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生&&笫三，&四&，五章_世界作家协会陕西洛南分会李述民_新浪博客
&平凡人生&&笫三，&四&，五章
三，职业生涯
物竞天择适者存，荆棘沙漠绿成荫。
三十八年职涯路，风吹雨打苦做人。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作为具有独特天赋的高级动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从母体来到这外部世界以后，必须自觉的去适应自然界的“六淫”、自身的“七情”、社会中的“五变”才能生存。
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日这一天，我到商洛师院去报到。和我一同分到师院的还有本届商师毕业的六位同学。我被分在院长办公室，其余的都分在总务处。说起来还就我分的工作最好。
这一天，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来到了，我作为一个山里人的穷孩子，能上完中等师范学校，分配到城里的师院去工作，真是幸运。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连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现在我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
商洛师院是陕西师大设在商洛山区中的一所专科学校，也是商洛山中一所最高的学府，是一所新建的学院。学院坐落在商县城西黄沙岭的草庙沟口，它与我的母校只有一路之隔。
商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本来是要去小学教书的，而且是到低年级教书。毕业前还专门安排一段时间到本校的附小去实习，我也去实习了，但只搞一些管理本班学生实习的杂事，并没有试讲过一堂课。其原因可能是：老师认为我肯定能胜任教书的工作，因为三年的班级管理工作和团支部的工作锻炼比几个月的实习更能摔打人吧。凑巧的是我分在院长办公室，搞行政工作，而不是去直接教书，这实际上，是师院领导对我的器重和信任。
我到师院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到洛南为本院新一届招生。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洛南的土地的。从7月3日到7月24日，我同师院的一位李老师一起在洛南下基层、进机关、到学校，整整干了二十天。我们总共为师院招了十五名学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职的教师。回到学校以汇报，还就洛南一路招的好，得到了学院领导的表扬。
自1958年开始，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在工业方面，大搞全民大炼钢铁；在农业方面，整个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运动。这样以来，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紧张，中国社会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求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办农场，以补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问题。商洛师院同全国一样也要办农场。
1960年深秋的一天，我随同师院全体师生到洛南农场开荒地。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洛南。
这天，全校一百多名师生，一大早就背上被褥和生活用品，顺着丹江的北支流板桥河而上。浩浩荡荡的一字排开，到下午五时才走到商县与洛南交界的葡萄岭。葡萄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天黑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李源村。
本来，我们准备在李源分场开荒，但农场领导决定让我们到总场所在地的董洼村开荒地。于是第二天我们又顺梁原向东走，中午时才到达总场，也就是梁原联合林牧场。
梁原联合林牧场，是由洛南县、陕西师大、商洛师院三家合办的。总场设在永丰镇董洼村北边的山梁上。它是以梁原为基地，集农、林、牧为一体的综合性农场。
我们教职工睡在场部办公室，有四间房子，中间两间是办公室，从办公室向两边的房子是属于办公室的套间。男的睡在中间的两间，女的睡在套间里。没床板，就在地上铺上麦草，把带来的被褥铺上就是睡床了，也叫地铺。我们十二个男的一字排开，头朝南脚朝北，身子靠身子睡在一起。女的睡在套间里，一个房子五个人。由于，套间里的女同志出入要从我们男的身边经过，所以，我们睡觉都不脱内衣。后来回校大家都说自己的内衣上长了虱子，实际上早在农场时都已长了虱子，只是大家不说就是了。农场所在地是一个旱原，水很缺，百十多人住在这里，光吃水都是个问题，就凭从洛惠渠放存的一小涝池水是不够那么多人用的，所以每天早上大家起床后，洗脸都成了问题。当时，开荒指挥部规定，男的每五人用一盆水，女的每三人用一盆水，洗过的水不许倒掉，统一倒在一个大锅内等沉淀以后，上工回来洗手用。当时，吃过饭后的碗筷自己来洗，由于人多水少，有不少人的碗不洗，吃过后往窗台上一扣。当时，从陕西师大来师院的一位教务处长，他是用一个白瓷缸子吃饭，每顿吃后向窗台上一扣，几十天都没洗过一次，后被人们传为“佳话”。
我们只在这里休息了一天，指挥部和大家都作了些开工的准备工作，如：指挥部要对人员编组呀，开荒地点和任务的分配呀。个人也有一些准备，如上工穿的鞋呀，工具的收拾呀等等。
开工的那天很热闹，一百多人分了十个生产小组，每组是男女搭配的，分组的人知道一个普遍的道理，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男有女生活有趣。我们教职工分为两个组，也是各组有男有女。每组排一个纵队，组长打着一面红旗站在前边。开工前全体人员都到工地上开会，师院的院长做了动员报告，总务处长向大家作了安排，各组还选一人在大会上作了表决心发言。然后，各组就向自己的目的地进发。
被开的荒地，就在总场周围的山梁上，各组的地方就分布在山梁的周围，整个工地就像是一个若大的馒头的表面。十个组，一百多人就像是分布在这个大馒头上啃吃一个大馒头。梁原的地形很特殊，从县城到葡萄岭足有四十里地，人称“四十里梁原”。四十里梁原是由七十二个大大小小的馒头山组成的。馒头与馒头之间形成一个洼地，每个洼地住有一洼人家，由这一洼人家组成一个自然村，所以，四十里梁原，七十二洼是对这里地形的一个极为形象的表述。一个洼，基本上住一个姓的人家，或是主要由一个姓的人家组成，所以，洼地的名称就以这个主要人家的姓来命名，如：马洼、董洼、杨洼、罗洼等等。在商洛山区，有“商县人一抱（音部）洛南两个娃”的笑话。即是：商县有三十六里铺，洛南有七十二洼，这里的铺和洼，指的是地名，但经说笑话的人以演义，就把“铺”说成抱（音部），把“洼”说成“娃”，这里的“娃”特指女子娃。这就成了“商县人一抱洛南两个女子娃”了。这是商县人和洛南人说笑时商县人骂洛南人的话。
工地上，人声喧哗，工具与地皮的碰撞声响成一片，汇成一种劳动创造世界，创造财富的合唱声。这种声音，通过对面山岩的折射，把个刘坝沟喧闹的水泄不通。
开始时，许多从来没有劳动过的城里人，怀着一种好奇心，干的很猛，第一天下来，有不少人的手上打了泡，有的人晚上睡下乱声唤。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人们的说笑声一天天减少、声音也变低了，有不少的人晚上睡下翻不过身。特别是那两间套房子中的女同志，一到晚上早早就睡下了，以往谈笑的喧哗声也没有了。从第五、第六、第七天开始，人们劳动时的说笑声，劳动工具碰撞声，又一天天的由低到高，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这种工地上喧闹声的变化，说明人们劳动锻炼的由不适应到适应的一种变化过程。我是山里人，虽说上了学，但从来没有放下过劳动，所以，也就没有别人那种变化过程，而是自始至终都干的很起劲。
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两人合伙开荒的劳动形式，即两叁个人一起同时开荒，这样一挖就是一大片，工效也大大提高了。指挥部在整个工地推行这种“合作开荒法”。我劳动时拿的是一个扎锨，在合伙劳动中，女同志都愿和我一块干，因为我的力气大，可以带动她们把大片、大片的地坡翻个过。
为了提前完成任务，指挥部决定在各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我所在的组，每天开的荒地都名列前茅。劳动竞赛使开荒的进度大大加快，原定一个月的任务二十五天就完成了。在劳动总结大会上，我所在的组被评为第一名，我被评为“劳动模范”，还发了奖状。
半年多的工作和劳动，使我初步尝到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乐趣，它使我在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得到了锻炼。但这只是个开头，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
一年变了四样事
洛南梁原开荒地回来不久，学院为政治教研室成立了一个资料室。196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院长办公室主任王晓时叫我谈话。他征求我的意见：“想调你到政治教研室当资料员，你考虑一下，愿去不愿去。”由于在院长办公室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就是管管学院的公章和院长的私章，加上我爱书，到资料室，有的是书看，正合我意，也就当下满口答应了。王主任很高兴，这事就定了下来。
政治资料室设在学院大操场北边台台上一排平房的中间，两边都住的是政治教研室的教师们。因为，政治资料室就是专门为政治教研室设下的，它是专为政治教研室的教学服务的。
由于当时商洛师院才成立不久，房子紧张，就只给政治资料室一间房子，说等房子宽余了再给调整两间。现在，这一间房子就一半住人，一半放书。我在领导谈话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资料室的准备工作，光收拾房子就搞了三天。随后在教师们的帮助下，搬桌子，抬书柜，还新做了两个书架子。当时，学院把图书室的报刊和与政治资料室有关的资料，给了政治资料室，还订了不少政治性刊物。
管理资料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接受的一项具体工作。我借来有关资料整理的工具书看。我边学习，边对搬来的资料进行分类、编辑、制卡、排序。从开始收拾房子到排列就序，整整忙了两个月就向教师们开放了。
在我将政治资料室的工作搞得走上正轨以后，学院领导又找我谈话。当时的张院长给我说：你把政治资料室的工作搞了一段，现在学院新成立了一个收发室，想叫你到收发室工作。当下我想：资料室可能就是让我给搭架子的，现在好了，也用不了一个专人来管，调就调吧，我心里不愿意，但领导要调就调吧。
我将资料室工作交给一位教师兼管，又回到院长办公室，因为收发室归院长办公室所管。王主任给我谈了收发室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我接受了任务，就开始了收发室的准备工作。
收发室设在学院操场东边的三间平房的中间，和资料室是斜对门。收发室的工作任务是一收一发，即收回并登记从外部发来的报纸刊物和邮件；发送给院内领导、部门和个人。这一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认真、细心才能做好，一点都马虎不得。丢了同志们的亲朋好友递来的信件、物品、钱粮（指粮票）不行，分递错了领导和同志的报纸刊物也不行。总之，一句话，必须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错了不行。这项工作还有个时间要求：当天的邮件、报刊，必须当天送到同志们的手上，这叫“报刊邮件分送不过夜”。收发室的工作，每天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左右是最忙的一段。有一次，由于送报的人来得迟，当天我只把它分好，没有送到人，第二天一早就有不少的人找上门来，斥问为什么昨天不送报。收发室的工作，从收到发每天忙个不停，每天几乎都要到院领导、各处室及同志们的房子跑一遍，从学院的所有房子转一圈。一年下来，我闭上眼睛都能把报刊送到任何一位教职工的手上。
收发工作，使我每天都能最早看到当天的最新消息，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少同志，还能接触到一些学生。它不但使我又多学会了一项新的社会工作，同时又使我更多的接触到社会中的不少人，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又多经受了一项新的工作的锻炼和考验。
1961年底，梁原联合林牧场解体，陕西师大撤出，洛南县与商洛师院分开，各办了一个农场，师院的农场就叫商洛师院洛南农场。这时，师院就要为农场配干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学院领导又一次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农场当会计。会计工作这行对我来说一点不懂，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但领导为什么又要我去当会计呢？我想，可能是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每次领导调动时都好说话。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叫服从组织分配，听领导的话吧。但我还是愉快的答应了。
