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南方决策：揭秘毛泽东生前最后两次南巡秘闻
[导读]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巡，会见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特别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广东省委广西区委和广州军区、福建省委等，发表一系列“南巡谈话”，作出粉碎林彪集团的“南方决策”。图书书封作者简介：薛庆超，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邓小平研究、党史人物研究。曾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副主任李传华的秘书，并起草大量党史文件、各种文稿。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学术处处长、科研管理部主任助理，现任宣传教育局副局长。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兼职教授，等。内容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南方，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巡，会见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特别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广东省委广西区委和广州军区、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北京市委和北京军区的党委书记、司令员、政治委员等，发表一系列“南巡谈话”，作出粉碎林彪集团的“南方决策”。本书运用大量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集团的审判记录等原始材料，用确凿的证据，回答了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传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74年7月至1975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在武汉、长沙、杭州休养、治病、工作270天，作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在此期间，毛泽东作出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南方决策”。本书作者曾数十次沿着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行动轨迹，实地调研，独家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270天的所行所思和所有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本文摘自：《毛泽东“南方决策”》 作者：薛庆超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毛泽东“南方决策”：粉碎林彪集团引 子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曲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时间之久的历史根源，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改革开放，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不仅是政治学、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多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评价。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样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制造了全国混乱局面。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气氛”，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文化大革命”初期刚刚到西南局工作，当时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至中共九大前后的经历时，田纪云说：1966年初春节过后，我到中共西南局财政办公室报到。对财政金融工作，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很快进入角色。我和处长侯千之本来就是熟人，工作配合默契。但工作尚未展开，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贵州省财政厅的造反派揪回贵州批斗、陪斗(陪省委书记周林接受批斗)。我在贵州接受批斗期间，住在贵州省交际处的招待所，交际处处长恰好是同我一起渡江南下的老战友朱金城。他对我非常关照，让我住单间，伙食也很好。大概不到一个月，贵州“文化大革命”重点已转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顾不上批我了。贵州财政厅一个造反派头头(原为总务科科长)对我说，你滚吧，顾不上批你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朱处长知道后马上给我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飞机票。他说，你赶快走，这些造反派没准，说变就变。回到西南局数月后，贵州财政厅的造反派又来揪我，西南局的造反派又不同意了。在西南局，我算个小干部，抓“走资派”轮不上我，于是我和大家一起整天“斗私批修”，学“老三篇”，继而根据林彪的一号令下放设在四川汶川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我们的任务是修马路，半天学习，半天砸石头，拉板板车，干了一年多，身体锻炼得结实了。1969年，中共西南局被撤销，1970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精简”机构，省、市的厅、局都改称“组”。例如：四川省财政厅、外贸厅等合并在一起，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引者注）经营管理组当副组长(组长是“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干部)，我主要负责商业、外贸和对私营企业改造的工作。第一章 老一代革命家奋起“二月抗争”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十年内乱”。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曾经被宣扬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接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随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使老一代革命家寝食不安。当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劳动模范，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以毕生心血和智慧来铸造人民共和国大厦的老一代革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一天，叶剑英以激愤的心情，挥笔填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叶剑英曾经以此词赠给陈毅，互相勉慰。陈毅读后，大加赞赏，连连称赞：“绝妙好词！”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2月16日下午，继续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他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汇报材料反映会议情况时还写道，当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同志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在汇报过程中，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汇报谭震林等人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似乎对老同志发发牢骚并不在意。当听到陈毅在发言中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时，毛泽东神态严肃，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于是，毛泽东开始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看待。此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前后一系列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抗争，被称为“二月逆流”，长期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第二章 林彪集团达到鼎盛江青集团通过“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搞乱了党组织，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国家，引起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七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奋起进行坚决斗争。为了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原则，反对内乱，“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怒斥江青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动)。”经过将近三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中，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中共九大在选举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使得江青集团继续祸国殃民。