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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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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战场上中国的外派华工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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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代兵&计划的出笼
　　对于一战中&中国为什么要派出工人&的问题，前人一直误解甚深。普遍的看法是招募华工纯粹是列强之意，积贫积弱、外交被动的北京政府无能抵抗协约诸国剥削中国人工资源，只得屈从。此见解显然是对中国与一战关联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所致。中国在一战期间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此一发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主宰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主要共和国。垄断中国意识形态的儒教也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了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新的外交出笼问世。
　　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变革维新的气氛下，德国、美国及日本正以各自的方式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并力图创造对其有利的新世界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这种新旧力量不断冲突下爆发。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战争&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开展积极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舞台。正是这种东西方的因缘际会，使得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地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此收复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一跃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国尊敬的一员。遗憾的是，力图趁机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及复兴图谋。日本的反对导致中国的参战谋略胎死腹中，未能付诸实施。
　　参战受阻虽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战略一时受挫，但中国的信心并未因此消沉。特别是在日本于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意图更为坚定、迫切。因为中国知道，倘不如此，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遑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及收复国家主权。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以阻止日本得手，并帮助中国同协约国事业密切相联，以实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及成为平等一员的外交大战略。
　　向协约国派出华工就在这种氛围中脱笼而出。
　　用首先提出此计划的梁士诒的话说，这是中国的&以工代兵&战略。
　　梁士诒，广东人，一生身居要职。一战期间，他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参与各种机密决策，在政坛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有&二总统&之称；同时手握财权，有&财神&之号。
　　梁氏虽善弄权术，但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独到，一些外国观察家称其为&中国的马基雅维里&。
　　梁士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颇为关注，并研究一战对世界格局及中国命运的影响。
　　早在1914年8月，战争烽火在欧洲刚刚燃起之际，梁以其独到的分析，预测一战对国际格局、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呼吁中国应当机立断，主动参战，并预言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因此可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此举一可收复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声音。当一战进入1915年，梁氏进一步认为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绝对应把握时机，毅然卷入。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付诸实施。梁和他的得力助手叶恭绰在1915年夏首先向英国兜售华工计划。根据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鲁伯逊的报告，梁在1915年6月提议中国向英国派出30万华工并装备十万步枪。这些华工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换句话说，如英国接受梁的计划，中国在1915年便介入参战。
　　让梁士诒失望的是，英国对其计划并不热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提议&不可行&，因为无论选择作战或当工人都会导致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从地缘政治上考虑这是&不可取的&，英国因此拒绝梁氏提议。
　　英国的冷遇并未使梁士诒放弃他的计划。
　　他将华工计划略作修改，转而同法国接洽。修改后的计划不再有&武装华工&的字眼，&华工&代替了&武装华工&。同英国反应不同的是，法国此时也正在考虑利用华工的想法，梁的计划同法国一拍即合。法国立即接受梁的提议。
　　法、英在华招工
　　早在1915年3月，鉴于战争进展不利，法国国内人工资源严重匮乏，军方开始考虑寻求外援，使用华工便是方案之一，后因内部分歧被搁置。然而至1915年夏，随着战事的深入，人力资源愈紧，法国军方再次想到求助中国。
　　梁士诒的华工提案可谓雪中送炭。
　　首批华工于日抵达法国。法方开始时对招募华工前景颇为乐观，设想到1917年底可招募十万华工来法，甚至提出如何分配这十万华工的方案。根据法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文件，这十万华工的分配方案如下：军械部：两万；陆军部：五万；交通部门：三万。法国显然过度高估了自己的招募能力。事实是，法国最终招募到的华工远远不足十万人。
　　法国期望落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外交部与国防部门在招募问题上相互扯皮、互不配合。
　　与法国不同，英国在一开始对寻求华工援助深具戒心，并因此对梁士诒的计划置若罔闻。英国的心态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昭然若揭。朱尔典在评论梁士诒的华工计划时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然而，当战争延伸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的处境相当危险。索姆河一战尤其使英国元气大伤。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以保证英国的生存、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英国的燃眉之急。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求助中国人的尊严受损等考虑，只好退居次位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一改初衷，在1916年夏接受招募华工的提议。但英方的招募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初期颇让人失望，到1916年底，招募尚不足40人。但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到1917年4月底，3.5万中国劳工已被英国送到法国前线。根据法国驻伦敦法军武官的一份绝密报告，英国当时甚至秘密招募藏人到前线服务。
　　同法国相比，英国招募华工明显比较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在招募华工问题上配合得比法方好，不像法方互扯后腿。由于运轮吨位严重欠缺，英法在1918年初相继决定停止招募华工。