在很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被组织上变了四样工作，从院长办公室干部调政治资料室当资料员，又从资料室调收发室当收发员，又从收发室调洛南农场当会计。不但在商洛师院的院内转了一圈，现在又从院内的商县转到洛南的师院农场。
一年多变了四样事，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是说它使我每每都不能适应工作，为了适应工作，每次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新的知识，适应新的工作。说它是好事，是说它使我学会了在学校时没有学过的东西，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社会工作，有机会适应多种环境的要求。同时，也使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我对多种工作和多种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作为具有自我意识、良心、想象力和独立意识的高级动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从母体中来到这外部世界以后，能否生存，生存的好坏如何，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他对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包括对自然界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四季气候的变化；对自身的“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的变化；对复杂社会中的“五变”即社会体制的变化，工作对象的变化，环境（条件）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家庭生活的变化的适应能力。在学校时有老师的指导和点化，进入社会后就要靠自己去适应、去处理一生中不曾遇到过的事情。记得在学校快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多次在班上对学生讲：关于如何去适应社会？怎样在社会中去生存去奋斗？老师还告诉我们要学柳树、松树、竹子和寒梅那样去生存。当时，我们还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一年多的社会实践，使我领会了老师所讲的话的深刻含义，使我体会到社会同学校简直就是两个天地。但对我来说，这才是步入社会的开始，更长的路如何走还在后头。
抗日将领吉鸿昌曾说过：“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双脚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的前边没有路，但我会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写出自己的人生史。
农场工作的苦与乐
在商洛师院领导谈话调我到师院农场当会计后的第五天，即日，我带上行李，同学院派往农场当场长的一位姓姜的同志去“商洛师院洛南农场”，开始了管理农场的工作。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洛南。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工作在人杰地灵的洛南土地上，直到退休。就是人退休了，但还生活在洛南这个我的第二故乡。
商洛师院农场，实际上就是原三家联办的“梁原联合林牧场”，因为陕西师大撤走了，后来洛南县也撤走了，只丢下商洛师院一家了。它的场址仍就在原来三家联办的地方，就是位于梁原中部的董洼村。梁原位于洛南县城以西，葡萄岭以东，洛河以南，南山以北的若大一块山中平原之中。西汉刘秀经过前，这里还是一块原始森林，自从王莽烧毁原始森林后，这里就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后来由于人类的不断迁入，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就成了商洛山中的一块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在商洛山区，梁原殊称为：“七十二洼一条川，永丰河水穿中间，土壤肥沃平展展，四十里梁原米粮川。”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勤劳的梁原人民的辛勤劳动，现在的梁原已经大大变样了。真乃是“电视电话如蛛线，村村公路纵横贯，洛惠渠水灌良田，七十二洼面貌变。”
商洛师院农场，实际上只有我和场长加上一个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三个人。平时就我们三个人，到农忙时学院派教职工和学生来一块种地或收获。
在当时农场工作，实际上是看摊子、养猪、放牛。当时农场有五头猪，四头牛。猪是由炊事员来养，牛是由我和场长来放，当然主要由我来放。我小时在家就是给牛割草，1958年暑假还为生产队放了一假期羊。在农场放牛时，我经常带上一些书和连环画，一边看牛，一边看书。这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小说，如《家》、《春》、《秋》，《红楼梦》、《三国演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在田野上前进》、《青春之歌》等等。放牛看书这样的生活虽说单调，但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结识了很多放牛娃。
1962年底，商洛师院撤销，农场交给商洛专署机关，我与场长只是更换了个单位名称，各人干的还是原来的事，他当他的场长，我干我的会计。实际上还是看摊子，养猪放牛。当时正当全国人民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虽说农场工作不好，但每天的蔓菁或洋芋湖汤还能吃得饱饱的，总算没有饿着。那时人们的生活可困难了，永丰街集上卖的馍一个要一块钱，一个柿子都卖一块钱。有一次，我回丹凤老家回场时走到沙河子饿的走不动了，到食堂卖“增量馍”，用手一捏，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我一连吃了五个就是五块钱。那时，大部分人都饿得浮肿了。所以，我说农场几年使我吃的饱饱的，度过了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
到了1963年，商洛地区要办一所安置社会流浪人员的农场，它是属于地区民政局所管，当然专署领导就想到机关农场。我与场长又随场更名，各干其事。这时调来一个政治指导员，两名管教人员、一个伙管员和两名医生，还有一名管生产的干部。因为是管社会流浪人员的农场，所以，还配了五名警察，成立了一个班。农场新修了几间办公室，修了一大院子场员宿舍，新修了猪舍和牛圈。这时的场子规模很大，还修了一条通往永丰的沙石公路。
安置农场的会计不同于行政机关的会计，而是按农业企业来核算，这就复杂得多了，对我来说确是一个难题。
1963年上半年的一天，农场接到地区民政局的通知：叫场长和我去省上开会，先到省民政厅报到，然后到大王安置农场开会。
山里人第一次去西安是件很高兴的事。西安真大，街道很宽、房子一排接一排，街道一条连一条，车子一个跟一个。人流、车流混成一种我这个山里人不曾见过的景象。过去我生活在山高、水长的山里，对车多、房多、人多、街道长的城市景象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去西安，老害怕把自己丢了，每次出去老跟在姜场长的后头，一遇人多时，就有意无意地拉着场长的手，或扯住他的衣襟。这可能是第一次到大城市的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1963年秋季，省上通知各农场的会计把帐本上去开会。场长给我说了以后，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又要去省城了，害怕的是我这次是一个人去，怕把我丢了，我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过了几天，我硬着头皮背上大约有十几个账本装的一个大包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市，以下车不知东南西北，当时住店是自己找的。我背上账本，顺解放路向南，一边走一边见了旅店就问，一直从解放路问到东大街，又向北问到新华门，也就是报时大钟北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店住下，一问，省民政厅就在这条街上，这下我放心了。从中午12时到晚上6时，我又饿又乏，以倒下就睡着了。后来才知道，那次我走了大半西安市，有几十里路呢。
经过在省民政厅的学习，六天后我回到农场，开始了农业企业核算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在省上学习时，各地农场去的会计都是搞过企业核算工作的，就我一个是新手。我想，我就不信学不会农业企业核算这一行，因为，我认准毛泽东讲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中干，干中学”这个理。
经过一年多地刻苦学习和反复实践，我终于掌握了农业企业会计核算这一在专业学校几年才能学会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四清”把我清下楼
1964年冬，全国范围内的社教运动开始了。陕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长安县先行试点，以后就推广到全省。1965年春，洛南作为商洛地区社教试点县，在一些区乡开始进行，农场所在的永丰区就是试点之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领域的“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这是农村的“四清”运动。后来，在“二十三条”中规定：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实际上，不管是农村的“四清”，还是城市的“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和“清组织”。这就是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有没有经济问题，有了就说明这个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当然，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是“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个单位的领导权肯定是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样就得清理。但实际运动中，并不是主要针对领导，而是人人有份，人人过关。
派到农场的工作队员一共六人，当时的农场干部也不过七、八人。工作队以进场，就把我们一齐作为“四清”对象，一鞭子赶上“楼”，然后又一个一个的往下清，谁经过清理没有问题就把谁“解放”了，让他“下楼”了。在当时，“下楼”、“解放”是指谁经过“四清”，工作组认为没有问题了的代名词。
社教开始后，工作组首先把那些与经济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同志，或主动交代了问题，又不严重的同志“解放”出来，作为工作组依靠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然后依靠这些同志去“解放”其他有问题的人。
我是农场会计，主要是管理经济的，当然被作为主要对象来进行清理。另外，还有一个伙食管理员，当然场长也是一个主要对象。
我虽是会计，但农场当时就没有多少钱物可管，何况我只管帐不管现金和实物，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清理。但在清理场长时，却将我带了进去。
工作组对姜场长的清理，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从政治上来说，姜场长是当长工的出身，又是从解放战争战场上下来的一个营长，没有什么问题。但工作组硬说他有经济问题。当时工作组一连几天几夜轮流同他谈话，大会轰，小会攻，使他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身上被敌人留下的弹片又在发作。在工作组的高压之下，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在一天晚上，偷偷的跑到农场后边刘坝沟的窑洞中寻短见，上吊去了。后被工作组的人找到，当工作组的人找到时，他把绳放在面前发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工作组把这事汇报给工作队，工作队又汇报给社教团。上边派来了不少工作队员，对他更加猛烈的进攻，但他一言不发。工作组从家里找来他的妻子，在妻子的“开导”下，他交待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一是他在前几年处理农场的猪时，一个晚上卖了十几头猪，钱是工作组给估算的；二是在处理农场的瓦时，他卖了几万瓦，钱他贪污了；还有一些问题，总共有几千元。他不但交待了问题，还把他退伍时领的退伍金拿出来一次退赔了。他“下楼”“解放”了，一下子由黑人变成了红人，成了永丰工作队和农场工作组的“宝贝”了。农场工作组也成了工作队乃至社教团的先进。他们把他带出去到各地作报告，谈思想，工作组也到各工作队介绍经验。