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上升”的顶峰。“物极必反。”历史的辩证法冷峻无情。随后，林彪集团就逐渐从“上升”的顶峰跌落下来。“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历史留下了诸多反思，给老一代革命家留下了诸多刻骨铭心的屈辱和记忆。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回忆说：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11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种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1500名代表的投票，我得票最少，仅808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在中共九大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分别担任军队的重要职务。但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又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和某军军长李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看，毛泽东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对林彪集团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中共九大前后，日至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陈毅牵头，成立了一个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的“国际形势研究组”，座谈分析国际形势，就重大国际问题向中央提出战略性意见。这一重任，表示了毛泽东在一些国际性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信任。在“老帅座谈会”开始之前，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由过去的“论战”、“文斗”演变为武装冲突。日，苏联军队向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制造了“珍宝岛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就在“老帅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苏联军方正在调兵遣将，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日至12日，苏联军队和军用飞机，连续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3月15日和17日，苏联军队以飞机掩护，出动坦克、装甲车向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此时，中苏边境形势极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等老同志以对国家安危高度负责的精神，先后举行23次国际形势座谈会。老帅们经验丰富，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对中苏边境的形势、中国方面反击苏联军队武装入侵的作战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示，要陈毅等四位老同志，一是分别在北京四个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周恩来对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并就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对陈毅等老同志说：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你们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同时，周恩来还委派对国际问题有深入了解的熊向晖和姚广列席“老帅座谈会”，为老帅们做具体工作。在6月27日下午的“老帅座谈会上”，陈毅首先发言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联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过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老帅们经过六次讨论，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即从国际形势看珍宝岛事件等研究报告，呈送毛泽东。老帅们的这些研究报告，对中苏两国关系和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进行了正确分析和判断，提出了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僵持局面等重大战略性建议，为中国外交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难局面，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陈毅的女儿姗姗回忆说：日至10月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父亲为召集人，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一起开了23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就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等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个报告。老帅们认为，美苏的争夺和矛盾是第一位的，因此，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我安全构成的威胁比美国大，因此，我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中美关系僵持局面。在当时“文革”极左思潮的压力下，工作人员担心这个建议可能会被人扣上“右派”的帽子，但父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同年12月，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应该说，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对外战略调整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论证。第三章 从井冈山到毛家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简单的孤立事件或者个人行为，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现实需要和主观原因等多种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最令中外注目的重大事件——是确立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制度、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竟然在现任领导人在世的情况下，预先确立了自己的接班人，并堂而皇之地郑重载入了党的章程。这样的事情，确实“史无前例”，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发生。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从未发生过。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就号称“史无前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发生了。林彪是湖北省黄冈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失利，遂由朱德率余部转战于闽、赣、粤地区。这时，林彪认为革命已经失败，找到陈毅，要求一起脱离部队，当即遭到陈毅的严厉斥责。但林彪听不进去，仍然于一天晚上开了小差，因为地主“挨户团”在梅关一带把守严密，见到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湘南暴动后，朱德率部上了井冈山。林彪先后任红四军营长、红二十八团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其间，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林彪善于钻研军事，在革命战争中能征惯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是，林彪虽然有能打仗的一面，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在历史上，最为林彪忌讳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件事。当时，担任红四军主力部队负责人的林彪于1930年初给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在一定范围进行了散发，信中反映了他本人和一些同志对革命前途的比较悲观的思想。为此，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特别善于用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分析形势，富有政治远见的毛泽东，看到林彪写来的这一封信暴露出的一些“思想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于是特意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毛泽东回复林彪的这封信，当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红四军各纵队、各大队党组织，借以教育林彪、教育部队，解决林彪和一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的“思想问题”。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历史发展到了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拟收入这封信。