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认识北大，此文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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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下午，袁萌与本文作者谢宁老师通了电话，了解情况。谢宁老师确认此文是他本人的作品，其真实性由他本人负责。
袁萌认为，此文准确地印证了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大学的巡视反馈意见：北京大学，选人用人问题突出，校办企业管理混乱。
我认识任彦申的时间比较早。1985年“918”学潮之后，大概是上面要调查了解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于是由刚从清华大学调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的任彦申带队，带了几个干部来北大调研。他们具体是怎么调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安排他们在勺园的食宿。这次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一两个月吧，任彦申走的时候我到过他的房间，他把几个人应付的伙食费交给了我。勺园是当年北大接待客人条件最好的地方，虽然是公务活动，但按当时规定个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费，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此后的几年里学潮不断，任彦申应该还会经常来北大，但那时候来北大的大人物实在太多，我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我记得任彦申多次来过北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风波平息之后，他有一次在办公楼礼堂给北大学生作报告。任彦申确实很有口才，讲话很生动，他虽然是力图说明平息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气并不强硬，不是用官方的大道理教训人、吓唬人，而是试图以他的见解说服学生。我记得他讲了政治风波期间的一些情况，例如讲到虽然宣布戒严了，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解放军在戒严，实际上是学生戒了严。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这种掌声谁都能听出其特定的含义，任彦申当然不会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掌声的鼓励，越讲越有精神，不断得到许多热烈的掌声。
到了1991年初，上面调整了北大的党委班子，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鏐兼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汪家鏐主要还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来北大一两次，对北大的日常工作过问不多。但是任彦申迅速地进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觉到他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做事很干练，讲话、写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彦申和我说过，本来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区当区长的，由于北大当时的特殊情况，才被点名调到北大，以加强北大党委的班子。任彦申到北大后一直很活跃，经常讲话、作报告。我那几年身体不好，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直接听他讲话的时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讲的主要还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那一套观点。任彦申对于形势的判断力比较强，对上面的意图领会的比较深，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最受重视，任彦申兼任了北大党校的校长，还在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马克思主义学院，并自任第一任院长，加强对北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任彦申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不过真正体现出他这方面能力的，还是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舆论气氛大变，继续讲“姓社姓资”那一套肯定不合时宜了。1992年年中我听过一次任彦申的报告，主要是讲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但他不是单纯地解读南巡讲话，而是把邓小平政治风波之后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和南巡讲话做了对比，认为这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要。他说邓小平如果政治风波之后马上讲南巡讲话的内容就会不合适，而如果南巡讲话时还是讲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些内容也不行，就会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这两个讲话在当时背景下都是非常恰当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样任彦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后不一致之处，不露痕迹地将他的立场、观点迅速转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任彦申的兴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而是适时地转向了经济领域。不过他对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很重视，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第二天，北大经济系教师解万英跳楼自杀，后来有一家经济类的报纸（具体是哪家报纸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经济信息报》）以《北大教授跳楼记》为题，对这一事件做了长篇报道。任彦申大发雷霆，将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找来训话，我刚把他们领进任彦申的办公室，就听见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说这几年好容易把北大稳定住了，但你们的这篇报道又把北大“搞乱了”；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中文系教师韩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归来》。这篇文章我当时也看了，我认为韩毓海到北大的时间不长，对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较表面化，不过内容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彦申这时候已经当了党委书记，他对韩毓海的文章非常恼怒，他是否当面批过韩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有关负责人被叫到北大，受到了任彦申的当面斥责。
1992年之后，任彦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尤其对发展校办产业非常热心，应该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的，并一手促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北大资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墙引起了舆论的不少非议，当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误解，北大倒不是不要围墙，而是在围墙的位置上建商业用房。另外北大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搞一些商业开发，确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彦申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任彦申对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也极为重视，热衷于方正公司的各种具体运作，例如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选担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办公室经常能看到方正等校办产业的人，或者来送文件，或者向任彦申汇报。任彦申曾提出过一系列观点，例如说北大要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进而提出要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以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那时候对任彦申的这些见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写一篇关于校办产业的文章，由他口授让我记录。我记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据，对他的能力更是大为叹服。那几年北大的校办产业在任彦申的主导下名声大噪，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骚。方正负责人甚至夸口说以后国家每年给北大投入多少钱，方正就也给北大上交多少，一时令人极为振奋，只是后来的实际距离这一承诺相距何其遥远。
客观地讲，任彦申确实是比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员，无论是他提出的一些主张，还是实际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建设热潮的大背景下，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办产业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任彦申顺利接替汪家鏐当上了党委书记，正式成为北大的一把手。在任彦申当上党委书记之前，他在北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已经比较突出了，我感觉没有人能对他接任书记一职形成挑战。担任书记后任彦申进一步提出校党委要管全局，抓大事，要着重对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要统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认为从1992年之后到2000年初，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大的各项重要举措和办学思路，都比较深地受到了任彦申的主导。
1997任彦申顺利地被推选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惯例，我们都估计他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起码应该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任党委书记王学珍、汪家鏐在任时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开幕前要准备证件照，任彦申对出席会议还是很重视的，他有一张标准像自己比较满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让党办副主任薛松岩拿这张照片进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后的照片色彩有些变化，效果并不理想，就开玩笑对薛松岩说不要因此影响任书记的当选。不想十五大上任彦申真的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反倒是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陈佳洱校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任彦申毕竟是任彦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小小的挫折应该不会对他有多大影响，机遇很快就出现了。1998年北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无疑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早在校庆前几年，北大就开始筹备相关活动，组建了若干个工作班子，校庆前一年还在南校门设立了倒计时钟。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清楚，对校庆活动可谓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要将其做成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从1997年春天后被调整到党委研究室，不再担任书记秘书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对领导们如何进行决策没有机会参与，只是离领导们比较近，时不时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领导身边了，我对有关校庆的决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北大百年校庆的重大决策都深深地打上了任彦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举措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对北大创办的背景进行了特别阐释，强调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到底哪所大学创办最早？并没有权威的定论，之前已经有大学庆祝过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别强调其政府官方的背景，这样就把京师大学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国人或民间创办的学校区分开来，似乎是要说明北大才是和政府关系最密切、最正规的大学。以此思想为主导，北大的百年校庆就不仅是北大自己的事情，而且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主办。