　　英法两国招募华工旨在为其战争服务，两国均属意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华工来到法国后，过的是军营式生活，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尤其如此。他们如果严重违规违法，会受军事法庭制裁。在一战期间，至少有十名英国治下的华工遭军事法庭处决。两国对待华工的态度及管理方法也有差异。整体说来，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待遇较好，工资较高，行动也比较自由。英国当局对此直认不讳。英国将军福德在其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英法两国在管理华工上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英国不准中国苦力进入各种咖啡馆，但法国则没有此限制&。英国军方甚至抱怨法国人对华工态度太友好和善，并因此给英国带来&严格管理华工的巨大困难&。英国军方对其管辖的华工受到比法国华工更多约束及更严格限制颇为自得，并建议法国仿效。
　　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工作。针对华工逃跑等系列问题，英方不思改进管理方式，反而采纳更为苛刻的条规。一些视华工如囚犯的条规出笼，充分反映了英国管理华工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
　　英军格雷上校是分管华工营的一位军官，对管理问题深有体会，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写道，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他认为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或弹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当，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对英国人的态度便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
　　华工之贡献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中国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古老的东方文明主动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力资源支持&&而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战争取胜与否，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一决雌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后盾及人力资源。诚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评：&现代战争是一种现代工业&，华工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
　　华工年龄在20～40岁之间，个个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一周七天，极少休息。华工的到来至少可以帮助相同数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线，直接参战。从这一角度分析，15万华工等于15万部队，尽管他们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华工出色的工作赢得英法双方高度赞扬。
　　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法国一位具体负责华工营的军官在向其上司汇报时写道，华工&温和、聪慧，是优秀的工人&。在英国管辖下的华工，尽管面临各种管理问题及不公平待遇，也表现优异。英国人威克夫德当时所写的华工报告就是华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见证。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英国国防部对华工的出色工作也深为赞赏，称他们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
　　由于大多数华工的工作地点靠近前线，不少人因此血洒战场，甚至为协约国捐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事业献身，本文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战争期间死于战场，战后为打扫清理战场，死于地雷、引爆炸弹等。
　　关于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案可查的是700多人。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中，需要加以论证。间接求证的办法是调查在法国的华工墓地。法国有多处一战华工墓地。在一个名叫&诺艾尔&靠近索姆湾的华工墓地，800余华工埋骨于此。
　　在另一个离巴黎不远的巴伦墓地，有1000余华工的英灵永存于斯。在巴纳克村庄墓地，201位华工埋葬在这里。把死于途中及葬身于法国的华工数字相加，我们可以得出近3000名华工死亡的数字。
　　日英国国会记录记载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如果属实的话，可以确信实际死亡的数字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国华工，法国华工并不包括在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应有一些法国华工死于战场的。还须指出，在一战期间，尚有中国水手服役于英国船艇。根据中国驻伦敦大使的报蹋侵杏448人直接死于战争行动。中国驻伦敦总领事的报告则认为863名效力英国的中国水手死亡。
　　至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一战华工中有人（包括水手）死于协约国战场，死亡率达2%以上。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华工的流血牺牲、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并未得到肯定。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所幸，在后人的不倦努力下，时至今日，中国劳工对战争的贡献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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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级栏目：谁是第一位访问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官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 [谁是第一位访问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官？]
　　有这样一位美国军官，他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里，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足迹遍布中国北方5个省份，行程5000余公里，成为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军官。他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八路军和新四军内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世界，甚至为摆脱美国政府的限制，而坚决地辞掉军职。他就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卡尔逊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　　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西德尼。他的祖先是挪威人，父亲是马丁路德派的牧师，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对幼小的卡尔逊影响很大。他于1912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很快晋升为中尉。卡尔逊曾经三次来华。　　1927年2月，卡尔逊第一次来到中国，次年6月，他在担任驻上海的美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员之后，应约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中国及远东局势的评论。在这家报社的工作人员中，有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从斯诺口中，卡尔逊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内地有一支顽强的军队，正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这支军队的名字叫“红军”。从此，卡尔逊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　　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华，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春，卡尔逊奉调回到美国，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警卫。到1937年春他第三次被派往中国时，已和罗斯福成了好朋友。临行前，罗斯福接见了他：“埃文斯，听说你又要去中国了。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经常给我写信，直接寄至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听听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卡尔逊对总统的信任十分感激，他向罗斯福保证：“我一定做到。”　　