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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大学生儿子状告父母
家庭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养孩子上大学的新闻不少。多少优秀苗子因无钱上学最终含泪离开校园，多少人因无钱交学费梦断大学路。但江苏连云港市一即将上大二的大学生却觉得父母供应自己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眼看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竟状告父母。
家庭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养孩子上大学的新闻不少。多少优秀苗子因无钱上学最终含泪离开校园，多少人因无钱交学费梦断大学路。但江苏连云港市一即将上大二的大学生却觉得父母供应自己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眼看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竟状告父母。该名大学生就读南京某学院，暑假过后就要上大二了。今年暑假，男生在和父母谈起学费时，他父亲郑重地对他说：“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家里生活仅靠你妈打工维持，我每月要花几百元的治疗费，你在学校每个月要1000元生活费，我们坚持了一年，家里值钱东西都已经卖了，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已经借遍了，现在实在无力供养你上大学了。要不你先找个勤工俭学的事做，自己赚钱交学费。”父亲的无奈之举在这位大学生看来，简直是荒唐。男生觉得为什么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父母竟要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法律上不是说要保障受教育权吗?眼看父母是拿不出自己的生活费元大学梦了，男生一气之下把自己的父母诉至连云区人民法院。在法庭上，他请求法庭判令父母继续支付自己今后三年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连云区法院经过调查发现男生的父母确实生活困难，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此案以男生撤回起诉而终结。最后，连云区法院己将小柱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该院干警不仅为这位大学生捐助了全部学费，而且还派专人给他家送去了2000元。儿子不理解父母的苦，竟通过打官司的方式逼迫父母承担自己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这位大学生不仅在道德层面缺乏认识，就连对法律的认识也是白纸一张。父母有没有义务提供儿女的大学费用？据我国法律规定，已经年满18周岁的就读大学的青少年子女，父母没有承担学费、生活费的义务。因为子女既然已经达到18岁，而且到了大学深造的阶段，完全可以通过课余做家教、打临时工、获取学校奖学金、申请助学贷款等方式养活自己，受教育的权利理应由自己来行使。况且案例中的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大学生。因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大学生儿子状告父母一事，实在是社会的悲哀。在国外，此事根本无法立足，因为国外的学生一旦上了大学，必须自己打工交学费和支付自己的生活费，只有少部分是父母提供。外国学生的独立足以让这位状告父母不交学费的大学生儿子汗颜。父母没有义务帮已成年的孩子交大学学费，交与不交还得视个人家庭情况而定，有钱固然可以出，没钱也不是父母的错，毕竟谁家的父母不想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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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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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占了四成
——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席国际学生招生官Tim Ravey
本报记者 原春琳
中国青年报
&&&&教职员工和毕业生中，有71人是诺贝尔奖得主，9人获沃尔夫奖，7人得过菲尔兹奖，15人拿了图灵奖，45人被授予麦克阿瑟奖，另外还有20人捧回奥斯卡金像奖……
&&&&凭着这一串闪耀的成绩，在很多国家的大学排行榜单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被认为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
&&&&不过，在我国，很多人对公立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我们是公立大学，这意味着我们是公众建立的，也是为公众建立的。学校不是我们的，而是所有人的。”近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席国际学生招生官Tim&Ravey在北京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解释公立大学的含义。
