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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国人！南京大屠杀有一英雄刀杀10名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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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开始的军训是同学们大学生活的第一课，是贯彻落实《国防教育法》、《兵役法》的基本要求。军训不仅锻炼你们的体魄与技能，更将锻炼你们的意志与品质，培养你们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希望同学们在军训中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关心他人，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以出色的表现圆满完成军训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奖学金总额超过了500万人民币。各所大学提供的数额不同，所以每个学生可以申请到的数额也不相同，不过获奖学生可以拿到的最低奖金也有7500欧元，还是非常可观的。
随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中国在海外公民和企业碰到的危险和麻烦越来越多元化，领事保护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国外交部 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出境的人数已达6000万人次。孙显宇说，“未来数年中，13亿人都可能成为我们领事保护的对象。”
　　(七)应聘人员在录用后，第一个受聘期内原则上不能应聘另一新的岗位，因工作需要调整受聘人的工作岗位或组织推荐应聘高一级职位的除外。
　　面试时间及地点：参加面试者于6月29日7：30到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办公新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号)南门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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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70多年过去了，南京城以和平繁荣发展的面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让世界让世人一次又一次的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其实，关于唐高祖的垮台，一直有一种说法喧嚣尘上，那就是李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啃儿族”，和现在的“啃老族”相反也相映成趣。　　日方史料揭秘的抗日英雄　　■ 珠玑妙语　　★有如阶梯，每一代人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的今天，而我们自己将来，也会化作这阶梯上的一级，让后来的人们踏着我们走向更高的空间。　　★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战，而是一场捍卫我们文明的战争。　　★我们应该告诉自己，现实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有理由撑得住，因为我们和那些撑下了那场艰难战争的中国人有着同样的血脉。　　近年来，对资料的搜集越来越深入，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逐渐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这个时代还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一场几十年前的战争有什么意义?我也曾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最终我找到了答案。每当回顾抗日战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场战争今天仍然在帮助我们。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韧性。现今社会，每都会觉得自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能不能承担得起呢?那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来的韧性，让我们明白作为属于这个民族的一分子，我们有能力承受别人承受不了的压力。　　抗日是为捍卫中华文化　　这一场战争，中国人是在一种绝望的情况下参战的，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力量打这场战争。在战争之初，日北平发生了七七事变，各路将领在庐山开会，在讨论要不要打的时候，很多将军都在问，积贫积弱，钢产量不到人家10%，我们拿什么去打?这时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说了这样一段话：“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哀兵必胜!”　　结果打了没有?打了。在我们军械落后，军队缺乏训练，整个国家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中国人起来抵抗了。为什么呢?为了捍卫我们的文化。中国是靠什么立国的?与单一民族国家如匈牙利、俄罗斯不同，也与军事立国的国家，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不同，中国自古是靠文化立国的。因为我们认同这种文化，无论血统如何，我们都自认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并且捍卫这种文化，所以才有了这个国家。　　在战争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很多方面中国不如日本，但有一样却是我们有而对方没有的——我们心中有一种对于自己文明的忠诚和骄傲，促使中国人用一种高贵的姿态来迎接这场战争。抗战时期有一首被传唱的苏联乐曲叫《神圣的战争》，这仿佛也是当时中国的心声——我们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　　为什么叫神圣的战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捍卫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们守护的文化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文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这场战争中，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个中国人都被推到了悬崖边上，于是一个人的品格、骨子里最深刻的血性，都在一瞬间显现了出来。现在我们想真正认识一个人，可能要花20年时间来了解他。但是在战场上，尤其在我方处于劣势的时候，你会在很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会很快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中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压不垮的坚韧，让抗日战争中面对无数困难的中国人撑了下去。我们应该告诉自己，现实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有理由撑得住，因为我们和那些撑下了那场艰难战争的中国人有着同样的血脉。　　日本资料　　还原战争真相　　我们要还原一场真实的战争。真实的抗日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经常说，在抗日战场上我们有时即便以多打少，还经常打不下来。这既有装备的原因，也有训练等各方面的原因。　　但是，如果有人说所有中匹马单刀，纵横敌营的中国英雄都是虚构，那也是不正确的。　　中国人在日军军营以一敌十的壮举　　我从日方的资料里的确找到过孤身刀杀十名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英雄。日本女松冈环所著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收集了102名曾经在南京接触过、看到过、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回忆。文中记述了这些日本官兵当年在南京对中国被俘官兵、妇孺、平民残酷施暴、奸杀、掠夺的罪行，再次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书中提到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在下关，日军进行了第一天大屠杀后，当天夜里发生了让日军非常震惊的事情——在一座日军作为军官宿舍使用的房子里住了十一个小队长级的日本军官，其中有一个人当天有事申请外出，第二天日军发现剩余十个人全被杀死在军营里。他们是被什么人杀死的?日军进行反复侦查后，结论是只有一个中国人越墙而入，这个谜一样的中国人就凭一口刀杀了那十名日军，而且这个人杀了十个日军以后没有被抓到。这是我在日方的资料中找到的中国人以一敌十的记录。　　但是后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天日本人从外面随便抓了一百名无辜的中国人全部枪杀在下关，为这十名日军报仇，也作为对中国人进行震慑的手段。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　　一架中国战机从三十二架日军飞机中突围　　我收藏了一段录像，它记录了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1940年，日军组织了一次对成都的空袭，出动了三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此时，按照日军的统计，中国空军应该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宣扬这次轰炸，他们在行动之前特意请了记者小柳和八木登上轰炸机，带着摄像机准备拍摄轰炸情景。　　当时成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空军本来就处于劣势，而且警报做得不够好，使我方经常遭到意外损失。有一天，日军空袭完一次，又来空袭第二次。这时候大家都在往防空洞里跑，只有一个飞行员，忍不住被压在地上打的怒气，跳起来冲向了跑道，试图驾机起飞抵抗。　　这个刚毅的飞行员就是林徽因先生的弟弟——林恒。可惜的是，他在飞机刚起飞的时候被日军击落在了跑道的尽头，战死沙场。　　林恒的牺牲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缩影。一次又一次的袭击后，到1940年，中国空军几乎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日军认为这次轰炸应该是一次很轻松的任务。但当日军飞到成都上空，发现有一架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仅仅一架，从空中如陨石一般凌空俯冲向三十二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他在乱军中选择了自己的目标，恰好就是小柳和八木所在的轰炸机。所以，他单枪匹马如赵子龙般的雄姿被永远地记录在日本记者的电影胶片中。