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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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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原标题：日孙中山先生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届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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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孙中山为什么是“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伟大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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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什么是“非常大总统”？_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为什么是“非常大总统”？
应该是指产生的方式非常，不是由国民选举总统，然后由总统组阁，而是直接就产生了总统~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是孙中山在广州于日与日第二次护法时的职任名称。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离沪，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 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哗憨糕窖蕹忌革媳宫颅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迎接。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 孙换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府。当晚11时，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誓词说：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又言，文所不敢辞也。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其界渐趋于大同。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 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历，并以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是孙中山在广州于日与日第二次护法时的职任名称。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离沪，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 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迎接。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 孙换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府。当晚11时，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誓词说：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又言，文所不敢辞也。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其界渐趋于大同。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 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历，并以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是1912年10月产生的，在这一届国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国民党。法定这届国会的任期是六年。
宣誓就职后的合影1913年因宋教仁遇刺，引发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会员的会员资格。袁死后，国会恢复，但当时的政治大权全部集中在各省的督军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1917年大多数督军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宣战，国会意见不一，但比较倾向于保持中立。段祺瑞和其他督军组织督军团要挟和逼迫国会。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借此机会免去段职。为了稳定北京的局势，黎决定叫张勋入京。张勋复辟失败和段祺瑞重返北京后，国会已经陷入停止工作的状态。孙中山此时在广州打起护法的旗号，呼吁原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成新政府。他认为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明显违背了中华民国约法，成为一个不法政府。孙中山的呼吁受到许多国会会员的响应，纷纷来到广州。
与此同时，段祺瑞在北京组织了第二届国会，其成员主要是段的党人。孙中山不承认这个国会的合法性，因为许多省份没有参加国会选举，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明显有作弊现象。当时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国会选举，因此他认为第一届国会依然在任。其成员在1917年8月广州召开国会，被称为“非常国会”，孙并被当选为“大元帅”。
1918年5月，非常国会通过改组，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在护法政府内实际上被架空，於是辞职离去。至1920年中，陈炯明成功驱逐广州之桂系及滇系，孙中山回粤。因为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对在北京的北洋政府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它得不到国际的承认。为了表示北洋政府不是代表全中国的......因为他是【非法】的，说白了，他的总统是一省之总统（就广东一省还不尽听他的），国内、国际都得不到认可。。。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北方，为号召更多民众，在以广东省代表占多数，议员人数远未达到法定要求的情况下选孙先生为总统。是非常时期非常情况的总统，故称“非常大总统”
因为是特殊时期产生的总统，这样的称呼也能使当时党国其他同志的觉得舒服，感觉他当时还把“老大”的位置空着，这样才能团结，要不然很大人就想争着当“老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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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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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事实上，孙中山确实属于“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那一类人物，根本不像北方的袁世凯，能镇得北方各路神仙。他们根本镇不住各方的利益，甚至连同盟会都已经分崩离析。　　江浙地盘的会党们，对孙中山一直以来都挺不服气的，老朋友兼老对手——章太炎就先跳了出来说话了：“论功你不如黄兴，论才你不如宋教仁，论才你不如汪精卫……这种人只会打嘴炮，根本不能委以重任的。”　　章太炎为何要搬出这仨人物？章太炎可心明如境，因为黄兴和宋教仁是华兴会的核心人物，也跟孙中山貌合神离，在同盟会两次“倒孙运动”中，光复会（江浙精英系）唱罢华兴会（两湖义士系）登场，是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事，正是两湖义士与江浙精英互为呼应的结果。而汪精卫呢，他虽然是广东三水人，但祖籍是浙江绍兴，算来算去，也不算外人，是为浙人所能够接受的。　　江浙方面因一则迎孙中山或倒或挺，二则争光复之功谁大谁小，难弃会党之习气，开始搞内讧，斗得不可开交，剑拔弩张，杀机已启。江浙一带（包括上海，当时上海属江苏管辖）会党势力最强的是光复会的势力，以浙人为中坚，以绍兴人为多数，如蔡元培、陶成章、蒋尊簋等，还有余杭的章太炎、嘉兴的龚宝铨等浙北文人，从身份上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深孚众望。他们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位置之便利，一直在从事反清活动，但书生意气，手段却用最经济型的，就是逞个人英雄主义的暗杀行动，最著名的就是绍兴人徐锡麟和秋瑾，特别是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对于徐锡麟事件，清廷极为震惊，一时间人人自危，清政府先防康梁党，后防革命党，继防留学生，今又防及候补道，其心忐忑，其势飘摇，深知革命在所难免。宋教仁等人，一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独竖大纛，策动两湖及两江的新军革命，正因为如此，武昌首义之后，江浙地区马上响应，先浙江而后江苏，势如破竹，草偃风从。当时的上海隶属江苏，而上海又处于江浙交界之地，加上上海租界有治外法权，因此，成为会党大展拳脚的天堂。　　江浙一带会党势力除了以绍兴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集团外，还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那就是以湖州人为中坚的商业精英，杰出代表就是南浔的徐静江和吴兴的陈其美。张静江与光复会老大蔡元培关系甚笃，也因蔡元培的影响投身“反清”事业，但是蔡元培随着阅历渐丰，从激进的革命者变成了改良的自由主义者，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当然张静江也是鼎力资助蔡元培的，两人还一起在法国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而张静江抱负不小，深知投资什么回报最高，想学吕不韦，投资革命，在1906年偶遇正四处拉赞助的孙中山，从此成为资助孙中山革命“出资最勇”的商人。孙中山对张静江自然是极尽拉拢之能事，封他为“革命圣人”。当然，这位“革命圣人”后来还投资了另一位革命者，那就是蒋介石。至于陈其美，他年轻时在桐乡石门镇一个当铺里干过十多年，供应其兄陈其业及其弟陈其采赴日留学之资，磨练出交班结友的开家本领，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后来听其弟描述日本之先进，在1906年到了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对他一见如故，引为左臂右膀，专门叫他干些上不了台面的事——不过，这也是会党常干的事。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后，陈其美很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地方，把各色人等都拉入自己的阵营中来，自己呢也加入了青帮，成为青帮大头目，搞起黑社会活动起来。光复会那些知识精英们向来注重流声誉品流的，对于陈其美的所作所为，自然不屑为伍。