百年校庆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大会了。既然要达到政府行为的目的，那么纪念大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就非常有讲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体现政府官方的背景。虽然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意见，但任彦申一直主张庆祝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之后有人编了一本书，主要是讲述校庆前后的过程，当时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刘乐坚让我帮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书洋洋30万字，通篇充斥着对任彦申、闵维方等人校庆事迹的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领导们就校庆大会究竟在校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争执不下，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在某次会议上，“任彦申像天神一样神威凛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人民大会堂了。”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认为内容过于谄媚夸张，不宜出版。不过我也和刘乐坚开玩笑说如果存心想调侃任彦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后来好像是没有出。
除了确定庆祝大会的举办地点，邀请最高领导人等政要出席大会更是校庆活动的重中之重。另外还提出要给江泽民授名誉博士学位，江泽民没有接受。此外，通过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将一颗由北大校友发现的小行星通过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命名为“北京大学星”，通过铁道部开通了北大校友返校专列，举办了百年校庆庆典晚会“光明行”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等等。庆祝大会当天，由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交通管制，200辆满载着北大师生、校友的大巴车队一字排开，绵延数公里，一路绿灯驶往人民大会堂，引来无数路人或羡慕、或不解的目光。这一系列活动不见得都是任彦申直接策划的，但都体现了任彦申要将北大百年校庆做成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实现的。最高领导人也很给北大面子，先是亲自来北大“暖寿”，又携数位主要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任彦申自然要忙前忙后，一时风光无限，其间还接受了因被朱镕基点名而名声大噪的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任彦申侃侃而谈、挥洒自如，据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吴小莉也为之折服。
不过除了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彦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领导人出席庆祝大会肯定要发表一篇讲话，任彦申事先就带了几个人起草讲话初稿，他后来和我们说过起草过程。对于讲话稿如何写任彦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为一篇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江泽民的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另一次就是北大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我不知道任彦申起草的讲话稿和江泽民最终的定稿有多大差别，不过从任彦申的讲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采纳。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庆祝大会是由任彦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表演舞台。
任彦申凭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机遇大出了一番风头，借着这股余热，又有最高领导人讲话中提出的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任彦申很快开始了新的策划。最高领导人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发出的号召，北大自然应该率先响应。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办学经费过于悬殊，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在党委研究室的同事还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录到《新华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说国家应该给北大重点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任彦申考虑的更周全一些，虽然北大有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但如果仅要求国家向北大增加投入似乎又过于特殊，毕竟中国的名牌大学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位相当的就只有清华了。于是任彦申提议联合清华，共同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建议国家对北大、清华加大投入。这一计划得到了急于做出政绩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经过一番运作，北大、清华从1999年开始在三年内各得到18亿的资金投入，此外还有后续投入。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大学被吸纳进来，成为一项波及范围更广的所谓“985计划”，因最高领导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而得名。任彦申的谋划使北大、清华获得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以前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北大、清华大体还是在一个层次上，但“985计划”的实施却使得北大、清华一下子鹤立鸡群，对其他大学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垄断了国内最优秀的生源。至于这一计划是否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则恐怕是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
百年校庆的高潮刚刚过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机遇再次降临到北大。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要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不仅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而且还很年轻，颇有些明星范儿，所引起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任彦申十分清楚克林顿到访北大的分量，虽然他对如何接待的具体环节不见得都亲力亲为，也不像百年校庆那样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会有整体上的掌控。为了接待克林顿，北大方面可谓十分细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为克林顿发表演讲的办公楼礼堂安装了空调，将办公楼东面通往未名湖的一条泥土小道铺设成水泥路，我曾戏称之为“克林顿小道”，后来因为克林顿演讲会上回答提问的时间比较长，没有走这条小道。北大方面也坚持了一定的原则，美方事先提出克林顿发表演讲时，为了安保要使用白宫的讲台。北大坚决拒绝了，认为在北大演讲就要用北大的讲台。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用白宫的讲台，但是在讲台上悬挂北大的标志。不过更周密的筹备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克林顿来访当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学的党办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园住下后，正好电视上开始直播克林顿的演讲。看到提问环节，我们感觉到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咄咄逼人，很有些火药味，有抱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美国多的，有指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有质问克林顿微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的，有提出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马楠提出她不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并告诫克林顿“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太一致，倾向性太强了，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李尚德就问我：这些提问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了解内情。
克林顿离开后我回到办公楼，很快我就在书记秘书的桌上发现了打印好的一页纸，刚才学生们的提问内容都在上面，和提问时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我顺便问了一下，秘书回答说都是任书记拟的。后来人们惊诧“反美女生”马楠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其实马楠这些提问的学生们本来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于讨好学校当局和为了自己出风头，充当了一次任彦申的传声筒而已。据说是学生们先准备了一些问题，任彦申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草拟了这些提问。当天参加演讲会的学生也都是精心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可靠的学生干部。虽然提问者由美方随机选择，但如果选择另外的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问题，用中国话讲早就“设好了埋伏”。当然任彦申设计这些提问也不过是揣摩了某些官方机构和某些领导人的意图，将他们不便于向美方说的话通过北大学生之口讲出来，以此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辩护。
&&1999年1月北大召开了第十次党代会。北大党委作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按党章规定应该三到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进行换届，但是实际上北大的党代会很少按时召开。我经历过1986年的第八次党代会，和上届召开已经过去了8年，1994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和第八次党代会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算是正常了，此后2003年召开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也算按时召开，但是再往后2012年才召开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了9年。北大的党代会究竟什么时候召开，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而是根据实际形势或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图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听任彦申多次说过要按时召开党代会，要使北大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这个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脚。不过根据我对当时学校领导班子情况的了解，一再强调要按时召开党代会，恐怕也有让一些老领导尽快腾出位置，让一批任彦申选拔任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年轻干部尽早上位的考虑。