他率先对敌机发起攻击，但当发现自己的机枪威力太小，打不下日军大型轰炸机后，日军惊恐地看到——这架中国飞机撞了过来。从拍摄画面来看，日本轰炸机发现危险后立即右转，两架飞机平行飞行了好几秒，中国战机好像悬停在了空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架双翼战斗机——这意味着它的起落架是不能收放的，这在二战中已经是很落后的机型了。　　当时，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开着一架如此落后的双翼飞机在三十二架日军飞机机群里穿梭攻击。首先，数量上1：32;其次，中国飞机只有机枪，很难打下日军的重型轰炸机，这使战斗还没打响，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但这个中国人仍然无畏地杀入日军机阵中英勇冲杀。他在日军飞机中左冲右突，而后突围而走。　　我非常好奇这个中国英雄到底是谁?查找资料后发现，他应该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教官。日本人的情报非常准确，轰炸成都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战斗部队真的已经没有飞机了。这名教官驾着自己的教练机起飞迎战。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当时的事情。他没有重点写自己飞上天怎么与日军纠缠，也没有计算自己是否能够侥幸生还。他还有一句话：“我的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上去了。”　　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国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投入战斗。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战，而是一场捍卫我们文明的战争。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事迹。　　日军王牌飞行员成为兰州中学教员　　关于这次空战的经过，可以在日方的材料中看到。这说明日方史料当时已经比较翔实。日本历史学家中山雅洋写的《中国的天空》便是这样一本书，记录了一些独特的历史。传统的记载中，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空战中，中国有四大天王，日本有四大天王。打到战争中期，中国的四大天王都阵亡了，日方的也全阵亡了。但是《中国的天空》这本书却说其实日方三个天王阵亡了，有一个没有阵亡。　　这个人是谁呢?是日本四大天王中的山下七郎大尉。他没有死。那么他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地方?根据国民党空军将领罗英德的记述，他最后的归宿是在中国的兰州，死的时候是中国普通的中学教员。　　1937年8月，山下七郎在一次飞行任务中被高志航和罗英德联合攻击，战斗中山下七郎的飞机油箱被击穿失去控制，山下七郎被迫跳伞后摔断了胳膊，遭到活捉。　　起初，山下七郎十分不服气，抵触情绪很强。但有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日，为了纪念国耻日和鼓舞士气，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对上海的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奋勇出击。日本人在上海占有空中优势，因此中国空军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冲出去十架，回来也就剩下两三架了。　　人们看到，一架遍体鳞伤的雪莱克攻击机飞回来时，落地后却不见人出来。原来，飞行员已经全身都是伤，出不了机舱了。地面人员打开机舱盖，只见到处是喷溅的鲜血，触目惊心的是挡风玻璃上，这位叫做徐灵虚的中国飞行员用被打断的手指在那里写下了四个字——还我河山。　　这时候山下七郎的监禁地就在附近。他从窗户中看到一个贵妇人打扮的中国女子带着很多官员站在跑道上。每一次飞机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跪地为飞行员祈祷。远远地看到，一架双发轰炸机正在返航，但却左摇右晃，看得出来已经受了伤，飞行员在尽力地支撑。人们都在祈祷他能平安归来的时候，飞机却在跑道尽头处坠毁，翻落在了外面的壕沟里。　　我猜测这个女子是宋美龄，因为她当时是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与很多飞行员有深厚的感情。山下七郎看到这一幕，终于明白中国人是用一种什么力量在抗战，过了一天他找到中方，说：“山下七郎已经死了，但是我愿意为中国工作。”就这样，山下七郎成为了中国空军的教官，并配合进行日军密码的破译工作。他改名换姓，为中国培养飞行员，这中间也与击落他的罗英德结下了深厚友谊。战争结束后山下七郎定居兰州，一直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　　在这场抵抗之中，中国的悲壮不仅让日本军人震动，也让世界震动。　　曾有一批中国军人，在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退入深山，孤军苦战，一直到抗战胜利——人们发现，他们居然独自支撑了五年之久。　　东北沦陷汪雅臣残部继续抗战　　1940年，由于受到七十万关东军北上的压力，东北抗日联军的残部大多已经撤退到苏联境内。十四年的抗战中，我国东北地区最先遭到攻击，在“九一八”后为日军所占领，因此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是个早已沦陷的地区。但是，最新的资料显示，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在新发现的日军关东军作战地图上，我们在五常县拉林河上游，九十五顶子山附近找到了一个像钉子一样的黑圈，无论时间变化，牢牢地钉在一张一张日军的地图上。日军记录的这个黑圈，标志的是一支抵抗武装，经过考证，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的残部建立的一块根据地。　　这支部队在我们自己的记载里也有涉及，但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痕迹。抗日战争中，女地下党员田仲樵不幸被捕，遭受酷刑后疯了。日本投降后，人们从监狱中找到了田仲樵。在为她医治的时候，她听别人谈论说拉林河上游有一支神秘的部队在活动，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地方武装。清醒过来的田仲樵马上告诉他，那应该是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人。　　汪雅臣是一个擅长隐蔽的指挥官。有个真实的笑话这样说，汪雅臣的密营太隐蔽了，党组织要联系他，在他周边转了大半年都没找到他。抗联的抵抗进入低潮后，他率领的部队仍然留在东北境内继续抗战。　　1941年，由于出山作战，归程中被汉奸出卖，汪雅臣和第十军副军长张忠喜先后阵亡。他的残部撤入深山，据寨自守，坚决不下山投降。　　原来我们以为日本人不知道这支部队，但从关东军的地图上看出，黑圈的旁边写着“双龙残匪”，而汪雅臣的外号就叫双龙。原来日本人一直都知道这支队伍的存在，但却无法将其消灭。这些残存的抗联战士一直抵抗到了日本投降，仍然不知道战争已经获胜，直到田仲樵找到他们，才最终出山。　　有人问，他们到底消灭了多少日本人?我想这是次要的，他们能够坚持下来，五年间孤军苦斗，就足以说明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毛泽东曾以诗纪念壮烈牺牲的戴安澜将军，有云：“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用在这些苦苦坚守在深山中的中国人身上，也正是贴切。　　就是这样一群英雄，在文字记录和史料中却很遗憾地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据说，他们下山后，被送到哈尔滨，归于东北抗日联军总政委李兆麟将军部下。但不久李兆麟将军遇刺身亡，使他们失去了直接的领导者。在被问是继续在军中任职还是就地务农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后者，就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十四年来，他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一方面抗联是有组织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意志刚强;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对“双龙”，也就是汪雅臣军长有一种大哥式的尊敬。汪雅臣临死前说过：“你们什么都能干，就是不能投降日本人。”这些人信守了对兄长的承诺，坚持到了日本投降。他们并不想立功、升官发财，而是选择当农民，过普通老百姓的和平日子。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才终于被我们慢慢地挖掘出来。　　恐怕得感谢日本人的这张地图，它告诉我们14年间中国人在东北一直坚守。这块土地，始终没有全境沦陷。　　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会经受如同试金石一般的考验，被称为国民党中“第一共谍”的郭汝瑰将军，便曾经历过炼狱般的考验。　　郭汝瑰没有豪言壮语的一封信　　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还有中国军人在东京，他们便是日本士官的中国学员。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　　通过两张日方《历史写真》杂志上发表的照片，我们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中国人的举动。他们立刻赶到了日本的陆军省，要掷还军校配发的军刀。他们说我们要把军刀扔回给你们日本人，以后战场相见，永不留情。　　这些人当时都被捕了，进了监狱。他们在狱中仍然要求回国抗战，在我方争取之下被放回中国。在日方描述双方争执的照片上，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个子比较小，长得很精悍，昂首面对日本官员，凛然不惧。后来查到，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郭汝瑰，他因为在淮海战役中作为地下党员作出突出贡献，而被称作国民党军队里的“第一共谍”，而“九一八”事变当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军人。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回国并进入陆军，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夏楚中部。　　1937年淞沪会战，郭汝瑰作为参谋长带十四师八千人在前线进行抵抗。打了几天以后部队伤亡惨重，军长担心他守不住，就派人去问他是否需要援军。　　这时的郭汝瑰在战壕里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前半段汇报了军事情况，后半段说，“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这是一封朴实的信件，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他只是把心底最深刻的感情写了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一个中国男人会写出来的东西。当他写信给军长的时候，他带着中国旧军人对自己长官的忠诚和深刻的袍泽之情。这些思想看似落后，但读来却令人感动。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级阶梯，它让这个古老的国家焕发了青春的灵魂。实际上，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无一不是这样的台阶。历史有如阶梯，每一代人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的今天，而我们自己将来，也会化作这阶梯上的一级，让后来的人们踏着我们走向更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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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是一座千古奇耻的纪念碑;这是一个“国穷民穷被狗欺”的有力见证，这是30，0000中国人生命的终点。在70年前的南京，短短的六个星期内，它经历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便是后来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华裔 ...