　　3　　江浙一带的光复，当然离不开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共同努力。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立即发动起义，除了发动上海商团及革命党人外，还动用他青帮的班底，控制了上海市区，并利用自己浙人的身份，派黄郛和蒋介石前往浙江将驻杭州的浙江新军联合起来，光复了浙江，在12月2日又顺势拿下了南京。这样一来，湖北武昌加上江苏南京的光复，使长江中下游连成了一片，遂有南北相峙的格局。而原本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武昌举行，但是革命力量是敌不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实力派的力量，冯国璋连克长江以北的汉口、汉阳二镇，各省代表只能赶到南京商议南北和谈的事宜，而江浙地区属于革命党占多数的地区。　　“我的地盘我做主”，但是光复之后的江浙之地，会党能控制的只有上海一地，因为浙江方面已推举预备立宪的汤寿潜为浙江都督，而江苏方面已推举“反正”的清朝巡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但是，争夺上海控权的制除了同盟会，还有光复会。陈其美用暗杀等恐吓手段把光复上海出力最大、且有救命之恩的光复会员李燮和赶出了上海，但是此举无疑得罪了光复会，甚至也得罪了华兴会，因为李燮和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一身入三会”，跟湖南的黄兴是老乡，跟浙江的陶成章是知己，跟孙中山却关系一般。　　陈其美是何等精明之人物，他马上打出会党领袖孙中山这张牌，推选孙中山做南方的老大，他想过了一旦成功，那是拥立之功第一啊，还怕你们华兴会和光复会不成？正当此时，12月25日清晨孙中山已经赶到上海。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同盟会内部会议决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还需要各省代表来投票。　　对于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浙江方面有了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光复会那新老会员们，章太炎已在四处活动了，劝光复会的首任大佬蔡元培不要支持孙中山，如果临时政府任命什么职务的话也要辞掉。只不过，一直远离纷争的蔡元培回到国内，跟孙中山一样，也是受陈其美之邀的，根本没必要与“炮党”孙中山结下怨隙，因此，决定做好好先生，都不想得罪，他甚至连袁世凯那边也是不想结下梁子。　　武昌起义之后，南北相峙状态2个多月，南方总想推举个龙头老大，选谁呢？会党们开始叫，选孙中山！控制上海的陈其美更是竭尽全力，而恰恰“杨梅总督”的力荐，才使得孙中山成功摘得辛亥革命的果实。　　问题是，不选孙中山又能选谁呢？其他的人谁也不服谁？黄兴，刚刚武汉丢了两镇，败兵之将，不行；黎元洪，人家是起义也是赶鸭子上架的，投机革命，也不行；还有谁？耍流氓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投机革命的江苏都督程德全？预备立宪的浙江都督汤寿潜？都省省吧，谁都不服谁，只有“外来和尚”孙中山相对可接受的。原因有二：一则会党的老大毕竟是孙中山，无论会党之间有多大矛盾，毕竟名誉上的老大的还是孙中山；二则孙中山刚从海外归来，在海外流亡15年了，对中国情况不熟，让他来挑大头，地方势力能够利益最大化，所以，孙中山戏剧性地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脑。
　　4　　孙中山当上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当然想摘掉这个临时两个字，也曾派会党去暗杀袁世凯，但是没有成功。对于孙中山，江浙方面抵触的情绪还很重，并且也开始搞小动作，我们的地盘怎么让“外来和尚”孙大炮给拿走了？但终成不了气，章太炎再狂狷吧，始终是个学者，只是犟了张嘴巴；李燮和追随革命，既然“一身入三会”，那么就“三不得罪”：华兴会的老大黄兴，“老黄哪，我们老乡情深”；光复会的老大陶成章，“把兄弟，我们和气生财”；同盟会的老大孙中山，“孙总理，革命成功了，现在你们好好玩，哥我要回老家种田去了！”李燮和如此高风亮节，自然名冠一时，与此同时，也避免了政治风险。　　但光复会的现任老大陶成章却不是省油的灯，早就跟孙中山针锋相对了，组织自己的班底，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自任起总司令来，请注意是光复军司令部，也就是说，在江浙地区影响最大的光复党们想要单干了。　　这不仅威胁到了孙中山，而且威胁到了陈其美的揽权。正是获得孙中山许可之下，陈其美动用黑帮最惯用的伎俩，派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把陶成章肉体毁灭之。对孙中山做龙头老大保留意见的人，光复会的陶成章死了，现在轮到章太炎了；而在湖南方面的代表是黄兴的小弟宋教仁了。孙中山心里发狠，暗暗发狠，决定不给两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要职，其时已显示出革命党人内部裂痕。　　有许多迹象表明，江浙方面的革命力量与湖南方面的革命力量形成了联合，就像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一样，水到渠成一般。在十七省一人一票时，湖南方面的老大黄兴不方便当仁不让，老二宋教仁却耍了滑头，授意湖南省方面将这一票投给黄兴。对于此，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而后来宋教仁又表现出与袁世凯合作的姿态，并且改组了同盟会为国民党，此举显然不符合孙中山的意图。于是，宋教仁也自然就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之中，步陶成章的后尘。　　孙中山别别扭扭地做上了临时大总统，因种种原因，南京临时政府多数总长并未真正上任，特别是江浙的立宪派和实权派代表们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应该说南京临时政府就在他们的地盘上，应该欢欣鼓舞才是，他们却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　　孙中山眼见快要撑不下去了，南京临时政府马上就要破产了，幸好袁世凯来接盘。　　为什么是袁世凯来接盘，首先根本的是作为南方阵营的准代议机构——“各省代表会”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已达成的决议，“虚大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条件是逼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样的表述首提于汉口会议，并在之后的南京会议上得到确认，这也是孙中山所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由此，历史的结论更似乎倾向于，孙中山无所谓“让”，袁世凯也无所谓“夺”，双方都是按之前的约定与默契行事。如此，所谓袁世凯“窃国窃位”，更像是革命党人失败后的情绪宣泄而无事实之根据。　　对于袁世凯的接盘，孙中山不禁要高呼“袁世凯万岁了”。但是，孙中山表面上是主动让贤，内心却是万般不甘，他一心期盼着袁世凯走上自绝于国人的道路，甚至不惜制造各种事件。
　　5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是南方的“权宜之计”，但是孙中山觉得不过瘾了，在以后的日子，其实孙中山终其一生，就是换临时为正式，做上民国大总统，第一次借（更可能是主动创造）“宋教仁案”发起“二次革命”想取代袁世凯又未能成功，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只能再次流亡到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　　以袁世凯为首的实权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坐下来民主协商的机制被彻底抛弃，袁世凯选择了君主立宪制，想逆历史潮流而行，而孙中山也走向个人专制的深渊，甚至不勾结外势力来颠覆中央政府，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事力量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　　为赢得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又不惜许诺牺牲满蒙领土的条件，他决不会停止革命的，除非他成为正式大总统，真的不能正式的话，临时大总统也行，当然非常大总统也行。孙中山当然恨拿走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但他最恨曾是光复会和华兴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组织涣散，同盟会因为有光复会和华兴会旧有势力从中作梗，根本不听号令，因此改组由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称之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必须按指印，宣誓绝对服从他。但是，这么一来，许多革命党人拒绝加入，黄兴不干，蔡元培不干，唐继尧也不干，甚至连铁杆陈炯明、李烈钧等人也不干，因此，革命力量大为削弱。　　削弱到怎样的程度呢？可以从1915年底至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可见一斑。袁世凯并未辜负孙中山的期待，闹出了“洪宪称帝”这一丑剧，这时“民主共和”已深入人心，各地纷纷举起反袁大旗，但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根本没有取得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是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既然如此，护国战争胜利之后，各方势力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让孙中山取代总统。　　孙中山百般落寞，你们请黎元洪，请冯国璋，请徐世昌，为什么独独把我给忘了？你们不想让我当，我要造反抢来当，出师有名。　　孙中山深刻吸取“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心太急了，宋教仁案调查结果就直接开抢；旗不够大，像是黑社会大哥给小弟讨公道。