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闹空军作戦会议的“六六六六会议”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六六年一次历史性的播音
一九六六年一次历史性的播音
真正真实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夏青,首次播报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录音,没听此录音别说了解什么是文革!《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播音 夏青《人民日报》日;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主流和曲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中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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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大闹空军的“六六六六会议”是怎么一回事
对刘亚楼没什么好印象,抗美援朝空战谎报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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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中文军事论坛 -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ilitary Forum一九六六年的彩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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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彩色中国
&一九六六年的彩色中国&&&&&从1965年到1967年,法国驻华使馆秘书、年轻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在中国北京、南京、苏州和大同的大街小巷行走拍照。她的镜头里鲜有宏达的政治叙事,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琐碎的图景,我们看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和入夜之初的情形。&1966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分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这年10月1日的接见是与国庆游行结合在一起的。这张是国庆游行的场景。这个位置大约在正义路往东。从人影判阳光入射角度,时间已经在正午以后。&这条马路上有无轨电车线路,估计是当时纺织工厂集中的东郊一带,当年这里有12路电车。坐在地上的部队人员中有两个兵种,靠马路的两列是陆军,区别在他们的军绿色帽子。人员多的这批是空军,区别在蓝色军裤,而且他们都是草绿色斜纹布军装。&日游行场景之一。画面边缘墙壁上有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共分16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1967年初秋,南京“国营第某食品商店”门口,一队举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像的人在招摇过市。图上有“发行喜讯”字样。事关那本“小红书”!这是南京某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为新版“小红书”的发行业绩上街“报喜”呢。&日,颐和园举行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活动。画面上可以看到佛香阁上的毛主席像,据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后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红卫兵破坏佛香阁建筑而绘制上去的。至少到1969年夏这幅画像还存在,以后曾短暂地出现林彪的一段题词,九一三事件后又被一条语录覆盖了。&日到5日,群众陆续到法国驻华使馆门前示威游行。此刻这个环境里的标语就像这个年代一样混乱。街对面的车库门上还有一列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来(北京)参加接待红卫兵”,这是上一年外地学生挤到北京等待接见,政府派军队参与接待并遣散人群的行动留下的印记。&1967年的时候,北京鼓楼大街依然是个繁华所在。当年北京的公共汽车不算很多,图上红色公交即为“5路”,从鼓楼下发车南至前门;图上可见无轨电车吊线,为其时的“7路无轨”,从动物园通往东直门,是1958年替代了有轨电车开行的。&&1966年,索朗日·布朗去了一趟大同,从图中人们的装束看时间应该在春季5月前后。当时“文革”狂潮尚未兴起,一个细节是,画面中的人没有一个是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因为戴毛主席像章在当年8月以后就应该是一个时尚了。在观看某个活动的人群场外,老人带着孙女,画面信息丰富。&&南京,暖暖的阳光,街边搭起的台子旁是老人与孩子的天地。摄影师的注意点是墙上的那张毛主席像。如今年逾六十的索朗日·布朗曾对记者说:“(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并试着去明白……不懂中国话让我无法与这个民族对话……”&&&这张拍自南京。把街头标语连起来应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以及“揭批江苏省委”“火烧”某某某某。此刻应是1967年初秋,此时各地的“文革”正处在几派恶斗时期。南京的文革纠结于“批许世友”或“支持许世友”乃至军方“支左”的态度。&&“大头娃娃舞”是北方的舞蹈形式。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这张照片里演出的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跃起从胯下击打中的一个瞬间。&日,下雨了。那天一群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到景山公园准备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演,结果正午前有一场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湿了,后来就说外宾不来了。&&仍是日,画面后的高墙可证这里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泽东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枪,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这张照片也拍自文革前夕的山西大同。女孩们的发型、妆容都非常“中国”!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师本能中有一种对“人”的特殊关注。一个刚到中国不久的法国女孩,对异域的“人”充满了好奇。&&1967年初,由于上一年夏秋之际北京的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拥挤到了首都,造成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因运力不足,政府鼓励滞留在城市的人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长征”成为一道社会景观。这个特写是那时“徒步长征”的标准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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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的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是文革初期关系军内海、空两军种领导权之争的两次重要会议之一(另一为差不多同时举行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及亲历者各有观点各异、详略不一的解读。笔者本寄望于半年前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能对此有更为全面、准确的描述,因为回忆录的作者毕竟是该会议从头到尾的亲历其境者。惟读毕感觉写得尚算详细,而内中准确性则嫌不足,且多有可商榷之处。现根据手头上较为可靠的资料,沿吴文叙述顺序加以考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会议准确名称及时间