此时，林彪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他闻讯后，向中央指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到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将回复林彪的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对其中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本来，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然而，林彪却总想翻这件事的案，以说明自己历史上“一贯正确”。三十二年后，林彪重上井冈山，并让别人替他填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的词：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据说，有人把林彪的这首词抄送给了毛泽东一份。毛泽东阅后，用红铅笔在其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画了两道红线，并打了一个问号，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求改换毛泽东对部队的军事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红一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第115师挺进华北前线后，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取得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林彪也随之成为知名人物。林彪指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战斗大捷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1937年10月下旬驰援娘子关，第115师开始分兵。随之，第115师的主力由林彪带领从晋东南转往晋西吕梁山。第115师的余部由聂荣臻率领，留下来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3月，林彪率领部队在吕梁山和太岳山脉一带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在这时，林彪却意外地身负重伤。平型关大捷后，第115师从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则挑选了一匹骏马“千里雪”。这匹马全身雪白，远远望去，宛如一团白雪，闪光耀眼。从此，林彪养成了遛马的习惯。晋西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大雾起来时，漫山遍野，云烟弥漫。日清晨，大雾障天。林彪要去遛马，独自一人骑着“千里雪”向村外飞驰而去。“千里雪”飞蹄腾空，像闪电般在云雾中出没。不知不觉，林彪骑着“千里雪”闯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当时，阎锡山部队与第115师相邻。由于正和日军打仗，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林彪遛马飞奔到这里时，阎锡山部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人，身穿军大衣，骑着一匹马，飞驰而来，便下令开枪。一阵枪声响过，林彪连人带马倒在地上。一颗子弹不偏不倚，从前胸打入，深穿右肺。等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失血过多，昏迷过去。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第115师师部进行急救。国民党军队的晋军统帅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并向林彪表示，要枪毙肇事者。林彪一副大将风度，没有同意阎锡山的意见，要求宽恕“闯祸”的班长和士兵。毛泽东在延安得到报告后，十分震惊和焦急，急派“军中名医”傅连暲前去为林彪治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都拍去了慰问电。经八路军军医精心治疗，林彪的伤势得到控制，伤口逐渐愈合。但是，由于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危险性很大，而且，由于弹头擦伤了中枢神经，残留体内，所以，每逢天阴、下雨、下雪，林彪的伤口就要发作，颇为痛苦。八路军总部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回延安休养。第115师师长由陈光代理。林彪回延安后，延安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有限，许多药品缺乏，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也难以彻底治好林彪的伤病。对此，毛泽东十分焦急。他和朱德、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中共中央致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要求尽力为林彪治疗伤病。1938年12月，林彪与新婚妻子张梅辗转抵达苏联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对林彪十分重视，礼遇有加，安排他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庄园，给予良好的医疗和生活待遇。1942年2月，枪伤渐愈的林彪奉中共中央之命，经新疆回国。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前往迎接，握着他的手一起走进林彪居住的窑洞，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林彪的住处也是由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地方，让他住在杨家岭，紧靠毛泽东的住处，方便谈话和商量问题。毛泽东这样接待林彪，使延安的一些人感到吃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毛泽东都没有如此迎接过。林彪在党内，地位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只是一个35岁的青年将领，毛泽东高规格的“超级”礼遇，说明了对林彪十分器重。当时陪同毛泽东去迎接林彪的俄文翻译师哲写道：“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1942年秋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从延安经西安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一些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深谋远虑，林彪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红军战将、著名的八路军抗日将领，刚刚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委派林彪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人地相宜，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重庆，林彪多次去见蒋介石，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统战工作任务。当年的亲历者撰写的《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中回忆说：抗战期间，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加派林彪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与国民党接触。周恩来通知林彪由延安到重庆，又电话通知侍卫长宣铁吾：“铁吾，你有个同学要来重庆。”“周老师，是陈赓吗？”宣铁吾问。“不是！”“徐象谦？”(徐象谦后改名徐向前)“也不是。”“那么是谁呢？”“你再猜猜！”“是不是林彪？”“对了！向委员长报告，明天我要见他，他的学生林彪也来。” 1942年秋的一天，我向蒋介石报告周恩来和林彪即将来访。隔日下午，周恩来和林彪乘坐一辆奥斯丁轿车，驶向上清寺范庄的蒋介石住宅。车子开到蒋介石住宅门口，侍卫长宣铁吾急忙跳上车，陪送到蒋介石的客厅门前。蒋介石身穿国民革命军的军便装，坐在客厅里，当他望见轿车从远处驶来时，便笑吟吟地起身迈到客堂门口迎接。他边握手边说：“恩来兄，我早已等着你！”“谢谢蒋先生，让你久等了。”周恩来礼貌地回答。林彪跟随周恩来进来后，立正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个军礼，拉起林彪的手，指着客厅说：“里边坐，里边坐！老学友，都是老学友。”蒋介石和周恩来各自坐在单人沙发上，林彪显得有点拘谨，毕恭毕敬地站在周恩来身旁。蒋介石微微躬起身子，笑容可掬地对林彪说：“坐，坐！坐着谈，你是远客，请坐！”林彪说：“谢谢校长。”坐在靠近蒋介石的沙发上。蒋介石对林彪说：“你近二十年部队生活，蛮艰苦的，到了重庆多休息几天。”“宣铁吾，还有侍从室的五六位，都是同学、校友。”周恩来微笑着说，“老同学几时聚聚吧。”“好，好！”林彪谦恭地回答，似乎不安的心情变得愉快轻松一些了。他直挺着身子，坐在沙发里，半晌不语，聆听着蒋介石同周恩来的谈话。稍后，林彪简要地向蒋介石做了汇报，最后说道：“希望校长按照中央军的待遇，增加装备、武器弹药和军需粮饷，能放宽编制(指对第十八集团军)，同中央军一视同仁。”“好，很好！”蒋介石点头，轻声回答。林彪与蒋介石见面后，黄埔军校同学宣铁吾、萧赞育、俞济时、项传远、邓文仪和我，在侍从室内设便宴招待林彪。宣铁吾先给林彪斟酒，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然后谦虚地笑了笑：“林彪兄，请喝！”林彪双手捧起酒杯一饮而尽。黄埔军校同学都与林彪饮酒叙旧。以后，林彪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他除了多次同蒋介石会谈以外，还多次与当年黄埔军校的教官何应钦、钱大钧等人会谈，要求扩大编制和增加武器、军需。何应钦和钱大钧分别通知兵工署长俞大维和军需署署长陈良，要他们尽可能满足林彪的要求。林彪又多次与老同学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项传远、李延年、唐纵、郑介民、张镇、戴笠等接触，他们都为之向蒋介石请示，给林彪以支持。繁忙的林彪在重庆活动收获如何，我不十分了解，从侧面获悉，何应钦、钱大钧、萧赞育、邓文仪等老师、同学和林彪谈得都较融洽，对林彪的要求，或多或少有所应付。