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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和现在
资中筠 15:21
资中筠/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士&如果有官职就称为&士大夫&，在西语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对的词，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一律称之为知识分子。我大体上讲几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那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兴起的黄金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创造了极为丰富和高水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至今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文明&，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的。
那时的&士&有独立的身份和充分的思想自由。那是最早的社会转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改善人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论，到各个诸侯国去游说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纳，就到别国去，很自由。
中国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诸子百家，像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等。现在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常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诸子百家。所以那个时期应该是中国思想上、哲学上、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几千年前的那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深刻，而且各家所阐释的道理都是有其特点的。中华民族是早熟、早慧的，那个时候差不多相当于古希腊的那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开始的时候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后来道路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对于&士&&&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孟子给&士&给出的特点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他先是说必须让老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可以没有产业也有恒心的。也就是&士&是应该有自己一定的原则主张，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或权势，有独立的人格。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现在的西方民主社会，国会讨论问题时，每一个国会议员的主张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这个人主张加税，那个人主张减税，都代表着他后面的选民的利益。可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意见，想到的是一个更加长远的哲理，或者是对整个社会的退步还是进步，改善还是恶化有没有影响，而不是他自己可能加薪还是减薪这样一个问题。
而在那个时代中，孔子周游列国，他要说服那个地方的君主采纳他的意见，而不是去迎合那个君主的意见。人家不听他的，他就到别处去，想办法说服别的国家的统治者。谁都不听他的，他就准备乘船到海上去漂流，绝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到孟子那就更加厉害，都是跟国王辩论的，国王小心翼翼，对他非常尊重。这是当时的&士&，是有骨气的，有完整的独立人格的，思想是自由的，是真的自己这么想，而且要说服别人。孟子说，假如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话我可以跟一千个人辩论，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这就是这个阶段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每一家的主张不一定后来都非常有用、有效，各自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精神，用中国话来说，是有担当，有责任感，有勇气的，后来这种精神被一点一点摧残掉了。
秦至鸦片战争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就开始实行思想专制。因为当时秦在文化上没有其他中原国家发达，他用武力打败了各国，那些贵族都不完全臣服，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要反抗，所以他必须实行思想和言论的专制。首先要镇压的就是读书人，不能用辩论的手段，因为辩不过人家，就把人家埋了，书烧了，这种办法一直流传到后世。不过秦朝统治很短，还来不及统一思想又乱了。汉朝经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一家，从此开启了两千年的思想专制制度。读书人的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
这里要澄清几点一般人容易有的误解：
第一，把儒家作为唯一的&官学&，与发扬和深入研究真正的儒学是两回事。对于历代帝王来说，&尊孔&只是把孔子作为一种符号，断章取义地利用，很少有皇帝真正完全按孔夫子的教导治理国家，实际上他们也做不到。
所以为什么后来人们要革新的时候，要搞解放思想的时候，都要批判孔学，其实并不是经过研究，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体系，而是反对以&孔圣人&作为一种统治的符号来压制别的思想。后来尊孔已经就变成了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哲学思想了。跳到当代来说的话，马克思主义也曾经被作为这样一种工具。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一些自称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者实际上并没有去全面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真正主张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来统治和压制一切和他不一致的思想。
第二，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化还是开放比封闭的时候多，并不是完全由儒学一统天下。例如到东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士大夫不少相信老、庄道学，唐朝好几个皇帝都给佛教以比较高的地位。那时的&西方&包括新疆、印度、中亚，汉族的文化同他们的文化都有互相吸收和融合。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荣的时期都是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时期，而比较僵化、萎缩的时期都是封闭的时期。在统治者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比较封闭，或者他特别自大狂的时候，觉得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也比较封闭，奋发有为的君主比较理智，比较清醒，他就能开放。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杂交的，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比如说胡琴是中国的乐器，实际上是从少数民族传来的，是从西域传来的，有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传下来，跟开放、包容是有关系的，应该说作为中国特色的话应该是开放的和包容的，而不是封闭的。所以现在忽然又大大强调&中国特色&，要抵制西方所谓文化侵略，这恰好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的。这既不符合中国传统，又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无效的，不可能抵制得住。
第三，至少到宋朝，文化专制还不太严酷，读书人还有一定的地位，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空间。后来统治者发明了所谓&文字狱&，读书人因为写文章、写诗，不知哪里冒犯了上面，就可以抓起来，投入监狱，甚至处死、株连家族。这种做法到清朝乾隆时期最厉害，有了一个思想的禁锢和封闭的时期。这是中国特有的，我想不出来在外文里头有什么对应的词。
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欧洲国家用炮舰打开大门，开启了另一个新时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新思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这一探索持续了100多年。
源于欧洲的各种思潮都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回响，引起震荡，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百家不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思想，而是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想引进了中国，各种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都有相信的人，他们都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当时的中国政治比较动荡，实际上是军阀混战时期，军阀是很专制的，但是他们来不及对思想文化专制，他们都是武人，对文化兴趣不大，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空间。
在与西方（现在指的主要是欧美）的关系上，中国人有一种矛盾心理：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和优越，不仅是在物质方面，还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满争议的&启蒙&过程。最后到五四一代人，取得共识，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种思想为&官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对全民的思想进行整顿，逐步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前面所说的&尊孔&一样，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符号和工具，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已经关系不大。而且与皇朝时代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大学者，而在政治领袖。到&文化大革命&达到空前高潮，真理由一个人垄断，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都遭到全面的破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被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了&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人们的思想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
可惜这种探索又遇到各种挫折，压力来自旧体制的禁锢加上新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在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中兴起了拜金主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的健康繁荣起到消极作用。与前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国已经很强大，优于西方，不需要引进、学习。当前强调&中国特色&，向传统回归的潮流与此有关。
不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文化思想类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还有网络在中国起到了冲破禁锢、传播信息和活跃思想的特殊作用。
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处
1）由于长期在专制体制下，思想表达受到禁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风格比较曲折、婉转，心情复杂，常有出世（逃避现实）的想法，这是维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一条出路。所以许多美好的古典文学作品、诗词等等往往是在或被迫、或自愿远离政治中心的时候创作的。这种复杂的心情是西方知识分子不大容易理解的。
2）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因为中国常受帝国主义落后、贫弱，受列强欺压，所以思想的探索总是与&救国&紧密结合，包括研究科学也不例外：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超越现实，完全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暂时看不到实际效用的学问，这也是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方今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文化、教育、学术更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对于超越国家的、从全人类角度考虑问题，或者纯粹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的课题更少有人发生兴趣。所以这个时代仍然难以产生无论在哲学或科学领域独创一格的思想家，当然更谈不到本论坛的主题：&大师&。
（演讲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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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水浪 于
15:32 编辑
资中筠：解放后，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奴隶的？
& & (一)客观形势
& &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
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
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
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
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
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
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
？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
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
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
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 &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
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
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
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
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
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
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 &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
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
，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
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
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
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
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
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
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
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
”，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
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
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
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 &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
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
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
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 &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
“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
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
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
、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
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
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
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
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
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
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 &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