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党代表选举还差点出了意外。任彦申的代表名额是划拨到由党委各职能部门组成的一机关党委选举的，由各部门的全体党员，包括离退休党员一起投票选举，不占一机关党委的代表名额，但是也要经过投票。一机关党委书记王丽梅专门在会上做了说明，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是任彦申的得票比较低，差点没有选上党代表。事后王丽梅立即跑过来向任彦申解释可能是她没有讲明白，我还听见任彦申说如果我选不上，看这次党代会怎么开的话。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王丽梅没有说明白，还是有不少人故意不投任彦申的票，总之任彦申当选党代表了，党代会也顺利召开了。无论是这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实现了任彦申的意图。
此后在我的印象中，任彦申在北大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于“985计划”使北大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1999年北大开始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对这件事情我还要另外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任彦申的各种做法学校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任彦申就此讲过一些观点，他说北大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动荡不安、争论不休的局面，现在要做到“不讨论，不争论”，对看准了事情就大胆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学校的决策指手画脚，最好是不要讨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争执不下、贻误时机。我最后听到他的话是由于新的人事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理不平衡，任彦申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老同志心态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要“想得开”。
2000年初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任彦申调离北大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其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离开北大后十年多我没有见过他，对他在江苏的情况更是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我曾遇到过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前几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说，他们在清理住房时发现一套中关园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签名办的入住手续，他们也估计这套房子不是我的，进一步了解到是任彦申的。据他们说找到任彦申时他表示“忘了”，后来任彦申把房子交回给了学校，但又听说他对北大的做法不太满意。任彦申来北大时还住在清华大学东南小区，我曾经去过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为了方便他休息，就在红四楼给了他一间集体宿舍。当时北大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隔壁的一位青年教师虽然结了婚，还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宿舍，看到任彦申不常来，就向他提出可否将宿舍借给自己用。任彦申表示是学校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据说是搞得不愉快，任彦申也不太愿意再去宿舍了。以后又给他换了中关园的一居室，确实是我去办的手续，还找人帮他打扫了房间。我当时也是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米左右的集体宿舍，对这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居室十分羡慕，心里想着如果能给我一套就好了。不过等到北大资源宾馆盖好之后，任彦申大概也不需要中关园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见到任彦申。我听说是他提出想和原来北大办公室的人聚一聚，于是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前党办主任刘宇辉、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聚会，也通知我参加了。任彦申此前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本是《后知后觉》，前一本我看过，后一本还没有看，我估计聚会时肯定要谈这两本书，正好同事那里有《后知后觉》，就赶紧拿来翻了一遍。果然聚会时一落座，刘宇辉就问我看了任书记的书没有，我只好表示两本书都看了，而且觉得后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想更解放了一些，胆子更大了一些。任彦申也马上面露微笑。
其实我对任彦申这两本书的看法也不全是违心之论。这两本书的风格首先是比较平实、朴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语言，没有什么官话套话，这一点在当今的领导干部群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任彦申在书中能够左右逢源，可以将不同的观点融为一体，从而达到表明自己立场的能力。例如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对社会思潮和学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认为“学潮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群体行为，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发泄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种有力武器”，对思想自由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认为1980年代的学潮“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治倾向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青年学生容易产生混乱和偏激”。任彦申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看法，单独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感觉，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了“政治正确”的立场上。
任彦申这两本书更多的篇幅是在讲领导艺术、用人之道这些官场上的内容，是“官场人说官场事，局中人讲局中理”。比较而言，《后知后觉》确实写得更深入一些，对目前官场上的许多问题、弊端都把握得比较准，谈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见地，不过总体上都没有超过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另外我也无法得出任彦申言论和行为完全相符的结论，例如他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要能够宽容、包容，要听不同的意见。但是联想到他对解万英之死报道的态度，对韩毓海文章的恼怒，让人感到他虽然道理讲的不错，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彦申的两本书确实都有一定的价值，听说卖的都不错。书中涉及到不少热点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很多现象，任彦申并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样强调其天然合理性，用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而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问题，确实有令人信服的地方。但他总的基调还是立足于维护现有体制，他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也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并未就此深入下去，对许多问题、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则语焉不详，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分析，任彦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难进行更合理的解释，也不难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他显然是有意不去触及这个层面。2013年任彦申又出版了新书《如何是好》，我专门买了一本，为他的新书销量做了一点贡献。这本书我感觉和前两本书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主要还是为官心得、领导艺术这些内容，总的看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当然也能看出任彦申对自己的政治经验是比较自负的，他这些年还是读了不少书的，书中对中国传统典籍，以及西方理论著述的运用显得更熟练了。
那天聚会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两个：一是高度评价任彦申的两本书，另一个就是回顾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贡献。任彦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绪很高，不断讲述他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谋划、举措，在座者无不表示叹服，我们还听他说他也是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总顾问。任彦申当时已经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了，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席间有人问他现在都忙些什么？任彦申和我们这些老部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毫不避讳地说：“我现在就是吃喝玩乐”。我理解任彦申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对于官场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毕竟退居二线了，没有必要非去捧场。果然他表示说政协开会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愿意听那些官话套话，经常的日程是出去吃饭、唱歌、旅游，说起到广西和陈章良吃了什么野味，平时唱歌时会有歌星作陪，并提到曲比阿乌的名字。饭后任彦申还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还是唱了几首歌，果然字正腔圆、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长进，我心里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一样。
任彦申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9年有余，担任党委书记5年半左右。不过在我看来，任彦申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大影响最大、带来最多变化的领导人。我并不认为以前的北大是什么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是任彦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同体制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任彦申的看法则是“过去的北大总嫌过于自大、过于清高、过于图慕虚名了一些，在世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咄咄逼人的气势，为此吃了不少亏”。他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北大，必需摆正与社会的关系，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努力消除北大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在与群众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以上引文均见于《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