林彪在重庆待了十个月，于1943年6月底，安然返回延安。离渝前，由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等同学出面设宴为他饯行。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再也没有上过抗日战场，一直在延安工作，参加了全党整风运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本来派遣林彪赴山东，就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林彪赴任途中，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林彪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紧接着，毛泽东又电令林彪奔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出：“目前在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以后，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辽沈战役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进入山海关内，进行平津战役。然后，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胜利完成平津战役、强渡长江、进军华南、解放海南岛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曾经短期主持过军委工作，旋即长期养病。在北京毛家湾林彪住地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对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个条幅上的这首诗，出自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原文是：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家里挂的条幅，将“趋”改为“栖”字。一字之改，寓意不同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在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正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度难关的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始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宣扬“活学活用”，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1959年9月，林彪刚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创造”的学习“捷径”和“窍门”。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在1960年2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不着系统地学，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本来，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而林彪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造成极大的损害。但是，林彪在推行他那一套实用主义做法时又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一时迷惑了不少人，就是对林彪那一套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组织的“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北京毛家湾林彪家中查获了大批材料。其中有一些林彪、叶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笔记、卡片和藏书，里面写有许多真实反映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则：“(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这哪里是在倡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现代登龙术”。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通过会前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大跃进”以来的沉重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但是，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却颇为“与众不同”。 日，“七千人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他宣布：现在开会了，今天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的这次讲话，长达两个小时，主题是党的工作和军事问题。林彪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就会少得多。林彪在讲话中认为：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在林彪讲话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意，仔细倾听，十分赞赏，不断点头，表示同意。林彪讲话一结束，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就带头鼓掌。毛泽东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考虑、研究。“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的发言好，你能说得出来吗？并要罗瑞卿尽快把林彪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作文字润色，早一点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毛泽东还说：若不是读过很多书，是做不出这样一篇好文章的。3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讲话整理稿上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当中央办公厅准备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时，有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军事问题，里面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由军队组织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大量出版发行。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同时，林彪还为《毛主席语录》再版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时，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林彪准备的题词内容中，后面还有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题词时没有写上去。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赶忙与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量，想请叶群让林彪重新题写一幅题词，把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补写上去。但是，叶群也不敢随便打扰林彪，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就说：首长没写最后一句自然有他的道理，就不要打扰他了，就这样吧。“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经常在讲话中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林彪还为海军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这些讲话、题词、宣扬“个人崇拜”的语言，把“个人崇拜”推向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排除，林彪成为接班人和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通过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在党的一系列组织原则遭到肆意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而且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其接班人地位完全确立下来。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正式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是林彪过去在党内斗争中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林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实事求是地说，基本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从林彪上井冈山起，在党内斗争中，一直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二是林彪年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中，林彪是最年轻的一个。三是林彪战功显著。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林彪以战功突出，逐步提升，一直担任主力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全国抗日战争中率部首战平型关，中外皆知。全国解放战争中，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先后指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率部解放东北和华北，继而进军中南，解放广东与广西。