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我没有命令部队打下林彪的飞机|周恩来|林彪_凤凰历史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我没有命令部队打下林彪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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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
核心提示：我（周恩来）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作者：徐焰，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日午夜林彪乘车逃离北戴河，接着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并向北逃跑一事，可谓中国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不仅决定了林彪夫妻葬身异国荒野的可悲命运，也从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国内有识者对&左&的错误开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尽管当年在处理林彪集团的做法上有过&左&的思想影响，众多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 林彪叛逃一事，在当年已经是历史铁案。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却编造了一些不实的情节和传说，歪曲北戴河那个枪响车冲之夜的情景，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然而，已经被证实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那个夜晚，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以&到大连&之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拾东西，随后又仓皇出逃，离开北戴河的96号楼，出现了枪响中汽车猛冲的一幕情节。 对于&林办&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包括林立果选的&妃子&张宁，当时和事后若干天内都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林彪等人的政治图谋不可能告诉这些人。 9月13日以后的北戴河海滨，&林办&的人处于一片茫然之中。8341部队将他们看管起来，由于这时情况不明，加上中央领导人正忙于别的要务，还来不及处理这些人。 对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采取了全部拘留审查的措施，是仓促中做的决定，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下的产物。据当时在&林办&工作的宋德金所写的《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述说： 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认为我们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部队办事不力，他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我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10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从此开始了4年软禁审查、3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由于我们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听传达文件时没有像别人那样震惊，但也是至此才获得了确切的消息及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11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许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代，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内给我们背去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 如果客观公正地看，这些&林办&的干部战士是组织上派去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知道林彪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将这些人长年拘押审查，放出去后又背上政治包袱长期不受信任，显然是错误作法。但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此做法不足为怪。
[责任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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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只有这位上将能叫动林彪：军队高层被他骂遍了
林彪说他是“天生的军事家”。把参谋长与司令员、政委并提，这在其他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刘亚楼在东北期间，主要是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主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6年12月中旬，也就是刘亚楼从佳木斯回到哈尔滨一星期后，他协助林彪部署和指挥了历时3个月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一个称职的参谋长，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作战特点、主官姓名、内部关系、武器装备、兵员新老成分和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
还要洞察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交通情况、机动能力、群众条件、气候影响等等。当刘亚楼准备好这些材料时，林彪颔首赞许：“我们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他还称赞刘亚楼是“天生的军事家”。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战场的战局向着有利于联军的方向发展，南满、北满开始协同作战，统一行动。两条溪流汇在一起，东北形势骤变，攻守之势易手。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初夏，在联军总部高级作战会议上，刘亚楼向林彪建议：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我方总兵力已达46万，敌我兵力基本相等，但就机动兵力而言，我军超过敌军而占优势;为执行军委关于打通南满、北满联系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战场的形势，应于适宜时机发起一次攻势。
林彪同意刘亚楼的意见。当年“东总”的老人都说：刘亚楼很有军事天才，他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刘亚楼的智慧在闪光。夏季攻势开始后，大黑林子一战，民主联军用“口袋战术”全歼敌八十八师全部和九十一师大部，击毙七十一军参谋长冯宗毅、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等将官。
在乘胜收复公主岭时，民主联军曾一度炸坏了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小汽车轮胎。5月22日，联军的铁拳砸向四平。林彪要力雪去年的四平之耻，给夏季攻势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6月14日晚8时20分开始的四平之战，其惨烈、激烈、壮烈程度，在全国战场也是罕见的。
经苦苦鏖战，四平大半个城池已经在民主联军手里了。但就在陈明仁确实顶不住，做好了“以身殉国”的打算时，国民党两路援军南北对进逐渐逼近四平，与民主联军担任打援的部队接上了火。
林彪不禁吃惊起来：怎会打成这个结局?
刘亚楼说：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化。林彪反问：如果一两天拿不下四平呢?刘亚楼分析道：郑洞国和孙立人的援军虽已赶到，但他们被我们的“围城打援”搞怕了，行动肯定谨慎，走一步看三步。我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给四平守军最后一击。
“拿不下四平，全军就将陷于被动，趁敌未合围前，快撤。”比郑洞国还要谨慎小心的林彪，像当年的四平保卫战一样，在节骨眼上以撤为上策。这一撤，再次救了陈明仁的命。后来表明，如果林彪这次听从刘亚楼的建议，整个东北的局势将提前改变。但不打冒险仗的林彪与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
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几十份电报，篇末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谭”，指的是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把参谋长与司令员、政委并提，这在其他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曾担任大军区和省、部一级领导的一些四野老人，都说自己当年在“林罗刘”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战斗作风、工作方法上彼此共同的烙印很多。而“林罗刘”在一般军官和士兵中口碑更好：战争年代摊上个能打仗的指挥员，那是福气。