这回孙中山，准备充分，打着 “护法”的旗号，在1917年，拉了伍廷芳、王正廷、唐绍仪、孙洪伊等一帮旧国会议员，纠集陆荣廷、唐继尧、莫荣新、岑春煊等南方一帮军阀，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想利用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这是实实在在搞分裂国家的勾当。他在9月1日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还有宣言，说“责任在躬，不敢有贰”。 这话说得有些滑稽，什么叫不敢有贰，难道要忠心耿耿的做一个割据的一个领袖，把中国给分裂成南北两部分不成？　　但是，孙中山最终还是黔驴技穷，被南方各军阀架空了。不过，孙中山却由此开了一个恶例，那就是打着所谓革命的旗号分裂中国。后来的红色政权武装割据，并非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创造，溯本求源，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种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解放，甚至延续到了现在，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统一。　　日，气急败坏的孙中山，在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的通电中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6月到上海后，一面整理党务，认为“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孙中山想到整理党务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华革命党党员队伍严重流失，原同盟会会员和宋教仁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党员，很多人拒绝以效忠孙大炮的方式来加入中华革命党，再这么下去，一个光杆司令怎么去争大总统？　　孙中山的1919年，堪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捩点，他拼凑“思想”，他改组“组织”，并且确定了组织的基础和合作的盟友。
　　中篇、孙中山的1919: 失意年代的机会寻找　　1918年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广州回到上海，借上海租界有治外法权，蜷居于沪上，比较落魄，先住在环龙路63号，后得华侨襄助，住在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怀着“痛心疾首”的心情，总结以往，思考未来，建立他的理论，总结“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下一步路该怎样走。”　　前面讲到辛亥革命成功跟孙中山没直接关系，可跟孙中山直接有关的“第二次革命”失败，“第三次革命”又失败了，想想辛亥革命之前历次的革命，也是屡战屡败。很多人已经质疑孙中山了，跟着孙大炮干革命，是不是只会让大家充当炮灰吗？　　陷入失败的孙中山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事业，估计也像刘备一样，徒有髀肉复生之叹，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他上下求索，他左顾右盼，看到苏俄的成功，中国可能少个主义。于是，孙中山闭门谢客，开始发愤著书，着手写《建国方略》。从1918年到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孙中山发愤著述，写出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又名《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两本书。加上他1917年写的《民权初步》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便构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建国方略》全书。他希望在行动受到阻难，无力挽回局面的情况下，自己的著作能“启发国民”，“唤醒社会”。　　孙中山先写的“心理建设”，推出“知难行易”学说，讲来也挺滑稽的，貌似孙中山革命之“行难”，原因所在是民众思想之“知难”。哥的思想可深刻了，为什么哥的事业到现在没有成功，主要问题是哥知道的，你们根本不懂，这人啊，应该分三种：第一种是“先知先觉”者，能发明新道理，开创新事业，哥就是属于这种，生来就是做革命领袖；第二种是“后知后觉”者，他们虽不能发明，但善于追随模仿，我的信众——中华革命党党员还粉丝比如张静江、宋耀如这类“金主”就属于这一种，他们要永远追随在哥后面；第三种是“不知不觉”者，即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们“不能知，只能行”，根本不可懂民权的道理、治国的理论等等。说来说去，还是哥最厉害，哥把最难的事给搞定，哥就是你们的领袖，接受哥的领导吧！　　至于建设方面，孙中山发挥写科幻小说的特长，雄心勃勃地列出六大计划：一是修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二是修筑总共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三是修筑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四是整治长江、淮河、黄河内河水系；五是大规模移边开发边疆，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六是建设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各项实业。不过，孙中山的想象能力在当时算是不切实际，放在当下，却不是难事，估计《实业计划》百年之际，这六大计划差不多大功告成。　　就爱放大炮这一点，孙中山点可谓言行一致，但是这样的说大话、做大事的人来著书立述，也确实难为了他。不过，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似乎找到了革命的“合作伙伴”，那么谁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呢？
　　1、学生：五四运动　　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运动”爆发。那么，孙中山在这场运动有何表现呢？他赞扬道：“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面对青年学生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让孙中山意识到重提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重提。可见，孙中山又幻想着通过借学生运动来达到自己政治革命的目的。在这场运动中，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姿态鼓吹革命。　　对于“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的表现，孙中山的态度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因为矛头所向就是他打倒的对象——北洋军阀政府。当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学生有30人被当局逮捕，孙中山曾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他们。在孙中山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下，被捕学生很快得到了释放。　　5月6日，上海担任《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凌晨接到北京方面的电报，及时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情况的报道，同时打电话到孙中山住处，报告这一情况。孙中山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觉醒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中国民众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北洋政府不得人心。因而指示邵力子：“《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行是复旦大学。”在这一天早晨，邵力子手持刚刚印好的《民国日报》赶到复旦大学，自己撞钟，召集全校学生响应北京学生运动。　　5月12日，孙中山在给上海爱国学生写信说：“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是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　　5月26日，孙中山约请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归国华侨何葆仁到西藏路老金龙菜馆会面，对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大加赞扬，建议学生“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6月2日再次约请何葆仁和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朱仲华到莫利哀的寓所会面。对于学生担心在上海租界活动可能会引起工部局的干涉之事，孙中山]聘请了有关英籍和法籍律师，准备维护学生游行的权益，孙中山把这一信息告诉上海学生联合会，大大鼓舞了学生们参与运动的热情。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6月16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8月5日，他受邀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闭幕会议，发表演说，提到“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的观点。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他说：“救吾民国，惟有两途。一则维持予在南京三月为民国所经营之诸制度；一则从头再举革命之全事业而已。……在中华民国约法上，诸诸君为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决不患力之不足。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自己之权，吾果敢言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张国会必须恢复者，仅吾及吾党少数人耳，以此当大多数之反对，独立支持，二年于兹矣。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更拒绝吾人也。如此，则真正最后之和平，可得而致。”　　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接下来，国民党就处于一系列的“改组”的过程中：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改组，其实最终目标是想将中国国民党改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或者说也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经过一系列的改组，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了。