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
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
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
“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
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
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 &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
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
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
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
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
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
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
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 &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
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
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
源。本言有后续第二节,等待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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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中......
观点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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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 &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
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
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 &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
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
，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
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
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
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
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
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
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
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
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 &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
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
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
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
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
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
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
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
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
，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 &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
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
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
。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
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
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 &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
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
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
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
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
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 &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
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
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
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
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
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 &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
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
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
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
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
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
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 &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
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
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
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
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
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
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
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
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 &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
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
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
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
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
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
“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
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
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
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
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
强愈演愈烈。
& &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 &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
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
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
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
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 &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
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
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
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
，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
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
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
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
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
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 &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
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
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
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
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
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
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
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
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
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 &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
。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
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
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
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
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
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
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
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
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
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
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
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 &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
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
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
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
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
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
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
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
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
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
，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
& &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
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
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
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
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
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
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
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
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 & 文章摘自《士人风骨》&&作者：资中筠&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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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之下，只有奴才，没有人才。
不听话的人才在他们看来就是毒草，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永远是“枪杆子里出power！”
不听话？杀！杀到你听话！把所有不和谐的都消灭了，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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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linzdn 于
15:45 编辑
资中筠就是一哗众取宠的傻X，知识分子怎么就是奴隶了？真正的是全国工人、百姓成为房奴却视而不见，为什么不反资本家？！
右派分子确实令人作呕，反党反社会主义西方洋奴
一派胡言。
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学在孔孟之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统治阶层治国采取的是儒道法三家并重的方式。光武中兴依靠的是世家大族，为了保卫皇权，刘秀开始注重文人的培养，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政事时，文人激烈对抗，几乎被赶紧杀绝，才有后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的诗句。这个时候的文人也并非只学儒家。儒道墨法不论其类。最令鄙人羡慕的是墨家任侠使气的风范。
情况到宋朝发生了转变，程朱理学是对儒家学说的极大发展，儒学地位极大提高，也使儒家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层的核心。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逐渐建立了“文官官僚体系”。
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团，对儒家知识分子有天然的亲近，就像公司的管理者会照顾校友一样。在野和在朝者建立了一整套的社会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架空皇权。面对文官官僚体系或者儒家知识分子的强硬，皇权也只能妥协。
从宋朝开始，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不是统治者的奴隶，而是他们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力热切渴望的奴隶。
知识分子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运行规则，每一个新加入者，必须遵守这套规则。要想升迁或者获得权力，必须在他们自己设计的一整套政治规则下行事。
民国建立，各地方政权基本上就是把满清官员全部承接下来，改换了部分主要官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共产党员人数少，识字的少，大部分在军队，依然是承接下了民国的基层官员。这一套文官政治体系，从宋元明清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的，也不断腐化。
知识分子，不要在统治者身上找原因，原因在你们自己身上！
敌对势力总是存在的
主贴写得很不错。
太细致了。
要害就是一点“专制政权掌握了一切生存资源”。
你不做奴才，直接敲掉你的饭碗。连同你老婆的饭碗。
或者，老婆干脆嫁给了别人，叫你一辈子劳改、打光棍……
看你还有多大骨气！
你说，如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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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只说到样板戏，应当是到文革为止。
跟帖没有看懂就乱发言。
不是奴才的已经都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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