因此，在评定军衔时，林彪被排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第三位。四是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大力倡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军建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他提出了“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坚强、严肃、活泼。这是林彪对毛泽东关于抗大作风的概括。他提出了“四个第一”。林彪认为，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与其他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思想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活的思想与书本思想的关系中，活的思想第一。总之“四个第一”都是围绕着人，在“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五是林彪搞的“突出政治”、“实现思想革命化”等由军队推广到了全国。日，毛泽东批示：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日，毛泽东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充分肯定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1964年2月，毛泽东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是个创造，是个发现。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实现思想革命化”等一系列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指导原则，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向全国推广。此外，军队还树立了雷锋、王杰、欧阳海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向全军、全国推广。六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得到林彪的支持。无论酝酿、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都需要得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的林彪的大力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的混乱局面后，又需要依靠林彪和军队控制全国局势，稳定全国局势。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和林彪本人的主观行为，构成了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并载入党章的历史契机。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前来中国采访的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回答了法拉奇关于林彪为什么成为接班人的提问：法拉奇提问：“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了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十分明确地回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第四章 林彪集团图谋不轨中共九大后，林彪集团认为已经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暗中进一步加紧“抢班夺权”步伐。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林彪集团利用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进行各种活动的重点在军队。1969年10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据当时的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回忆，林立果要的就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个头衔，在空军活动起来方便发号施令，其实从来没有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上过一天班。1970年8月，吴法宪背着中共中央、背着中央军委，私自提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以后，吴法宪又向空军政治委员说：“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吴法宪的话，被林立果的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空军直属机关进行了传达。“文化大革命”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某些“紧跟”林立果的人，完全忘记了党和军队的基本原则，立即“紧跟”、“照办”，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还提出“要服服帖帖地服从林立果的指挥”等奴颜婢膝的措施和意见。这样，吴法宪就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为林立果在空军进行活动创造了条件。林立果利用林彪儿子的特殊身份和窃取的权力，在空军组成了一个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集团，其主要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腾蛟；等等。林彪集团表面上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旗号，表现出一副“最忠诚毛主席”、“最紧跟毛主席”的样子，实际上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中央把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重要日程。但是，围绕着是否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说：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他在考虑政府机构重建时，按照国家体制来讲，应设国家主席。后来，他又考虑如果设国家主席的话，首先他自己不适宜当国家主席。因为1956年9月他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了。他说：“让我暂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1971年，毛主席已是77岁高龄，更不宜当国家主席了，因此，他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也考虑如果他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谁当呢？有一次林彪曾要他的秘书向毛主席秘书打电话，向毛主席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主席”。毛主席说过：“反正我不能当了，那就让董老 (必武)当吧！”这时，董必武已84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除林彪当国家主席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毛主席认为，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是不适合的。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苏联攻击我们的领导体制是“军事官僚体制”，是“军事官僚专政”，因此在政府机构重建上，要改变这种“形象”。毛主席还考虑到，通过“三支两军”，林彪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实际权力，军队干部在绝大多数地方革委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种以军代政、以军管党的作法，毛主席是不满意的。他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毛主席主张，政府机构搞“文官”班子，军队干部不宜过多地参政，因此，他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考虑当时历史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970年3月初，周恩来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到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修改宪法时，原宪法中设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1号。 3月7日，毛主席看信后，对汪东兴说：“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这一节，我也不再当国家主席。”要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3月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见到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感到此问题重大，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汪东兴在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到会的政治局委员讨论后，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因林彪在苏州，未参加政治局会议，总理委托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叶群向林彪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会后，叶群向林彪进行了通报。