&&&&Ravey以一种更直白的方式来诠释公立的概念——伯克利坚持优先录取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也就意味着在伯克利有不少穷学生。事实上，在伯克利，40%的学生交不起学费。有钱的学生交费上学，学校把其中的30%用来资助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
&&&&“在美国，我们有个绰号，叫‘伯克利共和国’。”Ravey说。
&&&&优先录取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伯克利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比其他8所常春藤高校的总和还多。
&&&&Ravey以伯克利的亚裔学生为例，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为20%～30%。“当然，我们也录取有钱人，我们的学生中有欧洲的王子。”
&&&&Ravey自己就是家族里第一代大学生。在他之前，家里人没人读过大学，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七个人挤在两张床上。他不得不晚上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到了伯克利，这种状况依旧，他白天上课，晚上工作。
&&&&伯克利传播的理念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影响，直至改变整个世界，“至少在我的身上体现了。“伯克利给了我这样的人很好的上升机会。伯克利改变了我，我改变了我全家。”Ravey说。如今，Ravey的孩子也都上了大学。
&&&&因为招生宣传费用有限，伯克利没有更多的钱去外面做宣传。所以，伯克利的招生宣传也与众不同。如同中国高校的开放日一样，Ravey介绍，伯克利通常在八九月时对外开放。
&&&&在加州做招生宣传的时候，学校也会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去说服那里的孩子加入伯克利。
&&&&“那些地方真的很穷。”马振翼说。他也是伯克利的毕业生，是家族中第一代大学生。此次，正是他创立的美国星腾科教育集团邀请Ravey到中国来做招生巡讲。从伯克利毕业后，马振翼曾经在加州5个最穷的学校之一任教。那里一半的学生都不能毕业，很多学生把学校免费发放的午餐带回家去当晚餐。
&&&&“我们相信一旦给这些人一个机会，他们会让你惊讶。”Ravey说。
&&&&他以马振翼为例，马振翼就是伯克利的一个普通学生，读物理专业的他，在伯克利时就在太空活动中心做火星研究，并做出了第一份火星离子地图。尽管马振翼后来没有继续从事物理研究，而是投向了教育培训产业，帮助更多的人申请理想的学校，实现梦想，但Ravey还是为他感到骄傲。
&&&&每天，伯克利都有学生去穷学校支教。“这个传统历史悠久。我们的理念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从而把自己变得更强大。”Ravey说：“我们不是在做商业。学校最有价值的，就是学生。”
&&&&伯克利对GPA要求很高
&&&&与很多美国名校一样，伯克利录取学生时也不会以SAT论英雄。
&&&&加州大学的上任校长曾经在大学理事会里，大力建言加州大学系统废除SAT标准。理由很简单：SAT的可操纵性太强了。
&&&&不过，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实际上，包括伯克利在内的很多美国大学，只把SAT当成一个门槛，它们更看重的是GPA（平均成绩点数）和课外活动。像伯克利对GPA要求很高，国际学生也不例外，必须达到3.4分。
&&&&“如果说一个学生有很好的SAT成绩，那么我们就会把成绩纳入考量范围，如果他没有，那么我们就假设他会在其他方面有出色的表现。”Ravey说。
&&&&伯克利对于SAT分数没有最低限制，它录取的SAT最低成绩是1560分。Ravey也承认，这不是普遍现象。在6.7万名申请者中，有100多人的分数是满分2400。
&&&&Ravey自己录过的SAT最低分是1720分。那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生，在课外活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理解，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相关课程上的资源，SAT不高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的。”他说。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25%。
&&&&“伯克利全校的退学率是3%，这个数据不仅仅针对中国学生。”Ravey说。正因为伯克利知道这个风险，所以在挑选学生的时候，会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在学生入校之后，为了降低退学率，伯克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帮助新生与学生和老师建立各种关系。学校有一栋楼是学生学习中心，大三、大四的学生会到这里来做助教，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答疑解惑。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学习帮助机构。
&&&&师哥师姐们的热心源自伯克利的传统。Ravey说，伯克利有三个宗旨：教育本科生，赞助研究项目，回馈大众。“我们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公共服务。我们是美国最有回馈心的大学。”他说，伯克利致力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超过一半的学生都志愿在公益社团中服务。