场长是“解放”了，却把我给拉进去了。他说有些处理的东西是同我一起干的，给我也分了一些钱，一连几天工作组同我谈话，让我交待问题。
一天，永丰地区工作队在中学操场开大会，会上宣布“解放”了一些人，当然也有农场的场长。在操场的一角，我见到了几个月没有见过面的妻子。她一见我就问：“你的问题咋样了，看你都瘦成啥啦。”她一边问一边擦眼泪。“我没有什么问题，请你放心，把孩子看好，注意自己的身体。给婆和娘说不要操心。”我也含着泪对她说。
看来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一是承认几年前自己管农场会计时的短款200元是自己贪污了（这200元在当时一发现短款就报告给领导且就给补上了）；二是场长处理的财产分给了自己一百多元；三是自己结婚时没有布证买布，叫医生给买了几卷药用纱布作被里子，是套购国家的专用物资等等。作为现金，当时一共三百多元，二百元早就给了，下余一百多元给工作组作了个退赔计划。我也“下楼”，被工作组“解放”了。
农场的社教，没有放过一个人。
后来，在平反中，姜场长提出他的问题全是假的，要求平反，调查人员来找我取证言，我实事求是的写了证明。主要是证明农场当时虽卖过猪，但没有那么多，并且都是白天公开处理的，晚上从来没卖过，谁在晚上来买猪。瓦是处理过一些，但把所有房上的瓦都拆下来也没有那么多。况且，凡是卖的猪和瓦我的帐上记得清清的。读者会问：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把实情讲出来呢？那时场长在高压下是自己交待的，工作组就没有问我，具体的内情我也不知道。当时工作组让每个参加会的人写一份证明材料，证明的东西由工作组来说，证人只按照去写就是了。后来场长平反了，他的钱又给了他。后来听说洛南社教运动中划定的地主、富农、坏分子、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清出的经济问题几乎全部平了反。事后有不少人讲：社教团在洛南吃美了，运动中把洛南人也整美了，结果是一场空。
我不知道当时参加农场社教的工作组长以及他的组员后来是怎样想的，他们的“功绩”化为乌有以后，他们的心灵受没有受到自我谴责。他们自己有没有从中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当然整个运动中出现的过“左”行为由运动来负责，进行平反，作为个人也应该总结总结，吸取一点教训才好。
我没有提出平反，因为，我“贪污”的钱不多，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已经“退赔”了，也就算了。我的想法是：一来怕麻烦组织，又要折腾一番，我不想再提那段往事；二来权当自己受到一次教育，打了一次预防针。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使我时时刻刻记住它，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和思想很有好处。
社教后的1966年初，我被抽调参加了洛南二期社教，分在石门区油房工作队油房湾大队工作组搞大队四清，具体任务是清理大队会计的账目。由于自己就是深受其害的人，所以，在清理大队会计的账目中，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账项，也不凭白无故冤枉好人。在我清出的问题中，会计是心服口服的。他不久就“下楼”、“解放”了。
通过我被“四清”和我对别人的“四清”，使我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人，一是一，二是二。任何事情在自己做了以后，绝对不能留下工作后遗症，不能做有损国家和人民的事，不能做伤害他人的事，也绝对不要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这样才能使自己永远地安然和欣慰。
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我参加洛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期，也就是1966年5月，搞乱中国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当然的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我所在的安置农场，有收容管教的社会流浪人员一百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酝酿造反，不服管教，陕西省乃至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到底安置人员即场员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请示地区谁也不敢回答，也回答不了；请示省上谁也不敢回答，也回答不了，只有请示党中央，请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1967年8月，我作为商洛安置农场的代表到省上集中，然后，同其他安置农场的代表一起，大约有二十几人到北京上访。我们是8月28日去北京的，从8月29日早，我们就到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央接待站”前排队，当时的“中央接待站”不知有多少，但它从东到西把个天安门前金水桥东西两侧排得满满的。上访的人很多，每个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前边走后边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晚上下班后，排队的人就坐在广场等候第二天上班。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整整排了三天三夜队，才见到接待站的人，他们将我们带去的上访材料看了后，介绍我们到内务部请示。
经过一番联系，我们于9月5日去了内务部。内务部设在国务院，接待的同志把我们引上，三拐四拐也不知道拐了多少弯，过了几道大门，最后来到内务部办公大厅。办公大厅很大，有一个县的大礼堂那么大，我们二十多人同接待的人才坐了大厅的一个小小的角角。当时的内务部长是曾山当部长，大约十时许曾部长来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地同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坐下来让我们谈情况。我们只简单地谈了问题，并将带去的材料交给曾部长。曾部长听了我们的反映后，答应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联系，然后再一同反映给周恩来总理。并再三说，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他一个人答复不了，让我们等结果。
我们带的材料是一式多份，为了尽快将此事反映给谢富治，以便快一些解决。因为，我们在北京时，每天都有农场打去电话问情况，并说场员的动向不对头。在如何将材料递给谢富治的问题上，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我们中的一个同志说，他的一个战友在新华门站岗，我们把材料交给这位同志，等国庆节毛主席上天安门时，谢富治也去，他在新华门把材料亲手交给谢富治，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
我们在北京等了二十多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如：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人民文化宫、到过王府井、西单商场等等。看到了北京的“大好”形势。在天安门广场，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抬着王光美的草人批斗的场面；见到了红卫兵在人民大会堂批判陈毅后出来的陈毅；看到凡是能贴的地方贴上的大字报；看到了一队一队南来北往的红卫兵战士，他们都带着“红卫兵”袖章，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若大的天安门广场被红卫兵、解放军、上访的群众挤得满满的，真可谓人山人海，红旗如林，人如潮涌，车流如梭。就连搭在广场两侧的临时侧所也是一排一排的。整个广场，被红旗的招展声和红卫兵的口号声所覆盖着。
到9月20日以后，北京清理外地在京人员，我们住的前门街也在清理。为了等到上访的消息，我们坚持到9月28日的极限期回到了陕西。原来我们都想在国庆节看看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惜的是没有等到这一天我们却回到了各自的农场。
关于安置农场的场员能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后来党中央给各省发了文件，称“内外有别”。具体精神是场员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农场干部只能在场内搞，不能到社会上去。按照中央的精神，我们农场的干部也成立了几个战斗队，我和另外三个同志也成立了一个名为“12&26”战斗队，即以毛泽东的诞辰日命名。但我们都没有走向社会，也都与社会上的两派组织没有联系。就是在场内，我们也没有闹起来，组织与组织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后来我们农场的干部都说，多亏了党中央对农场所做出的不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然的话，还不知安置农场的场员会闹成什么样子，我们谁也少不了被场员批斗的。如果走向社会，每个人还不知扮演成什么样的角色呢！
1969年，商洛地区同全国一样在机关干部中搞“斗、批、改”，每个地区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实际是以“五&七”干校作为斗、批、改的场所。商洛地区成立的“五&七”干校，校址选在“商洛地区安置农场”。原来的场员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家的送地区教养院，个别表现很好的留干校劳动。
大约在这年的八、九月份，地区两大院的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搞斗、批、改。由洛南的几个国防厂子抽的工人，组成工宣队，帮助搞斗、批、改。在当时，凡是国家机关单位都派有工宣队，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斗、批、改是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来领导。
“五&七”干校是按照“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提出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同时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精神创办的。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农场的干部编为一个班，属于行署商业局和粮食局编的一个连。一个连住在一起，当时人多房子少，我们就住在场员修的一个三间房子大的宿舍内，每人只有一尺宽的一点地方。大家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吃同住同翻身。有人还真的喊向左翻、向右翻，向天看，惹得大家一同哈哈大笑，后来有同志说，他的背锅子还是在“五&七”干校时给整治好的。
那时，大家在一起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论男女一有空就绣毛主席像和“忠”字。每个人胸前都带一个毛主席像章。不管开会、学习、劳动，每人两件宝是绝对不能少的，这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谁少了一样，就得向大家“斗私批修”，向毛主席汇报思想，向毛主席请罪。每天晚上睡前和每天早上起床都得一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集体背诵上几条毛主席语录这才能睡觉和上工。每次开饭前，全校人员都站在学校伙房前的场子上，先背诵语录后开饭。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脑子里只准想怎样才能忠于毛主席，看的、念的、读的书只能是毛主席的书。人们只能听一个伟人的话，这就是毛主席的话。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要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毛主席的话不听，谁就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就要受到批判、斗争。记得地委的一个“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担粪时，用一张报纸垫尿桶，不料这张报纸上有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为这事，工宣队发现后，在全校学员的大会上批了他三天三夜，并要求不做出深刻检讨不准吃饭、不准睡觉。