林彪听后，要叶群转告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一些原则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主席阅后在文件上明确批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17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会上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一伙按照林彪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毛主席在外地。会议期间总理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会议讨论情况。会议结束后，总理把宪法修改草案报送毛主席审批，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电话中还给汪东兴交代，要他把会上争论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期间，林彪曾通过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没有理会，只是要秘书回个问候性的电话。林彪于4月11日晚11时30分，在苏州要他的秘书给中央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意见，再次建议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把林彪的“建议”转报毛主席。毛主席提笔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但林彪仍然坚持己见。4月下旬，毛主席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时期孙权要曹操当皇帝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再一次讲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7月17日至22日，中央召集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又有些人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得知后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毛主席最后一次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察觉林彪一伙不顾他的一再反对，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搞突然袭击，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后来，毛主席曾气愤地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8月2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各讨论小组组长会议上，毛主席严肃地讲：“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并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林彪在庐山会议前及会议期间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早就引起毛主席不满，加上种种迹象，使毛主席由不满引起了对林彪一伙的警觉。主要有以下几件事：首先，日、2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草稿时，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对社论中这个提法请汪东兴转报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当时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汪东兴将信念给主席听。毛主席听后没有表态，说：“你(指汪东兴)画个圈退回去！”汪东兴考虑此事他不好画圈。三天后，即7月29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上海接见外宾。接见后，周总理、黄永胜问汪东兴，毛主席对建军节社论的提法定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请示毛主席吧！周总理、黄永胜找毛主席请示。毛主席问汪东兴：“怎么搞的？”汪东兴回答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汪东兴仍按照毛主席讲的“画个圈退回去”的意见（日两报一刊“八一”社论提法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画了圈，把稿子交给总理。毛主席对此事很不满意，认为林彪一伙突出林彪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是有所用心的。他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其次，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大加赞扬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这样，8月4日，吴法宪把林立果报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并吹捧：“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后来周宇驰、王飞、陈励耘等人吹捧林立果“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不高兴。他多次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并说：“路线不对，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还有，林立果的权力膨胀，也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林立果1967年4月还不是党员，林彪把他安插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同年7月1日入党；1968年就开始“独立活动”；日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授予林立果“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指挥)的特权，空军一些领导干部职务提升，由林立果代表林彪出面谈话。再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前夕，毛主席要汪东兴先到庐山检查会议安排及安全情况。汪东兴发现在毛主席住处的山顶，正在突击修建一座直升机机场。汪东兴就此事问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不知道。后周总理追向黄永胜。黄说是他下“命令”建的，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像这样的事，事先必须报告总理和毛主席，并经他们同意后才能进行。后来，毛主席交代汪东兴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庐山周围部署有陆军师和空军师，陆军的坦克内有火箭装置，空军装置机动能力很强。汪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8月31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以点陈伯达为名，揭露林彪一伙“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毛主席这样写《我的一点意见》，显然和他在庐山会议前，了解和掌握林彪一伙一系列不正常活动情况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还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第五章 “跃上葱茏四百旋”江西庐山，风景秀丽，气势宏伟，坐落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滨，伴随着滚滚东流的长江主流，见证着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变迁。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庐山。1959年夏天，为了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史称第一次庐山会议。当时没有空调设备，庐山夏季气候凉爽，属于避暑胜地之一，适宜开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庐山。他饱读庐山志书，历览庐山历史兴衰，即兴赋诗，成就了一首《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从1959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整整十一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举行——这就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日前后，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工作人员相继抵达庐山。8月22日下午，在庐山毛泽东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出席，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要开成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关于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详细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革命的一生，经历过许多次重大斗争。在这些重大的斗争中，他善于明察秋毫，驾驭全局，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因势利导，夺取胜利。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及时揭露和击败了林彪集团企图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看书和休息。