学校名称：
罗马尼亚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所在位置：美国，
学校设置类型：综合性大学
创建时间：1701年
学历：语言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网络课程 MBA
学校性质：私立
学生人数：6641人
院校地址：New ...　　国家公祭网自9月17日起，每天公布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将连续100天公布100位幸存者证言。　　下面是第十九位幸存者马淑勤证言：　　我叫马淑勤，南京大屠杀那年，我刚满十岁，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我的父亲叫马宏源，是一个搭凉棚的生意人。父母共生了七个女孩，我排行老六。日军侵占南 ...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要回答 ...　　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200个记者席上挤满了各国记者，300个盟国旁听席、200个日本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首席法官韦伯宣布开庭。　　随后，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经过两天才宣读完。　　法庭上，这些昔日张牙舞爪、涂炭各国人民的战争贩子自知罪孽 ...　　南京大屠杀为何1985年才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　　南京大屠杀资料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 ...《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3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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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351-400
上尉参谋表示，反正旅长不能亲自来，谈不谈，你自己做决定吧。　　五井见状，缓和了一下口气，这样吧，如果旅长实在分不开身，团长来也可以。　　刘振三考虑了一下，团长去也不行，万一被扣住了，226团谁来进行临场指挥？　　大家商量了一会，索性从226团抽了一个姓杨的中校团副，让后者跟着公安局长一道去车站。　　见到“团长”来了，五井先用软招，装作笑容可掬的样子，提出要跟杨团副一行合影。　　拍照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杨团副站中间，其他日本人则“众星捧月”一般地聚拢在周围。　　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茄子！　　啪，一张“其乐融融”的照片就拍好了。　　日本人的惯技，笑容下面一定是藏着针的。　　拍完照，谈判。　　五井毫无意外地提出了一个非份要求。　　今晚上星光灿烂，月色明媚，野外空气多么好，我们要出站宿营！　　出站宿营就是要出火车站了，如此，日军的活动范围根本无法控制。　　杨团副当即予以回绝。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同时，刘振三和崔振伦在指挥部内也坐立不安。　　作为现场负责人，他们必须想好，如果谈判失败，日军要硬闯廊坊该怎么办。　　继续请示。　　可是师部的答复仍然千篇一律，就是两个不准：一不准让日军出站进街，二不准开枪。　　这不让人作难吗，你不开枪，凭什么能阻拦日军“出站进街”？　　很快，得到报告，杨团副他们已经回来了，谈判没有结果。　　刘崔二人的心都随之沉了下去。　　情况越来越糟。　　据观察哨报告，五井中队不仅没有走人的意思，还自说自话地出站了。　　出站的日军分成3到4个组，以30到50人为一组，正朝着廊坊方向构筑工事哩。　　崔振伦急了。　　公安局长呢，你再去跑一趟，让他们马上停筑工事，否则万一发生冲突，由对方承担责任。　　局长跑出去了，不过很快又回来了。　　鬼子说了，停筑工事也可以，但他们没有地方住，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　　中国驻军退出营房，让给他们住。　　这哪是什么解决办法，分明是过来扒你的衣服了。　　见此情景，刘振三按捺不住，马上给在师部负责的副师长李文田直接挂电话。　　对方要我们让营房，你说让不让？　　得知日本人如此蹬鼻子上脸，李文田也愣了一下：当然不能让。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刘振三打定主意，这回要穷追不放。　　我知道不能让，可他们要是硬闯进来怎么办？　　李文田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挡住他们呀。　　听到上司说可以“挡住”，刘振三赶紧问道：那么如何挡法？　　下面的回答极其关键。　　让刘振三大失所望的是，电话那头绕了半天圈子，竟然又回到了原点：驻地不能让，也不能先开火。　　不跟没说一样吗。　　这边刘振三打电话，那边崔振伦就到外面继续察看动静。　　连营长都围拢过来，说的话都很一致，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电影上看到过的一样：团长，打吧！　　要不然，日军在完成工事后，一定会先向我们开火的。　　其实，此时此刻，谁都想打，连营长想打，崔振伦想打，刘振三也想打，问题是这个责任谁负呢，要知道，违抗军令的事，以往在张自忠师里是不可想象的。　　崔振伦试探着对刘振三说，要不，我们就先打，打完了再向师部报告，就说是日军先开火的。　　刘振三不说话，只是闷着头抽烟。　　师部不是傻子，到时若是走漏一点风声，当事者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真是难过啊，究竟怎么办呢？　　屋里的气氛异常沉闷，直到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机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　　刘振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抢过电话就打。　　敌人已经先我进攻了，怎么办？　　师部那头明显是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你电话先不要挂……　　谁还理你这个啊，崔振伦快步走出去，查问前面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们怕背责任，我们替你们背了！　　（855）　　各种声音都是有出处的。　　机枪声，是第9连阵地传过来的。　　该连连长报告说，是日军先开枪的。　　然后呢，他们连有一个列兵就把5挺轻机关集中起来，哗哗地就开了火。　　连长强调，他事先没有下任何作战命令。　　爆炸声，则是从第10连阵地传出的，来自于连队的一个隐蔽哨。　　当时这个哨兵正隐蔽在一家旅馆的房顶上，墙根下面就有一群日本兵在睡觉。听到9连的机枪一响，这哥们马上把手榴弹收集在一起，捆捆扎扎，每捆5个，拉了线就往下面扔。　　据他说，前后一共投了5捆！　　崔振伦听完汇报，说打得好，狗日的敢进犯我们，当然得狠狠还击。　　随后他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了。　　你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列兵能收齐5挺机关枪吗？一个隐蔽哨手上一下子会有25颗手榴弹吗？　　全都是这些营连排长和基层官兵“合谋”的，所谓没有下任何命令云云，只是怕担责任罢了。　　不过这样也好，大家都解脱了。　　在上上下下达成默契之后，226团就打得爽了。五井中队开始并不知道对方的工事设在房顶上，黑灯瞎火的，吃了很多亏。　　其实知道以后又怎么样。这批日军随身带了重机枪，也带了小口径炮，却没有把能把人家房子轰倒的重炮带来，前面两种武器根本奈何守军不得。　　崔振伦后来回忆，在那天晚上，廊坊的街道上一直可以听到日军伤兵的惨叫和呻吟声，“鬼哭狼呱”，不绝于耳。　　这些伤兵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墙根下被炸倒打伤的，他们离守军工事很近，后面的队伍则被拦腰截断了。　　为了抢运伤兵，日军又往墙根下冲，正好被房顶上的守军打个正中，结果又倒下去好多，成了“伤兵复伤兵，伤兵何其多”。　　在这次夜战中，226团由于抢先出手，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反而伤亡很小，但团长崔振伦的心并没能放得下来。　　五井中队伤亡不小，但并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要从廊坊车站撤走的意思。吃了亏，这帮家伙肯定是要来找补的。最有可能，他们会等援军到达后，对廊坊镇重新发动新的攻击。　　此刻，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最好机会。　　当然，226团缺乏重武器，也没有做好攻坚的准备，日军如果龟缩在车站内，还是比较难打的。可要是等天一亮，对方视线清楚，不是更难打吗，而且那时候援军可能已经赶到，那就不是你攻他，而是他攻你了。　　就在崔振伦准备挥师歼灭车站日军的时候，指挥部内一直没放下电话的刘振三却接到了一个新的指示。　　李文田告诉他，中日双方都已派出了调解人，两边都正乘汽车往廊坊赶，从时间上看就快到了，所以这时候不能打，也不宜打。　　一个歼敌的好时机就这样擦肩而过。　　望眼欲穿地等人来调解，结果等来的却是从天津开来的一列军车。　　军车停靠在落垡车站，下来的不是“调解人”，而是荷枪实弹的鬼子兵。　　日本援军到了！　　事实上，香月策动“廊坊事件”，本来就是有计划的，在得知29军张自忠的一个团竟然不顾“命令”，向“皇军”开火后，他即刻抽调驻天津的77联队（鲤登联队）及航空兵团前往支援。　　军列上载的，就是鲤登联队。　　刘振三和崔振伦均大吃一惊。　　上当了，哪里有什么调解，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而已。　　刘振三转念一想，找来纸笔，准备写一封信。　　都什么时候了，兄弟你怎么还有心思干这个？　　其实他是想给日军写信的，告诉对方：你们恐怕还不知道“调解”这件事吧，上级让我们商量解决，动口不动手。　　日军不是在使“缓兵之计”吗，干脆，你“缓兵”，我也“缓兵”，那边先拿话稳住你，这边我好再做一些防守部署。　　可是才写了几行字就写不下去了。　　原因是日军航空兵团已经先期到达。　　（856）　　这些日机是分组一批批来的，每组含三架飞机。　　第一批三个组，三三得九，有九架飞机。　　第二批六个组，三六十八，有十八架飞机。　　第三批九个组，三九二十七，有二十七架飞机。　　自此以后，就一直维持着二十七架飞机的数量。　　它们在廊坊镇的上空轮番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一下子就打乱了守军的阵脚。　　很快，226团营房内的房屋大部分被炸塌。　　此时信当然是写不下去了。幸好，指挥部设在地下室，大家都没事。　　刘振三把笔一扔。　　这种炸法，营房看来是守不住，我们还是撤到营房外面去，跟他们打野战。　　出得地下室，不光上有飞机轰炸，后面还有炮弹飞来。　　等到大家都从营房撤出来，仗反而好打一些了，毕竟目标小了。　　现在反过来要对营房发动进攻。因为日军来了个鸠占鹊巢，已经把窝挪到里面去了。　　崔振伦集中团里的四门迫击炮，朝着营房就射。