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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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已结束70年了，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研讨这段历史，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在回顾、纪念、研讨，联合国总部以及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凡是遭受过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奴役、残暴的国家和人民都在纪念回顾。因为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亿万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灭绝人性的、极其惨烈的。野蛮的日本兵攻占南京后，六个星期就杀死我30多万同胞，日军官兵竟然开展杀人比赛，谁杀得多就表彰谁，以杀人取乐。日军的731部队在东北、华北等地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在中华大地上实行灭绝种族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不但杀死抗日军民，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日军铁蹄踏过的村镇，一片狼藉，无一生灵。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们将永世不忘。
勤劳、朴实、强悍的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从日，日军第十师团大举入侵山东，直到日，山东日军在济南正式签字投降，八年时间山东战区对敌作战2.6万余次，歼灭日伪军51.3万余人，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歼敌总数的30%。牵制的日军经常在3万人以上，最多时达4.5万多人；牵制伪军10余万，最多时达20余万人。建立抗日根据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其间山东人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被杀害同胞89.5万，受害难民235万。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山东背负中原腹地，东面临海与我东三省及朝鲜半岛、日本相望，北接平津为京津门户，南连苏皖为华中要冲，境内物产、资源丰富，铁路公路纵横，人民勤劳勇敢，兵源充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从战争全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一再指出要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八路军在敌后的重要战略基地。这是党中央赋予山东党组织的基本战略任务之一，也是山东军民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根据地在艰难中创建。七七事变后，日军气焰十分嚣张，迅速占领平津，并于8月分数路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10月初，沿津浦铁路南下，直逼山东境内，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黄河以北稍事抵抗后，率所属10万军队仓皇南逃，山东几成不设防地区。12月，日军渡过黄河，沿津浦、胶济铁路南下、东进，济南、青岛及山东大部很快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在此危急时刻，我党以黎玉为书记的山东省委就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并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住日军立足未稳、国民党溃逃、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到达山东，起义队伍仅以少数红军干部和地下党员，以及从监狱里出来的同志作为骨干，依靠平津和山东各地经过抗日救亡教育的学生及热血青年，收集了一些民间枪支并争取改造了一部分地方游杂武装。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5月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天福山和蓬黄掖等县、黑铁山、鲁东、徂徕山、莒县、沂水、泰西、鲁南、湖西等地发动了10多起抗日武装起义，作战百余次，攻克县城15座，部队也发展到2万多人，在全省开辟了九个抗日游击活动基地。初期的武装起义和游击作战使山东抗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加强指导，根据地快速发展。1938年5月国民党徐州会战失利，山东及华北大片国土沦陷，日军进攻矛头直指武汉。党中央根据战局变化和山东工作的大发展，在实施战略部署上把山东的地位和任务突出、加重起来。5月20日党中央派郭洪涛率领50名干部抵达山东。不久，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6月边区省委制定了全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并报中央批准。从此，山东开始了有计划地创建根据地的新阶段。1938年11月底，党中央又派黎玉、张经武率160余名干部到山东，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作为八路军总部直辖战略单位，统一指挥山东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纵队辖10个支队又3个团，共2.45万人，另所属地方武装1万余人。从此，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主力入鲁，根据地发展壮大。党中央根据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各根据地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把山东摆在全国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重点发展的中心位置。根据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八路军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从1938年9月至翌年3月，115师先后分三批挺进冀鲁边、湖西、鲁西地区。5月，罗荣桓、陈光率部由鲁西挺进鲁西南地区。8月，党中央又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八路军主力入鲁及一纵的成立极大地增强了山东人民的抗战力量。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至1940年底，山东八路军已发展到12万余人，其中山东纵队5.4万人，115师7万余人，约占当时我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扩军整军任务。并相继建成鲁西、清河、鲁南、鲁中、湖西、胶东、冀鲁边、滨海等八个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并胜利地度过了年日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多次实施的反复平行推进“梳篦”式“扫荡”和大纵深重重包围“铁壁合围”式“扫荡”以及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式“扫荡”这段最艰难的岁月。
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从1943年3月山东纵队与115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主要任务是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1943年，日伪军继续扩大面上的占领，加紧对我根据地实施强力“扫荡”和“蚕食”。各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和紧张。直到1943年年底才开始有了好转，但根本好转还是在完成了1945年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之后。这三个月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扩大渤海和胶东两区，以及他们同胶济路以南地区的联系，再就是争夺临沂、费县，使胶济路以南的鲁中、滨海、鲁南地区完全连成一片。我军越战越强。此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7万余人，接近当时我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兵发展到50万，自卫团150万，除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外，其余国土全部解放，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党员总数20多万。并拥有一大批能够担当各方面领导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中最强大的战略区之一。
承担为我党进军东北调兵的主要任务。日，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华中解放区，集中全力夺取东北，使之成为全国战略总后方。党中央赋予山东的任务是：向北，以山东为主要兵源和出发地，抽调山东主力和干部抢占东北；向南，迎接华中局和新四军主力北移山东，把国民党沿津浦铁路北上的部队阻滞于山东以南地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又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山东分局坚决执行中央号令，从1945年9月至12月，山东主力部队分9批先后从海路、陆路日夜兼程挺进东北。共6万余人，占赴东北主力部队总数的60%。同时，另有3万基干团（即补充兵员）也赶赴东北战场。这样，山东进军东北的总兵力达9万余人。同时，中央还电示山东给东北配备3个省的省级干部，并要求山东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到12月份山东先后抽调包括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等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6000多名干部赴东北开展工作，占赴东北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1945年9月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苏皖边区，军部率部分主力北上山东，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华中局转山东后，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这样山东解放区就成为华东地区党和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战略后方。1946年1月，山东军区与新四军调入山东的部队组成山东野战军，下辖8个师共7万余人。另外，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又发展到22万余人。从此，山东解放区成为我军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战略前沿阵地和主要战场。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雄厚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山东人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坚强柱石