这些话虽然是任彦申在书中总结的，但他在北大期间已经讲过不少此类观点，也确实是按照这种思路做的。我认为任彦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图要将北大改造得更符合体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备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传统的北大在任彦申眼里则是“自大、清高、图虚名、会吃亏”的。但是任彦申在改造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对上面的意图并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状况，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言论和见解，从而使他的主张、做法在北大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任彦申在北大一直是强调要“改革”的，认为“北大必须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发展”，不过他“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是要使北大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方向不断靠拢。任彦申对北大的改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逐步将北大引导到符合体制需要、迎合世俗观念的道路上，后来的北大领导人不过是在任彦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使北大彻底实现了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转变。虽然北大的转变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任彦申确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任彦申在当今的官员群体中，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笔力、行政能力的一员干才，尽管他只是副部级官员，其综合能力却大大超出许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员。大概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时任党委研究室主任的岳庆平及我们几位同事和任彦申吃饭，当然主要的话题无非就是不断捧任彦申。我那时候对任彦申还很佩服，就举了尼克松评价李光耀能力非常强，但是仅治理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是才未尽其用的例子，认为任彦申担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未免可惜了，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我当时倒不完全是有意捧任彦申，而是确实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实在此前后，任彦申也多次向上面表达过希望换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干部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并不好，往往待疲了，失去了创造的冲动。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北大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百年校庆更是将北大推到了一个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论功行赏，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其实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彦申的综合能力，如果在一种主要凭本事、唯才是用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鱼得水，竞争到更高位置的。任彦申最高的职位不过是做到副部级，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闵维方、朱善璐都达到了这一级别，而且先后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朱善璐还担任过更有实权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任彦申在他的新书《如何是好》中也感慨说“惟独从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难给自己订一个具体的做官目标。因为做官最难把握个人命运，是一个前途最不确定的职业，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儿做官，这一切都是个人难以预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还有一个运气问题。”任彦申的这些感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制度问题，他肯定也会在这种官员任用的体制下感受过不公，可以说他既是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体制内的失意者。但是任彦申肯定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会致力于改变这种体制，而是会根据现有体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选择。
钱理群先生近来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不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否有具体的所指，我也不是简单地认为任彦申就是这种人，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却未免是开风气之先的。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面。叶丽宁上班后不久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个去通州支教的名额，为期一年，当时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不知道是不是叶丽宁主动要求的，最后是派她去了。支教结束后叶丽宁又怀了孕，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胎没有上班，她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学同学。叶丽宁还和我们说过大学期间她光顾着恋爱了，没顾上好好学习。
叶丽宁结婚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她在校内27楼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结婚时曾在宿舍请我们几个同事吃过饭。由于房间太小，只能在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桌子，我们侧着身子才能坐进去。当时北大的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我刚上班时是6个人住一间宿舍，感觉和上学时没多大区别，只是房间稍大一些，两年后才调整为3人一间。记得我们的月工资大概还不到100元，有一次叶丽宁花500元买了一个收录机，跟我说她兴奋的一晚上都在听。不过叶丽宁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不同之处，她和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们关系都比较好，能主动为他们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甚至她的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叶丽宁可能是快临产了，我印象中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上班。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叶丽宁也参与了。当时正是我、金小鹏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较大，正在受到批评教育，倍感压力，同时也是和赵亨利之间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容易上当受骗，但对赵亨利借机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经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较量。叶丽宁毕竟是青年人，政治风波前后我觉得她思想倾向上和我们比较一致，应该会比较同情我们，但她的表现却让我大为吃惊。在一次会上，我、金小鹏、赵亨利等人都做了发言，而且有明显的对立情绪。叶丽宁也说了话，她没有针对我们，而是高度评价了赵亨利等办公室、研究室的领导，当她说到领导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时，突然激动了起来，竟然泪流满面、哽咽失声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话，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我和金小鹏等人正在饱受压力，她却说领导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能在吃惊之余哭笑不得。
叶丽宁确实没有指责我们，她只是适时地站到了赵亨利等人的阵营中，她的“效忠”姿态也得到了赵亨利的高度认可。虽然后来赵亨利并不满意叶丽宁离开研究室，另择高枝，但等叶丽宁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赵亨利也颇为自得，并认为这个人才是他首先发现培养的。而且在叶丽宁离开资源集团但尚未受到通缉之前，我有一次见到赵亨利，他还很为叶丽宁担忧，说叶丽宁的事最后也没有个说法，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只好说叶丽宁挣的钱恐怕几辈子都花不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任彦申调到江苏后不久，我就听说叶丽宁拜了许智宏为“*****”，是真是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确定。但是如果说叶丽宁和许智宏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我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
1990年代中期手机还比较罕见，党委办公室曾经有两部数字模拟手机，我一度使用过其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机费是谁交的，后来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钱。手机费不过是小意思，我知道任彦申、吴树青都做过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发给过他们董事费，当然任彦申、吴树青没有拿这笔钱，而是用于了某项奖励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么多年下来，校办公司和某些校领导之间没有形成其他的利益关系。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1985年我刚到党委办公室时，赵存生和赵亨利都是党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起草校党委的各种报告、文件，主任由俄语系教授陆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搞业务，另外还在做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来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赵存生、赵亨利两人负责的，王学珍经常称他们为“研究室二赵”。“二赵”是当时党委主要的笔杆子，他们年龄相近，工作性质类似，为方便起见，我将两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写。
赵存生是沈阳人，说话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赵亨利也在东北工作过。因为都在办公楼201上班，我和“二赵”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赵存生思想上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为人也比较老实、厚道，性格似乎还有些懦弱，讨论问题时如果别人反驳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说话了，不过也不会对人有什么芥蒂；赵亨利头两年给我的印象则是思想上比较开明，言论比较大胆开放，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发表批评性意见。
大约在1987年，赵存生、赵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赵存生升任为党委研究室主任，赵亨利则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渐渐地两个人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了：赵存生还是整天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待人处事方面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赵亨利虽然当了党办主任，但办公室的事务主要是由老资格的副主任李宝珍管，他基本上还是做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感觉上不像之前那么随和了，有些如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时不时会摆出点领导的架子来。