可不射还好，一射就暴露了目标，日军的飞机大炮又追过来了。　　只好打几炮换一个地方，如此，准头就差远了。　　炮不行，再让步兵上。　　官兵们利用高粱地和芦苇为掩护，朝营房围墙里又是开枪，又是扔手榴弹，想把日军赶出来　　然而效果不是一般的差。对方都不用出来应战，靠飞机大炮就足以应付你们了。　　此时崔振伦团已无法与师部取得联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丰台和天津的日军随时都可以前来夹击。　　除了撤退，并无其它更好选择。　　7月26日，廊坊被日军完全控制。　　廊坊既下，等于把天津通向北平的路完全打通了。　　不过对于香月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个团的中国军队出来“造反”并不可虑，难道一个联队前去还搞不定吗。他最关心的，还是北平。　　宋哲元曾对今井说，一个月后，等到“天凉好个秋”，他就会让冯治安师全部撤干净。　　这话香月根本就不信。他自己就一直在“暗渡陈仓”，你要用跟他们相仿的计谋，如何能看不出来。　　秋天，那是多远的事，怎么等得及。　　想拖延撤军？　　门都没有。　　当天午后，香月对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实际上就是一张撤军路线图。　　他一共只给了宋哲元两天时间。　　明天，7月27日，卢沟桥和八宝山的冯治安师必须撤到长辛店。　　后天，7月28日，南苑驻军也必须撤到永定河以西。　　如果你宋哲元不照我说的做，那就说明29军“无诚意”，他香月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　　说白一点，就是要对北平等地发动进攻了。　　通牒送走后，香月忽然又想到一点。　　北平城里的日侨还在使馆区外面。　　万一正式攻城的时候，宋哲元把这些日侨都扣成人质，打起来会不会束手束脚呢。　　当时日本人在亚洲，就和现在的老美一样，把他们的人看得特别值钱，别说死人，伤了几个也得大呼小叫半天。　　倘若日侨有个三长两短，没法跟国内舆论交待啊。　　所以在对北平发动全面进攻之前，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　　在鲤登联队前往廊坊的同时，香月特地又拨出一个大队，即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广部大队）　　后者接到的任务，就是趁着廊坊火起，大家注意力转移的机会，偷偷摸摸混进城去把一众日侨接出来。　　广部大队500余人当天离开天津，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搭车去北平，而是走了一个曲线：从天津到廊坊，然后是丰台。　　一路“旅游观光”过去，反正都已成了自家控制的地儿，自然一路绿灯。　　不过再往前面去就没那么好走了，因为已经进入“主战派”冯治安的区域了。　　（857）日期：　09:00:32　　此前，在日本人一阵紧似一阵的催迫之下，宋哲元已对北平城防作了重新调整。　　他把冯治安师的部队陆续调出北平，但是独独留下了两个团。　　这两个团的编号分别为221、222，它们可以说是冯治安师的精华，在喜峰口立过大功的，自然最不该撤。　　不过香月和松井紧盯不放的就是这两个团，无论如何，非要宋哲元把他们调走不可，而且驻扎的地方距离北平至少得40里路远。　　宋哲元就说，你们看着不舒服，我可以让这两团人走路，可是他们一走，北平城的治安怎么办，总不能靠我一个光杆司令来维持吧。　　松井说，这好办，29军不是还有一个赵登禹师吗，可以从那里调2个团来代替。　　赵登禹师属预备队性质，战斗力是明显不及冯治安师的，松井此举，一方面是要削弱北平防守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抓住了29军此时的一个很大弱点。　　在长城抗战时，这支部队曾达到过空前的团结，军长宋哲元几乎可指挥师以下的任何一个作战单位，但是仅仅4年过去，情形早已是今非昔比。　　29军的四个师，虽说名义上都归宋哲元指挥，但哪个师的兵都归哪个师的师长直接统领，听其调遣，比如赵登禹的部队，即使冯治安领了宋哲元的上方宝剑，也没有办法随意指挥他下面的任何一个作战单位。　　按香月和松井的用意，当然最好是让“主和派”的张自忠一步到位，顶替了冯治安，但在此之前，如果目的一时达不到，把赵登禹的兵派过去，使“主战派”的宋哲元和冯治安指挥不灵，倒也不失为妙计高招。　　然而这却正中宋哲元的下怀。　　作为老西北军的资深之将，他手里的刷子可不止一把。　　城里不是有保安队吗，他就让保安队与221、222团换穿军服。　　保安队打着冯治安师的旗号撤出了北平，而那两个团则穿着保安队的衣服，仍旧驻扎城内并担负城防。　　从松井手里拿到“准入证”后，宋哲元随即下令给赵登禹，后者把自己的主力、独立第27旅（石振纲旅）派往北平。　　石振纲旅下属679、681两团，老底子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骨干，旅长石振纲就曾跟着赵登禹在喜峰口砍过鬼子，还受过伤。　　随后，宋哲元又任命石振纲为北平警备司令，4个团统一归其节制，如此一来，就解决了统一指挥和协调的问题，北平防守力量不但未得到削弱，反而还加强了。　　这实际上也暗合了29军“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的既定思路。　　与守军相比，广部带的人并不算多。既然不多，就不能硬闯，而要“巧入”。　　北平大使馆驻扎着护卫用的日本宪兵队，共有500多人。　　城里面有500，城外面正好也是500，不光是巧合，还是演戏的需要。　　大队长广部广少佐手一挥，日军在丰台上了大卡车，一共26辆，嘟嘟地就往北平开来。　　广部一路上想得挺美，要是进了城，可不光是接日侨那么简单，没准就直接把29军给解决了，城池拿下，首功一件，岂不快哉。　　日本人做事常常过于机械，大概这个程序是前面作战计划中规定，甚至彩排过的，可是他们忘了，这招如果放在平时，或许还有侥幸得逞的机会，现在什么是时候，廊坊刚刚打过，北平守军能不把耳朵根竖起，眼睛瞪圆了吗。　　这与香月的期望完全相反。　　不过他事先倒也替广部留了一招，那就是“托关系”。　　广部大队要经过的北京城门是广安门，负责守门的是石振纲旅679团团长刘汝珍。　　刘汝珍是刘汝明的亲弟弟，也是老西北军时期就出来当兵打仗了，无论是在军队中的资历还是作战经验，都能独当其任。　　早在日军还没现身之前，他曾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858）　　电话竟然是张自忠打来的。　　张自忠告诉刘汝珍，过一会，将有日军宪兵队从这里经过，要回北平的使馆区兵营。　　你通融通融，让卫兵放行吧。　　刘汝珍犹豫了一下，便问张自忠是否与宋哲元讲过，“宋委员长”知道这件事吗。　　张自忠随口答道，当然，“宋委员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刘团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他和何基沣一样，虽然官职与张自忠不能比，在对方面前都得毕恭毕敬，但他属于赵登禹的人马，与张自忠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为什么张自忠要越级直接来打这个招呼呢？　　放日军进城，可不是小事，万一有什么出入，这个责任放谁身上都吃不消啊　　刘汝珍想了想，还是向宋哲元进行了请示。　　宋哲元一听，哪有这种事。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把日军放进城来。　　刘汝珍这才知道自己差点被张自忠下套。　　这位老兄，也不知道被身边那些“门客”和“结义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做事越来越不靠谱了。　　刘汝珍赶紧下达命令，不得放日军入城。　　等广部大门到达广安门城下时，大门已经紧闭，进不去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广部可不想就这样打道回府，他要用事先设想好的那个“计”了。　　继续诈城。　　北平大使馆的几个日本人出动了，除了我们熟悉的日本顾问樱井、中岛外，还多了一个书记官佐藤茂。　　他们负责与广安门守军接洽，其实就是去当着面扯谎。　　在日本顾问们负责“接洽”期间，广安门始终没有动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是下午5点，广部大队被关在广安门外，进退不能。　　广部急啊：已等待了这么久，为何城门还不开？　　现在管你爱与不爱，我都要进去。　　他要攻城了。　　当然只能是做做样子，因为来之前并没有做好准备，连个云梯都没有，如何攻法。　　不过还没等动刀动枪，广安门突然开了。　　毫无疑问，是“接洽”的功劳。　　樱井们十分“幸运”，他们终于见到了刘汝珍，后者正在巡视城防。　　佐藤茂说，城外是北平大使馆的宪兵队，到城外去演习的，回来晚了，请让他们进城吧。　　刘汝珍点点头，好吧，开门。　　其实刘汝珍早已不信佐藤茂的这套说辞。前面已经有人来“打招呼”了，我还不知道其中真假吗。　　不过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你们这么想进，那就进来吧，反正我们也把“准备工作”做好了。　　广安门徐徐开启　　广部这个高兴，这得省多少力啊，不然的话，在城外一顿瞎吵吵，攻又攻不进去，那该多难堪。　　日军车队通过广安门，往城里鱼贯而入。　　上当了。　　在广部大队的前12辆汽车进入城内后，刘汝珍一声令下，开火。　　广部，你不是要“诈”我吗，那我就先“诱”你，给你来个关门打狗，一截两半。　　可怜后面那14辆汽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城门外的路障给拦住了。　　城门一关，城上子弹倾斜而下，再也难以进入。　　本来是要赚别人的，却被别人赚了一把，要诈城，却反陷入了城中，广部大队就这么象刚刚做好的三明治一样，被生生夹在那里，真正是苦不堪言。　　三个日本顾问见势不妙，拔脚就逃。但逃不逃得脱，还得看各人百米竞技的水平。　　其中，中岛的两条小短腿蹦达得最快，一会就没影了。佐藤茂最倒霉，没跑得过29军的大刀，而樱井最说不出口，他是掉进粪坑里，然后浑身臭哄哄地被捞上来的。　　不过这位仁兄堪称日本顾问中的“福将”，这次竟然又留住了小命，让天津方面给“保”了回去。　　（859）日期：　11:17:10　　樱井之“福”，其实缘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张自忠师的日本顾问。　　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护身符，早在卢沟桥之役中，金振中就可以取他的项上人头了。　　在“广安门事件”中，由于29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且准备充分，在战斗中只损失了12个人，相反，一贯占尽“便宜”的日军却猝不及防，损失很大，伤亡有百人之多。　　尤其是交战之后，城内的一些日军被打散了，不知道往哪里逃好。有的眼见同伴被砍了头，吓得脸色都变了，慌不择路间，一头钻到中国老百姓家里，磕头如捣蒜，哀求对方保其性命。　　那情景，仿佛北平成了又一个喜峰口。　　这打得叫一个爽。　　得知广部大队不仅没能“诈”开城，还倒了大霉，在丰台坐等“好消息”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赶紧调兵增援。　　但等丰台日军到达北平城下时，城内战斗却已打得差不多了。　　宋哲元闻报后，来了个见好就收。　　已经进城，还侥幸没死的，可以按我们指定的路线去使馆区，被堵在城外的，则乖乖回你们的丰台。　　至此，广部“里应外合夺城池”的计划肯定是只能宣告破产了。　　身为团长的刘汝珍敢对日军“关门打狗”，当然不可能是自作主张，他得听旅长石振纲的，而石振纲没有上面的准许，恐怕也不敢擅自作主。　　这个“上面”，当然是指坐镇北平的宋哲元。　　此前，宋哲元已收到了香月送来的最后通牒。　　通牒仍然是由今井和松井负责面交的。这二人要见宋哲元，但后者拒绝接见，只是派秦德纯与之应酬。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态度。　　对通牒的内容，秦德纯立即表示不能接受。　　说好秋天就秋天的，哪有这样催人的，请搬家公司也没这么快呀。　　这一吵吵就是三个小时，秦德纯在“两口井”面前丝毫不肯相让。　　松井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人。　　你以为我们是来谈判的吗，错。　　放在桌上的这些条件，你们能接受的要去做，不能接受的也要去做！　　秦德纯闻言怒火填膺：那么好吧，你们不愿好好谈，我们就在枪炮上见个分晓。