　　2、苏俄：十月革命　　1919年是孙中山与苏俄的列宁牵上了线，是孙中山转向“以俄为师”方针的关键一年。　　当孙中山革命事业处于碰壁之际，俄国十月革命却成功了，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于邻国革命者列宁的胜利，孙中山异常兴奋，他真诚地欢迎、同情和向往这次革命，渴望从那里找到推进中国革命的办法。　　“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孙中山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就用大字标题率先做了报道，还不断刊载赞扬和积极评价的文章。他说：“若俄国现在之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支持邻国革命的，虽不至于想着得到苏俄的帮助，但心里想，在革命道路上，至少有个同伴，分享各自的经验。　　1918年夏季，世界上各种反苏势力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诬蔑攻击，在这时，孙中山却亲自给列宁发去了贺电，电文说：“中国革命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表示了两党合作的愿景。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齐契林复信给孙中山，感谢他的贺电，向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信中希望“俄国劳动阶级”和“中国兄弟”“共同进行斗争”。那时的孙中山，依然希望欧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他的革命，但是英美等国似乎对孙中山不够热情，但是，孙中山对苏俄的兴趣也没有达到联俄的程度，仅处于对“革命的成功”的向往。　　有中国史学家从英国秘密外交档案中发现，从1918年2月起，苏俄开始派人来中国。在这首批形形色色的人员中，肩负重要使命并获得初步成功者是波波夫。这位化名波波夫的苏俄红军陆军军官从1918年5月起到1920年，至少四次来华。他同时期的西方研究中国劳工和共产主义问题的学者确信，波波夫最初的使命是了解在中国有无推广共产主义革命和合作者的可能，由于他的汇报，苏俄遂于1920年派员来华组织中国共产党。　　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标志着红色苏俄策动世界革命的大战略正式启动。在这个大战略中，自然不会忘记对中国的窥视，一名旅居俄罗斯的中国人刘绍周被作为来自中国的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并在3月5日的会议上进行了发言，提到了必须与“中国革命圣人”孙中山联系。中国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要被改变，过了两个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1919年，是波波夫第二次来华，这次他肩负了联络的使命。从12月17日到日，波波夫第二次来华，他同海军中将波达波夫及朝鲜籍、瑞士籍的同志等共7人，在上海逗留了4个多月，由于帝国主义特务监视，孙中山派廖仲恺、朱执信、陈其尤负责接待。这一点据西方情报人员报告，波波夫和波达波夫确实同在沪“中国激进分子”接触密切。　　1920年1月通过有关途径的沟通，孙中山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寓所会见了来自俄国的波波夫和波达波夫等人，表达了对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钦佩与崇敬，提到“准备在中国和苏维埃国家之间建立起深刻的国际主义的友好关系”。这是孙中山在俄国革命后第一次与俄国人接触并传达了友好信息。　　波达波夫一行结束了上海的活动，又去了福建的漳州，在漳州住了约十天，给陈炯明带来了列宁的亲笔信和签名照片。据陈其尤回忆，列宁来信的意思大略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表示敬佩和鼓励”，并由波达波夫转述，请陈炯明多注意发动群众等。　　陈炯明之所以进入苏俄高层的视线，与他某些不寻常的举动有关。当时，他率粤军占据了福建漳州及周边26个县的地盘，一方面，他运用有限的财力，按现代城市的模式改造漳州，开创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先声；1919年，他又邀请在广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南方支部迁到他管辖下的漳州，创办《闽星周刊》和《闽星日报》，开展新文化运动，为劳动大众说话，社会主义的研究俨然也以漳州为重要基地。美国外交官实地考察后发现，旧官员统治下的厦门肮脏、混乱和苛捐杂税“依然如旧”，而漳州的市政、教育显示出了“一个前进的政府所能造成的成果”，当地人民“感到彻底的满意和钦佩”，而“美国侨民对陈的施政也均引以为荣”。因此，在西方传媒界、外交官和侨民眼里，陈炯明既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施政者，也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香港媒体的说法是“欧人所认为东方第二列宁者也”。对于正在东方寻找同路人的苏俄来说，有军事实力、有地盘而又在辖区公然庇护社会主义者的陈炯明显然有接触的价值。　　所以，刚开始苏俄是选择了陈炯明的，而非蜷居上海的孙中山。但是1920年10月情况发生了变化，陈炯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几乎同一时间，波达波夫回到莫斯科复命，陈炯明复列宁的信函还刊登在苏俄《外交部公报》上。没多久，孙中山重举护法旗帜，经多方斡旋，使陈炯明接纳他回广州重组军政府，使陈至少在法理上处于他管辖之下，不具备独立地位的陈炯明自然就失去了作为苏俄合作伙伴的份量。当然还更重要的一方面，陈炯明虽然倾向社会主义，但不激进，而孙中山激进多了，并且最值得苏俄考量的是，孙中山在日正式改组中华革命党，综合考量一番，他们选择了孙中山。　　1920年11月，在上海孙中山与维经斯基在书房里探讨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种种事情，甚至讨论了“如何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广西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等问题。这是俄国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第一次一共产国际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这为孙中山后来进一步发展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了铺垫。畅谈中苏关系和苏维埃制度，终于牵上了线。　　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其实，这些都与陈炯明谈过。苏俄找到了陈独秀建党，觉得重新建党颇费时日，不如利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及其国民党。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终于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
　　3、军阀：三角同盟　　说来奇怪，孙中山怎么可能跟军阀结成同盟？说得好听一点就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当初孙中山到广州另组军政府，反对段祺瑞对德宣战的，可是，军政府成立之后，又声称对德宣战了——一切的一切，还那句话，革命斗争的需要！　　1919年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南方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宁武是辽宁省海城人，旱年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参加东北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　　日，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并强烈谴责西南军阀：“不法武人以割据西南为志，故于人民参与政治之举，力图破坏徒使民国名存实亡。彼籍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目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藐视人权。文决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　　这个时候孙中山的班底就是在福建漳州陈炯明的“援闽粤写”。西南军阀靠不住，即使是同盟会的唐继尧也靠不住，那就靠北方的军阀。　　1919年秋，刚刚被西南军阀抛弃的孙中山，决定与北方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建立“三角同盟”关系，在上海对宁武谈了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目的：“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　　这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后来，张作霖还给孙中山筹过军饷，对付的却是 “叛贼”陈炯明。　　对于孙中山去牵线张作霖，张作霖也深感意外。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当时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建设葫芦岛海港，通过奉军副司令张景惠的介绍，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这就是孙中山最终北上的原因，当然北上一去，成为绝唱，因为孙中山一命呜呼了。　　孙中山的革命，与其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不如说充满个人极权主义的色彩，为达个人目的，可谓手段不用之至极。先是引入日本会社模式，也就是搞黑社会的，跟日本黑社会关系不是一般的好，而且为争取日本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轻言许诺让渡各种利益，包括牺牲东三省。后来又引入俄式政党模式，痴迷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为争取苏俄的支持，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外蒙分离始作俑者是孙中山。，再加上宋教仁、郑铿、程璧光暗杀里的疑云重重，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批评孙中山“不择手段”了。