斗、批、改逐步深入。工宣队把斗、批、改中揭出的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类，然后是哪个单位的就交给哪个单位进行内查外调。我们农场有四位同志被列为调查落实的对象，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专搞这四位同志的外调工作。
在外调的两年中，我们北上北京、天津、太原，南下武汉，东到南京、济南和上海，西到兰州和天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那时所到之处，只有一种颜色，就是红旗、红墙、红标语；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只有一本书，就是毛主席的宝书。
经过我们实事求是的调查，这四位同志都被“解放了”、“归队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不幸的一年。这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先后有三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逝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后是我们军队的大元帅朱总司令。特别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使长江黄河为之流泪，使昆仑山、喜玛拉雅山为之叩头，整个中华大地沉浸在一片哭声之中。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干校，谁听了都放声大哭。那时，不管谁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自觉地、本能地站在原地肃立放声大哭。我当时在房子看书，一听说毛主席逝世，就站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放声哭了。
地震的摇撼，领袖去世的噩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把近十亿的中国人给搞闷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谁来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是茫然无知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秩序搞乱了，把人们的心搞乱了。但在这大动乱之中，不但考验了我们的民族，而且也确实锻炼了每一个人。看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在大风大浪、大动乱中才能看得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好人还是好人，在动乱中心不乱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一向认为很好的人，在大动乱中却显出了不好的一面，特别是像大人物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小人物的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却现出了原形，被历史所淘汰。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两年的徘徊以后，又重新走上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我也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煅炼和考验，那确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思想觉悟的一场大革命。但“文革”后，我还是我，不但没有变坏，却在1975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走上了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的讲台，这就是十年“文革”对我的考验所得出的结论。
农村教育在王洼
1978年前后，党中央为了对广大农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决定用几年时间，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去。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抽我和其他三个同志，到洛南县祖师公社王塬大队搞教育。
王原大队是祖师公社的一个大队，有十个生产队，一千多口人。地处梁原的最东段，下坡就是县城所在地的清池川。“九燕扑馒”的燕子山就在它的脚下边。
王原大队的七队，也就是王洼生产队（又名王华村），位于大队的西南角，是个两梁夹一洼的地形。当时，这个队是王原十个队中问题最多的一个“老大难”队，是公社多年来派去的人没有啃下来的一个队。在公社工作队和大队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上，主要是分配去各队的人选问题。会上，公社把王源十个队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在分工时工作组组长先让去七队的人报名。“谁去七队，请报名？”工作组长问，没有人报名。工作组长又问：“谁去七队，请报名。”还是没有人报名。等了很长时间，工作队长和工作组长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工作组长开始从左向右点名，在点了四、五个同志都说不去时，我报了名。当时的我，是一个心强气盛的人，我想七队的问题多，几年来都没有解决，说明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它总有个原因，如果找到原因，就可以解决。农村工作开展的好坏，就看这个地方原来的基础如何，基础好的地方，工作很难有起色，面貌难改变；基础差的地方，工作做得好，面貌就好变；七队的问题多，它还能有我的办法多，有道是办法总比问题多，我就不信世上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叫组长指名道姓的点着去，那太被动，还不如自己报名去，何况我也有这个信心。这时，大家都另眼相看于我，他们可能认为你真是个傻子，人家都不去，你出什么风头，要是拿不下来看你咋下台？领导见我报名要去，就说：“你能行，好样的，工作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大队工作组，公社工作队帮你解决。你就好好的干吧，你一定能干好的。”接下来工作组长对其他九个生产队的干部提了个分配意见，在征求了大家意见后散了会。
散会后我也想：我这次去王洼队，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泼出去的水难收回。有句名言是，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我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我是没有退路的。要是领导点名叫自己去，败下来还有话可说，这是自己报名去的，败下来，就会在领导和大家面前丢了人，他们会笑话我。不管大家和领导怎样来看我，但我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去了王洼生产队。
到了七队后，我遇到的最实际最棘手的问题是家家户户没啥吃。按理说才过年，家家户户会有好的吃，但有一半人家管不起饭。第一轮回我只在一半人家吃了饭，其中一部分家给我吃的是他们春节要饭讨来的豆渣馍。他们真是抱着金饭碗（即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生存条件）要饭吃呀！那几年，商洛地区的领导，在春上，带着各县的头头们到罗夫火车站接外出讨饭的农民回家种地……。
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和观察，我基本上弄清了为什么有的家并不是没啥吃，管不起饭，而是他们不愿为我管饭。第一，以往派来的干部不爱到家势不好的家吃派饭，老到家势好的家吃派饭；第二，当时能管起饭的不是干部就是难缠户，他们给我管饭吃想和我提前接触是饭外有意……；第三，确实有不少户真的管不起饭，就连稀湖汤拌炒面都管不起，怕给我吃的不好惹麻烦……。
在弄清原因后，我在社员大会上讲：“从明天起我到没吃过的家去吃饭。轮完后，从村西向村东一家接着一家吃。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实在没啥吃，烧口开水也可以。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是靠吃野菜长大的，谁家里没什么吃，就开水煮野菜也行，你们村边到处都有野菜吗？我是来同大家一起为七队解决问题，把生产搞上去的，不是来吃饭的。”我的真心话可能打动了有的社员，散会后，大家都窃窃私语的回了家，有的社员还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我。
“看来，这回来的这个干部和以往的不一样。”
“希望这个干部真的能为我们解决问题。”
“小心点，这个干部不是好对付的。”
一连几天，在群众中议论着对我的不同看法。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社员中对我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我能为他们解决问题；一种认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说说而已，到时候还是铺盖一卷走人，时间到了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
在以后的吃派饭中，我真的就按我说的办了。有一户社员很困难，管饭确实没啥吃，我就在前一天下午同他到地里挖了一些野菜，记得是苜蓿菜，叫他的妻子给我蒸的吃了一顿菜圪塔馍。
我能同社员一起共同吃苦，这不是工作组干部来工作的目的。七队的燃眉之急是想办法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这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关键问题。我一连十几天跑上跑下，到大队工作组反映情况，到公社工作队反映情况，并在七队进行摸底调查，将确实没啥吃的户登记造册，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到农村工作的工作队，都从国家带有一定数量的返销粮指标，祖师工作队的贺队长是从地区派来的，也带有一定数量的反销粮指标。经过我的反映和将缺粮户名单造册递到大队，最后，大队工作组在公社给大队的返销粮中给了七队不小的一个数字，并给了不少的救济款。为什么吃返销粮的户还要给带上救济款呢？因为，没有粮吃的户，就没有钱去买救济粮。如果不带上救济款，农民就只能是卖一半救济粮才能去买那一半救济粮。在那年月，七队每年决算下来，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我在七队用的办公纸还是我从单位带的呢！
我为七队社员争取了一批返销粮和一个不小数字的救济款。在一次分配粮款的社员会上，我将总数与各户分配的细数一并在大会上公布，并让大家评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强调：有话讲在会上，下去说的不算数。由于我提前把工作做的比较细，会上大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然，我也知道有几户难缠户分的少，但他们看我的茬口搭的硬，也没有说什么。当然，真正没啥吃的我都给分了足量的数字。会后，我把分配粮款数目用大张纸公布出去，并约法三章：谁有意见在明天下午吃饭以前来反映，过后概不接待，后天就去办手续领款买粮，谁要是把买的粮食卖了，查出来到夏收后加倍扣回并在社员会上作检查（以前有这种现象存在，有权的干部给自己多分的返销粮不是自己吃而是为了卖）。这样以来，七队的吃粮问题解决了。
社员们买回了返销粮，大家的脸色都变了，人人见了我老远的打招呼问候，好像他们都同我亲近了许多。特别使我受感动的是：有的社员为了给我管饭，连夜将买来的麦子磨成面，给我烙馍吃，稀饭也是用白面拌拌汤。我一下子成了他们的知已了，他们把不曾对外人讲的话对我讲了。