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的相继爆发，香月的最后通牒，让惯识兵阵的宋哲元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就在广安门战斗进行的前后，宋哲元一连向蒋介石发去三电，以报告华北的紧急情况。　　可就到这火烧眉毛的当口，他仍然对中央军进入华北这件事不够“主动”。　　看了电报，老蒋直摇头。　　做了那么工作，宋哲元才答应打一打丰台，可随后就听不到动静了。这让他认为，宋哲元的问题还是“始终不悟”，欲行“退让苟安”。　　你怎么就弄不懂呢，日军是要“根本解决”你的，退让有什么用，再退你就要退出华北了。　　对倭夷的步步威逼，宋“一味退让”，对自己的主动帮助，对方却是“一口拒绝”，甚至口口声声说希望入冀的中央军撤走，宋哲元此举，真的很伤老蒋的心（“可痛心乎”）。　　晚上9点，他复电宋哲元。　　北平要守，切勿疏失。　　宛平要守，死守勿失。　　老蒋再次要求宋哲元本人必须尽快到保定去上班（“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其用意就是要他去指挥华北全局的战场。　　都这时候了，你还“仅对中央怨恨”，防我忌我，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宋哲元都还认为他顶得往。　　香月给他的通牒是两天内将冯治安师撤完，那就是对方要等到7月28日才动手。　　我可以赶在前面，抓紧时间啊。　　本来需要五六天做成的事情，现在并到两三天，调兵布防还是来得及的。　　宋哲元把动手时间定在了7月28日之前，比原计划提前3天。　　本来宋哲元的这个算计也是有一定把握的，他也完全可以先香月而出手。　　但他没想到的是，变化永远比计划快，日本人先出手了！　　（860）　　“广安门事件”的发生，把个香月剌激得浑身哆嗦，那感觉就像被谁非礼了一样。　　原指望用赵登禹来替换冯治安，能起到搅局作用，没想到对方也属“主战派”，而且比冯治安还“主战”，一个不提防，眼见得就吃了大亏。　　看这战斗力，就算赵登禹的部队属预备队，派到北平来的也是预备队中的主力。　　香月明白了，宋哲元是一定不会放弃北平和华北的，事到如今，骗和诈都没有用，只有打。　　不过再想打，最后通牒也发出去了，按照常情，你得等到通牒的时间结束，宋哲元如果仍然公开表示不接受，到那时打才合情合理。　　可是在香月看来，道理都是他的，什么“合情合理”，他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他一直在等待东京的消息，希望杉山元能尽快把3个师团援兵的事搞定。不过回过头来想想，现在华北的部队已经这么多了，按照通常情况下外界对中日战力对比的评估，人马早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不能先来那么一下子吗。　　7月26日这天深夜，“广安门事件”刚刚结束，香月就向华北的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凌晨，　　日军突然对驻于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周围的29军发动攻击。　　看一看地图就知道，通县在北平以东，团河在北平以南，小汤山在北平以北，也就是北平周边三面已经打了起来。　　29军在短时间内就陷入难以招架之中，被打得连连后退。　　再看北平周边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铃木旅团）自北，酒井旅团自西，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自东自南，合围之势已经是铁板钉钉。　　如果不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的一句话，香月的总攻命令都要下来了。　　松井说了什么呢。　　不是讲好到7月28日，通牒限期才到吗，现在提前了有失信用啊。　　你以为松井良心发现，真的讲起诚信来了？　　才不是呢。　　原来不是说要撤侨吗。可是因为“广安门事件”，广部大队自己都倒了血霉，就没能在第一时间把日侨一家伙全撤出来。　　以后松井就靠北平宪兵队帮着撤，可还没等撤完，香月就在团河开了局。　　给松井这么一说，香月觉得不无道理，点点头，又把高高举起的令牌放下了。　　那么好，还是等到28日再一齐动手吧。　　但就是这么稍稍一碰撞，已令坐镇北平的宋哲元怦然心惊。　　这实际上是长城抗战以来，29军和日军第一次面对面的攻防，结果打成这个样子，让宋哲元始料不及。　　他不得不承认，与长城抗战时相比，29军的战力已经大大下降，很多部队已无复当年之勇。　　直到此时，宋哲元才发现自己的计算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出现了时空错位。　　现在的29军已不是晋东练兵后的原班人马，经过长城抗战的浴血厮杀，很多能征善战的老兵都已损失掉了。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在度过差不多五年的“息兵期”后，久居平津繁华地，又没有做好长期备战准备的部属，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打仗应有的那种兴奋状态。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是有兴奋期的，就算是刘翔那样的天才选手，如果不在状态，表现也极可能是一塌糊涂，所以再好的运动员，都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出成绩，他们的目标至多是，该出成绩的时候出成绩，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好的教练，帮着他去“调”。　　与此类似，军队的状态同样有起有伏，需要“调理”。即如我们强悍的对手，在作战之前，不也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动员吗。　　如果能像宋哲元原来计划的，挨到8月1日再打，或许大家状态就出来了，但是没想到香月根本就没这耐心，提前就干上了。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宋哲元此时也想起来了。　　（861）日期：　08:44:43　　长城抗战并不是29军一家孤军作战。　　当时一左一右，都各有一个中央军和晋绥军，特别是最难打的古北口，若无徐庭瑶一直在那里顶着，29军别说取得大捷了，原有阵地能不能守住都很难说。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坊间媒体宣传，宋哲元自己也在宣传，都把29军说得太神了，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别人的功劳。隐隐然，一个长城似乎就是靠29军自己守住的。　　宋哲元起初这么说，当然是为了抬高身价，但说着说着，人的感觉一好，自己也忘记其中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有吹牛的成分了。　　如果是报纸的主笔，我们还能把这个叫做“适当加工”，如此写成出来的文章也许更棒，可倘若是一军主帅，就要犯大错误吃大亏了。　　宋哲元显然就是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吃了亏。　　今日之华北，犹如昔日之长城。长城靠举国力量来守都没能守得住，华北又岂是29军一家能搞得定，摆得平的？　　事急矣，快叫救命菩萨吧！　　这个“菩萨”姓蒋。　　可是宋哲元虽然乱七八糟发了一通电报，但里面却没有一份是明确的求救电。　　在华北诸侯中，宋哲元素以自尊心强著称。一般情况下，他从不肯轻易向别人讨饶。当初中原大战后落魄山西，都那个样子了，他还是拉不下脸来求阎锡山，若不是萧振瀛替他奔走，兴许就真的只好跑哪个冷街陋巷做寓公去了呢。　　现在急不过了，宋哲元还是在要不要叫救命上犹豫不决。　　以前老蒋主动说要把中央军派过来帮忙，自己却不阴不阳，恨不得把人家推出门去，如今又反过来请求军事援助，这话如何说得出口呢。　　用不着他说，老蒋的电报先来了！　　对于华北局势，身处南方的老蒋洞若观火。　　他知道宋哲元着急了，真的着急了。　　北平城外，东西南北，四郊都燃起了火，宋哲元能不急吗。　　就算宋哲元自己不肯承认，对打仗不外行的老蒋也看出来了，当天29军的全线失利，不光是部队不能打，还在于原先让宋哲元构筑的国防工事，这位老兄可能根本就没动心思去弄。　　你若是早早地就在四边建筑了坚固壁垒，防守起来至于这么脆弱和吃力吗？　　处于旁观者的地步，老蒋对形势看得甚至比宋哲元本人都更清楚。　　7月25日，是打破北平包围的一个最佳机会。就在那天，29军对丰台发动了一次进攻，如果那次进攻能奏效的话，就能拔除北平身后的一颗最大“毒瘤”，由此，保定与北平之间也能就此连成一线，即使以后面临日军的三面包围也不怕了，因为南面有依托，可以做到进退有据，后援会源源不断地开过来。　　然而打了一阵，却又不打了，29军原样退了回去，不在现场的老蒋急得跳脚也没用。　　多好的战机呀，真是让人惋惜。　　最佳的机会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这一天之后，日军的包围圈一天天收紧，遂酝成今日四面楚歌之局。　　让老蒋难以接受的不光是时局的危险，还有此前宋哲元的态度。　　在他看来，这宋哲元老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跟“燕雀处堂为安”里面的麻雀简直没有两样。　　小麻雀在堂屋里筑了巢，以为日子很太平，等到屋里烟囱坏了，火焰直冒，都已经烧着屋梁了，它还以为自己跟这没关系呢。　　火是烧房子的，又烧不着我的窝，怕什么。　　华北就跟这个堂屋一样，快要烧起来了，北平眼看不保。可我来救火，你却还让我撤退，真不知道你有多蠢（“可痛也乎”）。　　现在，老蒋知道宋哲元一定后悔了。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还是得想想今后怎么办。　　（862）　　日本人说他在华北的行动实际上是“不扩大”，即只在华北，不扩大到全国。从利益得失来看，老蒋其实也不想“扩大”，因为他最初的策略就有恫吓的意思在里面，即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问题是日军不仅没有被“吓退”，还大举用兵，一副要大打的架势，这就预示着“大战再不能免”了。　　那么还要不要“扩大”呢？　　老蒋认为，这取决于北平能不能守住。　　如果北平能够固守，那是最好的事情，说明我主动他被动。英美这些国家都是“势利眼”，到时就是我不说，他们也会主动站出来调解，事情可能会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日本兵哪来的还得回哪去。　　但是另外一个最坏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　　那就是，既然日军“包围之势早成”，北平就有失陷的可能，而万一陷落，就很难找到肯帮你调解的人了，随之而来，已秉持多年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国策也就可能失灵，“交涉”没有意义，只有“抵抗”了。　　这个心理准备得有。　　眼下要做的，就是坚定宋哲元固守北平的信心和决心。　　他在第一时间给宋哲元发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不再催后者去保定了，而是让其呆在北平指挥，以“静镇谨守”的心态，在这座古城里“固守勿退”。　　我不需要你守很长时间，3天，就3天，即为大功一件。　　只要你能守3天，则日军士气必然受到挫伤，而我方则“易为力”，其它事情就好办了。　　宋哲元开不出口的话，老蒋也替他开了：在这3天时间里，中央军必定星夜兼程，对你进行“全力增援”。　　当天，老蒋就对即将展开的华北大战作出了全面部署。　　按照原定计划，他本打算在沧州至保定、沧州至石家庄这一带设立作战阵地，但因为宋哲元不同意中央军继续北进，这一意图差点泡汤。　　现在29军落入如此境地，宋哲元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候他盼援兵还来不及呢，哪里还会赶人，所以老蒋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即在沧州及保定一线大量集结中央军。与此同时，派孙连仲立即往永定河地区进发，并归属宋哲元指挥。　　孙连仲上去了，留下的位置则交由万福麟接防，由此形成梯队延续。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北平必须守住才行。　　对于正处于风声鹤唳之中的宋哲元来说，老蒋的电报无疑比雪中送炭还来得珍贵和及时。　　