　　孙中山寻找合作伙伴时，一直以来想做大自己，那么如何做大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中华革命党在他经营之下，差不多山穷水尽了，只剩下廖廖无几的跟班。孙中山也意识到自己快要成孤家寡人了，1919年8月，他似乎总结出了一点经验，他说：“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为开展思想政治的宣传工作，孙中山委派自己的亲信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自创刊号起，连载孙中山著《实业计划》，以宣传自己的革命理想。　　鉴于中华革命党渐渐不得人心，日，孙中山对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在驻地发展新党员一事批示说：“自本党本部成立以来，是对海外招徕新党员，对于内地尚未进行，以不在吾人范围也……以后凡在吾人势力所到之地，皆当仿行就是”。这是自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之后，孙中山首次决定在国内发展党员。　　日，孙中山发表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公布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以适应该党成立后许多地方组织仍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的情况，谋求革命党人的团结与统一。其实，这个改组就是肯定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当然孙中山不承认自己失败，特意在国民党前加上中国两个字，以显示这是孙中山的国民党。　　改组国民党，当然也不忘记培植自己的死党，1919年也正是蒋介石真正走入孙中山视野。　　日，蒋介石请假2个月，离开粤军由漳州回到上海，他除了到交易所活动之外，有时也去探望一下处于革命事业低谷的孙中山。蒋介石常向别人提起，孙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经常去向他领教，“受教弥久，慕道益笃”，以表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亲密。蒋介石此举无疑给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形象加分不少，有些意志消沉的孙中山心里在想：现在我龙游浅滩遭虾欺，这个小子早请示晚汇报，一副誓死追随的姿态，“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小蒋是好同志。更何况，孙中山看到小蒋就想到曾经对自己言听计从的陈其美，陈其美既有军事才能，又生意头脑，可惜在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给暗杀了，眼前这一位正是陈其美的拜把子的小弟，可以作为陈其美的替补。
　　下篇：是非孙中山：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宋教仁、陈炯明等人是如何决裂的　　对于孙中山，如何评价？　　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论其毅力，可谓一生的革命者，至死方休，还在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意志坚定斗志强，可谓虽百折而不回，做得够可以了，但是很显然，孙中山存在严重缺陷，作为革命党的党首，其一缺乏领导能力，始终停留在会党的阶段。二则为达革命目的，可谓不择手段，爱国但又不乏卖国之举；追求民权却又不乏专制之手段。总体而言，孙中山作为的革命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这个理想主义者至少在人格层面而言，比其后来者蒋介石、毛泽东要高了许多。　　但是，孙中山身上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他民族观存在严重缺陷，甲午战争时，他竟为日军的胜利而高兴，认为这有助于他的“反清大业”，在中国受此大辱之际，他竟然积极与日本驻香港公使联系，请求日本以武力支持他、让他的反清力量与日军联手攻击清军。当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他向日本军政界频发贺信，并称汉人与日本人的关系是“中日同文同种”，并在信中感觉日本军队的行动。几年后，八国联军进攻华北期间，他再度为“清朝受重创”而欣喜不已，竟请求倭寇的台湾总督出钱出武器，帮助他立即趁机发动大规模反清武装斗争，在日俄战争中，他对日本此次作战的侵华性质予以回避，甚至为日本的出兵进行辩解。民国初年，他与袁世凯决裂之后，为进行反袁斗争，竟不顾民族大义，派遣武装力量在山东与日本侵略军搞所谓的并肩作战。　　当然，最为诟病的，孙中山不改会党之旧习，把黑社会运作手段推行到政治领域，以任何不择手段的方式暗杀，即清理自己队伍中对自己领导位置不利的人，嫁祸于政治对手，实现一石双鸟的目的。我们可以罗列一长串华丽丽的暗杀名单了，能够确定的，有光复会会长陶成章、立宪改良派核心人物汤化龙、著名记者黄远生……特别是黄远生，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 “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文党得国的计划，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 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孙中山时为一在野党魁，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必欲以暴力谋杀肉体消灭之，其心之险恶，非常人所能及。　　在陷害人方面，那真是高手：为陷害袁世凯，刺杀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为陷害西南军阀，刺杀海军总长程璧光；为陷害陈炯明，暗杀粤军总部参谋长……　　为了革命目的，也显示不择手段的一面。　　孙中山的水平确实有限，这一点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也是一种共识，诚如章太炎所说的，“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而宋教仁更是直言不讳了，说道：“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至于和他选择不同道路的人，评价更是不客气了。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元洪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孙中山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从辛亥革命前直至其死，一直都致力于破坏，而拙于建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百年动乱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始作俑者。　　从二次革命起，孙中山虽然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先后联合日本并引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联合苏俄，重组中国国民党，并与苏俄一道培植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军，施行党内独裁，以革命名义，借北伐名义夺取政权。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完成国民党的党国法西斯体制。孙中山为中国选择的道路，虽然名之为“革命”，其实这条道路是值得商榷的。也因为道路的问题，先后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四位同仁决裂：
　　1、章太炎　　1909年，作为革命元老章太炎为反对孙中山专制独裁而重建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在说章太炎之前，先说说光复会成员对孙中山的反感。浙江方面的革命党，以光复会为主，因对孙中山的RP值抱有偏见，对孙中山是不屑一顾的。比如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被抓捕，清政府负责审问徐锡麟的官员问他：“受孙文教令否？”谁知徐锡麟，到这个时候还要来损孙中山一句：“我自为汉种问罪满州，孙文何等鲰生，能令我哉！”鲰生是小人之意，可见对孙中山的厌恶之程度了。需要补充的是，徐锡麟因为瞧不起孙中山，所以强烈反对章太炎等人以光复会名义加入同盟会，最后章氏等人在1906年只得以个人身份入盟了事。为什么光复会员会普遍视孙中山为“市井小儿”？主要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革命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帮会力量，这也是当时清廷为何将孙中山鼓动组织的各地起义人员称之为“会党分子”的渊源所在。而光复会和华兴会全力动员的是留日学生的力量，也就是要改变黑社会性质。
　　历史有时是十分搞笑的。　　章太炎和孙中山两人在1899年6月日本首次相识的中间引线人，却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那时，三人同在日本流亡，章太炎、孙中山两人经梁启超介绍，彼此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报馆见面并作了一番深谈。　　尽管此前，章太炎在与梁启超谈论孙中山时，曾亲口表达自己对孙中山的看法：“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显然他不大同意梁启超所谓“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的评价。但是，章太炎与孙中山谋面深谈之后，又忍不住“论其人才优劣”了。章太炎当时对孙中山的认识是“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居然认为孙中山连汉末造反的张角，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都不如。　　章太炎的个性禀赋，一旦对某人某事产生印象，极易形成定见。他对孙中山的这个观感，为后来二人的关系涂抹了一层灰色基调。导致章孙两人友谊出现裂痕，终于发展到反目成仇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07年上半年。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当时，东京证券商玲木五郎资助孙中山一万元，另外，日本外务省亦秘密交付他八千元。