山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且越战越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山东各级党的组织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把抗日根基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之中。唤起百姓千百万、同心干。使抗日的烽火迅即在泰山、沂蒙山，在黄河、沂水两岸，在微山湖和渤海之滨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军队，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在齐鲁大地随处可见，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得到扩充壮大。同时，各抗日根据地还发展了大量民兵武装，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群众安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完成各项支前任务并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各地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抗日战争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武装，每当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集中兵力作战时，后方保卫政权和群众安全的任务，就落到广大民兵身上。他们不定期的实行戒严，盘查行人，清查户口，把守交通要道，捕捉汉奸、特务，成为巩固和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柱。除此之外，广大民兵还灵活机动地运用伏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胶东海阳地区民兵，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布雷手法。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门上挂雷、草堆藏雷，人人会布雷，家家备有雷，村村设下“地雷宴”。他们把大量的地雷埋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敌人的营房操场里。敌人出动“扫荡”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去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想不到这些地方也会响起地雷。民兵们还用真假雷相结合等办法对付敌人的搜索，当他取出假雷时，真雷却立即爆炸。或当围着延期雷哈哈大笑时，一声巨响，炸得血肉横飞。把敌人搞得是心惊胆颤，日夜不宁。还有更使敌人头痛的武工队。他们短小精悍，神出鬼没，灵活性、机动性很强，敌打他时找不到看不见，他打敌人时突然出现在面前。武工队在公路上预先设计好与敌汽车相遇的地段，当敌听到悠扬的乐声，看到娶亲的花轿，正欲盘问时，突然从花轿里杀出个彪形大汉和轿夫、吹鼓手一起让敌人饱尝一顿枪弹，并把汽车和物资炸翻，搅得敌人疑神疑鬼、惶惶不安。著名的鲁南铁道游击队威震四方，日军听到这个名字就魂不附体，不知所措。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疾驰的时候跳上跳下超人的本领，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枣线上，人们时常看到，奔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突然相撞，满载货物的列车突然脱节。日军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的手送到我抗日根据地。有时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车厢早已化为一堆废铁。即使追到微山湖边，看到的只是一片茫茫湖水。这些列车英雄们，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抗战胜利前夕，鲁南铁道游击队已发展到2000多人。在八年抗战中，千万个形态各异的敌后武工队，多是些身怀绝技、胆识过人的神奇英雄，是中华民族与倭寇斗争的创举！
舍己性命全力救护伤员。打起仗来，伤员问题始终是部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伤员能否安置好，直接影响到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各部队救护条件十分有限，伤病员大部分疏散在群众家里。当日伪军“扫荡”搜查时，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屠刀，老人们总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毫不犹豫把子弟兵认作是自己的儿女，许多大嫂和姐妹毫不羞怯地把伤病员说成是自己的丈夫或兄弟。在群众的掩护下，八路军的许多伤病员一次次脱离险境。1941年冬季反“扫荡”斗争最艰难的日子，八路军鲁中军区医院驻在沂水县院东头乡西墙峪村，300余名伤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为了掩护这些伤员，该村群众虽遭日伪军毒打，有的被杀害，却无一人告密，保障了伤病员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仅沂蒙地区共计救护伤员达19776人，先后掩护94394名抗日军人、地下党员和抗日工作人员脱险。广大群众除掩护伤病员脱险外，对伤病员的护理、照顾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为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宁肯自己吃糠咽菜饿肚子，也要省出粮食来给伤病员吃。那个年代群众家里养只鸡都不容易，可群众把鸡杀了给伤病员熬汤喝补养身体。为了给伤病员治病，他们冒着日伪军盘查的生命危险，四处求医问药。被赞誉为“沂蒙红嫂”的青年妇女，用自己的乳汁将八路军伤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被赞誉为“沂蒙母亲”的老人，用身家性命救护伤员并主动承担哺育革命军人后代的重任。人民是父母，人民是靠山，激励着将士们英勇作战！
节衣缩食全力做好支前保障。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前。山东抗日武装初建时期，经费、物资都相当困难，中共山东省委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节省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支援抗战，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连年战争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就算是丰收了，老百姓艰难维持生计。特别是在敌我拉锯的地区，有点粮食还常被日伪军搜走。但是，一说是支援八路军打日本，群众就很慷慨、很踊跃。在最困难的时期，群众宁愿自己吃米糠、地瓜蔓、树叶、草籽，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送到抗日部队，把生产的棉花和布匹做成军衣、军鞋供应部队。1938年胶东根据地成立的妇救会，平时组织缝衣队、洗衣队，为战士缝衣裳、做鞋袜，战时参加挖战壕、运子弹、抬担架、救伤员、送茶饭。这年秋季有一天敌机轰炸黄县县城，群众损失很大。敌机走后，几位躲在防空洞里的妇女立即出来，把自己戴的金戒指捐献出来。随即，蓬、黄、掖等县的妇女掀起了一场“献金活动”，一下子就献出黄金60多两、白银3000多两，送到抗日政府。1941年冬，日军调集重兵对沂蒙山区实施拉网式大“扫荡”。八路军115师师部机关从留田突围后，露宿于费县汪沟区埠山庄一带，当附近群众知道后立即忙碌起来，烧水做饭，凑齐煎饼、窝窝头、地瓜等熟食，肩挑手提赶到部队慰问。这种军民鱼水情深、同心协力抗战的场面，在山东各地经常看到。为了减轻子弟兵的后顾之忧，各抗日根据地政府还开展了“拥军优抗”运动，从多方面优待抗日家属。据统计仅1943年就有92657户抗属受到粮款优待。山东人民不仅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的生存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全国抗战在财力物力上进行了支援。山东招远（金矿出产地）奉中央特别使命，秘密筹送几十万两黄金到延安。招远当时为日军占领，筹集和运送这么多黄金是异常艰险的。但由于组织周密和群众大力支持配合，每年所筹送的黄金都顺利抵达延安。为缓解党中央财政困难作出了特殊贡献。
三、山东人民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绝无仅有的。用禽兽不如等各种词汇都无法形容他们那种实际的邪恶程度。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加重仇恨、加深隔阂，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防止发生新的战争。但是和平是乞求不来的，资产阶级政客、军国主义狂人，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称王称霸，获取的是占领、掠夺、利益。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你讲和平发展、自由平等他是不听的。所以，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上，走富国强军之路，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做好扎扎实实地准备。准备得越快、越充分，和平就越有保障。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实现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同步增长，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源：《中华魂》杂志2015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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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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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形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夹击侵华日军的战略格局，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奇迹；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社会的雏形；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起来主要是有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丰功伟业、重大理论贡献和思想风范，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十分困难的，笔者仅在这里概括地谈些不成熟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凝聚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最广大的同盟军，使之成为共御外侮，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从鸦片战争开始，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都遭到了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集中全民族力量举国御侮。