他当即表态，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我一定要在这里固守下去，决不敢“稍有畏避”。　　表面上，宋哲元对求援兵的事还有些忸忸怩怩，不好意思，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急。　　等到老蒋一捅破这层窗户纸，说要派孙连仲、万福麟快马赶来，他自己都等不及了，晚上就派政委会秘书长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催促二将尽快督师北上。　　让宋哲元稍感欣慰的是，在27日当天的战事中，至少有一支部队还是打得比较漂亮的。　　这就是那个在“廊坊事件”中“闯祸”的张自忠师226团。　　这帮兄弟从廊坊撤出来后，去了附近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城叫做安次。那时是县城，现在就成了廊坊市的一个区了。可想而知，二者相距实在不远。　　安次县的县长叫张汉权。　　华北形势特殊，这里的县长也特殊。和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样，张汉权的经历也很有些传奇色彩。　　他当过兵，打过仗，甚至在孙传芳的手下当过师长，见过的世面着实不少。　　见226团撤到自己的小县来，他开始没有说什么，而是尽地主之谊，请旅长刘振三和团长崔振伦吃了顿饭。　　就是这顿饭，吃得刘崔二人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863）　　席间，张县长先说到了卢沟桥。　　他说，卢沟桥啊，那是抗日的最前沿，如果不守，北平就完了，而且在那里我们的守军和日军差不多，力量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所以金振中和吉星文他们就选择了坚守到底，绝不后退。　　接着，他又由卢沟桥引到了近在眼前的廊坊。　　廊坊的情况嘛，当然和卢沟桥不同。听你们说，日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还增援了一个联队过来，力量相比太过悬殊，因此，师部告诉你们，不下命令，不得向日军开火，这是对的。　　说到这里，张汉权忽然话锋一转。　　可是……　　可是上级虽没让你们开火，但也没要你们撤出廊坊啊。　　此言一出，刘崔顿时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是啊，李文田是下过不得先敌开火的命令。可到后来，率部撤出廊坊，却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当然了，你还可以申辩说，这是因为当时与师部的联系中断了，没法请示。　　但是中断归中断，李文田此前可是代表师部再三声明过，不得让出军营，更不用说放弃廊坊了。　　汗下来了，万一以后上纲上线，擅失阵地之罪可是一点不轻啊。　　张汉权看到自己的话语已经奏效，这才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二位将军，依本县之见，倒不如杀个回马枪，收复廊坊，这样倒还有将功折罪的机会呢。　　一听此言，刘崔如梦方醒，同时暗叫惭愧。　　堂堂战将，分属军人，竟然还不如人家一个文官有觉悟有见识，真是让人无地自容。　　崔振伦当即点齐本部人马，转头重新杀向廊坊。　　打仗不能光凭血气之勇，崔振伦能够选择这个时候再杀回去，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廊坊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个联队早就撤走了，每天二十七架飞机的“VIP待遇”也撤消了。　　负责在廊坊车站看门的，依旧是那个已被打得伤筋动骨的五井中队。　　除了看门以外，这个中队还要负责招待从北平下来的伤兵。　　这时的五井中队，早就不是那个从天津开来杀气腾腾的日军部队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担架队。　　归根结底，香月从来没有想到过226团还会再回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北平方面去了。　　对于崔振伦来说，廊坊之敌不可怕，所需要担心的是丰台或者天津，会不会再开来敌人援兵。　　当时他已得到消息，日军正在对北平发动全面进攻，从北平来的伤兵就是从那里运回来的。　　就这一情况来看，北平周边的日军可能无暇顾及廊坊。　　最具威胁性的还是天津方向。　　为此，崔振伦专门抽调了一个连，让该连先行赶往车站。　　这个车站不是廊坊车站，而是落垡车站，此为天津日军增援的必经之地。　　连队去做的第一件事，可不是维护车站秩序，而是破坏铁路。　　之前崔振伦让大家学习怎么扒路轨，但好的技术一直没派上好的用场。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学以致用了。　　安次距离廊坊仅30里地。226团下午从安次出发，黄昏前到达了一个村庄，此处离廊坊尚有10里之遥。　　很近了，但崔振伦不再打算继续往前推进。　　他在等待夜色降临。　　用不着算命先生来鼓捣，谁都知道，即将到来的夜晚对29军是最吉利的。　　夜袭，那是我们的战斧式导弹。　　当夜幕笼罩大地，226团担任主攻的两个营一马当先，率先冲向廊坊车站。　　如果是在白天，从攻守形势来看，无疑是29军更吃亏，但这是黑夜，谁吃亏，谁占便宜，马上就倒了个个。　　（864）日期：　09:24:24　　我以为，在诸种艺术形式中，对人物心理拿捏揣摩得最到位的，戏曲应在候选之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戏曲舞台为虚景，没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来衬托，所以你心中的任何一点微小变化，都得通过一个人的唱念做打来表现。　　《三岔口》就是这样一部很有意思的戏曲，它描绘的是两人在旅店黑夜格斗的段子。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一句唱词，全靠演员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动作。　　这么费劲，当然是由于黑灯瞎火，大家都掌握不到对方情况，只能闭着眼睛打。　　在廊坊夜战中，五井中队以及那些伤兵们确实是闭着眼睛打的。毕竟，他们来了没几天，对周围环境根本谈不上不熟悉，但他们的对手却不一样。　　226团长期驻守廊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黑夜格斗，就仿佛一个个戴了夜视镜一样，看得比白天都清楚。　　崔振伦第一个盯住的目标，还不是驻站日军，而是铁路上停靠的军列。　　很多天了，226团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通过驻地，前去攻打兄弟部队，那心情真是无比的难受。　　现在好了，去北平拦不着你，回来就可以把欠债给一道补上了。　　日军钻在列车里的伤兵们虽说也拿着枪，但比四肢健全的肯定要好打多了。　　没过多长时间，这批人就被搂搂光了。接下来的驻站日军也死伤大半，只有少部分鬼子兵得以四处躲藏。　　当时崔振伦正率作为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上来。他相信，如果再扫一下，拿下整座廊坊车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就在关键时候，手机铃声响了。　　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是旅长刘振三传来了命令：放弃廊坊，回军安次。　　这个时候，刘振三终于与29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分别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29军军长宋哲元特地声明“和谈绝望，遇敌就打”，同时嘉奖在第一次廊坊之战中率先出手的“列兵”和“隐蔽哨”。　　就算在对廊坊发动夜袭时，刘振三和崔振伦的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　　第一次廊坊之战，可以肯定，是己方先开的火，这个如果细查起来，有违抗军令之罪，到时别说“列兵”，连旅团长都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次廊坊之战，眼看着收复廊坊是有把握的，但又怕再次违背师部不得先敌开火的禁忌。　　现在，宋哲元亲口说了，开火无罪，杀敌有理，可能的戴罪之身一变而成有功之臣，谁不乐啊。　　这就意味着，以后手脚就可以放开来打了。　　但另外一个坏消息，看了则让人心情沉重，这也是导致刘振三不得不让崔振伦撤军的原因。　　只是一句话：“平津两地情况均不很好”。　　撤出廊坊，是希望226团能相机援救平津。　　华北形势紧张万分，远隔千里的东京也没闲着。　　在获悉“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爆发后，那个好战分子杉山元哪里还按捺得住。　　一大清早，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找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我早就说了吧，华北的29军不是好东西，这不，他们终于向我们开枪了，还把“皇军”诱进城里进行歼灭，这是想打大仗啊。　　在载仁看来，日本人主动打中国人，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反过来打他们，则绝对属于离经叛道，是活得不耐烦的表现。　　载仁把桌子一拍，那还等什么。　　尽快把国内的3个师团动员起来，同时对已进入华北的关东军、朝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二次动员。　　（865）在参谋本部的敦促下，近卫首相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同意对陆军进行再动员。　　就在这次会议上，杉山元加了价，不光是动员3个师团的问题，而是还要另外再加派2个师团去中国。　　一个小时后，这位好战的陆相进入皇宫，以觐见天皇。　　上次裕仁说暂缓动员，那是他认为宋哲元会乖乖地退出华北，这次一听，姓宋的不仅不肯撤退，还捡起棍子打了我们的人，这还了得。　　准奏，一定要给29军以“断然膺惩”。　　此次日军动员总人数达到了20万9千人，配备军马5万4千匹。其中，增援华北的为第5、第6和第10师团。此外，第11师团被派往青岛，第3师团准备前往上海。　　在完成动员后，这些部队将从8月1日起向中国国内输送。　　有人说，那不是好吗，等到8月1日，宋哲元的布局也已提前完成了。　　这你就错了，杉山元动员的这5个师团可不是专门去打29军的，他们是奔着可能作为29军后援的中央军以及其它部队而去的。尤其青岛和上海那两个，主要任务还是“加强警戒”，只有“必要时候”才能“采取敌对行动”。　　对方的刀已经磨得雪亮了，偏偏宋哲元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错觉。　　本来日军的四面围困让他紧张万分，好象日军随时就要打到北平城下来了，可是忽然一下子又停住了。　　为什么停，香月不会告诉你原因，只能自己猜。　　宋哲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最后通牒”还差着一天，香月还在等着他答应条件呢。　　一天， 是可以做好多事的，手脚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下来。　　7月28日，宋哲元向29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早在天津的时候，他不是制订过一个“作战预先号令”吗。　　那个范围小，仅是让冯治安防守北平的。这个是全面动员，囊括了29军所能控制的全部区域。　　还是那个“品”字阵打法，但经过变阵后，已形成了类似于鹰的阵势：冯治安和赵登禹成为这只鹰的主体，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先防后攻，伺机反噬。　　这个命令是本应该在7月27日就下达的，一迟疑，还没等到鹰扑扇着翅膀飞起来，香月这只狼就已经先行扑了上来。　　时间：7月28日晨。　　为什么这个时候打呢？　　因为在此之前，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一共2356人，已经全部撤到了使馆区。　　香月等着就是个时候，他才不会傻到一分一秒地帮你数数，等那个“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来呢。　　