印象中我和赵亨利之间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无非是偶尔板起面孔说我几句，不过研究室的金小鹏则开始和赵亨利发生了冲突。金小鹏比我早一年到校党委工作，他虽然只高我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他当过兵、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社会阅历，又喜欢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时往往很有见地。赵亨利和金小鹏的关系以前是比较融洽的，赵亨利对金小鹏很欣赏，认为他很有思想，还让我要好好向他学习；金小鹏对赵亨利也心存感激，金小鹏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亲时往往晚一些回来，赵存生、赵亨利也都比较宽容。赵亨利刚当上党办主任时，金小鹏还和我说过你们有了一个好主任的话，不过随着赵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鹏那时候毕竟年轻气盛，思想又比较激进，赵亨利则身份有了变化，讨论问题时不像以前那样放的开了。金小鹏见解比较高，能言善辩，赵亨利争论不过他，感到伤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来不需要严格坐班，赵亨利有时候就在家里写材料，不过金小鹏确实也有些散漫，经常上班时来的比较晚。同以前可以让金小鹏探亲晚归不同，赵亨利在一次会上十分严肃地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当然主要是针对金小鹏的，于是金小鹏也只好一大早就来了。假期里办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概就在他们出现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排定好了值班人员，金小鹏却因为祖父病重赶回江苏老家，没有参加值班，后来赵亨利甚至对金小鹏说他祖父的事是编造的。到了下一个假期排班时，我听到赵亨利有些故意地说：排班时要找靠得住的，别到时候谁的爷爷又死了。赵存生则要厚道些，没有说什么话。
1988年北大迎来了90周年校庆，确定5月4日当天在大讲堂举行庆祝大会，虽然总体规模不能和后来的百年校庆相比，但也是相当隆重了。事先我们得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要在校庆大会上发表一个讲话，讲话稿由北大提供。于是赵亨利让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分别起草一篇李铁映的讲话稿。我也认真地进行了思考，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提出北大应该在国家发展中起到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赵亨利看了以后态度挺好，笑着说领导上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然后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让我看了。我看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话，诸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5月4日当天庆祝大会的规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领衔出席，其他到会的还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王汉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领导、各界名流更是济济一堂。庆祝大会气氛很热烈，但是李铁映讲话时却出了问题。李铁映用的就是赵亨利起草的稿子，当年的北大学生是不大给领导、名人们面子的，他们没耐心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于是李铁映讲话时全场嘘声不断，搞得他很是下不来台，后来一直都对北大耿耿于怀。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赵亨利的责任，即使李铁映的讲话是别人起草的或是他亲自写的，估计基本上也还是那些内容。
赵亨利号称是北大的笔杆子，校党委许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颇有些自负，认为自己虽然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强。任彦申曾说过他刚来时领导们讨论文稿，感觉赵亨利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任彦申很会写文章，态度才变得好起来。不过赵亨利的文章在我看来和他本人有些类似，干巴巴的，可以说是既无思想又无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虽然赵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陈佳洱校庆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找他起草的。这篇讲话除了罗列了一些官方口径的北大历史之外，就是表达了几个决心，没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见解。我听了之后感到内容实在干瘪，同百年校庆这样重大的场合实在太不相称。任彦申大概心思不在这里，也不好干预陈佳洱的讲话内容，事后他也说一听就知道是赵亨利的口气，对这篇讲话很不满意。过了若干年，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听见赵亨利的夫人对人说，（陈校长讲话）谁写的都不行，后来陈校长找了我们家老赵才写好的。
不过赵存生、尤其是赵亨利给我的主要印象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形成的。赵存生一向是谨小慎微的，比较听话，对上面的决策历来是拥护的，他或许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风波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言行；赵亨利则不同，最初我以为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以及和金小鹏之间逐渐产生的矛盾，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官方立场的维护。政治风波开始之后，由于相当一段时期内形势十分复杂，上面的态度也不明确，办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几位党委领导在内，都会或多或少表达一些看法和忧虑。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亨利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到了《人民日报》4o26社论发表之后，赵亨利却马上表示坚决拥护，而且口气很坚决、态度很强硬。但是在之后一段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赵亨利又开始一言不发，持续到宣布戒严，随后又是闭口不言。总之政治风波期间赵亨利要么不发一言，要么就是强硬发言，发言或不发言都取决于形势是否明朗化。
不过赵亨利最令我刻苦铭心的言论还是在政治风波之后。对于最后的流血结局，我想这也是包括决策者在内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赵亨利则不然，他曾以非常轻巧的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这不多嘛。我当时在场，听了他的话确实直觉得后背发冷。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曾说过有一些评论是可以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赵亨利的话确实让我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由此我才开始对鲁迅有了一点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风波之后党委办公室、研究室的情况也比较微妙。我们几位年轻人政治风波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思想上的倾向，党委领导和单位的老同事一般都比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赵亨利则非常强硬，调子很高，大有将异己彻查到底的势头。首当其冲的是金小鹏，其实金小鹏政治风波之前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于之前积累的矛盾和金小鹏的一贯立场，他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他离职。这个决定主要应该是赵亨利提出的，当然赵存生也不会反对。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赵亨利对金小鹏进行了尖锐指责，赵存生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我当时也受到不少压力，不好多说话。倒是在二赵眼里一向比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刘乐坚，虽然平时不多说话，这时候却为金小鹏讲了不少公道话，令人大为佩服，当然刘乐坚随即就得到了被二赵谈话的待遇。迫于当时的形势，金小鹏也做了自我检讨，勉强通过了党员重新登记，不过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委研究室。那段时间我看到赵亨利咄咄逼人的态度，为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会上夸赞一些老同志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像有的人一看形势不明朗就一言不发。那次会上赵亨利不在场，但我是有意针对他说的。
虽然赵亨利政治风波之后表现得很积极，态度很强硬，但他就像风波期间一些调门很高的人一样，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风波之前就风闻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风波之后反而原地不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学珍、赵亨利联名发表了一篇《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我印象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以官方需要的口径重新解释了北大的传统。文章主要应该是赵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利”这两个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发表时用的是“赵恒力”的名字。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宣传了文章的观点，赵亨利那段时间自然也颇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后的几年身体状况一直较差，但基本上还能坚持工作，只是1993年下半年后病情有所发展，曾回西安家中休养了半年。1994年春节后我感觉身体有所好转，从西安回来准备上班。当时我只有30岁出头，虽然病情不稳定，迁延难治，但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这么年轻就长期休病假。赵亨利和我谈了话，其间一直板着脸，态度冷若冰霜，让我要么继续治病，要么像正常人一样上班，说话时根本不抬眼看人。我当时可能是因为久病不愈，心理比较脆弱，谈话过程中感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不能在他这种人面前流泪。后来算是开恩让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赵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十年的同事关系。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总编苏志中闲聊，苏志中说赵亨利接替他时，他告诉赵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国外跑，结果他一年之内就出了四次国。我知道赵亨利是爱显摆的人，好容易有了这个位置和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呢？赵亨利虽然当上了总编，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在出版社干了没几年就年龄到线卸任了。我和赵亨利共事期间实在是领教够了他的为人，不过以前我们每年元旦时要在办公室搞一次新年聚餐，有条件的同事每人会做一个拿手菜带到办公室。赵亨利的东北大拉皮做的确实不错，荤素搭配、爽口不腻，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后我虽然在东北或其他地方多次吃过大拉皮，但还没有吃到比赵亨利做的更好的。