&&&&招生官就是一个淘金者
&&&&因为是公立大学，所以伯克利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没有面试一说。招生官每年要在六七万份材料中筛选出适合伯克利的学生。
&&&&Ravey介绍，伯克利招生官专职和兼职的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每到招生季，伯克利会找很多专业读申请信的人。他自己一年要读2000个大一新生和500个转学生的申请信，而这些都还只是国际学生。“在招生的时候要从早上起床读到晚上睡觉。”
&&&&“我们就像淘金者。虽然要读上千份申请信，但是我们不想错失任何一个学生。”Ravey说。
&&&&伯克利有一个监察体系。Ravey介绍，通常至少会有两个人同时审阅一份申请。
&&&&其实，在发放录取通知之前，阅读申请信的工作早就完成了，校方在此基础上要做许许多多的检查，互相监督和评判。“在前一半时间我们是在比较每个学生，在后一半时间我们是在内部选取更有资格的申请者。”
&&&&伯克利相信招生官不会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学校领导也不可以随便干预招生官的判断。“我们更重制度，每个系统独立，确保不受彼此的影响。”Ravey说，但是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的：我们相信，但要检验。
&&&&所以在录取之后，学校同样不会停止审查。在美国，所有的录取都是有条件录取的，也就是说学校随时可以撤回录取资格。比如，学生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但是入学后发现作假会被退学。
&&&&Ravey说，伯克利最看重学生两个素质：好奇心和行动力。&“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5年的人才，而是未来20年的人才。记住，这是伯克利，我们的大学生中至少有一半都在和教授合作，做一些研究生的研究课题。”
&&&&美国名校教授对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重视超出很多中国高校的想象。Ravey说，教授都把教学看成是为未来培养潜在人才。在伯克利，一个教授和3~4个学生终身保持联系和合作是很常见的。
&&&&专业没有好坏但有好学和难学之分
&&&&去年伯克利招收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不超过300人，今年这个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不少中国学生都想选一个好专业，可在Ravey眼里，专业没有好坏之分，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好学和难学之分。
&&&&根据自己在伯克利的工作经历，他认为最难学的专业在化学、工程、环境设计这三个学院，这3个学院也是学术要求最严格的。
&&&&即便是在很多中国家长眼中好学的文科课程，在美国大学学习起来也并不轻松。Ravey举例说，他在读社会科学课时，他的老师就提出一个议题，针对这个议题，他们要读一堆书，考试的时候只有一个间休，大家整整写了四个小时。
&&&&文理学院的学习跨度是最大的，可能从哲学到应用物理或是微生物学。不过，由于每个人的天分不同，可能某一专业对某个学生来说易如反掌。
&&&&“没关系，大学给了你两年时间去充分体验和了解什么是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他说。
&&&&很多中国学生选择的专业是遵循家长的意愿，美国学生也不例外。Ravey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想让孩子学医，而学生自己不喜欢，但他还是尊重妈妈的想法，在伯克利毕业之后，他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医学院（注：美国必须拿完学士学位后才能申请医科）的录取通知书。他对母亲说：“你可能是对的，所以为了满足你，我拿到医科的录取通知书。”但他选择不去念医科，而是去念了自己喜欢的商科。
&&&&对伯克利而言，更倾向于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家庭，即出资人的意愿。
&&&&“伯克利做的不是经营一个大学，而是如何实现梦想的工程。”Ravey说：“无论学生心中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实现他们想要的。我们期待他们的成功。我们会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来获得想学习的知识，接近他们梦想的专业。如果他们在半途中改变想法，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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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笑话精选微信公众号最新文章陈坤：被欺负长大 读北影交不起8千学费|北影|陈坤|行走的力量_新浪娱乐_新浪网
陈坤：被欺负长大 读北影交不起8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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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在路上
《像雾像雨又像风》剧照
　　文/陈坤
　　我希望躺到手术台上，胸被打开让别人看。