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11 页。）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就在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赴国难。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共两党是两支最为重要的力量，它们曾在1924 年到1927 年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进行过第一次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合作最终破裂。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1935 年12 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问题，指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74—375页。）这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深刻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报告强调指出，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2—162页。）为党和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凝聚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这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为了把这些策略理论付诸于实践，中国共产党适时转变了策略方针，次年 8月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 12月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发动了西安事变。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首先发言，明确肯定了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它的行动、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他在与会者发言后作结论时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为此，毛泽东提出“不把反蒋抗日并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22页。）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断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毛泽东结合当时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客观分析和阐述，将重点放在阐明和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如：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统一，又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规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应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等等。抗战八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严重危机，全国抗战的大好局面出现分裂、倒退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一以贯之地实行坚持抗战、团结，反对分裂、倒退的方针，在毅然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同时，提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始终没有放弃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阵地。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06页。）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模范实践和坚定维护，坚持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第二，为党制定并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问题。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对中日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主张。
全国抗战一开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新的抗战路线和方针。7月 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八条纲领，指出只有实行这一整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8月上旬，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八条纲领进行了重要补充，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在 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得到了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它与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指出：“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70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外国记者、作家多次谈到，中国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年 5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古今中外，尤其是抗战 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在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将在攻占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进而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我军应主动灵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态势，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为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完整地走完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这里，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战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指导，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当时，国民党虽然也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的设想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86页。）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描绘出这场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精辟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了光明前途。文章还深刻揭示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他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些“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06页。）
毛泽东在文章中严肃批评了“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14—515页。）他断言：中国“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74页。）　
1939年 1月，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07页。）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融为一体，相互支持，共同抗击和战胜敌人。