万事无忧，不打何待。　　香月要咬人，而且这一口咬得非常准，非常狠，非常毒。　　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做南苑。　　7月28日，遂有南苑血战。　　日军为什么先攻南苑而不是直接奔着北平而去呢？　　那是因为香月希望“战于野”，同时把宋哲元给吓住，起到不战而降北平的目的。　　在杉山元将动员国内师团的“好消息”通知香月时，曾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打仗归打仗，“不扩大”的原则还是要遵循不误。　　按照杉山元的解释，这个不扩大，是说不能扩大到全中国去，在华北是可以扩大，而且一定要扩大的。　　为此，这位陆相又给香月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能太远，就在平津附近开战。　　另外一个原则是避免巷战，尽可能在平津郊外解决问题。　　后面的这个原则主要还是害怕节外生技。毕竟平津的租界里住着很多老外，万一弄出国际纠纷来不好办。　　再者说了，花了这么大本钱据有华北，就是准备把这里当第二个热河或者“满洲国”来用的，你都砸个稀巴烂，以后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香月就把南苑作为自己作战的首选之地。　　（866）日期：　09:20:30　　南苑原来是29军军部所在地，但在宋哲元本人到北平后，军部也随之移了过去，这里由副军长佟麟阁临时负责。　　在南苑之战爆发的前一天，宋哲元已把赵登禹叫到北平。但是他对南苑不放心，所以临时改变了以赵登禹守北平的想法，决定以冯治安守北平，赵登禹守南苑。　　赵登禹随即被任命为南苑方面的临时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为副总指挥。　　之所以如此安排，还是因为赵郑二人都有各自掌握的部队，佟麟阁虽身为副军长，但手下没兵，你让他指挥谁去。　　赵登禹星夜赶至南苑。　　当时，由于没有料到日军会提前行动，赵登禹虽然自己到了南苑，他在河间防区的主力部队却还在路上。　　其时的南苑，共有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主力为张自忠师所部，该师的一个旅长董升堂当时也在南苑。　　董升堂看到赵登禹来了，以为可以完成接防了，就要把部队调走。倒是赵登禹多了个心眼，坚持自己的部队未到达之前，董升堂不能走。　　于是大家就都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日军会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袭击。　　此时的南苑守军处境相当险恶，他们的对手是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在实力上，双方差距很大。　　幸好，赵登禹师此时正有2个团在往南苑急赶，一旦到达，是有可能解南苑之困的。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汉奸也有汉奸的类别。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殷汝耕，那是一个纯政客型的汉奸，现在的这位叫潘毓桂，是一个政客和文人杂交的汉奸。　　这厮据说是李香兰的义父。对于李香兰本人，说句老实话，我倒并无多少恶感。人家虽然起了个中国名字，但说来说去还是日本人，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总是会向着她的母国说话或做事的，毕竟两国相争，还各为其主呢。　　可她的这位“义父”却是地道的中国人。此辈虽说也爱附庸风雅，骨子里却俗不可耐，他哪里能领会我们传统文化的真谛，又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忠孝仁义”。　　但有一点他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潘毓桂不是第一天“亲日”的，宋哲元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仍旧任命他为政委会政训处长。　　有一部分原因，是宋潘两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可以说，他们自父辈起就有交情，是世交。　　清末的时候，潘老爸是知府，宋老爸则是潘知府手下的一个幕僚。到了民国，风水轮流转，宋成了比知府还大的“华北王”，而潘反变成了一个摇鹅毛扇的帮闲文人。　　可是宋哲元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会为这一点点“世交”就坏了大事，因此他让潘作官，与授官给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亲日派”并无不同，就是两个字：利用。　　所谓政委会政训处长，不过是一个虚职，是进不了29军权力中枢的。　　何基沣熟知29军的种种内幕，他就说，宋哲元对“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给个官做做，以防止他们捣乱而已。　　到了后来，这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那个“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显然，像军队调动这样重大的军事情报，潘毓桂是不可能再从宋哲元那里直接拿到了。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的呢，后来者大多语焉不详。　　（867）　　按照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只有一个途径与可能，那就是从张自忠身边进行剌探，因为后者才能进入29军的权力高层，很多绝密情报，是无法完全瞒住他或者他所控制的信息网络的。　　宋张周围都曾有大把的汉奸门客，但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而不被人用，张却是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结果给他自己和29军都引来了大祸。　　南苑之战的被动，与潘汉奸泄露军事情报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登禹师增援上来的那两个团，在半路上就遭到了日军预设的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援兵没有了，惟有靠自己，这使南苑战斗一开场就显得无比惨烈。　　除了缺乏坚固的工事以外，南苑守军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里本非前线，只是一个训练基地，虽然原军部、师部、旅部都在这里，班子看上去很庞杂，可是真正能打仗会打仗的却不多。　　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军官教导团，里面都是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各级军官，那打仗肯定还是比较牛的。可惜“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个教导团就解散了，精英们各归原部。　　军官教导团散了，还有一个军士教育团。教导团由佟麟阁亲自带，教育团则由教育长张寿龄统带。　　这两个“团”听起来好象差不多，其实区别很大。　　军士教育团有个更通俗的名称，叫做学兵团，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　　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是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么多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教导团里是现役的军官，教育团里则是未来的军官。　　对于29军来说，这都是一些活宝贝啊，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　　现在南苑缺乏有力的部队，四面又都要设防，不让教育团上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了。　　不过在怎样使用教育团的问题上，确实值得推敲。　　上是可以上，也不得不上，但你不能让他们马上就独当一面啊，因为这些娃娃的军事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才刚刚领到枪，如何能够单独御敌。　　正如董升堂后来总结的，如果那时能够适当搭配一些老兵进去，或与其它单位作配合，教育团应该打得更好，也应该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可是在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之下，谁还能想得如此周到呢。　　上吧。　　这些学生兵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拿枪，第一次上真实的战场，很多人站在作为掩体的墙壁前，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　　在他们前面200米的范围内，黑压压全是鬼子兵。　　要知道，对方可不是娃娃兵，那都是一些久经战阵的老兵。　　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守军的这一薄弱环节。　　军士教育团守卫的东南阵地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所在。　　拼了。　　虽然没有一点作战经验，但这些可爱的青年却凭借“胸中热血”，奋力挥舞着“掌中利刃”，全力一击，绝不后退。　　当时负责主攻东南阵地的，首先是步兵旅团一木大队。该大队曾经是卢沟桥之战的主力，那场战斗打得也很凶，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周过后，南苑之战的惨烈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位学兵形容，“堑壕之内，血流成渠”，战友的尸体躺在那里，血都快流成河了。　　不独劫后余生的人们，即算他们的敌人也对此念念不忘。　　（868）日期：　08:48:27　　一年之后，日军大队长一木在回顾“七七事变”时，仍对这些悍不畏死的中国青年勇士印象深刻。　　他说，那些中国兵都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有的负伤几处，血肉模糊，连人形都快分辨不出来了，可是仍然站在那里和你拼杀。　　一木大队也真是够晦气的。据一木自己回忆，在率部进攻时，一不留神，部队竟然还“莫名其妙”地踩上了地雷。　　29军会利用地雷进行防御，本来日军是有所预料的。在宋哲元下达的命令中，曾专门提到过这一战法。不过那主要是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如酒井师团而言的，炸的也是坦克，没想过要让步兵一道“尝鲜”。　　更重要的是，宋哲元的作战命令发的太晚，到达各部队时，大家都还没来得及照方子抓药，日军就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　　对这些情况，香月是完全掌握的。况且在进攻之前，他也多次派侦察机对南苑进行过侦察，均未发现29军有布置地雷阵的迹像。　　一木在带着手下冲锋时，当然不会想到脚下还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惨是真惨，脚下就那么一滑，然后什么心理准备也没有，就飞的飞上去，掉的掉下来，本来尚算齐整的队形完全乱了套。　　对于地雷突然发挥作用，连29军自己也有些始料不及。　　什么时候埋下去的？　　都是平时无心插柳的结果。　　军官教导团要组织演习，就在这一区域埋了一些地雷，本来演习结束是要拆掉的，可是形势老是说不定，一会说要和日本人打了，一会又说要谈判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究竟该拆还是不该拆。　　干脆就扔那儿吧，或许还能派上些用场呢。　　当然，地图上标一个“雷区”还是有必要的。　　之后，军士教育团来了。　　纸上谈兵了NN天后，突然发枪了，一众小伙子都抱着枪睡不着觉，嚷嚷着要早点到前线去杀鬼子。　　