??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570。以下引文出自同书者,仅注页数不再注书名。)
??该次会议的全称,应为“中共空军第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可简称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惟将“第三届”省略,不妥。一来就如不能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省略成“中共十一中全会”一样,不规范的叫法使后人弄不清届数;二来给读者的印象误以为空军党委自成立以来仅开过十一次全会,其实,加上第一、二届,远不止此数。
??吴法宪将引发“斗争”缘由归究于“文化大革命”,后文还称:“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页570)此说过于空泛,也不准确。引发争端的直接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此前揭批罗瑞卿的斗争涉及到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重点谈及。
??吴:“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页570)根据空军官方资料,准确的会议时间,为日至9月8日。〔1〕
二、吴在会议前夕的西北之行
??吴:“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出现万一。”(页570-571)
??吴法宪所指的这次核试验,是中国的第三次核试验,时间为日。官方对这次试验的准确说法,是“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试验的目的,是为氢弹设计提供实测数据,使参试人员加深对热核聚变规律的认识,但其本身并非是氢弹试验。此后,中国于同年12月28日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而官方公布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67年的6月17日。〔2〕
??吴:“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博主注: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的王飞听笔者读到《吴法宪回忆录》的这一段时说,叶群到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去,正好空军某副司令员也在座。这位副司令员不认识叶群,以为叶群是家属,所以继续和刘志坚谈空军准备批刘亚楼,刘志坚连连使眼色不让他说。而叶群不认识这位副司令员,和刘志坚说空军有位副司令员,想把老婆药死,没想到说的正是这位在座的副司令员。叶群回到家,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后院起火了,你还不赶快回来。博主认为王飞的话是对的,叶群直接给吴法宪打的电话),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页571)
??恩克鲁玛(),原西非加纳共和国总统,与中国友好。1966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其政权被推翻,后流亡并定居于几内亚。加纳政变发生在三个月前,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也略有提及,叶群对此恐怕印象深刻,故有此告诫。惟笔者认为,如叶群真有此话,也是因罗瑞卿事件涉及刘亚楼可能会引致空军震动而起。但此后一个多月中,三届十一次全会果然因刘的评价问题酿成乱局,林彪、叶群为何却迟迟没有进一步指示?却是有点令人纳闷的。
??与吴法宪同到西北的,是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值得一提的是,王年一曾引述吴法宪日交代:“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3〕惟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再没有提及林彪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末,吴法宪1980年的交代,是否也是在专案组压力下的向壁虚构?林彪是否压根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三、空军党委常委会议
??吴:“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页572)
??吴文提及的6月4日的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空军的官方资料未有记录。而官方资料称:5月26日,空军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常委7人,8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部署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4〕
??“常委一些人”为什么胆敢“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吴法宪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又称他们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这些,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笔者认为,最根本原因,还是中央工作小组在揭批罗瑞卿问题时对刘亚楼连带的严重批评,要借机会的话,借的也是后者。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提及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5〕
??这个报告所附的萧华3月25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6〕
??刘亚楼是个干事的人,优点不少,缺点也很多。作风强悍,也脾气暴燥,对人对事要求甚高甚严,批评人不留情面。空军这几个常委,在刘生前甚有受气的压抑感,现在看到中央文件说刘“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不“酝酿”,不“串联”才怪!况且,既然刘、罗关系“极不正常”,在空军中与刘走得最近的、能对刘忍气吞声的吴法宪,受刘器重的余立金,那几个常委也满有理由怀疑他们与刘关系同样“极不正常”。
??因此,刚刚下发的中央[66]268号文件,尤其是萧华发言对刘亚楼的指责,才真正是空军党委常委中“一些人”胆敢“在空军闹一场”的依据!