群众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领着社员一块搞生产。那年遇到春旱，有的麦子长势很不好。我就领着大家修渠灌溉，浇不到的地方就动员大家担水浇，我也一同担水浇地。有时一干就是一天一夜。麦子扬花以前，下了一场好雨，所以，七队的麦子收的还不错，麦收后，七队的人心更安了，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在经过几个月的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同谈心以后，我基本上掌握了七队几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找到了七队落后的症结所在。
七队有个村霸王叫王文，社员们称他是村上的“三霸王”，即一霸村干部，二霸他人妻，三霸财和物。此人一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心底奸诈，上跳下窜，他是村上乃至大队恶势力的代表。由于他在人面前很少说话，表现出一付“忠厚老实”的假象，所以，一般人还是很难对付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暗下口的狗，社员很怕他，上边一般不惹他，使他成为七队不当干部的“干部”，不是村盖子的“村盖子”。说起他的“三霸王”来，社员们个个都十分清楚，只是口上不敢说就是了。
一是“霸干部”。他不是七队的村干部，但他不同意的人，谁也当不成。就是社员同意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你搞掉。凡是王文同意的人，群众不同意，所以，在七队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群众不拥护就是王文不同意。我进村时，实际上村上没有队长，当时的队长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农民，从能力上讲，他没有才能来管理一个生产队，他是上次公社、大队来整队时新换的。他知道凭他的能力是当不成七队队长的，所以，从换的那天起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说不当队长，大队叫开会他也从来不去。我第一次去七队还是大队长送去的，七队就没有人来接，第一天的派饭还是大队长给安排的，我是住队干部，实际上也是个临时的七队队长。
二霸他人妻。他有妻子，我去时他的儿女都十几岁了，因他游手好闲，整天同有夫之妇鬼混在一起，见不得自己的妻子，还动不动打骂。妻子病了后他不给看，致使妻子早早的就死了。他同有夫之妇在一块鬼混不说，还将人家的丈夫赶在门外。我去以前，这事已经告到县人民法院，法院还来人处理过此事。
三是霸财物。王文是见啥拿啥。据社员反映：王文曾在公社副业队干过，经常到县上、西安等地的工厂、单位去联系业务。他家里啥都有。根据这个线索，我将这事报告给大队和公社。正好公社在大队组织一次赃物搜查，经批准七队对王文家进行了搜查。搜查的那天，早上六点多，大队组织的民兵搜查队就进了王文的家。经过搜查，从王文家查出的赃物摆了队上保管室的一院子。在赃物中，小到本村别人家的工具，大到工厂的电动机，近有县城各单位的，远到西安西光厂的（即西安光学仪器厂）。经过造册登记折价，共计有几千元的赃物。
“三霸”盖子一揭开，七队活跃了，人们拍手叫好，奔走相告。几天几夜村子都安定不下来，大家又说又笑，做活的劲都大得多了。由于王文的案件牵涉到触犯法律的问题，公社工作队及县上介入此案。一天，在公社召开的全公社社员大会上，将王文依法逮捕。
接下来就是解决七队的干部问题，在七队原有的干部中，生产队长早已声明不干，会计是王文的把兄弟，保管是王文的同僚，社员们对他们都早就恨之入骨，看来队干部要大换班了。经过细致的工作，我物色了队干部的人选，并在社员中征求意见。大部分人同意我的意见，但在与大队工作组协商时，他们提出：这些人都很好，社员们拥护，就是能力不行。就是说，他们的人品好，能力差。后来，我对队长的人选作了调整，对会计、出纳、保管仍坚持原来的。这些人是我进村两个月后的工作的依靠对象，他们也经过半年多工作的考验，群众基本上还是满意的。经过公开选举，报大队批准，七队的班子算是建起来了。
解决了七队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生产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我同新上任的队干部们一起，修大寨田、积肥、冬翻地等。为了解决队上社员的劳动工具，我上下联系，加上七队工作的变化，公社县上都有名，所以，就争取来了扶持农村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十几辆架子车。
我从开始进村时群众不管饭，到后来家家争着管饭。由于这年的收成好，群众给我管饭时，都是早吃锅盔和稀饭，午吃饺子或长面。不少别队的工作队员见了我就说：“走，到你队上去改善一下生活。”我说：“走，保你早上能吃上锅盔馍，下午能吃上饺子。”由于工作的劳累，我病了，在回家看病期间，七队社员还派代表到三十里以外去看我。在我完成工作任务回校时，七队的社员都来看我，他们不让我走。在我离开七队的前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社员来同我一坐就是半晚上。
一年的七队工作，使我同社员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凡是在县城见到七队的农民，他们都热情地同我打招乎，叫我到七队去看看。他们说：“七队的人都想你。”是呀！纯朴善良勤劳的农民是最能判别出好坏曲直的，谁好谁坏，他们心里是有数的。只要你为农民办了好事，他们会记你一辈子的。
十年奋斗终入党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都是党和政府供养的，从小我就受到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早在商师毕业的那年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临近毕业也就没有被接收。60年我刚进商洛师院，就又向党组织写了申请书，1962年5月，我由杨恩绪、武怀发二位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被师院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本来到1963年5月就应该研究我的转正问题。因那时我所在的地区农场几经移交单位，所以，也就一拖再拖。1964年农场支部研究我的转正问题，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发现自己的现金中短款二百多元，当即就向农场组织和领导讲了这事，并借钱补上了。在组织研究时，本来大家都通过我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在场的地区民政局的局长出去解手，他回来后说：全国马上要搞社教运动，等运动后再说。他的言下之意是我的短款是不是贪污，叫四清运动来定性。可是，他解手的10分钟，想出来的一句话，使我的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十年。
1965年在农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被清出有经济问题，党组织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并讲这不是对你的处分，按你的一贯表现，可以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6年2月，我被抽搞洛南第二期社教，分在石门工作队油房湾工作组。春节过后在县上集训，当时我们住在原兑山卫生院，就是现在的中医医院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组，恰好来了一个商县的工作队员，他不是别人，就是我在商师的一个极为相好的学友李庆善，他在学校时就是党员，并想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一天下午，工作队召开全体党员开会。他看我没去就来叫我，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走后我睡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盖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他开完会后来看我，打来水将毛巾摆湿递给我，我擦了脸同他来到河边的杨树林中。我们俩谈了很长时间，我给他讲了我在入党问题上的经过，最后他鼓励我说：没事，从头来就是了，只要你有决心，党的大门始终是向你开着的。
到农村后，我同他分在一个工作组。当时我们的组长姓甘，是部队下来的一个团级干部，我向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社教结束后，工作组为我的工作表现写了评定。他说，按你的表现我们把情况都写上了，你回单位后好好努力，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回场后，我把评定交给农场支部，支部的同志鼓励我好好努力。
从此以后，我每时每刻都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经常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章，特别是不止一次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几乎每年都向党组织写一份申请，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常提出的一些口号：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毛泽东“老三篇”、“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等等，都对我的思想改造有很大好处。不管到什么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那是他的最高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改造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1969年，我所在的“五&七”干校，地区粮食局、商业局及农场三个单位合编为一个连的支部，曾研究我的入党问题。后来支部书记给我谈话说：根据你的表现大家都同意你加入共产党，但就是觉得你从取消预备党员到现在只有三年时间，应该再考验考验，请你继续努力。
我按照党对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没有丝毫的怨言。人的一生要说思想进步，那是没有尽头的，谁也不能说他是十全十美的，何况我一个非党人士，所以，只有继续努力，我想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973年10月，当时的商洛“五&七”干校办公室支部，第二次研究我的入党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同意入党，但应再考验一段时间。考验，再考验，这可能是党对一个要求入党的人的一种起码的要求吧！在战场上，一次生与死的冲杀就可以在火线上入党。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那种条件，就得在日常的工作中去考验，这在客观上就需要时间。所以，我还是同往常一样，让党来考验，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接受组织的考验、考验、再考验。
1974年8月，一次我去县城为大灶用学员交的粮票去买粮，同时也带有职工的固定购粮本。办完手续，开票员连同本子交给我，我把它往提兜一装急着就去装粮去了。晚上结账时拿出一看，本本中夹的一捆买粮的粮票还在，记得有几百斤。第二天我把它送给粮站。这事不知后来怎样被学校知道了，可能是粮站的同志告诉的吧。1975年校党委准备接收我入党时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提前的群众会上，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当下给人家，为什么第二天才送给人家，是不是想贪污这几百斤粮票，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思想进步的表现。事实上就是这样，我要是有一顶点想贪污这几百斤粮票的念头，第二天不交给粮站的同志就行了，是她忘了收而不是我忘了给。说我想贪污的同志是以己之心量我之意，他是想以此来反对我入党才是他的真实目的。日，在支部讨论我入党的会上，介绍人王公文、赵玉玺二同志作了介绍，大家对我的表现和入党的坚定信念作了肯定，到会的党员一致同意我入党。日校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问题，在日的支部大会上，支部书记刘文房同志宣读了党委的批复，并指出我的入党时间从日算起，从这一天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之所以是正式党员，是因为党的九大党章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在宣布我入党的党员大会上，支部书记让我表态发言。我哭了，竟激动的发不成言，在场的党员都很感动，不少人都说，这不是入党了吗？慢慢说，有的人竟给我送来手帕。是呀，十年的努力今天算是有了结果，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从日在商洛师院入党，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到1966年11月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中间经过三年时间。从1966年11月到1975年5月，这中间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第二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我作为一名正式党员第一次交了党费。我终生都不会忘记日这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和光荣的日子，她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诞生日。从此，我将在党的怀抱中不断的成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信念是一个人的灵魂，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的、内在的动力。