赵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当初调他兼任这个职务时，听说他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时，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存生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赵存生个性比较软弱，属于那种给他权力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领导，在下属面前也没有多少威严。虽然他当上了副书记，但平时出头露面的时候并不很多，经常是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文件，有一两次还借过我的书在办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领导都忙不过来时，有些活动才请他出面圆场。不过赵存生为人确实比较和善，在副书记的任上也中规中矩，没有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赵存生对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关照，但也还说得过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听说赵存生也提出过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不过他毕竟比较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旦其他人说一句否定的话，他也就没有其他话了。1999年底我离开了办公楼去了统战部，赵存生当时也分管统战工作，经常会参加统战方面的活动。2001年我开始在北大校报上写专栏评论，校报的清样要经过赵存生审批，第一篇文章见报时他还亲自给我修改了题目，此后我写的内容他都能顺利放行。只是2003年春天闵维方、张维迎搞所谓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我写了一篇《“改革”杂谈》的评论，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北大的事情，但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实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多有批评和讽刺。赵存生审查后没有批准，以他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03年北大第十次党代会后赵存生离开了党委副书记的岗位，此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担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也很少能见到他。赵存生卸任后那几年写了不少长篇文章，不过他的文章我看的不多，总的感觉是比较规范，四平八稳，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为主。赵存生确实是非常勤奋的，在他查出绝症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就汶川地震而写的关于民族精神的一万多字的长文。他应该也是比较清廉的，除了他以政工干部出身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上了博导，难免有领导职务的作用之外，其他方面应该没有为自己谋取多少利益，他也不擅长搞权力运作那一套。大概就在他去世的一两年前，我有一天晚上还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老伴一起乘车回家。到了2008年快放暑假时，我忽然听说赵存生患了癌症，此时我已定好了去海南探亲的行程，没有顾上前去探望。不想假期在海南时就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只好委托其他人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代我签了一个名，多少表达一点悼念之意。
我和赵存生、赵亨利都有过多年共事的经历，也一起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总体而言，他们两人虽然是搞政策研究的，都写过不少文章，但基本上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形之下，赵存生更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不过前后比较一致，而且他性格比较温和，为人处事不失宽厚之处，也没有刻意的整人害人之心。赵亨利则不同，他虽然曾表现出比较开明、开放的一面，只是由于职务的上升和个人的恩怨，特别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刻意地在观点、立场上迅速做出转变。不过他的变化过于明显、生硬，还要挟嫌报复、借机整人，只能令人反感。好在中国人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对此类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况且社会毕竟是发展进步了，赵亨利的那一套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
我到办公楼上班的时候，陈佳洱已经是北大的副校长了，虽然时常在办公楼遇到他，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说起来有些好笑，我第一次对陈佳洱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是在浴室里，那时候大部分北大老师家里都没有洗浴设备，需要洗澡了就到位于燕南园西南角的公共浴室去洗。虽然分设了学生和教师的洗浴间，但全校几万人只有这么一处浴室，排队洗澡的人太多，师生们往往也就不分彼此了。浴室里面则多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洗澡的人大大多于喷头，一般只能先冲一会，然后在一旁搓泥、打香皂，再去等喷头，经常有人长时间占着喷头。有一次我洗澡时就碰见了陈佳洱，我几次看见他稍事冲洗，就主动离开喷头示意旁边的人先用，大家在一片水蒸汽中裸裎相见，估计也没有人注意这位身材瘦小的副校长。在办公楼有时也听人议论起陈佳洱，大都是说陈佳洱是个好人，比较随和，但是原则性差一些，例如说某件事情他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报告传到他这里，他看到其他领导签字同意了，他也马上就签了。
虽然陈佳洱一直担任着副校长，但他后来又兼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基金委，在办公楼看见他的时候就比较少了。到了1996年，因吴树青校长提出他应该卸任了，上面明确新校长从北大内部产生，于是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部门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到北大对新校长的人选进行调查摸底。因为考察组要在北大住一段时间，我被校方派作考察组联络人员，陪他们住在勺园，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及部分联络工作。这次考察活动参与范围很广，进行个别谈话的有100多人，另外还在400人左右的范围内进行了投票推举，当然参加谈话、投票的主要都是学校的各级干部。对于谁将成为北大的新校长，并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人选，我和党办、校办、组织部其他一些为考察组服务的同事，也都判断不出谁的呼声最高。不记得是哪个人提议的，我们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预测的校长人选，一起放到一个信封里密封起来，约定等新校长宣布后，再打开看有谁猜对了，由猜错的人请猜对的人吃饭。后来我们约在勺园打开了信封，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写的是陈佳洱，于是只好按AA制的方式聚了一次餐。
这次校长人选考察是我知道的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程序最多、参与范围最广的，我们这些联络人员虽然无法知道考察结果，但多少能判断出几个呼声较高的人选，结果却无一中的。考察组所有的谈话、调查结果都是秘而不宣的。根据我的观察，虽然新校长人选会比较分散，但陈佳洱那几年的工作主要在基金委，在北大的时候不多，他不大会是得票最多的，据我所知他也不是任彦申属意的校长人选。可能的情况是上面已经确定了校长人选，所谓的谈话、投票只是在走程序，尽管为了这些程序需要付出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外那段时间我一直跟着考察组，为他们联络服务，自认为没有什么明显不当，后来却有人跟我说考察组的人对我很不满意。我开始不太理解，不过又深入地想了想才释然了：这些考察组的人所到之处如同钦差大臣，服务人员无不跑前跑后、点头哈腰地伺候着。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呼，做的肯定没有别的地方那样到位，当然让考察组的人很不满意。
宣布校长任免的干部大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几位上级领导及吴树青、陈佳洱等人在主席台就坐后，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任彦申宣布会议议程，说明由前任校长吴树青讲话后，再由新任校长陈佳洱讲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了陈佳洱是新任校长，但任命决定还需要由在场的上级领导正式宣布，任彦申提前就把新校长的名字说出来了，引起台下一片嘈杂。陈佳洱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说要时刻牢记“北京大学校长”这六个大字的分量和责任，用“六个大字”的提法形容北京大学校长，似乎只有陈佳洱做过如此表述。
陈佳洱上任后我曾为《今日名流》（后来被停刊）杂志写过一篇他的专访。《今日名流》对北大的新校长也很关注，早在新校长上任前就和我约了稿。陈佳洱同意了采访，但又说他时间有限，让我趁他有空时再谈，后来他分两次对我谈了他的主要经历、想法。稿子后来发了，主要是介绍了北大新校长的产生过程，陈佳洱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任北大校长后所面临的形势。此类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宣传的，所写的大都类似于一些先进事迹介绍，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我除了写专访找过陈佳洱之外，直接见到他的机会也很少，不过曾为他写过一些讲话稿，例如开学、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讲话之类，这类讲话不需要校长具体指导，我只需起草好交给校办就行。但有一次我要为陈佳洱起草一篇关于科研问题的讲话稿，这类讲话不宜只说些一般性的套话，我只好去他的办公室听听他的想法。陈佳洱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我记得他说了“基础研究很重要”的话，此外没说其他问题。基础研究确实很重要，不过我觉得陈佳洱作为北大校长，作为一位核物理学家，他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应该有一些独到的认识，我需要知道他的想法才好去起草这篇讲话稿。作为一位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行政工作人员，我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会有什么体会。陈佳洱也许是觉得“基础研究很重要”是一个基本命题，不需要具体解释，或者是他虽然认识到了，但不能从理论上很好地阐述。总之我一无所获，只好根据报刊上一些一般性的提法起草了讲话稿，我自己完全不记得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陈佳洱后来用了没有。
陈佳洱虽然在理论上和行政能力上都没有突出之处，但他身为北大校长却没有什么架子，平时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1998年我住进了畅春园由筒子楼改建的一套一居室住房，陈佳洱就住在旁边的楼里，也不过是一套70平米的老式三居室。北大西门对面的蔚秀园是我们上下班的必经之处，蔚秀园门口有自行车修理摊，有时我会看到陈佳洱拿着打气筒撅着屁股给自行车打气，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年纪又大了，打起气来比较吃力。有时候也在办公楼门口看见他打气，不过好在会有人过来帮忙。比起现在办公楼前北大的领导们出行时前呼后拥，一律从奥迪车上进出的场景，陈佳洱撅着屁股打气的形象实在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北大很多人的印象中，陈佳洱确实是个老好人，他任校长期间的党委书记是任彦申。陈佳洱在政治上、行政能力上完全不是任彦申的对手，于是北大的大政方针明显都是由任彦申主导的。陈佳洱任职期间赶上了北大的百年校庆，但有关百年校庆的一系列策划、活动主要都是由任彦申决定的，我曾听同事说在安排校庆活动最繁忙的时候，还看到陈佳洱有空看专业方面的资料。当然对于北大百年校庆的规格陈佳洱也是乐见其成的，于是我们就在庆祝大会上看到了紧跟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只是笑的合不拢嘴的陈佳洱。在如此重大、百年一遇的场合里，陈佳洱作为校长的讲话也毫无出彩之处，只是流水账似的罗列了一些北大的历史和所谓的成就。
我对陈佳洱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影响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应该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不过作为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思路或做法都乏善可陈。我曾听人说过以前陈佳洱在系里当教研室主任时，教研室里有了矛盾、问题，陈佳洱还要回家问妻子该怎么处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实在难以设想他是怎么应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北大的。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校的办公会议，会上正在讨论北大和北医的合并，讨论到合并后领导班子的安排问题时，我看见陈佳洱满面笑容地说：（合并之后）校长也可以让他们当嘛。虽然他说话的语气并不正式，不过也能感觉到他这个校长当的并不如意，让给别人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的心态。1999年北大搞所谓机构改革，取消了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据说时任秘书长找陈佳洱抱怨，陈佳洱竟然不知道秘书长的职位已经取消了，他这个校长的权威由此可见一斑。陈佳洱做北大校长可能是上面安排的，未必完全是他本人的愿望，他不失为一个好人，但把他放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以他的性格和能力，显然不足以胜任。陈佳洱仅任职三年多，还没有任期届满，就调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他似乎也是比较愉快地离开了北大校长的岗位。