四、常委中的三派
??吴:“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页573)
??刘亚楼生前,空军党委常委会由以刘为首的十一人组成。日,刘亚楼去世,5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原空军政委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原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同年7月8日和8月26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余立金为空军党委副书记(此前余甚至还不是常委),吴法宪为空军党委书记。此时的空军党委常委会仍由十一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以上常委会组成情况至1966年5月并没有变化。〔7〕
??据空军官方资料,邝任农当时不是常委,吴法宪上述记忆有小误。
??在上述常委名单中,除刘震1955年授上将军衔、张廷发授少将军衔外,其余为中将军衔。刘震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委,行政职务为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和政委,惟在常委会内不仅排名于吴法宪、余立金之后,且还排名在另两位副书记、副司令员王秉璋、成钧之后。据说刘亚楼生前并不怎么喜欢他,给他安排的空军学院院长、政委,也不是什么要职,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在三届十一次全会上极力领头批刘亚楼。另外,王秉璋除为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员外,同时还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导弹事业的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未有材料说明他有否回空军出席这次常委会和及后举行的三届十一次全会。
??这样说来,假设王秉璋未有出席,常委中的三派应该是:1、吴法宪、余立金;2、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3、张廷发。吴、余属少数派。
五、全会上的交锋
??吴:“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页573)
??据空军官方资料:“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8〕中共空军第三次代表大会1962年9月选出空军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4人,时刘亚楼已去世,余33人,疑王秉璋未有出席,故而实出席者32人,加上列席30人,参加会议人数63人。
??吴:“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常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页574)常委几个人果真是“看到了当时中共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吗?非也!根据我们的材料,他们借的,还是中央[66]268号文件,还是刘亚楼问题。
??吴法宪的回忆里虽也谈到这几个人“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但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不对,刘亚楼问题是主因!
??有一本聂凤智(时为空军党委委员,南空司令员)的传记在谈及聂出席这次会议时称:“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的‘罪行’或‘错误’。
??“这绝对是不谋而合,或叫英雄所见略同吧。可能是由于空军内部的问题实在压得太多太久了。当然,中央268号文件牵扯到了刘亚楼是个重要因素。但如果说他们事先已有什么密谋,那是百分之百的捏造。”〔9〕
??列席会议的北空党委代理书记、北空副司令员李中权后来对此回忆道,吴法宪在会议开始时称:“对已死去的刘亚楼同志和我本人都要发表意见”,与会者“对刘亚楼同志,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也在会议期间发了言。吴法宪装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10〕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除了吴法宪列举的七个常委外,吴还说:“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页576)而据李中权本人和聂凤智说,其实北空的李中权也在其中。
六、“刘亚楼问题”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11〕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2〕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13〕
?[66]268号文件引致的批刘的偏激情绪正在蔓延。至7月初,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14〕
??事情一到极端,就会产生变化,就会走向反面。这一变化,我们会在后面再谈到。
七、总政工作组与叶剑英、贺龙的介入
??吴法宪说,全会刚一召开,几个常委就要求军委派工作组来。“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页577-578)
??吴的意思,似是说总政工作组由刘志坚个人决定派出,事实恐非如此。没有军委、总政主任萧华的同意,刘志坚不可能这样做,况且,萧华本人也正是批刘的干将,当然,他也没有料到事情后来会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吴说组长叫胡愈之,不确。胡愈之另有其人,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是胡友之(),原一野的政工干部,1961年的少将。此外,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也不妥,准确的说,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吴:“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页578)
??吴法宪说,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页578)这当然是一种推测。而事实上,叶剑英6月份的态度似更不偏不倚些,6月9日,叶剑英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内称:“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15〕
??在叶的讲话里,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倾向性。
??吴:“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页579)
??吴说的“与此同时”,联系上下文,是1966年7月初,应误。根据吴法宪、余立金日给林彪的报告,应为“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16〕
??《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则称,贺龙当时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17〕
??按中央[66]268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八、林彪、中央相继表态
??吴:“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页579)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将信的全文即时“传”过去?不清楚。据吴法宪说,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页580)
??林彪的原话是否如此,也不清楚。但说常委几个人“罢官夺权”,倒是多种材料一致的说法。据吴法宪日的交代,林彪当时说:“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18〕
??林彪同时对海军的会议情况也作了表态。林彪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19〕
??为什么海、空军党委的会议同时内斗了一个月后,林彪迟迟才予明确表态?文革中有一个说法:“林彪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为了让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暂时不予回击,但却一直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20〕空军参加会议的一些高级干部,如李中权,是相信这一说法的,但事情真相是否果真如此?则恐怕永远难以弄清了。