营地里有一个参谋就提出，这帮小子身上荷尔蒙过多，别真的弄出点什么事情来，不如让他们去“雷区”继续埋雷吧。　　就这么着，“雷区”的地雷就真的插成了荫，而且直接把一木大队发动的第一次冲锋给终结掉了。　　凌晨4点开始进攻，经过数小时冲击，仍然没能把南苑守军最薄弱的部分给击破，这让日军指挥官自己也吃惊不已。　　一木不行，换人。　　龙山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陆大23期）赶到前沿，从一木手里接过了指挥权。　　他的到来，使胜负的天平逐渐转向了日军一方。　　川岸在观察战场形势后，发现南苑守军还存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弱项。　　在发起进攻之前，日军曾进行过一轮试探性的轰炸，这一炸当时就把守军给炸乱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方毫无防空能力。　　再仔细一看，南苑这么大一块地方，这么多营房，却几乎没有任何可用于隐蔽的坚固掩体。　　能算得上临时阵地的，竟然只是守军营房周围的几道围墙。　　川岸笑了。　　这个一木，真是个莽夫，你怎么就只知道从地面上闭着眼睛往前冲呢，那样有多少得给多少啊。　　为什么不继续从天上搞他们，那样对方是挡不住的呀。　　川岸立即下达命令，要求驻承德的轻轰炸机第9大队前来助战。　　（869）　　8点。　　南苑军营上空出现了9架日军轰炸机。　　炸弹开始如雨一样地狂泻。　　营房四围的那些围墙，其实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因为死角太多，往往难以打到鬼子身上，发挥不了步机枪的最大威力。　　不过那毕竟还能勉为其难，帮你挡挡子弹，现在好了，飞机炸弹直接从头顶扔下来，让你躲都没办法躲。　　战前，老蒋和何应钦主张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就私下分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守军当然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讯设备被全部毁掉了，指挥部与各部队的联系因此中断。　　如果你看过当年古北口大溃退的全过程，就知道，这对中国军队而言往往是致命的，大脑和四肢分离了。　　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日军身上，危害可能不致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官兵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你就把他的队伍打散了，单个鬼子兵趴在地上照样还能打得有模有样。　　训练水平的高低，往往在关键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军士教育团教育长张寿龄情急之下，抱起一挺高射机枪，对着天空就射，但仍无法完全阻止日机的肆虐。　　29军军营已经乱成一团。　　川岸在把南苑守军的整体部署打乱之后，马上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军士教育团防守的阵地。　　好了，地雷由一木大队趟过了，飞机也把学兵们炸翻了一大片，此时正是突破的最好时机。　　日军蜂拥着冲了过来。　　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勇士们挺身而出，开始与鬼子兵肉搏厮杀。　　相对于剌杀技术娴熟的日军，这一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们就这样做了。　　很多人在被剌中后，浑身都是血，索性扔下枪，抱起敌人就打，就咬，只要一息尚存，也求与其同归于尽。　　更多的人学聪明了，剌刀不是拼不过你吗，那我就继续射，近距离不用瞄准，几发子弹过去没准也能钻一个窟窿眼。　　哪怕是十个换一个，也要堵住缺口。　　南苑这个地方，我去过，而且时间不久。　　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耳朵边竟然还能清晰地听到队伍喊操的声音。　　我想，这不是幻觉，当地变成了飞机场，也可能是机场职员在训练。　　置身当年的战场，似乎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没有离开过我们。　　站远了看，历史亦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　　六年前的“九一八”，东大营的学兵们撤退时，“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南苑的学兵们没有哭声，只有愤怒的喊杀声。　　合二为一，青年们成了同一群人，昨天，他们茫然无所适从，今天，他们已经明白，自己能够为这个民族所付出的，除了眼泪，还有身上的一腔热血。　　当然，这也意味着悲情的开始，因为双方的力量毕竟是那么不对称。　　到下午3点，小伙子们终于支持不住了，其防守的东南阵地被日军第一个突破。　　这时候，南苑最有力的部队是董升堂指挥的步兵团。赵登禹随即派传令兵下达指令，由董升堂负责指挥作战。　　按照宋哲元原先的部署，他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都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是作为长城抗战的英雄、临时总指挥，赵登禹在南苑的表现却显得有些差强人意。　　除了身边缺乏得力亲兵外，他当时的状态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870）日期：　09:02:22　　张寿龄是老西北军的人，西安事变前后才刚刚进入29军。他以前跟赵登禹是认识的，那时赵登禹还只是一个营长，长得高大威猛，“身躯雄健”，然而这么多年不见，在南苑一碰面，他就发现对方消瘦的可怕，与原来竟然判若两人。　　赵登禹是被毒品给害了。　　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躺在坑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赵登禹和张自忠为最，两人都陷入了“烟霞之癖”。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因此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大失水准。　　由董升堂来接替指挥，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领命之后的董升堂意识到，若不把东南那一角的漏洞给堵住，局面将不可收拾。　　他需要调度兵马去“堵漏”。　　可是南苑地方是很大的，通讯又中断了，如何跟这么多部队联系呢。　　派传令兵？　　太慢了。　　董升堂跨上一部脚踏车，冒着日军的炮火，找到了军特务旅。　　有了这支部队，再加上步兵团的一个机枪连，前去恢复东南阵地。　　但缺口既已撕开，堵已堵不住了，随后就是越撕越大，已经形成了“管涌”。　　见势不好，董升堂赶紧把特务旅的预备队也调上来，占住南营房的预备阵地，总算是暂时滞缓了日军的攻击。　　在南苑指挥官中，张寿龄也是表现相对突出的一个。在东南阵地失守后，他是学兵们现场唯一能找到的高级军官。　　退守预备阵地后，张寿龄遇到了副军长佟麟阁。　　佟麟阁虽然也一直在前面作战，但钦定的南苑指挥官不是他，是赵登禹和郑大章。只有找到赵郑二人，特别是找到郑大章的骑兵团，才有机会与董升堂合兵一处，扭转南苑不利的战局。　　往赵登禹所在的指挥所打电话，没人接。　　又给郑大章打电话，还是不通。　　这才想到，电话线路可能被炸断了。　　赶紧派人派去指挥所，回来报告，空无一人。　　听到这一情况，连佟麟阁也愣住了，莫不是老赵也亲自到前面来杀敌了，可没见着他人呀。　　张寿龄说，要不先去找郑师长吧，他手上有骑兵团，可以对日军发起冲锋。　　佟麟阁一想对。　　他是副军长，配有小汽车，当下就和张寿龄一起乘着汽车到了骑兵团的营地。　　去了才发现，仍然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最后在一个士兵嘴里才得到消息，原来郑大章早在黎明前就带着他的骑兵部队撤走了。由于南苑战斗打响时，指挥机关一片混乱，竟然没有人发现这一情况。　　佟麟阁很生气。　　这是什么时候，身为南苑方面的副总指挥，没有军部的命令，怎么能说撤就撤。你郑大章当然是马快，可其他没有马的弟兄还被困在此处啊。　　此时，佟张二人心里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赵登禹别是也和这姓郑的一样，没有上级的命令就擅自撤离了吧。　　事实是，赵登禹撤是撤了，不过他是接到命令的。　　从骑兵师营地出来的时候，迎面跑来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通知大家：宋哲元军长已从北平发出命令，同意南苑所有部队都撤往北平城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通讯设备都被炸掉了吗，怎么还能收到北平的命令。　　事实上，这个命令不是用电波发过来的。　　（871）　南苑方面枪炮声一起，宋哲元立刻感到大事不妙。　　他急忙亲自给松井挂了个电话，问对方为什么出尔反尔，“最后通牒”时间未到就开始进攻。　　松井牛得不得了。所谓“有钱大三辈，没钱小孙子”，他现在手里有的是资本，根本就不愿搭理你。　　这个老奸贼还用一种嘲弄的口吻对宋哲元说，你们不是在广安门也对我们“侮辱过甚”吗，一报还一报，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悔了吧，晚了，我们已经采取“独自行动”了。　　在与松井交涉无果后，宋哲元和冯治安立即出兵援救。　　出兵的方向不是南苑，而是丰台。　　原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作战，丰台兵力空虚，只有少数守备力量在看家。一时间，手忙脚乱，完全陷入苦战之中。　　29军迅速占领了丰台车站，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剩下的日军顶不住，只好缩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顽抗。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着。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胜败之相，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了可能。　　获悉丰台遭围攻后，一木大队在下午3点就赶了回来，29军的进攻部队需要顾及背后的北平，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馈。　　在出兵进攻丰台的同时，宋哲元也想到光凭南苑守军的力量恐难以支撑，遂提前通知赵登禹组织撤退。　　这个决定早在上午就做出了，可是由于通讯中断，电话和电报都没法发过去，只能派人冒着枪林弹雨去南苑传送。　　5点30分，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送信的人终于进入了南苑。　　赵登禹就是在接到这一命令后，先行率领一部分机关人员撤退的。　　军部的命令传达后，南苑各军纷纷往下撤。佟麟阁便传令给董升堂，让其坚守南营房预备阵地，以掩护大家撤离。　　川岸发现南苑北营房的29军在往北撤，此处因此出现了一个空隙，立即调兵前往。　　这一刀很厉害，把南苑一切两半，北营房南端也被日军占据了。　　这样一来，董升堂的部队失去了往北撤退的最后时机。现在他们已是腹背受敌了。　　这可怎么办，留下来就是等死啊。　　董升堂心一横，准备继续据守营房，跟鬼子死磕到底。　　这时，军特务旅旅长孙玉田提醒他，如此防守，等于死路一条。　　日军都不用派步兵进攻，他只要把我们围起来，然后派飞机一炸，房倒屋塌，大家全都得埋在里面。　　既然指挥机关已经突了出去，我们的掩护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白白牺牲呢。　　董升堂一想，也对。　　北面是去不了了，那就往南面冲。　　与先行突围出去的人马相比，董升堂率领的这支掩护部队却是生力军，包括董升堂自己在内，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老兵，硬冲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