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具有深厚造诣和重大建树。他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除了在指示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反复强调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外，还于 1938年 5月发表了军事论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此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游击战争规模之大，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05页。）这使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这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思想，这对于打破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的计划，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为指导敌后战场抗战，制定了完整的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夹击日军强大合力的战略格局，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抗击侵华日军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53页。）这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毛泽东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是弱国与强国的较量。他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此后，他在会议上、在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领导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这一重要方针。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当时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个广阔的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等各种巧妙战法，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敌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军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巨大战略作用，并逐步上升为抗战的主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顽强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在全国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 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1.4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 52.7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收复国土 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1亿，人民军队也付出了伤亡 61万的重大代价。
一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者，诬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对此，就连国民党将领白崇禧都说：“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 (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年版，第 353页。）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其战争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成了担当起决定战争胜负重担，向日军反攻的主力军。这就是毛泽东卓越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艺术，与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相结合的产物。
对于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如对太原会战就提出过十分中肯的意见。后来毛泽东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2页。）中国抗战两个战场互相配合战略格局的形成、坚持，直至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提出并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打造坚持持久抗战、击退妥协投降逆流、保存和积蓄抗日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18页。）抗日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失去了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面前，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曾多次十分形象地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强调其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敌我双方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27页。）
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了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贯彻了被毛泽东科学概括为“十大政策”等一整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实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等等，成为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1044页。）地域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是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持久抗战的坚强阵地，也是与国统区独裁统治截然相反的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日、民主和建设的榜样；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政策、干部和思想等方面准备了条件。这也是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客观依据。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作用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把党建设好则是关键。他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52页。）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实际，提出一系列政党建设的思想、制度、方针、政策，以及各种举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共产党，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怎样实现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在论述党的“三大法宝”时，突出论述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地位，并把加强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在思想上，他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他明确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
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着一定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同时也规定着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组织上，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在干部政策上，他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1004页。）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作出科学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1093—1094页。）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还包括采取整风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他成功地领导了整风运动的伟大实践，从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虽历经磨难，犯过几次大的错误，但党总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拨正航向，发展壮大，继续前进，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党建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仅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长期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在延安 13年间，以过人的精力和智慧，写下《毛泽东选集》四卷中两卷半的文章，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33页。）毛泽东率先垂范，身体力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刻苦研读仅有的马克思、列宁的若干论著，反复思考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运用自身博大精深的古今中外知识，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一边指导抗战，一边呕心沥血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且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哲学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建构了哲学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其各方面理论的巨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在抗日战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的卓越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形成了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对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一个具有崇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历史贡献，彪炳史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永远指引我们继承、推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未竟的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前仆后继、不懈奋斗！
〔作者夏燕月，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樊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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