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
习近平：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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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研政治考前点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万学海文.c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李大钊及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党的七大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复制，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又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成
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并深刻阐明了三者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一理论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创造性地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在晚年又犯有严重的错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凡是毛泽东做出的一切决策、指示，都必须坚决维护、始终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这两种态度都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主张的实事求是原则。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理论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9年又载入宪法。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仍是党在21世纪伟大而艰巨的三大历史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四，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就要求党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他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2004年又写进了宪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结合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思想、观点和论断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
第二，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第三，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借鉴。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
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统筹兼顾，就是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形成了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科学理论，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各方面建设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发展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
第三，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
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组图)
来源：新华网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是要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经过五四时期以来李大钊等人的历史铺垫，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正前进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李大钊　　过去通常认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等人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肇始于李大钊1918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有近百年之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者。李大钊的探索，比较系统地体现在以下四大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本原则的最初哲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李大钊通过“三个统一”的哲学探讨，已接近于提出这一基本原则：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辩证法、共殊观萌芽。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提出，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建立现代历史科学的三大目的与要义之一；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践论思想萌芽。李大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个独特提法，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思想，又开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先河；三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萌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在“马克思的时代环境”与“我们中国的时代环境”中，李大钊比较强调具体分析中国实际这一面。　　国情观——科学分析中国矛盾特殊性与农民问题的最初探索。李大钊的国情观，包含以下内容：中国国情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要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特殊性，决不能“言吾国情于不顾”，简单照搬西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最大特殊性，就在于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而在于“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从经济基础层面看中国最大国情，“中国是一个农国”，以农立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众所周知，193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三大主要的法宝”。事实上，“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者是李大钊。第一，他是统一战线的最早指导者，与孙中山联手指导国共第一次合作，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他还最早独立地提出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第二，他是武装斗争的最早探索者。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就提出武装斗争的闪光思想：“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第三，他是党的建设的最早探索者。从建党时期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起重要作用者，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　　文化观——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思想萌芽。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具有极其鲜明的两大特色：一是综合更广，二是创新更大。首先，倡导的东西文化互补论，把“东西互动、双翼前进”作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历史必由之道。其次，李大钊把中国古典辩证法、西方近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革新论三者熔为一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少年中国论和青春哲学论，借以阐明中华文明现代革新的历史命运及在创造世界新型文明中的特殊使命。　　在上述四个层面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最初探索，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两次飞跃的理论源头与历史铺垫。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统一之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最富成效的是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七大理论贡献与哲学创新：　　第一，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发表了《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奠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之作和典型代表。其中《实践论》的副标题特别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尾声之处又画龙点睛：“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血脉相连与思想升华。　　第二，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反对本本主义与“两论”创作的宝贵历史经验与科学认识论，产生一个思想升华，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第三，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创立了“近代中国国情论”。他从哲学高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并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毛泽东在1939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论著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三大法宝”。此外，他还开辟了一条迥然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崭新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第五，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这些既不同于西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纲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六，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要求突破苏联模式，探寻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第七，毛泽东倡导用中国化、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富于民族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远未能完成。此外，毛泽东晚年出现了思想逆转和简单化倾向，如把辩证法规律仅仅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一条，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仅仅归结为一分为二，认为讲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仅仅强调一个“斗”字，这就走向了反面。　　邓小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中，邓小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这条具体道路，就是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实现了六大理论创新：　　第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论。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曾经长期生活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世界形势的崭新变化，邓小平将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扬弃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论，为社会主义的模式转换论、新型体制论、改革开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论。毛泽东为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晚年却出现了“左”的错误。因此，解决这个时代难题，具体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肩上。他提出的当代中国特殊国情论、主要矛盾论、特殊矛盾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主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了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层理论问题，邓小平依据世界历史一般趋势，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马克思晚年曾提出利用世界市场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构思，列宁后期也提出了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但是这些闪光思想后来全被历史湮没了。邓小平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有力地冲击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流行多年的教条主义公式，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解。　　第五，“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大曲折，深层原因是经济改革问题，但直接的失足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邓小平提出了一条新思路：既不采取“直接碰”的激进方式，也不采取“绕着走”的消极方式，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引着走”的稳健方式。邓小平要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采取“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并实现“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的整体建构这种“一体两翼式”的体制创新，支撑中国现代化走向有决定意义的起飞阶段。　　第六，“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论。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又要避免大的战乱，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大智慧，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双赢之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香港、澳门的回归，已经证实了这一思想的有效性。这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理论意义与当代启迪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为了更完整、更全面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里补充“一个铺垫”的概念，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部曲——“一个铺垫、两次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李大钊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最初探索，这是后来实现“两次飞跃”的重要历史铺垫。　　用“一个铺垫、两次飞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在理论上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等于民粹主义”的历史迷误。首先，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五四运动基础上进行的，五四运动已经打出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化文明成果尤其是民主与科学的旗号，绝不仅仅限于在落后农业文明基础上谈论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其次，从空间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源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主要发源地，第一是在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第二是在中国近代工业与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并不发源于偏僻农村。只是1927年至1949年的20多年，我们党才带着这些历史性成果，被迫转入农村，因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仅仅和落后农村、偏僻山沟相联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最后，从基本理论、核心观念上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就在北京大学及上海等地开始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超越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哲学基础、理论水平，毛泽东、邓小平等后来人更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确有民粹主义的偏差，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是本质。　　用“一个铺垫、两次飞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还有实践上的重要意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是要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最初源头、最初起点，可追溯到李大钊的最初探索、最初铺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等人的历史铺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使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不可动摇，不可改变！　　（作者：王东 刘军 王东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军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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