作为构成北大主体的师生员工，我们从来都没有选择校长或其他任何一位校级领导人的权力，虽然上面有时候也搞一点民意调查，但往往只是走一种形式，我们只能被动地迎接一位又一位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以前官场上风气还比较正，权力部门做事相对比较规范，还能选拔出丁石孙这样形象、能力都很优秀的校长。陈佳洱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民意基础，他在校长的位置上也不能令人满意，但起码还是一位比较正派、朴实的校长，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不能在学校领导人的选拔任用机制方面有大的改变，那么北大人或许就会不断有一种“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觉，从而使北大校长这个本应该受到高度尊重的身份越来越令人失望。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我在党委办公室不时会见到一位个子比较高、头发比较白而稀疏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历史系主任何芳川。何芳川找郝斌的时候比较多，郝斌是历史系出身的。后来我和何芳川也熟悉了，他进来后看到我，有时会来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并大声说：谢老师好！何芳川当时应该有五十几岁了，又是教授、系主任，我只是个30岁左右的小秘书，受他如此大礼，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没有多想，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种风格。后来何芳川当了副校长，在办公楼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了，他对人还是很热情，但似乎不再行鞠躬礼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的同学曾楚风找到我，他们准备出一期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专刊，要组织一批文章。他们听说何芳川的父亲何兹全老先生，何芳川本人以及他的女儿祖孙三代都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觉得很有新闻价值，想请何芳川就此写一篇文章。我到何芳川的办公室向他说了这个意思，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当即表示同意，并强调说自己是很会写文章的，但也说了他时间很紧张、非常忙的话。此前我知道何芳川曾是梁效班子的成员，对梁效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其班子成员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过了一段时间，何芳川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我。何家祖孙三代都毕业于北大的经历，无论从历史、家庭的变迁还是从个人的感悟上，应该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何芳川交给我的文章只有一千余字，题目我记不清了，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介绍了何兹全老先生的经历，对他本人的事情说的很少，对女儿则只在最后提了一句，基本上就是一篇何兹全老先生的生平介绍。我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只好将文章交给曾楚风了事。
何芳川任副校长时主管文科，我听有的同事说他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夸夸其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自然无从置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说北大要搞一项“盛唐工程”，大概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项目，我估计这个项目可能是何芳川的主张。其间我偶然参加过一次有关“盛唐工程”的会议，何芳川在会上大讲“盛唐工程”的意义，还说“美国朝野”都非常重视。我不禁有些纳闷，美国“在朝”的人知道中国唐朝的或许还有，“在野”的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外，恐怕是没多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唐朝的，不明白何来“美国朝野”重视之说。但是何芳川讲话时情绪很激动、态度很严肃，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何芳川此前曾提出北大文科要“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文科要集中力量，争取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出一些重量级成果，“盛唐工程”大约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我还是不明白“开大船”和文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什么必然关系。
又过了几年，何芳川不再担任副校长了，但还担任多种职务，是北大校园里非常活跃、忙碌的一个人，一直到2006年去世。何芳川去世后吴志攀写文章怀念，对他没有当上文科资深教授深表惋惜（文科资深教授为北大设立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职位，待遇上相当于理科的中科院院士）。我对何芳川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知道北大的文史哲诸系毕竟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学术水平高的大有人在。历史系的文科资深教授只有一两位，何芳川即使不担任行政职务，专心于学术研究，也未必就能排的上。不过在北大早就成型的“官本位”体制下，利用职权谋取学术地位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好在我还没有听到过何芳川争当文科资深教授的传闻。
在北大许多人的眼里，何芳川都是一个非常热情、风趣的人，他可以和车队的司机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历史系学生则亲热地叫他“何爷爷”。但我总感觉他和官场上的人似乎更亲近些，例如他可以称党委副书记岳素兰为“素兰书记”，称时任校长助理的吴志攀为“小老弟”，诸如此类。在学校的会议上要发言时他会向许智宏说“芳川有本上奏”，说到激动处则“声音哽咽、眼里留出泪水”（见吴志攀纪念文章）。百年校庆之前，我听任彦申讲他很赞许何芳川的说法：北大出现了非常祥瑞的气氛，非常向上的势头。这些话当然是任彦申喜欢听的。同何芳川平时给人热情、温和的印象不同，我听他讲话时往往感觉他很严肃，有时甚至声色俱厉；虽然他见到我这类人时还是很热情，但好像也不难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漠然。
有一次我在勺园餐厅遇到何芳川，我看见他一边吃红薯一边劝我们要多吃粗粮，说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何老先生夫妇当时都九十多岁了，我以为何芳川有家庭的长寿基因，又这么注意养生，应该也是会长寿的。不想此后没过多久，却突然听说他患了白血病，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一月多，以67岁的年纪死在了父母前面。何芳川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他不担任副校长之后，仍然有一些显赫的职务，经常要在各种场合出头露面，有人曾议论说何芳川虽然退下来了，但把自己的退路都安排的好好的。另外以我的私心揣测，何芳川虽然对所有人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许是刻意做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处世策略，尽管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但也难免有些过、有些累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健康。另外我还有一种经验：往往越是职务高、权力大的人，面对绝症时心理承受力越差，更容易出现崩溃，可能是他们要失去的东西太多。我没有见过最后时刻的何芳川，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我所写的仅仅是和他有限接触中的一点印象，不能代表他的整体形象。如果我的看法中有冒犯和唐突的地方，还请何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
许智宏是1999年底接替陈佳洱出任北大校长的。同陈佳洱上任前进行过大范围的考察不同，许智宏的任命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只是有所风闻，然后就看到他直接上任了。按说陈佳洱当校长只有3年多，不应该这么快离任，不过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过问的。对许智宏的背景我没有什么了解，只听说他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曾长期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来北大前是中科院副院长、院士。
许智宏到任的时候，北大正在任彦申、陈文申主持下搞所谓机构改革，我所在的党委研究室扩编为发展规划部，人员、职能都有所增加，据说要负责全校的发展规划。我估计自己在这种强力部门没什么竞争力，恰好因党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要退休，时任统战部长卢咸池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统战部工作。我考虑统战部可能没有多少权力、利益方面的纠葛，大概比较适合我这样喜欢散淡的人，于是就此离开了工作过十多年的办公楼，当然以后也就不会有多少机会见到许智宏了。
许智宏上任初期我只是在个别会议上听过他讲话，讲话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那一口浓重的苏南、上海一带的口音我也听不大懂。我虽然很难见到许智宏，但是他从中科院带了一位秘书过来，我在勺园餐厅吃饭时和这位秘书聊过几次。1999年北大搞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怎么制定的我不清楚，到1999年底公布出来并开始执行。我认为方案有很大的弊端，就写了一篇6000字的意见转交给任彦申等领导。任彦申没有理会，他很快也调到江苏去了。我想许智宏是新来的，或许可以听一些意见，就和他的秘书谈了对人事分配制度的看法，并将我的意见请他转交给许智宏。过了些日子，秘书告诉我说许智宏看了，但是之后再没有下文，我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了。
不过这位秘书后来却出了点事。大概在许智宏到任一两年后，秘书报考北大的在职博士生，和其他几个干部通过研究生院的相关人员拿到了英语试题，他们也不知道策略些，考的分数都很高，于是被人告发了。调查的结果是他们作弊了，于是许智宏的秘书被调离岗位，安排到北大的校办企业工作，其他牵涉到的干部也分别进行了处理。虽说是秘书出的事，许智宏多少总该有一点表示吧。北大校方经常口口声声说要和国际接轨，尤其是将哈佛大学视为圭臬，可是哈佛的前任校长萨默斯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女性学理科天生不如男性的言论，就遭到了激烈的抗议和抨击，不得不引咎辞职了。我们虽不敢指望哪位领导会引咎辞职，不过许智宏对他带来的秘书多少总有些失察之责吧，但我没有听说他在任何场合里表示过歉意。在这些事情上北大校方是从不强调与国际接轨的。
许智宏是北大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我则是边缘部门的边缘人物，虽然他当了9年校长，但我见他的次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对他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不过就是在我极为有限的视野里，还是有一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
有一年学生资助中心搞活动，因统战部长外出，我顺便被中心主任邀请参加了。我在北大虽然工作多年，由于身份低微，参加学校各单位组织的会议、活动很少，另外我也越来越不愿意去这类场合，主要是见不惯活动组织者的铺张以及对领导们的谄媚。但是如果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也确实不知道人家都搞到了什么程度。那天学生资助中心的活动是在勺园二号楼餐厅举行的，我进去后就被餐厅正中挂着的大横幅震惊了，横幅至少有20米长，上面写着衷心感谢许校长及学校对我们的关爱等字样。我以前确实没有在北大见过这么长的横幅，顿时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了。活动的主题是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但主角自然是许智宏，其中的一项议程是向许智宏献感恩贺卡。学生主持人以十分激动的口气念了贺词，我只记得说有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如何如何，其他的话我记不清了，总的印象是贺词写的极为煽情、肉麻，我确实有一种被“雷”到的感觉。当然许智宏一直是笑眯眯的站在台上听着并接受了贺卡。