　　我的好，我的坏，我的异类，我的虚荣，我的自私，你们都可以拿去看。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经历不一样，我的怨恨，我的骄傲，我的不真实，我想要的伟大，都可以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小时候有年夏天，有一天大姨买了西瓜回来，我们照例把西瓜放进了水井，之后坐在井边的凉板上，等待被井水浸得透心凉的冰西瓜。
　　但是舅舅的出现却改变了这样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傍晚，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那个，那个充满了热气，期待着西瓜的傍晚，记住了石缝中流出水的声音。因为，那一天，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离婚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比较少见的。小朋友因此不带我玩儿、欺负我。于是心里很自卑。
　　在我小时候，是希望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帮我的。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于是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
　　因为我从小是被欺负大的，对于弱者，我有一种天生想要去帮他的情愫，就好像我在帮小时候的自己。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超人，我觉得，当有些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现，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小姨的男朋友去找了一辆旧车，36000块，那个钱全部是我们的钱。我妈、我继父借钱凑到的。结果买的是辆破车，买过来便开始修，我们本来的梦想是借了钱开始挣钱，结果老修老修。从那以后我们家就一落千丈。在我们家反目的时候，妈妈到菜市场捡那些烂菜，她掉头发，她半夜在房间里哭。
　　有一段时间，大弟弟跟着我的爸爸和继母生活。那时候他才10岁，我爸爸开一个修理厂，一个10岁的孩子起来巡夜，你可以想象吗？就跟我儿子现在一样大。他住的地方有一部公用电话，平时有人打电话，他可以收一点钱。一年春节，弟弟从修理厂走了3站地来到妈妈家，不舍得坐公共汽车。一进家里，掏出一些零零碎碎的钱给妈妈说：“妈妈，给哥哥跟小弟买肉吃。”
　　在重庆读职业高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好容易找到一个在夜总会当服务员的工作。特别羡慕在台上唱歌的人，唱几首歌就走，收入又高，时间又短，还不影响学习。我想学唱歌，但没有钱。
　　19岁那年，报考东方歌舞团。结果我考上了。到北京住单位宿舍，我很满足。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有一天，有一扇窗是我的。
　　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只是陪他去。当时那个同事非要让我也报名，我说我不感兴趣，并且还要交几十元的报名费太不划算了。他说他借给我报名费。接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第一眼看到的是8000元学费。我找朋友介绍到夜总会去唱歌，拼命去唱。临近报到前几天，还是没攒够。一个朋友的朋友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借给我3000元，还说不用挂在心上。我永远记着这个朋友。这种仗义的气度，也很深地影响了我。
　　到了大三以后，我慢慢接了一些广告，有了一点收入，终于有钱在北京租房子。这个租来的空间就是我的王国，我在那里发呆、看碟、打坐。经常在家里蹲在地上擦地，我有一些小洁癖，希望我拥有的第一个租来的房子每一个角落都是干净的。没戏拍的时候总在那里宅着，哪儿也不去。
　　大学时代，生活压力很重，每天晚上都去唱歌，总是缺觉，加上营养不良，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有一年，许云帆回东北老家，回来的时候，很不经意地扔给我一个袋子，表情很冷静，“坤，给你的！我爸爸说这个好，我拿过来给你。”我打开一看，是一支细细的人参。现在那支人参还在我家里，已经10多年了。
　　我把欧洲回来省下的5000块钱塞给了大弟弟：“你要存一部分。万一妈妈的生活费用完了，这个钱可以应急。另外你现在交朋友了，给自己买点衣服。”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弟弟一直存着那笔钱，一分都舍不得花。这就是我弟弟。
　　那时候很拧巴，明明负担很重，却不愿意告诉同学，还故意装出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实际上心里非常脆弱、自卑。
　　有个牛肉拌饭，8块钱一份，我很爱吃，就是蹭。我蹭饭的方式还蛮骄傲的，并不是讨饭吃的感觉，总是跟同学说：你请我吃，我下次请你啊。但我的下一次老是遥遥无期。后两年好点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早上起来，叫上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请你们吃牛肉拌饭。
　　我们班史光辉有一次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铜锅涮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肉，这么好吃！但是我觉得总吃人家的不好意思，明明觉得涮肉好吃，却不怎么动筷子，忙着跟人家讲话。史光辉三杯酒下肚，“啪”的一下把筷子一拍说：“陈坤！你必须把这一盘肉全部给我吃了！你要敢想其他的，我饶不了你！”