??范硕说,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由邓小平亲自记录。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21〕
??范硕这本书,内容丰富,惟内部发行,印量极少(仅200本)。以后由他主编、公开 发行的《叶剑英传》,类似关键性的内容已经删去,删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与林彪是一致的吧。
九、解决空军问题的军委常委会议
??吴:“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页581-582)
??根据多种可靠材料,吴文上述军委常委会议的时间有误。准确时间应为7月11日。同时,陈毅出席了这次会议。
??范硕称:“7月11日,继解决海军问题之后,中央军委常委开会,集中讨论空军问题。
??“会议由贺龙同志主持。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像个老干部开会,像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22〕
??范硕说“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恐有笔误,当时常委中几个人要撤换的吴法宪、余立金,是空军的第一、二把手。“可惜今日无曹刘”中的曹刘,既指三国时的曹操、刘备,也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此曹刘非彼曹刘也。
??范硕写道,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十一人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军委和叶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听取空军常委各人发言过程中,叶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在发言中,强调对刘亚楼要一分为二,刘亚楼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不能撤销刘亚楼的讣告,“抓活刘亚楼”。
??范硕还说,张廷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说有人搞“串连活动”,批评徐深吉等活动得最厉害。他说:“徐深吉同志说他受到刘亚楼的害最深,其实刘亚楼对你和小姨子的问题,处理得是对的。”
??《聂荣臻年谱》则记录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23〕
??到了此时,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十、追究贺龙
??吴:“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页590-591)
??据王年一转引的吴法宪日交代,林彪约他去汇报的时间是在8月中旬。另王文转引了吴法宪、余立金日给林彪报告的部分内容,该报告除附了成、黄、傅、廖四人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广空司令员吴富善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4〕
??王文转述的报告中并没有红线、黑线之说。按报告用语推断,王文所转述的文本可信度较高。1966年9月初,贺龙还未被打倒,吴、余的报告是否就敢说贺龙是黑线,很值得怀疑。如果报告中没有这样的提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何必抹黑自己呢!
??我们上文曾提及贺龙6月份的谈话虽然不妥,但起因是受到中央[66]268号文件的影响,况且贺龙在7月份中央表态后已转变了态度,到了8月,林彪尚要追究贺,政治器量似偏于狭窄而欠宽宏大度。但我们难以弄清的是,追究贺龙,究竟是毛的,还是林彪本人的意思?有关贺的报告,是毛要的,还是林彪主动送的?
十一、尾声
??吴:“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页591)
??吴法宪说,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吴认为张有严重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刘亚楼在世时,一度曾经想把张培养成为接班人,使张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一些老人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页592)
??根据多种资料综合可以得知,空军党委于日以刘震为“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上报军委,9月12日,军委令其“停职反省”。而张廷发的罪名,则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并非“脱离群众”这么简单。张在七年后方恢复工作,于1973年5月重任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更迟于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刘、张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25〕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邱会作、张池明、杨勇、廖汉生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月8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26〕
?? 评论人:本老夫子 评论日期: 19:12 ??注释:
??〔1〕〔8〕〔26〕空军政治部编研室:《空军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2),页248。
??〔2〕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16〕〔18〕〔24〕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4〕同〔1〕书,页247。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日发出。
??〔6〕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三,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
??〔7〕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页11,33-34。
??〔9〕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301。江腾蛟,1962年至1966年12月为南空副政委,与刘亚楼关系密切。1965年5月余立金调任空军政委后空军党委原拟提江为南空政委,因反对声音太多而作罢。日被任命为南空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
??〔10〕李中权:《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页404。
??〔11〕同〔9〕书,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被树为全军标兵。当时有此一说:“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空军学南空,南空学空四军”。
??〔12〕〔13〕同〔9〕书,页304-305。
??〔14〕参见〔9〕书,页308-309。
??〔15〕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纪实》(广州: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页47。
??〔17〕同〔9〕书,页306。
??〔18〕〔19〕同〔15〕书,页44。肖,肖劲光;苏,苏振华;李,李作鹏;张,张秀川。
??〔20〕《空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殊死搏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23部队红总《红总战报》第8期,日。
??〔21〕同〔15〕书,页44-45。
??〔22〕同〔15〕书,页47-48。
??〔2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21。
??〔25〕同〔7〕书,页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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