人的一生，活的是三样东西：一是自然人体，也就是一口气；二是品格；三是理想。这三样东西中二、三是指人的精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应该是健康的体质、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理想的综合体。光有生命没有精神的人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是一俱植物人体。作为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人来说，其政治生命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我为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苦苦奋斗了十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
年过四十偏“学艺”
1977年春季，商洛地区“五&七”干校在全校组织了一次批判会，并要求各科室选一名干部参加大会批判发言，我所在的总务科选我代表全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
由于我一直就爱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爱看中央发表的大型文献，如两报一刊社论和一些大块的批判文章。从文体上来说，也懂得如何写批判文章。经过几天几夜的充分准备，我写出了大约有上万字的批判文章。
大会发言时，我胸有成竹，也不怕在人多的场合讲话。在我的发言中，会场的听众不是鸦雀无声，就是给以掌声。散会后，不少人见我都给以赞许的目光，校长也说我的大会发言很好。这天我的大会发言本来是一次很平常的事，但它却对我后来的工作变动和发展前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五&七”干校已正式成为培训干部的学校，教学人员很缺。由于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恰在这时学校正设法从外边和校内选调教员。在校内，我就成了领导选中的对象。1978年初，学校调我到教研室的资料室工作，还让我同教学人员一起去西安听学术报告。记得到省委礼堂听过经济学家蒋学模的课，到西北政治学院听过刘国光的课。到1978年10月就调我到教研室当了一名正而把经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
记得我到教研室讲的第一堂课，是辅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向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很关心，也经常爱看有关农业发展方面的文章，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当时，党校对上讲台讲课的讲稿要在学校领导参加的教研室会上讨论，新上讲台的教师还要试讲。我和另外两个新调来的教员同时参加了教研室的讨论审稿会，我的讲稿一次通过并没有试讲就上了讲台。
为什么我的讲稿能一次通过呢？因为，我用超过常人十分的精力和认真的精神来备课。在那一个月中，我除过白天坐在书桌前不动外，每天晚上都熬过十二点才睡觉，有时一熬就是一整夜。虽说我的家就在学校跟前，但那一个多月很少回家。由于自己认真熟悉讲稿，加上在讲课中联系实际，所以，每次讲后都得到学校领导的好评和学员的认可。
1981年省党校招收理论班，实际上就是大专班，我报了名，学校为培养我同意报考，报到地委组织部。地委组织部因当时学校缺教员，动员我安心教书没有同意，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失去了继续深造，提高学历的好机会。按理说，当时的组织是看重自己，信任自己，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不利。在我评职称时，因为学历低几乎被取掉，只是我的教学实绩突出，才被勉强批准，但要想再上一个级别就不行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和我一起毕业的学友，经过进修都取得了大专学历，不但职称上去了，工资也比我多拿好几百。但是，我想自己毕竟是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才走到今天的，至于职称和工资那是次要的，为党好好工作才是重要的。
人常说，年过三十不学艺，是说人的一生中学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期是三十岁以前，过了三十岁精力就不行了，加上成了家有了拖累，也就分散了人的精力。我却不信，我当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第一次登上讲台时已年过四十，达到“不惑之年”。在谈到我当了教师的职业时，妻子常开玩笑地说：“你的教师职业是我给的，你当是你真的有本事。”说到这件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那是妻子十六岁时，常和本村的几个黄毛丫头去保安上集卖烧馍。一天，几个女孩子在集上叫算卦先生算命，算到她时，算卦先生说：你的命好，将来跟的女婿是一位品貌端庄的教书先生，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男孩。当时，说的几个女孩子抱在一起笑的流出了眼泪。说也奇怪，我在干了其他多种工作以后，最后还是回到我原本的专业上来，当了一名教书的先生，不同的是不是到小学教书，而是到地区党校教大人的书，我们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我的党校教师职业是不是妻子命中所赐不得而知，但我凭着自己的一股子牛劲，偏偏四十岁以后当了二十多年党校教师的确一点不假，而且是在中专和大专体制的党校教书。
奇怪的是，我所教的学生大都比我的学历高得多，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原本是教小学生的料。一次，我在柞水党校给大专班讲《当代政治经济学》课，下来后，班长和几位班干部来我住的房子看我，他们进门都热情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他们说，李老师，你讲的真好，学员都反映你讲课条理清楚，说理深刻，联系实际，讲得具体，易懂爱听，你把书给讲活了。
不管学员和别人怎样来评论我，但我知道自己的知识水平的深浅，由于我在教学中从不怠慢，以苦钻深研来求知，所以，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亲身经历中，我悟出了一条道理：知识的获得，学校教育是重要的，但在社会实践中刻苦自学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爱迪生说过：“天才，那就是一分灵感加上九十九分汗水。”我不是天才，但我懂得“九十九分汗水”意味着什么。
实践锻炼在永丰
1983年，地委党校迁址商县县城，我因妻儿家小落户洛南永丰李洼村，并分有成十亩责任田，再三道谢党校冀全良校长的挽留回到洛南工作。县上领导为了照顾我这个“一头沉”干部，就将我分配到中共永丰区委工作，当了区委的秘书。
永丰街，旧名叫桥耳街，位于县城西十二公里处，北有四十里梁原，南有永丰河，西有葡萄岭。横穿东西的洪箭公路从街中间而过，是洛南县的西大门上的一个不小的乡间小镇。桥耳街得名于街中心的一个小桥，原来的小街既窄又短，街中间有一个小石桥，这小桥大约有三米多长，桥形酷似人的耳朵一样的特殊，人们就将这个小街命名桥耳街。自从人们记事的时候起，这里就立三、六、九日为集。每到遇集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到这里上集。特别是每到腊月，这里足有几万人来赶集，把个小小的桥耳街挤得水泄不通，就连南边的河滩都挤满了牛、羊、猪、鸡、柴、草、木料和它们的主人。由于上集的人太多，每逢集日，不管集上卖的什么吃的，都卖个精光，所以，人们又给永丰集起了个别称，叫吃死鬼集。
我到永丰区委工作的时候，这里建设的已经很不错了。区上给我分的办公房就和当时县委的办公房子一样，是窑洞式的两层楼房。区属镇属单位有十几个，街道修的很宽，东西也拓长了。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永丰的逢集日也改为单日集，即每月农历的单日为永丰集，双日为县城集，也就是说，将原来的一月九个集日改为十五个集日。永丰街，成了洛南县西边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中心了。
我在永丰区上的工作，按照县委组织部下发的文件任区委的秘书工作，即掌管文书并协助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讲，秘书工作是给领导当参谋的工作，它与文书工作不一样，区上的文书另有专人。但我看，秘书工作实际上就是文书工作，不过只管区委不管区公所的文书就是了。一天忙里忙外的，迎来送往，承上启下，特别是农村工作，它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广大农民，所以，也没个时间，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经常是人已睡了还半夜三更地起来接电话，开大门。人说秘书是半个区委书记，我看比区委书记还忙，谁来了都找。实际上，是一个有领导之“职”没领导之权的特殊人物。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动起来一天到黑都不累，而且是越忙越有精神，越忙干劲越大，所以，一年多的秘书工作干的还有点起色。
后来，调来一位姓张的区委书记，他看我是从地委党校调来的，并且是一位搞理论宣传工作的“文化人”，加上当时党中央正在全国搞改革开放，而且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就要向广大农民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他找我谈话，想调整我搞区委的宣传工作，这也正合我意，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调整，搞起了宣传工作，实际上，它和我在地委党校的理论教员差不多。
那时，党中央正在农村搞改革试验，每年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就农村工作制定方针政策。这就要求向农民宣传党在农村的大政方针政策，让农民依靠党的富民政策，治穷致富。宣讲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当然落在我的身上。
1984年春节刚过，区委就研究如何向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宣传这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接到任务后就积极准备。从搜集资料到学习文件，撰写辅导稿，整整忙了一个多月。写出了《关于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的辅导稿。从1984年夏到1985年春，先后在区属镇属机关单位，在街西大队、马洼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十余场次，听众达上万人之多。由于我联系农村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好评。有的农民说：看你是一个国家干部，但你讲的话同咱农民想的一样，实在，好懂，我们爱听。我心里明白不是我讲的好，而是党的政策制定的好，它合民心，顺民意，我只是用普通的语言把它讲出来就是了。