打胜仗，少流血，还能学本事，否则，窝囊不说，死都不知是咋死的。兵有强弱，将有巧拙，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支军队能不能打，首先还是取决于为将者的水平。在这点上来说，“林罗刘”堪称强将。强将手下无弱兵。司令员对政委是平起平坐，对参谋长却有上下之分，但林彪似乎不大计较这些。
与其他野战军明显区别的还有，其他野战军首长都非常重视集体领导，每一次战役前都要集体开会研究，分析敌情，作出判断，决定战役总体原则，然后再由司令部作战部门根据总体作战原则作出具体方案，而东野却有所不同。
“林罗刘”三人中，林彪考虑大事，定作战决心，其他事基本撒手不管。他的作战决心一下，罗荣桓在政治工作上保证促使完成，而把林彪定下的作战决心变成计划和命令，并组织部队实施等一套，就几乎由年轻力壮的刘亚楼“承包”了。
朱德与刘亚楼
每逢大事，三人便在林彪家里(有时在办公室)一块讨论。可以说，共产党能在东北取得这么快、这么大的胜利，和这三位黄金搭档密不可分。“东总”的许多老人都说：刘参谋长有水平，人也随和，没架子，可他发起火来，批评足轻的，动辄还怕桌子骂娘，没被他骂过的纵队级领导，还真难找。
其实，刘亚楼不是那种一见人就骂，走到哪骂到哪的人，他的骂往往事出有因。一次，一位老资格的纵队领导领受任务干砸后，刘亚楼召开大会进行批评。那位纵队领导强调有实际困难。
刘亚楼听了他列举的那些困难后，更火了：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难题的吗?有问题，你提出来嘛，解决不了算我的责任，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还能活!直批得那位纵队领导低头不语。
哪个纵队好坏，哪个纵队领导好坏，他指名道姓，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该通报的就批评通报，绝不含糊。刘亚楼即使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他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讲话讲得很有煽动性。有时林彪听了，也笑一笑，随后补充一两句，说：“参谋长讲得不错。”有的领导背地里有意见，罗荣桓就给刘亚楼“撑腰”：“参谋长脾气是大了点，但他说的是对的，你们应该做好。”
数年来，我曾访问过一些当年的“东总”老人，他们讲起刘亚楼，语含敬意，让“参座”形象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刘参谋长对人严格。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开，再翻一阵抽屉什么的，把对方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户打开。
“刘参谋长严格的工作作风，不只是对别人，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真可谓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每次战役，从准备到结束，他常常是紧张工作十几二十个昼夜。他就像胡琴上的弦一样，总是绷得紧紧的。吃不好，睡不着，面色发黄。虽然十分疲劳，但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头脑依然机敏，工作照样雷厉风行……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那样混乱的局面，那样不利的敌我形势下，我们能很快地发展到百万大军，同美械化和训练有素的敌人连续作战，并不断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果断、雷厉风行的参谋长，及其领导的有力的司令部机关协助军政主官组织指挥作战，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方面，应该说刘亚楼参谋长是有重大贡献的。”
刘亚楼除了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有条件时，他忙里偷闲，跳舞，打猎，侃大山，样样精通，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据说他“神聊”特别在行，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
刘亚楼看见后，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101”，林彪却说：“讲，讲下去。”林彪不爱玩，也不会玩，几乎没有嗜好。刘亚楼看他太累，生活太枯燥乏味了，曾鼓动他去玩。
林彪也曾“响应”过，在黑龙江双城曾和刘亚楼一道出去打过几次猎，在哈尔滨也和刘亚楼一道去跳过舞。那时，敢叫林彪去玩，能叫动林彪去玩的，大概只有刘亚楼了。
刘亚楼敬重林彪，但并不是事事都迁就他，打锦州时的争议姑且不说，辽沈战役结束后也有一场争议。当时“林罗刘”签发的上报中央、毛泽东的《关于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的电文中，写进了“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我们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的话。
对这段文字，林彪是极为不满的，由于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坚持与说服，才只好照此签发。辽沈战役，刘亚楼高招迭出，功不可没。林彪、罗荣桓定下战役决心后，对战役决心的贯彻、组织与实施，则由他这个参谋长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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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参观漠村。 中新社发 摄
中新图片：在“亚洲电影周”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接见了秦怡（左）和金焰（右）。 中新社发 张茂新 摄
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吴法宪承认，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信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1966年7月初，他们反映的问题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案头。刘、邓很快指示中央军委去空军、海军调查解决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时，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搞阴谋嘛！”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
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早在林彪因病“休养”期间，贺龙曾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撇开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与罗瑞卿一起轰轰烈烈搞起了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林彪惟恐代理工作的贺龙占去他的位置，便将与贺龙想法一致的罗瑞卿搞下了台，让贺龙瞧瞧颜色。哪知耿直的贺龙根本不吃林彪那一套，看不惯他就要发言反对。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叶群接信后很高兴，且故意当着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可靠？是，我们送上去；不是呢，就不送了。”宋治国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忙说：“当然可靠，我写的都是事实，我负完全的责任。”叶群为将事情搞成铁案，又让办公室的秘书专门写了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叶群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与林彪保持共同行动之外，还与贺龙夫人薛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揭发过叶群有关。叶群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CC系举办的演讲比赛，并与CC系的外围组织有过来往。这段历史被薛明揭发后，叶群一直记恨在心。
而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现在看来，周总理当时可能受到这两封信的影响。日，周总理秘密安排贺龙夫妇、其子贺鹏飞和警卫参谋杨青成住进了西花厅。9天后，贺龙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国务院管理局属下的一处招待所。临行前，周总理与李富春一起同贺龙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讲道：“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贺龙当时很生气，几次想说话，但周总理为保护他，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总理最后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秋天接你回来”是周总理对贺龙的承诺。按周总理的性格，他不会忘记对战友的诺言。而周总理为何食言呢？这可以在总理后来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当时调查人员曾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八十多了。”
日，即贺龙去世六周年那天。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
可以说周总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孟东）
文章来源: 世纪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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