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参加过学校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次筹资工作会议，会议是在京郊召开的。第一天上午许智宏到会并讲了话，我记得他说自己有一天没什么事，就到大觉寺去喝茶，知道了茶馆的老板是中文系的学生。许智宏的意思是说北大向校友筹资不要光盯着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人文类的毕业生也可能是有钱人。他的这个话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后来给北大捐赠手笔最大的校友，恐怕就要数中文系毕业的黄怒波了。大觉寺茶馆我此前和一位当老板的朋友去过一次，对我来说消费确实很贵，很羡慕许校长是既有钱又有闲的。那天讲完话后许智宏就离会了，我也没有再看见他，不过我从会议组织者那里听说许智宏当天晚上又回来唱歌了，而且还有人找来了学生艺术团的女生陪着唱，还说了有的中年女士开始也兴致勃勃地唱，后来感觉气氛不适合她们在场，就主动退了出去。
其实许智宏和年轻女性的交往校内早有不少议论。在办公楼上班的人都知道，经常会看到一些时尚、漂亮的年轻女子来找许校长。我在办公楼做过多年秘书，一般人来找领导都要先问一问，但只要是这些年轻女子来找，秘书却是问都不问的，她们可以直接进入许智宏的办公室。我还听说这些女子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有些是学生艺术团体的女生，有些是校办企业的人员，特别是有的校办企业老总经常让一些漂亮时尚的女子找许校长，她们出入于办公楼的身影引起了很多人的艳羡。还有一次我偶然听许智宏闲谈，他说自己喜欢做饭，有时候亲自买菜下厨，说这是他的一种放松方式。我知道许智宏家在上海，他自己在北京生活，偶尔做点喜欢吃的饭菜也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我却又听人说许智宏并不是自己做饭，而是会有一些女生到他的住所和他一起做饭、聚餐。我难辨其真假，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许智宏的放松方式又只能令人羡慕了。
许智宏出国访问、去外地出差的机会很多，我还听说他有时会指名带某些部门的年轻女士随同。在北大有些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女干部受到特殊待遇，乃至获得升迁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还传出“许校长好幼齿，周校长喜熟女”的说法。周校长对几位“熟女”的关照我有所耳闻，但是倒没有听说哪位女干部的升迁和许智宏有特别的关系，或许是需要他关照的人太多吧。不过我又听说有的比较漂亮的女生被选留到学校机关工作，似乎又和许智宏不无关系，当然这样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养眼的功效。
我有一次外出开会和一位其他学校的干部同屋，闲谈时听他说：你们许校长怎么看起来色眯眯的。我仔细想了想许智宏的神态，他平时总是满脸笑容，经常笑的眼睛眯起来，嘴角似乎也有点歪，给人的感觉是有些轻浮。我确实很看不惯，但又不能准确形容出来，经这位干部提醒，才算找到了一些感觉。有一次学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先到英杰交流中心安排会场。许智宏可能是刚在附近参加完其他活动，提前来了。提前到场还有几个负责摄影摄像的人，看见许智宏进来，其中的一位女士迎了上去。许智宏对其他人只是略表示意，但对这位长相比较普通，看上去也不很年轻的女士却非常热情，说了一句：哎呀，你来了！随即双手紧紧握住这位女士的两只手摇晃着，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正常的握手礼节，同时嘴张到最大程度地笑着。让我感到他的热情程度实在是有失身份，可能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另外有一次我参加了某个会议，倒没看见许智宏的表情，却看到一位女生遇见许智宏后非常激动，回来后连声说：我终于见到校长了，我终于见到校长了。又令我不禁想起刘震云小说《新兵连》里新兵看到军长的情景，我这个“老兵”只能在心里暗暗地觉得好笑。
我除了偶尔能当面见到许智宏之外，还经常会在北大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他。镜头前的许智宏似乎更让我有轻浮的感觉，他讲话时总是身子前倾，哈着腰，而且不断地左右来回晃。电视上看见他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也是晃悠悠、轻飘飘的感觉。姿态虽然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不过以许智宏的身份，又是在公共场合，应该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以前我每次见到丁石孙校长，他的身影总是挺拔的；陈岱孙先生90多岁时在校园里散步，我看到老人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笔直。但许智宏却从来没有让我有一种庄重、挺拔，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
许智宏是搞植物学研究的，是中科院院士，不过他是先当了中科院副院长，然后被评为院士的。虽然院士在中国是一种最高的学术头衔，不过熟悉中国大学、科研院所情况的人都知道，有行政职务的人往往更容易评上学术头衔。对许智宏的专业研究我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他在业界的地位，我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许智宏平时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北大校长任内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当校长后的头几年还兼任中科院副院长，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去全国各地参加各类活动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出国访问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常常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北大新闻网上对许智宏的行踪一般都有报道，我大体估算过，他每年不在学校的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在学校的时间又有多少是用于工作就不得而知了。
许智宏在北大当了整整9年校长，北大历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名义上担任校长的时间比他长，但他们实际主持校务的时间并不很长，他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实际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许智宏长达9年的校长任期里，我虽然多次听过他的讲话，但仔细地想一想，竟想不起一句让我觉得很受启发或者是很振奋人心的话，也没有见他办过一件比较得人心，能让人回味的事情。
许智宏在北大学生中确实有比较高的威望。他每次在学生中出现，都能获得热烈的掌声，甚至卸任后出席学生的活动，也总是能获得比现任校领导们更热烈的掌声。许智宏还以在新年晚会上演唱《老鼠爱大米》、《隐形的翅膀》等流行歌曲而受到学生们的热捧。我没有参加过此类场合，也不了解现在学生们的心态。我看过许智宏唱《隐形的翅膀》的视频，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唱小女生的歌曲，何况又五音不全、严重跑调，实在让人感到不伦不类，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认可。对此类现象我确实不大理解，我只能认为同过去相比，北大的学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了多年的应试教育，总体上他们大概已经被驯服了，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太复杂的事情，不知道北大校长曾经有过其他的形象，或许他们心目中的校长应该就是许智宏这样的。对学生们的幼稚我无话可说，不过许智宏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不是高屋建瓴地指导学生应该怎么做，告诉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而是以唱流行歌曲这些方式迎合、讨好学生，赢得一种廉价庸俗的赞扬和崇拜。于是被有些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还寄予期望的北大校长、学生，却是在一片的歌舞升平中互相欣赏、其乐融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概已经完全不知道北大传统为何物了。
许智宏9年的北大校长当得可谓有滋有味，听说他卸任时曾到学校的一些部门告别。我所在的统战部远离办公楼，又不是权力部门，他始终未曾踏进过一步。许智宏去了办公楼旁边的红一楼，到了组织部、宣传部、发展规划部等部门，但惟独没有去也在红一楼里的纪委，过其门而不入。听说时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丽梅为此颇为生气，原因据说是王丽梅曾受上级部门委托找许智宏了解过和他有牵连的事情，许智宏对此不满。其实北大纪委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查校级领导，更不会有意针对许智宏，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既然是来告别的，却连这一点顺水的人情都不愿做，此人的器量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许智宏卸任后我基本上没有再见过他，只是偶尔看到他出席活动或发表言论的报道。他卸任后倒是讲过几句真话，例如他说过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他说的只是些对中国高等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许智宏任校长的9年也是北大不断被各种“负面新闻”困扰，学校声誉急剧下跌的时期，虽然这种局面不是他个人能承担的。但他除了进行过一些无力的辩解之外，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问题的所在，更没有因此影响到他在北大的愉悦心情和多彩生活。他用足了北大校长这个身份带来的名气、地位、快乐、荣耀，即使他卸任之后，北大前任校长的光环仍然可以让他过的十分惬意，或许他还能继续惬意下去。
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之前，王德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初北大和北医大合并，原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离，王德炳担任了合并后的北大党委书记。王德炳曾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北大的党委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显然是过渡性的，是出于北大和北医合并后的平衡而做的安排。我见过王德炳的次数不多，对他没有多少了解，总的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王德炳任职后不久就发生了邱庆枫事件。当时北大文科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到昌平校区，政治学系女生邱庆枫在从北大返回昌平的途中被人杀害。此案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应，学生要求为邱庆枫设灵堂、开追悼会并要求校方道歉，引发了校内群体性事件。此案迄今未破。上面对北大的要求历来是稳定压倒一切，北大受到的关注又远非北医可比。王德炳甫一到任就经历了这种局面，肯定会让他非常紧张。王德炳多次把自己做北大党委书记形容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足见这一事件及北大的敏感地位给他造成的压力。
王德炳的背景和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北大有多少举措和作为。他任职期间，凡是我经历的统战方面的工作，例如要推荐党外代表人士，要举办什么会议和活动，请示到王德炳那里，他一般都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只是强调一下要考虑到医学部。学校在2001年曾举行过全校统战工作会议，王德炳作为党委书记要做报告，他只是把统战部起草的报告稿念了一遍。对待其他事情，他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从王德炳本人的经历和北大、北医合并的背景看，他强调要考虑到医学部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王德炳的任职情况我了解的很少，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倒是刚刚宣布他卸任之后，我在勺园餐厅吃饭，听到他对周围人说卸任当天他就举行了家宴，庆祝他不当北大党委书记了。对于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党委书记一职，王德炳毫不恋栈，如同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其朴实、率真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王德炳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年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都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即将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王德炳卸任后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记录，他在会上说：现在大学校园内外商业气息太浓，大学应该安静下来，避免浮躁；农民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农民收入提高不了，就不能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自己回河南南阳老家看了看，在南阳农村很多小孩都上不了学，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很普遍；医德医风也是人文教育的问题，现在片面强调科技，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