要让农民知道和实行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光靠在台上讲还不行，必须用农村中的先进典型事例来说话。因为，农民最讲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农民亲眼见。为此，我就利用经常下乡的有利机会，走到那，调查到那，写到那。在白洛下乡，我调查并写了农民依靠党的政策致富后过年喜悦心情的《鞭炮声声》；在白川下乡，我写了过去的穷小伙，现在富裕了娶了新媳妇的《洞房的笑声》；在李洼下乡，我写了《要致富栽泡桐》和《要想富养奶牛》；在韩村下乡，我写了允许农民包荒山致富的《犟老汉包荒山》；在胡河下乡，我写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好领班》；在白原下乡，我写了《昔日抱着金碗要饭，今日家里粮食堆满》。总之，我不知这些叫什么的小文章，不到一年就在县广播站播了十几篇。
农民要致富，一靠党的富民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和致富信息。为了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和及时得到致富的信息，我在张书记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科技信息小报》。半年时间，光印发到各乡村的就有十几期。甭看这小小的《科技信息小报》，拿到农民手里，却如同金银财宝。
1984年秋的一日，我在科技报上看到外地农民办饮料厂的一条信息，我把它登在我的《小报》上。不几天，永丰企业办的同志来区上问我并详细地看了那条信息，后来，他叫我同他去马刨泉调查，看能不能办一个矿泉水厂。
一日，我们来到位于永丰街南边不远的马刨泉调查。
马刨泉，顾名思义，就是马刨的泉。到底是谁的马刨的泉呢？说起来还有一段神奇的历史故事，据说这马刨泉是刘秀的红鬃烈马刨出的山泉。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汉王朝的政权，西汉宗室刘秀立志匡复汉室，由于王莽势力强大，刘秀战败后逃到洛南。一日，刘秀来到永丰袁岭子上。由于多日行军人困马乏，特别是马渴的不能动了。这时，刘秀的马发现在自己卧的地方不远的石崖下有一片绿草地，刘秀的马断定那绿草地前一定有水，就飞起前蹄用力在石岩上奋力刨了三下，马蹄落下的石岩裂开了，里边竟喷出一股山泉水。这泉水越来越大，最后将一块大石冲开，刘秀及马喝了山泉水一下子精神了许多，后来一天天兵强马壮，打仗节节得胜，最后建立了东汉王朝。
这马刨泉的水，一股子从袁岭子南边经板桥河流入丹江，流入汉江，流入长江。一股子从袁岭子北边经永丰河流入洛河，流入黄河。这袁岭子就成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马刨泉成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源。
人们常把长江比作父亲河，把黄河比作母亲河，我这个长江流域的男子与母亲河流域的女子结婚，生下了五个儿女。我常与妻子开玩笑说：我是长江，你是黄河，我们所生的儿女无疑是长江黄河的血脉，也就是长江黄河的儿女。
马刨泉的水，是从一座大山中流出来的，据说是葡萄岭上的葡萄汁酿成的，所以，这泉水清中带香，香中含甜，是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饮料，人们饮用了这马刨泉的水，肯定会健康长寿。当时，由于投资问题没有办成。2005年我在西安的亲属家，听说网上还有永丰的信息，打开一看，果真有永丰的资源信息，还有马刨泉泉水的介绍。我想，今后一定会被有识之士将马刨泉的水开采出来供世人饮用。
1985年的春节是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大发展中到来的，是在农民初步走上致富之路中到来的。县上为了展示农村改革的巨大
成就，显示农民致富后的精神风貌，决定各区镇的社火到县城游行表演，年前就作了布置，区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在一位副区长的领导下，具体是我和文化站来搞。我与文化站的同志一块商议后，定下了一个游行表演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年前已经就绪，只等春节一过就出师东进了。
正月初十，是个春意融融的日子，全县各区的社火队在县城各主要路口集中。永丰区的社火队在西石咀集中，准备时间一到就出征。上午十时许，队伍向县城进发。永丰社火队的阵容是：前边一辆彩车，车身被各式各样的模型所包围，车上站着一头巨大的奶牛，远看就像一朵巨型的花束，而不见车身；随后，是永丰村二十人组成的锣鼓队；再后，是李洼村三十人组织的高跷队、街西队三十人的狮子龙灯队、白原村的十人组成的戏子队，这个队伍足足排了一华里。我们顺华阳路向东，又在东新街处向北，然后顺中甫街西行，经过县委、县政府门前，最后，在县文化馆院子开了个简单的会，我代表永丰的社火队讲了话，这年永丰的社火队在县上赢了人。
永丰工作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为实在和活跃的两年，是我这个出了校门进机关的人得到了锻炼的两年。两年间，区上领导曾多次要我到乡上任职，都被我谢绝了。后来的孙区长，让我好好干将来接替他的工作。1985年春，因县党校需要教师，我就要求调党校工作。当时，永丰区的张书记到外地考察，等他回来后我的调动文件发到区上，他看了后把我叫到房子美美地批评了一顿。但是他又说：你到党校工作也是党的工作，我就不再留你了。我们区上的庙没有党校的庙大，再说，我也不是在这干一辈子，说不定明天一张纸就调了，希你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是在区上当官还是到党校教书？我选择了后者，这是我的明智之举，至今我还为此而暗暗高兴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当不了现在社会中的官，不是我没有能力和一颗为人民办事的心，而是我不具备在官场上游泳的“本领”。
不久，我就到县党校报到，又搞起我原本的党校教师的工作。看来，我只有在三尺书桌上和三尺讲台上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至于当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实际上，永丰工作的两年，是我在地委党校和县委党校搞教学工作之间的一次很好的实践锻炼，它为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尺讲台苦耕耘
作为一个低学历的教学工作者，在登上与自己学历不相称，而且高几级的学校讲台，必须有一股子钻劲和志气不可，不然就站不住脚，上去了也得垮下来。也就是说要有一股子牛劲，我属牛的，原本身上就具有一股子牛劲。
1980年到1983年间，我在地委党校时，在校内，先后为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理论骨干培训班讲课；在校外，为国防工业在洛南的四厂一院讲课。讲课的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的《八篇军事著作》、陈云的经济思想等等。
1985年初，调来洛南党校，在校内，为中专专修班讲过：《经济管理读本》、《经济管理原理》、《统计原理》、《会计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哲学原理》等课程；为短期干部培训班讲过不少的专题课。为村支部书记培训班讲过《怎样当村干部》等专题课。在校外，为县委、县政府两大院，县级各单位，各中学教师，各企事业单位讲过不少的专题课。远的还讲到商县和咸阳。1987年3月，在省、地、县组织部、地党校和商县杨峪河区委举办的村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讲过课。后又到咸阳秦都区委举办的村干部培训班讲课。1995年7月被商洛地委党校聘为兼职讲师。随后，为地委党校大专班、柞水县委党校和洛南县委党校的大专班等六个班次讲过《当代政治经济学》。得到的反映是：此人讲课精练干脆，有条有理，联系实际，好听易懂。在地党校讲课时，有不少学员问我：你是那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而是中师毕业的，他们都不信。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十份耕耘，十份收获。我其所以能站在比我学历高几级的讲台上讲课，这是我在自学的道路上苦苦奋斗的结果。成功总是和付出成正比的，付出越多，成功就越大。
我在自学的道路上获取知识，提高教学水平的基本功，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认真读书。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广而深。苏轼说：“读书万卷始通神。”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有真才实学。
读书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嗜好，我最爱读毛泽东的著作，一套《毛泽东选集》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最为欣赏的是毛泽东的文风和文章的说理性及其针对性。
为了适应党校教学的需要，我将自己的学习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人文等方面。就连植物学、动物学、气象、人口、计划生育、医学等等我都看。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比不得国民教育的中小学、大学的专科和本科的理科教学。教经济学的不懂政治、历史、地理不行。教哲学的不懂经济、历史、政治也不行。特别是，辅导党的重要文献和方针政策的专题课，什么知识都得懂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作为一名党校的理论教员，站上讲台，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懂才行。
从1980年到1998年间，我连学校发的书和自己买的书总共有二百多本。由于我的经济困难，没有钱去买新书，就到书摊上去买便宜的旧书。有一次，我去西安出差，为了买一本书，使我饿着肚子坐车回家。
使我有机会接触和读书的最有利的时机有两次：一次是在商洛师院时，让我管了一段政治教研室的资料工作；一次是在地党校时，让我当了一段资料员，我是从资料员调的当了政治教研室的政治教员的。这两次，是我学习知识，扩大知识面的最好时机，从此，培养起了我的学习嗜好。
第二步，积累资料。其要求是：从内容上讲要广，从时间上讲要有连续性。
要获取广而深的知识，就必须广泛地积累资料。实际上这是学识的储备，好比储备粮食一样。从1980年到1998年的近二十年间，我光剪集的报刊资料就有八十多本，内容涉及多门学科，收集的资料就有六十余册，保存的讲稿有百万字，制成的读书卡就有几百张。我因没有钱订报刊，就找来领导和学校图书馆过期不要的报纸来剪。退休后，我把它翻出来，就有一种亲切感，从它我看到了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人们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看到了我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第三步，勤思活用。其要求是：动脑要勤，思考要深，应用要活。只有勤于动脑，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库里。只有深思，才能消化吸收，把外在的知识变为自己内在的学力。只有活用才算真知。
在日常生活中，我有一个好思癖，就是脑子爱思考问题。一个问题一旦钻进我的脑子几天几夜都不得出来。在这几天，吃饭不香，睡觉不甜，走路无方向，说话语无伦次，经常遭人误会，说我看不起人，目中无人。有时吃饭夹错菜，走路头撞墙，半夜三更问题梦中来。
另外，我的脑子有多项功能，主功能用来思考一个问题时，次功能可以想着另外一个问题。常常是一边备课，一边听新闻联播，互不影响，各得其所。
第四步，讲好专题课。其要求是：吃透原文，联系实际，把握中心，有机结合。
从1980年走上教学工作以后，我讲的最多的课就是专题辅导课。它的特点是：党校根据党和国家的形势要求，就中央的某一重要文献或中央的决定或制定的大政方针，编写一些专题来讲解。它只出题目和要求，具体怎么写由辅导者自己来拟提纲，自己写讲稿。实际上，写好一篇专题辅导稿，讲好一个专题课，就等于编写一本书，它对提高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最爱讲这种课，也讲了不少这样的课。如：“关于按劳分配”、“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关于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关于反腐败问题”等等。
第五步，积极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其要求是：态度要积极，吸取经验要虚心。