孙中山急于将这笔钱带往南洋，筹划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所以，在临行前，他以一千元举行告别宴会，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余款尽数带走。因《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认为孙中山所给款额太少，不堪支出，同时，又因日本方面告以秘密赠款一事，他便一方面对孙中山的革命道德产生了疑忌，一方面则要求他将铃木所赠一万元全部留下。　　孙中山未能满足他这个要求，章太炎不免怒火中烧。同盟会员中一些人趁机从中挑唆，他竟头脑一热，意气用事，对真相未作深入了解，便气愤地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将它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中还说出这样的话：“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五六月间，传来消息，孙中山指挥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章太炎又和张继一起，甚至作出要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的提议。事态经黄兴等人调解，虽然得以暂时平息，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之后运械事件接踵而至，双方的误会更深。　　运械事件发生在1907年9月。孙中山为发动两广钦、廉起义，委托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购买枪械，运往广东。章太炎、宋教仁等得知这批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于是忙电告香港《中国日报》陈说此事，建议停止另购。与此同时，这批枪械也是辗转不利，先在广东未能卸下，再转往香港时又被港英当局勒令随船立即返日，待折回日本，终为日本警察当局全部扣留。事实上，这件事一是因为日本的阴谋，清廷也已从其它方面获得情报；孙中山却不解实情，认为全是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因此愤恨不已，内心种下芥蒂。他们的隔阂便由此日益加深。　　章太炎与孙中山正式决裂却是在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之后。先有《民报》被禁时附加罚款，日方声言逾期未交，章太炎就要被罚去做苦工。此事同盟会未予救援，最后反而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章太炎、鲁迅等人均对这件事感到“很大愤懑”。再有章太炎拟将《民报》迁往美国等处，于是急函孙中山，要求予以经费上的资助。此时，孙中山正为安置起义失败逃亡的义民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章太炎却误以为他是有意迁延，竟至于大动肝火，自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孙中山对章太炎往日在《民报》上时常发表章自己大感兴趣的哲学、宗教（尤其是佛学）文章，本有不满；嗣后，他派汪精卫来东京，背着章太炎秘密恢复了《民报》。此事为章太炎知悉后，他认为孙中山欺人太甚，自己则受到了莫大侮辱。　　双方关系遂正式宣告破裂。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一文，指汪精卫所复之刊为伪刊，文中对孙中山人格亦颇多中伤。他责骂孙中山“本一少年无赖”，精于揽权自重之术，“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又有卖国卖友之行，总之，“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可谓诛心之论。　　章太炎扯破脸皮开骂，孙中山也不甘示弱，香港《中国日报》等代表孙中山方的意见，则揪住1907年冬，对革命一度失望的章太炎想去印度做和尚，曾向清廷要人谈判路费等事，诋毁其为革命党之罪人，满洲之鹰犬，朝廷之侦探，“晚节不终”。　　双方前后作如是之意气争斗不止，甚至于翻老帐，造事端，互泼脏水，均有不少失态之举。其实，孙中山固然不是如章太炎所描绘的猥琐状，章太炎也从未想过叛变的事。对于这些争论中的言过其实之处，双方到后来都是有所反省修正的。　　与此同时，双方在组织上也划清了界限。孙中山将许多地方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章太炎则与陶成章等从同盟会分裂出来，重建光复会。由此，双方各自阵营，泾渭分明，以示彻底之决裂。
　　其实，章太炎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决裂，主要是在推翻清廷的战略设计方面存有分歧：孙中山主张将革命活动重点放在其家乡两广一带，而章太炎等人主张重点应该在江浙和两湖。因为这一地区接近清廷统治中心，容易造成更大社会影响，起事成功即可切断清廷财赋之源，动摇清廷根本。不应再浪费稀缺的革命经费，自中国南方那些偏离清廷统治中心的省份发动暴动。应该说，章太炎等人的这一战略认识，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后来辛亥革命果然最先在两湖的武昌和江浙一代取得成功，武昌起义已经作了最好的证明。　　但是，孙中山认为调整战略设计，有损自己的领导权威，于是有意疏远章太炎等人，并决心“另起炉灶”，抛弃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在南洋另建组织以图替代。不久，孙中山便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取代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将南洋的同盟会机关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使得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也正因为战略设计错误，南洋的同盟会机关几乎乏善可陈，也没有带来支援的革命的资金，纯粹空手套白狼来摘桃子了。　　在辛亥革命之际，各路豪杰汇聚沪宁之间，正需要各方同舟共济之际，孙中山根本没有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相反却忙着做兄弟阋于墙的小动作，实属不智。孙中山担心章太炎出来搅局，在未登上总统位置之前，就要求严肃同盟会纪律，一则声明防外人章太炎，二则更要防宋教仁这等内部小人。　　黄兴本来呈上去的临时政府名单里，拟由章太炎担任教育部总长、宋教仁担任内务部总长的，结果在孙中山主导的同盟会内部认为这个不行，这是两个坏分子，一唱一和，内外勾结，必须严加抵制。不明就里的谭人凤就责怪起黄兴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　　更为严重的是，刚刚登上临时大总统位置的孙中山，便指使其亲信陈其美暗杀章太炎的好友陶成章。革命工作是干不了的了，章太炎虽然接受了枢密顾问的任命，但到南京与孙中山会面一次后，便借口上海南京之间邮递便利，因此自己不必常住南京值班，而即行返回上海了。　　自从陶成章被暗杀后，上行下效，蔓延成势，许多地方出现排斥乃至杀害光复会员的事件，尤其是孙中山的老家广东，都督陈炯明下令枪决功勋卓著的光复会员许雪秋、陈云生、陈涌波等。面对这种局面，“一身入三会”的光复会员李燮和萌生退意，从此不问政事。　　孙中山此举，直接导致大量光复成员在脱离了革命阵营，除了李燮和，其他几位光复会元老不例外地选择离开，如蔡元培弃孙中山而去赴欧洲留学；龚宝铨更是心灰意冷，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研究佛学，自号独念和尚；蒋尊簋与章太炎组织统一党，也是孙中山分道扬镳。　　面对光复会的故友，或死或退，作为光复会的核心人物章太炎，丧失同志之痛无可言表，于是既攻击陈其美，又谴责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决不甘示弱，也是积极回应，一篇篇《哀章炳麟》、《该死的章炳麟》、《章炳麟非人》、《水性杨花之人妖》等等奇文出世。　　从此以后，章太炎逢孙必反，几乎到了不问是非的地步，唯一一次与孙中山合作，便是帮孙起草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的讨袁檄文，彼时，袁世凯反动面目已暴露无遗，章太炎亲撰檄文与其说帮孙中山，不如说替自己赎回清白。最终，当孙中山主张“联俄容共”时，章太炎又和孙反目，跳出大骂。直到孙中山去世，章还不忘以笔“报仇”，亲撰数联妄议贤者。其中一联贬多于褒：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上联将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和东北张作霖“奉系”势力以及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性质不分地混为一谈。且有意将孙中山比作三国时和曹魏、刘蜀鼎足而裂国分疆的孙权。流露出章潜意识里更多地认定民国正统在袁世凯开创的北洋一系，而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军政府”，所以他宁愿支持北洋出身的诸军阀而不赞成孙中山在广东“另立中央”，意欲“北伐”。　　下联“南国本吾家旧物”，字面上指孙权占据江南立国，实际上恐怕是影射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将家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将香山县“据为己有”（“二次革命”后为袁世凯所废，孙中山在广州建军政府时未恢复）。“灵修”一句出自《离骚》，是说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受秦昭襄王之骗，意欲与“虎狼之秦”修好，至秦地武关会盟，终于被秦劫持，终身不能回国，死于咸阳的典故。同样是“借古讽今”，将孙中山死于北京，比拟为楚怀王死于咸阳。至于 “武关无故入盟秦”，应该是指责孙中山晚年“联苏”政策不当，是在和强秦结盟，迟早有被秦吞并的一天。　　总之，这一番议论，对孙中山明褒实贬，足见章太炎对孙中山成见难释。结果他这副挽联未被允许在孙中山追悼大会上悬挂。