1937年8月卡尔逊乘“麦金利总统号”客轮进入黄埔江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日本飞机对这座美丽的城市狂轰滥炸。卡尔逊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放弃了去北平学习汉语的计划，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在这里，他奉命观察了整个上海战役。为了考察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他冒着炮火采访了一位给前线送饭的中国苦力：“你们为什么要打仗？你的同胞为什么而死？”这位满头大汗的苦力毫不犹豫地答道：“救国。”“那什么是救国呢？”卡尔逊故意问他。“敌人想霸占我们的家园，如果我们一齐努力，就能打败他们。”当晚，卡尔逊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中国民众的坚韧了不起，他们有着巨大的精神源泉，这样的民众是打不败的。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私访过延安的斯诺来到上海。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一败涂地，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北方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作为官方观察员，卡尔逊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共产党军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和斯诺一见面，就谈起了进入八路军控制区的愿望。斯诺肯定地说：“我相信，八路军领导人会欢迎你对他们军队的考察。”“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卡尔逊问道。“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是一批谦虚、认真的人，说话和行动都很谨慎。他们尽力征求批评意见，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迅速而又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问题，从将军到士兵都是如此。”斯诺向他讲起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听着斯诺的介绍，卡尔逊陷入沉思：这些人能够得到这样高的赞扬，必定具有超乎寻常的品质。他决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　　朱德对卡尔逊说：“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　　当时，要想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首先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卡尔逊来到了南京，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经过一番周旋，卡尔逊终于得到了盖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印的军用通行证。　　日，卡尔逊经过一番奔波，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负责人伍云甫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伍云甫立即向延安总部作了汇报。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回电，欢迎卡尔逊去八路军辖区考察，并派一名军官前来与他联系。卡尔逊闻讯后非常高兴。　　12月10日，在八路军派来的向导、翻译和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卡尔逊离开西安向山西进发。5天后，他们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附近的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亲自到院门口迎接卡尔逊一行。经作家周立波翻译，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朱德亲切地说，“我们很高兴接待你，你想看些什么呢？”卡尔逊回答说：“希望与八路军一起生活、行军甚至战斗，了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想知道一些指导你们士兵行为的准则等。”朱德爽快地笑着说：“那好，你可以接触我们的战士和干部，向他们提出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　　此后，卡尔逊用了近乎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八路军总部，与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左权副参谋长等八路军领导人多次交谈，深入八路军各营、连、排、班，同普通士兵交流，并见到了他的美国同胞、著名作家史i特莱。在此期间，卡尔逊向朱德、任弼时、左权以及史i特莱提出了各种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回答。这种开诚布公的谈话使卡尔逊兴奋，令他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中国光明的未来。　　在结束了对八路军总部的访问之后，卡尔逊又向朱德请求去山西五台山前线视察访问。朱德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为他配备了两个班的警卫，还有翻译和勤务兵。圣诞节一过，卡尔逊一行就出发了。他们艰难地跋涉在莽莽山脉之中，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参观了沿途各类敌后抗日学校。1938年2月中旬，卡尔逊来到山西临汾，这时的他已经看到，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在八路军身上，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应予推广的榜样。卡尔逊深有感触地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卡尔逊说：“很高兴能在这里欢迎你”　　从1937年8月到1938春，卡尔逊已经看清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也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取得的胜利。他感到，这两类战争中，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为进一步考察人民战争的潜在力量，他决定访问整个敌后游击地区，而整个行动则从延安开始。　　1938年4月，卡尔逊从汉口来到西安，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介绍了自己的访问计划。“参赞，”蒋鼎文听后劝他说，“这样的旅行将是非常危险的。你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卡尔逊思考了一会儿后，坚定地说道：“我对占领区内人民同军队合作的意义印象很深。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抗战一个极关重要的发展，我必须考察一下这种合作的广度。……我看到中国人民深深地热爱自由和平等，我相信他们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享受、家庭和生命。因此，我愿意考察中国抵抗侵略者的种种努力，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随后，卡尔逊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对他的计划十分热心，并为他写了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领导人的介绍信。　　4月末，卡尔逊以美国观察员身份来到延安，下榻于交际处。在近20天时间里，他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萧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和练兵操作情况，访问了延安一些八路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并拍摄了许多关于延安的照片。5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中会见了卡尔逊，卡尔逊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的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欢迎你，”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跑了很多地方，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欢迎你。”他们二人在一张桌子两边对面相坐，警卫员送来茶水和花生，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内容主要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毛泽东指出：“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谈到日美关系和欧洲局势时，毛泽东说：“日本和美国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英国人决不会因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希特勒宣战。”