　　我大学时候很少早退，特别记得的一次早退，是因为赵宝刚导演拍《永不瞑目》的时候来我们学校选角。
　　我想，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呢？所以我走了。
　　《像雾像雨又像风》是赵宝刚导演找我演的。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演不了陈子坤，但是宝刚导演相信我。所以哥们儿命还是挺好的，总是在路上遇见贵人。宝刚导演说话带刺儿，有一次说：“你啊，你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演不了！”当时刺激了我一下。
　　我演陈子坤的时候，有一次穿少爷的西服，宝刚导演开着玩笑说：“你看你哪像少爷，你看陆毅，多有贵气！”我就咬紧牙在那儿说：“你等着！”
　　拍《像雾像雨又像风》我拿了9万块钱！
　　第二天就去邮政局给妈妈寄了4万块。那个时候家里欠了一万多的债。剩下的5万多块有2万交了出国的押金。留了1万块给自己作为后续的生活费。
　　我从小就想当设计师，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住在法兰克福，进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就非常犯贱，机场里到处飘着奶酪和很香的面包味，我就使劲去闻那个香味。我在那边非常节约，吃个冰激凌会考虑吃一个球还是两个球。“紧着花”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快乐。我去了北欧的那所设计学院。
　　我从小就想当设计师。那个学校，我非常爱，那是我梦寐以求读书的地方。可是我去到那里的第一刻就知道了，我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读书！生活费很贵，而且不允许学生打工。后来我终于面对现实，我不可能读的，因为我支付不起。回到北京我在朋友面前还假装很开心的样子，只当去欧洲旅行了一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其实很难过。
　　好像是一夜之间，大家都认识我了。原来因为SARS的缘故，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而电视台都在放《金粉世家》……
　　于是给母亲买了一套大的公寓，给自己也买了一套公寓，弟弟结婚再买一套房子。
　　这样的一个物质实现带给我的冲击无比巨大。我有点晕眩，同时也隐隐地焦虑。常常在想：要接哪部戏能让我更红，赚更多的钱。欲望占据了思想，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有计划的：以后要分期付款买个房子，努力工作去还款，要去旅行，去吃好吃的，吃涮羊肉。
　　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打乱了我从记事以来对人生的计划，而且它们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进取的希望和快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害怕好事。一到好事我就紧张。我的职业是突如其来的暴发户。
　　从年，我的内心一直都恐慌不定，每次离开家的时候就特别恐慌。我觉得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间觉得特别害怕。那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所有的银行卡全部交给我的家人，把卡的密码告诉他们，怕自己有一天会突然死掉。
　　2007年，我开始寻找一个方法，让我放松和平静下来的方法。也许有的人会欺骗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很厉害，这一切本该属于我”。我做不到。我不能假扮“我比别人强，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的。2008年，某一天，我豁然开朗，心里生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念：我的生命中不光有我的家人需要照顾，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的生活远离痛苦，帮助他们的心态远离灰暗。这才是我未来真正要去努力的方向。拿到了名和利，你多做好事不就行了吗？做对得起你心灵的事情。
　　男人好看，年轻的时候是敲门砖，在演艺圈、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人都天生会选择一个好看的人在一起。我现在应该保持更美貌的一个形象。要真的让我发胖到特别厉害，我有点舍不得了。虽然在戴有色眼镜和世俗的判断里面，男演员长得漂亮就没有演技。要不要为了证明在这个职业里面是实力派，比偶像派高，我就把自己弄得很胖很丑，这曾经困扰过我几年。
　　我刚成名不久，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在后台遇见一个很有地位的女演员。我上去很有礼貌地握手说：“你好，我是陈坤，很高兴认识你。”那个女演员缓缓地转身，轻描淡写地瞟了我一眼，冷冷地“哼”了一下。我笑了笑没说话，面不改色地往前走，其实心里已经翻了好几遍了。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叫“记恨”，那件事让我记恨了很多年。那种刻骨铭心的憎恨和愤怒一直憋在我心里，化成一种动力，催促我不断地强大。