　　2、宋教仁　　孙中山与宋教仁走向绝裂是在1912年，也就是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之际。　　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孙中山的能力及人品逐渐被人所认清，他口口声声说革命，却搞不成一起像样的起义，只会玩女人，越玩越显萝莉控的倾向。光复会章太炎、蔡元培等知识精英们，素以注重人物的品流，看明白之后，自然想分道扬镳；而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等实干主义者们当然也有意见，但在黄兴的调解之下，名义还是呆在同盟会里。作为老大的孙中山，能力有限但对权力的渴望是无限的，他需要绝对的权威，如此一来，自1907年开始，东京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开始分裂，分会员另组以湖北为主的共进会及以浙江人为主光复会总会。　　认为孙中山严重不靠谱的，不仅仅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成员，还有许多同盟会的同仁，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直言不讳，认为孙中山与康有为是一丘之貉，属于钓名沽誉的野心家，如果这两人得势，必将使中国陷入于万劫不复之境。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面对同盟会管理层种种乱相，宋教仁认为唯有抛开孙中山，制定新的革命策略，才能改变革命形势的颓势，宋教仁在1910年春天提出要成立一个专主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谭人凤等深表赞同。1910年5月，谭人凤召集在日本的中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讨论建立组织问题。　　会上，宋教仁提出革命进行方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斩首号令天下，中策长江流域起义承上启下，下策南方边疆起义徐图进攻。宋教仁认为下策已行之而败（孙中山各次起义执行此策），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上策所谓鞭长莫及，运动稍难，现在可图中策，于是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独竖大纛，策动两湖及两江的新军革命，最终导致武昌起义成功，然后再由中部向四面扩散，呈遍地开花之势。这方面交手，孙中山确实完败于宋教仁。因此，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和革命宿老章太炎支持力挺能开局面的宋教仁。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也就是彻底地抛弃孙中山选择袁世凯。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实现“大首领”与“新人物”共襄盛举，为实现这个宪政框架，宋教仁必须架空摘桃子的野心家孙中山。　　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决裂，以及和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在各方面势力难于平衡之下，同盟会老于斗争的人和盲目崇拜孙中山的人，打起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毫无实质性贡献的这张牌，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孙中山内心深处最恨的是能力在自己之上的宋教仁，黄兴是实行主义者，用来冲锋陷阵的，孙中山点哪就会冲哪，且能顾念大局，宁可自己吃亏，这一点孙中山算是吃透了黄兴。但是，宋教仁完全不同，每每不相让半分，而且反倒把孙中山给吃透了，你孙中山就是门大炮，而且只会放空炮，黄花岗起义筹到的钱呢？辛亥革命筹到的钱呢？革命成功了，南北和谈了，你担心回来晚了，没募到钱却说带回来革命的精神，就会胡天海地吹牛，除此之外，就是玩女人了，革命不行，建设那就更不行了，若是给他主导的中华民国，铁定是新的太平天国，而他定是一个洪天王二世无疑。矛盾已经无需遮遮掩掩的了，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宋教仁主张不要把选票投给孙中山，导致17票中孙中山得到了16票。这一票意味会遭致怎么样的仇恨?宋教仁图样图森破了，孙中山惯用的会党的伎俩，稍有不意，就让你肉体毁灭。
　　中途回国的孙中山捡到了个临时大总统,才发现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北方的袁世凯，袁世凯是有条件可谈的，至于南方这里有两个人是没条件可谈的，这两个人一直以来认为孙中山不行，揪住不放，说“你只会投机骗钱，是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他们就是章太炎和宋教仁。　　孙中山开始将锋芒对准了他们。日，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立即实施报复，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意见第一段话开宗明义说同盟会是以中国本土的明太祖朱元璋、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为先驱楷模的天下为公、改朝换代、光复汉族、一统江山的民族主义种族革命。接下来“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权主者”，但直接妨碍孙中山这种革命事业的，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党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这里所谓的“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指的是率先提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附和响应章太炎相关言论的同盟会人士宋教仁。孙中山一派人之所以如此严厉激烈地谴责排斥章太炎等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妨碍孙中山执掌政权的绊脚石。章太炎已经自立门户了，本来就是疯疯癫癫的，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宋教仁，这个人必须要认真对付。　　最终，章太炎和宋教仁竟然没有安排进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去——可见，孙中山对他忌讳之深，不过，孙中山如此安排有人看不过去，于是就敷衍一下，弄个虚衔给章太炎，拿个法制局给宋教仁，算是教训一顿。　　当然，更让孙中山看宋教仁看穿的还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废立，孙中山从外国急回来摘桃子时，极力主张实行总统制，想着独揽大权一统江湖，想用黑社会那套方式来统治中国，跟主张内阁制宋教仁针锋相对，结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南北和谈成功，孙中山要交出刚刚摘到的桃子。孙中山马上搞起阴谋来，叫宋教仁来修改临地约法，改回宋教仁坚持的内阁制来限制袁世凯。这样一来，孙中山无异自打巴掌，又让宋教仁小看。　　民国初建，孙中山根本不懂议会政党政治，这方面的专家里手就是宋教仁，怎么办？孙中山总不能说同盟会是我的，我不同意参加议会选举吧，所以只能让出同盟会实权并放手让宋教仁改组成国民党。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解释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惮而不敢妄为，该为，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我们坚决不用黑社会的帮会那一套，搞成家长制的、秘密的、恐怖的、暴力的、不妥协的、一言堂的类邪教组织，强调党首的至高无上，全体党员以服从他的命令为唯一要件；我们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把会党改组成政党，由秘密会社性质改组成公开的政党性质，搞成公开的、自由民主的、和平的、群言堂的现代政党，要求党首大公无私、不搞个人小宗派、不搞个人崇拜的大公无党的党。如此开诚布公，不仅成功改组，而且吸收合并了很多党派，成立的国民党比同盟会不仅更加光明正大，而且声势浩大。　　改组同盟会被孙中山认为是在争夺领导权，是去孙中山化的表现，所以，孙中山欲逐宋教仁出同盟会不可。孙中山与宋教仁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的《答某君书》中介绍说：“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但是，这时候孙中山已经变成过气的政治人物，成了靠边站的所谓铁路督办，没有一点实权，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彼此比较，孙中山觉得自己是向隅而泣的弃妇了，其失落和嫉妒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改组好国民党的为宋教仁没有停下脚步，开始南北巡回演讲拉选票，言论风采也轰动一时，最终议会选举大胜，宋教仁走向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孙中山在想，我不干革命，我干什么？确实我搞铁路没搞成功，所以已经证明我不干革命就没事可干了，所以如果我刺杀宋教仁，把刚刚建立的共和体制打乱，把责任推给袁世凯，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启二次革命，重新占领原本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
　　正是在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在之后的选举中赢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日，就在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火车站北上之时，一颗罪恶的带毒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当时住在黄兴家中，而作为国民党的总理，竟然没有跟代理的宋教仁会上一面，谈谈如何组阁的心情都没有，相反孙中山于2月10日乘山城丸号赴日本进行考察访问了。　　那么，在宋教仁东下来上海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据《长沙日报》的报道，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时，宋教仁谈到黄兴、谭人凤、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及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而对于名声在外的孙中山却只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更是对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予以商善意的嘲讽：“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是该这个不自量力的小子退出历史舞台了，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肉体毁灭？那么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物色并指使武士英的是应夔丞。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　　宋教仁遇难之后，于右任是送终之人，深感宋教仁案之悲，写下了宋教仁墓志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言词之间，足见孙中山嫌疑最大。但是孙中山却利用宋教仁案，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又没搞成功，逃亡日本东京的孙中山于是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把刚刚转型为议会民主制长的政党，又拉回到了帮会家长制的会党，孙中山于日致函南洋党人，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这是孙中山对于一心想把他架空为“傀儡”的宋教仁等人，再一次否定排斥。　　