此后的形势发展和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毛泽东也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战后目标及发展。他最后呼吁国际进步力量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希望美国政府制裁日本，而不要向其出售军用物资。通过这次会谈，卡尔逊对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继续他的第二次华北之行。毛泽东委派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等5位“新中国的青年”陪同他一起行动，并由欧阳山尊任翻译。卡尔逊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访问了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山东5个省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1938年8月上旬，卡尔逊返回汉口后，又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王明和项英等。　　卡尔逊向蒋介石大声疾呼：八路军“需要医药、粮食和弹药，他们需要支援”　　卡尔逊走访了延安、华北等敌后根据地之后，对延安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有了很深刻的印象。通过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连续两次的深入考察，卡尔逊成为第一个证实了看起来难以相信的事实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军队的训练方法、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的高尚品质和精明能干，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怀着无限激情，向罗斯福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这个崭新的世界。　　1938年夏，卡尔逊从山西回到汉口后，对宋美龄说：“五台山地区人民的抗战意志，比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更为顽强，军民之间的合作也比我在中国别处看到的情况为好。”当蒋介石不悦地问他有什么根据时，卡尔逊回答说：“我认为那里由于他们完全在日本人包围之下，面临的共同危难使他们丢弃某些个人的考虑，而团结合作，领导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最后，他盯着默不作声的蒋介石大声疾呼：“委员长，他们需要医药、粮食和弹药，他们需要支援。”　　同年8月，卡尔逊遇到一批美国记者。他向记者们详细地叙说了他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明确告诉他们：“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控制住他们声称占领的全部地区，在那里有着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正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的战斗。”这些来自美国著名新闻机构的记者们，为能得到如此重要的消息而无比兴奋。8月9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大字标题报道：“美国军官实地察访报道，日本控制华北限于大炮射程。”同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专讯：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实地考察后称，“中国日军占领区内有兵工厂、工厂、发行钞票的银行，还有学校”。8月22日，《时代》杂志以两栏版面发表了卡尔逊的实地考察报道，还刊登了他与朱德的一张合影照片。　　卡尔逊的言行触怒了华盛顿。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与他的见解截然相反。这时，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并且抗议美国对日军出售军用物资。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卡尔逊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军队当做典范来大力宣扬，使他的上司不能容忍。此后，卡尔逊接到美国方面不准他再在公开场所发表谈话和个人言论的命令，并且要他立即回国。面对这种蛮横干预，卡尔逊异常愤慨。他是具有坚强信念的人，为了能够自由地写作和发表言论，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辞去军职，以摆脱美国驻外交和军事官员不能公开发表意见的限制。他义正词严地表示：“没有理由不让我发言。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还要继续说，这是我的义务！”　　1938年12月下旬，卡尔逊回到美国。次年4月30日，美国海军部长以“遗憾和理解的心情”接受了他的辞呈。　　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的中国人民为生存而英勇斗争的内幕　　在离开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后的几年里，卡尔逊不断地就他在中国抗日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的经历发表演说，向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报刊撰写文章。　　1940年，卡尔逊在美国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游击区看到的八路军与日军的作战情况，他为该书所定的副标题是：“一个曾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和活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的中国人民为生存而英勇斗争的内幕。”在这本著作里，卡尔逊把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看做“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将中国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称为“新中国的试管”。他还极力推崇八路军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不久，他又出版了《中国陆军》一书，把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同八路军作了对比。书中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方士兵主要是训练他们服从，另一方则用"讲道德"培养战士，把战士对事业的理解和意志当做首要因素。后一种军队能更好地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人们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还不甚了解，海外人士尤感生疏的时候，卡尔逊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卡尔逊在罗斯福的支持下重回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战兵这样一种独特组织。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战略战术经验，采用八路军的民主管理方式，注意以道德、民主培养和教育士兵，很快取得了成效。1942年8月，卡尔逊率领这支部队成功地攻占了日军海上补给站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军的第一次胜利。卡尔逊本人以卓越的战功3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英雄行为后来被拍成电影传诸后世。　　卡尔逊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卡尔逊通过斯诺的介绍，在八路军的战斗前线待了好几个星期。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运用所学到的这一切，在美国袭击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成为著名的突击队领导人和战斗英雄。他的思想受到了中国战士和他所钦佩的朋友史i特莱的影响，在政治上也有了进步，战后成为反对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一个重要而有力的人物。”　　1947年，卡尔逊在美国逝世，享年51岁。作为卡尔逊的亲密朋友，朱德给卡尔逊夫人发去了唁电，沉痛悼念这位追求真理的战士。卡尔逊在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莫大的安慰，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往美国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卡尔逊虽然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他坚持真理和正义，最早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贵情怀和精神，永远感动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来自美国的真诚的朋友。
(责任编辑：UN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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