　　几年后，我突然发现理解了那个女演员。也许在她心里，我是一个靠脸蛋成名的空架子。到今天为止，假如一个没实力但人气很旺的明星，在我面前“得瑟”，我依然很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发愤图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喜欢挖掘人身上的闪光点，李宇春身上就有。
　　拍《龙门飞甲》，她一来就拍沙漠的戏，很冷很苦，这孩子一句话不说，认认真真地拍。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这还真不是一个不珍惜机会的人。有一天我们拍大场面，宇春晕倒了，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酷地说：“我没事！”
　　在明星的光环下，我想，最大的考验就是荣辱。
　　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正因为够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奇，每一个人都想摘。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其实我就是一颗石头。
　　有一天，我在外面谈事情，一个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想和我拍照，我客气地说“现在不方便”。那个人一转身，嘟囔了一句：“哼！不就是个戏子吗？牛什么牛！”我站起来冲他喊：“你说什么？！”但那个人没有回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跟“戏子”这两个字过不去的。
　　为了对抗这个有侮辱性的称谓，我拼命地看书、学习。后来我尝试着去思考，我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当我强大的时候，我就能承受任何人对我的侮辱谩骂。同时我也看清了，对方骂你，正是他内心自卑的表现，当他不能战胜你时，就用赤裸裸的、刻意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来挫伤你。
　　我用了10年的时间和演戏这件事“和解”。
　　《画皮》之后8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忽然发现，我从来就没有热爱过表演。同时我脑中再次跳出这句话：命运既然把我带到了这条轨道上，我应该去接受它。从我出道以来，一直在演主角，从未体会过配角的状态。我要去尝试，去探究。《让子弹飞》里的角色是我自己“争取”到的。有一天我问姜文：“我这样的偶像演员你敢用吗？”把姜文吓了一跳：“这么小的角色你来吗？”
　　小时候面对媒体开不得玩笑，特别尖锐，那是一种貌似强悍的自我保护。现在会主动讲自己的缺点。比如人家问我：“跟个子高的女演员拍戏，怎么办？”“踮跟呗。”
　　2010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东申童画”。从那一天起，我真正从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有一天我发现了，我长大了，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成为了小时候希望出现的保护我的那个人。
　　有一次，我们去香港给徐克的太太过生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都到了，我能看见他们对老爷(徐克)的尊敬。我知道，这需要岁月来积累。那一天周迅也去了，我和小迅说：“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这样。”
　　很多人都告诉我，生活应该怎么过，抽什么牌子的雪茄，喝什么牌子的香槟和红酒，我听不进去的。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花一千块喝一支香槟，花一万块买一支红酒，疯了吧？也许在一些“贵族”阶层看来我是个没有品位的人，洗澡的时候还是会随手关水，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是会随手关灯，没有吃完的东西还是会打包回去。
　　我曾经以为，这种“节约”的观念是因为过去贫穷的缘故，或者19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有一种危患意识，但直到开始在西藏行走，不断观察自己，才明白，在更高的意义上，我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约束行为。
　　走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明星的本质，也认清了名利的虚妄。既然我现在拥有这个“光环”，不如用它去成就一些好的事情。
　　“行走的力量”去年第一年做，花了10个月。这次我又一年没拍戏，全部时间在做。这个抽象的东西很慢，我都有点着急了。这次行走的过程里，我在思索行走这个方式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或者当下社会。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拍戏多赚一点钱，让我更有名一点，有可能我上杂志了，更有影响力的时候，再来推广“行走的力量”？但是最后我发现，可以两手，因为我是个贪婪的人。
　　我很好胜，但不是说我要拿第一名，而是我要认可我自己。我不服的不是输，是明明我能做到，但我没有坚持做到。
　　以前三里屯有一个老董，酒馆里的一个台湾人，会算紫微斗数。那时候我还很小，二兮兮地跑过去算，他算了一个星期，送我4个字：破屋重筑。破烂的屋重筑。你想想这4个字，太像我了。
　　摘自《中国故事：陈坤的队伍》一书
(责编： Grace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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