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了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说：“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说：“宪法修改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毛主席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注：下放，是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一部分权力和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毛主席听了摆摆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陈伯达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谈完经济问题后，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周总理提出：“还有党代会的问题。”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是从下往上开，有的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康生说：“两个办法都可以。”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完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引者注：“吐故”，1968年毛泽东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由此常用“吐故”一词—引者注）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引者注：“挂故”，是指当时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判的党员、干部，尚未最后做结论，这些将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起来，即搁置起来—引者注）。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毛主席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8月22日晚上8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这实际上是一次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主要研究和确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日程和编组名单。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详细情况，了解内情的汪东兴回忆说：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意见。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讲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举行开幕式。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接着，是进行全会的第一项议程，由康生向全会报告宪法修改情况。这时，林彪突然要求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与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听了林彪的“开场白”，几乎都以为林彪的发言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的。接着，林彪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最后，林彪才说出了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在林彪的讲话中，十分隐晦地用“国家元首”这个词代替了“国家主席”。关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天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是针对林彪在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林彪提出讲话后，周总理、康生就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宣布开会，林彪首先讲话。林彪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声调。周总理见状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这天晚上，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进行讨论第六章 《我的一点意见》影响巨大日上午8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继续举行。除毛泽东、林彪之外，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主持。林彪讲话的录音一共播放了两遍，一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散会。关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8月24日上午会议的详细情况，当时主持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我让王良恩同志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8月24日下午，林彪集团成员按照事先的策划，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特别是号称“理论家”的陈伯达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带头作煽动性发言，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林彪集团成员在发言中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并说，谁要是反对这两条，谁就是反革命。林彪集团为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发起进攻，蓄谋已久。陈伯达、叶群早在8月中旬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精心选择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小组会上，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蛊惑人心，制造混乱。这是一份由林彪主谋、陈伯达选编、林彪审定，妄图用革命领袖的论述为林彪的“天才论”寻找“理论依据”的材料，题目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其内容为：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揭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这个发言由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刊登后，引起了一场混乱。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组召集人列席。会上，毛泽东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党的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党的九大的方针的。毛泽东还态度异常严厉地指出：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这一天，毛泽东在同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的谈话中，还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只能在后台，不能在前台，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当国家主席。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后，形势急转直下，与会同志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从8月26日晚上开始，在庐山毛泽东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而林彪却为陈伯达辩护、开脱。会议虽然只是批评陈伯达等人，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明显不满。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毛泽东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等提法。此时，与会人员已经明显感到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是指向林彪集团的。因为正是林彪重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搞自己的“山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随后，经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以来8天的反复思考，毛泽东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判陈伯达，给予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十分严厉地写道：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指林彪主谋、陈伯达选编、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字，予以严厉的抨击，从此，彻底宣判了陈伯达政治上的死刑。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只批判陈伯达，未点林彪的名字，并且特意写上了“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这样的话。这也是毛泽东再三斟酌过的。第七章 “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