从1989年10月到1997年退休，我先后六次以文赴会参加了省市县党校的理论研讨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参加了在汉中、宝鸡、渭南地委党校召开的陕西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听取了这些党校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参观了南郑县、勉县、眉县党校并听取了他们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参加了“黄河金三角县市党校联谊会”在潼关、陕县召开的第四届第五届年会。听取了到会县市党校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和交流。参观了灵宝、渑池、运城党校，并听取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经验介绍。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我主动听取兄弟党校同仁的教学经验。这些活动，对提高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人的大脑是储存知识的仓库，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来储存知识，关键是看你到用时能不能拿得出来。看一个人学的好不好，学历高不高，学力强不强，检验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对所学知识会用不会用，看到用时能否从脑库里取得出来取不出来。
一个人步入社会时国民教育的学历很重要，但它并不是这个人一生成败的决定因素，真正有作为的人，是看他在社会实践中生存能力的真正学力，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是吗？一代伟人毛泽东毕业于师范学校；一代文豪高尔基是一名学徒出身。当然我不能同他们相比，但道理是一样的，学历不等于学力。爱因斯坦说过“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生不渝的追求。”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终生不渝地去追求知识，他的智慧肯定大大的高于他原有的学历。因为，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一所全学科的伟大的最高级别的学校。这所伟大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古人有一句哲理很深的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指能力而言）。一个学历很低，学识很浅的人，要想获得很深的真正学力，没有吃苦精神和一股子牛劲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我就是一个吃苦的料。凡事都是逼出来的，但逼的背后就是苦苦奋斗，没有奋斗就干不成事。
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所追求的事业的恒心和决心。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恒心和决心，“才华”不能，“天才”不能，“教育”也不能。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的人大有人在，是天才却得不到赏识的人屡见不鲜，受过高等教育而没有饭碗的人随处可见。只有恒心加上决心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粮食是养育人肉体的天然营养，民以食为天吗！知识是培育人学识水平的丰厚土壤，学者以知识为地，不是说知识是个无价宝，人人终生离不了吗！是呀，我的一生是知识把我送上了大学的讲台，是知识使我退休以后仍保持精力充沛的力量源泉，我是靠着刻苦，不断地吸取知识而充实平凡人生的。
走访洛水吼大堂
贪赃枉法现象自古有之，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避免不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多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总体来说是好得多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体制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诱发了人们的不少欲望，特别是官场的腐败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发展，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很大的影响。我在职时，也经常给学员和各单位讲过关于党内腐败问题的专题课。退休后不时地从报纸上和广播中听到和看到党内的腐败案件，而且有逐步升级（官位越来越高）的趋势，有的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腐败分子，他们吃人民的血汗钱是不吐骨头的，他们在法庭上脸都不红。他们被五欲所
俘虏，即物欲、钱欲、名欲、官欲、色欲，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官员，在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外衣下干着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唯我是从的勾当，实际上成了赃钱和情妇的奴隶，最后成了阶下囚。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这话听起来是多么的顺耳和亲切，但叫党内的腐败分子一捣乱，人们的心就凉了半截子。人们失望地说：现在的社会成了管钱的贪钱，拿权的贪“权”，管官的贪“官”，无钱无权无官被人餐。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但也说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有的官员竟贪钱用公款到境外赌博。
看到听到关于共产党内腐败现象的发展，使我想起了流传在清池川的一个“洛水吼堂”的传说。为了充实教学内容，我于1995年实地走访了清池川的老人们并翻阅了一些资料，经过研究弄清了“洛水为什么吼堂”的原因。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洛南县城所在地的清池川是一块地洁水灵的圣地。说他地洁，洁得特别，池水水面被片片荷叶和荷花浮盖，有的荷花张开洁白的花瓣仰天含笑，有的荷花未开成为拳头大的花蕾伸向空中随风摇摆；池岸边鲜花盛开，绿草丛生，四面环绕的十八座燕子山、馒头山，松柏常青，郁郁葱葱。喜欢洁净的燕子一年四季成群结队栖息川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整个清池川好似一个绿色的大花园。说她水灵，灵得神奇。这清池川的水，一股是从西边几十里以外的葡萄岭发源，带着葡萄汁的香甜，流过四十里梁原原始森林的绿地毯；一股是从“神龟背书”出洛水的秦岭发源，经过洛河，在尖角处又从梁原最东段的山下地宫中流入清池川。池水清澈见底，水平如镜，每到夜深人静时辰，耳贴水面可以听到两股水的窃窃私语和轻声合唱，特别是这洛河之水，具有辨别方圆几百里之内的善与恶的灵气。由于清池川位于洛河之南，所以，我的第二故乡就命名为洛南县。
特别是以它灰弘的身躯树立其中的馒头山，更有一番神奇和灵气。说起这馒头山，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形成原因：洛南县城所在的青池川，原是一片若大的乱石滩，方园几十里都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后来，外地有些先民迁来这里周围的山里求生。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人们的生活十分贫苦。他们看到大片滩涂荒芜，如能变成良田该多好。为了祈求上天赐福于这里，人们每到年关做上大大的馒头，带上香表和酒水到清池川祈求上天。人们献上馒头和酒水，敬烧香表，叩头礼拜，口念：祈求苍天，赐福人间。承救生灵，变滩为田。人们年年礼拜，岁岁祈愿。为了表达诚意，人们就把供品留在这里。奇怪的是，每年人们留在这里的供品，馒头变成石头，香灰变为土，酒变成水。经过千年万代的堆积，馒头石越来越大，香灰土越积越高，酒水越来越多。当馒头石和香灰土堆积成一个若大的小山，即现在的馒头山一样高大，当酒水积成一个若大的水湖环绕小山的时候，上天终于被人们的祈祷所感动。在一年的正月初一，人们祈祷之后的夜深人静的吉时，天上惊下了一场春雨。这场春雨，把馒头石和香灰土堆成的山，变成酷似馒头的花果山，周围被碧水环绕。西边，四五十里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一块肥沃的林地良田；北边，凸起一座森林茂密，山恋叠嶂，鸟语花香的峻峭高山，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站立山顶可遥望华山；山的南麓脚下，是一条绵延几百里的大河，河水犹如一条缎带向东漂去；南边，有山有地；东边，是一道绵延百里的大川，土地肥沃。一夜之间这里方园几十里的地方变为人间仙境，变成一块供人们生息荫子的好地方。所以，我说这馒头山，是一座如同北京天坛中的“祈年殿”即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皇帝为全国人民祈祷五谷丰登的大殿一样，是洛南人民祈求上天赐福的一片诚心和美好愿望的见证。现在洛南人民把它修造成一座美丽地仙山公园，即‘馒头山生态园”。在它东面伸出的小山上，修了一座仓颉园，将汉文字始祖仓颉的高大圣像敬塑其中，实属应做之举。这既是对上天赐福的真诚回报，也是进一步祈祷五谷丰登，人寿年丰，人杰地灵的一片心愿，也是对汉文字始祖的崇敬和缅怀。
随着人类的繁衍，清池川自然成了设郡立县的好地方，自然要派官在此执政。自首次设县派官执政以来，所有官吏都能为民办事，治理自然，惩治社会害民之徒，为官清正廉洁，受到百姓的拥戴。特别是得到清池川地下宫中洛水的轻声赞誉。到了某朝某代，皇帝变坏，奸臣当道，贪官盛行，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清池川派来一位贪赃柱法之徒在此执政，百姓无不叫苦连天。
这位县官来到清池川以后，不是为民办事，清正廉洁，而是贪赃枉法。他曾多次受贿冤判人命。一日，他再次受贿错判人命后得意入睡，忽然被他床下发出的水吼声惊醒。他忙唤来衙役：“快去看看是什么吼声。”衙役们四处察看后回禀到：“老爷，没有什么吼声。”当他又刚以入睡，吼声又起，而且比前一次的声音更大。这一夜，他再也没有入睡。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多次被地下发出的巨大水吼声惊醒。特别是每当他坐上大堂，就听见地下有巨大的水吼声。
一天晚上，这位县官在睡梦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位白胡子水翁顺洛河而下，经过地下宫来到他的床前对他说：“洛河之水是孕育洛州人民的圣水，清池川之地是神灵之地，这里是一块净土地，她容不得任何人在这里欺压百姓，贪赃枉法。你来这里，应该为民办事，惩治邪恶，但你却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你是要受到上天的严惩的。”说罢就不见了。
这一夜他吓得就没敢合眼。第二天，他去升堂时，看见迎面墙上正中间，端端正正的书有四句诗，这就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国有句“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警语；它的反语是，为人做了亏心事，无人敲门心也惊。由于他做了亏心事，所以，就被大堂上的四句诗和连日来洛水的吼声吓破了胆。当天晚上就带上家眷偷偷地跑了。
从此以后，凡来清池川为官者，如果是为民办事的清官，晚上夜深人静时，人们就能听到清池川地下水晶宫中发出轻轻的、悦耳的歌唱声。如果是一位赃官，人们就会听到清池川地下水晶宫中发出愤怒的吼声。凡来此地的赃官，一个一个的都被洛水给轰走了。
这件事，后来传到朝庭皇帝的耳中。为了告诫他的官吏，就下诏书将白胡子水翁留在清池川大堂的四句诗，高高地书在各郡各县衙门前的扁牌上。是的，任何朝代的官吏，他们的衣食俸禄都是老百姓辛勤劳动创造的，虽说老百姓是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虐待的，但保护百姓的上天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凡是为官者只能是老老实实地为民办事，做到为官清正廉洁。谁要是贪赃枉法，肆虐百姓，就是欺负上天和下地，所以，天地是不会相容的。“洛水吼堂”就是天地对欺负肆虐她的百姓的官吏的警告。
作为自然界的洛水，竟能辨别和惩治赃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终会惩治和消除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无情的，它决不会容忍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党纪国法将会把他们一一送上审判台。劝君（当权者）莫做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洛水吼堂”就是天地对恶人的警告，对臣民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的领导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后人们老是作念他、怀念他，因为他在那里为人民做了好事，为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