人来吃早餐了,我们才自己下一碗面条。老板娘吃大排面,老板吃三鲜面,红妹也吃大排面,而我,什么浇头都没敢放,就夹了一筷子咸菜。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牢牢地记着。
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了。已经在这家饭店做了两年的红妹只干切菜配菜的活。剩下的择菜、洗菜、传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老板娘是主厨,老板是账房先生兼招呼客人。其它菜都好洗,惟有肥肠,让我恶心不已。老板教我,先用盐巴使劲搓洗一遍肥肠,然后再一根根反过来清洗,并把里面的息肉刮掉。然后再放在锅里用开水灼一下,开水煮过的肥肠臭气熏天,头发和衣服上都占满那些挥之不去的怪味。但我还得嗅着那些恶心的气味将肥肠从锅里倒出来,再一根根清洗一番……做过两次之后,我也习惯了这种味道,一个在餐馆做服务员的,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的中餐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的,我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早上那碗面条早在脚不点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板娘炒了一盘咸菜肉丝,一盘青菜,一碗丝瓜蛋汤,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夹那些菜,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够吃。我只能多吃饭。没想到,当我去厨房盛出第二碗饭的时候,老板娘发话了:"小赵,你的饭量不小啊!"我一怔,脸立马就红了。在家里,我就着咸菜也要吃三大碗米饭的,那时干着体力活。到了上海后,大川每次都给打四两米饭,我都吃掉了。
第35节:生活中没有绝对的顺利&
我和着眼泪,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饭。从那之后,我在老板的店里每顿只吃一碗米饭。有时干活实在没力气的时候,我就使劲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厕所,而公共厕所又有点远,次数多了,老板以为我在磨洋工,脸色也不好看。我只好连水也不敢多喝了,饿就饿吧!反正不会饿出人命来。
晚上,当我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往往已经是10点多钟了。当我回到和红妹合住的宿舍时,睡觉都懒得翻身,站了一天的腿脚酸痛不已,手指被洗洁精浸泡得发白,指节肿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80元现钱,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月做满了,我终于拿到盼望以久的第一份工资。因我洗碗时打碎了一只杯子,老板扣掉了5元钱,剩下的钱,我到月浦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去70元,我还在汇款留言里自豪地写下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挣的上海人的。生活仿佛向我绽开了久违的笑脸。虽是严冬,我却觉得有种春风拂面的惬意。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回家,我在老板的店里加班。因为附近的工地上有民工们在干活,老板的小饭店基本上就是靠这些工人支撑着的。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一个人,对家再怨恨,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刻,还是会无法遏止地思念和牵挂它。家,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顺着脚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颗心无论飘多远,都会留恋地张望的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和一叠方格稿纸作为礼物。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但是,这个不仅惟利是图而且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发展到对我动手动脚的地步,我再也无法忍耐了。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三十七)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焦急起来,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的领导行政科的陈科长说,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第36节:生活不相信眼泪&&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我直接来到厂长办公室,找潘祥芬副厂长。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缝纫,会踩缝纫机。我说我还学过缝纫绣花。潘厂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种满意的表情。果然,她当场就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睬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三十八)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第37节:大雨后一个简陋的家诞生&&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六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我终于有勇气给家人写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父母:我永远都不愿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我会把你们全都接到上海来。我还保证,家里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我的汇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我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三十九)
【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第38节:我的短文震撼整个服装厂&&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文,让它震撼了整个服装厂。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厂里,上海本地人一般是不把流水线上的外来妹们当成自己人看的。提到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管质检的老师傅,也许是对我每月的名列前茅心怀嫉妒吧,他对我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负责,扣分罚款毫不手软。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是上海人做所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到扣分罚款。每当车间的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去一趟质检车间时,我的心里便开始发毛,不是怕罚款,而是讨厌质检员对我特别苛刻的吹毛求疵。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毛遂自荐,报名表演朗诵。车间主任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会是食堂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的干部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一开口就让台下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但是,从全场的静默程度来看,我多少打动了骄傲的上海人。台下的大小领导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排几个外来妹眼眶湿润,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朗诵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点文墨了。潘厂长对我犹为赏识,亲自到车间鼓励我:"赵美萍,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有没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干的。我得为自己干!
后来,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也许会做一辈子缝纫女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做一名缝纫女工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只要我们不犯原则性错误,只要政策稳定,我们的饭碗就会捧得更牢。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被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第39节:人有时需要无情鞭笞&&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十一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十一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二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惟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四十一)
【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第40节:身边发生一件极悲惨的事&&
好像整个厂里就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至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四十二)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就在这年冬天,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
二车间有个女工,叫陈花娇,二十八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第41节:我的文章被刊登三个版&
二十八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六岁的小女儿和六十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处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四十三)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颁奖过后,当时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说。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那些掌声让我泪眼朦胧。我在他们的追问下,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那些人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二百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本书,把我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第42节: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我陆续在《上海小说》、《知音》、《文友》、《上海故事》、《新民晚报》、《劳动报》等报刊上发表故事、小说等。成了真正的写手,时不时就有稿费单寄到厂里,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四十四)
【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赵美萍,很聪明,又很能干。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砰砰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是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材,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不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创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第43节:想给无中生有者一个耳光&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四十五)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是无法做平整的。我也不解释,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狗眼看人低的。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第44节:我恨自己的粗心&
(四十六)
【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
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练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尽管一再的小心,还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该是五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该是六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五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厂长和钱先生等人都来到技术科,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五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五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六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第45节:在排外的城市站稳了脚&&
(四十七)
【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四十八)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一千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第46节:妹妹简单的幸福&&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一千元押金也没要回来,我跟厂长交涉过几次,也无济于事,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四十九)
【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一千五百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二十五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二十六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奋,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第47节:难以表达的感动&&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我们再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十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二十五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花两块钱,坐了一辆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招待所。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一问,人家招待所都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住也可以,但没热水。我懵了,没热水怎么住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依然如此。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我想了一会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了。很容易找到一家书摊,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我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西安灰暗的天空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明媚起来。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这里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五十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十五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
【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亲切的优良品质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当我第二天上午去《当代青年》向王老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一趟咸阳。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八点车站见。
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对西安及西安人的好感由此而生。我想,冥冥中一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明暗暗保佑着我吧!
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咸阳的客车。咸阳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咸阳。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做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第48节:小学毕业直接读大专&&&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初看的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咸阳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咸阳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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