这种恨一直延续着，直到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3、黄兴　　孙中山与黄兴分道扬镳是在1913年，也就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　　同盟会的建立，发起人其实并不是孙中山，而正是黄兴，黄兴成立华兴会后，想整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但是他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特别是长沙时务学堂的牛人们如杨度、范源濂、蔡锷等不统一到革命战线上来，他物色一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希望能够借他的名号，创建中国革命同盟。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7月7日，孙中山在返日途中写信给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说他去日本是为了“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有论者因此说孙中山这次是为了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并说程家柽等百余人前往迎接。　　事实上，孙中山到达横滨当天，宋教仁和程家柽在东京宫琦家饮酒，直到晚上6点多钟告知时，都没有得到孙中山“船抵横滨”的消息。日本警视厅的档案中记载，孙中山那天在横滨上岸后，只身住进旅馆中，并未有人欢迎。数日之后，孙中山才得以结识宫琦所说的“非常的人物”黄兴，开始了同盟会的筹备活动。此时离7月30日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只有四五天时间，而距同盟会正式成立，也不到一个月。既没有明确的组党计划，对留日学生的状况又不太了解的孙中山，结识黄兴之后，如此迅速地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党，的确是个奇迹。筹备过程中，孙中山主张取名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过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组建过程中，黄兴几乎在每个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　　同盟会建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萍浏醴大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起义，也是黄兴策动的。至于孙中山所策动起义，一直放在两广的边陲之地，规模基本在百人左右，影响不大。　　正因为认识了孙中山的严重不靠谱，没过多久，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就选择单干了，把策动革命的中心放到江浙一带，最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就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湖北的同盟会员也选择单干，建立了共进会，把策动革命的中心放在两湖一带特别是湖北，共进会的骨干们策动武昌首义。甚至湖南的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也离开了东京同盟会总部到上海成立同盟会，要单干，要经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带来，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发挥很好的指挥作用。　　不仅是江浙方面、两湖方面，以广东为革命目标的孙中山也想单干了，在光复会独树一帜的当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就舍弃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也改为“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不久，孙中山回到东京，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宋教仁也为此事前去拜访孙中山，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却告诉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孙中山何以有如此说法？孙中山回答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谭人凤资格最老，性格又耿直，当场批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面对质疑，孙中山无话可说，表示日后再议。　　对于见识过孙中山的人，他们认为说话吹牛是长处，但是能力绝对是硬伤，可以这么说，就是个国际骗子。但是，黄兴始终坚持把孙中山供起来，原因自然是想借中国同盟会，整合全国的革命力量。　　在“二次革命”前，黄兴一再逊让孙中山的，特别是在几次“倒孙”的风波中，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心，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带领两湖志士一直是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是黄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首先提议“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也是黄兴；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迭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危难时刻，“弛函劝顾大局”，拒绝受任同盟会总理，还是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谢绝革命党人的推举，迟迟不肯赴南京就任，翘首以待孙中山，使孙回国后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更是黄兴。　　与其说黄兴是逊让，不如说黄兴太了解孙中山的为人，他对宋教仁说过：“我不想做杨秀清第二”。要知道孙中山可是以洪秀全自比的。黄兴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在南京的内讧中重蹈杨秀清被洪秀全残杀的覆辙，正所谓，知孙者，黄也。几次下来孙中山也大致明白黄兴的心迹，知道黄兴是不会与他争位的，所以，黄兴在孙中山那里也是安全的，以致后来，黄兴脱离孙中山不愿加入那个家长制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不在意，相反还留着“二把手”协理的位置虚位以待，这叫投桃报李，江湖之中的义气。　　辛亥革命后，在国外晃颠回来的孙中山摘到了桃子，已经成为充满野心的专制者，特别在挑起“二次革命”之际，没有了陶成章的搅局，也没有宋教仁的夺权，认为对他威信挑战最大的是非黄兴莫属：一则认为黄兴不那么听话，临时大总统选举时，17票中湖南那一票投给黄兴，且在临时政府的事务中又一副挟我老孙以令各省代表的作派；二则觉得黄兴无能，辛亥革命之际丢了掉武汉两镇，“二次革命”又贻误战机，是“常败将军”；三则觉得黄兴跟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一样，出现路线错误的倾向，在讨袁方式上与孙中山出现了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则认为应该寻求司法途径，走和平路线。
　　“二次革命”其实是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革命，作为实行主义者黄兴确实有黄兴的无奈，即使没有孙中山的“逼战”，从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和作为宋教仁的好友出发，在反袁问题上是不容另有他求的，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实际指挥者及富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军人，他又深知办实事的艰难和当时南方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击败袁世凯。黄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在行动上就自然不可能果断干练。难能可贵的是，黄兴并没有退却，而是从大局出发，利用有限的条件，首先取得“宋案”的铁证，在舆论上击败袁世凯，接着进行军事准备，促李烈钧首义，迫程德全独立，“挥泪出师”，指挥革命军与袁军作战，最后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离开南京。　　“二次革命”失败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则经过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动荡，民国初创，举国待兴，国民有一种求安定的普遍心理；二则袁世凯独裁面目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三则宋教仁案是个迷案，真凶是谁众说纷纭；四则革命党没有一支统一调度、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在这样的情况，偏于理想主义的孙中山轻启战端，自然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黄兴在“宋案”之后不同意立即动武绝非“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失败之后的孙中山怨天尤人起来，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党员不听话，而自己最大的合伙人黄兴是最不听话的。黄兴的小弟竟然改组革命党为国民党，当初孙中山成为领袖靠的就是改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会党联合的，你这一改，两湖地区加上江苏地区联合起来，加上全国其他各省，甚至连新疆的杨增新都加入了进来，小弟跑得欢，难道没有你这个大哥授意？　　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可谓一箭双雕，主要针对的是华兴会的势力。一是去除宋教仁改组国民党的影响，二是要求黄兴绝对服从自己。孙中山要确立自己是“唯一之领袖”、“革命之导师”、“共和”和“民主”的象征，党员若想“再举革命”，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他，“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绝对按照他的指挥跳舞。　　面对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作为实行家的黄兴情绪反弹很厉